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员为何要造假，为何能造假？

特约羊城晚报记者11日专稿，两百多飞行员的飞行经历造假。这则新闻可能比一次空难更让人感到不安。在“8·24”伊春空难后不久，中国民航召开了一次全民航电视电话会议反思航空安全。会上披露：2008年到2009年，民航局曾在民航系统对飞行人员的资质进行了全面检查，查出来飞行经历不实，甚至飞行经历造假的多达两百多人，而在这两百多人当中，深圳航空就有103人，这些人要么是假造经历，要么是虚填经历。民航总局局长李家祥在内部会议上将此事称作“民航系统的三聚氰胺事件”。

但中国民航局一位不愿意具名的官员认为公众对此事有点过分紧张了。他对记者说：“这正反映了民航局查处安全问题的决心，不能以偏概全地认为现在所有飞行员都有问题。这就跟你们记者队伍有假记者一样，你能因此否定整个媒体从业人员吗？”

不过，假飞行员可比假记者更让人提心吊胆。即便造假的仅仅是飞行经历时间。“从学员到机长，一般需要5年时间”东星航空前副总裁汪彦琨告诉记者，飞行员造假的目的大都出于个人待遇，因为升为机长后待遇将大幅度提高。而造假主要发生在两个环节，一是副驾驶升为机长这个环节。

由于副驾驶已经是准机长的技术水平，很多航空公司对机长需求巨大，很多飞行员就想尽办法早日升机长。另外一个环节是军转民飞行员群体。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航空业人士透露，航校的毕业生，从学员到机长，一般要花费5年时间，经历第二副驾驶、第一副驾驶、成熟第一副驾驶、见习正驾驶、正驾驶后才能升为机长。

每升一级，飞行经历时间都是重要的参考数据。按照民航总局的相关规定，飞行经历时间应当是飞行员作为机长或者副驾驶这样的机组“必须成员”之一所累积的飞行时间。但如果你跟机长或者副驾驶关系好，就能有更多的机会作为“跟飞人员”操作飞机，以积累时间，尽快升为机长。这种造假甚至在飞行员航校学习阶段就已存在。

航校学员自己填写的飞行经历时间，需要飞行员教练确认一遍，然后签名。但如果和教练的关系好，多写一两个小时是常有的事。记者看到某航空公司一份波音757机队的文件，上面显示了2008年年初该公司对飞行员的“飞行经历记录本”进行抽查发现的问题：一些飞行员的记录本填写极不规范，甚至连“机长／教员签字证明”栏里都没有签字证明。

“民航局是根据航空公司的人机比例情况来决定批准还是收回航线的。原来是一架飞机要求有5个机组，也就是说光机长就要5个。如果你没这么多飞行员储备，民航局就要砍掉你的航班和航线。于是就有航空公司默许飞行员经历造假了。”

春秋航空负责招聘飞行员的副总裁陈根章对记者说。训练费用太高，所以“睁只眼闭只眼”。此次被披露的另一个飞行员造假群体——空军出身的飞行员，大都属于深圳航空公司招聘。上述业内人士透露，深航此前的实际控制人李泽源出身军旅，能有关系招聘到不少空军退役和转业的飞行员。在他们中间，很多是空军退役的顶级飞行员。招聘空军飞行员，是极度缺乏飞行员的民营航空公司的一个不错的选择。

春秋航空副总裁陈根章告诉记者，他们招聘空军退役飞行员，必须通过空军飞行员管理处开推荐信和调动档案。春秋航空招聘一个有战斗机经历的飞行员需要给空军6万元的推荐费，招聘有轰炸机经历的飞行员需要10万元的推荐费。这些人大都在40岁上下，是成熟的技术好的空军飞行员。由于军队管理严格，飞行经历造假的空间大都发生在军转民过渡时期的培训阶段。

航空公司将空军飞行员的档案调过来之后，需要给他们做20天左右的补充训练，每个飞行员花费17万－18万元左右。如果是战斗机飞行员，其补充训练的费用高达40万元。补充训练之后，这些空军飞行员将跟航校毕业的飞行学员一样，经历为期40天左右的改装训练，每人花费在20万元左右。无论是补充训练还是改装训练，都由航空公司自己承担。过去军转民的飞行员，进入民航之前的补充和改装训练可以在包括民营航校等多个航校完成，但2008年爆发了民营的泛美航校飞行员造假事件后，军转民的飞行员的改装训练只能定点在四川广汉的中国民航飞行学院进行。

