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施效颦 曾经的自行车王国脱轨

特约北京日报记者3日电，戴着灰色头盔，穿着嫩黄色运动衣，当王小涵跨下插着“新起点，新旅程”红色小旗的自行车，来到北京林业大学“测测你的入学排放量”站台前，被告知成为第一个零排放上大学的人时，她的眼眶有点湿了。14天来，从西安到北京骑行1200多公里，一路的风风雨雨、酸甜苦辣，顿时涌上心头。

无独有偶。在北京联合大学的报到台前，也有一位从新疆来的男生，他从哈密出发，整整骑行了25天，来到北京上学。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彰显着当代大学生的崭新风貌，呼唤着“绿色出行”的回归。

曾几何时，中国被称为自行车王国。北京天安门广场如潮水般的自行车车流，曾经是中国的标志。

长安大学教授、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原副局长段里仁保存着北京自行车发展的完整数据：1981年全市拥有自行车150万辆，1985年达到280万辆，到1989年突破了400万辆。自行车出行比例的峰值出现在1986年，达到60%，这意味着当时每天有六成的市民依靠自行车出行。

但到1993年突破600万辆大关后，北京的自行车拥有量增势明显减缓，自行车的出行比例也逐步下降。根据交通部门统计数字，从2000年到2009年的10年，是北京市自行车出行比例急速下降的10年，到2009年已不到20%。与此同时，北京的机动车保有量猛增至400多万辆，而截至今年9月6日，已突破450万辆。

随着机动车越来越多，城市道路拥堵愈演愈烈，汽车尾气排放也已成为城市空气主要污染源，人们又开始怀念起自行车时代，倡导“绿色出行”，让自行车回归城市的呼声越来越高。可是，当你真正骑上自行车走上街头，便会发现现在的情势完全变了，简直是寸步难行。

首先，自行车道基本没了。由于机动车的高速发展，虽然路越修越多、越修越宽，但自行车道几乎都被取消，连人行道也越来越窄。骑车的人，要么混杂在靠路边的公交车道上骑行，要么在人行道上穿来穿去，不仅自身安全得不到保障，而且还会影响交通，甚至威胁到别人的安全。

其次，自行车没地方停了。过去随便找个路边树荫下，车就搁下了。如今，但凡有个空地，都叫机动车给占了，要找个地方停车还真不容易。

“现在骑自行车太累、太危险了！”家住北京双井桥东面广渠路上的李梦瑶，前些日子不得不放弃骑了20年的自行车。他说，上班的一路上，先是旧居民楼的私家车占了自行车道，然后是一片住宅小区施工工地的公车占了道，到了公司门口，原先的自行车道也变成了机动车的停车位。沿途，他在街上与公交车、小汽车、电动车展开贴身“肉搏”，还得扛着自行车穿过地下通道，辛苦系数与危险系数实在是太高了。北京市最新公布的自行车出行环境满意度调查显示，有近四成的受访者表示不满意。


此外，受到奢华风气的影响，出行工具成为身分的一种象征，骑自行车常常被人看不起，这也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远离自行车。

“现在有一种很不好的社会风气，觉得骑自行车是一件很掉价的事。领导坐专车，大款开豪车，小款打出租，好单位有班车，最后只有穷学生和平头百姓骑自行车了。”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郑也夫说，有一次他应邀参加一个重要的国际会议，当他骑自行车到达宾馆大门口时，却被门卫拦住不让进，原因就是宾馆内没有自行车停车位，只能把自行车放到外面。

为了缓解城市交通压力，近年来一些大城市推出了自行车租赁服务。比如，北京市在去年7月通过的《建设人文交通、科技交通、绿色交通行动计划》中，计划将依托轨道交通站点和公交枢纽，设置1000个左右自行车租赁点，形成5万辆以上租赁规模。

今年3月，北京市又在《“绿色北京”行动计划》中阐明，到2012年形成约500个租赁点，2万辆以上租赁规模；到2015年要形成约1000个租赁点、5万辆租赁自行车的规模。争取在2015年，北京市自行车出行比例达到23%。

然而实际情况却不容乐观。北京自行车租赁市场混乱无章，自行车多残旧不堪，不少租赁点甚至找不到工作人员。笔者在北京雍和宫地铁、朝阳医院、公益西桥地铁等几个公共自行车租赁点观察了一下，前来租车的人少之又少，有的租赁点的自行车甚至倒在地上，车身布满灰尘和垃圾。在阜成门地铁站的入口处，一个小商店的老板说，在不远处曾有一个自行车租赁点，多是游客租借。后来租车的人越来越少，公司赚不到钱，早在一年前就把自行车都撤走了。

自行车租赁的不景气，不仅在于企业自身运营不善，更多的在于不同企业经营存在价格不统一、不成网络而导致用户信心受到影响。北京市交通委规划设计处处长陈燕凌说，北京市的自行车租赁一直采用企业划区而治、各自为政的状态。这就造成了因为无法异地换车而使租用者感到不便，同时由于各企业之间的收费模式不一，每小时的租金从1元到5元不等，租车成本过高也使许多人望而却步。

