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俄罗斯几百年的恩恩怨怨--世仇？

特约新华社记者莫斯科和华沙18日专稿，波兰，一个位于东欧平原的国家，也是一个西斯拉夫人国家，她的历史是一部史诗般的历史，其中包括无数的光荣、骄傲和血泪。

早在6世纪～10世纪中叶，西斯拉夫的原始公社就开始逐步解体，封建土地所有制产生。10世纪中叶，以格涅兹诺为中心的波兰部落逐渐统一了其它部落。皮亚斯特王朝（Piastów）的大公梅什科一世（Mieszko I，约960年～992年在位）建立了早期封建国家。公元996年，波兰接受基督教。1025年，（勇敢者）博莱斯瓦夫一世（Boleslaw I Chrobry，992年～1025年在位）加冕为波兰国王，波兰成为一个强大而统一的国家。

封建国家的建立和统一时期（10－15世纪中叶）
12世纪中叶，博莱斯瓦夫三世（Boleslaus I，1102～1138在位）死后，由于王公、贵族和教会封建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和城市的兴起，全国分裂为几个公国，波兰进入封建割据时期，达200年之久。瓦迪斯瓦夫一世（Ladislaus I，1314～1333在位）统一大波兰、小波兰、库雅维，于1320年在克拉科夫加冕为波兰国王。卡西米尔三世大帝（Kazimierz III Wielki，1333年～1370年在位）又统一了马佐夫舍。但是，西波莫瑞和东波莫瑞还分别为勃兰登堡和条顿骑士团占领。西里西亚则被波希米亚王室占领。为抵抗条顿骑士团的侵略，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大公国实行了王朝联合（1385），立陶宛大公瓦迪斯瓦夫二世·亚盖洛（Jagiellon）为波兰国王。1410年，波兰－立陶宛联军在格伦瓦尔德战役中，给了条顿骑士团以毁灭性打击。1466年，收复了东波莫瑞。

第一共和国时期（15世纪中叶－1795）
以格但斯克为中心的东波莫瑞的收复，刺激了波兰粮食的出口，贵族庄园纷纷建立劳役制庄园，从事商品粮食的生产。城镇出现手工工场。1505年，议会通过宪法，规定未经议会同意，国王无权颁布法律。从而削弱了王权，招致外来势力干预，面对莫斯科咄咄逼人的扩张势头，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大公国议会在卢布林通过了成立统一的波兰共和国的决议，首都从克拉科夫迁到华沙。波兰共和国成为一个多民族的农奴制国家，面积达31万平方公里，17世纪后半期，波兰的农奴制进入了危机阶段，1648年赫梅利尼茨基（Богдан Михайлович Хмельницкий），领导的哥萨克在乌克兰举行民族起义。统治阶级内部也分崩离析，1652年大贵族迫使议会通过自由否决权，1654年沙俄对波兰宣战，兼并了第聂伯河以东的乌克兰。北方战争初期、波兰被迫追随俄国参战。1655年波兰－瑞典战争爆发，波兰丢失部分领土。1733～1735年俄、奥与法、西、撒丁为争夺波兰进行了战争，严重破坏了波兰主权和国家经济。

波兰第一共和国的政治制度非常特别，在当时也是相当先进的，称为“贵族民主制”。这种制度有两根支柱，一个叫自由选王制，国王由贵族选举，凡不是贵族就没有民主权力；一个叫自由否决权，只要有一个议员反对，这项议案就不能通过。而真正的民主是基于少数服从多数的基础之上的，所以这种贵族民主造成了波兰极端的民主和无政府状态。这也导致了在有争议的议题上往往议而不决，从而导致国家意志得不到体现，这也是波兰最后衰亡的一个重要因素。
18世纪后半期，波兰生产关系中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在西欧启蒙运动影响下，中小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发起爱国革新运动，但受到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Екатерина II Алексеевна）武装干涉。1772年，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对波兰进行了第一次瓜分。波兰人民在法国革命的影响下，把革新运动推向高潮。1791年5月3日，波兰四年议会通过了《五三宪法》（Konstytucja 3 Maja），取消自由否决权，这也是欧洲最早的宪法。叶卡捷琳娜二世再次对波兰进行武装干涉。1793年，俄普两国对波兰进行了第二次瓜分。1794年，波兰人民在民族英雄科希丘什科领导下举行起义，后被俄国镇压下去。1795年，俄、普、奥三国对波兰进行了第三次瓜分。
波兰的三次被瓜分

1772年5月，沙皇俄国、普鲁士、奥地利三国在彼得堡会谈，于8月5日签署第一次瓜分波兰的条约。据此，波兰丧失了约35%的领土和33%的人口，波兰成为俄、普、奥的保护国。1793年1月23日，俄、普在彼得堡签订第二次瓜分波兰的协定，经第二次瓜分，波兰成为仅剩领土20万平方公里，人口400万的小国，成为沙俄的傀儡国，波兰国王未经沙皇许可，不得与外国宣战与媾和。 1795年1月3日，俄、奥签订第三次瓜分波兰的协定，10月24日，普鲁土也在协定上签署。根据该协定，波兰领土被全部瓜分。“俄国吞并了立陶宛、库尔兰、西白俄罗斯和沃伦西部，把边界推进到涅曼河—布格河一线，共12万平方公里，人口120万；奥地利占领了包括克拉科夫、卢布林在内的全部小波兰和一部分玛佐夫舍地区，共4.75万平方公里，人口150万；普鲁士夺得其余的西部地区、华沙、其余部分的玛佐夫舍地区，共5.5万平方公里，人口100万。”至此，存在了800多年的波兰国家灭亡了。概括在三次瓜分波兰的过程中，沙俄夺占的领土约占原波兰领土的62%，共约46万多平方公里；普鲁士夺占约20%，共约14.11万平方公里；奥地利夺占约18%，共约12.18万平方公里。经历了这三次瓜分之后，波兰亡国，波兰就从欧洲地图上消失长达123多年之久。

1809年拿破仑一世（Napoléon Bonaparte）在波兰中部建立华沙公国（Ksi？stwo Warszawskie），拿破仑失败后，华沙公国被肢解，其西部土地成为波兹南公国（Wielkie Ksi？stwo Poznańskie），受普鲁士管辖；在克拉科夫成立了中立的克拉科夫共和国（也叫克拉科夫自由市，Rzeczpospolita Krakowska，或者 Wolne Miasto Kraków）；在其主要地区成立了波兰王国（Królestwo Kongresowe），由俄国沙皇兼领国王。1830年11月29日，一批贵族青年在华沙举行起义，结果失败。1846年克拉科夫起义也遭失败，克拉科夫被并入奥地利。1848年波兰人民又一次掀起革命，迫使普奥当局废除农奴制度。1863年 1月的起义遍及波兰王国、立陶宛和白俄罗斯西部。1864年3月2日，沙皇政府不得不颁布解放农奴的法令。 1864年后，波兰王国的资本主义有了很大发展，19世纪七八十年代，完成产业革命。从80年代起，先后成立了波兰国家民主党、波兰无产阶级党、波兰社会党和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后改名为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家民主党投靠俄国，社会党右派投靠奥、德，只有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左派坚决反对战争。

