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亚鹏谈夫妻情 我爱女儿等于爱她

特约中新社记者21日巴黎专稿，由张一白导演，李亚鹏、徐静蕾主演的电影《将爱情进行到底》正在法国波尔多热拍。身为演员兼投资人的李亚鹏在波尔多接受了来自内地的少数媒体专访。他一见到大家就开玩笑说：“终于见到来自祖国的亲人了！”

　　那天，波尔多天气骤然转冷，北风肃杀。采访在波尔多一个酒庄的草地上进行，风景怡人，加上有红酒和香槟相伴，李亚鹏的状态十分放松。他毫不避忌地谈起 他 那位著名的“老婆”———王菲。这个大家原本以为很“敏感”的话题，他此刻说起来却前所未有地坦然。

　　说到丈夫的角色，他屡次说自己：“要学会站在她身后”。或许，这就是他所说的：成熟了。毕竟，如今的他，已经不是12年前那个愣小子“杨峥”了，而是要为一个11口大家庭负责的丈夫、父亲。

记者：《将爱》是爱情命题，从电视剧到电影，中间隔了12年，你对爱情、感情的看法有什么变化？
　　李亚鹏：说那时候的杨峥和现在的杨峥吧，那时候的杨峥肯定认为爱情是他生命的全部，年轻的时候我们都会这么认为的。但是随着个人的成长，你慢慢地会发现，其实生命中还有很多同样，至少是同样重要的事情，生命的意义或者价值不完全是在爱情上的。但是正因为这样，现在会更加怀念曾经那种无畏的爱情。

　　记者：婚姻与爱情有什么不同？
　　李亚鹏：很现实的不同。最简单的一个观点，我觉得爱情可以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甚至可以只存在于一个人当中。这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比如说一种隐藏的爱慕其实也是爱情了。但是婚姻会复杂很多，涉及到双方的父母，家庭，包括自己的孩子了，我觉得婚姻比爱情要复杂得多。所以到了婚姻阶段就很容易出现危机，很多电视剧都在讲这个话题。

　　记者：作为普通人来说，要把爱情进行到底都是一件很难的事，对于你和王菲两个这么有名的人来说，更加难吧？
　　李亚鹏(笑)：这确实是一个有意思的事。包括我到了法国，人家介绍我说，这是李亚鹏，中国的Superstar，他太太也很有名。连他们都不忘补充一句……这是一直要面对的情况。

　　记者：名气不如自己的太太，压力大吗？其实大家还是很好奇你是怎么当王菲的老公的？
　　李亚鹏：就是学会站在她背后，这是一个挺难做到的事情。有时候忍不住还想往台前站一站，马上觉得还是应该站到背后，才是一个更合适的位置。嗯……不光学会，还要真正地接受这样一种现实。

　　记者：你几次说自己是个传统男人，这样的家庭关系对你来说是不是蛮难习惯？
　　李亚鹏：确实发生在演员身上是蛮难的。但是发生在我身上相对来讲，会好一点。因为我不是艺术家。我不是说我现在多么成熟，只是说逐渐在成长吧。我今天也有条件可以不为了生活或者别的，非得去演戏。

记者：事业之外呢，想知道你是一个怎样的老公？
　　李亚鹏：其实我还是一个很传统的人。传统的男人怎样算是给女人幸福呢？这是一个变幻莫测没有答案的事情，因为女人的要求也是变幻莫测，不可能百分百去满足。我想是不拘小节吧，其实这个男女都一样。女人对男人的期盼，当然是对孩子和老人好，说到底大家还是人嘛，最重要的就是家庭，男人怎么给对方这种安全感，很重要。我们现在就是大家庭，一出门恨不得举个旗，11个人的大家庭小社会,要给整个大家庭一种保障和安全感，这个比较重要。你说平时两个人争议也好，有些小摩擦也很正常，这些并不是最重要的。

　　记者：女儿呢，现在你生命中有两个重要的女人。
　　李亚鹏：我确实很爱女儿，我们是可以眉目传情，当然是父女间的交流，其实两份爱一点都不矛盾，父亲爱女儿，在妻子眼里也是爱她的表现。

　　记者：你说你要站到背后，但外界的感觉是，在王菲决定开演唱会之前，这些年她一直是站在背后的那个。
　　李亚鹏：那是她自己的选择。现在她不是要开演唱会嘛，我就站后边去了。我这次也歇五年(笑)。

　　记者：她开演唱会这个事儿，之前跟你商量过吗？
　　李亚鹏：这个，她开演唱会，我想完全是她的想法。不光是我了，包括她的经纪人，对她事业上的选择都是非常尊重的。她这么多年就歇着了，对公司的打击太大了。但是我想从来没有谁去勉强过她，或者给她什么压力。人在一种状态下，持续时间太久了，她需要换一种状态。这几年，有了家庭，有了孩子，对于她的生命来讲，也是更加完整了。当她在这儿休息了一定的时间，又积蓄了力量，可以再去唱歌了，我还是很支持她的。

　　记者：过去5年里她有没有过很想出来唱的时候？比如看那英他们都在开演唱会的时候。
　　李亚鹏：歇的这几年，她也经常出去唱歌，那英也参加。她们两个都是麦霸。但真正想出来，还是在今年。

　　记者：演唱会一票难求。
　　李亚鹏：对呀，报道说难买，连我都以为是假的，打电话给经纪公司，说我要买200张票。他们说2张都没有了！不过她这次唱得真不少，连着5场。

　　记者：也有一种说法，说她这次复出也是为嫣然基金筹钱，因为你们不断要贴钱进去。
　　李亚鹏：你说得都客气了，基本上只要一传她复出，就说因为我生意失败。这个符合大众的娱乐，毕竟是娱乐人物嘛，这符合大家的娱乐要求嘛。那天我们几个朋友开玩笑，说新闻拍到我跟长发美女约会，其实都是我们的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我同时也跟8个男的开过20次会，都没人拍。这些传言，我都不介意了，因为它就是我和大众的娱乐需求嘛。

