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有时因贪婪而残忍 这里，因责任而动人

特约江南时报记者30日电，在改造一新的苏州沧浪区大龙新村，不时会看到这样特别的温馨场面：“一个外国男孩搀扶着一个中国女孩在小区里不停地走，女孩的腿脚不是很稳，走得很慢，男孩寸步不离地跟在身旁。”他和她的背影，相扶相搀，为小区平添了一道美丽的风景，引来众多关注的目光。
　　
　　男孩叫科林（Colin Pemp），28岁，来自美国艾奥瓦州，是一个爱好玩滑板、踢足球和旅行的阳光小伙；科林高高的个子，帅气的脸庞，长长的头发，谈话中，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女孩叫陈亚焕，今年33岁，来自广西贺州，是一个开朗活泼、热爱运动和旅游的姑娘。
　　
　　2005年，大学毕业的科林应朋友之邀，来到了中国山西太原，当起了一名英语老师。在一个学生的生日晚会上，他邂逅了美丽的广西姑娘陈亚焕。当时她在一个企业做采购员，那个学生正是她老板的儿子。
　　在交谈中，两人发现彼此有许多共同的爱好。两人都喜欢运动，都喜欢滑板，都喜欢旅游，性格都很开朗……后来，他们相约一起去爬山，玩滑板，陈亚焕不时教科林中国的文化知识，“小焕教我很耐心，很温柔。”科林这样形容心中的陈亚焕。
　　科林的帅气爽朗深深打动了亚焕的心，而科林也逐渐被眼前这个温柔似水的中国姑娘所吸引。慢慢的，两颗年轻的心贴得近了，他们相爱了。
　　十指相扣，他们把爱的身影留在了青岛海边、北京长城、珠海……“他什么时候都会先考虑我的感受”，陈亚焕说。
　　“我爱他的执着，和我相处的时间，他不曾交过其他的女朋友。”陈亚焕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欢喜。陈亚焕的英语不是很流利，基础也不是太好，而科林也不懂中文，两人的交流存在一些障碍。为了减轻陈亚焕学习英语的压力，科林决定为了爱情选择学习汉语。他通过网络搜索，发现苏州大学有汉语培训项目。于是，他带着陈亚焕来到了苏州。

2006年，两人来到苏州后，科林选择了半工半读。上午去苏州大学学习汉语，下午去做兼职英语老师。陈亚焕则在观前街一个朋友的服饰店当起了售货员。甜蜜而美好的生活刚刚开始，一个意想不到的厄运降临到了陈亚焕头上。2008年7月的一天深夜，陈亚焕和朋友在酒吧喝完酒，回去的途中经过莫邪路，她的朋友被一辆电瓶车撞到，倒下去时撞倒了她，右脑磕到石头上，陷入昏迷。

科林匆忙赶到苏州第一人民医院，陈亚焕已经被推进了重症监护室。“医生告诉我，她的右侧颞部脑内血肿，伤势十分严重，非常危险，随时都可能……” 科林回忆说。最初7天，医生要求科林每天睡在重症监护室的门外，因为她随时都可能死亡。
　　陈亚焕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昏迷了整整一个月。科林每天都要承担4000元到8000元不等的治疗费用，那段日子，他不停地签署各类手术同意书，科林的外国朋友们为陈亚焕举行义卖活动，他向父母、朋友借，不停地四处筹钱，“上学、筹钱、挣钱、照顾她，那段时间真的很累。”那时，科林每天最开心的时刻，就是能在重症监护室的门口，透过监控视频看看病房中的陈亚焕，虽然只有5分钟，身体的疲惫感也能得到暂时的释放。幸运的是，死神和陈亚焕擦身而过。
　　一个月后，陈亚焕醒了，但她左侧身体都瘫痪了。这时，科林的签证也到期了，当时奥运会即将举办，办理签证很难。经过咨询，科林得知通过成为苏州大学的留学生，能顺利办理签证，不过他选择留下来，更多的是为了照顾陈亚焕。

“我希望她能走路，开一个小店，自己能养活自己……”陈亚焕刚醒时，科林的这个愿望似乎还遥不可及。陈亚焕话都说不清，经过苏州第五人民医院3个月的恢复治疗后，才有好转。
　　陈亚焕在苏州没有亲人，车祸肇事人也没有找到，她的生活费用和医药费全部压在了科林的身上，科林无奈之下，只好把陈亚焕接回家中，专门请了一个保姆帮助照料。晚上，他再去园区做家教，多赚些钱。车祸后，见陈亚焕总是闷闷不乐，科林开始用自己的美式鼓励法，帮她重拾信心。刚开始陈亚焕左侧身体完全不能动，在康复的时候，哪怕左手的手指微微一动，科林都会大声赞叹：“Good！”“Great！”
　　科林将自己的故事告诉了远在美国的父母，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去年9月，科林的父母也来到了苏州，一起帮忙照料。医生叮嘱亚焕要加强康复锻炼。为此，经济已经捉襟见肘的科林特意租下大龙新村的房子，还买了一台2000多元的跑步机让亚焕坚持锻炼。只要有空，科林就会陪她一起到小区里锻炼，无论多晚，他每天都要过来看看陈亚焕。现在，陈亚焕拄着拐杖已经能独立走路了，虽然步伐很缓慢，但科林已非常开心，因为她的心情比以前好多了，离自己的那个愿望也近了。

“他是个非常好的人，我配不上他……”陈亚焕低声说，目光中透着感激和愧疚，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3个月前，陈亚焕借口要去广州妹妹那里，提出和科林分手。科林尊重她的执拗，但放不下对她的关心。分开不到1个月，当科林得知，亚焕在广州只能打地铺时，非常心疼。“小焕，回来吧，这里会一直接纳你。”科林的朴实让陈亚焕不再固执，她回到了苏州。
　　“他是个非常好的人，所以我才爱上他。”这句话经常挂在陈亚焕的嘴边。车祸后，其实科林原本可以通过报案，寻找肇事者，但是他没有。“找到有什么用呢，他也许是个穷人，生活不是很好，还有自己的家庭，如果没有钱，只有坐牢，不要了。”科林淡淡地说。陈亚焕在广州打工的弟弟送来5000元钱，也被科林拒绝了。他认为这是一年的打工钱，很辛苦，不容易。
　　“他总是这样想着别人，所以我爱他，尽管我不再配得上他。” “不，你非常好！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你就是我的亲人！”每当陈亚焕说这话时，总是被科林立刻打断。“许多朋友奇怪为什么我不回国，但她不听医生的话，只听我的话。”
　　这样的理由，说得简单，可这样的决定，并不简单。“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那句歌词见证的不只是爱，还有那浓浓的亲情。

2008年在苏州，韩惠民照顾瘫痪初恋女友30多年的事迹感动了中国，那透着爱与责任的温情似乎还没有走远。今天，同样是这座城市，我又见证了另一段爱的传奇。
　　

科林，一个美国大男孩；陈亚焕，一个中国姑娘。他们演绎的跨国恋情充满爱的温馨，渗透着责任的力量。
　　故事的开头总是这样相似，爱情美好而甜蜜。但一场突然的车祸令陈亚焕陷入深度昏迷，颅骨严重受伤。爱面临考验，他们的恋情毕竟没有走进婚姻的殿堂。然而，关键时刻科林没有逃避，他扛起一肩责任，筹钱，我要救她。30个日夜，他在医院守候，期待她能够醒来。终于，她醒了，他像个孩子似地笑了。严重的创伤令陈亚焕左侧身体不能动，他带她到处做康复治疗。即使，陈亚焕宣布和他分手，远到广州，他依然不能放弃对她的牵挂。“小焕，回来吧。”他们心中早已把对方视作亲人。
　　“我希望她能好起来，开个小店。” 为了这个朴素的想法，科林拼命挣钱。他是个胸怀宽广的人，对于那个没有找到的肇事者，他也想出种种理由帮他开脱，“算了，也许他也有家庭，要挣钱生活，或许家里也很穷。”采访中，他们的感情起伏拨动我的心弦，这支跨越国界的情歌，唱得悲戚却充满温馨，令人感动。