第二共和国时期（1918－1939）
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到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1918年8月29日，苏俄政府颁布法令，宣布废除沙俄与普、奥签订的关于瓜分波兰的一切条约，承认波兰人民享有“独立和统一的不可否认的权利”。与此同时，1916年11月，德国政府许诺建立“独立的波兰国家”，12月底，德、奥成立了“波兰临时国务会议”，并在波兰青年中征兵，社会党人毕苏斯基（Józef Klemens Pi？sudski，1867—1935）被任命为临时国务会议的军政部长。1918年10、11月，奥匈帝国和德国趋于崩解，从而为波兰的复国形成了有利的国际条件。10月28日，奥占区的波兰爱国者在克拉科夫成立了“波兰清算委员会”。11月7日，社会民主党人在卢布林成立了波兰共和国临时人民政府。10月23日，华沙组成了波兰政府，11月11日，该政府由毕苏茨基领导。卢布林政府和克拉科夫的清算委员会也宣布接受毕苏茨基领导。11月18日，毕苏茨基在华沙组成联合政府，他成为波兰共和国的国家元首。这样，自1795年波兰被瓜分灭亡以来，历经123年，至1918年11月恢复独立，重建祖国。

1919年12月8日，协约国最高委员会在巴黎和会上通过决议，同意重建波兰国家，承认波兰共和国，并建议在俄波之间划一临时分界线，即沿着格罗德诺、布列斯特、赫鲁别舒夫、普热米代尔、直到喀尔巴阡山一线。然而，波兰政府力图恢复1772年的俄波边界线，为此，新成立的波兰共和国就发动了对也是新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俄国的战争，史称苏波战争。1920年4月，波军进占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广大地区，苏俄红军进行反击，将参与干涉的波军赶出了国境，并将战火烧到波兰的首都华沙，但最后在华沙战役中苏俄军队被波军击败，波兰军队虽然取得了最后军事上的胜利，但是自己也力不胜任的战争弄得民穷财尽，最后双方同意媾和。7月12日，英国外交大臣寇松（George Nathaniel Curzon，1859—1925）代表协约国致电苏俄建议停火，停火线大体是巴黎和会决议中规定的分界线，故称“寇松线”。7月22日，波兰要求停战。1921年3月18日，波兰与苏俄在里加正式签订《波兰与俄罗斯和乌克兰和平条约》，即《里加条约》。其主要内容是：缔约双方承认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独立，划定了波兰东部边界（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西部地区划归波兰），这时波俄边界线约在寇松线以东150英里处。根据该条约，波兰获得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以及立陶宛的一部分，苏俄在这场战争中损失了大片领土，这也为二战时苏联和德国分割波兰埋下了伏笔。由《里加条约》确定的波俄（苏）边界一直保持到1939年9月17日。另外，根据1919年巴黎和会决议，波兰获得了东波莫瑞和波兹南地区，但泽（后波兰改为格但斯克）被辟为国际自由市，西里西亚的大部分仍归德国，波兰领土面积共38.8万平方公里。1921年 3月，议会通过宪法，波兰成为议会制共和国，史称波兰第二共和国。

1926年 5月，毕苏斯基发动军事政变并上台，自任总理，在波兰境内实行独裁统治，逮捕议会中反对他的人，宣传法西斯主义。另外，他积极和纳粹德国的元首希特勒（Adolf Hitler）合作，签定了《波德互不侵犯条约》。1938年，波兰共产党被解散，党的主要领导人也被害。

从1938年10月起，希特勒向波兰提出波兰走廊的问题，并向波兰发出战争威胁。1939年8月23日，苏德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和划分势力范围的秘密议定书（苏联一直否认该秘密议定书的存在）。1939年9月1日，波兰侵略战爆发，德国以闪电战突袭波兰，迅速侵占波兰大部分领土，波兰军民英勇抗战。9月17日，波兰政府逃亡国外，先在巴黎组成了以西科尔斯基（W？adys？aw Eugeniusz Sikorski）将军为首的波兰流亡政府。法国战败后，1940年，波兰流亡政府迁往英国。与此同时，9月17日，苏联领导人斯大林（Иосиф Виссарионович Сталин）为了建立东方防线，命令60万苏联红军越过苏波边界，进入波兰东部，占领了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9月18日，苏军与德军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会师，德、苏两军以皮萨河—那累夫河—维斯瓦河—桑河一线为界分割了波兰。9月28日，德军攻陷华沙，波兰再次沦亡。波兰人民开始了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战争。

1941年德国进攻苏联，并全部占领了波兰领土，而后苏联与波兰流亡政府建立外交关系。1942年，流亡政府在国内建立了国民军，同年，苏联支持的波兰共产党人建立了波兰统一工人党和人民军，在地下同纳粹占领军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此，许多人付出了珍贵的生命。1943年，由于发生了卡廷屠杀，流亡政府和再次和苏联断交。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苏军的反攻将战线逐渐推进到波兰境内。1944年元旦，在工人党的倡议下，成立了全国人民代表会议，由贝鲁特（Boles？aw Bierut）任主席。1944年7月22日，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在海乌姆组成了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颁布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七月宣言》，宣告波兰新国家诞生。

1944年8月，苏联红军推进到了华沙的近郊，在英国的流亡政府为了在新生的波兰国家权利机构中获得更大的利益，就命令在华沙的地下国民军发起起义，这就是著名的华沙起义。由于斯大林认为，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不应得到同情，从而苏军并没有给予华沙城内起义军太多的支持，在纳粹德军的血腥镇压下，起义失败，疯狂的希特勒下令将华沙夷为平地，许多珍贵的文物古迹遭到毁坏，大部分华沙人也被送入死亡集中营。事后证明，苏联应为华沙起义的失败负有一定道义上的责任。1945年1月17日，苏波军队解放了已成为废墟的华沙。4月，波苏两国签订了友好互助与经济合作条约。6月，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改组为临时民族统一政府。

根据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的决定，确定了波兰东、西部边界，东部以寇松线为波苏边界，西部波德边界 (奥德河—尼斯河线) 则向西推移至奥德－尼斯河，并把什切青和施维诺威斯划入边界的波兰一侧。这样，波兰的版图整体西移了200多公里，面积也比战前缩小了约7.6万平方公里，大约是损失了20%的领土。

在二战中，波兰人民为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大约有600万波兰军人和平民在这场战争中丧生。在波兰境内发现了许多纳粹屠杀犹太人和其他平民的集中营，其中最著名的是奥斯维辛集中营（Auschwitz）。在所有参战国中，若按人口比例来计算的话，波兰是死伤最惨重的国家。