　　记者：其实就不是因为经济原因而复出的，是吧？
　　李亚鹏：当然。不过我真的不介意了。所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吧，我们对自己的评价应该建立在自己内心的基础上。而不应该建立在外界给你的评价基础上，否则的话，你怎么落地呢？对不对？

　　记者：这次在法国拍戏，王菲会来探班么？
　　李亚鹏：本来是有这计划，但现在她那边也已经在开始排练了吧。我是让她别来了，因为太辛苦了。来这么几天要倒时差，再回去又是几天，因为我们月底才拍完嘛。她10月底就要开唱了。毕竟是五场，其实也是很难。

　　记者：王菲这次是真正复出，还是开完演唱会以后继续隐退？
　　李亚鹏：我想到她这个份儿上，也不需要去计划什么吧。哪有那么多计划了，我更希望她是能够享受她的歌唱和享受她的生活了，不希望她为了什么再去唱。除了为她自己，为任何事情去复出，我都觉得没有意义了。

直肠癌药当眼药，中国名医院涉及药品走私

特约上海文汇报记者21日专稿，9月15日，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以下简称市一医院）阿瓦斯汀眼球注射事件发生已有一周，对于何种原因引发了这次意外，至今仍无答案。可以确定的是，此次意外已充分暴露出中国眼科领域普遍存在的“非法用药”问题，背后的原因发人深思。

出现问题后继续注射9月7日到8日，上百名曾在上海市一医院接受过阿瓦斯汀球内注射治疗的患者突然接到院方电话，要求其立即赶到医院复查，其中不少人是在晚上接到的电话。这是中国卫生史上一次罕见的“患者召回”事件，共涉及116名病人。

事后证实，其中约有一半的病人出现了眼睛红肿、视物模糊等症状。有多名病人对记者称，打针后当天感到剧痛，次日一度仅有光感，没有视力。有媒体遂以“55名患者失明”予以概括。

截至目前，在医生的劝说下，被召回的患者中，已陆续有十多人相继出院，不过仍有多名患者对记者称，自己的视力严重受损，因而拒绝出院。医院能主动召回病人被普遍视为难得之举。不过让病人们颇为不满的是，9月6日有病人注射阿瓦斯汀后，次日就出现问题，不少病人返回市一医院就诊，院方已于8日上午开始打电话“召回”病人，然而不知何故，8日下午，市一医院眼科却仍按照预约时间给70余名病人注射了阿瓦斯汀。9月9日，事发第二天，上海市卫生局对媒体通报市一医院“眼科门”事件，病人们被初步诊断为“眼内炎”。

“眼内炎”的诊断意味着患者病情可能系细菌感染引起。事发次日即有消息传出，市一医院的化验结果证实引发感染的是某种格兰氏阴性菌。患者因此被“紧急召回”。然而，随着事态的升级，特别是事件中所使用的阿瓦斯汀来路不明后，情况开始复杂，真相也模糊起来。

9月14日，参加上海“眼科门”事件会诊的眼底病专家赵明威向媒体透露了最新调查结果，称没有在患者的眼睛分泌物标本中发现细菌，暂时排除使用“阿瓦斯汀”后导致细菌感染。于是，究竟是何原因导致病人发病，在事发一周后继续成为悬念。在上海市卫生局的通报和媒体的报道中，对于被“召回”病人出现的异常状况，均称之为“不良反应”。不过，这一说法受到业内专家的质疑。

作为专业术语，世界卫生组织和我国药品法规对“药品不良反应”均有严格定义。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国际药物监测合作中心的规定，药物不良反应系指正常剂量的药物用于预防、诊断、治疗疾病或调节生理机能时出现的有害的和与用药目的无关的反应。该定义排除“用药不当”所引起的反应。

中国《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监测管理办法》对药品不良反应的定义是：合格药品在正常用法用量下出现的与用药目的无关的或意外的有害反应。然而，“召回”事件中所涉及的药品阿瓦斯汀，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其获批的功能却是用以治疗直肠癌等癌症，而不是眼疾。而且，该药的生产商罗氏公司明确表示，该药目前尚未在中国上市。也就是说，市一医院给病人所用的阿瓦斯汀来路不明。

一位业内人士对记者称，这意味着市一医院给病人治疗眼睛的阿瓦斯汀，既涉嫌“用药不当”，又可能是不合格药品，均不易草率归入“药品不良反应”。9月12日，上海“打假医生”陈晓兰在博客上公开质疑阿瓦斯汀事件的定性，认为其不属“药品不良反应”，而是假药，涉嫌刑事犯罪。

据悉，对于“不良反应”说，罗氏公司也颇有异议，因为这意味着其药品本身可能存在问题。有消息人士向记者透露，有关部门已注意到此细节，并打算在以后的通报中将“不良反应”修正为“患者的不适感受”。

抗癌药违法治眼病此次被“召回”的病人共有两批，共计111人，他们分别于9月6日和9月8日在市一医院接受了一种特殊的治疗——一种原本用以治疗癌症的药品，被医生擅自改变适应症及给药途径，用以治疗眼部疾病。确切地讲，病人们接受的是一个在两三分钟内完成的简易手术，其名称为“阿瓦斯汀玻璃体注射术”。具体而言，医生需要将一支100毫克／4毫升阿瓦斯汀分40名左右的病人用，向每名患者的眼球内注射1.25毫克阿瓦斯汀（另1.25毫克作为损耗）。

医方在一份“注射须知”中对这种做法的解释是：一瓶针剂价格较高，并非医院提供，每次注射前由一名患者自行买药，由当次注射病人共同平摊药费。这也意味着病人无法取得所用药品的发票。患者们不知道，医生的做法违反了药品管理法，该法第48条规定，药品所标明的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超出规定范围的，按假药论处。