不少航空界人士均认为，军转民的飞行员的补充和改装训练花费巨大，而进入航空公司之后成为机长的培养成本更大。此外，由于2008年之后的训练只能选择广汉的民航飞行学院，训练成本提高了不少。因此，无论是军转民的空军飞行员还是航校毕业生，在进入航空公司之后，其虚报虚填飞行经历时间的现象，有些时候是被航空公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处理的。飞行员只能在航空院校培养上述接近民航飞行学院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目前民航确实缺飞行员，最缺的是机长。

目前国家教育部批准了8所高校培养飞行员，每年能培养大概3000人左右，其中位于广汉的民航飞行学院占据了70％。但这些学员进入航空公司后要成为机长，还需要至少5年的时间。而在交通运输部部长政策咨询小组成员田保华看来，要解决飞行员特别是机长紧缺的状况，光靠等待不行，要想办法尽快突破现有空域管理体制对飞行员培养的限制。

美国的飞机数量占世界40％，中国只占5％左右。但美国的飞行员并不短缺。在美国，飞行员是可以自费学的。就跟考驾照一样，可以先开小飞机，就是“农林牧渔”等通用航空用的那种飞机。在有一定飞行经历之后再去申请考大飞机的驾驶证。中国飞行员的培养成本非常高，而且培养机制比较单一，主要都是从航空院校培养。这是因为中国实行严格的空域管理，堵住了通过通用航空市场大规模培养飞行员的道路。

一些航校学员和航空公司的飞行员要进行飞行训练，在申请空域的时间和空间上，都严重受限于现有空域管理体制的封闭现状。好在空域管制这两年有了一点松动。据田保华透露，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军方的直升机去营救，发现不了解当地这个崇山峻岭的地形，救援难度很大。最后还是当地的一个通用航空公司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这之后，军方开始在吉林和广东搞低空通用航空开放的试点。

电影票价10年"五级跳" 观众不敢进影院

特约中国青年报记者10日电，短短20多年时间里，中国电影的票价缘何暴涨了数百倍？全世界最便宜的大众娱乐方式应该是看电影，在中国内地怎么成了高消费？电影票价还有没有下调的空间？这种原本定位于大众娱乐的艺术形式能否重新回归大众？成为公众关心的事情。

　　2010年总票房将突破100亿元大关。然而，光鲜的数据背后，高票价却一直困扰着中国电影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壮大。

　　在国务院新闻办日前举行的文化体制改革发布会上，对于目前电影高票价的问题，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赵实表示，今后政府将加大扶持力度，鼓励国有院线多安排一些公益场次，培养一些校园院线、青少年院线、艺术院线等等以降低票价。

　　饱受争议的电影高票价现状，有望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竞争的更加充分而改变。

　　冯小刚的《唐山大地震》公映前，影片投资方向国内各大院线下发提价通知：A类城市（如北京、上海等）最低票价不得低于35元。此前国产大片最低票价一般都是30元，而豪华影院的正常票价一般都是最低票价的两倍。

　　“通知”一出，热议四起。很多人联想近年来一路看涨的电影票价，直呼高昂的票价把许多观众挡在了影院门外。有媒体甚至将电影票价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衡量物价水平的猪肉价格作对比，现在的猪肉价格大约是15元/斤，按目前市场上比较普遍的60元一张的电影票价算，买一斤猪肉的钱只够买1/4张电影票。

　　近年来我国内地电影业发展迅速，自2002年起，中国内地电影市场票房每年均以两位数字增长，成为全球电影票房增长最高的国家。2009年全年总票房达62亿元，同比增长42%，而2010年总票房将突破100亿元大关。然而，光鲜的数据背后，高票价却一直困扰着中国电影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壮大。

事实上，在一些豪华影城扎堆的一线城市中心地带，电影票价格体系已经开始松动。 摄影 程子
　　据了解，1985年至1995年10年之间，中国电影票价实现了“五级跳”，从两三毛钱跃至三五十元；到了2010年年初，好莱坞大片《阿凡达》强势登陆各大影院，其3DI版的票价在北京一度卖到150元一张，上海、深圳等其他大城市则卖得更高。

　　有统计数据显示，去年中国电影平均票价为36.38元，城镇居民支付的每张电影票的价格相当于月可支配收入的2.5%，与发达国家0.5%的数据相比明显偏高。业内人士认为，按照北京城镇居民目前的收入水平，已经到了警戒线。如果继续上涨，进影院的观众将会进一步减少，也就变相支持了DVD盗版和非法网络下载，这将是灾难性的后果。