幼女遭男童"性侵犯"--儿童性教育露出水面

特约广西政法报记者29日专稿，元月25日，广西河池地区宜州一位1月6日刚满4岁的女童小月，阴道粘连，当地医院无法打通，伴随着每天还有少量阴道流脓现象。据称手术可能要等10年，女童发育后才能进行。
　　这一切，源自2009年5月28日端午节当天发生的那起“性伤害”事件。邻居哥哥，一位5岁的男童，将一枚电池塞进了小月的阴道里。
　　一直照看小月的姑姑一家，生活也很窘困。姑父刚刚下岗，还有一个10岁男孩，一家人生活仅靠姑姑做小生意维持。
　　
据中国妇联的数据显示：全国各地投诉“儿童性侵犯”的个案，1997年下半年为135件，1998年为2948件，1999年为3619件，2000年为3081件，且近年来呈逐步上升趋势。
　　面对越来越多的“儿童性侵犯”案件，我们不禁要问：在关注孩子衣食住行的同时，早期性教育是否纳入了我们的育儿课程？我们的孩子将从哪里读懂自己的身体？家长、幼儿园、学校和社会，谁是懵懂孩子萌动性意识的答疑解惑者？又由谁来教会孩子学会保护隐私、预防侵害？……
　　
那个给小月造成伤害的5岁男孩，其实也是一个受害者——一个正常性教育缺失下的牺牲品。2009年5月28日端午节。这天午后，广西河池地区宜州3岁的小月兴致勃勃地拎着两个粽子，走出爷爷奶奶的家门去村里玩耍。这个在一两年前父母离异后由父亲抚养的女孩，很快被转交给乡下的祖父母代养。这里有疼她的奶奶、姑妈等亲人，爸妈的远离没给她留下什么阴影。　　傍晚前后，小月是哭泣着回到家中的。奶奶询问究竟，小月没有回答。晚上奶奶给她洗完澡后，发现她的小内裤上有斑斑血迹。看到孙女已经睡熟，奶奶就没再叫醒她。
　　第二天，在奶奶的再三询问下，夹杂哭声的童音，小月道出了惊天一幕：“昨天邻居哥哥用木棍捅我尿尿的地方，疼得很厉害……”
　　奶奶惊呆了，她领着小月来到“邻居哥哥”家核实。当着双方老人的面，男孩子承认了他对小月所做的事情。
　　在两家老人的陪同下，小月来到当地医院。医生给了她一些抗炎的药物……大家以为，这件事的恶劣影响会随着时间慢慢消融。6月2日，小月突然阴道大出血。再去医院探查，X光片居然显示里面有金属异物。原来小月年龄太小，还不能准确描述所有受害情节；而“邻居哥哥”怕受指责，更不愿主动“招供”。谁也没有想到，小月的下体内还潜藏着一颗“定时炸弹”。
　　小月年龄太小，当地医疗条件有限，医生建议家人将小月带到省里治疗。为了取出隐藏在小月体内的异物，省里几家大医院前后给小月做了手术，最长的一次用了半天的时间。
　　6月4日，首次手术。区医院组织专家为小月进行阴道异物取出术。医生们用小号鼻窥器暴露阴道，用小镊子从阴道内取出了金属异物——一个纽扣样的电池。因在小月体内“藏身”一周，纽扣已呈黑色。
　　8月7日，二次手术。首次手术后，小月的阴道还在出血。医生怀疑体内异物未取净。为此又进行了二次手术，手术长达4个小时。手术进行到一半时，小月的阴道大出血。为保住小月的生命，医生停止了手术。
　　9月9日，小月的姑妈带着她转入省里第二家医院——区妇幼保健院进行第三次手术。医生告诉家属，小月阴道受伤严重，里面的肌肉出现粘结，手术器械根本进不去。

记者一直在关注小月事件，从去年9月16日起，每次跟进报道事件的最新进展，就在网上开展如何支持小月的讨论，并发起募捐倡议，使小月家收到了12000元捐款。据悉，在承担了前期三四千元的医疗费用后，“邻居哥哥”的父母拒绝继续支付。
　　手术后的小月，每天都要承受冲洗阴道和打点滴的痛苦。懂事的她，嘴上哭喊，小身体却从不乱动，竭力配合大人的动作。
　　此时，当初的捐款已全部用完，再进行手术，医疗费难住了小月的姑妈。小月的姑妈何女士哭泣着告诉当地记者：“医生告诉我，简单地说，就是治也难，不治也难。治吧，阴道已经堵住了，器械进不去，找不到适宜的器械。同时，会对幼小的阴道造成损伤；不治吧，异物存在体内，会对其它器官造成感染，严重的话还会影响到成年后的生育。”
　　
截至记者发稿时，经与最早报道该事件的当地记者核实：小月的下体一直没有完全恢复，至今仍在流脓。能否顺利进行新的手术，时机和身体条件是否成熟，记者正在跟北京儿童专科医院的医生联系。

记者调查中发现，在整个事件中，甚至比小月更应关注的对象——“邻居哥哥”被淡忘了。这个5岁男孩和小月一样，都是远离父母由老人代养。出事时，他就和外公外婆住在一起。在这个事件中，他的举动是出于本能的好奇，却被贴上了“孽障”、“异类”的标签。家人、读者、网民对他的行为充满谴责。
　　北京市律协刑诉法专业委员会主任、北大硕士生导师钱列阳却不这样认为。他说，首先应明确这不是一个刑事犯罪伤害案件。该案件中这个5岁的男孩对人体的认知、对女孩性器官的好奇，没有超出他年龄的好奇范围，切忌以成人的刑事案件标准去衡量，得出什么手段恶劣、后果严重、心理变态等结论。就像那幅著名的摄影作品一样：一个外国小男孩把自己的小三角裤从前面撑开，让对面的小姑娘往里面看自己的“小鸡鸡”……
　　对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来说，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举动。当然他所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但人们要明白，他并不知晓电池的化学作用。这件事所反映出的是对幼童进行早期性教育的缺失，恰恰因为他们无法从正常渠道获得对性的好奇心、求知欲等的满足，才产生了今天的恶果。
　
中国性学会青少年性健康教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胡萍，2007年9月至2008年7月开始在全国20个城市22所幼儿园和早教机构进行“0～6岁儿童的性发展”讲座，并现场进行家长和幼儿教师问卷调查。调查的内容涉及儿童性活动的多个方面。
　　调查显示：73.37%的父母认为6岁前的孩子有性活动，9.49%的父母认为自己完全能够胜任孩子的性教育，9.67%的父母认为自己几乎无法胜任孩子的性教育。此外，38.4%的父母认为自己没有对孩子进行性教育的知识储备，38.22%的父母不知道如何开口对孩子谈性，62.52%的父母不知道如何把握与孩子谈“性的度”。
　　2000年12月，全国妇联对中国北方一所城市中学的全部高中女生，就有关儿童时期遭受性侵犯经历进行了不记名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被调查的985名女生中，有四分之一的人，在16岁以前曾经历过至少一次一种或多种性侵犯，其中年龄最小的仅为4岁。
　　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近年来常接到类似事件的家长求助：有的是一名犯罪人强奸多达数十人；有的是犯罪人强奸一名儿童长达五六年；有的个案是在女孩很小时就开始发生。这些案件一些共同的特点，就是时间长、人数多、岁数小。
　　
几年前，广西发生小学男教师猥亵和奸淫数十名女学生事件。十余名受害儿童从一上学不久就开始被蹂躏，她们中的很多人仅有六七岁。在长达一两年的时间里，没有一个孩子向家长或者监护人提及老师的异常做法。如果不是其中一个女孩偶然一次在表姐家闲聊起如何会怀上小孩，事情可能还不会败露。

