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中新社记者美国华盛顿6日专稿,这是一个听来的故事,也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成功的男人,奋斗了数十年终于获得了通往美国的绿卡,而妻子和女儿则因为各种原因不得不留在国内一段时间,这个男人并不是陈世美,他向妻子和女儿许诺,一定会在美国更加努力地工作,争取一家人的早日团聚,于是一家人在机场依依不舍地分别了。
两年后,男人的妻子和女儿终于历尽艰辛来到了美国,想给老公一个惊喜,没想到却在男人的家里见到了另外一位女主人。这个女人对原配的到来虽然也分外惊讶,但她只是短暂的无措,她说自己和那个男人只是萍水相交,没有财产纠葛,也不会有感情恩怨,既然原配到了,那她愿意立刻退出。
这样似乎很洒脱,这也是美国华人圈子里很普遍的一种现象,我们可以把它叫做“临时夫妻”现象。意思就是走到一起的两个人只是为了排遣一时的寂寞或者度过一段难熬的日子,中间并不存在什么感情上的纠葛。
“临时家庭”或者“临时夫妻”、“抗战夫妻”、“搭伙夫妻”等等虽然称谓不同,但是都是指的这种已婚的华人男女移民到美国后因为生理、心理和情理的需要,同住在一个屋檐下,同睡在一张床铺上,过着没有法律认可和保障的“夫妻生活”,一旦其中一方的另一半到了美国,这种临时性的夫妻也就劳燕分飞,各回各家了。
随着时间的发展,这种现象不仅没有变淡,反而衍生出了更多的形态,这些临时夫妻的搭档们也开始不再满足于临时性的夫妻关系,越来越多的介于原配与小三之间的战争打响,后者对于对于原配的负罪感也渐淡,像文首提到的故事中的那对情敌,虽然表面上没有针锋相对,其实暗地里却是互相较劲。
这个故事当然还有下文,原配女主人和男人大吵一架之后,两个人冷战起来,女主人觉得男人背叛了两个人的感情,而男主人则认为女主人一点都不理解他,虽然他做的不对,但是可以被理解,于是两个人都认为自己没错,僵持起来,不久之后,男人就和离开的那个女人又走到了一起,结局近乎惨烈,来到美国投奔老公的女主人既没有工作,也不会英文,举目无亲又别无选择,只好和这对“狗男女”拼命,差点闹出了人命案,最后以离婚为代价黯然收场。
本来是奔着幸福的日子去的,到头来却落得如此孤家寡人的境地,是挺可怜的,如果是在国内,我们大可痛斥那对“狗男女”,说他薄情寡义喜新厌旧,说她狐媚风骚破坏家庭,可是如果我们站在那个男人的立场上想一想,也许我们就不会那么痛快地骂出口了。
由于在美国生活的压力和精神上的空虚,以及生理上的需要,“临时夫妻”成为很多华人一种无婚姻法律约束而又能调节自己生活节奏的新的家庭生活方式,这种“临时家庭”大多以不破坏双方原有的家庭婚姻为基础,在一定意义上具有过渡的含义,而在美国的一些华人聚集地也常常可以看到一户公寓中住着四五户“夫妻”,这些“夫妻”一般各自有自己的家庭,只是这种新的临时性夫妻生活不会向国内的配偶公开而已,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两者之间不产生感情是不可能的,如果此时国内的原配没有好好处理这种关系,很可能将自己的情人推向了情敌的怀抱。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临时夫妻”被发现后反而能成为真夫妻的一个原因。
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遇到这种情况,都会很矛盾。你不能一味地以伦理道德或者婚姻法律去谴责一个人对你的不忠,因为这个人是为了全家的未来才独自跑到了国外打拼,遇到的困难和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一个人在美国打工赚钱,还要想方设法办绿卡转换身份,一年可以熬,两年三年甚至五年六年呢?文首故事中的男人找个临时的女伴只是为了解决生活的种种问题罢了,一起付房租,白天有人为你收拾房间做饭,晚上有人陪你度过漫长的异国之夜,我想,这也许是很多身处异地的人无法拒绝的诱惑吧,只是苦了国内的原配夫人,可是这个男人却坚持,自己并不是做了一件正确的事,但是这确实无可奈何。
我们没有处在那种境地,所以我们也无法理解他们当时的心境,也就无从评论这种行为的正确与否。因为想要往高处走,想要过更好的生活,于是他们愿意付出这些代价,只是在奋斗的过程中,他们才发现这些代价远远比我们想象中更多更大,但是此时的我们却已经回不去了。
这种行为从伦理道德上来讲,是错的,可是放到生活中,我们就会发现,伦理道德所占的比重实在微乎其微,在现实的压力面前,原来我们都是懦夫。如果一定要怪的话,我们只能说生活太强大,我们不得不低头。
Tuesday, July 6, 2010
抗美援朝的非正义性和中共出兵他国的胆略
据称奥巴马总统也将要发布纪念韩战60周年的声明。北韩历史学会日前在平壤发表“声讨书”,强烈要求美国立即解散“联合国军司令部”。而急需与国际社会合作的韩国总统日前却参拜了位于釜山的联合国军墓园。
在这场战争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中国没有动静。究其原因,主要是近年来朝鲜战争涉战各方不断公布有关档案资料。随着真相浮出水面,中国卷入这场战争的正当性至少受到两方面质疑:一是战争发生的真正原因;二是战争带来的后果。