为了解决自行车租赁市场混乱的问题，陈燕凌表示，北京今年将规划3个公共自行车租赁区域进行试点，包括东城区5号线沿线、北苑至土城沿线、4号线中关村综合商务区周边地铁站两侧。在每个试点所覆盖的3公里范围内，每500米设置一个自行车租赁点，推广公共自行车的租赁服务。试点完成后，将向全市推广。

关于收费模式的改革，陈燕凌介绍，可能会采取分时段计费的模式，即前半小时或一小时免费，而后的时段收费逐步增加，并可能会采取实名制租赁，以避免有些人占用自行车不归还的问题。



提高自行车的出行比例，对绿色出行具有重要的意义。北京市目前5公里以内的出行中，小汽车出行占到44%。然而，这部分需求本可以通过自行车解决。要破解这一难题，关键是要为自行车出行营造一个良好环境。

段里仁认为，首先要解决自行车的路权问题。“什么是路权？我举个例子。如果小偷要偷走你的100元，那肯定是违法的，大家都有明确的保护私有财产的意识。可是如果机动车开到自行车道上，人们好像觉得无所谓，没有权利意识。”人们只有明确了路权意识，才能建立法律法规。


他说，要使大家明白，一个人既是机动车驾驶员，也是公共交通的参与者，也是行人，他在不同身份的时候面临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他坐在车里的时候是强者，走在路上时是弱者，只有强者照顾弱者才能体现社会公平。”

其次是恢复自行车道。政府应该制定自行车交通规划，确保自行车道网络通畅、连续，并结合城市道路网布局，根据自行车交通的流量流向需求，提供足够宽度、安全的自行车道。另一方面，对于侵占自行车道的行为要严厉禁止，对于自行车道与机动车道冲突的地方（如公交车站与自行车道），条件成熟的城市道路应尽可能实现道路分离，保障自行车出行的安全畅通。

再次，推行自行车优先行驶。在城市中心地区，特别是重点拥堵路段，小汽车应该优先让自行车通过。

最后，要大力建设自行车设施，尤其是停车点、换乘点设施。自行车停车场属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一部分，它与自行车道路的规划与维护相辅相成，构成了自行车出行的基础。目前，普遍存在的停车场、停车棚、修车点等配套设施缺乏的问题，直接影响到自行车出行的便利性，降低了其作为替代出行方式的比较优势，这应该引起各级政府的重视。

另外，还必须完善自行车自身的安全设备，如反光设施等，这对于骑车人的出行安全也很重要。

段里仁说，为解决城市交通的困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已经让我们吃足了苦头。改善自行车出行环境，让自行车回归城市，已成为当务之急。

中国荧幕吻戏缓慢小步 社会状况飞速大步

特约中国青年报记者2日专稿，1980年，开辟新中国荧幕第一吻的《庐山恋》，张瑜和郭凯敏那一记羞涩的“蜻蜓点水”，至今让观众难忘；30年后，由张瑜亲自导演的《庐山恋2010》，即将于国庆期间上映，面对片中多次上演的激情吻戏，连张瑜自己都说得意味深长：“现在再拍电影，如果只有吻戏，观众能满足？”

　　回望中国荧幕三十年，从不吻到吻，从轻描淡写到浓墨重彩，《庐山恋》更像是吻戏的缩影，正如《庐山恋2010》还没上映，许多网友都称“"与时俱进"的大量吻戏，很可能也会让《庐山恋》的感动不再”一样，在吻戏越来越多的时代，经典越来越少，已经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

　　回望中国荧幕吻戏史，那些在观众的记忆中留下深刻印记的吻戏，都带着极大的创新精神和突破意义，当吻戏从石破天惊变得稀松平常，以至于在吻戏泛滥的今天，我们很难找出在观众心目中能引发共鸣的片段。既然如此，我们不妨来回顾一下荧幕吻戏如此火爆的今天，前辈们曾走了一条多么不寻常的路：

　　1979年的《生活的颤音》中，一对情侣在告别时本有“接吻”的意图，后因导演不敢放开，被刻意改为女方的母亲推门而入，硬生生地将这一吻扼杀，但也算羞涩迈入了吻戏史第一步。

　　1980年，《庐山恋》中，男女主角身着泳衣同游，张瑜只是轻轻地吻在了郭凯敏的脸上，这一记“蜻蜓点水”却在中国荧幕史上写上了划时代的意义。据张瑜回忆当时导演为了那不到一秒钟的吻戏，在现场纠结了几个小时。

　　1980年，在该片中，扮演女主角的意大利留学生裴兰·尼克莱达和男主角拍摄的吻戏，最终呈现在影片里的是被剪剩的三秒钟接吻镜头，此举结束了新中国电影31年来无吻戏的历史，而且这次冲破禁区还是另辟蹊径借助了“外国元素”。

　　1986年，勇气可嘉的谢晋导演，在《芙蓉镇》中创下中国电影最长接吻镜头，特写时间长达4分23秒，电影中刘晓庆扮演的“豆腐西施”与姜文扮演的“右派分子”一场嘴对嘴的激情戏曾引发轩然大波，在那个风气保守的年代也给观众很大的震撼。

