特约光明日报记者4日专稿，水是28日上午开始渗的。不大，滴答滴答三四分钟才接一洗脸盆。渗水引起了在建的王家岭煤矿碟子沟项目部的注意，上午11时，项目部开了一个调度会。那是最后一次可能改变结果的机会。技术副经理张军伟和生产副经理曹奎兴带队下到渗水的101工作面查看，还尝了尝，水很清澈，没什么酸味儿。经理们据此判断渗水可能是地下水，而非危险所在 ——废弃煤窑积水。
在煤矿掘进中，废弃煤窑积水叫作“小窑老空水”。这种浑浊酸涩的积水由于水量巨大涌势凶猛，被视为井下安全的大敌。于是，开工继续。这样的判断无需请示上级，碟子沟项目部自己就可以决定。在煤矿井下，“渗一点儿地下水实在不新鲜”。就在3月初的地下水文勘探中，勘探方中国煤炭科学研究总院西安研究院并未做出“地下有水”的结论，并料定“50到100内掘进没问题”。
此外，工程的进度是项目部的头等大事，这个预计年产原煤千万吨利税10亿元的国有大矿的投产时间定在10月份——王家岭矿所属的华晋焦煤公司要求“提前5个月完成工期”。但这个判断距离积水汹涌而出只有不到3个小时。这次的“一点儿水”实际上有11万立方，将在160分钟后从101回风槽工作面破壁而出，将已被统计的153名建筑工人困在井下，至今生死难卜。
没有一个人像期望的那样从水中泅渡而出。急救人员等了24个小时，也没有见到一个伤者当事发29小时后记者赶到现场时，整个碟子沟已经充塞着近千名救援人员，一天过后，这个数字更扩张了一倍。卸载、抬运、装配、焊接直至照明、电力、通讯保障、后勤运输一应俱全，却鲜有进展。
这是透水事故的特点：绝大部分情况下，工人要么生还，要么遇难，不会像瓦斯爆炸一样产生大量伤者。与数十名同行一样，河津市急救中心医生杜继红领着5名急救人员在现场待了整整24小时却无事可做。他在多次矿难中积累的急救经验丝毫未派上用场。那一瞬间过后，红旗队的一群工人很快逆着方向钻进了井口，要去救他们的同乡、亲戚和朋友。其中就有红旗队队长田丰成手下的6名工人。他们能做的也仅仅是： 跑下一段近千米的斜坡，再上坡，再下坡，守在不断上涨的水边近一个小时，黯然而归。没有一个人像他们期望的那样从水中泅渡而出。
红旗队的掘进工、37岁的山西夏县人“李”就坦率地承认：他没有参加救援，因为“害怕”和“不知道该做什么”。仅仅在四十多天以前，他还是一名盖房子的瓦工，也从来没有人给他培训过井下的工作和救援常识。另一拨刚从井下逃出的工人在井口撞见了项目副经理常世坤，他们揪住常的领子，要他去井底下。作为唯一一名主管安全的副经理，常的冷静救了自己：“冷静冷静，你们打死我也不管用，现在最关键的是排水，救出人来。”随后，他下到井底，连续装了二十多个小时的水泵。在此期间，这一情节被一家报纸表述为“被一些工人追打”。实地的排水工作很难做。
尽管胡锦涛、温家宝相继批示全力营救，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及国家安监总局局长骆琳、副局长赵铁锤及山西省省长王君先后赶来，预期目标仍然被一再延后。在3月29日抢险指挥部的一份关于抢险的内部实施意见上，将抢险的一期目标定为每小时排水560立方米；但直到3月30日晚间6时，排水量仍然只有每小时160立方米。
由于巷道过长，临汾市送来的两套井下有线通信系统和河南省送来的两台每小时共可抽1100立方米的水泵只得原路送回；井下有大量错综复杂的电缆、工具、绞车，山西省水利厅厅长带来的潜水员最终也未能派上用场。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华晋焦煤集团副总经理、王家岭煤矿建设总指挥兼“3.28”透水事故抢险指挥部技术组组长孙守业估算：井下现有11万立方米的 水，并有新水源不断渗入，水面下降不明显。他谨慎地否认了“有84名工人被困的地点位于水面上方，有可能生还”的传闻。
被困的工人除碟子沟项目施工方中煤一建63处自己带来的河北工人外，主要来自山西、福建、广西等地，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工作时间很短的合同工。63处自己带来了27、81、82、红旗等自己掌握与管理的施工队，并雇用了综一、综二、31、29等私人施工队，加起来总共19支。私人施工队雇用工人和下井安排的随意性，实际加大了统计受困工人数量的难度。不同于施工方中煤一建公布的153名工人受困的数字，现场有施工队负责人私下估算，实际受困人数可能高于200人。