人民共和国时期（1944～1989）
1947年，波兰举行议会选举，苏联支持的贝鲁特当选为总统，社会党人西伦凯维兹（Józef Cyrankiewicz）任政府总理，波兰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西方的流亡政府基本被排斥在权利中心之外。1948年12月，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合并，成立了波兰统一工人党（Polska Zjednoczona Partia Robotnicza， PZPR）。贝鲁特任总书记。人民政府把大中工业、交通运输、银行收归国有，实行了土地改革，动员人民完成恢复国民经济的三年计划（1947～1949），国家经济状况和人民生活有了改善，1949年10月7日，波兰同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从1950年起，波兰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六年计划（1950～1955）。

1952年，波兰改国号为波兰人民共和国（Polska Rzeczpospolita Ludowa，PRL），并通过波兰人民共和国宪法，萨瓦茨基（Aleksander Zawadzki）当选国务委员会主席，贝鲁特被任命为部长会议主席。1956年 3月，贝鲁特病逝于莫斯科，奥哈布（Edward Ochab）继任第一书记。
但波兰的社会结构、政治和文化传统、宗教信仰以及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都说明在波兰建立社会主义具有先天不足的缺陷。但以贝鲁特为首的波兰政府的教条主义者还是全盘接受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依据苏联模式，波兰制定了把发展重工业放在首位，按“重—轻—农”的顺序进行工业化的经济发展战略，结果使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重工业片面发展，农业长期落后，物价飞涨，货币贬值，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苏联模式的严重缺陷加上波兰人内心深处的反俄叛逆心理，宗教、自由主义的传统和波党执政的失误、官僚腐败现象盛行等等综合因素，使得社会主义在波兰的执行显得异常艰难，导致波兰成为二战后东方社会主义阵营中最不安定的国家。

1956年，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Никита Сергеевич Хрущев）的“非斯大林化”，给整个社会主义东方阵营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波兰就在当时发生了著名的波兹南事件。当年6月，波兰西部工业城市波兹南的斯大林机车厂的工人，在要求增加工资、减少税收的经济要求被当局拒绝后，于是在1956年6月28日，波兹南市爆发了十万人的示威活动。后来演变成警察和工人的枪战。坦克和保安部队也参加了对工人的镇压。据统计，仅一天的冲突骚乱，就有54人死亡，2000多人受伤，另有300多人被捕。为了平息业已非常严峻的局势，当局采取了妥协了立场。6月30日，当局采取一些缓和矛盾的措施：原机械工业部部长被降职；向斯大林机车车辆厂征收的税款将分期还给该厂工人；为事件中的受难者举行安葬仪式等，骚动遂平息下去。

1956年8月4日，波兰统一工人党决定撤销1949年11月对原波共领导哥穆尔卡（W？adys？aw Gomu？ka）等人的批判和谴责，并将其从监狱里释放出来。同年10月19日，哥穆尔卡当选为中央委员。在苏波两党会谈中，哥穆尔卡反对苏联对波兰内政的干涉和压力，坚持走“波兰自己的道路”。10月21日，当选为党中央第一书记。同年10月举行的党的二届八中全会上哥穆尔卡当选为第一书记，1956～1960年的五年计划，把发展消费品生产和农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主要任务。会议对以前的方针政策进行了批评，提出克服“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加强法制和政治生活民主化”，发展经济，“更快地改善人民生活”的新方针。但由于苏联模式的严重缺陷无法根本克服，在以后的两个五年计划（1961～1970）期间，国民经济比例依然严重失调。

1970年12月，波兰又一次面临危机。格但斯克（原但泽市）等沿海城市的工人、学生、市民抗议政府提高食品和日用品的价格，举行罢工，并导致了一场严重的社会骚动，后来发展成流血冲突。在12月20日举行的五届七中全会上，解除哥穆尔卡第一书记职务，由盖莱克（Edward Gierek）继任党的第一书记。西伦凯维兹改任国务委员会主席，由雅罗谢维奇任部长会议主席。
70年代，是波兰战后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盖莱克政府踌躇满志地推行闻名于世“高速度、高积累、高消费”的所谓“三高政策”，大量引进外资，大上建设项目，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波兰一派欣欣向荣。然而，欲速不达，在表面繁荣的背后，70年代末，政府各种补贴达到财政预算的40%，外债高达260亿美元。进入80年代，政府不得不采取冻结工资和部分商品提价的措施以避免危机，长期习惯于计划价格的波兰人毫无心理准备。当政府在1980年7月宣布“议价商店”肉类价格提高40-60%的时候，群众的不满引发了全国性的罢工。

同年9月，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八届六中全会解除盖莱克第一书记的职务，由卡尼亚（Stanislaw Kania）继任。10月，一个在当时声名显赫的工会组织，也是东欧第一个独立的工会组织——团结工会（Solidarno？？）出现了，瓦文萨（Lech Wa？？sa）当选为当时团结工会的领导人。团结工会领导的罢工运动最初采取和平方式，并承认社会主义是波兰的政治基础，承认统一工人党的领导作用和与苏联结盟。1981年在格但斯克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成立全国委员会取代全国协商委员会，通过新的政治纲领，要求在波兰实行多元化，建立“自治共和国”。称团结工会是波兰改革的主力，工会纲领中未提到社会主义及统一工人党的领导作用。在罢工运动中，工会提出要有自己的报刊、有自由出版权，要“自下而上夺权”。工会与政府分庭抗礼。

1981年统一工人党的九届四中全会上，卡尼亚辞职，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当选为党中央第一书记。1981年12月13日波兰宣布进入战时状态，团结工会被取缔，瓦文萨等工会领导人被拘禁，部分工会骨干转入地下活动。工会内部分成两派，以瓦文萨为首的缓和派主张避免同政府发生正面冲突，提倡协商对话；激进派则主张通过暴力推翻政府。随之社会上也发生重大分化，原支持团结工会的人转向支持政府。1982年2月议会通过新的工会法，要求重建新的工会。1982年2月议会通过新的工会法，要求重建新的工会，1983年7月战时状态结束。1984年波兰宣布大赦，而瓦文萨等人则努力为使团结工会合法化而斗争。波兰局势进入了短暂的稳定期。
第三共和国时期（1989至今）

从1986年开始，由于苏联的戈尔巴乔夫（Михаил Сергеевич Горбачёв）的内外政策开始采用向右转的“新思维”，并给东欧国家松绑，苏联和东欧的局势开始动荡。1988年波兰政府的价格改革引起群众不满。1989年2至4月，波兰统一工人党与团结工会等反对派举行圆桌会议（Rozmowy Okr？g？ego Sto？u），经讨论，统一工人党同意团结工会合法。6月波兰举行全国大选，团结工会获99%的参议院席位。9月12日团结工会的马佐维耶茨基（Tadeusz Mazowiecki）组成以团结工会为主导，包括统一农民党和民主党的联合政府。原统一工人党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出任首任总统，任期6年。同年12月29日，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决定改国名为波兰共和国，红底戴王冠的白鹰恢复为波兰的国徽。史称波兰第三共和国。波兰正式走上了政治上奉行西方式的议会民主，经济上实行以私有化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

