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喽啰换走重量级核专家--智慧和强大的美国

美国CBS记者10日专稿，4换10！美国和俄罗斯成功完成间谍交换。10名在美国被捕的俄罗斯“间谍”将与4名在俄被捕的西方“间谍”互换。这是“冷战”结束后俄美之间最大规模落网特工交换，同时被媒体评价为“史上最快解决的间谍案”。从6月底美国披露逮捕间谍到7月9日双方确认互换，不到半个月时间，震惊世界的间谍风波即告结束。“速度”背后必有隐情，在两个国家被押的特工在这几天内经历了什么？是什么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这是6月底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对外公布的俄罗斯间谍的接头暗语。拿这条暗语当线索，美国情报人员顺藤摸瓜，揪出了长期潜伏美国的11名俄罗斯间谍。这个消息震惊世界！仅在3天前，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高调访美，并和美国总统奥巴马“亲密无间”地在快餐店吃汉堡。逮捕间谍消息的公布时机微妙。
　　媒体纷纷猜测，美俄关系将经历新一轮波折和考验。然而，这个事件又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结束了——10名小喽啰特工换走了4名关在俄罗斯的为西方提供情报的“重量级”人员，包括一名核专家。
　　
　　间谍事件发生后，美俄的沟通和协调一直在秘密而低调地进行。虽然双方至今未透露沟通的内容和方式，但是媒体从种种迹象中分析出了一些端倪。　
　　6月底美国抓捕俄罗斯间谍之际，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正在莫斯科进行访问。普京和他会谈的时候谈到了这次间谍风波。克林顿是否成为美俄政府间的“传话大使”还不得而知，不过就在克林顿访俄后不久，俄罗斯《生意人报》就透露，美俄双方可能会采用互换间谍的方式来解决这一棘手的问题。
　　引述接近美国高层人士的话说，当天美国副国务卿伯恩斯和俄罗斯驻美大使基斯利亚科进行了会谈，这个举动不寻常。此外，本来预计在多地举行的间谍案听证会，却在7日突然取消，在特工的押送下，这些间谍被直送纽约等待8日出庭受审。
　　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称，双方之所以低调，是因为间谍活动在两国都不是秘密，况且美国抓住的这些间谍级别较低，从事的活动也并不非常危险，所以没必要在关系缓和的情况下，让这个问题将两国关系搞僵。此事更可能是不希望两国关系向好的人搞出来让奥巴马难堪的。所以低调处理，符合奥巴马政府的本意。如果奥巴马高调处理此事，一些情报机密和一些反间谍手段可能会曝光，反而不利于今后美国的国家安全。
　　
　　在8日的审判中，这10名被捕间谍都承认了自己为俄罗斯工作的事实，几乎没有任何申辩。审判速度也快得惊人。　
　　审判一开始，联邦助理检察官迈克·比亚兹即向负责主审此案的联邦法官基姆巴·伍德表示“10名被告希望认罪”，他们承认的罪名包括“阴谋担任俄罗斯秘密特工”和“洗钱罪”。

　　这10名间谍在法庭上都爽快地承认，自己是为俄罗斯政府工作的未经注册的情报人员，但没有交代具体收集了什么情报。比如被媒体热炒的美女间谍安娜·查普曼，当她被问及“在这次阴谋活动中是否起了推动作用”时，她显得疑惑不解，看了看律师之后耸肩答道：“是。”法官又问，她当时是否意识到自己在犯罪。她回答：“是的，法官大人。”
　　同时，美国情报部门也没有出示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这些人具体从事了哪些危害美国利益的活动。
　　在不到一小时的短暂庭审后，法官就宣布10名间谍将被驱逐出境，未经许可永不得返回。庭审结束后数小时，10名被告人乘坐一架美国政府包机离开纽约，赴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然后前往莫斯科。
　　美国司法部说，俄罗斯同意释放4名遭控与西方情报机构有接触的在押人员。

俄罗斯外交部9日在一份声明中证实了交换特工的说法。俄罗斯媒体称，俄罗斯的动作只比美国快，而不比美国慢。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9日对4名长期关押在俄罗斯的美国间谍签署了特赦令，准许他们离开俄罗斯，其中包括俄罗斯核科学家伊戈尔·苏佳金。

　　1999年，苏佳金因向一家英国公司提供有关俄罗斯核潜艇与导弹的情报而被捕。俄罗斯称，这家英国公司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欧洲的分支。2004年，苏佳金被法院判处15年监禁。但美国人至今拒绝承认苏佳金是美国间谍，仅表示他是一名有重要影响的核科学家。

　　7日苏佳金在本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特工人员从关押他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州的一所监狱，秘密转到了莫斯科。特工随后让他写一份叛国认罪声明。只有承认叛国罪，才能获得总统梅德韦杰夫的“特赦”，也就意味着他能离开俄罗斯。
　　苏佳金被判刑10年来，一直没有承认叛国，因此拒绝了这个要求。不过第二天他的亲人前来探监，又向他转达了特工的“指示”，苏佳金最终才签下了认罪声明。
　　俄罗斯只释放4名美国间谍，因为这些人是“重量级”人物。除了苏佳金之外，还包括俄对外情报局前上校亚历山大·扎波罗日斯基、根纳迪·瓦锡联科以及俄军前上校谢尔盖·斯克里帕尔。
　　据奥地利媒体援引目击者的话说，9日中午，一架俄罗斯小型飞机和一架美国军用运输机先后降落在维也纳国际机场。据报道，美国飞机上载有10名在美国被捕的俄罗斯间谍，而俄罗斯飞机上则是用来交换的4名为美国提供情报的俄罗斯人。两国飞机停靠在一个正在建设中的停机楼附近，美俄双方借助一辆黑色面包车完成了间谍交换。大约1小时15分钟后，两架飞机先后飞离维也纳国际机场。

将这起从发生到结束仅仅半个月的间谍案称为“历史上最快解决的一次间谍案”。这符合美俄双方的利益。　
　　通常间谍风波会折腾数年之久，很多间谍至少要度过一年左右的牢狱之灾才能被释放。
　　这次，为什么美俄两国要如此快速解决这一问题呢？

　　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分析，对美国政府来说，此事如果拖延，会成为横亘在美俄关系上的一道坎，使刚刚回暖的两国关系蒙上阴影，不利于美国在伊朗核问题、阿富汗问题等更紧迫的问题上寻求俄罗斯的合作。对俄罗斯来说，与美国搞好关系也是既定政策，特别是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的进程进入了一个重要时刻，需要美国的配合。
　　另外，目前美国参议院正在审理有关美俄之间的核军备控制协议。因此认为，美俄之间如此迅速地解决问题，也是为了超越分歧，给参议院的审理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因为双方都希望在这个核军备控制条约上有所作为。

打工皇帝的“新装”--学历造假的CEO

特约南方周末记者9日专稿，7月6日，新华都控股总裁、前微软中国总裁、前盛大总裁唐骏在上海环球金融中心14层的港澳资讯总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回应网络学术打假人士方舟子对其学历造假的质疑。

7月1日，方舟子在其微博上公开质疑“打工皇帝”唐骏的学历和专利造假。方舟子认为，唐骏曾在其自传《我的成功可以复制》中自称为“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并拥有大头贴照相机和卡拉OK打分机两项专利。方舟子认为，这两项表述都涉嫌造假，他的证据是，在美国相关部门查不到唐骏的博士身份和专利登记。
据说接受记者独家面访的原因在于，前一天晚上，有人对唐骏说：“唐总，就算你的学历是假的，你出来认个错就是了，谁不犯点错误？我们还是你的粉丝。”
唐骏听后暴怒，随即答应了记者的面访要求。

在采访中，唐骏反驳说，他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是加州理工博士。“就算我是中学生，也没有人能低估我的能力，”他强调说。

在风暴乍起之后的7月1日到7月6日的5天里，唐骏和方舟子两人的微博都相对平静：唐骏记录的是关于看世界杯和喝酒的轻松姿态；而方舟子这几天的大部分微博文字都是在谈中医问题。