　　1997年的这部王家卫经典作品，曾荣获第50届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作为一部同性恋题材影片，片中的吻戏也是突破尺度，争议不断，十几年后，王家卫都还要感谢张国荣和梁朝伟的艺术献身精神，而两位主演曾称拍摄影片时已到要看心理医生的地步。

当张艺谋将史上最纯净小说《山楂树之恋》搬上银幕，大量的网友将矛头对准了老谋子这次纯情得用力过度，连原作者艾米都表示，电影删掉原著中的几场吻戏，没什么道理，“《山楂树之恋》的主线就是静秋由惧怕"失足"到主动要求"失足"的转变过程，每场吻戏都是这个过程不可或缺的部分。如果去掉，就等于去掉了故事的主线。”有网友表示：“《山楂树》完全是中学生式的无性爱情，原著显然比电影真实得多，不相信无性就等于纯情”，更有网友直言“《山楂树之恋》装纯很难看”。
　　
　　老谋子的行为相对小众，更多的作品是像今年热播的《泡沫之夏》、《对不起说我爱你》这般在吻戏上大展拳脚的制作，而当观众表达质疑时，制作方都喜欢用“因为剧情需要”作为说辞。但事实是，不少观众反映，有些作品中去掉作为“一滴香”的吻戏后，基本没啥看头了。

　　真的是无吻不成戏吗？前不久热播的电视剧《大丫鬟》中，马雅舒和三位男主角爱得死去活来，亲密镜头最多却只是拥抱而已。后来爆出消息：原来马雅舒的洋老公不喜欢马雅舒有吻戏，于是用了二十万元帮其“清洁”荧屏，将大量的床戏和吻戏镜头删得干干净净。

　　有意思的是，这部完全没有吻戏的电视剧创下了极高的收视，于是有网友表示，“马雅舒的洋老公删得很到位，这样一来，大人看得津津有味，也不介意孩子在一旁凑热闹了。”

夫妻间忠诚协议“空床费”难倒最高法院

特约法制日报记者1日专稿，夫妻之间规定一方出轨就要赔对方巨款，看上去是一桩家务事，法院到底管不管，最高法院的法官们很为难。定于年底出台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目前至少进行到了第七稿的阶段。对这个问题该如何处理，负责起草解释的最高法院法官们仍然难以定夺。

最初的草案规定，只要协议是双方自愿签订并且不违反法律规定，法院应当支持。后来，起草人的态度发生逆转，又规定，法院对这类协议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该驳回起诉。最新消息是，这一条将被删除，最高法打算干脆什么都不说。

那些希望听到最高法一槌定音的司法界人士可能会感到意外。在婚姻法领域，忠诚协议一直是所谓“同案不同判”最典型的例子，最高法似乎迟早得给个定论。律师贾明军代表上海律协参加了司法解释前期研讨。贾明军这些年经手的离婚案中，夫妻签订忠诚协议的数量不少、情况各异。

据报道，上海是目前中国离婚率最高的城市，婚外情泛滥是离婚率居高的主因之一。巧的是，8年前，中国第一份支持忠诚协议的判决就在这里诞生。在那个著名案件中，当事人贾某和曾某签订协议约定，如果一方出现背叛另一方的不道德行为，必须赔偿对方名誉损失及精神损失费30万元。协议签订后不久，贾某就发现丈夫与其他异性有染。之后的离婚诉讼中，贾某以曾某违反夫妻忠诚协议为由，要求上海市闵行区法院判令曾某支付违约金30万元，得到了法院的支持。

法院的判决旋即引起法律界的广泛讨论。一派认为，忠诚协议是当事人自愿订立，符合婚姻法关于“夫妻应当相互忠实”的原则精神，应该支持；另一派的看法是，“夫妻应当相互忠实”是道德义务，不是法律义务，忠诚协议限制了一方的人身自由权，有违法律规定。

两年后，上海市高院发布内部司法解答意见，规定类似诉讼法院不予受理，表明了和闵行区法院不同的态度。同年，重庆九龙坡区法院审理了一桩引发更大争议的“空床费”案，给法学界带来更新鲜的素材。

该案中，夫妻双方约定，如果丈夫在午夜零时至清晨七时不归宿，按每小时100元的标准支付空床费给妻子。在后来的诉讼中，法院支持了妻子这一请求。直至今日，各地法院对待忠诚协议的态度不尽相同。北京、安徽、广东等地出现过支持的判决，上海、浙江等地法院则倾向于不予受理。

将近十年过去了。本次司法解释主要起草人、最高法民一庭法官吴晓芳在一次讲座上说，在讨论法院该不该支持忠诚协议的问题上，正反两方的意见依然势均力敌。

认可协议就是女权思维？吴晓芳本人倾向于认定忠诚协议有效。2007年，不同观点激战正酣时，她在《人民法院报》发表文章，明确主张：法律规定的“夫妻应当互相忠实”虽是道德提倡，但对于当事人约定的忠诚协议，法院应该支持。