不久，雅鲁泽尔斯基辞去波兰统一工人党总书记职务，瓦文萨及支持者宣称圆桌会议协议已经过时，要求总统辞职，举行新总统和议会大选。1990年1月27日，波兰的统一工人党召开十一大，宣布党停止活动，一个执政45年，曾拥有近300万党员的大党就这样解散了。1990年瓦文萨提出竞选总统，遭马佐维耶茨基的政府派反对。团结工会内部分裂为支持瓦文萨的中间派协议会和支持马佐维耶茨基的公民运动民主行动会。

1990年11月举行大选，瓦文萨在第二轮投票中当选总统。他提出“建设自由、民主、富裕的新共和国”，经济上发展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取消对土地自由买卖的限制和对外政策强调向整个欧洲和世界开放等。

从此，波兰实现了政权的更迭和政治制度的改变，并开始向西方靠拢。1995年，瓦文萨在总统竞选时输给克瓦希涅夫斯基。在经济上，波兰的转轨带来了阵痛。但波兰依然成为东欧国家中经济转轨最成功的几个国家之一，实现了经济的稳步增长。1999年，波兰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2004年，波兰和其他10个欧洲国家一道加入了欧洲联盟。

泰国军警与红衫军激烈冲突致18人死亡

美国CBS记者曼谷11日专稿，在泰国18年来最严重的政治暴力事件中，大批军警10日在曼谷街头与支持前总理他信的“红衫军”抗议者交火。军警向数以万计的抗议者发射橡皮子弹和催泪弹，后者则以枪弹、手榴弹和汽油弹还击。暴力活动已导致18人死亡，其中包括一位路透社日本籍电视记者。

在10日曼谷老城区繁华桥和拉丹农路附近发生的冲突中，还有至少800人受伤，包括多名军警。紧急医务救援人员称18名死者中包括4名士兵。目前军警已经撤回营地，政府呼吁红衫军也后撤，以避免暴力冲突升级。

43岁的路透社电视摄像师村本博之(Hiro Muramoto)10日在采访时不幸中弹身亡。村本博之为日本公民，已在东京为汤森路透集团工作15年。他于周四抵达曼谷报道红衫军抗议活动。

路透社全球总编辑史进德（David Schlesinger)说：“我们在曼谷冲突中失去了同事村本博之，令我无比痛心。”

“新闻记者可能是异常危险的职业。记者们为报道世界上发生的事件，经常置身于事件的核心。整个路透社大家庭都将哀悼这一悲剧。”

在另外两个北方城市，数以百计的红衫军示威者10日还冲进了政府机关，引发全国性大规模反政府暴乱的担忧。泰国总理阿批实领导的现政府受军方支持，执政不过16个月。

美国政府已呼吁冲突双方表现克制，“我们对长期友邦与盟国泰国爆发政治暴力表示难过。我们敦促各方以良好意愿举行谈判，以和平手段解决尚存问题。”白宫发言人迈克·海默说。
泰国政府称已任命一位高级官员与红衫军领袖接触，以找到制止暴力冲突的办法。

10日夜间，1,500万人口的曼谷街头笼罩着紧张不安气氛，抗议者们仍滞留街头，政府没有表现出任何接受红衫军们提出的阿批实出走国外、立即解散议会要求的迹象。阿批实在电视讲话中向遇难者的亲属表达歉意，称政府军只有在“对天鸣枪和自卫时”才允许使用实弹。

在持续数小时的暴乱后，军队发言人Sansern Kaewkamnerd称，军队将撤回营区，而暴乱已经扩散至曼谷背包旅行者聚集的考山路地带。在场的路透摄影记者称，曼谷考山路已经如同战场一般。商店玻璃破碎，汽车被砸毁，大量伤者躺在街头。警方对记者说，许多抗议者点燃餐馆用煤气罐，将其滚向军警。军队发言人Sansern说：“如果局势持续，军队回击红衫军，暴力活动将进一步扩大。”他说，抗议者使用了汽油弹和M79手榴弹袭击军警，一些抗议者还拥有枪支。

此前，军警曾向繁华桥和拉丹农路地带的抗议者发起两波攻击，发射橡皮子弹和催泪弹，但没能驱散人群。10日下午的一次攻击导致多人受伤，双方陷入僵持。入夜后，军队再次向500米外的街区发射橡皮子弹，部分士兵发射了实弹。直升机扔下了催泪弹。

数以万计的红衫军仍旧滞留在曼谷的主要购物区，他们已经占领这一高级购物中心和豪华酒店区一周。红衫军用出租车和皮卡组成路障，封锁这一区域，并且将控制范围向外扩展了几个街区。数百防暴警察曾在红衫军控制区一端聚集，但被红衫军包围，被迫撤退。
11日，曼谷街头暂时恢复平静。

美院人体模特的人生：不说话半天收入88元

特约钱江晚报记者9日专稿，她每天往返于出租屋与大学校园的美术教室，大多数人只知道她是理发店老板娘，并不知道她还有一份神秘的职业。

　　“我喜欢那种感觉，我觉得他们需要我，我是课堂的一部分。”35岁的贵州女人叶眉说这话的时候神情认真。身高1.68米的叶眉留着一头微卷的波浪，皮肤不白，身体丰腴。这个初中文化的女人是杭州一家理发店的老板娘，她同时还有一个身份：人体模特。

　　在大多数人眼中，人体模特是一个神秘的行业。她们每天往返于出租屋与大学校园的美术教室，“宽衣解带”对于她们来说是家常便饭，她们的嘴里经常吐出“动感、结构”这样的美术名词。有时候就算是亲密的朋友，也不知道她们的真实身份。

　　她们为什么要做人体模特?这是怎样的一个群体?已经做了半年人体模特的叶眉，也许能让我们更加了解这个行业。叶眉说自己爱上了这份职业。但是，她至今向男朋友保守着这个秘密。

叶眉离过婚。多年前她就到杭州打工，后来在背街小巷开了家小小的理发店，离婚后她独自留在杭州，赚来的钱寄回老家的爹娘与儿子。

　　叶眉当模特纯属偶然。去年9月的一天，一位从事模特行业的小姐妹来店里理发，她看到叶眉身材不错，便鼓动她去大学里做模特，“她说我身体不错，并不指我的腰很细，而是我的骨架比较大，他们喜欢!”叶眉说。

　　叶眉开始并不愿意接受这个建议，毕竟在陌生人甚至是陌生男人面前脱得一丝不挂，需要跨越一个很大的心理障碍。

　　可是后来她决定试一试。试一试的理由很现实：“一是收入不错，二是上午做模特，下午我还可以回店里继续做生意。”

　　叶眉特意穿上民族服装，走进了市区万塘路某大学美术系，结果大受欢迎，当场就签定了短期合同：每天上午做3个小时(三节课)肖像模特，价钱45元。

　　第二天早上，叶眉骑着电瓶车早早赶到学校，正式开始了她的模特生涯。大约两三个星期后，叶眉成了人体模特，她半天就可以拿到75元。

　　关于这两三个星期的角色转换，叶眉这样回忆：“老师让我先不脱光，等到慢慢适应了再全部脱下来。”