唐骏向来对媒体十分高调，属下对关于他的媒体报道的监测工作也做得很扎实。7月1日方舟子在其微博上炮轰唐骏学历和专利造假后，唐骏很快就得到了消息。他不是不想回应，而是在等待他太太从美国寄来的一份快递，唐骏认为这个快递里的很多材料和证据足以驳斥方舟子的质疑。

这天上午，唐骏收到了自己太太从美国寄来的快递，以及几封邮件。有了这些材料，唐骏选择了先作一个试探性的反击。

他在6日中午接受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电话采访，宣传自己从未以任何形式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点说过自己曾经获得过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自己拿的是美国西太平洋大学（Pacific Western University）的博士学位。

就在唐骏表示自己获得的是美国西太平洋大学而非加州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后，方舟子射出了新的炮弹。

他连发几条微博质疑西太平洋大学为“野鸡学校”，声称唐骏的博士学历可能是花钱买的。

质疑延伸至唐骏的早年经历，方舟子认为，唐骏声称拥有大头贴照相机和卡拉OK打分机两项专利，但查不到专利登记。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方舟子的评价甚至延伸到了唐骏的微软经历：“他这个CEO实际上说是一个销售区域的领导”；“当时微软在中国就是一个三级部门吧，开辟销售市场，这相当于是个销售经理”。对于唐骏的“微软荣誉总裁”称号，方舟子引述他收到的一封电邮说：“有个人在电子邮件里说了一下，这个名誉总裁相当于是个劳模吧。”

此事发生后，唐骏也特意研究了素不相识的方舟子的资料。“他5年前还是比较有名的，靠新语丝来炮轰一些人而出了名。今天他又要找一个人，找个当红的，找到我，想看看我这有什么可以挖掘的素材。”

而方舟子并不认为自己是在靠炒作出名。“要出名的话，我现在名气也够大了，我名气要比他大，哈哈。我靠他来炒作？他其实根本不用管我的动机，只需看我说的是不是真事。”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博士学位之谜“我并不认识唐骏，这只是个偶然事件。”方舟子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早在去年4月和10月，方舟子就已先后两次公开质疑过唐骏的学历问题。一年后旧事重提，方舟子表示，是因为有网友提到唐骏的《我的成功可以复制》一书，他发现，“这个人太假了，从学位到经历都是假的”。

虽然唐骏极力否认曾说过自己获得加州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但在网络上和很多媒体报道中，唐骏的名字与这个博士学位经常是联系在一起。

唐骏声称，他在《我的成功可以复制》一书中，根本就没有提到自己是加州理工学院博士。“他连我的书都没看过，就敢说我在书里提到自己获得过加州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你读了我的书吗？没读？那我送你一本。”唐骏随即给了南方周末记者一本版次为2008年12月第1版，印次为2009年5月第6次印刷的《我的成功可以复制》。

这本书里的确没有方舟子7月1日砸向唐骏的第一颗炮弹里提到的那句话：“办到第二家公司，我差不多已放弃了学业。但凭借语音识别方面的应用性研究成果，我最后还是拿到了加州理工学院的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

但南方周末记者随机从不同网站下载了多个电子版的《我的成功可以复制》，里面的第二章里却都存在上述那句话。

在记者询问为何电子书上会有这段话时，唐骏说：“我就不知道了……难道有人在恶搞？不要用电子书来说事了，我都不知道的事。”

7月6日晚，方舟子在微博上上传了一张由网友提供的书页原图，图上确实有这段话。他在微博上写道：“白纸黑字。唐骏《我的成功可以复制》2008年12月第一版第70页自称加州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博士”。

几分钟后，方舟子意犹未尽地继续写道：“网友已上传照片显示该书最早版本的确有那段话。可能是在去年我们质疑其学历之后该书重印时删了那段话。”
除了这段话以外，唐骏在书中也提到过加州理工学院。他对此解释说，“我提到的是这个学校的机房是对外开放的，我在里面做过研究。我在加州理工生活过的照片还有呢。”他随即给南方周末记者看了他在加州理工学院的一些生活照片。“我要是加州理工的博士，我会在书中轻描淡写吗？肯定浓墨重彩。”

在办公室里，他还特意在自己的电脑上给南方周末记者看他太太发来的邮件，里面有唐骏获得的美国西太平洋大学的博士学位证书和论文的照片。

但即便是西太平洋大学，方舟子也没有放弃查证，他在微博中写道：“这是一家著名卖文凭的野鸡大学，在夏威夷注册，没有得过美国认证机构的认证，由于多项欺诈行为，在2006年被夏威夷政府消费者保护办公室起诉，被法庭判决解散。”“根据美国总审计局（GAO）在2004年的调查，唐骏母校Pacific Western University的文凭买卖价格如下：学士，$2,295；硕士，＄2,395；博士，＄2,595。一次性交钱。”

针对这一质疑，唐骏的助手李欣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在美国有两所西太平洋大学，一所在夏威夷，一所在加州，唐骏就读的是加州的那所。“夏威夷的那所很烂，加州的很不错。”李欣说。

当南方周末记者向唐骏求证西太平洋大学是否还存在时，唐骏通过自己的电脑，给南方周末记者看了西太平洋大学2009年在台湾的招生简章，以证明这所大学至今依然运转着。“2009年还在开课呢。”他说。

但美国一位华文媒体记者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两家学校都已分别被撤销，设在加州的一家机构自2006年提供两校原学生数据的保存和确认工作。只要交45美元，就可得到某位原学生的成绩资料，交100元或150美元可分别获得该学生学位证书的复印件。“有个什么控股集团的老总出来给唐骏辩护。”方舟子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查了一下，他也是那家西太平洋大学的，和唐骏原来是一个学校的。”可疑的经历？“我的经历是很透明的，很简单的。”唐骏说。

他回忆说，1985年他从北邮毕业后就去了日本，是教育部公派过去的，当时一起去的有100个同学，是去名古屋大学。照理是要读5年才能拿到博士学位，他也确实读了5年书，但他在最后一刻选择放弃了博士答辩的机会，因为他担心他一旦拿到博士学位，只能留在日本，所以他就赶在论文答辩之前去了美国。

关于西太平洋大学博士学位，唐骏说：“这个学校不仅仅是交论文就能拿到学位，是把我的日本所有的学分，修满了的学分，转到了这个学校。他们还是认日本名古屋大学这个牌子的。我做的很多研究，也主要是在日本名古屋大学期间做的研究。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也是关于语音方面的，不然我做不出卡拉OK打分机。”

而关于方舟子对卡拉OK打分机等几项专利造假的质疑，唐骏解释说：“我没去申请专利，一家日本人开的公司买了我的技术，再卖给了韩国公司。我还去谈判了，告诉他们原理。两个软件，大头贴技术卖了8万美元，卡拉OK打分机不算卖，是换了一个50万美元的外包订单。”因此，他认为自己宣称这两项技术是自己的并不为过。

方舟子对这个说法并不满意，他在微博上提出唐骏应出示技术转让协议书。但南方周末记者没有从唐骏处获得他对方舟子的此项质疑的回应。

对于唐骏在书中所提到的自己在美国的创业经历，方舟子也在微博上进行了质疑：“唐骏声称他注册的三家公司的英文名字分别是 Intertex、First Immigration Service Company、Holywood Entertainment Company，那么为什么在加州政府公司注册数据库中找不到有人在1990年代在洛杉矶一带注册过这些公司？更不要说注册人是唐骏了。”

唐骏对此向南方周末记者出示了一张旧报纸，“这是1993年我在美国《神州时报》上做的一个整版广告。你看，上面有我的照片和签名，还有我当时成立的美国双鹰公司做的一个‘中国之夜’，上面你可以看到姜昆等演员的照片和签名。”他说。

“你觉得这些我能编出来吗？这个1993年的报纸我能造假吗？方舟子说我在美国没有创业的记录，这个就是我反驳的证据。”唐骏介绍说，当时这家公司是做软件的，后来在这个基础上成立了好莱坞影视娱乐公司。