加速，加速！由于有效地加快了工程进度，施工方中煤一建63处先后收到项目甲方的贺信达14次之多。在事故发生前14天，碟子沟项目部下发了一份《碟子沟项目部促进度保工期奖励办法》，明确规定了每个队的节点考核奖励办法。其中之一是：27队、综三队如果能在8月5日完成101工作面贯通，各奖励7万元；每月还将评选一二三名“王牌队干”，各奖励5000、3000和2000元。掘进米数在碟子沟几乎是奖惩的唯一标准。
在事故发生之前的2010年1月24日，打穿了“小窑老空水”的27队便遭受了63处碟子沟项目部的通报批评。记者在一份内部处罚通报上看到：“我项目部27队，由于现场质量管理差，质量意识极差，在本月23日验收中暴露出很多问题……以上问题已严重影响巷道的安全使用。”项目部对27队的处罚是：罚款10000元，并扣罚掘进米数50米。
按照31队队长汪德运的解释，这意味着5万元的施工费用将被罚没。碟子沟项目部经理，也是63处的处长姜世杰定下的惩罚标准是：每一米掘进任务未完成，都将罚1000元钱。31队第一个月的工作指标是掘进60米，第二个月是80米，实际上第一个月只完成了45米。干惯小煤矿掘进的汪对这种要求不太适应，但他别无选择。
如果150米的掘进总任务没有完成，他押在项目部的10万元押金不退。当初他没谈条件便与这项工程签约的动机是：国有大企业，工资有保障；更重要的是安全。安全，也是这里吸引许多工人的理由。胡耀明在矿山工作过十几年，他来碟子沟工作前先考察了一番，觉得很满意：这个煤矿产生的瓦斯很少，不易发生爆炸；井下无木结构支撑，不易发生火灾；由于是按照每天三万吨产煤量设计的，巷道远比普通煤矿高大，达到宽7米、高6米，逃生也相对容易。他这才放心地带来一帮老 乡，唯独没有想到可能会发生透水事故。
他来之后不久便感到隐隐地不安。这项工程甚至没有严格执行井下上岗证制度，施工队每天有多少人下井，只需向调度室汇报一声即可。令施工队们不满的另一个细节是：这项工程不仅工期苛刻，而且无利可图。每掘进一米，63处只付给他们一千三百元，而小矿会给到两千元以上。当然，有奖励措施作为补偿，标准便是工程进度。提前、加快——大量类似词句形成的一种加速度气场，不仅出现在抢险现场，而且贯穿在整个王家岭煤矿建设的每一个细节中。碟子沟项目经理办公室里挂着牌匾“勇争第一”，院里的标语有“除锈亮剑”——它源自中煤一建公司总经理葛惠永针对施工进度无法再提高一步时提出的口号，“思想上要‘除锈’，行动上要‘亮剑’”。另一块标语牌上有这样的话：“牢固树立只有依靠‘快速发展’才能解决一切问题的理念”；27队的办公室里贴着对工人的激励语：“谁英雄谁孬汉，嘴巴说了不算；比一比看一看，成绩定工资单”。
“3.28”透水事故发生后，华晋焦煤董事长武华太为王家岭煤矿建设工程提出的口号“花钱买进度，合法建项目”的前半句被媒体找出，发到网上。少为人知的是中国煤炭新闻网2009年11月24日的一篇报道：《王家岭上“王牌军”》。此文将63处称为“王牌军”，列举了大量该处如何在王家岭煤矿项目建设工程中加快进度的数据，语调惊喜：“44个月次超越国家甲级队施工水平”
“2009年春节后，平均月进尺高达210米，相当于国家甲级队的2.7倍”“创造了国内大断面、超长巷道、斜井提升、机械化快速施工新纪录”，“出矸时间由原来的平均4—5小时，缩短为平均2—3小时，最多时缩短到了1小时40分钟”等。为此，今年以来，63处先后收到项目甲方的贺信达14次之多。
必须快起来的中煤集团按照中煤能源集团在煤炭整合形势下的布局：“提高煤炭产量，抢占铁路运力和市场空间”，“战略的要义在于近期为我们增加区域性话语权”。王家岭煤矿无疑是这种战略调整的第一个践行者。作为1965年组建的老牌矿井施工企业，63处当然很清楚：如此加快工期对促进安全生产决无好处。但它也许别无选择。其内在逻辑动力，或可从2009年8月13日的《山西日报》窥见一斑：“早一天出煤，早一天将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7月中旬，记者在王家岭煤矿建设指挥部了解到，这样的观念和认识已深入到全体建设者心中，并转化为热火朝天的热情和干劲。”
这个尚未建成便因此次透水事故震惊全国的王家岭煤矿，是赫赫有名的国家“十一五”重点工程，是经国家发改委核准(发改能源1563号)，国务院第100次常务会议批准，由华晋焦煤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开发的国家和山西省重点项目。其面积达180平方公里，纵贯山西省临汾市乡宁县和运城市河津市。“那个煤矿谁不想要啊，但那是国家级大企业的，谁拿得到？”在煤炭行业浸淫近10年的山西本地煤老板刘晋说。