她特别回应了社科院研究员陈盨的担忧。陈盨认为，认可忠诚协议的判决只能使情感在人们的社会观念体系中进一步贬值，因为情感正在离开人们的内心体验而向金钱衡量靠拢。吴晓芳在那篇文章末尾写道：“感情没有了，婚姻解体了，起码在经济上还能得到一些保障吧，也许婚姻契约不失为聪明女性的明智选择。”

这句话不经意间透露了法理之外的考虑。那就是，法院认可忠诚协议的效力，可以保护在婚姻格局中处于弱势的女方。这是支持忠诚协议一方所持的重要理由。2001年婚姻法写入“夫妻应当相互忠实、相互尊重”，一定程度上也为了保护女性权益。在宣传婚姻法修正案的座谈会上，全国妇联原副主席顾秀莲说，这些年来，妇女关于婚姻家庭问题的投诉、求助和咨询，在妇联的信访总量中已占到40％以上。

在婚姻家庭领域中，妇女是重婚、婚外性行为、家庭暴力等现象最直接的受害者。中国的婚姻法一直被认为是女权本位的法律，有评论者戏称，说白了婚姻法就是妇女权益保护法。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会长夏吟兰没有正面评价这种说法。她调研的结论是，中国女性确实在婚姻中出于弱势，很多签这种协议的人都是男方多次出轨，理应付出代价：“你想想女方背后有多少羞辱和痛苦！”夏吟兰的另一个身份是北京市妇联副主席。

同样是女性的婚姻法学者马忆南做过男女对婚姻投入情况的研究。她发现，女方一般在年轻的时候投入较多，成就男方的财富积累，如果婚姻持续下去，女方可以在老年阶段享受丈夫的财富和其他补偿，长期看双方对婚姻的投入是相当的。如果男方在婚姻中途退出，即便双方没有忠诚协议，法律也会补偿女方为此付出的机会成本，比如在离婚财产分割、家务劳动的补偿等方面弥补女方的损失。

撇开女性弱势论，支持忠诚协议一方更有说服力的观点是，协议符合婚姻法的精神，尤其是“夫妻应当相互忠实”的原则。在今年5月份召开的专家论证会上，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陈苇就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她说，婚姻法既然规定了夫妻应当相互忠实，当事人又订立了这方面的协议，法院就应该受理。“如果否定这种协议的效力，那法院宣扬的是什么价值？”

厦门大学教授蒋月告诉记者，性忠实是一夫一妻制最核心的内容，2001年婚姻法修改之所以写入“夫妻应当互相忠实”，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遏制泛滥的婚外性行为。她甚至认为，一方如果以对方违反了这条原则起诉，法院也应该受理。目前，最高法规定这类情况不予受理。

沉默或为上策。按中国婚姻法的精神，卖淫嫖娼同样违反“夫妻应当相互忠实”的原则。假如允许当事人以这条原则直接起诉，法院的工作量难以想象。北京市某区法院的一位法官说，目前忠诚协议的诉讼不多，依他的经验判断，一旦最高法院规定对忠诚协议予以受理，这方面的案件数量估计不会少。

一些法官还担心，最高法明确表示支持将助长捉奸行为，败坏社会风气。“法院不受理，当事人难道就不去捉奸了吗？法院受理了这类案件，对当事人的行为是一种约束，只会让社会风气越来越好。”陈苇说。不少忠诚协议本身就是捉奸后的产物。

律师贾明军说，他代理的案件，往往是一方早就准备好了协议文本，在捉奸现场对方尴尬无奈之时，要求他（她）签下这份协议。通常，律师给出轨方的建议是尽快报警。因为报警意味着签订协议当时受到胁迫，日后诉诸公堂，报警记录可以作为请求法院撤销协议的证据。见多了协议的出笼过程，律师杨晓林另有一番体会。

“往往都是把后面的财产赔偿写好了，再在前面加上几句要忠诚之类的话，唱唱高调。”杨晓林认为这是自感维持婚姻无望的女方，为男方设置的一种圈套，一旦官司打起来，男方又很难举出证据。如果认可协议的效力，对男方并不公平。男方也是成年人，难道不知道在协议上签字意味着什么吗？签了还不认，这个社会还有诚信吗？

在一些强烈主张女性权利的人士看来，杨的说法不堪一击。对于司法机关来说，考量是否承认忠诚协议的效力，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协议内容能否强制执行。现实中忠诚协议的内容五花八门，让最高法很难下一定论。

律师柯直去年办过一个类似的案子：夫妻签订协议约定丈夫如果出轨，必须给妻子8万块钱，到杭州的武林广场跪8个小时。“如果法院判定协议有效，那么下跪8个小时如何强制执行？”柯直告诉记者，法院最后回避了这个忠诚条款，8万块钱也没有支持。

当事人的想象力有时甚至逾越法律和公序良俗的范围。比如，协议规定一方出轨，必须净身出户，或者不能探望子女，或者不能提出离婚等等，实践中非常泛滥。马忆南说，这类把出轨方置于死地的规定，有的已经危害了第三人的利益，有的限制了对方的离婚自由，法官应该认定无效。在一些情况下，需要法官综合夫妻订约动机、赔偿数额的比例、责任条款的合法性等方面进行考察，从而认定协议是否有效，这对法官的司法素养和技艺提出很高的要求。