英国性心理学大师哈夫洛克·霭理士认为：孩子对裸体的认识越早获得越好。假如一个儿童在童年的发育时期，始终没有见过异性儿童的裸体形态，会引起一种病态的好奇心理；然后一旦突然见到异性成年人的裸体形态，精神上可以是一个痛苦的打击。如果一个儿童对成年人裸体的好奇心从来没有被满足过，就为成年后的性心理异常和性犯罪留下了空间。比如成年后通过偷看异性浴室、偷看异性身体、偷看异性卫生间等获得性的满足。
　　医学背景出身的胡萍认为：对于4岁以前的孩子，如果他想了解成人的身体，我们不但要让孩子看，而且还要大方地、坦然地、自然地让孩子看！孩子年龄越小，这个过程就越自然。
父母要明白：现在我们坦然地让孩子看我们的裸体，目的是将来孩子不去偷看异性的身体。如果童年时期对身体了解的欲望被严重压制，成年后就容易形成暴露癖或偷窥癖。
　　当面临儿童的性活动时，我们的家长往往一片茫然。孩子探索行为的盲目和无知，具有很强的破坏性。女孩也好男孩也好，发现阴部这个“洞”会使他们感到很好奇。他们会用手指、小木棍或者细细的发夹去探查阴道。有些女孩会将探测物放入阴道，之后才知道要取出来却不那么容易了，只好被父母带到医院请求医生的帮助。
　　胡女士认为，成人在对待孩子的性活动时，应遵循这样一个公式：即性尊重+性引导=性关怀。不要随意用成人的标准去判断少儿的性活动，甚至随意贴上各色的道德审判“标签”。　　

性教育的缺失，不仅使得我们的孩子不懂得自己的身体器官，当然也就谈不上卫生呵护；更主要的是他们不知道该如何预防保护自己，从而在性侵害发生后也就不知怎样应对。专家说，从对性器官的识别到注意卫生呵护再到预防侵害直至侵害发生后的及时告知，中国早期性教育缺失造成的一连串的空白令人扼腕。
1997年“三八”妇女节前夕，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司法局与版纳州妇联牵头，在英国救助儿童会的资助下，成立了中国西南地区第一家专门为妇女儿童无偿提供心理、法律及健康咨询服务的机构。在版纳州司法局担任宣传科长的龙思海，受命当了中心的执行主任。人们常常能看到龙思海举着一男一女两个与真人身体结构无异的“娃娃”，对孩子们进行“性伤害”的预防教育。这两个特殊的娃娃，有逼真的性器官，是龙思海专门从香港定制的。据说在英国和香港，这一对娃娃是专门用来教孩子识别两性身体的。
　　记者曾经亲眼目睹龙思海用人偶对孩子进行性教育的一幕。龙思海拿出玩具娃娃问孩子们：“哪个是男孩？哪个是女孩？”这时的玩偶娃娃是穿着衣服的。然后，龙思海又把裸体的娃娃拿出来，引导孩子去识别。龙思海告诉记者：“我的引导目标是要让孩子发现，从生殖器官的不同，才可以分辨男女。”终于有人回答了：男孩应该有小鸡鸡，女孩应该是胸部鼓鼓的。
　　龙思海告诉孩子们：判断一个人是男孩还是女孩，是从他们尿尿的这个部位来判断的。这个器官叫生殖器。生殖器是用来生孩子的，没有这个器官，就没有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了，爸爸妈妈也生不出我们。既然男孩女孩的生殖器这么重要，我们一定要学会保护它。
　　龙思海又指着女孩木偶说：“这是女孩的生殖器官：尿道口是女孩解小便的，阴道口是我们从妈妈肚子里生出来的出口，里面有一条阴道，是我们人类的生命通道，每个孩子的生命都是经过了这个通道，才能来到这个世界。”
　　接下来的时间，是给孩子讲解男孩的生殖器和生殖器的卫生常识，以及如何保护生殖器。　　之后是教孩子认识和保护身体隐私部位，主要是让孩子牢记以下内容：
　　一、无论任何人，包括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的朋友、亲戚、老师都不可以随便看你或摸你的隐私部位，你也不可以随便看或摸别人的隐私部位。
　　二、如果医生要检查你的隐私部位，必须要有爸爸或妈妈陪着。
　　三、如果有人想摸你的隐私部位，要勇敢地拒绝他，告诉他：“不可以这样做！我回去要告诉妈妈！”
　　四、如果有人摸了你的隐私部位，要尽快告诉爸爸妈妈。

　　日本上性教育课时，采用人偶做教具、修改传统儿歌的方式来讲解和传授性知识。
　　近年来，荷兰国家健康研究所决定推出幼儿性启蒙教育，这个计划安排在万物回春的季节，号称“春之痒”计划。在学校老师发给家中的“春之痒”行动倡议书中写道：“我们会和孩子谈到春天的动物和植物，会去农场喂养新生的小羊。我们也将谈到男孩和女孩的区别，谈到什么样的身体接触才是愉快的；还会谈到小孩的出生。请您尽快将有关他们出生的照片带来学校。这是非常重要的话题，需要学校和家庭共同完成。”
　　性知识是义务教育阶段必修课，课时一学期。瑞典是世界上最早开展性教育的国家之一，上世纪30年代就成立了全国性教育组织。从1955年起，性知识成为义务教育中的必修课。在幼儿园时代，老师就会教孩子用避孕套吹气球，中学还会为学生免费提供避孕套。为期一学期的性教育课内容，包括新生命如何出现、避孕套如何使用、怎样发现早孕等；老师还会和学生探讨怎样与异性相处。瑞典是世界上刑事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也是未婚少女妈妈最少的国家。