他还拿出了一份当年双鹰公司做的宣传册和公司当年的信纸，“幸好我还保留了，要不被没有判断力的人闷死了，我都不知道我老婆给我寄了这么多材料，老婆真不容易”。

截至发稿时，方舟子与唐骏的口水战仍在继续。但方舟子并没有期望有什么明确的结果。

他说，“在美国，一个上市公司的老总要是有这样的造假行为，那他肯定被开掉了。一个老总学历都是假的，我们怎么相信做出来的财务报告？制定的发展规划又怎么让人相信呢？”但对于结果他少有地并不乐观：“我打假这么多年，造假人在国外肯定是被开掉的，但是在中国绝大部分都好好的，学术界的人甚至还高升了，中国的实际情况就是这样”。

唐骏则已经开始考虑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问题，他的律师给了一个声明，但他还没想好发出还是不发出。“我刚找到了方舟子在美国的地址，为起诉作准备。”他说。

教育应从父母抓起—对话全国人大常委朱永新

特约中国青年报记者9日专稿，什么是教育素养？教育素养就是尊重人的天性，尊重人的自我选择，尊重人追求幸福和快乐的权利……我们正尝试建立了新父母学校，努力探索让父母与孩子一起成长的道路。

朱永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正在制定中。这个纲要很重要的一个任务，我认为应该是重建全民教育素养，让全社会知道到底什么是好的教育。

记者：这话题很新鲜。你是怎么想到的？
朱永新：我是从这次文理分科的讨论中想到的，这次讨论实际上是我挑起的题，几年前我就讲过（高中）文理分科（应取消），但没有像这次这么热，甚至教育部规划纲要都把这个主张放了进去。

记者：但是争论很大。
朱永新：它本来不应该成为问题，任何一个有基本教育素养的人，都不会把它看作一个问题。过早文理分科对知识和智力的危害显而易见。

记者：但是大家担心加重孩子的负担，他们现在已经够累了。
朱永新：我们的家长为什么不动脑筋想想，文理不分科不一定都是做加法，还可以做减法嘛，取消文理分科之后，考试方法也要配套改革，我不需要九门都考，可能只有两门必考，其他课程可以用选修的方式解决。

再一个解决学习负担的办法就是降低学习难度，根本不需要学那么多刁钻的东西。现在整个高中的课程太刁钻了，都是为极少数考进顶尖大学的人设计的，大部分人是陪读生。

记者：它本来就以淘汰绝大多数人为目的。
朱永新：所以整个的目标要纠正，我认为高中教育的总目标就是一个，从教育的本义来说，就是让孩子拥有美好的人性。首先是要教会基本的生存技能，我很欣赏美国有一门课，我把它翻译成“生命课程”，它教孩子怎么吃药，怎么看药品说明书，怎么打开药品的盖子，吃菜怎样注意营养的搭配，家里煤气中毒了怎么办，户外受伤了或者被蛇咬了怎么办。最重要的生存技能它都会教给孩子。

记者：但这些东西恰恰在我们学校里没有。
朱永新：所以它不是教孩子做人，而是把孩子变成一个分数的机器，我觉得这是整个教育最大的问题。

这样说来，不只是体制的问题，也有家长的教育素养问题。我们几乎所有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考上北大清华，但他们不知道人的智能本来就有差异，本来就是多元的，所以不能简单地用一个标准去丈量孩子。但现在几乎所有家长就只有一个标准，分数的标准。而分数面前永远只有一个赢家。

记者：从多元智能的角度看，应该给孩子多元的选择，多元的人生发展方向。
朱永新：这样承认多元智能之后，你发现实际上你的孩子更适合搞艺术，或者更适合经商，那就让他去搞艺术，或者就让他去做企业好了，为什么他一定要上北大，一定要读博士不可呢？只有让孩子从事他真正热爱的，他才有真正的快乐。我觉得人的幸福和快乐是教育最应该关注的，也是父母亲最应该关注的。但现在很多父母人为地把孩子推向不快乐，结果自己也不快乐。

记者：家长和学校合谋，跟孩子的天分作战，教育简直成了一场战争。
朱永新：对。再一个原因，是现在很多人认为要早点定向早点分工，才有助于培养专一性的专家。这也没有道理，因为人的天分的发现往往是一个漫长的历程，有些人是少年早成，有些人是大器晚成，人的天分到底在哪，人到底适合做什么？没有人预先知道，我说上帝在每个人心中都安装了一个成功的密码，只有你找到了这个密码，点中了这个密码，你才能成功，那么怎样去点中这个密码呢？就需要不断尝试。

记者：因而需要一个开放的空间，给他多种选择。
朱永新：为什么要让孩子去玩？为什么要让孩子去动？就是要让他在不断的尝试中，不断的试错中，去找到自己最喜欢的。往往他最喜欢的才是他最能够发展的。他今天拉手风琴，拉了没感觉，没关系，明天再去弹钢琴，后天再去跑步，可能这个尝试的过程中就慢慢发现究竟哪个最适合他。人最难认识的就是人自己。如果教育不能给他提供一个认识自我、发现自我、实现自我的最大空间，我觉得这是教育最大的失败。
比如钱伟长吧。他是以文史第一名考进清华的，历史考了满分，但没想到他大学二年级学物理，发现这方面更能够报效国家，自己的兴趣也更大，结果成了一 名顶尖的物理学家。如果那时他没有调整自己专业的自由，继续读文史，可能不一定能达到他在物理学上的造诣，中国可能就损失了一名顶尖的物理学家。如果像现在过早分科，恐怕永远也出现不了钱伟长，因为从文科到理科，是不可逆的。

什么是教育素养？这就是教育素养，就是尊重人的天性，尊重人的自我选择，尊重人追求幸福和快乐的权利。正是在这点上，我觉得整个中共体制下全中国的教育素养是一个问题，很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

记者：过去强调文化素养、科学素养的多，教育素养还是第一次听说。
朱永新：我过去写过一篇文章，说我们的父母都没有经过正式培训就开始做父母，就像没有上过正式驾校就已经开车上路了。

记者：这我完全有共识，我一向认为中国多数父母是不具备做父母资格的。
朱永新：我一直想写一本书，关于全民教育素养的读本。1990年代，有过一套《领导干部金融知识读本》、《领导干部证券知识读本》，各种各样的黄皮书，总书记亲自题写书名，影响很大。但我认为，要提高全民教育素养，也需要教育素养方面的读本。

记者：甚至不妨办一个学校，对家长进行上岗训练，也要拿到上岗证了才能当父母。
朱永新：其实我们已经在进行这方面的尝试。我们在苏州、昆山等地建立了新父母学校，努力探索父母与孩子一起成长的道路。当然，家长重要，教师和儿童这两个群体也重要。针对教师，我们正在推进专业阅读、专业写作、专业发展共同体的教师专业发展的模式；针对学生，我们推进“晨颂、午读、暮省”的新教育儿童生活方式和儿童阶梯阅读。

记者：做个样子出来给大家看，用实际行动提示一个改变的方向。
朱永新：对。教育不止要说，更要做。改变现实最有力的就是行动，仅仅去批评、去抱怨，实际上是改变不了什么的。目前，我们最需要的是行动家。