　　“其实教室里有两个模特，摆出不同的姿势，供学生自由选择临摹。”叶眉全部脱光的那一刹那，脸上还是火辣辣的，“似乎他们的眼睛都盯着我看”。

　　后来，叶眉坦然了。因为学生们早已司空见惯，坐在前排的男生还拿着画笔指示她，叫她不要乱动。

　　“那个时候我感到自己存在的价值，这么多人需要我，我是课堂的一部分。课间休息15分钟，我穿上衣服走到学生的座位上，看看他们把我画得怎么样了。”但是画板上的叶眉连鼻子眼睛都没有，还只是一个粗线条。

　　一般来讲，一幅人体素描要一个星期才能画好。这也意味着，整个一周，叶眉都要摆出同一个姿势，她侧卧在软垫上，右手枕头，左手前放，右腿自然弯曲。“这个姿势是最常见的，我晚上睡觉也不由自主摆出这个姿势。看来我是患有职业病了。”

　　做了一回人体模特后，叶眉再也不想做肖像模特了。“反正都脱过了，光明正大的又不违法。”叶眉说，“每个小时我可以多赚10块钱，在贵州老家，乡亲们一天也赚不了10块钱。”　　

叶眉不懂为艺术牺牲的大道理，对她来说，收入显然更重要一些。但是人体模特叶眉也有辛酸的时候。

　　“我和他们几乎格格不入。”在课堂里，无论是站着、坐着或躺着，模特既不能随便乱动，也不能说话，很难融入到那些学生们当中。“他们都是80后、90后，下了课我也不大和他们交流的。有时候有小女生上来主动跟我说话。一次下课后，一个大四的女孩跟我说，毕业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干脆先找个男朋友结婚算了!”

　　经朋友介绍，至今叶眉已在杭州五个大学校区担任模特了，最贵的那个学校，半日工资88元。

　　叶眉的左腿上结着星星点点的血疤。叶眉说，那是有一次她在课堂上脱了衣服，因为冷，学校提供了一个取暖器，因为当模特的时候要保持一个姿势不能动，取暖器把她的左腿烤得很痒。下了班叶眉忍不住抓呀抓，把皮肤抓烂了。

　　叶眉做人体模特的事，老家的人一点都不知道。她每隔两月寄钱回家，最近老家遭了旱灾，她多寄了500元钱回去。

　　采访结束的时候，叶眉一再要求记者替她保密。“因为我刚刚在杭州找了男朋友，我很喜欢他!”叶眉到现在都没有告诉男友她兼人体模特的秘密。

　　叶眉说，一些中介承包了某个学校或院系的模特介绍业务。这些中介人员大都也是人体模特出身，因为资格比较老，取得了学校和老师的信任，最后演变成了承包人。她们介绍了很多模特，新人带旧人，这个行业得以正常运转。而介绍人可以从中抽头，拿到不少佣金。

　　“我只要还在杭州，就会长期做下去。我现在也介绍了五六个小姐妹去做模特了，他们的身材都没我好，不过学校也愿意接收。”叶眉说到这里，用很专业的眼光上下打量了一下笔者，建议笔者也去尝试一下，保证很吃香。

　　中国美术学院教务处刘正处长说，他们有一支七八十人的模特队伍。学校与模特之间长期合作，相互信任。“当然，模特作为临时性合同工，有一定流动性。之所以能保持稳定的规模，是因为学校教务处专门成了模特管理办公室，提前为每个学期的课时教学所需模特做好安排。模特的来源，以互相介绍为主。”

　　美术模特是美院教学重要的一部分。学校在考察模特时，主要看是不是入画，另外人品也要考虑。目前中国美院的模特，还是以像叶眉这样的外来务工人员居多，各个年龄层的都有。作为社会上一个特殊群体，美术模特工作不易。他们大多数人都希望这份工作不为外人所知。

　　他们是我们身边的大多数，生命似蝼蚁，尊严似微尘。他们或短或长的人生经历，有热情、有温暖、有争执、有痛苦，也有说不完道不尽的辛酸。尽可能真实地还原他们的生活状态，感同身受他们或悲或喜的情绪，是“生命记录”的初衷。

一代伟人邓小平一生尽拦怀中的三个美女

特约新华社记者5日专稿，邓小平的第一个妻子叫张锡瑗。1907年生，比邓小平小3岁。青年时期她参加过学生运动，后被党组织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其间，与邓小平相识，1928年初结婚。当时，为庆祝这对年轻革命者喜结良缘，同志们在上海广西中路一个叫聚丰园的四川馆子里办的酒席，共有30多人参加，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王若飞等在中央工作的同志都到场了。

结婚以后，邓小平和张锡瑗有大半年时间和周恩来夫妇住在一起。住在楼上的邓颖超常常听见一对新人在楼下又说又笑的。邓小平后来告诉女儿:“那时候都是年轻人，当然又说又笑!”他沉思般地说过:“张锡瑗是少有的漂亮。”

可是，很不幸，1930年1月，张锡瑗竟因难产得病，去世了。而难产生下来的女儿几天后也死了。可以想象，妻子、女儿的去世对他的打击是多么大啊!可是，因为广西方面军务紧急，邓小平连妻子也未来得及亲手掩埋，就匆匆离开上海。当19年后，他率领大军攻占上海以后，一进城就去查找张锡瑗墓，找到遗骨后放到小棺木里，和苏兆征的棺木一起放在当时住的楼房的楼下。还是没来得及掩埋，他又和刘伯承率部进军西南了。1969年，张锡瑗的棺木被安葬在上海烈士陵园(即现在的龙华革命公墓)。90年代，晚年的邓小平去上海时，仍几次嘱咐子女去公墓瞻仰张锡瑗墓地，可见感情之深。

邓小平的第二个妻子叫金维映，人们叫她阿金。她和邓小平同岁，是1931年在上海相识的。同年7月中旬，他们同被派往江西中央苏区工作，一路同行，后来结为夫妻。金维映早年从事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工人运动，她和邓小平一同到中央苏区以后，先后担任中共于都县和胜利县的县委书记，领导两县党政军民开展经济建设、扩大红军和支援前线，是一位有能力的红军女干部。1934年，参加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是红一方面军中几十位参加长征的女战士之一。1938年组织上送她去苏联治病。几年后，正当她在莫斯科郊区一家医院中治病时，不幸牺牲于战火之中。

虽然是“左”倾错误路线，最终导致了邓小平和金维映的离异，但无法割舍的邓小平仍旧没有忘记过去的亲密战友。1972年12月，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到自己曾经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赣南参观，在于都停留的几个小时中，邓小平就几次提起金维映。他问县委负责人:“苏区时你们的县委书记是女的，你们知道不知道?”县委负责人也许只能从史料中，从老年人的口中了解到这些了。