记者调查中发现，小月家人在遇到困难后，不得已向当地的一些媒体求助。而这些媒体为了能让小月的事更广泛地引起社会关注，也为了尽快地为她募到一些救治款，把她的住院地址甚至病床号等信息都在电视上公之于众。
　　据悉，这种做法的确引起了当地市民和读者的关注，一些人带着钱财、水果、玩具等到医院看望小月，给小月及其家人送去很多温暖和关爱。小月的姑姑告诉记者，每当小月看到有人到医院病房看她时，她就会表现得很高兴，甚至每天都在盼望着；如果一时没有人来，她就会显得很失落。
　　此种情况令人担忧。据了解，性伤害案件的当事人会因为他们的事件引起社会的关注和人们对他们的同情，使得他们陶醉于糖果、礼物、花朵、补偿金等之中。他们误以为这一切是由“性”所带来的，往往会影响其成人后的性观念。很多人走上了再次用“性”换取所需的道路。如果说首次是被动的性侵害引起了社会的关注，这第二次，就是他们主动地以性去做交易了。在国外，人们往往刻意淡化对性伤害案件当事人表现出特殊的关注，以免他们得出错误的结论。
　　媒体不恰当的宣传报道可能导致对当事人不经意间的伤害，这是被称作“儿童性伤害中的‘二次伤害’”的一部分；“二次伤害”已经成为一个专有名词，特指在儿童性伤害案件发生后，来自社会、司法、媒体等各方面的以对孩子关心、爱护的名义，在新的层面上给孩子带来的又一次伤害。
　　比如，在处理相关案件的过程中，警方人员会多次穿着警服、开着警车、亮着警灯，去受害者家中调查取证。又比如，为了尽快地抓住侵害者，有关人员会向受害孩子反复发问，以求得更多的细节，从中搜寻到破案线索。殊不知，这每一次发问引发的回忆，对当事人而言，都是又一次犯罪情境的加深。
　　在记者接触到的大量案例中，这样的“二次伤害”几乎随处可见；甚至包括学校和医院会在不经意间暴露孩子的隐私。作为中华全国律协刑事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律协刑诉法专业委员会主任钱列阳说在办案过程中经常遇到此类案件。他最担心的就是，由于家长和媒体的认知与导向问题，让孩子从反面获得了教训，或者造成更进一步的心理伤害。

　　西方国家的一系列研究显示，儿童性侵犯受害者中占20%至40%的人，没有出现性侵犯所带来的精神症状。而修复创伤的关键，则是受害儿童能否从家庭成员，特别是父母那里获得更多支持。
　　他说生活中很多案例揭示，父母或者监护人一旦面对孩子在生活中遭受侵害，首先想到和做到的就是追究责任、讨要说法、索要赔偿……至于孩子在受到侵害后的心理需要、处理问题时带给孩子的心理感受，统统没有想到。我们的家长并不知晓，首先是要保护孩子，一切以把对孩子的伤害降到最小最低为终极目标。这其中也包括对那些未成年的所谓“加害人”的保护。
　　记者在调查中得知，在事发之初，小月奶奶带着孙女去“邻居哥哥”家核实情况时，小男孩还是承认自己做法的；而且他的家人也拿出了3000多元治疗费给小月；然而随着事态的发展，随着小月病情的加剧，特别是随着后来媒体的介入，巨额医疗费加上负面的社会评价，“邻居哥哥”已经开始否认曾经的作为……
　　钱列阳分析说：“其实类似的幼儿探查性器官事件在幼儿园、小学常常出现，我们不应对此类事件大惊小怪。‘邻居哥哥’的变化不管是他自己被吓怕了，还是出于家长的授意，这都是很可悲的。要知道，一个事件出现后，我们面对的不仅是弄清事实、搞清责任、索要赔偿；对于一个孩子的诚实、守信、真诚等的教育，也是一个孩子健康成长环境中不可或缺的。”
　　钱列阳再三强调并且请求媒体在介入此类事件的报道时，一定要从专业角度，很理性地探讨深层次的问题，千万不能以情绪化的态度，通过描写女孩的惨状、渲染男孩手段的残忍，将读者引入歧途。

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召开的妇女儿童维权工作国际研讨会上，人们对儿童遭受性侵犯后在侦查、起诉及审判等司法和执法过程中，有可能遭受的来自多环节的“二次伤害”展开了讨论。专家指出，正是由于各种不良做法和心态为长时间犯罪提供了机会，因此，必须直面“二次伤害”，才有可能减少对青少年的性侵犯事件。
　　从1998年至2002年，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妇儿心理法律咨询服务中心共受理儿童性侵犯个案29起，受害人数达32人。被害儿童中，年龄最大的16岁，最小的只有3岁。29起个案中，有两起是数名女童同时被害。29起个案中寻求司法救助的有13起；“私了”不成又转公力救助的有7起；为孩子名声以及今后生活不愿控告的有9起。在29起个案中，证据保全完整，犯罪人得到刑罚的有7起；证据被毁或犯罪嫌疑人逃走的有22起。而在前来寻求帮助的当事人中，不少人感到在寻求公力救助过程中的“二次伤害”。
　　“我们的法律能否在‘以人为本’的前提下，增加些对受害儿童的司法保护条款呢？因为在受害儿童司法保护程序的立法上，还存在一个空白点。要知道惩治罪犯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如果为了追求抓住歹徒这一结果，而忽视了整个过程中对受害方的司法保护，也许在追讨嫌犯的同时，就会造成对受害人的二度甚至三度的伤害。”

龙思海在工作日记中这样写道。1991年，香港的儿童性侵犯案件，仅占整个儿童虐待个案的2.6%，但1998年，这个数字飙升到30.7%。针对日益严重的事态，香港以儿童最大利益为准绳，在立法、行政、司法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实践。
　　从那时起，香港成立了专门的儿童保护机构：在政府的社会福利处设立了儿童保护科及临床心理服务科，对受害儿童提供服务；在警务处内部设有专门的儿童保护科，承办儿童性侵犯等案件。
　　在香港，有一张针对儿童性侵害发生过后的集家长、政府社工、警员、教师、医务人员等于一体的高效运转团队的保护网络。一旦程序启动，这个团队像八爪鱼一样获取并汇总受害儿童的各方面信息——身高、体重、血型、家庭状况、性格、爱好甚至日常学习成绩，然后在经验丰富的社工主持下，协商如何回应受害儿童及其家人的需要。在接受调查前，社工会告诉儿童及其家人，接下来将发生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
　　每一名受害儿童，都由这些受过专门训练、具有儿童心理专业知识背景的社工和警员进行询问和记录。对于年龄较小，还不能准确进行语言表达的儿童，警员们会向其提供一些人体玩具模型，模型身上的衣服可穿脱，受害儿童可通过模型，指点自己被触摸或被侵犯的部位。这些过程，都在专门的小密室中进行，密室内设有单面镜，背后有专门的录影设备，可以录下儿童讲述的全过程。
　　为保障孩子的身心不受伤害，法律规定，孩子不需要连续不断地遭到询问，第一次询问过程的电视录像就可作为证据在各个程序中加以运用，而且孩子不用直接出庭作证。孩子在接受调查中有家长、政府社工、教师、医务人员陪伴，以克服孩子的不适和恐惧感。
　　香港社会福利署还聘用专门的临床心理学医生，为受害儿童提供心理治疗。在验伤和治疗过程中，如果家长不同意，医生没有权利把结果透露给包括调查小组在内的任何人。
　　另一方面，从立法上为受害儿童设立特别的保护程序：为体现儿童的最大利益，香港立法院1995年颁布了一个法例，改变了以往10岁以下的孩子不能做证人和进行诉讼的状况，规定孩子不仅可以作证，而且孩子的证言不需要其他旁证材料就可以作为呈堂证供。
　　而如孩子需要出庭，在开庭之前，社工事先要陪伴孩子参观法庭，并用各种图片让孩子熟悉在法庭上将要见到的人如法官等，以降低孩子的恐惧心理。中华女子学院社工系李洪涛主任，曾到瑞典和美国的法院进行过实地考察。李洪涛发现，在这些国家，对儿童性伤害案的审理、问讯，都在专门的小密室进行。房间内设有单面镜，背后有专门的录影设备，可以录下孩子讲述的全过程。
　　对于年龄较小的孩子，还会被提供一些人体玩具模型和标有人体器官的图纸。模型身上的衣服可穿脱，而且有人体的生殖器官。受害儿童可通过模型指点自己被触摸或侵犯的部位，也可在图纸上指点受侵犯部位。每一名受害女童，都有专门的女警或女工作人员接待、讯问、记录。　　除法院之外，医院、警局等相关机构，都建有类似的密室设置，且全部采取“一站式”服务规则，即由最初接报的机构录下孩子的完整口供，供以后有关单位全程使用，以避免多机构反复询问，造成“二次伤害”。