中国对朝鲜战争有个独特的称呼,即“抗美援朝”。无论是教科书还是官方研究,都强调当时中国亟想将注意力放在攻占台湾和国内建设上,无意卷入这场战争。标准诠释是: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派兵侵略朝鲜。所谓“联合国军”一直打到中国边境鸭绿江边,美国第七舰队入侵中国台湾海峡,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美国的侵略活动严重威胁到中国的安全。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援助,1950年10月,以彭德怀为司令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前线,同朝鲜军民一起抗击美国侵略者。经过五次大规模战役,把美国侵略军赶回到“三八线”附近。1953年7月,美国被迫在停战协定上签字。中朝人民取得了反侵略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国教科书上这种说教,就是今天中国人对这场战争的普遍认识。
但从90年代以来,由于美苏不断解密韩战的资料,关于金日成等人如何策划发动朝鲜战争的经过终于泄露出来,其中一些关键资料证明中国官方对自己在这场战争中扮演的角色之解释为谎言。事实是,1949年金日成奔走于莫斯科和北平之间要求合伙发动“解放”南韩的战争。在金日成的再三要求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林彪所部中国籍朝鲜族的三个精锐师在1949和1950年初调入朝鲜,编入朝鲜人民军,供金日成调遣,成为金日成进攻韩国的主力部队。
有了苏中支持,金日成在1950年6月25日,有计划有准备地发动了入侵南韩的战争,一鼓作气在三天之内攻下韩国首都汉城,世界为之震惊。
2003年时值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订50周年纪念,北大历史系教授许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是金日成打响了第一枪,首先挑起了战争。战争更深远的背景是:斯大林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后中国和苏联签订了友好条约,苏联就失去了雅尔塔体系中在中国的特殊权益,中国收回了旅顺口和大连港。而斯大林需要在太平洋有一个出海口,以便与美国和日本对峙……。
现在中国人知道了,其实我们是在帮朝鲜人作战,而在更深一层的意义上说是在帮斯大林作战,这样一来,抗美援朝的历史合法性就受到质疑。”虽然这样,中国人是否能明白更深层次
的道理,封建时代的几个朝代,如汉朝、唐朝、元朝和清朝,都远征过海外,这是中国历史上的骄傲!然而,1840年的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历史。从四亿人口发展到今天的13亿中国人,心里有一种压抑,希望有朝一日扬眉吐气!国歌就是这种心态的歌曲体现。中共在建国初就在自己经济都很困难的前提下,尝试了出兵他国的勇敢尝试!
虽然一直向世界声称不称霸的中国政府面临着最大的尴尬,另外,被中共宣传成“中朝人民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的抗美援朝还被受援者朝鲜所否定。2009年,一篇署名王锦思的文章“朝鲜韩国如何宣传中国抗美援朝”在网上广为流传。该文提到,朝鲜教科书和许多资料宣传,朝鲜战争是金日成独力率领朝鲜军队赶走美国人,中国志愿军的流血牺牲未被承认。尽管朝鲜出版的《金日成将军和彭德怀司令》一书提到了志愿军,但书里记载金日成对彭德怀如此说:“我们的战士都有和美军作战的经验,他们可以直接帮助你们指导你们”。人民军与志愿军之间的“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正好与中国官方版本完全颠倒。作者还提到一个细节:三八线以北、朝鲜一侧板门店一千多平米的停战签字会场,本是中国志愿军连夜建造的。但如今陈列室里数以百计的图片中,竟然找不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任何身影――在抗美援朝问题上,擅长篡改历史的中共遇到朝鲜社会主义兄弟这个棋逢对手。
德国著名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有言,“战争是政治的继续”。韩战的爆发,确实是当时美苏两国为首的两大政治集团之间政治冲突的结果,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世人对历史的评价往往立足于现实需要。
60年过去,苏中两国当年力图在亚洲建造共产主义卫星国这一壮举的伟大意义,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对人民的政治压迫与严重侵犯人权,在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崩解之后已随风而逝。从现实考量,战争的结果实在令仍然高举“社会主义”旗帜的中国比较尴尬:战后受到美国支持的韩国经济发达,政治民主,成为经济率先起飞的东亚四小龙之一。而用志愿军鲜血换来的朝鲜政权则政治黑暗,民不聊生,朝鲜核问题如今又成为国际社会的安全隐患。
美国《外交政策》最新一期选出“23名全球最腐败独裁者”,其中,北韩国防委员长金正日名列榜首。基于这一国际政治的现实,60年前开启的朝鲜战争确实还未结束。对于中国来说,忘记这场战争并不容易,这不仅是因为一些贫病交加的志愿军老兵在要求落实优抚政策,更是由于朝鲜丑恶的现实让中国人希望重新评价朝鲜战争,根据网上调查,竟有81%的投票者反对中国当时参与这场战争。
Saturday, July 3, 2010
“万人迎毛主席像”出现 对现实的高度不满