对于邓小平个人生活方面讲，第三次回延安的收获是最大的，因为他结识了终身伴侣卓琳，此后共同走过了风风雨雨的58年，共同经受了政治上的第二次、第三次“落”与“起”的惊涛骇浪。

邓小平不愿谈往事，不愿谈自己的过去，他觉得愧对两位美女妻子，对于自己现在的妻子也谈得不多，但是可以肯定，在长达58年的共同生活中，邓小平对卓琳同志有着相当多充满深情厚意的言与行。

在1939年8月邓小平刚回到延安时，他还不认识这位原来叫蒲琼英后来改名叫卓琳最终成为他终身伴侣的姑娘。张闻天的夫人，老红军战士刘英回忆说:“邓发等同志要帮助他找个爱人。那里女同志倒是不少，抗战时期，来了很多女同志到延安追求真理，陕北公学、女子大学都有。所以他要找个爱人，看中了卓琳。卓琳也很年轻，也很不错，在陕公已经毕业了，就介绍给他。”当时，邓发拉着邓小平，“两个人一天高高兴兴地到处转，人们都说他们活像两个游神一样!”

用刘英的话讲，邓小平“要回前方去，只有赶快结婚了，结了婚才好带走。否则，或许再次失去。所以，中央就给他组织了一个结婚仪式。这个仪式很简单，就在杨家岭毛主席那个窑洞外面的山坡上摆了一些桌子。在那个地方很热闹，小平同志和卓琳，还有孔原和许明，两对很高兴。虽然仪式很简单，但是到的人都是高层次的。”毛泽东和江青、刘少奇、张闻天和刘英、博古、李富春和蔡畅、王首道等都来了。周恩来因为去苏联治病而没有到场。

这些高级领导人，难得为前方抗日将士举行婚礼，所以，简朴的仪式和简单的酒菜简化不了热闹的气氛。据刘英同志说:“敬酒敬得一塌糊涂，孔原同志也是高兴了，喝酒喝得很多，最后就醉了，许明就埋怨他。可小平同志一点没醉。我就奇怪，小平同志平时不喝酒的，他怎么能够不醉呀?那么多酒，一杯杯的，他还很豪饮，来者不拒。大家给他敬呀，他喝那么多酒，怎么不醉呀?闻天就讲，他说有假，我说什么有假?他说是白开水。”原来是邓发和李富春弄了一瓶白水充作酒水，才使得他们的老友邓小平免于一醉。结婚时，邓小平35岁，卓琳23岁，几天后，他们就一道启程奔赴前线。此外，这两对新婚夫妇还留下了四个人在窑洞前的幸福合影。

从1930年1月邓小平失去了第一个妻子张锡瑗这时算起，又过了67年。邓小平这位伟人，由自己一生中共同生活时间最长、最亲密的伴侣卓琳，协助党中央妥善办理了后事，完成他人生的最后一个篇章。

惊人的高速获得了十四封贺信 也带来了矿难

特约光明日报记者4日专稿，水是28日上午开始渗的。不大，滴答滴答三四分钟才接一洗脸盆。渗水引起了在建的王家岭煤矿碟子沟项目部的注意，上午11时，项目部开了一个调度会。那是最后一次可能改变结果的机会。技术副经理张军伟和生产副经理曹奎兴带队下到渗水的101工作面查看，还尝了尝，水很清澈，没什么酸味儿。经理们据此判断渗水可能是地下水，而非危险所在 ——废弃煤窑积水。

在煤矿掘进中，废弃煤窑积水叫作“小窑老空水”。这种浑浊酸涩的积水由于水量巨大涌势凶猛，被视为井下安全的大敌。于是，开工继续。这样的判断无需请示上级，碟子沟项目部自己就可以决定。在煤矿井下，“渗一点儿地下水实在不新鲜”。就在3月初的地下水文勘探中，勘探方中国煤炭科学研究总院西安研究院并未做出“地下有水”的结论，并料定“50到100内掘进没问题”。

此外，工程的进度是项目部的头等大事，这个预计年产原煤千万吨利税10亿元的国有大矿的投产时间定在10月份——王家岭矿所属的华晋焦煤公司要求“提前5个月完成工期”。但这个判断距离积水汹涌而出只有不到3个小时。这次的“一点儿水”实际上有11万立方，将在160分钟后从101回风槽工作面破壁而出，将已被统计的153名建筑工人困在井下，至今生死难卜。

没有一个人像期望的那样从水中泅渡而出。急救人员等了24个小时，也没有见到一个伤者当事发29小时后记者赶到现场时，整个碟子沟已经充塞着近千名救援人员，一天过后，这个数字更扩张了一倍。卸载、抬运、装配、焊接直至照明、电力、通讯保障、后勤运输一应俱全，却鲜有进展。

这是透水事故的特点：绝大部分情况下，工人要么生还，要么遇难，不会像瓦斯爆炸一样产生大量伤者。与数十名同行一样，河津市急救中心医生杜继红领着5名急救人员在现场待了整整24小时却无事可做。他在多次矿难中积累的急救经验丝毫未派上用场。那一瞬间过后，红旗队的一群工人很快逆着方向钻进了井口，要去救他们的同乡、亲戚和朋友。其中就有红旗队队长田丰成手下的6名工人。他们能做的也仅仅是： 跑下一段近千米的斜坡，再上坡，再下坡，守在不断上涨的水边近一个小时，黯然而归。没有一个人像他们期望的那样从水中泅渡而出。

红旗队的掘进工、37岁的山西夏县人“李”就坦率地承认：他没有参加救援，因为“害怕”和“不知道该做什么”。仅仅在四十多天以前，他还是一名盖房子的瓦工，也从来没有人给他培训过井下的工作和救援常识。另一拨刚从井下逃出的工人在井口撞见了项目副经理常世坤，他们揪住常的领子，要他去井底下。作为唯一一名主管安全的副经理，常的冷静救了自己：“冷静冷静，你们打死我也不管用，现在最关键的是排水，救出人来。”随后，他下到井底，连续装了二十多个小时的水泵。在此期间，这一情节被一家报纸表述为“被一些工人追打”。实地的排水工作很难做。

尽管胡锦涛、温家宝相继批示全力营救，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及国家安监总局局长骆琳、副局长赵铁锤及山西省省长王君先后赶来，预期目标仍然被一再延后。在3月29日抢险指挥部的一份关于抢险的内部实施意见上，将抢险的一期目标定为每小时排水560立方米；但直到3月30日晚间6时，排水量仍然只有每小时160立方米。

由于巷道过长，临汾市送来的两套井下有线通信系统和河南省送来的两台每小时共可抽1100立方米的水泵只得原路送回；井下有大量错综复杂的电缆、工具、绞车，山西省水利厅厅长带来的潜水员最终也未能派上用场。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华晋焦煤集团副总经理、王家岭煤矿建设总指挥兼“3.28”透水事故抢险指挥部技术组组长孙守业估算：井下现有11万立方米的 水，并有新水源不断渗入，水面下降不明显。他谨慎地否认了“有84名工人被困的地点位于水面上方，有可能生还”的传闻。