　　2007年6月1日正式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6条：“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和其他成年公民的共同责任。”
　　第8条：“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工会、青年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少年先锋队以及其他有关社会团体协助各级人民政府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参照上面两条，对儿童承担有法律保护责任的机构和组织加起来约有十几家，但是小月事件发生后，这个家庭所感受到的却是孤立无援。
　　小月现在的实际监护人姑妈何女士告诉记者，事情发生后，他们曾带着小月走访过许多部门寻求帮助，派出所、妇联和司法部门以及政府机关他们都跑过，但始终没有结果。
　　由于“邻居哥哥”家的态度前后发生180度大转变，即男孩的妈妈称，他们询问过自己的儿子是否对小月做过报道上说的事，孩子摇头表示“没有”。因此，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是儿子做的一切，他们在初期拿出三四千元后，开始拒绝再为小月提供任何医疗费用。据悉，此前村中一个男孩曾经目睹小月受伤害的整个过程，但后来该男孩也不肯再作证了。小月的姑妈何女士哭着问记者：“我想不明白，我的小侄女被害成了这样，难道就只能干看着没有办法吗？难道就没有一家机构和组织应该帮助我们吗？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之后才求助媒体的。”

　　截稿前，记者又和何女士通了一次电话，她告诉记者目前快崩溃了，由于当地医院说没有合适的模具，小月即使现在做手术打通阴道，仍会粘连，最后只能把手术定在她十多岁发育后。要等上10年，何女士担心会把孩子耽误了，因为直到现在，小月每天仍然还有少量阴道流脓现象。　　另外，当初在当地募捐来的12000元，几次手术全花光了。对于何女士来说，一方面要抚养自己10岁的儿子，另一方面还要抚养小月。她觉得，再怎么操劳也筹不起这笔医疗巨款。

通话中，总有童音传过来，原来何女士是靠摆摊卖粽子、馄饨和米粉来过活。在她去给顾客打饭的间歇，小月和记者直接通了话，她说她想来北京、想看天安门，最后她用稚嫩的童声说：“做手术疼我也不怕。”

长春天空弥漫暴力 高中女生沦为精神病

特约长春日报记者28日专稿，去年7月29日和8月11日，榆树市行政执法局执法过程中，一名医院女院长手指被扭断造成九级伤残，一名读高二的女“商贩”被吓出精神病患者。近日，记者对这两起事件进行了深入调查。
　　　今年1月19日，榆树市环城乡的天空阴沉沉的，进乡的道路被遮掩在皑皑的白雪中，记者顺着一条马路，进入了一个胡同，高二女生李佳岩的家就在这里。李连永听到有人来，立即走出门，然后客气地将记者引入了破烂不堪的小屋中。4个月前，他上高二的女儿李佳岩在摆摊时遭行政执法人员“暴力执法”，从此，李连永便陪着患上精神病的女儿往返在家、医院和榆树市行政执法局这“三点”之间。“如果……如果孩子不是被吓出精神病，‘城管’就是请我，我也不去。”简单的一句话，李连永哽咽地重复了几遍才说完。
　　　因害怕，李佳岩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情绪激动引发旧疾，李连永介绍了事情发生的经过。　　　李连永说，李佳岩在事发时只有17岁，是榆树市实验中学高二的学生，家里条件不好，李佳岩就趁暑假期间勤工俭学，在路边摆摊卖些小孩玩具。去年8月11日19时左右，有人给他打电话说：“你女儿被打得不行了，你快来吧!”得知这个消息，他立即赶到事发的华昌文化广场，看见李佳岩躺在地上浑身抽搐。
　　　这时候，围观群众的情绪都比较激动，对李佳岩遭打的经过愤愤不平。有人告诉李连永，李佳岩被打的原因是摆摊时遇到执法人员，当时广场上有很多人摆摊，执法人员就用喇叭喊“快收起来”，可能是李佳岩收得慢了，一箱玩具就被执法人员搬到了执法车上，李佳岩想上车拿回自己的东西，结果两台车上下来六七个穿制服的男子，有人从后面拉着她的手，还有人摁她脖子……后来，李佳岩被吓哭了，再后来就抽搐昏倒了。李连永回忆，事发当晚，由于围观群众情绪比较激动，大家要将一辆行政执法车辆推翻，幸好他及时出面才稳住群众的情绪。随后，榆树市公安局领导和行政执法局领导都出面协调此事，当晚给他女儿交了600元钱的住院费。次日，他到行政执法局时对方告诉他再给500元钱就不管了。
　　　李佳岩得知这个消息后情绪非常激动，2009年8月12日下午，李佳岩坐在医院窗台上要跳楼，当时她对大家说：“城管不给拿钱治病，我这样还会拖累家里，活着干啥，干脆死了算了……”
　　　李佳岩的母亲王丽波说，当时有人拨打了报警电话，媒体也介入了，最后由警方协调行政执法局拿了医药费，李佳岩才从窗台上下来。也是从这时开始，李佳岩在住院期间就一直心慌、胸闷、迷糊，而且夜里睡不好觉。
　　　王丽波说，自从女儿出事后，就总是在一个地方发愣，谁要是打搅一下，就像被吓到了一样显得非常紧张，然后小声地说“别说话、别说话”。他们夫妇见此也非常害怕，于是找到医生给女儿诊治。
　　　李佳岩的主治医生在观察了几天后，也发现了异常，让他们转院进行治疗。
　　　2009年8月27日，在事隔十余天后，李佳岩先后被送到长春市心理医院和四平精神病医院进行治疗。经诊断后，医生确诊，李佳岩患上了急性应激性精神病。
　　　李连永拿出一张鉴定书，说去年11月份，他们在得知女儿患上精神病后，便在长春市心理医院做了司法鉴定。鉴定书上的“分析说明”里写着“头部外伤、颈部挫伤、背部挫伤。存在牵连观念，有不安全感，所有表现均与‘执法人员抓住’、‘按胳膊’、‘头’之事有关，情感和内心反映一致。”
　　　李连永指着鉴定书上的“鉴定意见”说，司法鉴定上确定他女儿是患了精神病，并且第二条里明确写着“与被执法人员打伤”事件有关。
　　　李连永说，在这期间，榆树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曾拿了医药费，但之后就不管他们了。如今他们家为了给孩子看病，已借了8000多元的外债，但至今执法局都没给过他们任何说法。　　　　　　就在记者采访李连永夫妇时，李佳岩在炕头上动了一下，然后表情显得有些激动。李连永连忙上前安慰女儿：“别激动、别激动。”记者随后试着和李佳岩进行沟通。“能说一下你为何打工吗?”记者询问。李佳岩小声地介绍了事情发生的前后经过。
　　　李佳岩说，当年因为家里穷，她曾不打算念中学了，后来在哈尔滨生活的大姑的帮助下，她放下负担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当地最有名的榆树市实验中学。“当时我就想了，除了好好学习，我没有别的方式来报答姑姑。”李佳岩说，在她考入高中后，大姑患癌症去世了。没有了大姑的资助，李佳岩的家庭状况更是捉襟见肘，读高二时，李佳岩决定利用假期赚些学费。　　　