理论上的争议和实践中的复杂性，促使最高法最终可能对忠诚协议保持沉默。在马忆南看来，如果最高法表态，会造成更多夫妻身份关系的契约出现，不值得提倡。最高法什么都不说，留给法官在个案中自由裁量，是为上策。

马忆南是最早对闵行判决提出质疑的学者之一。她当时的理由是，“夫妻应当相互忠实”只是道德提倡，不是法律义务，这种带有身份性质的权利义务，只能由法律明文设定，当事人无权通过约定创设，否则，可能侵犯一方的人身自由。现在，随着司法判例越来越多，她的看法有所调整，认为这样的协议符合婚姻法的精神，不能一概否定，但仍然需要特别谨慎。

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虽然在基本原则中写入了夫妻之间应当相互忠实，但在其他具体规定上保持了节制和谨慎。比如，它只规定两种违反此义务的情况可导致离婚损害赔偿，一是重婚，二是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除此之外，其它达不到同居程度的通奸行为，无过错方都不能获得赔偿。“法律是惩罚性的，不能轻易动用。”马忆南说，处理忠诚协议，关键在把握好道德和法律的界限。

邓小平曾将中国式现代化理解为阖家欢乐健康

特约党建杂志记者1日专稿，“翻两番，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作中国式的现代化。”这就是20世纪后期的一位现代慈禧太后说的话。这位“慈禧”就是共产党内开创先河垂帘听政15年的邓小平。

邓小平的“小康”之梦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当他走出国门，在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看到飞速发展着的世界文明后所萌生的。那时他强烈地感受到了自己国家的落后，人民生活的贫苦和疾病缠身……后来的新加坡之行使他有了一个东方式的“小康”概念。然而中国式的小康是什么样呢·邓小平在梦中寻觅着……

1978年12月，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召开了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全会，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在会上再次向全世界明确地宣言:中国要在20世纪末初步实现现代化。

“小平先生，你能说说你们中国所说的要在本世纪建设成四个现代化，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次年，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目不转睛地盯着中国现代化的总设计师，这样问道。

邓小平看了一眼日本客人，没有立即回答，只见他缓缓地点上一支熊猫牌香烟，又想了想，说:我跟你说这么一个事，你们现在有一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是一万亿美金，所以你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就是一万美元。那我们现在，我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250美元。我想，比如说，我们用20年的时间翻两番，那个时候我们就是人均1000美元，是你们的十分之一，但我们的人口是你们的十倍，这样我们的总量就是跟你们现在一样了。

“是这样。”日本首相轻轻地点点头，又似乎并不太明白。
邓小平似乎看出了对方微妙的表情，道:到那时尽管中国还很穷，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很低，但是有了这样的总量，我们就可以做点事儿了，也可以在世界上做点儿贡献了。

大平正芳的两只耳朵竖得直直的，眼睛更是盯着中国的这位小个子不放。

“那么，到那时我们的国民生活水平会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小平像在自言自语道，“就是可以吃饱穿暖，我把这个叫小康。”说完，小平重重地抽了一口烟，然后朝向日本客人笑笑。

小康·什么叫小康·首相不明白小康是个什么概念，他将目光投向身边的翻译——时任中国外交部亚洲司日本处副处长王效贤先生。

王翻译紧张得差点出汗，是啊，小康是什么·他就问问邓小平，邓小平急中生智:“就是健康……就是一个人身体恢复的时候。”王翻译心头暗暗寻思:怎么变成了健康呢？但作为翻译，他只能依样画葫芦。

“噢——”首相似懂非懂地张了张嘴，似乎再也找不到合适的问题，然后起身无可奈何并嘲笑地握住邓小平的手，说:“祝您和中国人民早日小康。”

邓小平同时站起身，一脸笑容，并连声应和道:“好好，小康，我们大家都小康。”

这次与日本人会见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邓小平开始多次在不同场合念叨着“小康”。邓小平的家人说，平时邓小平在家里不怎么说话，可有几回嘴里突然冒出“小康”两个字来，让家人有时感到不知何意。

“小康”从那个时候起，就成为了中国式现代化总设计师脑海中的一幅邓氏现代化蓝图。一个最具野心却又不敢明占宝座的大国领导者，为这蓝图与梦境寻找可能实现的途径，他也会辗转难眠……

省委书记袁纯清掀官场整风运动

特约山西日报记者30日专稿，山西再一次成为舆论风暴的中心，最近一个月的“查岗风暴”，令306名上班时间吃喝玩乐的官员受到了处分。但是与之前“黑砖窑”、“煤老板”、“矿难”等负面新闻不同的是，这一次是山西主动曝光官员的作风问题，其意在整顿当地陈积已久的官场习气。

上任百日的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正是这一整风运动的主要推手。7月29日山西省委全体干部大会被当地官员称为是山西转型发展的“遵义会议”。袁纯清在厚达68页的讲话稿中，直言不讳地提到山西要在“煤”上做大文章，称在“煤”上解放思想是山西最大的解放思想，并一口气为山西的新型工业化指出七条路径，这给一直以来为“弃煤”还是“用煤”所困扰的山西官员们指明了方向。