有业内人士对记者称，作为抗癌药注册的阿瓦斯汀，适应症由癌症变成眼底病，给药途径由静脉注射改为眼球内注射，已经变成一种新药，按照药品管理相关规定，必须重新注册。由于每次参与治疗的人数不等，每位病人负担的药费也不一，多次接受过此种治疗的常熟患者杭波至少经历过每次280元、200元、125元三个价格。除了支付并不固定的药费，病人每次还要支付200元的“手术费”。这笔费用被打在收费单据上，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市一医院所有接受阿瓦斯汀注射眼球内注射治疗的患者，在打针之前签订了一份“知情同意书”，按照“注射须知”中的说法，这意味着患者是经“慎重考虑”主动要求进行手术。多位患者向记者承认，医生确实向其告知了相关事项，特别是可能出现的感染风险。但是这种风险只有万分之一到千分之一，以前从没出现过。有业内人士向记者指出，由于改变了给药途径，且药品本身来路不明，病人感染风险大大加大。

通过球内注射阿瓦斯汀治疗黄斑变性等疾病，按照眼科副主任孙晓东的说法，市一医院3年前就已经开展了这种治疗。2007年9月，在一篇发表于《眼科新进展》杂志的论文中，孙晓东和他的合作者详细描述了阿瓦斯汀用以治疗眼部疾病的前景：“……注射局限于眼内，对全身影响不大，较少引起全身副作用。并且玻璃体内注射简便迅速，方便患者的同时减少痛苦，容易普及，价格便宜，并节约了医疗资源……”这种疗法几年内迅速普及。

除了市一医院，上海市以此种疗法闻名的还有新华医院，北京则有协和医院。保守估计，目前全国至少有三十家医院开展了类似治疗或研究，其中不乏四川华西医院、北大医院等知名三甲医院。在市一医院，记者发现，注射阿瓦斯汀的病人当中，除了作为主要适应症的黄斑变性病人，还有青光眼、白内障、高度近视等病人，几乎囊括了所有眼底急、慢性病。多名接受治疗的患者从医生处得到的信息是：这种药物是治疗他们疾病的惟一办法。

一名在市一医院接受治疗的患者对记者说，医生告诉他，如果不打阿瓦斯汀，就要打一万多元的一种针。不过，记者采访的多名患者均称，打完阿瓦斯汀后，原病情仅能短期好转，过一个月还得再打。而市一医院发给病人的“注射须知”中也称，“反复玻璃体内注射治疗是必须的”。

在市一医院，病人每次“打针”均需排起长队，以至于出现了从中“倒号”的“黄牛”。而北京协和医院据说更甚，一位曾在两所医院均接受阿瓦斯汀注射治疗的患者说，正是因为在协和医院的患者太多才改在市一医院注射。而上海新华医院由于价格较高（据说每次的药费和手术费均为500元），也使得更多的上海患者来到市一医院“打针”。

事实上，市一医院“出事”之前，阿瓦斯汀玻璃体注射术已经成为一种“主流”的眼病疗法。今年3月份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眼底病会议上，提交大会的论文中，有52篇谈及阿瓦斯汀注射治疗，共涉及33家医院。北大人民医院眼科专家赵明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阿瓦斯汀已是国内眼科临床公认的治疗老年黄斑变性的特效药，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事件并不会影响该药继续在临床上用于黄斑变性的治疗。

药品非法来源成谜上海罗氏新闻发言人曹涌对媒体承认，阿瓦斯汀仅仅在今年完成了在中国内地的注册，尚未开始上市经营。这也意味着市一医院用的那些没有发票的阿瓦斯汀，均来源于非法渠道。在一位业内人士看来，市一医院在“注射须知”中强调药品为病人自行购买，目的正是为了规避药品渠道的风险。不过，这种说法受到患者的普遍质疑，他们在事发后曾相互打听，每次打针时究竟是哪个病人买的药，但无一人承认。

一名黄姓患者的家属对记者称，向其收钱的其实是护士。事实上，即使“注射须知”中所说属实，也并不能真正为院方开脱责任。执业医师法中明确规定，医生必须使用经过批准的药品，否则将予以处罚。市一医院的阿瓦斯汀究竟来源何处？一位曾因长期打针而与医生相熟的患者对记者称，医生曾告诉他，药是经上海瑞金医院从香港进过来的。记者经查询，发现瑞金医院内确实有一家擅长治疗肿瘤的合资民营医院，不过记者致电该诊所时，对方工作人员否认从该院可以买到阿瓦斯汀。

有业内人士认为，如此众多的医院在阿瓦斯汀上市之前即开展相关治疗和研究，其背后很可能存在药品走私问题。记者获悉，药监部门已经就市一医院的阿瓦斯汀药品来源等问题展开调查。

重残脑瘫女膝盖当脚爬行养家 写30万字自传

特约辽宁日报记者17日专稿，她出生因残疾遭遗弃，无法站立行走，双手不能伸直，语言表达也吃力，木椅上挖个洞为方便大小便，在3个养父母家度过了12年;13岁被送到福利院，靠听收音机和看图认识了些字，并偷学了一些医疗技术;20岁时嫁给了大她20岁的葫芦岛男子，本想嫁人希望得到照顾，不料丈夫多病还要爬行照顾病夫;为了生活，她每天4点半起床，白天爬行忙家务，卖掉1.5米长发换来纸笔，晚上搞创作，300多个日夜终于完成了30万字长篇自传《无悔人生》。
　　尽管眼前的黄月刚步入中年，但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大很多，一头长发也早已生出了些许白发，尽管衣着很朴素但是很干净。黄月两腿的膝盖处绑着两块厚厚的胶皮，多年来膝盖是她行走的双脚。当黄月把一摞厚书稿递到笔者面前时，笔者顿时觉得这个历经人生重重磨难的贫寒农妇瞬间变得高大起来。
　　
　　今年40岁的黄月老家在抚顺，出生后父母见她是个残疾孩子便把她丢弃在一家医院走廊的长椅上。一名女医生发现后将她抱回家，该医生也成了她第一个养母。当10个月大时，养母把她送给了姐姐，没多久第二个养母又把她送给了一对好心夫妻。