沈丹萍--第一个嫁到国外的女演员

特约北京娱乐信息报记者9日专稿，有时真的无法解释一些事情。比如，在某一天见到的一个陌生人，会发现他在以前的梦里出现过。比如，写过的一个故事，在几年后成了真的。比如，一些演员和他们演过的戏，他们是剧中人，还是剧中人就是他们？
　　提到沈丹萍，就会想起她拍的那部成名电影《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她在里面演一个叫荒妹的姑娘，话语不多，神情淡漠，在那样一个贫穷的小镇，想要拥有爱情是困难的。荒妹却通过努力，赢得了自己的爱情。
　　沈丹萍的表演大多靠眼神与动作来完成。留下的记忆却是深刻的。不过，更为奇妙的是这部剧几乎影响了她的一生。
　　也许是戏如人生吧，沈丹萍也是靠这部电影赢来了她的婚姻。
　　在《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里，荒妹爱着荣树却因为他穷，而不能与他光明正大地恋爱。
　　戏外的沈丹萍也经历着欲爱不能的折磨。因为这部电影，她一夜成名，爱慕她的男人不知道有多少，她却在一次聚会中，与一个叫乌韦的德国人磨擦出火花。在那个年代，还没有中国人与外国人结婚的政策，阻力很大。他们先是玩地下，不敢单独相处，总要让朋友们打掩护，要么在一个套房里，沈丹萍与乌韦在里面说话，朋友就在外间看电视；要么在电影厂10平米的宿舍里，一大帮人，她与乌韦在一边聊天，朋友们就在另一边聊天。
　　在这样的地下恋情进行到一段时间后，乌韦的签证到期了，他们不得不面对选择，要么结婚要么分手。
　　恋爱公开了，先是父母反对，父亲甚至说你要跟外国人，就离开这个家。结果沈丹萍也跟电影里的荒妹一样倔，她第三天就背个包去找乌韦了。除了父母那关，影迷也不答应，写信来骂她，说她演得荒妹那么进步，生活里的她怎么能找个外国人呢？觉得她品质有问题。崇拜她的妹妹也说，和中国人在一起叫谈恋爱，和外国人在一起叫耍流氓。
　　我的一位朋友与我聊到这个话题时说，为什么对很多女演员来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呢？
　　说到现在很轰动的一桩黑社会参予的明星伤害案。某女星因为与黑社会老大有关系，而影响到她现在的爱情。
　　朋友就说：怎么那么多女明星，比她漂亮有名的，也没和黑社会老大沾上关系呢？不就是因为她以前演过一部剧，在剧里她与黑社会老大发生了很多事情吗？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她们在现实生活里，也按照剧情来活着自己的人生，无论境遇与选择，她们都下意识地按照拍片的思维来进行。

沈丹萍也是吧？荒妹义无反顾地选择也带到她的生活中。中国还没有嫁到外国的女演员，那她为什么不能做第一个？
　　很多人都觉得难以想象。这年沈丹萍23岁，乌韦37岁。一个大红的女星选什么样的中国男人选不上？更何况在那样一个年代，嫁个外国人并不光荣。
　　乌韦也问她了：你说结婚，我们怎么结婚？手续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沈丹萍却偏要结这个婚。
　　找到电影厂领导开结婚证明，领导看到是和一个外国人，很尴尬。
　　后来终于办成了。沈丹萍说：从来不知道结婚的感觉这么好，与心爱的人在一起，出门可以拉着手，可以正大光明在一起，真幸福啊。
　　这提早到来的爱情，让沈丹萍放弃了正值日中天的事业，与乌韦去了国外。在家庭与事业的选择上，她与荒妹一样，选择了爱情。
　　她一直不是个强势的女人。
　　对一个女人来说，嫁对人总不是什么坏事情。如今的沈丹萍很幸福，有了两个女儿，乌韦一直很爱她。
　　好的婚姻可以培养出好的男人，也同样可以让一个好女人更优秀。因为乌韦开朗乐观的性格，也让沈丹萍变得爱说爱笑了。她说认识乌韦前，她是个性格自闭甚至自卑的人。
　　一切都如《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一样，一个光明圆满的结局，荒妹奔跑着与荣树团聚，沈丹萍与乌韦幸福地度过了30年。
　　有时想，这样真好，幸好她拍的这个电影是喜剧结尾，幸好她不是像潘虹那样，一生以悲剧见长。
　　人生有时真的难以预料，有时预料早已发生，我们不过是按着一种暗示把人生走完。

男子分配工作后未能上班 遭顶替上访20年

特约中国青年报记者9日专稿，对比杨道璋20年前的照片，再看他现在的模样，不由得让人心生悲凉。

　　20年前的照片上，将要步入不惑之年的他，穿着黑色挺拔的长裤，藏青色的毛背心，雪白的衬衣，很精神地站在草地上。他红润的脸庞上还留着一圈整饬得干净利落的短胡须，寸发硬扎扎的，正值壮年的形象。

　　而今，即将步入花甲之年的他，穿着一套灰色的老式西装，上面沾满了油渍，有好多处破烂的豁口，甚至领子因破损得太严重，只好用绿布条镶了上去，一脸的胡茬子，大多已灰白，明显是老境颓唐。

　　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头发，浓密而灰白，长及肩膀。

　　杨道璋说，这头发就是个信号。近来负责盯他的人盯得特别紧，因为他们明白，杨道璋的头发又留长了，还不剪，就意味着他又准备要进京反映问题了。

　　　　杨道璋，1951年2月生人，湖北荆门人，系69届湖北沙洋师范学校毕业生。

　　他的事要说简单也很简单，就是分配工作后，去单位报到了，却莫名其妙地一直没能上得了班，而拒绝他上班的理由，在他看来却都不值一驳。

　　要说复杂，这事也复杂得不可想象。夫妇俩成了荆门市有名的老上访户，一访整整20年。其间，他们上过多少次北京、找过多少次各级政府部门、堵过多少位领导，没有人能说得清楚。这20年来，他们家由家境尚好到一贫如洗，其中的种种酸楚和苦痛，只有历经漫长上访路的老夫妇自己心里最清楚。

　　然而，20年来，政府工作人员换了一茬又一茬，却依然没人能说得清楚，或者没人愿意说清楚，20年前，究竟为什么在他报到后没能让他上班。即使在2005年，当地对他的上访问题做出结论，决定对他补工资、买房子、办退养，但也没能给他一个透彻而正式的结论，仅是含糊的一句“既有组织原因，更有个人原因”。

　　但在杨道璋看来，个人原因根本不存在，完全是因为组织原因。这些年，他不停地找组织，组织又总不给说法，一茬一茬人换过去，慢慢地，一些新上任的领导看到他就头痛，毕竟20年过去了，有几个人愿意关心他那点陈芝麻烂谷子的事？

　　事情要从1990年说起。1990年，湖北省对“文革”期间未能分配工作的有学历群体落实政策，分配工作，杨道璋也名列其中。1969年毕业时，因处于“文革”时期，当时他未能分配工作，回了老家。

　　1990年5月，荆门市人事局为杨道璋办理了落实政策的审批手续，并将杨道璋的介绍信开到荆门市东宝区劳动人事局，同时注明“分配到白庙街办企管会(乡镇企业管理委员会的简称——记者注)，月工资82元”，东宝区劳动人事局又把介绍信开到白庙街道办事处，也作了跟上面一样的注明。

　　杨道璋拿着介绍信去了白庙街道办事处。途中，他为了让妻子代成玉看看介绍信的样子，特地复印了两张，不曾想，这两张介绍信复印件竟成了他此后上访的主要依据。

　　他把介绍信交给了白庙街道办事处一位姓王的负责人，这位负责人的意见是安排他到农业办公室工作，然而，分管人事的领导却不同意这样安排。他只好再去找街道办负责人，这次负责人让他去找乡镇企业管理委员会，但企管会的人却对他说，他必须先把革集石膏矿上的账算清楚再说。

　　杨道璋报到前，在街道办下属的乡镇企业革集石膏矿从事销售工作。当时不知从哪传来风言风语，说他有经济问题。杨道璋急于维护自己的名誉，又盼着正式上班，于是催着企管会去石膏矿结账。

　　然而，奇怪的是，企管会却一直拖着不肯安排结账。无奈之下，杨道璋只好天天催，但这一拖，还是拖到了1991年4月6日。算账的结果是，杨没有经济问题，反而是石膏矿还得发给他3000多元。

　　结账后，革集石膏矿出具了一份名为《关于杨道璋同志结账处理意见》的证明书，证明他没有经济问题。上面的结算时间写的是1988年4月1日到1991年3月31日。但杨道璋说，实际时段应该是1987年到1990年。隐隐觉得不妥的他，要求予以更正，但原件已经拿走了。在复印件上，他要会计汪昌海作出修改和说明，但他还是放心不下，又让革集石膏矿时任矿长周志发等人签名作证。