　　“在美国，一张电影票相当于居民人均月收入的1/400，中国则相当于人均月收入的1/20，是前者的20倍。”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电影电视系主任、博士生导师李亦中认为，高票价正在让人们失去去影院看电影的习惯。

　　上世纪80年代初，全国每年有297亿观影人次，而今天，中国电影经过几轮改革，观影人次却徘徊在7000万左右。有数据显示，美国年人均观影次数达到5.7次，韩国也达到2.27次，但中国人平均每5年才进一次电影院。

短短20多年时间里，中国电影的票价缘何暴涨了数百倍？全世界最便宜的大众娱乐方式应该是看电影，在中国内地怎么成了高消费？

　　“票价高，主要是因为发展不足。”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赵实认为，目前我们的电影院和银幕数量与发达国家相比严重不足，尽管近年来影院建设加快，但距一个13亿人口大国的需要还有较大差距。

　　有统计数字表明，美国平均每9000人就有一块银幕，中国内地却是19万人才一块银幕！而除了影院和银幕资源有限，近年来为居高不下的电影票价推波助澜的，还有一路走高的商业地产租金。
　　“中国的电影票价已经被地产绑架了”、“中国电影票价不是影院说了算，而是由房地产商定的。”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赵宁宇这一之前在网上被拍砖的观点，似乎正在成为现实。

　　据一些影院经营者透露，前几年房产商为了集聚人气，给电影院开出的租金往往低于商铺的报价，使得中国几乎所有大影院均身处商业地产之中。但近些年来随着商业地产升值，地租就涨价，地租涨价，票价就得跟着涨。1985年前后，所有影院都是国营的，不用支付房租，成本自然很低。最近10年来，影院房租占票房的比例从10%已经涨到17%-20%，影院的运营成本在逐年提高。

　　对于电影票价不仅能让人“看得起”，更要能让人“经常看得起”，票价应该降到人们“想看就看”的状态才最合适的观点，影院经营一线的业内人士并不认同。在他们看来，看电影既然是市场消费行为，就应该遵循市场规律，“随行就市”。

　　“市场经济调控一切，连花店的老太太都知道，情人节当天的玫瑰花是要涨价的。”上海联和院线副总经理吴鹤沪认为，从计划经济进入市场经济之后，电影票价要靠市场调节：供低于求时，价格就会高一些；供过于求时，价格就会低一些。比如《阿凡达》那么火爆，价格就要提高，以缓冲一票难求的局面。

既然如此，电影票价还有没有下调的空间？这种原本定位于大众娱乐的艺术形式能否重新回归大众？
　　为了降低电影票价，国家广电总局在“十二五”期间将加快推进中小城市、县城、乡镇的城市影院建设，农村群众一个村一个月看一场免费公益电影的目标今年年底就可以实现。除了目前电影全行业推进公益放映，全国影院每周二实行半价制，政府还将继续加大扶持力度，鼓励国有院线能够多安排一些公益场次，培养一些校园院线、青少年院线、艺术院线等等。

　　对于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赵实所提到的这些降低票价的措施，北京业内人士不少都表示认同，但担忧这个过程会很漫长。北京新影联院线发言人高军认为，“等到中国人均银幕数达到国际平均水平时，票价肯定有下调的空间。这种调整是一步一步的。”

　　而眼下，我们目睹的却是电影院的一次次华丽变身。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影院投资热中，“五星级影院”不但在京津沪等一线城市遍地开花，更争相跻身二三线城市跑马圈地，没有最豪华，只有更豪华。

　　前不久，投资6个亿的亚洲最大影城将落户县级市江苏江阴的消息传来，业内外又是一片唏嘘：难道看电影真的要成了“准贵族消费”？

　　但也有人乐观地认为，看电影的人多了，愿意出钱拍电影和盖电影院的老板自然也多了，观众有了更多的选择机会之余，还能享受到附加福利——竞争激烈势必会导致票价的下降。

　　事实上，在一些豪华影城扎堆的一线城市中心地带，电影票价格体系已经开始松动。不同影片在不同影院、不同的厅、不同时间，甚至面对不同观众，票价都是不一样的。

拿北京来说，现在按广告牌上零售价买电影票的观众少之又少，80%的人买的票价实际上也就是三四十块钱，他们来到影院买票时都拿着各种各样打折卡、优惠券或者团体券，和那些一年看不了一两部电影的人比，这些人才是构成电影观众的主体。