刘晋这几天一直在关注“3.28”事故。与许多煤老板一样，他想知道这次事故是否会像从前全国发生的多次矿难那样，让他的两个年产量加起来二百余万吨的煤矿停产整顿。事故令在临汾尤其是乡宁县开过煤窑的诸多煤老板惶惶不安，不知自己是否会被追究责任。事故发生后的初步结论是凿穿了一个废弃煤窑，导致窑内屯积的水灌入——众多网民从而第一次听说这个专业名词：“小窑老空水”。
“我们开煤矿的都特别注意预防透水，经常用自备的趟水钻钻探50或100米，看有没有水。如果有水就赶快停工。王家岭的事，或许是因为施工的都是建筑工人，不是煤矿工人，不太注意这个。”他推测。无论从哪一角度衡量，王家岭煤矿都会令煤老板们垂涎三尺。它的煤种为优质瘦煤，是极好的炼焦配煤。刘晋说，这种煤的价格可达到每吨一千多元，为一般取暖用煤的三倍以上。而整个煤矿地质储量达23.42亿吨，可采储量10.36亿吨。
2007年4月9日，华晋公司在河津市举行了王家岭煤矿的开工奠基仪式，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王显政、时任山西省副省长靳善忠到场。华晋公司对它的投资概算总额达51.68亿元，投产后可望年产原煤千万吨以上，年利税10亿元。
根据事故发生前两天——2010年3月26日的《山西日报》报道，“王家岭煤矿项目工程正在加紧施工”。这一工程目前已累计完成投资21亿多元，矿井将于10月份投入运营，提前5个月完成工期。提前5个月，意味着数百万吨煤炭的产出，和近5亿元的利税。但另一点少为人知的动力是：提前产煤或许并非王家岭煤矿工程一再赶进度的最终目的。华晋焦煤有限责任公司是2001年2月按照国务院国办通（2000）10号文精神改组的国有股份制企业，两个股东中国中煤能源集团公司和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各持50%的股份。像刘晋这样的煤老板都知道，王家岭煤矿所在的乡宁矿区，是它拥有的两大矿区之一。在2009年上半年开始的山西煤矿整合浪潮中，华晋公司抓住了机会。它依靠自己的国企身份优势，在主焦煤基地吕梁和临汾地区展开煤矿收购，仅在乡宁一县就整合了五处小煤矿，矿井能力扩至每年900万吨。按规划，其2010年的原煤生产能力将达到2100万吨。放在一个更广阔的范围来看，这是华晋公司的两个股东之一——中煤能源集团公司新年新布局的一部分。
2010年1月19日，中煤能源集团公司总经理王安在全集团2010年工作会议及职工代表大会上做了一次承前启后的工作报告。据一位与会者回忆，王安的报告中有这样的提法：“战略的要义在于近期为我们增加区域性话语权”。同时，多次出现的还有一个更为关键和现实的要求：“提高煤炭产量，抢占铁路运力和市场空间”。王安的报告折射的背景之一是：中煤集团并非山西煤矿整合的最大受益者。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它在这一备受争议的浪潮中，或许还将处于相对不利的利益境地。山西煤矿整合的一种提法是：“5+2+1”，即五家山西省大型煤矿集团、两家大型煤炭运输和贸易企业、中煤。
大同煤业、山西焦煤、阳泉煤业、潞安矿业、晋城无烟煤是山西省政府最早确定的五大煤矿整合主体，均为老牌国企，在此次煤炭整合中获利最大。2009年，仅阳泉煤业一家的产能便由6340万吨提升至10360万吨，几乎赶上了中煤的12500万吨，控制的煤种也从单一的无烟煤扩张至利润更高的焦煤。中煤的总产量虽然仍为全国第二位，但市场份额相对下降了。在这种强敌并起的形势下，中煤势必做出战略调整，加快发展步伐。
王安报告还列出了2010年的生产计划指标：年产原煤15000万吨，比2009年增加两千五百万吨，是近年来增幅最大的一年。而高质量高储量，又完工在即的王家岭煤矿，无疑将成为这种战略调整的第一个践行者。矿难还在，官不难当了在煤炭整合之后，安全监管工作亦收归省煤炭工业厅，市、县政府有关部门不再负责。煤炭大整合实际上令许多人松了一口气，尤其是山西各地市的大批官员。煤矿大省山西同时也是矿难大省，随时可能令官员们头上的乌纱轰然坠地。
临汾市委书记一职甚至被诸多官员视为畏途，一度空缺长达199天。此次煤矿整合，山西的煤矿从2700座缩减为1000座，无疑减少了这种危险。更关键的是，煤矿收归这些大型企业，监管责任主体也将随之发生变化。“晋官难当”或许由此改观。在这次“3.28”透水事故中，临汾和运城两地官员被问责的可能性或许并不大。