“我是用20多元钱起家的。”李佳岩说，赚了一些钱后，她就把手里的几百元钱都买了货物，想多赚些钱，这样就够开学用了。
　　　2009年8月11日，她来到人流比较多的华昌文化广场，刚摆上摊城管人员就过来了，有几个人从车上下来就拿走了她的货物。
　　　“要是拿走了，我就白辛苦一个假期了，我就再也不能上学了。”想到这些，李佳岩不顾一切跑上去打算拿回货物，但是却过来几个人拽住她、按着她、撕扯她。“我躺在地上吓坏了，我就只想哭。”李佳岩回忆，想到再也拿不回来的货物，想到了无钱上学的未来，激愤之下她只觉得眼前一黑，“我也没有想到会这样，但当时我是啥也不知道了。”李佳岩说。　　　　　　

随后，记者和李家人来到了当时事发的华昌文化广场。虽然周围的商家很多，但想找到当时的目击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李家人的带领下，记者随机找了几家商铺的营业员了解当天的情况。
　　　对于李佳岩被打的原因，营业员们都不太清楚，但是提到李佳岩被打晕，引来众多群众围观，最后引起群众愤慨要推翻执法车辆的事情，他们都说，榆树当地人都知道。
　　　一名女营业员说：“当时我看见女孩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周围有好多人。”　　　　　　

一个电饭锅、15瓦的灯泡、老式的录音机，一堆衣服和一箱子书籍，以及一些锅碗瓢盆，在低矮的不到8平方米的小房内，这些物品成了李家的全部家当。
　　　此时的李佳岩腿上盖着被坐在炕头上，身上穿着一件红色的羽绒服，衣领、袖口位置都已经磨得发亮。李连永说，家里穷，没有可换洗的衣服，李佳岩穿着这件衣服已经很长时间了。　　　记者注意到，当李连永介绍事发经过的时候，李佳岩一直盯着炕角的课本在流泪，一言不发，眼神空洞。李佳岩的母亲王丽波说，家里就是太穷了，否则孩子也不会趁着暑假出去摆摊赚学费，都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可惜这“家”当得太早了，也算是“坑”了孩子。　　　　　　　　　


邵艳华，榆树市新和平医院的院长。从1994年开始至今，她连续几届均是榆树市政协委员。2009年，她在和城管发生撕扯后，一直想为被掰骨折的中指讨个说法。“唉，想想都憋屈。”这是邵艳华对记者说的第一句话。邵艳华说，2009年7月29日，她正在医院上班，突然副院长孙某进屋告诉她：“外面有城管要砸咱家的牌子。”“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邵艳华当时询问孙副院长。孙副院长说：“听城管的人说榆树市要建文明城，每家只能留一个牌子。”邵艳华当时就问：“这么大的事情怎么没有下通知啊，不通知就砸，可能吗?”但在场的医护人员们表示“未接到任何通知”。
　　　邵艳华回忆，当天她看见一群人正在拆医院附近一家发廊的牌匾，她走到医院门口，就看见附近有一名执法人员像是领导，便走上前询问：“你们是哪个单位的?有执法证吗?为何不通知商家就砸牌匾?”一连串的质问，引来这名执法人员的不满，他立即大声招呼正在砸发廊牌匾的两名执法人员：“先别砸他家了，过来砸医院。”
　　　邵艳华说，当时她看见两名执法人员过来砸牌匾，立即迎过去告诉他们：“你们先别砸，我打个电话问一下。”说完，她就拿着手机打算拨打市长公开电话询问此事。就在此时，执法人员已经砸坏了医院的指示牌。
　　“这个不是广告牌，是医院变动后给患者指路的指示牌。”邵艳华说，见执法人员根本就不给她任何解释的机会，她也显得有些生气，她打算继续拨打电话讨个说法，“这时其中一名执法人员冲过来，一下子拽住我正在拨打电话的左手，然后又上来四五个人开始踢打我。”邵艳华说，有个人怕她打电话便开始抢她的手机，她便用力地拽着手机不撒手，这时候那名男子拽住她的中指使劲一掰，她手一痛便松开了，手机便掉在了地上。邵艳华说，当时她的手开始流血，加上有几人在踢打她，然后她便晕了过去。
　　　邵艳华说，当时她被打晕后被立即送到榆树市中心医院进行救治，后又送到长春进行治疗。经过医生诊治，确定她的左手中指指背腱膜损伤并伴有撕脱骨折。经过了40余天的治疗后，中指仍不能完全地伸开。如今，将手伸直已经成为邵艳华的一种“奢望”。
　　　邵艳华拿出了《司法鉴定书》和《榆树市公安局法医学鉴定书》。邵艳华说，中指骨折让她暂时离开了手术台，于是在去年10月份，她分别在榆树市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和吉林仁羲司法鉴定所做了伤害鉴定。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结论为“轻伤害”，仁羲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为“伤残程度为九级”。


　　　19日下午，记者、邵艳华、李连永和李佳岩会面了。采访中，他们两家人拿出了几份内容相似的《不予处罚决定书》。里面写着“×××涉嫌殴打他人行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五条第二项规定，决定不予处罚。”落款为榆树市公安局城郊派出所。
　　　邵艳华解释说，涉嫌殴打李佳岩的有5人，涉嫌殴打她的有3人。如今，她和李佳岩的伤情都构成了轻伤。按照法律规定，被害人伤势达到轻伤，已经构成刑事案件，但是警方却不予处理。
　　　那么，第九十五条第二项是怎么规定的呢?记者在网络中查找到：“第九十五条：治安案件调查结束后，公安机关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以下处理：……(二)依法不予处罚的，或者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作出不予处罚决定。”
　　　邵艳华说，警方说“违法事实不能成立”，那她们两家人很想质问警方：“违法事实不成立，这二人的伤是怎么来的。”
　　　“为何不抓人，为啥不给赔偿，还不是警察和城管是一家人。”采访中，李连永说了这么一句话。对于这句话，邵艳华和李连永一起进行了解释。邵艳华说，在榆树市有个特殊情况，那就是榆树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的局长还是榆树市公安局的副局长。如今，两家人都游走在执法局和公安局之间，虽然是两个部门，但他们觉得这就是一个部门的事。
　　　1月19日，记者联系到了当时在现场的一名群众。下岗职工徐某在材料中介绍，他哥哥因为在医院住院，他在医院内陪护，正好看见了邵院长被打的经过。
　　　当时他在医院对面的超市买饮料，看见有一群执法人员正在挨家砸牌匾，现场吵闹声一片，这时候看见邵院长从医院出来，在质问执法人员几句话之后，就有人过来砸医院的牌匾，后来又有人过来扭住邵院长的左手，右手一拳打在了她头部，后来邵院长左手出血了晕倒在地，被医护人员抬起来进行抢救。
　　　19日下午，记者来到榆树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见到了当时参与行动的综合科胡科长。胡科长介绍，去年榆树市开展创卫生城活动，由于涉及的范围比较大、时间比较紧，执法局通过当地媒体几次公开播放了“创城要求”，希望广大群众和市民能积极参加到创城活动中，按照统一要求不要超标设立牌匾、不要随意摆摊。随后，按照上级的要求，他们在去年组织了几次专项行动，专门就流动商贩、超标违规设立牌匾的情况展开了专项治理。在行动中遇到了部分群众的阻挠和暴力抗法，由此引发了群众的误解。
　　　2009年8月份，有媒体就李佳岩欲跳楼一事发表了《高二女生摆摊被城管打了?》的报道，报道中记者采访了榆树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的周副主任。报道中，周副主任明确表示：“当天没有对李佳岩动过手，执法很文明。关于医疗费的事，执法局考虑到李家的条件困难，目前只是垫付。”
　　　对于这种说法，胡科长也明确表示：他们在执法过程中没有违规行为，一直是文明执法。李、邵二人出现的伤情，都是在对方阻挠执法，和执法人员身体接触的时候造成的，并非是执法人员故意造成的。
　　　采访中，胡科长和另一名政府工作人员均表示：对于李、邵的事情他们几次进行了调解。由于李佳岩的特殊情况，他们还垫付了医药费，但是李家人提出了一些赔偿要求，这让执法局无法同意。而邵艳华的情况也比较特殊，他们还在进行了解。
　　　据李连永、邵艳华介绍，他们分别曾几次找到执法局的工作人员，希望能尽快给他们一个说法。对此，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表示：此事经过调查后，执法人员确实不存在违法行为，因此，如果李、邵两家人有异议，可以通过法律诉讼解决此事。
　　　随后，记者电话联系了邵艳华和李连永，把执法部门给出的说法告诉二人。邵艳华表示：“我已经找到了律师打算为自己维权。”而李连永大哭着说：“我没有钱啊，连女儿的药钱都没有，咋打官司啊!”　