东方红,太阳升,各地官员踊跃组织唱红歌,“红太阳”唱遍全国,除了家喻户晓的重庆唱红歌,百度一下,就可以搜索到大量政府组织唱红歌的页面…再有是热衷建毛像:2008年,一座高20.6米,重46吨的毛主席塑像矗立在重庆医科大学大学城校区;当时还号称全国最高毛像,但马上,就被长沙的打破,32米高青年毛泽东像矗立长沙橘子洲头,甚至还建造了主题公园,至于全国各地官员所建造的毛像,更是不可胜数…然后官方组织的纪念活动,比如电影,戏剧,观日出之类的等等,可谓层出不穷的,而关于毛泽东计谋、智谋甚至权谋的书籍,也成了官员们的钻研爱好。
民众亦不甘落后,各显神通2008年,北京零点研究咨询集团曾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式,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40个城镇进行居民宗教信仰调查。数据显示,中国人在家中供奉毛主席塑像的是21.5%…
另一个例证则是,在全国的汽车司机里面,很大一部分都是挂着毛主席像辟邪…再有就是诸如毛主席的领袖传记,英雄史诗,诗歌作品等之类的书籍,从90年代后,在民间长久畅销不衰,几乎家家都有一两本类似的书籍。还有就是诸如毛主席故居,革命根据地,毛家菜馆这些,老百姓也对此乐此不彼,当然,也包括对于政府组织的诸如迎“毛像”活动,也是积极地参与。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人的观念和行动,都是基于对自身的现实处境和对历史的认知而产生的。尊敬、怀念想要有坚实的基础,就必须是民众建立在对自身处境和社会现实、以及对历史的清醒认知上。官员百姓为何都敬毛:九十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社会分化加速,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现象日益突出,出现了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所说的“权贵资本主义”的现象。
国企工人下岗,毛时代城市人员的社会福利待遇大幅缩水,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民众医疗和教育费用激增;三农问题严重;干部腐败现象久禁不绝等等,上述种种情况致使广大中下层民众普遍有公平缺失的心理感觉,故而“合法的”,顺着主流叙述对毛的赞美,怀念起毛和毛时代,用崇毛来表达自己对现状的批评。而官员们的情形则是复杂一些,因为毛主席既是厌恶官僚者,但也是这个官僚体制的创造者,是其合法性的来源,尤其是在底层民意耸动的时候,敬毛、拜毛能为官员求得心安,稳固自身的合法性…
1979年后对毛的反思,为改革开放寻找到了合法性;而九十年代重新肯定和宣传毛,则为了加强官僚体制的合法性。所以,主流叙述对毛和毛时代进行全面肯定性的宣传。这种情况下,毛主席一些诸如打击贪污腐败,反对官僚主义,开展农村医疗工作,主张全面教育等之类的东西,被无限放大,被民众用来当作抨击现实的依据,也因此使得毛主席获得了更多的民间支持。而对于这股强大的底层民意,官员们也不敢等闲视之,将对这股民意的迎合视为自身政绩的一个来源,因此,毛主席的优点也不断的被美化。
毛主席在民间的形象经历了几次阶段性转变,从文革前独一无二的神,到80年代走下神坛,90年代又走上神坛,“红太阳“唱遍全国,汽车司机都挂毛主席像以辟邪,这中间的轮回到底有啥差别呢?
1:表征上的差别很容易看出来,远没那么狂热了,虽然还尊敬,还挂像,但很难出现因此彻夜难眠,激动若狂,歇斯底里的状况了。
2:就是毛时代的信仰,是无条件的崇拜,是真信,信奉,可以为了毛主席做任何事情,很多人哪怕是自己已经饿得皮包骨,但只要能为主席或主席思想做出牺牲,那一定会赴汤蹈火,真是“纯粹”的毫不顾惜自己,只为领袖和国家的“精神”…
3:伟人信仰堕入凡间,现在一般老百姓,他们信仰毛泽东,无非是祈福祈健康,求财求运保子孙,求得大人物保佑好人一生平安。在渗透了其他现实欲求的信仰方式之中,其毛泽东信仰现象,可能就会包涵了对政治、权力、地位的欲求,包涵了对理想的期待或对时代的批评。
用最简单的话表述,就是以前信仰毛主席是绝不能考虑自己,一心只考虑领袖和国家;而现在信仰伟人,则绕不开一己之私利,为个人的各种诉求而来。
人们还在怀念毛泽东,伟人信仰几十年一个轮回,看似是时代的重复,其实时代是真的变了,不能回去了……希望人们还是寻求对现实社会的改变吧!
Friday, July 2, 2010
上海女子在日本向诱惑投降后的血泪
特约日本中文导报记者2日专稿,看见记者走入病房,她显得有些吃力地坐起来。清秀憔悴的面庞上掩饰不住一场灾难后的恐惧感,右眼角周围的青紫和眼球上淤积的血块清晰可见,脖颈周围被扼被掐被拧的痕迹仍然斑斑点点地遗留着。这时,她已经住院治疗一个星期了。
她已经走过的人生的经历并不复杂。也许是这种不复杂的经历,使得她的头脑也没有复杂起来。
大学毕业以后,她在一家杂志社内做编辑工作。文字工作固然可以给人带来许多精神快乐,但物质的贫困却是很难改变的。5年后,她“改行”了,转到一家著名饭店的旅游公司内工作。没有想到,同样一个旅游公司内,她所在的亚太部冷冷清清,客源不足,奖金自然也就不多;比邻的日本部却宾客盈门,总是忙得不可开交,常常要向其它部门“借调”人手。多劳,自然多得。日本部工作人员的多得,让旁人羡慕得眼红。
和许多知识女性一样,她也是不安于现状的。会说日语,就可以到日本部工作。专业是学俄语的她,在工作中有了这样的切身体会。要想学日语,自然是到日本学习最好。在那里,不仅可以学习语言,还可以在经济上宽松一下。正可谓日语中所说的“一石二鸟”,在中文中就叫做“一箭双雕”了。
当然,学好日语,还可以和日本人搞贸易。丈夫在政府经济部门工作,应该是日本商人最想建立的“人脉”关系,她拥有他人没有的条件,也就拥有他人没有的自信。
就这样,她辞别了丈夫,答应学习两年语言后回国;吻别了儿子,暂时每个月花1800元人民币,把他“全托”出去。在事业与亲情上,她首先选择了事业!