　　由于残疾不能行走，养母让黄月在一把木椅上度过了12年。“我清楚记得，当时的木椅上挖了个圆洞，是为我大小便用的，12年我没离开过这把木椅。13岁时我来到了福利院。这时我用拣破烂的钱买台收音机，并开始看图识字。为了学写字，我主动申请护理病危患者、做收发员、药剂员，靠微薄收入买来蜡烛和书本笔等，每本书我都看上十多遍，每个本子正反面都用小字来写以节约纸张。我还从医生那里偷学了一些医疗技术，这段时光让我的内心充满了感恩，我也学会了自立自强”，黄月回忆说。

　　1990年，20岁的黄月嫁到了葫芦岛市绥中县加碑岩乡骆仗子村，丈夫杨宝全不仅大她20岁，而且患有类风湿、心脑血管等多种重病缠身，没有劳动能力，从结婚成家到现在20年，黄月用常人难以想象的坚强面对生活。
　　黄月每天都在15平方米的低矮土坯房里开始一天的生活，4点半，黄月起床先把膝盖用汽车里胎缝制的胶皮绑腿上包捆起来，然后双手带上破旧的线手套，下地再爬行到屋檐下盛满水的大缸前一手提瓢，一手攥旁边的装满谷皮糠的大锅里勾兑好猪食又爬到猪圈内喂猪。爬回来后又坐在炉灶旁生火做饭，饭后又坐到院落里把藤条编成筐篓后再拿到集市上去卖。
　　“尽管家里重任都落在我身上，可我没觉得苦，反倒觉得有个家了很幸福，生活也有了奔头!”黄月说。几年前，丈夫又被诊断出肾功能衰竭。为给丈夫买药，黄月每半个月都要到县城去买药，每次出门前，她都要用胶皮把双腿绑在一起，然后胳膊上绑着厚布，一步一步爬到5公里外通往绥中县的汽车站。买了药之后，再从车站爬回家。

　　2个儿子的相继出生给全家带来了欢乐。为给家里增加点收入，黄月还做起了农药买卖，她定期就要爬到县城去上货，然后背着10多公斤的农药爬到地里去送药。黄月说从未觉得这样的生活有多苦，她感觉靠自己的劳动生活很幸福。
　　因生活所迫，黄月想到了做买卖，她发现，村民在种地时都得跑镇里买农药化肥，于是她大胆地选择了做农药经营。从来没做过生意的她可摸不到头绪了，从哪里寻找进货渠道?怎样识别药品种类?如何对症下药……一连串的问号呈现在她面前。

　　绥中县果蚕局领导被黄月苦难经历感动，帮助她把各类病虫害农药、除草剂等送到家。为打开销路，黄月将生意做到了田间地头，每天早晨戴上破手套，膝盖上缠上厚厚的布条，一手拄木棍，一手拎着重达20多公斤的药品爬到地里给村民送药。为方便群众，黄月还在村口摆起了药摊，通过努力，黄月的小生意做成了，生活有了改善。

　　“大字认不了几个，还想写文章出书?也不掂量掂量自己，一天瞎折腾啥?”听着外人尖酸刻薄的讥讽，黄月暗中较劲儿，“不蒸馒头，但一定要争口气”。
　　起初丈夫对她写文章也很不理解，可看到黄月对写作如此热爱，逐渐由不理解变成了支持。为此一有时间就给黄月找废旧报纸和书刊，不管啥东西只要带字的都拿给她看。黄月在学习的同时，还经常给不识字的丈夫讲解。没钱买笔和本，她一狠心卖掉了1.5米长的乌黑秀头发换来100元钱。之所以把人生经历写成一本书，黄月说就想让在生活中遇到困难的人从她身上有所启示，“只要坚强坚持，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

　　《无悔人生》都是晚上趴在炕上写的，而写完这些，差点扒掉她身上一层皮。每天深夜，家人进入梦乡后，黄月就在昏暗灯光下用那软弱无力的手书写她的故事。由于白天生活的过度劳累，有时写着写着就睡着了，有时竟有感于悲惨的过去而潸然泪下直到天明。

“为写自传，1年来我最多每天睡3个小时，因身体状况我不能坐着写字，只能在胸口垫个枕头趴炕上，然后弯下上身写，时间长了浑身酸疼，手指磨出了好几个血泡和厚厚的硬茧。累了趴一会儿，渴了喝口凉水。300多个日夜写完了这个自传，害得现在我落下个神经衰弱的毛病，但我都觉得值。”黄月说。
　　看着一摞厚书稿上工整的字迹，笔者还真无法想象这竟然出自没上过学的重度脑瘫残疾村妇之手。
　　谈到30万字的长篇自传《无悔人生》，黄月很激动，“书可以寄托我的梦想，能够记录我人生的悲惨遭遇和凄苦生活。《无悔人生》的书名也很适合，我就像爱护我的孩子一样爱护着《无悔人生》”。
　　
　　尽管生活充满艰辛与磨难，但这个重残农妇表现出少有的乐观生活态度也感染了很多人。黄月说，是社会把她养大，结婚后全村老少不仅没有歧视她和家人，相反给了很多帮助。所以面对温暖黄月想到了报恩。黄月帮不了别人啥忙儿，但自把小儿子哮喘病治好后，村里有的乡亲磕碰了或者有个头疼脑热的有时让她给看看，黄月不仅不要钱，而且还白送药。