难以割断的男欢女爱 无法回避的边防使命

特约中国青年报记者27日专稿，日前，在寒冬中记者踏访内蒙古军区漫漫边防线，认识了很多优秀的边防军人，同时也结识了很多在他们背后默默奉献的“另一半”——边防军嫂。聆听一位位边防军嫂的心灵告白，那些说不完道不尽的爱情故事，有甜蜜，也有苦涩，就像草原上青青的草和盛开的花，摇曳多姿，落英缤纷……
　　
　　在洪格尔边防营营区不远的一个山头上，营长秦川的爱人范晓黎正一动不动地翘首张望着远方。范晓黎看上去30出头，中等偏瘦，眼睛细长，白皙文静的瓜子脸上，挂着边防军嫂特有的纯朴和谦和。
　　远处山坡上，依稀看到，一辆越野车正慢慢向营区方向移动。暮色中，越野车像极了一滴滚落在油画上的墨珠。
　　范晓黎羞涩而腼腆地笑着说，一天中，她最喜欢、最期待的时候就是每天傍晚的六点半，因为这时，正是丈夫巡逻归来的钟点。
　　秦川与范晓黎的相识缘于一次美丽的邂逅。3年前的一个春天，范晓黎和秦川同时搭乘了一辆开往呼和浩特的公共汽车。车上，一个老大娘突然晕倒，秦川背起老人就往附近的医院跑，情急之下把包忘在了车上，范晓黎追到医院给秦川送包。就这样，两颗年轻的心撞到一起……
　　两人定下终身后，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范晓黎辞职来到边关和秦川相伴，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一呆就是3年。她说，虽然家人到现在还没有原谅她，但两人过得恩恩爱爱，这就让她很知足了。说着，她下意识地用手捋了捋额前的头发，将幸福和憧憬满满地写在脸上。
　　说话间，暮色渐渐浓了起来。范晓黎不再说话，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前方驶来的越野车，她如释重负般喃喃道：“又一天过去了，平平安安。”范晓黎摆摆手，说要回去做饭了，秦川喜爱吃她做的手擀面，她要赶在他回家前做好。
　　
　　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平房，几件简单的家具，一台21英寸彩电，这就是步兵营副营长陈理月全部的家当。3岁多的女儿囡囡正趴在小木桌上画画儿，见有客人来，礼貌地站起来问好。
谈起2007年随军到边防，女主人张丽丽眼泪直流。她说，边境工作任务重，丈夫陈理月太忙，一年才回家一次，孩子想爸爸，在梦里都问爸爸是不是不要妈妈和囡囡了。考虑再三，她决定放弃工作，带着不满2岁的女儿来到边防。
　　结婚5年来，家中再难，张丽丽从没有让陈理月为家事分过心，平时对陈理月说的最多的就是：有我在，家里没有过不去的坎。
　　一次，婆婆半夜发高烧，瘦弱的她一人摸黑背着婆婆到医院打吊针，在婆婆的身边守了一天一夜，等婆婆退了烧，她也累倒了。
　　2005年6月，陈理月被组织任命为步兵二连连长，军区举行军事比武，陈理月被选入比武队。张丽丽正处于临产期，她不但自己不告诉丈夫，还专门请求公公婆婆：“这事千万别对理月说，以免影响他训练。”
　　在医院，她硬是挺着大肚子，一个人楼上楼下办好了住院和剖腹产手术的各种手续后，又自己走上手术台。医生护士们无不感到惊讶：“在医院干了这么多年，还是第一回见到这样的事。别人生小孩，家里人都是在忙前忙后，哪见过像她这样的啊!”
　　爱的动力是巨大的。在张丽丽的大力支持下，陈理月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取得了优异成绩，连队被评为“全面建设先进连队”，并荣立集体三等功，他个人也被上级树为“十佳标兵”，提前晋职为副营长。
　　
　　
北疆5月，黄沙漫天。内蒙古军区边防某团新装备实弹射击现场。
　　“装弹—卧倒—开始射击!”随之，枪响靶落，整个过程干脆利落，一气呵成。团政治处主任陈彪指着那个黑瘦干练的指挥员对记者说：“他就是四连连长孙川!”
　　演练结束后，记者找到孙川，谈起自己的妻子，他满脸愧疚：“爱人张凤兰患肾癌一年多，一个肾已被切除，她一个人在家里带着小孩支持我在边防工作，为了我，她吃了太多的苦。”
　　孙川说，为了支持自己的工作，爱人放弃了老家优越的条件，义无反顾地来到了塞外边城。随军后，他们在军分区的家成了边防连队官兵探亲休假的“中转站”。每逢有战士探家，她都要给战士们做上几个可口的菜，帮助战士们买好车票。由于经常去买票，车站工作人员怀疑她是票贩子，当了解情况后，大家也被她深深感动了。
　　如今逢年过节，张凤兰都能收到好多战士的祝福，有打电话的、发短信的、写信的，大家最关心的还是她的病情：“嫂子，身体还好吗，祝您身体健康”、“嫂子，这是我们老家的偏方，您吃下试试看……”
　　团政治处主任陈彪告诉记者，去年底，孙川提出要调到人武部去工作，主要是想更好地照顾爱人，没想到，张凤兰在这件事上极力反对。
　　记者打电话给在家里的张凤兰，她朴实地说：“自从得病后，团里先后为我捐了七八万元钱，我也无法回报，只有让丈夫好好在边防干，才对得起关心帮助我的全团官兵们。”
　　
　　叶娜人如其名，长得像一片柳叶那么清纯可爱，戴着一副眼镜，说话细声细语，脸上总是挂着甜甜的微笑。
　　今年33岁、有11年党龄的叶娜，出生在一个军人世家，2003年1月，她与张卫东牵手踏上了红地毯。
　　2004年12月张卫东从机关调到边防连队任排长，由于不适应边防连队的艰苦环境，他一度冒出转业的想法，叶娜得知后，连续给丈夫发了600多条“开导”他的短信，鼓励他在基层建功立业。在妻子的支持下，张卫东因工作成绩突出，先后被评为优秀党员、训练能手、岗位成才标兵，荣立三等功一次，去年又被上级表彰为“标兵连长”。
　　结婚6年，为支持丈夫建功边防，叶娜所有的春节都是在边防和战士们一起度过的。
　　去年春节前，叶娜带着4岁的女儿苗苗从老家来到连队，张卫东满心欢喜地要陪她们娘俩好好过个团圆年。大年三十早上，张卫东带人前往20多公里外的前沿哨所送年货。当准备返回时，突如其来的暴风雪封堵了道路。
　　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女儿苗苗打来电话：“爸爸，您走后，我问妈妈是不是您不要我们了?妈妈说您是去陪哨所的叔叔过年了。妈妈不让我告诉您她哭了，还教给我一首歌，让我唱给您听!”
　　电话中，苗苗天真的童声传了过来：“我的好爸爸，终年守哨卡，顶风冒雪去巡逻，多么辛苦呀！爸爸快回家，请喝一杯茶……”电话的另一头，张卫东早已泪流满面。