30岁生日刚过,她就来到日本东京,在一家语言学校就读。古人讲:“三十而立”。而她,在30岁的时候,跨出国门,意欲像那冲向蔚蓝色天空的银翼一般展翅飞翔。
大多数踏上东瀛列岛的中国留学生,都是以在餐馆打工作为读书的前提。并不是他们喜欢一边打工一边学习,而是他们不得不一边打工一边学习!
她也不例外。来到东京后,在银座附近一家中华料理店内刷碗,凭着微薄的工薪,维持生计和学习。
半年。整整刷了半年的碗。她觉得自己已经像一台完美无缺的洗碗机了。把油腻腻的碗碟首先大小分类,分别放入不同的水槽内,手中拿着浸满洗洁净的海绵,一个一个地洗,一个一个地冲,一个一个地擦干,一个一个地摆好。任何一台洗碗机,都不可能有如此完备的功能!任何一台洗碗机,都不可能如此长久地运转!
每天下班了,看看自己的手,肤色泛着碱白色,指纹犹如刀刻般清晰。拖着疲倦的身躯往“家”走,想着远方的儿子,不知多少次泪水扑簌……
再看看班里的女同学,一个个从餐馆“转业”了,脸上的姿容变了,身上的服饰变了,经济条件变了,说话的内容也变了。她记不清楚多少次叮咛自己了:“一定要顶住诱惑。”但是,试图抗拒诱惑的人,往往是对现实不满的人。
一个同学听说她没有去过“Snack”(酒吧),便友好地表示要带她去“玩玩”。据说,去玩的当天,店里的一位客人对“妈妈”说:“这个女孩子的气质和别人不一样,你把她留下来吧。”结果,她点头了,同意了,向诱惑投降了。
她清清楚楚地记着,去年8月1日,她开始上班。8月2日的夜晚,这个给她人生带来灾难的日本人出现了。
从送过来的名片上看,他是“公认会计士”,在霞关大楼内上班。从他的话语中得知,他已经离婚,有两个儿子,都“预存”在前妻家中。当然,最让她感到动心的,还是他说的那句话:“我喜欢你!”
从那以后,他几乎天天都来坐她的“台”。不久,又送给她一块西铁城手表,告诉她:“这块手表两万多日元,是比较贵的。”回“家”以后,她打电话给朋友,说收到了这样一份礼物。朋友听后则劝她:“两万日元不算什么好表。不要和这样的穷光蛋交往。”可惜,她没有听进去。
几天后的一个夜晚,这个日本人来店里的时候,她正陪着一个客人跳舞。他勃然大怒,粗暴地把她从店里拽了出去,粗暴地从她手腕上摘下了那块西铁城手表。本来,这应该成为两个人分手的契机,但她却错把这种粗暴当做了男人炽爱的一种表现形式。情感的进展是不受时间限制的,尽管这是畸形的情感。
9月初,他兴致勃勃地带她到轻井泽旅游。傍晚,她提出开两个房间,他怎么肯呢?这一夜,他6次向她发起“进攻”,把她当作一个泄欲的工具……
9月23日,两个人同居了。男方只负责支付每月8万日元的房租。再就是到酒吧里来喝酒。一个星期后,男方说出实话,自己的妻子患有子宫癌,不肯离婚;另外自己有3个儿子,分别在读大学、高中、小学。根本就无法离婚!
能说什么呢?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何况,他还答应生活上继续照顾她,答应把自己的一些“人脉”继续介绍给她呢!他的暴力行为越来越多了。在她的笔记本上记着他一次又一次的暴力行为。
今年2月17日,他第一次把她打得脸上挂彩。但是,她仍然没有和他分手。
3月31日夜晚。他到酒吧里来喝酒,看见她在陪客人,又光火起来,拽起她就往外走。店里的“妈妈”不干了,“妈妈”的姐姐更是勇往直前,脱下高跟鞋,用鞋跟狠狠地敲打他的脑袋,打得他满脸流血。他说自己要去报警,可是,她回到家中的时候,发现他已经先回来了。
店里的“妈妈”告诉她:以前,他也是这样,喜欢上店里一位上海小姐,花了许多钱,却没有达到目的。他发火打了这位上海小姐,小姐反过来报警,在警方的干预下他支付了“赔偿金”。所以,“妈妈”的判断是:他不敢报警!