山西要转型，官员无所作为、吃喝玩乐的歪风必须纠正。记者在山西面向太原、阳泉、吕梁、忻州、晋中等城市市民征集对山西省开展“整肃工作纪律、狠刹不良风气”专项行动的意见、建议。最终共收回有效问卷110份。在本次调查的受访者中，有64.2%的人认为此次“查岗风暴”很有意义。在认为只是作秀的32.1%的公众中，绝大部分表示希望这不是作秀，而是能够真正地对违规官员进行处罚。49.5%的公众认为政府机关纪律松弛。

整顿官场作风、学习“右玉精神”，袁纯清赴任山西后，决意打破当地封闭的官场陋习、重新塑造山西官员风气，并为山西转型确立了一条新的发展路线。但是煤是否能从一变成一百，新山西“人”是否能大步向前，5年后农民收入能否翻番，对袁纯清和山西来说都是一种巨大的考验。

明查暗访令306名官员“现形”，山西官场整风才刚开始，从人到单位、再到制度的作风建设才是目标，“治官”之后的山西能否探索出一套官员综合评价体系，才真正值得期待。

9月20日，天气渐凉的山西太原秋雨绵绵，距离山西省委办公楼不过1500米的劲松路上，10余家大大小小的茶馆也被阴云笼罩着。这里比往常冷清了许多，一些茶馆的服务生就在门口坐着聊天，无所事事；一些茶馆索性拉上了大铁门，没有开张。

劲松路上面积最大的一家二层茶馆，老板蹲在门口的台阶上面无表情地吸着烟。这位生意人一脸无奈地告诉记者，自从山西省纪委对上班时间去娱乐场所休闲的国家公职人员进行查处后，茶馆的生意就日渐萧条。

“记得当天派出了9个公安人员，每位公安人员和一位摄影记者组成一个小组，我们兵分七八路，在同一时间进驻到那家洗浴场所的不同楼层，这样严密的布局安排，在行动之前就早有规划，就是为了防止通风报信后产生漏网之鱼。”一位参与暗访的记者说，“我们和公安人员一起去查房，如果在里面消费的是公职人员，就必须交出身份证或者报身份证号，若没带身份证，就交驾驶证，假如任何证件都没有，就直接报姓名。这个过程是无法‘作弊’的，因为当时户籍科的工作人员就在旁边，随报随查。查出后就控制住，然后进行询问。”

8月20日下午3点至6点，由山西省纪委牵头组织的工作组开展首次专项行动，行动以明察暗访并现场录像取证的方式进行，山西省一家长期关注“转作风、促发展”的电视栏目组随同山西省纪检监察部门的工作人员，一同走进太原市的一家洗浴场所。与此同时，在吕梁、忻州、大同、长治、运城等地，同样的“查岗”行动都在展开。

大多数纪委工作人员，都是当天才得到紧急通知，当天就开始行动的。这是一次闪电般的突然袭击。在山西吕梁市，当天迅速抽调市纪委机关18名科级以上干部、市公安局14名干警、14名摄影记者，组成14个暗访组，对全市13个县(市、区)和市直机关干部上班时间在休闲娱乐场所活动的情况进行了突击暗访。暗访组共突击检查茶社、洗浴、歌厅等娱乐场所79处，检查核对车辆216辆。

暗访组在临县五金宾馆暗访时，有4人正在打麻将，他们嘴上叼着烟，麻将桌上散落着几张百元大钞，看到检察人员，4名打麻将的人起身想躲避摄像机的拍摄，经过身份甄别，其中一人为临县安业乡乡长刘江海。在柳林县康茗茶馆，柳林县庄上乡党委书记郭建文正在喝茶；在交城县开心果度假村检查时，交城县公安局党委委员王振德在陪同两位老板按摩。

而这只是“查岗风暴”的开始。8月26日，同样是工作时间，几名公职人员在太原的一家洗浴中心泡澡，被检察人员查了个正着。这位工作时间去洗浴中心泡澡的干部，面对摄影记者的镜头，还有些不好意思，经过一番核查，发现他是太原市行政执法局第五执法大队的王大队长，执法人员当场做了笔录。“几月几号几点在海外海大酒店哪个房间做了什么，都要说清楚。”参与暗访的一位知情人士说，“突击检查了两次后，纪检监察人员发现，在工作时间出入娱乐休闲场所的公职人员，大部分都在里面吃喝玩乐。一些干部不是特别积极地工作，而是得过且过，吃喝玩乐之风在有些干部群体当中还是比较盛行的。”

两天之后，在山西号召“全省学习弘扬右玉精神新高潮大会”上，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明确说出要“激浊扬清，旗帜鲜明地反对不良风气”。在谈到省纪委这一轮查处官员作风问题时，他直言不讳地说：“这些现象虽然发生在少数人身上，但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干部作风问题的严重性，这些不良风气发展下去，既毁了我们的干部，也损害了党的事业，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和重视，决不能听之任之，必须旗帜鲜明地予以反对。”