918事变后张学良坚拒汪精卫的抵抗日本要求

特约台湾东森新闻记者24日专稿，张学良和汪精卫同是民国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二者都是年纪轻轻就声名鹊起，一个是统领千军万马、叱咤风云的少帅；一个是“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的民主革命者。在其后的发展中，一个被铭刻于历史的纪念碑上，赢得亿万民众的尊敬；一个则被钉在民族的耻辱柱，遭到世人的唾骂。两个出身、经历、追求和信仰都不相同的人物，却因时运与机缘，演绎了一段恩怨与情仇。

汪精卫，1883年生于广东三水，本名兆铭。“精卫”是他在《民报》上发表文章时所使用的笔名，取自“精卫填海”。汪精卫少时生得眉清目秀，后来曾一度被列为民国“四大美男”之一。他于1902年春考中秀才，1904年又考取了官费留日生，东渡日本政法大学留学。在日本，他开始投身革命，并成为孙中山最得力的助手。孙中山病危时，其著名的《总理遗嘱》就是由汪精卫代笔起草的。

1910年，年仅27岁的汪精卫置生死于度外，刺杀溥仪的父亲、摄政王载沣。虽然暗杀失利，身陷大狱，却因此闻名天下。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汪精卫在狱中写的这首诗，悲壮动人、脍炙人口，被传诵一时，激励了很多有为青年投身到资产阶级革命中。

汪精卫口才极佳，他的演讲极具煽动力。在南洋演讲时，有一个华侨巨富的女儿名叫陈璧君，为其所动，从此弃学离家，汪精卫去哪，她跟到哪，只为聆听汪的精彩演说。汪精卫也为美人的如此痴情所动，后与陈璧君结为连理。

对于这么一位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张学良也早就想一睹他的风采，只是苦于没有机会。到了1921年，为了联合反直，奉粤之间往来频繁，汪精卫作为孙中山的使者，曾六次来奉天，张学良才与汪精卫有了初步接触。

汪精卫第一次到奉天，曾举行过一次讲演。张学良听到汪精卫那条理清楚、慷慨激昂的现场版演讲时，全身热血沸腾，完全被这位年轻的革命家折服了。此后，每次汪精卫到奉，张学良都登门拜访，促膝相谈。谈得越多，了解得越深，张学良对汪精卫的钦佩之情就越深。多年后，张学良回忆说:“年轻时候我最佩服汪精卫！”此话并非虚言。客观地说，汪精卫对张学良民主爱国政治思想的形成起过积极的影响。

此后，张学良一路攀升，最终荣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之职。而汪精卫却在政权的争夺中败于蒋介石之手，甚至一度出走香港。其实，在国民党内论资历与名望，以及与孙中山的个人关系，汪精卫都超过蒋介石。

1925年改组大元帅府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时，汪精卫还以全票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但由于军权掌握在蒋介石手中，没过多久，他就落了下风。

此外，汪精卫败于蒋介石，还有他个性的原因。汪精卫不贪钱财、不近女色，与他周围的污浊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汪精卫对自己的部下要求很严，从不搞“封官许愿”，由于跟他捞不到什么好处，愿意跟随他的人就很少。另外，汪精卫讨厌拜把子那一套，蒋介石曾两次给汪精卫送去兰谱，希望和汪精卫结为“拜把兄弟”，都被他婉言谢绝了。

作为国民党内资深的元老级人物，无论是从资历、声望、理论水平还是政治经验等诸方面综合来看，汪精卫仍不失为蒋介石最强劲的竞争对手。因而，在反蒋的军阀们想拧成一根绳讨伐蒋介石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汪精卫。

于是，张发奎于1929年9月17日在湖北率先发表《拥汪讨蒋宣言》，电请汪精卫回国。
汪精卫回国后，以“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联席会议”的名义发布命令，分别委任阎锡山、冯玉祥、张发奎、唐生智、石友三、胡宗锋、何键、李宗仁为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路军总司令。他一人统领这些反蒋大军，一时声势极盛。

但这支七拼八凑的队伍内部矛盾错综复杂，指挥不灵，步调不一。不到半年，汪精卫的反蒋大军就被蒋介石各个击破或收买瓦解。

到了1930年初，“中原大战”正式爆发后，阎锡山电请汪精卫北上主持党务。汪精卫在北平组织“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汪精卫被奉为“扩大会议”的领袖。此后不久，汪精卫、阎锡山等人又成立了反蒋国民政府。

为争取东北军这一强大的力量，汪精卫又是去电又是派人，并应允优越条件，期望张学良能站在自己这边。

面对当年的偶像，张学良或许心中会有一丝别样情怀，但面对是支持国家统一，还是助力纷争乱战的选择，张学良最终站在了蒋介石一边，十万东北军进关，武装调停中原大战。当得知张学良已经出兵助蒋，汪精卫呆立无语，于20日匆匆离开北平。

张学良的选择，让汪精卫痛失难遇的一次倒蒋机会。此后，他便对这位东北少帅产生了难以化解的怨恨。

政治上的事往往是瞬息万变，分分合合，难有定数。 1932年初，汪蒋二人再度释怨，重新合作，汪精卫就任行政院院长之职。这一时期，他对日采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淞沪抗战正酣之际，汪精卫曾商请坐镇北方的张学良进兵热河，以牵制日军。但张学良却以“巩固后方”为辞，拒绝了汪的要求，让汪精卫很是不悦。

此后不久，汪精卫偕宋子文飞抵北平，与张学良进行了一次长谈。之后，二人交恶，甚至掀起一轮互相攻击的电报战。对于这次会谈的内容，过去从未披露过，史家也难知其真相。在沉淀了几十年之后，张学良终于自揭谜团:“汪精卫对我说，现在，你的军队应该跟日本人打一下。我就问他，是真打吗？你中央是不是有所准备，有所办法？如果没有，打一下结果会怎样？一定打败!那你为什么要打呢？

他说，现在外面的压力太大，南京政府受不了啦，你呀，军队动一动，跟日本人打一打，就可以了。你要是不这样，政府恐怕就维持不住了。打一下，可以先平息一下国内反对的声浪。

我说，汪先生，你这是在说什么话?让我的部下打一下，让我的部下拿生命来换你们的政治生命？我张学良从来没有靠牺牲我部下的生命，来换取我的政治生命。为这事，你中央政府也好，你也好，都别来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