为此,她不得不辞退这里的工作,转到另一家酒吧后时常干到早上4点钟。他呢,发脾气近乎“日常化”了。每每发脾气的时候,除了打人,还要砸东西,电视、传真机等等,砸起来毫不吝啬。当然,事后还要置买的。
至于暴力的原因,说出来有点让人难以相信。比如说,4月13日,两个人到福岛、新潟等地去旅游,回来后这个男人说:“为你花钱太多了。”说完就打。再比如说,4月28日,两个人一起到银座买衣服,男方主动提出要给她花钱,她自己花了5万多日元,男方也花了1万2千日元,回去后又为花钱的事情暴打了她一顿。当然,也有早上4点钟,他到酒吧前去接她,回来后痛打她,说:“我再也忍受不了这种日子”的时候。
不久前,她回国探亲。他心里醋缸翻倒,实在不是滋味,送她上飞机以前还在殷殷嘱咐:“你回去后一定要住在你妈妈家”“你回去不能和你老公在一起”等等。她呢,自然无法做到。
5月22日深夜,他从东京给她的上海家里打电话,怒气冲天地大喊:“谁让你和你老公住在一起的?你在电话里听着,我现在要砸家具了!”就这样,她把电话挂上,他把电话打来,再挂上,再打过来。而话筒里传来的除了粗暴的叫骂声外,就是“乒乒乓乓”砸家具的声音了。
无奈,她撇下疑心重重和满腹怨气的丈夫,她撇下久已想念她的儿子,24日又从上海返回日本。
他呢,没有喝酒的时候,就疯狂地“爱”她,恐怕再次失去她;喝了酒以后,就借酒发“疯”,一边开车,一边拧她的大腿。一会儿开快车,一会儿猛煞车,声称“我们两个人一起死吧”。
5月26日深夜1点半钟,他喝得醉醺醺地从外面回来,一边痛骂:“你的身体已经弄脏了,脏得没有办法要了”,一边出手痛打。他凶残地把她的衣服一件一件撕扯下来,把她塞到厕所内,用拳、用脚、用皮鞋、用水壶、用皮带,整整打到清晨3点钟。这个期问,她哭饶,他毫不理会;她哭喊,没有一个人来救援。周围的人都知道,这对年龄相差18岁的男女,是以“婚约者’的名义居住在一起的。她被打得小便失禁了,昏迷了……
他打不动了,实在打不动了,倒头就睡。早晨7点钟,他醒来后,看见脸部青紫肿涨得失去人形的她,看见手指被骨折后滴滴淌血的她,看见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好肉的她,他腿软了,声颤了,扔过来一把菜刀,说:“你把我杀了吧!求求你,你把我杀了吧!我不算人,我没有勇气自杀,你杀我吧!”
她艰难地张开淌着血的嘴,说:“我也没有勇气杀你。要死,你还是自杀吧!”接着,把菜刀扔了回去。
次日上午9点钟,两个人来到住宅附近的一家国立医院。医生和护士都惊呆了……
她住院后,记者闻讯去看她。情形,与本文开篇时描述的一样。“你想怎么解决呢?”记者问她。
她无力地说:“我想让他赔偿我一笔费用,至少要200万日元。”
“他呢,他想怎么解决呢?”我接着问。
“他一开始非常害怕,连送我上医院都想找一个警察不知道的医院。也答应赔我一笔钱。这几天,他看见我好一点了,口气就变了,说不能赔我钱,说这里是日本,日本的法律是保护日本人的。他还说,我如果报警,他就自杀。还说中国人就知道要钱,中国的民族是一个‘最低’的民族。”她回答说。
记者劝她,问题的解决,恰恰要依靠日本的法律。东京入管局方面的说明,我们可以帮助去做;报案的事情,你自己要去,这样问题会解决的。另外,你不要担心他会自杀,应该相信“会咬的狗是不叫唤的”。
后来,记者陪她到警察署报案。当晚,他慌慌张张地赶到医院,说警察已经打电话叫他了,央求她陪他一起去警察署。当然,她没有同意。
几天后,记者把这个日本人“请”来,他又鞠躬,又谢罪,表示自己是因为爱,因为爱的嫉妒,才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同时,表示愿意支付200万日元,赔偿她的精神和身体的损失,并且写下了“示谈书”,保证先支付50万日元。等到以后贷款下来后,再支付150万日元。第二天,他到医院,在记者在场的情况下,交给了她50万日元。
几天后的一个夜晚的两点钟,她给记者打电话,说那个男人又喝得醉醺醺地在门外大喊大叫,还按门铃要进来呢!记者拨通了那位男士的手提电话,劝他马上回家;又打电话告诉她,可以马上报警!
事后,她没有再来过电话……
行笔至此,记者还想告诉读者,许多女性听说此事后,不同意记者帮助这位中国女性,她们是按照女性的眼光做出判断的。
记者的想法是,人,常常有失足的时候。如何使失足者不留下千古之恨,是社会工作者应该做的事情。况且,她孤立无援,日本人是不会帮助她的,我们作为同胞再不伸手的话,那些人不就真的以为“中国的民族是一个‘最低’的民族”了吗?
当然,如果这个近似“荒唐”的故事,这个引人“辛酸”的经历,能够让人们有一番思考的话,将是记者意外的收获。
她已经走过的人生的经历并不复杂。也许是这种不复杂的经历,使得她的头脑也没有复杂起来。
大学毕业以后,她在一家杂志社内做编辑工作。文字工作固然可以给人带来许多精神快乐,但物质的贫困却是很难改变的。5年后,她“改行”了,转到一家著名饭店的旅游公司内工作。没有想到,同样一个旅游公司内,她所在的亚太部冷冷清清,客源不足,奖金自然也就不多;比邻的日本部却宾客盈门,总是忙得不可开交,常常要向其它部门“借调”人手。多劳,自然多得。日本部工作人员的多得,让旁人羡慕得眼红。
和许多知识女性一样,她也是不安于现状的。会说日语,就可以到日本部工作。专业是学俄语的她,在工作中有了这样的切身体会。要想学日语,自然是到日本学习最好。在那里,不仅可以学习语言,还可以在经济上宽松一下。正可谓日语中所说的“一石二鸟”,在中文中就叫做“一箭双雕”了。
当然,学好日语,还可以和日本人搞贸易。丈夫在政府经济部门工作,应该是日本商人最想建立的“人脉”关系,她拥有他人没有的条件,也就拥有他人没有的自信。
就这样,她辞别了丈夫,答应学习两年语言后回国;吻别了儿子,暂时每个月花1800元人民币,把他“全托”出去。在事业与亲情上,她首先选择了事业!