袁纯清随后给“一把手”们下了命令，称不抓作风就是不称职，就是软弱无力，就是旗帜不鲜明。

此前在任西安市委书记的时候，袁纯清就曾连续两天不打招呼，只带一名工作人员和一名记者，在西安市的街头巷尾和村镇小区转悠，让记者抓拍到10多个与机关作风有关的社会问题的照片。事后，在西安市经济工作观摩交流会即将结束的时候，将这些照片放给与会干部看，一些干部当即面红耳赤。

袁纯清当日的讲话中提出，官员改进作风，首先从工作纪律和工作秩序的ABC抓起，可以先明确四条：一是严禁上班时间打牌、下棋、打麻将和玩电脑游戏等行为；二是严禁上班时间和用公款到茶社、洗浴场所、歌厅等休闲娱乐场所消费；三是杜绝上班时间迟到早退、串岗离岗、扎堆聊天；四是严禁利用工作之便吃拿卡要。

此后，明察暗访工作组又于9月2日和3日、9月16日和17日开展了专项行动，发现仍有一些国家公职人员继续在上班时间到休闲娱乐场所活动。

9月12日，山西省“整肃工作纪律、狠刹不良风气”新闻发布会在太原召开，296名国家公职人员在上班时间去休闲娱乐场所玩乐享受情况被曝光。这一消息迅速被中国各大媒体转载报道，引发了新一轮的舆论风暴，山西省纪委的统计显示，9月17日关于山西“整风”新闻的点击量高达8.1亿人次。

“疯了，疯了，真地疯了！”劲松路上一家茶馆老板把这次看似突然的“整肃”专项行动称之为“整风”，“不行啦！前一阵开始的整风，弄得我这里一下子就不行了。”他经营的这家茶馆已经开业将近10年了，虽然目前仍有一些老顾客光顾，但是一天的营业额已经从几万块钱瞬间跌落到了几千元钱，“像我这种经营时间长，又有固定顾客光顾的茶馆还好一些，规模小的茶馆有些都经营不下去了。” 据记者调查，自山西省纪委此番突击检查后，茶馆、洗浴中心等娱乐场所受到的影响很大，这从侧面也反映出“查岗风暴”的效果显著。

太原附近的几个市、县，官员们中午喝酒、下午打牌，晚上去太原搞娱乐活动，曾经蔚然成风。“现在我们单位人人自危，大家都很害怕，因为管得严了。”阳泉市一家国有银行的王姓工作人员，在参与此次专项行动的民意调查时说，“‘五个不准’从张贴在醒目之处，到单位不断地强调、学习，现在已深入到我们的心里。”

之前袁纯清讲话中提到的四个不准，现在扩大到了“五个不准”，这是因为在明察暗访中又发现了大量官员参与赌博，第五条只有六个字：不准参与赌博。

9月10日，山西省纪委、监察厅联合印发[2010］27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整肃工作纪律狠刹不良风气的通知》，重申和提出“五个不准”，如有违反规定者，一经查实，一律免职，并依纪依法从严查处。两天后，文件迅速下发到各个单位。

虽然有关此次“整风”专项行动的新闻在媒体上被广泛宣传着，在网络上的点击率也居高不下，但山西省的老百姓对此事的态度却不乐观。记者在山西各地展开民意调查时，在迎泽大街上和的士司机有如下对话：
“您听说省纪委整顿干部作风，开展明查暗访，查处一批干部这件事情了吗？”记者问。
“没听说。”司机答道。
“这么大的一件事情，您没听广播里说吗？”记者反问。
“是不是查实了296名国家公职人员？这还叫大事情呀？简直是小事一桩，在我们这里不足为奇！”

这位的士司机的话也是大多数山西公众的感受，在参与民意调查的110名群众中，知道这个热点新闻事件的有61人，不知道的人数占到了44%，公众对此事不热心的理由也非常简单，就是“习以为常了”、“这里的很多干部就这样，对他们已经失去信心”。晋中市一位83岁高龄的老干部告诉记者，这种人浮于事、贪图享乐的官场风气，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就已经形成了。

正因为此，此次专项行动的主要动因在当地流传着这样一个版本：现任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从陕西省委副书记、省长任上调到山西之后，为了更好地学习各地先进经验，经常带着各级官员出去开会取经，结果他发现，别的地方官员都很规矩，表现得也都很好，但是山西的官员在开会的时候却小声说话、吃东西喝水、甚至打电话来回走动，这些现象被袁纯清看到后，感到很失望，回来之后就开始狠抓干部作风问题。

有观察者注意到，袁纯清山西履新，听取省直部门汇报时，第一个听取的就是山西省纪委的工作汇报。袁纯清曾在公开场合表示过，目前山西全省干部队伍整体上是好的，但是在作风上还存在问题，特别是“闲话风、吃喝风、玩乐风”在少数干部中还比较突出。如有的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得过且过；有的喜欢应酬吃喝，拉拉扯扯，沉湎于低级趣味，这些现象尽管发生在少数干部身上，但在社会上却造成了恶劣影响。

山西某厅级单位是当地民众反映较多的“门难进、事难办”的单位，此次“查岗风暴”掀起的首日，就拍摄到该单位的数名干部在上班时间玩电脑游戏，甚至还有少数干部脱岗，虽然情节较轻没有对这些人进行处分，但也责成单位对他们进行了诫勉谈话。再次暗访时，这个单位就没有类似情况发生了。