　　果然，算完账后，杨道璋再次去找街道办。街道办却说，1990年和1991年，革集石膏矿给你发了工资，又从来没在我们这边上过班，这属于自动离职。

　　杨道璋觉得莫名其妙，自己天天急着想上班，你们不让我上。自从报到后，我既没在石膏矿上班，又没在石膏矿领工资，何来自动离职一说？但他没料到，这个问题，竟然也能纠缠他十几年。

　　在这个纠缠过程中，他已隐隐感觉到，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时刻与自己为难，目的就是让他上不成班。

　　结完账，他再去找街道办，街道办说手续没办齐，让他补手续，但人事局说手续齐了，让他再去找白庙街道办，双方各执一词，杨道璋夹在中间，反复跑，没有结果。

　　无奈，他只好到省人事厅上访，然后回来再找荆门市人事局，但一直没有结果。那两年，他奔波在来回找省厅、市局和街道办的路上。

　　上访多年后，杨道璋获得过一份自己的《干部介绍信》，在备注栏里写着“请将杨道璋干部介绍信开转白庙街办企管会”，落款日期是1990年5月14日，签字人为安朝湘。安朝湘时任白庙街道办事处组织委员。

　　杨道璋这才明白，自己不是没分配工作，而是分配了，就在企管会。但是，区调查组调查到当时任企管会主任的张以山时，张却说，当时是口头通知杨道璋去革集石膏矿上班。

　　杨道璋说，这纯粹是瞎扯，自己本来就在革集石膏矿上班，“这还能叫落实政策？”就算是让他去石膏矿上班，怎么又没有介绍信？“这根本说不过去。”

　　　　从年近不惑到年近花甲，整整20年的上访，悲哀的是，与其他很多上访者一样，杨道璋夫妇要为证明一些细枝末节的事实而耗费年华。

　　“就像要我们去证明1加1等于2一样，总在纠缠一些小事，让我们跑断腿”，杨道璋说。　　比如他们上访偶有结果时，上面组织调查组来调查，白庙街道办却始终强调安排杨道璋在革集石膏矿上班，且“当时石膏矿矿长证实杨落实政策后仍从事以前的销售工作”。

　　这位矿长姓官，他出具证明称：“1990-1991年期间，本人在荆门市革集石膏矿任矿长。杨道璋同志在此期间在此矿上班，负责销售工作。落实政策后仍在矿从事以前的工作。”官的另一份证明说：“我在1992年元月调走时，杨道璋还在矿上班。”

　　杨道璋和代成玉非常气愤，他们认为官是在作伪证。“他只在1990年当了几个月的矿长，……他1991年当矿长，工资表上怎么没他的名字？”代成玉说，事实上，从1991年1月3日开始，石膏矿就是由周志发担任矿长。

　　原革集石膏矿会计汪昌海2005年出具的书面证明，也证明杨的工资结算就到1990年3月31日停止。后来革集石膏矿“一直未安排杨的工资和工作”。这份证明上，时任矿长的周志发写下了“情况属实”的字样并签了名。

　　原革集石膏矿职工马正权、冯承贵等也纷纷出具书面证明，证明杨道璋1990年“落实政策后”未在原革集石膏矿上班。

　　杨道璋说，调查组对革集石膏矿工资档案原始凭证进行过彻查，也没找到他在1990年4月后发放工资的证明。1992年4月，又有过一次莫名其妙的借调。杨道璋突然接到通知，他被借调到江陵师范学校校办企业油毡厂工作。这次借调的奇怪之处在于，江陵县属于荆州市，作为落实政策后分配到街道办的工作人员，竟然被跨地市借调。更为奇怪的是，杨道璋去了以后，却发现这个油毡厂厂房倒塌已久，根本不能生产，已经被当地设为砖瓦厂。杨道璋无奈之下，只好拍下照片，“留此存照”回到荆门。

　　此后，他和妻子开始了漫长的上访历程。家境渐渐由小康到一贫如洗，再到债台高筑，人由壮年到头发灰白，“上班疑案”一直却没有进展。

　　这期间，他的财政工资却仍在发放，只是没发到他手里而已。荆门市人事局1990年11月14日79号文件显示，他的“月基础职务工资定为89元”，而1993年荆门市白庙街道办事处劳动人事办公室的一份证明显示，杨道璋“月基础职务工资为壹佰贰拾贰元”。他的人事档案也存于该办公室。

　　杨道璋说，一直到1996年，他的工资仍在他的名下发放。

　　2001年，荆门市进行区划改革，原属东宝区的白庙街道办事处划归掇刀区。在这过程中，杨道璋的档案却离奇失踪了，掇刀区找不到，东宝区也找不着，杨道璋如同遭遇雷殛。这么多年的上访，凭借的就是档案还在。现在档案没了，十余年的上访路就如同做了梦一样，到头皆是虚幻。

　　更可怕的是，这次区划改革后，不仅档案没了，街道办办理户口的人员也不肯为他读高中的女儿办身份证。没身份证，女儿没法高考。

　　又是持续两年的上访，2003年，东宝区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档案室里，寻找过多次的杨道璋的档案竟然又再次神秘出现。

　　也就在这段上访过程中，杨道璋说，某天，他在荆门市委大门口，有个人经过他身边，看四周无人，偷偷对他说了一句话：“你去查查李舒平，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李舒平何许人也？杨道璋此前不曾关注。但按指点查下来，他此后的上访重点，变成了指控李舒平顶替他的位置。

　　在掇刀区白庙街道办事处2005年的一份文件中，对李舒平是这样介绍的：“男，现年37岁，1987年10月至1992年6月李先后在荆门市物资储运公司、白庙精细化工厂任司机，1992年7月至1996年7月在白庙企管会任司机(1993年8月)招工；1996年8月至1999年12月在白庙街办任司机；2000年至2002年先后任街办经贸办主任、副主任；2003年元月调入街办劳动保障事务所任所长”。

　　李舒平的工作简历，确实与杨道璋有重合点，1990年杨道璋也被分配至白庙街道办企管会，却一直未能上班。

　　调查过程中，杨道璋获得了一些材料，包括李舒平1993年的招工登记表，1996年的任职通知，1997年的《核编准增通知单》和1999年的《吸收录用干部审批表》(以上日期均为表上所填写日期)。

　　这些材料显示出了许多前后不一致的地方，比如招工表与《吸收录用干部审批表》字体完全不一样，很可能不是同一人填写；其次，不同的材料上显示李舒平参加工作的时间和工作履历也不一样，比如，2005年的调查结论说1996年8月至1999年12月他在白庙街办任司机，但录干表上显示，他在1996年后担任白庙工业联合公司副经理，而在1997年的《核编准增通知单》上，原所在单位一栏却写着“区建安公司”。

　　更为奇怪的是，招工表和录干表上，李舒平父亲的名字也不一致，一为“李家元”，一为“李永元”。

　　杨道璋据此认为：“李舒平的身份为农民，是在代替我的位置上班一年多才补了一个空挂假招工手续”。

　　他的一个有力证据是，1999年，东宝区进行房改的时候，分了一批房子，当时只有具有国家干部身份的人才享受房改优惠政策。其他人即使属于事业编制，也需出市场价购买。

　　而白庙街办的文件也显示，李舒平身份为工人，白庙街道办信访负责人王燕华说，李舒平是事业编制。但李舒平却在这次房改中享受到了房改优惠政策，杨道璋认为，只有顶替自己的资格才有可能。

　　对于李舒平顶替杨道璋身份买房的说法，白庙街道办某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也说，他认为情况就是如此，因为当时即使是全额事业编制的，也是按市场价购买，不享受房改优惠政策。　　杨道璋开始举报：“白庙街道办事处瞒天过海、偷梁换柱用没招工招干的农民代替文革师范生的位置当官。”

　　　　上访十几年后，杨道璋一家已经沦落到了悲苦境地。外债借了数十万，代成玉又一身是病。没有房子，只好搭几个棚子容身。后来棚子成了危棚，他就搬到了白庙街道办的办公楼，被街道办安排住在一间门面房内。