　　此外，黄月还自学了心理学，乡邻哪家婆媳闹矛盾、夫妻要离婚了等，很多人都愿意找她帮忙，而黄月也是有求必应，用自己所学和积累自愿甘当心理医生，无偿为他人排忧解难，目前已经成功说和15对即将离婚夫妻重归于好，村民们称她是爱的使者。对此她总是淡然一笑，“一个残疾人能够为乡邻们做点事儿，也证明我活着对社会还有一些贡献，我很高兴”。

　　从前年开始，黄月从卖农药挣的钱中拿出一部分用在给村民看病疗伤上。其实，卖农药一年才挣一两千元。

　　从去年开始，黄月每年都要攒几百元钱，等把钱攒够了好出书，这是她后半生最大心愿。目前她每天晚上仍然还在继续创作，“要是有台旧电脑就好了，那样就可以省很多力气，也能将手写稿保存;但我最大的心愿还是能够把出书，现在《无悔人生》初稿是完成了，可要出书那得需要一笔不小的费用，我此生的最大心愿还是能够把这手写稿变成铅印的文字，出书圆了我的作家梦”，采访结束前，黄月说出了自己的心愿。

惨不忍睹：别再发生环卫工遭数十辆车碾轧

特约内蒙古晚报记者14日专稿，“马大姐死的太惨了！”事故过去已经有一个多月了，但只要提起环卫女工马秀英的死，不仅同班工友们悲伤不已，就连毫沁营110国道两侧那些开饭馆的、补轮胎的、焊钢板的、修发动机的人们也都唏嘘半天。

7月25日下午2点40分，呼市新城区国道环卫一组60岁的清洁女工马秀英，上班骑自行车行走在110国道上，突然被一辆几十吨的拉煤车超车时撞倒，肇事车辆没有停下来，从她的身上辗过，可怜的马秀英，被第一辆车的十几个轮胎轧过后，后边又是紧跟着的几十辆大车，数不清的车轮呼啸着从她的身上轧过去了……

“当时正是中午，我听到外面‘砰’的一声，响声特别大，我还以为是有人放炮了，没想到是轧死人了。”事故发生地附近的一家炖骨头馆的李老板回忆说。

“当时的场面太惨了，几十辆车轧过后，马秀英的整个身子都没有了，心肝肺喷出马路外有七八米远，身体除膝盖以下的二截腿完整外，别的部位全轧没有了，只剩下了薄薄的一层皮，摊在马路上，儿子收尸时，是用铁锹一点一点铲起来的。”工友们哭着说。更为糟糕的是，人死了，还不知道凶手是谁，当时公安就赶赴现场，可调查了好几天，至今一个多月过去了，也没有破案。

“马大姐死不暝目啊……”工友们虽然企盼着破案的那一天，但从每天经过的这成千上万辆大车中，找到那辆肇事车，比大海捞针还要难。更何况时间过去了一个多月，保险公司赔了20万元，环卫赔了6万元。

肇事车跑了，那么当时在现场的目击者呢？警方曾多方寻找周围目击证人，悬赏5万，令人心寒的是，他们的回答如出一辙：没看见！紧靠马路南北两侧有好几十家修理部，那么多双眼晴，大白天，马大姐就死在他们的眼皮底下，那可怕的一幕，他们真地就没有看到吗？

对此也有人给出了这样的解释，那天正值7月高温酷署，事发当天三十多摄氏度，又正值中午，人们都呆在屋里，不在外边，加上车一过，灰尘滚滚，看不清路上的情形，就是能看见车，也看不清车牌号，等灰尘散了，发现轧死人时，肇事车早不见影了。

马秀英是察右中旗人，靠来呼市打工多年的积蓄，才在毫沁营买下一间房子，屋里的墙上贴着几块PVC板。没有电视，只有一台20元的半导体收音机。马秀英老两口很多年没有买过新衣服，包括鞋、袜都是在小区掏垃圾的老伴捡回来的，象样点的衣服都是好心人送的。

一个春天，没有见她吃过一次青菜，一个夏天在马路干活，就是热死渴死，也没有见她买过一瓶水喝。因车流量太大，路面上尽是坑，车上拉的东西总往下掉，特别是石头，有的就掉在路中央，大的有脸盆那么大。要想从路上抱上一块大石头，跑下来，不出事，要求速度一定要快，这个活儿，很危险。但是对于负责的环卫工人来说，那就是责任。环卫工们说，在国道边做环卫工，除了危险外，就是每天吃进去的灰尘多、环境脏。那些司机，就剩没有下来在路边大小便了，他们把用过的一切东西，如方便面盒、矿泉水瓶、油手套、破衣服，瓜果皮，所有的生活垃圾，全扔了下来。

附近熟识马秀英一家的小卖店老板说，“出事的那个地方，离我们这儿还很远。大家听说出事后都跑出来了，有的把正在营业的店扔下不管，跑到出事的现场一看，我们当时就都哭了。那么朴实的一个农村老太太，竟被轧得不成样子，好可怜啊，她出殡的那天，好多不认识的人都去了，大家去了哭，回来的路上还在哭。”

一位邻居老大姐感慨地说，马秀英的大孙子今年已经18岁了，和现在那些有钱人比起来，人家一结婚就让媳妇做起了全职太太，而马秀英她们，都到了全职奶奶的年纪了，不仅不能在家含怡弄孙，贻养天年，反而还要为生活所迫，继续劳作，最后连自己的生命都无法保全，竟死得那么惨。

马秀英是7月25日被撞身亡的，就在她死前的半个多月，也就是7月10日，国道环卫二组四十岁的环卫女工高秀英，工作时间被一辆载货大车撞上，左胳膊骨折，肉从里向外翻了出来，还掉了一大快，露出了白花花的骨头……高秀英顾不上伤痛，抱着一只伤胳膊拚着命去追那辆肇事车，但跑了几步便昏死在了路旁，受伤二个月了，至今嘴不能动，腿不能走，还在内蒙古医院的病床上。不过，她说自已很幸运，没有死，捡了一条命。只是肇事司机逃逸，这个案子也是至今没有破。