被困的工人除碟子沟项目施工方中煤一建63处自己带来的河北工人外，主要来自山西、福建、广西等地，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工作时间很短的合同工。63处自己带来了27、81、82、红旗等自己掌握与管理的施工队，并雇用了综一、综二、31、29等私人施工队，加起来总共19支。私人施工队雇用工人和下井安排的随意性，实际加大了统计受困工人数量的难度。不同于施工方中煤一建公布的153名工人受困的数字，现场有施工队负责人私下估算，实际受困人数可能高于200人。

加速，加速！由于有效地加快了工程进度，施工方中煤一建63处先后收到项目甲方的贺信达14次之多。在事故发生前14天，碟子沟项目部下发了一份《碟子沟项目部促进度保工期奖励办法》，明确规定了每个队的节点考核奖励办法。其中之一是：27队、综三队如果能在8月5日完成101工作面贯通，各奖励7万元；每月还将评选一二三名“王牌队干”，各奖励5000、3000和2000元。掘进米数在碟子沟几乎是奖惩的唯一标准。

在事故发生之前的2010年1月24日，打穿了“小窑老空水”的27队便遭受了63处碟子沟项目部的通报批评。记者在一份内部处罚通报上看到：“我项目部27队，由于现场质量管理差，质量意识极差，在本月23日验收中暴露出很多问题……以上问题已严重影响巷道的安全使用。”项目部对27队的处罚是：罚款10000元，并扣罚掘进米数50米。

按照31队队长汪德运的解释，这意味着5万元的施工费用将被罚没。碟子沟项目部经理，也是63处的处长姜世杰定下的惩罚标准是：每一米掘进任务未完成，都将罚1000元钱。31队第一个月的工作指标是掘进60米，第二个月是80米，实际上第一个月只完成了45米。干惯小煤矿掘进的汪对这种要求不太适应，但他别无选择。

如果150米的掘进总任务没有完成，他押在项目部的10万元押金不退。当初他没谈条件便与这项工程签约的动机是：国有大企业，工资有保障；更重要的是安全。安全，也是这里吸引许多工人的理由。胡耀明在矿山工作过十几年，他来碟子沟工作前先考察了一番，觉得很满意：这个煤矿产生的瓦斯很少，不易发生爆炸；井下无木结构支撑，不易发生火灾；由于是按照每天三万吨产煤量设计的，巷道远比普通煤矿高大，达到宽7米、高6米，逃生也相对容易。他这才放心地带来一帮老 乡，唯独没有想到可能会发生透水事故。

他来之后不久便感到隐隐地不安。这项工程甚至没有严格执行井下上岗证制度，施工队每天有多少人下井，只需向调度室汇报一声即可。令施工队们不满的另一个细节是：这项工程不仅工期苛刻，而且无利可图。每掘进一米，63处只付给他们一千三百元，而小矿会给到两千元以上。当然，有奖励措施作为补偿，标准便是工程进度。提前、加快——大量类似词句形成的一种加速度气场，不仅出现在抢险现场，而且贯穿在整个王家岭煤矿建设的每一个细节中。碟子沟项目经理办公室里挂着牌匾“勇争第一”，院里的标语有“除锈亮剑”——它源自中煤一建公司总经理葛惠永针对施工进度无法再提高一步时提出的口号，“思想上要‘除锈’，行动上要‘亮剑’”。另一块标语牌上有这样的话：“牢固树立只有依靠‘快速发展’才能解决一切问题的理念”；27队的办公室里贴着对工人的激励语：“谁英雄谁孬汉，嘴巴说了不算；比一比看一看，成绩定工资单”。

“3.28”透水事故发生后，华晋焦煤董事长武华太为王家岭煤矿建设工程提出的口号“花钱买进度，合法建项目”的前半句被媒体找出，发到网上。少为人知的是中国煤炭新闻网2009年11月24日的一篇报道：《王家岭上“王牌军”》。此文将63处称为“王牌军”，列举了大量该处如何在王家岭煤矿项目建设工程中加快进度的数据，语调惊喜：“44个月次超越国家甲级队施工水平”
“2009年春节后，平均月进尺高达210米，相当于国家甲级队的2.7倍”“创造了国内大断面、超长巷道、斜井提升、机械化快速施工新纪录”，“出矸时间由原来的平均4—5小时，缩短为平均2—3小时，最多时缩短到了1小时40分钟”等。为此，今年以来，63处先后收到项目甲方的贺信达14次之多。

必须快起来的中煤集团按照中煤能源集团在煤炭整合形势下的布局：“提高煤炭产量，抢占铁路运力和市场空间”，“战略的要义在于近期为我们增加区域性话语权”。王家岭煤矿无疑是这种战略调整的第一个践行者。作为1965年组建的老牌矿井施工企业，63处当然很清楚：如此加快工期对促进安全生产决无好处。但它也许别无选择。其内在逻辑动力，或可从2009年8月13日的《山西日报》窥见一斑：“早一天出煤，早一天将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7月中旬，记者在王家岭煤矿建设指挥部了解到，这样的观念和认识已深入到全体建设者心中，并转化为热火朝天的热情和干劲。”

这个尚未建成便因此次透水事故震惊全国的王家岭煤矿，是赫赫有名的国家“十一五”重点工程，是经国家发改委核准(发改能源1563号)，国务院第100次常务会议批准，由华晋焦煤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开发的国家和山西省重点项目。其面积达180平方公里，纵贯山西省临汾市乡宁县和运城市河津市。“那个煤矿谁不想要啊，但那是国家级大企业的，谁拿得到？”在煤炭行业浸淫近10年的山西本地煤老板刘晋说。

刘晋这几天一直在关注“3.28”事故。与许多煤老板一样，他想知道这次事故是否会像从前全国发生的多次矿难那样，让他的两个年产量加起来二百余万吨的煤矿停产整顿。事故令在临汾尤其是乡宁县开过煤窑的诸多煤老板惶惶不安，不知自己是否会被追究责任。事故发生后的初步结论是凿穿了一个废弃煤窑，导致窑内屯积的水灌入——众多网民从而第一次听说这个专业名词：“小窑老空水”。

“我们开煤矿的都特别注意预防透水，经常用自备的趟水钻钻探50或100米，看有没有水。如果有水就赶快停工。王家岭的事，或许是因为施工的都是建筑工人，不是煤矿工人，不太注意这个。”他推测。无论从哪一角度衡量，王家岭煤矿都会令煤老板们垂涎三尺。它的煤种为优质瘦煤，是极好的炼焦配煤。刘晋说，这种煤的价格可达到每吨一千多元，为一般取暖用煤的三倍以上。而整个煤矿地质储量达23.42亿吨，可采储量10.36亿吨。

2007年4月9日，华晋公司在河津市举行了王家岭煤矿的开工奠基仪式，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王显政、时任山西省副省长靳善忠到场。华晋公司对它的投资概算总额达51.68亿元，投产后可望年产原煤千万吨以上，年利税10亿元。