30岁生日刚过,她就来到日本东京,在一家语言学校就读。古人讲:“三十而立”。而她,在30岁的时候,跨出国门,意欲像那冲向蔚蓝色天空的银翼一般展翅飞翔。
大多数踏上东瀛列岛的中国留学生,都是以在餐馆打工作为读书的前提。并不是他们喜欢一边打工一边学习,而是他们不得不一边打工一边学习!
她也不例外。来到东京后,在银座附近一家中华料理店内刷碗,凭着微薄的工薪,维持生计和学习。
半年。整整刷了半年的碗。她觉得自己已经像一台完美无缺的洗碗机了。把油腻腻的碗碟首先大小分类,分别放入不同的水槽内,手中拿着浸满洗洁净的海绵,一个一个地洗,一个一个地冲,一个一个地擦干,一个一个地摆好。任何一台洗碗机,都不可能有如此完备的功能!任何一台洗碗机,都不可能如此长久地运转!
每天下班了,看看自己的手,肤色泛着碱白色,指纹犹如刀刻般清晰。拖着疲倦的身躯往“家”走,想着远方的儿子,不知多少次泪水扑簌……
再看看班里的女同学,一个个从餐馆“转业”了,脸上的姿容变了,身上的服饰变了,经济条件变了,说话的内容也变了。她记不清楚多少次叮咛自己了:“一定要顶住诱惑。”但是,试图抗拒诱惑的人,往往是对现实不满的人。
一个同学听说她没有去过“Snack”(酒吧),便友好地表示要带她去“玩玩”。据说,去玩的当天,店里的一位客人对“妈妈”说:“这个女孩子的气质和别人不一样,你把她留下来吧。”结果,她点头了,同意了,向诱惑投降了。
她清清楚楚地记着,去年8月1日,她开始上班。8月2日的夜晚,这个给她人生带来灾难的日本人出现了。
从送过来的名片上看,他是“公认会计士”,在霞关大楼内上班。从他的话语中得知,他已经离婚,有两个儿子,都“预存”在前妻家中。当然,最让她感到动心的,还是他说的那句话:“我喜欢你!”
从那以后,他几乎天天都来坐她的“台”。不久,又送给她一块西铁城手表,告诉她:“这块手表两万多日元,是比较贵的。”回“家”以后,她打电话给朋友,说收到了这样一份礼物。朋友听后则劝她:“两万日元不算什么好表。不要和这样的穷光蛋交往。”可惜,她没有听进去。
几天后的一个夜晚,这个日本人来店里的时候,她正陪着一个客人跳舞。他勃然大怒,粗暴地把她从店里拽了出去,粗暴地从她手腕上摘下了那块西铁城手表。本来,这应该成为两个人分手的契机,但她却错把这种粗暴当做了男人炽爱的一种表现形式。情感的进展是不受时间限制的,尽管这是畸形的情感。
9月初,他兴致勃勃地带她到轻井泽旅游。傍晚,她提出开两个房间,他怎么肯呢?这一夜,他6次向她发起“进攻”,把她当作一个泄欲的工具……
9月23日,两个人同居了。男方只负责支付每月8万日元的房租。再就是到酒吧里来喝酒。一个星期后,男方说出实话,自己的妻子患有子宫癌,不肯离婚;另外自己有3个儿子,分别在读大学、高中、小学。根本就无法离婚!
能说什么呢?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何况,他还答应生活上继续照顾她,答应把自己的一些“人脉”继续介绍给她呢!他的暴力行为越来越多了。在她的笔记本上记着他一次又一次的暴力行为。
今年2月17日,他第一次把她打得脸上挂彩。但是,她仍然没有和他分手。
3月31日夜晚。他到酒吧里来喝酒,看见她在陪客人,又光火起来,拽起她就往外走。店里的“妈妈”不干了,“妈妈”的姐姐更是勇往直前,脱下高跟鞋,用鞋跟狠狠地敲打他的脑袋,打得他满脸流血。他说自己要去报警,可是,她回到家中的时候,发现他已经先回来了。
店里的“妈妈”告诉她:以前,他也是这样,喜欢上店里一位上海小姐,花了许多钱,却没有达到目的。他发火打了这位上海小姐,小姐反过来报警,在警方的干预下他支付了“赔偿金”。所以,“妈妈”的判断是:他不敢报警!