“其实很多规定一直都有，就是执行与不执行的问题了。”多位受访者表示，以前上班是混日子，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现在不敢了。“因为上班不务正业，就真的要受到处分，这事儿对我们的触动太大了！”在调查中问及官员能在上班时间去其他地方休闲的具体原因，受访者中选择“政府机关纪律松弛”的人最多，占到49.5%。可见，“管得严”很有必要，相应地，超过六成公众认为“查岗风暴”很有意义。

查岗，不仅仅是风暴。9月12日的那次新闻发布会，披露查实的296名国家公职人员中，当时只公布处理了79名。对于296这个数字，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比想象中少”，但几乎所有参与问卷调查的公众都认为，“应该处分这些官员”。

此后的几天相对平静，被处分的干部自认倒霉，暂未被处分的干部心怀侥幸。“局外人”茶馆老板密切关注着此事的进展，他坚信，“不就是一阵风吗？过几天就没事了。”他的理由很简单，虽然老百姓的呼声很大，为省纪委的“查岗风暴”鼓掌叫好，但是没人花大钱消费了，经济如何拉动呢？

在这家茶馆，记者注意到，一壶茶的价格以388元和488元居多，来这里喝茶人的费用来自哪里呢？“大多数还是公款消费呗。”熟谙游戏规则的老板毫不避讳“公款消费”这个敏感的字眼，在进行的民意调查中，39.4%的人认为官员到娱乐场所的费用支出存在权钱交易，51.4%的人认为是“公款消费”，仅有3.7%的人认为官员们是“自己出钱”。

在9月12日新闻发布会上被通报处理的典型案件里，太化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杨经理的情况引起了一家国有企业李姓老总的注意。8月26日下午工作时间，杨经理在太原市某洗浴中心洗浴，并在检查过程中妨碍执行公务。几天后，太化集团公司召开党政联席会，决定免去其太化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经理职务，同时太化集团公司纪委研究决定，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穷庙富和尚。”这是李姓老总看到这个消息后的第一反应，在他印象中，太化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经营状况并不好，亏损大概有几亿。“都这样了，领导还如此挥霍！”随后，记者经多方联系，采访到该公司一位内部核心人士，他说自己所在的公司并没有亏损，作为老的国有企业，公司内的各项规章制度都很齐全，但往往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杨某的事情在单位里几乎是人尽皆知，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这次真地是动了真格！”对于“五个不准”以及严禁工作时间在办公室和网络上从事各种游戏娱乐活动；严禁工作时间到娱乐场所活动；严禁在工作日自行酗酒闹事；严禁工作时间炒股等“八条禁令”，公司不但传达学习了，还做了进一步细化。

看似平静的几天时间里，山西省纪委的工作一直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着。9月13日，山西省纪委分别专门召开了由各市、各有关单位和中央驻晋单位负责党风工作同志参加的“全省整肃工作纪律、狠刹不良风气工作通报会”。“虽然问题发生在少数人身上，但是涉及的一些问题，暴露出的一些问题，也使我们很震惊。”山西省委常委、纪委书记金道铭说。

三天后，所有的人都惊讶于山西省纪委的执行力度，在又一次“山西省整肃工作纪律狠刹不良风气”新闻发布会上，省纪委副书记李正印在讲话中说，下一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和有关部门要继续加大工作力度，做到五个结合：一是监督检查与宣传教育、加强制度建设相结合；二是抓查问题与严肃执行纪律相结合；三是各级各部门自查与省纪委监督检查相结合；四是严肃查处违纪行为与严格进行责任追究相结合；五是集中整治与建立长效机制相结合。

随后，山西省纪委常委张秀萍通报说，截止到9月18日，在9月12日新闻发布会上公布的296名违规违纪国家公职人员已经按规定按程序全部处理到位。这解答了人们对之前只有79名人员被查处的疑问，所有官员查处的内容全部公开了。

但是在“全城查岗”的非常时期，仍有胆大者“顶风违纪”，9月17日下午上班时间，宫某、郝某在天镇县某温泉度假村洗浴，徐某、史某、杜某、金某在长治市某商务会馆歌厅娱乐，梁某与晋中煤业公司临时选用的司机梁某(群众)、和顺益德煤业公司职工李某(群众)在寿阳县某宾馆赌博……这次又有10名国家公职人员被查处。

张秀萍由此强调，这次行动将是持续性的，要保持整肃工作纪律、反对不良风气的高压态势，做到不留“死角”，不留“空白点”，不搞“一阵风”。

整风风暴下的山西官员们，开始悄悄地退出“吃喝玩乐”场所，山西官方报纸的一位记者前往某市采访时，适逢午饭时间，但是当地纪委的宣传处长死活不愿跟他一起吃饭，其他官员亦然。他第一次不用再受“灌酒”之苦。

“以前领导们没事就过来喝茶打牌，看来现在他们真地都不敢来了，也不敢在门口停车了。”劲松路上，那家面积最大的茶馆的老板一声长叹，闷闷地吸着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