　　到了后来，他们连坐车的钱都没了，上访要走路，每天天不亮就起来，走到要上访的部门，候着领导。走得远的时候，每天要走几十公里。

　　女儿上学，学费和生活费也一直是东拼西凑，实在没钱的时候，一个馒头就是她全天的食物。

　　伴随的还有屈辱。2003年，当地晚报刊登一篇《一贫困生7000元费用一笔勾销》的文章，正是以他们女儿为报道对象的。文章的通讯员是女儿的班主任，文章说她“自幼失去父母，由其姨母收养。”

　　2005年，杨道璋一家终于赢得了翻身仗。这年4月，白庙街道办发出7号文件，决定对他的问题作出如下处理：

　　一是据实补发杨道璋1990年4月至1992年3月落实政策到企管会期间及1993年4月至2003年3月未工作期间的工资；二是把他的身份定为事业干部，将他作为事业单位退养人员处理；三是负责为杨道璋落实房源。

　　这一处理，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杨道璋多年上访的诉求。虽然他对历史问题仍然没能说清楚很不满意，但毕竟结果是好的。

　　然而接下来，他却无法认同定出的工资标准，也坚持要回分给李舒平的房子。这之后，他们又开始了长达5年的上访，这次上访的焦点变成了两个，一是工资标准，二是到底该补偿哪套房子。

　　杨道璋说，对于工资标准，他认为少算了很多，对于住房问题，有领导也曾口头承诺收回李舒平原先分配的房子，再分配给他。有领导人不仅答应收回房子分给他，甚至还让白庙街道办信访人员王燕华带他实地去看房子。

　　王继华证实，确实带杨道璋看过李舒平分的那套房子。“当时领导找他来谈情况，领导让我带去看看”，“也不知道领导是什么意思”。

　　但掇刀区信访局副局长阳玉峰认为，杨道璋要回李舒平原先分配的房子的要求，明显是偏执的表现，因为这套房子已经卖了几轮了，杨道璋要房子的举动，就像要把泼出去的水再收回来。　　然而，杨道璋坚持认为：“我的要求都是合理要求，并不过分。”他说，上访二十年，他已经快到了家破人亡的地步，也实在不愿意再上访了，“如果我没有遭遇这些黑幕，如果不是问题迟迟不能解决，我又怎么会去上访，政府部门又何需花这么多钱，防止我上访？”

美中缺乏互信 中国人感觉可同美国平起平坐

本网站记者8日美国中国当代政治问题专家李侃如教授（Kenneth Lieberthal）专访，美国奥巴马政府充分体认世界格局之变，视中国为解决各大全球课题的主要伙伴，给予中国国际地位的尊重是前朝未见，但中国对美国这种态度背后的用心猜疑重重，认为更大的目的是遏制中国发展与崛起，这反映了美中两国近30年交往中最失败之处：两国严重缺乏长远互信。

　　李侃如昨天接受本网专访谈到美中关系现状时说，两国当前建立了广泛、相对成熟、整体坚固、互相依赖的关系，美国内阁中几乎所有部门每周都会和中方相关部门打交道，双方都熟悉彼此对有关事务的看法、处理和负责人。

　　而由于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两国现在要联手处理的议程、课题，也非常国际化和不容易解决——气候变化、防止核扩散等——这是巨大的变化，双方需要增进相互了解，也增加了处理的难度。

　　但李侃如认为，使问题处理难上加难的，还是美中关系中最失败之处：近30年打了这么多交道，双方都无法信任对方，一直在探讨对方是否有什么阴谋，这导致两国很难愿意承担风险，把长远合作推进一步。

　　以气候变化课题为例，李侃如说，奥巴马总统表示希望和中国合作，因为中国比较均衡的发展与崛起是符合美国利益的，中国却认为，这只是美国设下的陷阱，要中国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以便美国可以逃避这些责任，也从中限制中国经济的增长。因此，双方在这方面的合作，障碍重重。

　　他承认，美国也不乏以各种“阴谋论”来猜度中国言行的政治人物。
　　他说，自己“比较年轻”时，曾认为只要通过设立“第二轨道”对话，推进更多的政治高层、商界与民间交流交往，美中便可以慢慢建立起互信：“但坦白说，这些事情我们现在都已经做了，双方依然缺乏互信。”

　　他觉得，以国土面积来看，美国、中国都属于大陆型国家，这类国家比较“内视”，往往耽于关注本土政治与国内事物，对外界观感不够敏感。此外，历史的因素也扮演了角色：“经过30年改革开放，在我看来，中共已经只是保留了共产党的名字而没有保留共产党的实质，不过，一般美国民众恐怕还是很难相信一个叫作‘共产党’的政党。”

　　李侃如开玩笑说：“如果中共改名叫‘中国社会民主党’，或美国改名叫‘美利坚社会主义共和国’，情况也许会变得比较容易吧？”

他说，美国现在希望中国能在国际事务上扮演更吃重的角色，中国则认为自己尚未准备好扮演这样的角色，希望能继续专注于自身的发展，更进而怀疑美国是要用国际事务绑住中国前进的脚步，这是双方矛盾所在。

　　李侃如指出，中国最高领导人对国家的处境与国力其实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一向坚持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但一些中国民众在金融危机以来，却有一种错误的认知，以为中国综合国力已足以跟美国平起平坐，或者，两国实力的差距已经越缩越小，美国已是日落大国、大势已去。他说，持有这种观点的中国民众，接下来恐怕会慢慢发现事实并非如此而大失所望。

　　他说，中国这些年来的改革开放确实成就斐然，金融危机后，亮眼的经济表现更是领先各国，反观美国则负债累累，国力大损，软实力也大受打击，不过，事实是：美国的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仍是中国的十倍以上，中国还未发展出美国的科技创新体系、一流企业、高等教育的深度与高素质、先进军事力量、现代法律制度……换言之：“差距是在收缩，但实际的差距其实还是很大的。”

　　“美国已经拥有现代国家的元素，而中国还在建设这些元素，虽然速度比较快，但还是需要数十年时间（decades）吧。“

　　李侃如觉得，有点不幸的是，中国领导人虽然很清楚现实情况和形势，却未对部分民众的误解和过度自信，加强疏导。

　　近年来，在一些中国青年当中出现的激进民族主义倾向，李侃如也表示担忧。

　　他说，他每次到中国访问，都会打开电视随意看看各频道在播什么节目，渐渐发现，那么多频道当中，总有一个在播映抗日战争的影视片，而战争已经过去了那么久，日本战后做了那么多事情，却似乎未引起中国媒体的注意：“我觉得那是不健康的。”

　　他表明自己并不反对社会中存在健康的爱国主义和富有活力的民族主义精神，但认为激进民族主义具有破坏性，需要加以警惕，因为这种情绪虽然可以激起人民对执政当局的支持，也可能在某些情况下，反过来伤害执政者，而近10年来并不乏这样的例证。

李侃如（66岁）是中国当代政治问题专家，目前在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担任资深研究员兼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

　　他曾任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竞选期间的中国顾问团成员；1998至2000年，他是克林顿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助理、亚洲政策资深主任。

　　李侃如1972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拿到博士学位，之后长年从事国际关系研究。

　　他目前的研究课题包括中国的政治经济变革、中国和印度的跨国公司投资、中国外交决策、美国外交政策和亚洲安全问题。

　　他1976年开始踏足中国，现在每年大概访问中国10次，足迹遍布神州。

中共在抗战时期力量保存和国民党的民族大义

特约中新社记者美国旧金山8日专稿，八年抗战，是谁在抗日？当打响抗日第一枪的“七•七卢沟桥事变”73周年到来之际，曾参加抗战的一位前国民党军团长讲述当年，共产党在抗战期间趁机壮大自己，并且尽做破坏抗战的事情。