为此,她不得不辞退这里的工作,转到另一家酒吧后时常干到早上4点钟。他呢,发脾气近乎“日常化”了。每每发脾气的时候,除了打人,还要砸东西,电视、传真机等等,砸起来毫不吝啬。当然,事后还要置买的。
至于暴力的原因,说出来有点让人难以相信。比如说,4月13日,两个人到福岛、新潟等地去旅游,回来后这个男人说:“为你花钱太多了。”说完就打。再比如说,4月28日,两个人一起到银座买衣服,男方主动提出要给她花钱,她自己花了5万多日元,男方也花了1万2千日元,回去后又为花钱的事情暴打了她一顿。当然,也有早上4点钟,他到酒吧前去接她,回来后痛打她,说:“我再也忍受不了这种日子”的时候。
不久前,她回国探亲。他心里醋缸翻倒,实在不是滋味,送她上飞机以前还在殷殷嘱咐:“你回去后一定要住在你妈妈家”“你回去不能和你老公在一起”等等。她呢,自然无法做到。
5月22日深夜,他从东京给她的上海家里打电话,怒气冲天地大喊:“谁让你和你老公住在一起的?你在电话里听着,我现在要砸家具了!”就这样,她把电话挂上,他把电话打来,再挂上,再打过来。而话筒里传来的除了粗暴的叫骂声外,就是“乒乒乓乓”砸家具的声音了。
无奈,她撇下疑心重重和满腹怨气的丈夫,她撇下久已想念她的儿子,24日又从上海返回日本。
他呢,没有喝酒的时候,就疯狂地“爱”她,恐怕再次失去她;喝了酒以后,就借酒发“疯”,一边开车,一边拧她的大腿。一会儿开快车,一会儿猛煞车,声称“我们两个人一起死吧”。
5月26日深夜1点半钟,他喝得醉醺醺地从外面回来,一边痛骂:“你的身体已经弄脏了,脏得没有办法要了”,一边出手痛打。他凶残地把她的衣服一件一件撕扯下来,把她塞到厕所内,用拳、用脚、用皮鞋、用水壶、用皮带,整整打到清晨3点钟。这个期问,她哭饶,他毫不理会;她哭喊,没有一个人来救援。周围的人都知道,这对年龄相差18岁的男女,是以“婚约者’的名义居住在一起的。她被打得小便失禁了,昏迷了……
他打不动了,实在打不动了,倒头就睡。早晨7点钟,他醒来后,看见脸部青紫肿涨得失去人形的她,看见手指被骨折后滴滴淌血的她,看见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好肉的她,他腿软了,声颤了,扔过来一把菜刀,说:“你把我杀了吧!求求你,你把我杀了吧!我不算人,我没有勇气自杀,你杀我吧!”
她艰难地张开淌着血的嘴,说:“我也没有勇气杀你。要死,你还是自杀吧!”接着,把菜刀扔了回去。
次日上午9点钟,两个人来到住宅附近的一家国立医院。医生和护士都惊呆了……
她住院后,记者闻讯去看她。情形,与本文开篇时描述的一样。“你想怎么解决呢?”记者问她。
她无力地说:“我想让他赔偿我一笔费用,至少要200万日元。”
“他呢,他想怎么解决呢?”我接着问。
“他一开始非常害怕,连送我上医院都想找一个警察不知道的医院。也答应赔我一笔钱。这几天,他看见我好一点了,口气就变了,说不能赔我钱,说这里是日本,日本的法律是保护日本人的。他还说,我如果报警,他就自杀。还说中国人就知道要钱,中国的民族是一个‘最低’的民族。”她回答说。
记者劝她,问题的解决,恰恰要依靠日本的法律。东京入管局方面的说明,我们可以帮助去做;报案的事情,你自己要去,这样问题会解决的。另外,你不要担心他会自杀,应该相信“会咬的狗是不叫唤的”。
后来,记者陪她到警察署报案。当晚,他慌慌张张地赶到医院,说警察已经打电话叫他了,央求她陪他一起去警察署。当然,她没有同意。
几天后,记者把这个日本人“请”来,他又鞠躬,又谢罪,表示自己是因为爱,因为爱的嫉妒,才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同时,表示愿意支付200万日元,赔偿她的精神和身体的损失,并且写下了“示谈书”,保证先支付50万日元。等到以后贷款下来后,再支付150万日元。第二天,他到医院,在记者在场的情况下,交给了她50万日元。
几天后的一个夜晚的两点钟,她给记者打电话,说那个男人又喝得醉醺醺地在门外大喊大叫,还按门铃要进来呢!记者拨通了那位男士的手提电话,劝他马上回家;又打电话告诉她,可以马上报警!
事后,她没有再来过电话……
行笔至此,记者还想告诉读者,许多女性听说此事后,不同意记者帮助这位中国女性,她们是按照女性的眼光做出判断的。
记者的想法是,人,常常有失足的时候。如何使失足者不留下千古之恨,是社会工作者应该做的事情。况且,她孤立无援,日本人是不会帮助她的,我们作为同胞再不伸手的话,那些人不就真的以为“中国的民族是一个‘最低’的民族”了吗?