记者采访时看到，穿过呼市北郊城郊结合部的110国道最危险的是毫沁营这一段，东西长有近10公里，路面宽仅有6米，双向行驶两辆大车就把道占满了。路上除与兴安北路交汇的十字路口外，穿过市区的路上没有看到值班的交警、红绿灯、隔离带和电子眼，加上每天几千辆大车通过，使这里拥挤不堪，交通秩序十分混乱，一旦出现伤亡事故，肇事司机极易逃逸，在这种条件下，环卫工出现伤亡的可能性也就远远超过市里的路面。

在这两起事故中，肇事司机都跑了，现场也找不到目击证人，案子如果永远不破，也就永远不会有人为两位环卫女工的伤亡承担直接的责任。人们也不断地在问，一伤一亡的这两名环卫女工，当时是否注意到了路上的危险？“注意是肯定注意到了，只是国道太窄，只有6米宽，没有躲的地方，加上灰尘、噪音太大，她们平时干活时都戴着口罩，包着头脸，肇事车车速又太快，没有反应过来，就出事了。”

也有的环卫工人这样推测。“老太太都60岁了，还让人家干那么危险的工作，不出事才怪呢，单位也要对她的死负一定的责任。”有人认为。“这里是国道，不是市民出行的街道，明知这里必然要死人，不具备安全条件，为什么还要扫？市容市貌重要，但人的生命就不重要了吗？”

有人据此还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为了避免此类事故再次发生，没有必要让环卫工人冒险去清扫。并且按劳动法和女职工的权益保护条例的有关规定，女职工55周岁就退休了，就是不到退休年纪，也不应安排她们从事各种危险工种的工作。种种不同的意见、质疑，似乎都义正严辞，但却忽视了环卫工人的吃饭问题。

“人家谁也没有强迫我们干，是我们自愿要干，不让我们干这个，我们干什么去呀，谁要我们呢？现在好歹一个月还挣八九百元钱呢，政府还给我们买了意外保险，我们感谢还来不及，哪有那么多的意见。再说意见也不能当饭吃，真要不让我们干了，连这点钱也没有地方挣去，得饿肚子，所以要命也得干。”环卫工人们七嘴八舌地说。

环卫工的工作属于低收入，高风险一类，他们是社会上典型的弱势群体，他们在工作时间，出现交通人身伤亡事故，会引起社会的广泛同情。因此关注他们的生存状况，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特别是保障他们的安全，不要让更多的悲剧重演，是政府的重要责任。

从交通管理来说，目前110国道通过市区，没有对过往车辆进行有效的监控，是一个漏洞，也是造成肇事车辆屡屡逃逸的一个主要原因。

记者在采访新城区环卫国道一组时，组长崔淑琴说，“自从出事后，我们就不负责打扫路面了，只负责捡路两边和底店门前的塑料袋、废纸片这些垃圾。”从环卫部门的管理来看，两次事故，虽然两人伤亡都不在路面，而在路边，也不是在拾捡垃圾时出事，而都是在上下班的路上，但这并不能说明路面就不存在安全问题，恰恰相反，通过这两次事故后，吸取血的教训，建议在目前安全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下，环卫工只捡底店门前的垃圾，而不再捡路面、路边的垃圾，环卫部门也不要再对此进行检查考核，这样会不会更安全一些？

7月25日那个血腥的场面，深深地震撼了现场所有的人，期待罪犯早日归案，期待环卫、交通、公安等部门，都能吸取血的教训，采取切实的管理措施，避免那种惨不忍睹的悲剧再次发生，愿这些最弱势的人平安。

有飞越高墙的胆略 就要有闯荡江湖的气魄

特约大河报记者13日专稿，在莽撞青涩少年时代，他“主演了”中国版《越狱》——飞跃河南省周口监狱的高墙，亡命天涯。19年后，他双鬓染霜，两手空空，凄凉难耐，想将骸骨埋在家乡祖宗的坟茔旁。在父亲的苦苦哀求下，他选择了自首。

今年39岁的冯起运出生在河南省遂平县沈寨乡一个贫寒农家，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母亲性格懦弱，父亲脾气暴躁。“在我的记忆里，父母常年都在吵架，家里什么都没有，土坯块当凳子，面案当餐桌，晚上全家5口挤在一床破烂的棉被里，靠体温取暖。”冯起运告诉笔者。缺乏家庭温暖和良好教育，让冯起运养成偷瓜摸枣的习惯。

1989年12月，天气十分寒冷，刚满18岁的冯起运仍然身着单衣。为了给自己添身绒衣，他大白天操起一把螺丝刀，来到邻村西平县某村，费了半天劲撬开一户农家的门锁，翻箱倒柜近一小时，找到一元多钱。“我天生不是做贼的材料，偷瓜摸枣还行，入室盗窃完全不在行。”由于太紧张，主人回家开门的声音，他都没听见，被房主抱住双臂，抓个正着。为急于脱身，冯起运挣扎中打伤了房主，犯罪性质由盗窃演变为入室抢劫，后来他被西平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年。

“为一元多钱被判了6年刑，我觉得亏得很。但我不懂法，在判决时，法官问我要不要上诉，我怕上诉会让我遭受更重的处罚，就说服判不上诉。”1990年元月，冯起运被押送到省周口监狱一监区杨庄分监区服刑(当时名为豫劳二支队一大队杨庄中队)。和当时其他农场型监狱一样，杨庄中队戒备等级低、警力紧缺，没有高墙电网和武警看押。那时，监狱条件艰苦，民警宿舍和服刑人员的监舍都没有装风扇。夏季，天气炎热，有时候夜晚在监舍无法入睡，民警就和服刑人员带着草席和床单走出监舍，睡在大院的水泥地上。