美国旧金山湾区居住着许多国军的退役将校军官，有的曾参加过抗日战争，退役团长张弩老先生是其中的一位。每年“七•七事变”纪念日，张弩都非常感慨，他都要对人们说，不要忘记国民党在抗战中建立的功勋，是国军在“七•七卢沟桥事变”中打响了抗日的第一枪。他说：“这是日本的挑衅行为，他想打中国。当时全国沸腾，要抗日，不能阻止的，这种耻辱我们不能接受。”

张弩1941年从黄埔军校毕业，就投入了抗日战争，参加过无数次战斗。他说，国军在抗日战争中损失惨重，而共产党却躲在后方趁机壮大自己：“他很有一套，地方组织做得很好，这样他把部队搞起来了。因为政府要抗日嘛，全部的军队都在打日本，无暇顾及共产党，共产党就坐大起来了。”张弩说，令人愤恨的是，共产党不但不抗日，还专门在背后偷袭国军，尽干些不光彩的事，他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说道：“山东济南有个周村，村子很大，我们刚刚到那里24小时，我们把工事全部做好了，还没休息呢，他们来偷袭我们。从这点可以证明，他们专做偷鸡摸狗的事情。”

张弩表示，国共战争自不必说，即使在抗日战争，共产党也派人打进国民党军队，处心积虑的消灭国军。“当时我在的部队，我们那个师的参谋长就是共产党，怎么知道他是卧底呢？我们都不知道。这样的事情很多，国防部作战次长吴实这个人，把所有的作战计划送给毛泽东，这个仗怎么打？”

张弩已经90岁，仍参加他的居住地美国圣.何塞市国民党分部的活动。当地还有一个华人组织“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张弩也是积极参与者。

专家：“文革”才真正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特约法制日报记者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专访，
记者：新中国的法治建设已走过了近60年的历程，以一个法学家的眼光来看，您如何总结这60年？
徐显明：这60年大致可以分为五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49年到1956年，这是新中国法律制度的初创与奠基时期。1949年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是新中国产生的法统。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法律依据就在这里，它起到了一个临时宪法的作用。

1950年，我们有了三部重要法律：土地法让全国3亿多农民获得了7亿亩土地，成为了共和国主人；工会法让工人们成为了工厂的管理者；婚姻法确立了一夫一妻、婚姻自由等基本婚姻制度，使全社会获得了一次解放。另外不能不提的就是镇压反革命条例，可以说是当时的刑法，它对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起到了重大的作用。这些法律代表着一个个法律部门开始形成。

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法制建设事件是1954年宪法的制定。五四宪法把我国的国体、政体、公民与国家的关系都确定下来了，这些基本制度一直延续至今。这一时期还有一件值得书写的大事是党的八大。党的八大确立了正确的法制方向，董必武同志在会上代表中央作了一个专题发言。他说，法制是一种人类文明。他还提出了法制建设的基本方针，就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这八个字。

第二个阶段，是1957年到“文革”结束。其中，前十年是大胆探索和实践的十年，后十年是法制遭到了退步并被特权化的十年。
文化大革命中，不管你是哪一级领导，就连国家主席刘少奇都无法享受特权，这意味着毛泽东尝试了真正的中国法制建设。文革结束后，邓小平为了操控中共最高权力，率领了一批搞特权的被毛泽东打倒的腐败官员，推翻了毛的理论。使得老百姓感觉中国没有希望，始终官官相护，法制在本质上遭到了践踏。

记者：今天来看，那时的经历恰恰成为了后来专制建设的动力。
徐显明：是的。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中国进入了封建基本法律制度的恢复与重建期。最典型的成果是八二宪法。这个时期我们开始有意识地在表面上构筑法律体系，似乎解决有法可依的问题。比如，1979年五届全国人大一下子通过了7部法律，立法速度空前。这个时期的法制建设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他提出的方针，我们只能执行，而不能反对！在董老的基础上加上了“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八个字。这样，“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针形式化地涵盖了法治的基本环节。

第四个历史阶段以1997年为标志。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又一个形式口号。意识形态治国作为治国的基本方略被确定下来，法治国家就成为了中共的作秀。

这一时期，为了强化对人们的意识形态指导，喊出了要从中国国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保持中共能够长期合法专制的事业。再如，过去只重视立法，而现在既要解决立法问题，更要解决法律实施问题。这就从静态转向了动态，从重视意识形态转向如何执行的各个环节。

记者：中共的十六大以来的法治建设，您如何解读？
徐显明：在第四个阶段的基础上，党的十六大以来，法治建设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2004年是一个标志，这是中国法治建设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年。
第一，迫于国际社会压力，2004年我们修改了宪法，最大的变化就是设立了一系列人权制度：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写入了宪法；征收征用不再是无偿的了，必须给予补偿；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等等。

第二，这一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决定强调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决定还指出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在我看来，科学执政、民主执政最终都要转化为依法执政。没有党的依法执政，就没有法治国家。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核心和关键。

第三，科学发展观在这一年形成了。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这就意味着，法治建设的指导思想更新了，只有以人为本才能体现尊重和保障人权。我把它概括为人本法律观，区别于资本主义的物本法律观。

第四，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在2004年走向成熟。和谐社会由六大要素构成，列在第一位的就是民主法治，并且由它来统领后面五项。这意味着，建设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统一起来了。

第五，2004年国务院出台了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要用10年左右的时间建设法治政府。从依法行政上升为建设法治政府，目标更加明确了。

目前我国法治建设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把法治国家建设与党的依法执政、法治政府建设、法治社会建设和和谐社会的构建完全统一起来了，我把它叫做“五位一体”。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个全面，一个加快，给法治建设提出了新要求。因此可以说，中国的法治建设前途曲折，道路坎坷。

美国华人临时夫妻：身处异国无法拒绝的诱惑

　　特约中新社记者美国华盛顿6日专稿，这是一个听来的故事，也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成功的男人，奋斗了数十年终于获得了通往美国的绿卡，而妻子和女儿则因为各种原因不得不留在国内一段时间，这个男人并不是陈世美，他向妻子和女儿许诺，一定会在美国更加努力地工作，争取一家人的早日团聚，于是一家人在机场依依不舍地分别了。

两年后，男人的妻子和女儿终于历尽艰辛来到了美国，想给老公一个惊喜，没想到却在男人的家里见到了另外一位女主人。这个女人对原配的到来虽然也分外惊讶，但她只是短暂的无措，她说自己和那个男人只是萍水相交，没有财产纠葛，也不会有感情恩怨，既然原配到了，那她愿意立刻退出。
　　这样似乎很洒脱，这也是美国华人圈子里很普遍的一种现象，我们可以把它叫做“临时夫妻”现象。意思就是走到一起的两个人只是为了排遣一时的寂寞或者度过一段难熬的日子，中间并不存在什么感情上的纠葛。
　　“临时家庭”或者“临时夫妻”、“抗战夫妻”、“搭伙夫妻”等等虽然称谓不同，但是都是指的这种已婚的华人男女移民到美国后因为生理、心理和情理的需要，同住在一个屋檐下，同睡在一张床铺上，过着没有法律认可和保障的“夫妻生活”，一旦其中一方的另一半到了美国，这种临时性的夫妻也就劳燕分飞，各回各家了。
　　随着时间的发展，这种现象不仅没有变淡，反而衍生出了更多的形态，这些临时夫妻的搭档们也开始不再满足于临时性的夫妻关系，越来越多的介于原配与小三之间的战争打响，后者对于对于原配的负罪感也渐淡，像文首提到的故事中的那对情敌，虽然表面上没有针锋相对，其实暗地里却是互相较劲。

这个故事当然还有下文，原配女主人和男人大吵一架之后，两个人冷战起来，女主人觉得男人背叛了两个人的感情，而男主人则认为女主人一点都不理解他，虽然他做的不对，但是可以被理解，于是两个人都认为自己没错，僵持起来，不久之后，男人就和离开的那个女人又走到了一起，结局近乎惨烈，来到美国投奔老公的女主人既没有工作，也不会英文，举目无亲又别无选择，只好和这对“狗男女”拼命，差点闹出了人命案，最后以离婚为代价黯然收场。