当然,如果这个近似“荒唐”的故事,这个引人“辛酸”的经历,能够让人们有一番思考的话,将是记者意外的收获。
中国流行“租白人撑门面”
特约华盛顿邮报记者2日北京专稿,邮报前记者Moxley不久前被美国一驻华企业聘用,前往山东担任公司的质检官员,周薪为1000美元。尽管他没有任何专业经验,但不要紧,企业只要求他着西装、打领带。用Moxley自己的话说,企业就是希望他成为“冒牌”商人,为企业迎来送往,主持仪式,甚至和市长等寒暄交流。
而且,被聘请干这种活的洋人还不少,M oxley提到有六个人:清一色的白人,清一色的冒牌货。有一位从事电影工作的美国人,被请来去作为一加拿大公司的代表,并走上讲台发表有关低碳生活方式的演讲;他还有一位朋友,还专程飞赴上海,扮演异国的大买家。
按照圈内人的行话,他们这群洋人从事的是“白人领带”活动(White Guyina T ie),“只要穿上西装,跟人握手,就能在中国赚钱”。至于为什么能有如此美差,Moxley引述他的一位汉语老师的话说,“让外国人穿上漂亮西装,可以让公司有面子。”
Moxley的经历在网站登出来后,我看到相关评论不断,其中不乏讲述类似经历的外国人。比如一位网名为“dadanada”的外国人说,他在中国也曾被聘请扮演过冒牌商人,一次他前往哈尔滨担任一家医疗公司的副总裁;另一次他担任一美容产品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还在北京上过电视。
要想在中国扮好冒牌商人,“dadanada”总结出几条经验:第一,要有魅力;第二,如果是男性,要穿西装,打领带;第三,要住在北京,海淀区尤佳;第四,要经常在北京语言大学外晃悠,他就是在那里被“发现”的。
至于报酬,“dadanada”的说法和Moxley略有差别,“dadanada”说他经常一个月工作3到5天,大致是100美元一天,一个星期1000美元的美差不是特别多。
姑且不论“dadanada”和Moxley的经验之谈是否都符合事实,但从中至少可以看出,“租个白人”的生意在中国还似乎颇为兴隆。
其中原因,一是肯定有中国企业热衷此道。“dadanada”介绍他曾在中国上电视、推销医疗产品。如果我的理解没错的话,雇他的大致都是中国公司。另外,美国企业也“入乡随俗”。雇用M oxley的可确实是美国加州的公司,但不晓得是真外商还是“出口转内销”的华人公司,反正公司方底气不足,于是找了几个真洋人来撑一下门面。
洋人吃香,钱钞滚滚来。这里面应该有我们中国人好面子的成分,但其中何尝就没有洋人和内鬼联合欺诈的嫌疑?按照“dadanada”的介绍,他参加的活动,大多是医疗产品的广告宣传,而且是南来北往,生意相当兴隆。他一个医疗产品的门外汉,却去推销医疗产品,难道其中没有猫腻吗?
“租白人撑门面”,既是商业道德问题,反映的是中国一些商家诚信的缺失;更应该是法律问题,暴露的是一些商家明目张胆的欺诈。这种内鬼和外贼沆瀣一气的行为,最终损害的是中国老百姓的利益。对于这个问题,有关部门真应该好好查一查、管一管,还市场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至于我们普通人,在看到西装革履、头头是道的金发碧眼的外国人时,也不妨多一个心眼,他们中有真外商、真专家,但肯定也不乏假外商、伪君子!
而且,被聘请干这种活的洋人还不少,M oxley提到有六个人:清一色的白人,清一色的冒牌货。有一位从事电影工作的美国人,被请来去作为一加拿大公司的代表,并走上讲台发表有关低碳生活方式的演讲;他还有一位朋友,还专程飞赴上海,扮演异国的大买家。
按照圈内人的行话,他们这群洋人从事的是“白人领带”活动(White Guyina T ie),“只要穿上西装,跟人握手,就能在中国赚钱”。至于为什么能有如此美差,Moxley引述他的一位汉语老师的话说,“让外国人穿上漂亮西装,可以让公司有面子。”
Moxley的经历在网站登出来后,我看到相关评论不断,其中不乏讲述类似经历的外国人。比如一位网名为“dadanada”的外国人说,他在中国也曾被聘请扮演过冒牌商人,一次他前往哈尔滨担任一家医疗公司的副总裁;另一次他担任一美容产品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还在北京上过电视。
要想在中国扮好冒牌商人,“dadanada”总结出几条经验:第一,要有魅力;第二,如果是男性,要穿西装,打领带;第三,要住在北京,海淀区尤佳;第四,要经常在北京语言大学外晃悠,他就是在那里被“发现”的。
至于报酬,“dadanada”的说法和Moxley略有差别,“dadanada”说他经常一个月工作3到5天,大致是100美元一天,一个星期1000美元的美差不是特别多。
姑且不论“dadanada”和Moxley的经验之谈是否都符合事实,但从中至少可以看出,“租个白人”的生意在中国还似乎颇为兴隆。
其中原因,一是肯定有中国企业热衷此道。“dadanada”介绍他曾在中国上电视、推销医疗产品。如果我的理解没错的话,雇他的大致都是中国公司。另外,美国企业也“入乡随俗”。雇用M oxley的可确实是美国加州的公司,但不晓得是真外商还是“出口转内销”的华人公司,反正公司方底气不足,于是找了几个真洋人来撑一下门面。
洋人吃香,钱钞滚滚来。这里面应该有我们中国人好面子的成分,但其中何尝就没有洋人和内鬼联合欺诈的嫌疑?按照“dadanada”的介绍,他参加的活动,大多是医疗产品的广告宣传,而且是南来北往,生意相当兴隆。他一个医疗产品的门外汉,却去推销医疗产品,难道其中没有猫腻吗?
“租白人撑门面”,既是商业道德问题,反映的是中国一些商家诚信的缺失;更应该是法律问题,暴露的是一些商家明目张胆的欺诈。这种内鬼和外贼沆瀣一气的行为,最终损害的是中国老百姓的利益。对于这个问题,有关部门真应该好好查一查、管一管,还市场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至于我们普通人,在看到西装革履、头头是道的金发碧眼的外国人时,也不妨多一个心眼,他们中有真外商、真专家,但肯定也不乏假外商、伪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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