1991年7月19日白天，民警带着服刑人员在玉米地除了一整天草，十分劳累，夜晚在水泥地上乘凉时，很快都进入了梦乡。冯起运见时机已到，就悄悄将床单撕成布条，搓成一条六七米长的布绳，绑上沙袋，溜到大墙墙根，将沙袋甩过高墙，利用布绳和墙壁的摩擦力，像壁虎一样攀墙跃下，仓皇逃窜。在预谋脱逃前的几天，一位狱友告诉冯起运：瞅机会逃出监狱后，只要几年内不被抓住、不再犯罪，并且能立功为国家作贡献，政府就会特赦，免了你的罪。

“我就是听了狱友的鬼话才下决心脱逃的，他一句话害了我19年！”冯起运向笔者抱怨。冯起运借助微弱的星光向西仓皇逃去。他不敢走大路，只得沿着路边的玉米地西行。他没有便服，只得把囚服上的标志性的布条撕扯掉，囚服变成了衣衫褴褛的便装。途中他饿极了，向一位大娘讨吃的。大娘见他浑身破烂，很同情也很惊讶，便问他是什么人。冯起运吃了一惊，便骗大娘说，自己是个傻孩子，父母离婚后没人管他了，他想到漯河跟着姥姥过活。大娘相信了他，便给他几个馍。这下警醒了冯起运，在后来的日子里，他很长时间都穿得破破烂烂，浑身泥垢，活生生一名精神失常的流浪汉。“这样才不会有人正眼看你。”冯起运解释。

两夜三天后，冯起运来到漯河火车站，饿极了，便向一位少年流浪汉讨吃的。流浪汉疑心他是来抢地盘的，给了他几块饼干，并告诉他警察查人查得很严，见到流浪汉就抓。冯起运吓了一大跳，急忙逃离火车站，向相对安全的乡下走去。一路上，他靠捡垃圾卖钱，辗转来到南阳郊区。后来，他干脆用捡破烂挣来的钱买了衣服和工具，收起了破烂。由于害怕警察和治保人员盘问，夏天他睡在玉米地里，冬天睡到人家废弃的瓜棚，只有大雨下雪天，才肯花上一毛钱住回大车店。有一次，在收破烂途中，他见一位老菜农拉着一车粪陷入坑中，便上前帮忙。老农见他心眼好，收留他，让他住到自家的菜棚中。

“受人关怀的感觉真好，我感受到阔别多年的亲情。”老农见冯起运勤快老实，心地善良，身体条件又好，便热心地为他张罗说媳妇。冯起运既感激又恐慌，害怕弄假成真，真被姑娘相中，人家要求结婚登记，那就露馅儿了。于是，他仓皇丢掉收破烂的三轮车，四处逃亡。在后来的逃亡生涯中，多次碰到这样的“好事”，可他总不敢接招，在关键时仓皇逃离。

19年来，冯起运辗转在河南、湖北、陕西、山西四省偏僻的矿山、农村或建筑工地，长期以捡破烂、修锅底、做建筑小工、淘金、挖煤为生。“由于我是孤身一人，又是逃犯身份，受了欺侮从不敢讨个说法，撞上机会也没办法抓住。”

冯起运告诉记者，1993年，他在武汉一家建筑工地做小工，工期赶得很紧，有一次接连干了两天一夜，他实在受不了了，找包工头结账辞工，求了几次，包工头给了50元钱，并声称工程没有赚到钱，冯起运的半年工钱刚好够他的伙食费。冯起运很想到劳动部门去求助，但一想到自己的逃犯身份，只好忍了下来。

1998年，他在陕西渭南跟着一个金矿老板淘金，讲好了一天25元钱，三个月后，老板声称“赔了”，没钱开工钱，冯起运气坏了，找老板理论，老板找人揍了他一顿，威胁他，“再纠缠就把你送进派出所”，他一听“派出所”，立即就蔫了，自认倒霉。在逃亡的日子中，冯起运也有发达的“机会”。

一位“很有本事”的金矿老板见他老实肯干，技术也行，就让他回老家找一班工人跟他淘金，并承诺“保证亏不了他”。冯起运很动心，因为“淘金工很难发财，可包工头就不一样了”，但一回老家，逃犯身份就要暴露。所以，“机会”对他来说，永远是个画饼，只可臆想，不能实现。

淘金老板见他招不来人，就和一名四川的民工合作，后来那民工发了大财，回老家盖了洋楼，娶了漂亮媳妇。冯起运眼见别人拾走了本该属于自己的机会，只能蒙起被子痛哭流涕。“逃亡19年，把我一辈子都耽误了！”冯起运告诉记者。这种“耽误”自然包括爱情。

早在1993年，在武汉一家工地打工时，附近餐馆的一位女服务员对他有好感，待谈婚论嫁时，女孩要到他家去看看，说只要条件差不多，就可以嫁过去。化名“冯国强”的冯起运一看来真的了，只好仓皇辞工，不告而别。2002年，冯起运在淘金时受了伤，就转到潼关的一家炼金厂炼金。在那里，他遇见一位好心的大叔，找了间放农具的小屋让他住。房主的女儿很喜欢他，总忽闪着大眼睛进他屋子和他聊天，冯起运生平第一次感受到了女性的温柔，心中暖意洋洋。

“由于逃犯身份，我不敢向她表白心迹，只敢在梦中和她相爱。”回想那段柏拉图式的初恋，冯起运非常动情。女孩见他不来提亲，就托了位朋友过来问原因。朋友见他支支吾吾说不出所以然，对他说：“你不答应就对了，就你这样修盆补锅没出息的样子，配得上我们村里最水灵的姑娘吗？”