根据事故发生前两天——2010年3月26日的《山西日报》报道，“王家岭煤矿项目工程正在加紧施工”。这一工程目前已累计完成投资21亿多元，矿井将于10月份投入运营，提前5个月完成工期。提前5个月，意味着数百万吨煤炭的产出，和近5亿元的利税。但另一点少为人知的动力是：提前产煤或许并非王家岭煤矿工程一再赶进度的最终目的。华晋焦煤有限责任公司是2001年2月按照国务院国办通（2000）10号文精神改组的国有股份制企业，两个股东中国中煤能源集团公司和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各持50%的股份。像刘晋这样的煤老板都知道，王家岭煤矿所在的乡宁矿区，是它拥有的两大矿区之一。在2009年上半年开始的山西煤矿整合浪潮中，华晋公司抓住了机会。它依靠自己的国企身份优势，在主焦煤基地吕梁和临汾地区展开煤矿收购，仅在乡宁一县就整合了五处小煤矿，矿井能力扩至每年900万吨。按规划，其2010年的原煤生产能力将达到2100万吨。放在一个更广阔的范围来看，这是华晋公司的两个股东之一——中煤能源集团公司新年新布局的一部分。

2010年1月19日，中煤能源集团公司总经理王安在全集团2010年工作会议及职工代表大会上做了一次承前启后的工作报告。据一位与会者回忆，王安的报告中有这样的提法：“战略的要义在于近期为我们增加区域性话语权”。同时，多次出现的还有一个更为关键和现实的要求：“提高煤炭产量，抢占铁路运力和市场空间”。王安的报告折射的背景之一是：中煤集团并非山西煤矿整合的最大受益者。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它在这一备受争议的浪潮中，或许还将处于相对不利的利益境地。山西煤矿整合的一种提法是：“5+2+1”，即五家山西省大型煤矿集团、两家大型煤炭运输和贸易企业、中煤。

大同煤业、山西焦煤、阳泉煤业、潞安矿业、晋城无烟煤是山西省政府最早确定的五大煤矿整合主体，均为老牌国企，在此次煤炭整合中获利最大。2009年，仅阳泉煤业一家的产能便由6340万吨提升至10360万吨，几乎赶上了中煤的12500万吨，控制的煤种也从单一的无烟煤扩张至利润更高的焦煤。中煤的总产量虽然仍为全国第二位，但市场份额相对下降了。在这种强敌并起的形势下，中煤势必做出战略调整，加快发展步伐。

王安报告还列出了2010年的生产计划指标：年产原煤15000万吨，比2009年增加两千五百万吨，是近年来增幅最大的一年。而高质量高储量，又完工在即的王家岭煤矿，无疑将成为这种战略调整的第一个践行者。矿难还在，官不难当了在煤炭整合之后，安全监管工作亦收归省煤炭工业厅，市、县政府有关部门不再负责。煤炭大整合实际上令许多人松了一口气，尤其是山西各地市的大批官员。煤矿大省山西同时也是矿难大省，随时可能令官员们头上的乌纱轰然坠地。

临汾市委书记一职甚至被诸多官员视为畏途，一度空缺长达199天。此次煤矿整合，山西的煤矿从2700座缩减为1000座，无疑减少了这种危险。更关键的是，煤矿收归这些大型企业，监管责任主体也将随之发生变化。“晋官难当”或许由此改观。在这次“3.28”透水事故中，临汾和运城两地官员被问责的可能性或许并不大。

根据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2010年2月9日下发的《关于进一步明确煤矿安全监管职责的通知》，“5＋2＋1”的全资及控股煤矿，其安全监管工作由省煤炭工业厅负责。其隐患排查治理、复工复产验收等安全管理工作相应进行调整，市、县政府有关部门不再负责。由此，乡宁县劳动、煤炭等多个部门在“3.28”透水事故发生后，显得异常超脱。与官员们担心自己的责任相比，更多的人更关心这次救援本身。国家安监总局的派遣小组全力投入了救援的指导与组织工作，而不是就地展开调查，为事故做责任结论。

一个与此相关的事实是：从2001年至今，山西还没有发生过死亡150人以上的矿难。那些更容易被问责的人，此刻也没有闲暇为自己多考虑。碟子沟项目部的经理姜世杰担任了“3.28”透水事故抢险指挥部现场救援组排名最后一位的副组长，指挥部的总指挥是山西省副省长陈川平；安全副经理常世坤也没有如传闻中被控制起来，他这几天一直在负责井下的通风工作。甚至没有人找他谈论抢险之外的话题。面对记者的提问“是否在施工前进行了地下水文环境的勘探”，常世坤的回答是肯定的。在他的记忆中，项目部本身没有专业的勘探能力，只能时常根据施工进度聘请专家，最近一次勘探就在2010年3月，请的是中国煤炭科学研究总院西安研究院（简称西安煤科院）。这家机构成立于1956年，是专门从事煤田地质勘探研究的大型科研机构。

常世坤回忆，3月份这次勘探，它先后用瑞利波和电法勘探两种方法勘测，并未做出“前方有水”的结论，而是分别料定：50米与100米内施工，不会有问题。这一结论成为“3.28”透水事故中一个突出的因素，也是常世坤唯一承认的工作失误。当被问到赶工期是否会引发生产事故时，他长时间地沉默。在此前中煤一建下发的一份《公司所属各单位2010年伤亡事故控制指标》中，要求包括63处在内，该公司全部9个建设单位年死亡人数均为零。

此次“3.28”事故发生后，西安煤科院也派出了10名专家和技术人员参加抢险。但对这次抢险的结果，没有人能确切地给出乐观或悲观的判断。参加救援的河南省矿山抢险救灾中心主任冯立杰告诉记者：中国的地下水系主要在太行山以东，邯郸、邢台和焦作等地区。山西本身地势较高，区域面积又小，很难有大规模地下水的存在。根据经验，一般小窑老空水的储量不过三四千立方米。此次“3.28”透水事故的原因，还不能武断地判定。如此多的水量，可能是打通了地下河流，但也不排除小窑老空水的可能。因为山西的地下煤窑太多，“许多废弃的煤窑积水如果越积越多，最后贯通，水量就很难说了。”

又一天过去，153名被困工人还没有一人升井，但各种真伪混合的传言给了许多人以希望，其中之一是河南女子王文。她的丈夫马永新正在井下，她却毫无忧色，眼神和手指同时在记者拿来的现场示意图上不断滑动：“他们说了，我老公待的队是施工队里头位置最高的”。而另一名本地工人王有的弟弟王喜也抱有希望。根据示意图，他哥哥所在的矿建四队在地下578米处工作，而水是从27队负责施工的地下560米处涌出的。他只是对抽水速度表示极端地不满。而记者在3月29日上午张德江副总理参加的第三次抢险指挥部会议记录上看到：只有36名工人受困的位置“理论上高于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