根据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2010年2月9日下发的《关于进一步明确煤矿安全监管职责的通知》，“5＋2＋1”的全资及控股煤矿，其安全监管工作由省煤炭工业厅负责。其隐患排查治理、复工复产验收等安全管理工作相应进行调整，市、县政府有关部门不再负责。由此，乡宁县劳动、煤炭等多个部门在“3.28”透水事故发生后，显得异常超脱。与官员们担心自己的责任相比，更多的人更关心这次救援本身。国家安监总局的派遣小组全力投入了救援的指导与组织工作，而不是就地展开调查，为事故做责任结论。
一个与此相关的事实是：从2001年至今，山西还没有发生过死亡150人以上的矿难。那些更容易被问责的人，此刻也没有闲暇为自己多考虑。碟子沟项目部的经理姜世杰担任了“3.28”透水事故抢险指挥部现场救援组排名最后一位的副组长，指挥部的总指挥是山西省副省长陈川平；安全副经理常世坤也没有如传闻中被控制起来，他这几天一直在负责井下的通风工作。甚至没有人找他谈论抢险之外的话题。面对记者的提问“是否在施工前进行了地下水文环境的勘探”，常世坤的回答是肯定的。在他的记忆中，项目部本身没有专业的勘探能力，只能时常根据施工进度聘请专家，最近一次勘探就在2010年3月，请的是中国煤炭科学研究总院西安研究院（简称西安煤科院）。这家机构成立于1956年，是专门从事煤田地质勘探研究的大型科研机构。
常世坤回忆，3月份这次勘探，它先后用瑞利波和电法勘探两种方法勘测，并未做出“前方有水”的结论，而是分别料定：50米与100米内施工，不会有问题。这一结论成为“3.28”透水事故中一个突出的因素，也是常世坤唯一承认的工作失误。当被问到赶工期是否会引发生产事故时，他长时间地沉默。在此前中煤一建下发的一份《公司所属各单位2010年伤亡事故控制指标》中，要求包括63处在内，该公司全部9个建设单位年死亡人数均为零。
此次“3.28”事故发生后，西安煤科院也派出了10名专家和技术人员参加抢险。但对这次抢险的结果，没有人能确切地给出乐观或悲观的判断。参加救援的河南省矿山抢险救灾中心主任冯立杰告诉记者：中国的地下水系主要在太行山以东，邯郸、邢台和焦作等地区。山西本身地势较高，区域面积又小，很难有大规模地下水的存在。根据经验，一般小窑老空水的储量不过三四千立方米。此次“3.28”透水事故的原因，还不能武断地判定。如此多的水量，可能是打通了地下河流，但也不排除小窑老空水的可能。因为山西的地下煤窑太多，“许多废弃的煤窑积水如果越积越多，最后贯通，水量就很难说了。”
又一天过去，153名被困工人还没有一人升井，但各种真伪混合的传言给了许多人以希望，其中之一是河南女子王文。她的丈夫马永新正在井下，她却毫无忧色，眼神和手指同时在记者拿来的现场示意图上不断滑动：“他们说了，我老公待的队是施工队里头位置最高的”。而另一名本地工人王有的弟弟王喜也抱有希望。根据示意图，他哥哥所在的矿建四队在地下578米处工作，而水是从27队负责施工的地下560米处涌出的。他只是对抽水速度表示极端地不满。而记者在3月29日上午张德江副总理参加的第三次抢险指挥部会议记录上看到：只有36名工人受困的位置“理论上高于水面”。
特约新华社记者5日专稿，邓小平的第一个妻子叫张锡瑗。1907年生，比邓小平小3岁。青年时期她参加过学生运动，后被党组织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其间，与邓小平相识，1928年初结婚。当时，为庆祝这对年轻革命者喜结良缘，同志们在上海广西中路一个叫聚丰园的四川馆子里办的酒席，共有30多人参加，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王若飞等在中央工作的同志都到场了。
邓小平的第二个妻子叫金维映，人们叫她阿金。她和邓小平同岁，是1931年在上海相识的。同年7月中旬，他们同被派往江西中央苏区工作，一路同行，后来结为夫妻。金维映早年从事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工人运动，她和邓小平一同到中央苏区以后，先后担任中共于都县和胜利县的县委书记，领导两县党政军民开展经济建设、扩大红军和支援前线，是一位有能力的红军女干部。1934年，参加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是红一方面军中几十位参加长征的女战士之一。1938年组织上送她去苏联治病。几年后，正当她在莫斯科郊区一家医院中治病时，不幸牺牲于战火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