冯起运自尊心受到了伤害，第二天一大早，他就离开了村子，发誓要混出个人样，回来再见心爱的姑娘。冯起运空有志气，但逃犯身份让他始终放不开手脚。2002年，离开村子后，他很想干出个名堂，但他不敢到技校学技术、不敢做生意、不敢进工厂应聘，只能辗转在金矿、煤矿、建筑工地寻求生活，也自然没有机会发财，更不用说出人头地。8年过去了，他依然两手空空，辗转在乡村和矿山，为生计奔波，看着同龄人结婚生子享受天伦之乐，他只能默默回味那些无疾而终的爱情和机遇。

“19年来，我从不敢和别人交朋友，也不敢和人喝酒，害怕一不小心暴露了身份，被警察抓回监狱。”冯起运告诉笔者，19年来，他最害怕的是过春节。每个在外讨生活的人都想回家和亲人团聚，哪怕万里迢迢。只有他独自一人猫在工棚里喝着闷酒，喝多后，插上门痛哭流涕。他时常对着镜子，看到两鬓日渐长出的零星白发，忍不住以头撞墙：“冯起运，你为什要逃？你这辈子要白过了！”冯起运告诉记者，回狱自首的念头也不是一天形成的。

这些年他养成了一个习惯，一见书店，就进去翻翻法律方面的书籍。他很想知道，像他这样的逃犯，是不是过了一定期限，政府真地就不追究责任或特赦，但一直也没找到想要的结果。2008年，他实在忍不住了，便走进渭南的一家律师事务所，以朋友的名义咨询相关的政策。律师告诉他：“法律的债没有免债条款，除了回狱自首，别无他法。”冯起运的心凉了半截，他想起狱友的话：逃犯要是被抓住就惨了，不被打死也得脱层皮。

2010年7月，冯起运忍不住再次去潼关，他要看一眼阔别8年的潼关女孩。在她家附近等了5天，终于碰到她骑着电动车出门，车上载着两个孩子——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他很想和她叙叙旧，告诉她当初为什么不辞而别和这些年的思念。他尾随她走进一家早点店，并有意坐到她的对面。她打量了他一眼，便低头吃起早餐——她已经不认识他了。

冯起运如痴如醉地坐在餐桌前，一动也不动。他开始反思这逃亡的19年生涯。从脱逃的那天起，他的逃犯身份已让他没有了积极向上的机会，没有了谈情说爱娶妻生子的资格。如果当初不选择逃亡，服完四年余刑后，他仍然可以东山再起，用青春去闯出一片天地，可自己却把人生最好的19年用来逃亡，这是何等的悲哀？冯起运想到了自杀。他在旅馆电扇上绑了条麻绳，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可是，麻绳突然断了，他才想起自己的不孝，从被警察抓走那天算起，已21年没有见到生养他的父母。他对家乡产生了强烈的眷恋。

“就是自杀，也得回到家乡去死，埋在祖宗的坟茔旁。”冯起运说。2010年7月13日，冯起运回到了老家。19年的逃亡让他忘记了乡音，村里没有一个人认识他。他辗转来到父亲的新家，白发苍苍的父亲看了这名陌生人半天，问：“同志，你找谁？”冯起运忍不住跪倒在父亲面前：“爹，不孝的儿子起运回来了！”老人呆呆看了儿子一会儿，随即抱着他痛哭流涕：“儿子，爹娘想着你早已不在人世了。”当父亲得知儿子的傻念头后斥责道，“你在外逃亡19年还不算，还要爹白发人送黑发人吗？”

7月16日，在父亲的陪同下，冯起运乘车来到周口市西华县。当他们辗转来到西华县东王营乡杨庄村时，发现19年前他逃亡的那所监狱已荡然无存。村民惊讶地告诉来访者，杨庄中队在10年前已撤销了，服刑人员都转到一个叫“周口监狱”的地方，那里新建了一所监狱，高墙、电网、武警“一样也不少”。一番打听之后，奔波了一天的父子俩终于赶到了周口监狱。冯起运跑到警卫的岗哨旁边，小心翼翼地问：“同志，我有个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我是来投案自首的，我20年前从这里脱逃……”从年轻武警惊奇的眼里，他看到了传奇。

在他的内心，却装满无处不在的恓惶。“我到监狱自首后，没有警察打过我，他们只是反反复复询问逃亡的案情细节，夸奖我回狱自首，说要向检察院、法院如实说明情况，从轻发落。现在我浑身轻松，脱掉了19年的假面具，终于以本来面目见人了。”

冯起运告诉记者，他已坦然面对新的监狱生活，放弃了自杀念头。“警察说，出狱时，我才40出头，一切可以重头再来！”他说，“表面看来，越狱让我的身体得到了短暂的自由，但生活用19年的光阴惩罚了我，剥夺了我梦想的爱情、亲情、友情和一切机遇，无边的孤独和惊恐时刻伴随着我，叫我生不如死。”

越狱的利与弊从在逃人员冯起运的自首事件中，河南省周口监狱的监狱长谢西良从偶然中看到了必然。
其一，服刑人员之所以脱逃，绝大多数是出于对人身自由被剥夺的恐惧和对越狱后处境的估计不足，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生活在贫困、恐惧、疾病之中。由于身份尴尬，无法像正常公民那样生活，在社会生活中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时，无法自我保护，甚至有病都不敢求医。在外逃亡的日子比在监狱内更难过。
其二，随着现代科技在追逃工作中的广泛应用，侥幸漏网变得越来越难。
其三，监狱的教育改造工作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监狱在剥夺服刑人员人身自由的同时，通过培训职业技能，为他们提供了回归社会的生存之道。对于那些年老、有病、残疾的服刑人员，监狱还提供了人道主义的治疗和帮助。一系列的举措，使得那些走投无路的在逃犯们有了悬崖勒马、投案自首的可能。
其四，监狱开展了针对历年来从监狱脱逃或监外执行脱管、漏管犯罪嫌疑人的专项追捕和劝首活动，给在逃人员及其家庭带来了强烈震撼，同回狱自首相比，被抓捕归案的服刑人员会因越狱，而罪加一等，除了服完原有的刑罚外，还会被加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