　　本来是奔着幸福的日子去的，到头来却落得如此孤家寡人的境地，是挺可怜的，如果是在国内，我们大可痛斥那对“狗男女”，说他薄情寡义喜新厌旧，说她狐媚风骚破坏家庭，可是如果我们站在那个男人的立场上想一想，也许我们就不会那么痛快地骂出口了。
　　由于在美国生活的压力和精神上的空虚，以及生理上的需要，“临时夫妻”成为很多华人一种无婚姻法律约束而又能调节自己生活节奏的新的家庭生活方式，这种“临时家庭”大多以不破坏双方原有的家庭婚姻为基础，在一定意义上具有过渡的含义，而在美国的一些华人聚集地也常常可以看到一户公寓中住着四五户“夫妻”，这些“夫妻”一般各自有自己的家庭，只是这种新的临时性夫妻生活不会向国内的配偶公开而已，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两者之间不产生感情是不可能的，如果此时国内的原配没有好好处理这种关系，很可能将自己的情人推向了情敌的怀抱。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临时夫妻”被发现后反而能成为真夫妻的一个原因。

　　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遇到这种情况，都会很矛盾。你不能一味地以伦理道德或者婚姻法律去谴责一个人对你的不忠，因为这个人是为了全家的未来才独自跑到了国外打拼，遇到的困难和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一个人在美国打工赚钱，还要想方设法办绿卡转换身份，一年可以熬，两年三年甚至五年六年呢？文首故事中的男人找个临时的女伴只是为了解决生活的种种问题罢了，一起付房租，白天有人为你收拾房间做饭，晚上有人陪你度过漫长的异国之夜，我想，这也许是很多身处异地的人无法拒绝的诱惑吧，只是苦了国内的原配夫人，可是这个男人却坚持，自己并不是做了一件正确的事，但是这确实无可奈何。

　　我们没有处在那种境地，所以我们也无法理解他们当时的心境，也就无从评论这种行为的正确与否。因为想要往高处走，想要过更好的生活，于是他们愿意付出这些代价，只是在奋斗的过程中，他们才发现这些代价远远比我们想象中更多更大，但是此时的我们却已经回不去了。

　　这种行为从伦理道德上来讲，是错的，可是放到生活中，我们就会发现，伦理道德所占的比重实在微乎其微，在现实的压力面前，原来我们都是懦夫。如果一定要怪的话，我们只能说生活太强大，我们不得不低头。

抗美援朝的非正义性和中共出兵他国的胆略

特约新华社记者6日专稿，6月25日是韩战爆发60周年，美国有条不紊地陆续推出各种纪念活动：6月16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公布了有关朝鲜战争的大量秘密文件；紧接着是参众两院发布共同决议文，重申美韩同盟及其承诺，以及美国受伤及失踪战俘多少人。

据称奥巴马总统也将要发布纪念韩战60周年的声明。北韩历史学会日前在平壤发表“声讨书”，强烈要求美国立即解散“联合国军司令部”。而急需与国际社会合作的韩国总统日前却参拜了位于釜山的联合国军墓园。

在这场战争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中国没有动静。究其原因，主要是近年来朝鲜战争涉战各方不断公布有关档案资料。随着真相浮出水面，中国卷入这场战争的正当性至少受到两方面质疑：一是战争发生的真正原因；二是战争带来的后果。

中国对朝鲜战争有个独特的称呼，即“抗美援朝”。无论是教科书还是官方研究，都强调当时中国亟想将注意力放在攻占台湾和国内建设上，无意卷入这场战争。标准诠释是：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派兵侵略朝鲜。所谓“联合国军”一直打到中国边境鸭绿江边，美国第七舰队入侵中国台湾海峡，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美国的侵略活动严重威胁到中国的安全。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援助，1950年10月，以彭德怀为司令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前线，同朝鲜军民一起抗击美国侵略者。经过五次大规模战役，把美国侵略军赶回到“三八线”附近。1953年7月，美国被迫在停战协定上签字。中朝人民取得了反侵略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国教科书上这种说教，就是今天中国人对这场战争的普遍认识。

但从90年代以来，由于美苏不断解密韩战的资料，关于金日成等人如何策划发动朝鲜战争的经过终于泄露出来，其中一些关键资料证明中国官方对自己在这场战争中扮演的角色之解释为谎言。事实是，1949年金日成奔走于莫斯科和北平之间要求合伙发动“解放”南韩的战争。在金日成的再三要求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林彪所部中国籍朝鲜族的三个精锐师在1949和1950年初调入朝鲜，编入朝鲜人民军，供金日成调遣，成为金日成进攻韩国的主力部队。
有了苏中支持，金日成在1950年6月25日，有计划有准备地发动了入侵南韩的战争，一鼓作气在三天之内攻下韩国首都汉城，世界为之震惊。

2003年时值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订50周年纪念，北大历史系教授许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是金日成打响了第一枪，首先挑起了战争。战争更深远的背景是：斯大林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后中国和苏联签订了友好条约，苏联就失去了雅尔塔体系中在中国的特殊权益，中国收回了旅顺口和大连港。而斯大林需要在太平洋有一个出海口，以便与美国和日本对峙……。

现在中国人知道了，其实我们是在帮朝鲜人作战，而在更深一层的意义上说是在帮斯大林作战，这样一来，抗美援朝的历史合法性就受到质疑。”虽然这样，中国人是否能明白更深层次
的道理，封建时代的几个朝代，如汉朝、唐朝、元朝和清朝，都远征过海外，这是中国历史上的骄傲！然而，1840年的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历史。从四亿人口发展到今天的13亿中国人，心里有一种压抑，希望有朝一日扬眉吐气！国歌就是这种心态的歌曲体现。中共在建国初就在自己经济都很困难的前提下，尝试了出兵他国的勇敢尝试！
虽然一直向世界声称不称霸的中国政府面临着最大的尴尬，另外，被中共宣传成“中朝人民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的抗美援朝还被受援者朝鲜所否定。2009年，一篇署名王锦思的文章“朝鲜韩国如何宣传中国抗美援朝”在网上广为流传。该文提到，朝鲜教科书和许多资料宣传，朝鲜战争是金日成独力率领朝鲜军队赶走美国人，中国志愿军的流血牺牲未被承认。尽管朝鲜出版的《金日成将军和彭德怀司令》一书提到了志愿军，但书里记载金日成对彭德怀如此说:“我们的战士都有和美军作战的经验，他们可以直接帮助你们指导你们”。人民军与志愿军之间的“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正好与中国官方版本完全颠倒。作者还提到一个细节：三八线以北、朝鲜一侧板门店一千多平米的停战签字会场，本是中国志愿军连夜建造的。但如今陈列室里数以百计的图片中，竟然找不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任何身影――在抗美援朝问题上，擅长篡改历史的中共遇到朝鲜社会主义兄弟这个棋逢对手。

德国著名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有言，“战争是政治的继续”。韩战的爆发，确实是当时美苏两国为首的两大政治集团之间政治冲突的结果，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世人对历史的评价往往立足于现实需要。

60年过去，苏中两国当年力图在亚洲建造共产主义卫星国这一壮举的伟大意义，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对人民的政治压迫与严重侵犯人权，在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崩解之后已随风而逝。从现实考量，战争的结果实在令仍然高举“社会主义”旗帜的中国比较尴尬：战后受到美国支持的韩国经济发达，政治民主，成为经济率先起飞的东亚四小龙之一。而用志愿军鲜血换来的朝鲜政权则政治黑暗，民不聊生，朝鲜核问题如今又成为国际社会的安全隐患。

美国《外交政策》最新一期选出“23名全球最腐败独裁者”，其中，北韩国防委员长金正日名列榜首。基于这一国际政治的现实，60年前开启的朝鲜战争确实还未结束。对于中国来说，忘记这场战争并不容易，这不仅是因为一些贫病交加的志愿军老兵在要求落实优抚政策，更是由于朝鲜丑恶的现实让中国人希望重新评价朝鲜战争，根据网上调查，竟有81%的投票者反对中国当时参与这场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