宋庆龄流亡海外岁月

特约中新社记者10日专稿，1927年8月，一个满天星斗、没有月光的夜晚，不夜的上海已经逐渐安静下来了。

宋庆龄在美国友人雷娜的陪伴下，趁着夜色，悄悄地跨出莫里哀路中山故居的大门，穿过静谧的马路，赶到法国公园附近。那里早已有一辆汽车等在路旁。两人一钻进车内，汽车就急驶往黄浦江边……

清晨，宋庆龄登上了停泊在吴淞的一艘苏联货船。很快，轮船迎着初升的太阳，向海参崴急速驶去。

宋庆龄就是这样秘密出走莫斯科的。宋庆龄前往莫斯科，照理应得到各方面的热情欢送才对，为什么却要秘密出走？这与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有关。
　　
1927年7月汪精卫公开与共产党分道扬镳。当时，汪的气焰十分强势，中共党组织纷纷转入地下。在这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里，宋庆龄坚决反对“分共”。 蒋介石、汪精卫想要以孙中山的正统继承人自居，分别写亲笔信拉拢宋庆龄，都被她断然拒绝。在此之前，军阀何键曾派兵搜查宋庆龄住宅，宋庆龄在国内的安全已无保证。为了实现孙中山要其访问莫斯科的遗愿，并寻求中国革命的道路，宋庆龄决定前往苏联。

消息传到宋家，立刻掀起轩然大波。从宋母到宋氏姐妹、兄弟都一致反对。他们提出，只要不去赤都，到西方任何国家，都会全力支持，并负担一切经费开支，宋子文甚至拿出可以任意支取的支票本。但宋庆龄坚持说，除了苏联，她哪儿都不去。

这时，蒋介石等人还软硬兼施，发动宋老夫人与宋美龄、宋霭龄共同对宋庆龄进行说服拉拢，蒋介石又以高官许之，但这并没有改变宋庆龄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决心。蒋介石看软的不行，便要实施硬的方案，决定派特务把她干掉。后来在宋氏家人的竭力劝阻下，蒋介石才改变方案，改为“秘密监视，不许出境”。

当夜，宋子文把这条消息悄悄地告诉了宋庆龄：“二姐，今天我不是来动员你，外面风声很紧，你要出去就趁早，而且要绝对保密。”

宋庆龄立即秘密地准备赴苏之行。她请自己的密友、美国女记者雷娜·普罗美悄悄地为她安排这次旅行。由于宋庆龄赴莫斯科是得到苏联官方允诺和邀请的，所以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当，但对外界几乎密不透风。

到了莫斯科，宋庆龄作为苏联的国宾，受到了盛大欢迎。她被安排住在豪华的“糖宫”———过去俄国糖业巨子的宅第。苏联政府把它分成若干套房，专供国宾和少数高级官员居住。随后，宋庆龄和友人一起，在苏联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

不料，一支 “桃色新闻”的暗箭射向宋庆龄。英国《每日邮报》最早刊登出她与陈友仁结婚的谣言。接着，美联社也向全世界播发了以下电讯：
“英国驻里加记者援引一条据说是苏联官方的电讯说，前国民党外交部长陈友仁和国民党之父孙中山的遗孀已在莫斯科结婚。此事将紧跟在蒋介石将军和宋美龄小姐在上海的罗曼史之后发生。”

美国、比利时、中国等很多国家的传媒也都刊登出了这条“花边新闻”。雷娜·普罗美早就从英、美等国的报纸上看到这种谣传，但不敢对宋庆龄讲，陈友仁也叮嘱雷娜千万不要告诉宋庆龄。但当宋庆龄从高加索兴冲冲地度假归来，刚一下火车，就有把《纽约时报》刊登的谣言信以为真的人，向她祝贺将有新的伴侣了。宋庆龄经受不住这种新的打击，“一听就昏厥过去了”。

宋庆龄对这种花边谣言如此愤怒，不仅是因为它损害了她个人的名誉，更重要的是她把这种谣言看成是一种政治暗箭，其目的在于把她和孙中山的名字割裂开来，抹掉她十分珍惜的孙夫人的身份，从而削弱她为捍卫孙中山主义和理想的战斗力量———而这正是她矢志不渝、终生为之奋斗的崇高理想。她马上发电报到上海宋宅，要求其家人向首先传播这个谣言的英国《每日邮报》澄清，并表示如无满意答复，就委任律师控告该报。

1928年春，在宋庆龄离开莫斯科的前一周，斯大林在百忙中接见了宋庆龄和陈友仁。会谈是在克里姆林宫进行的，谈话约一个半小时。宋庆龄首先感谢苏联政府对中国同志的友好接待，接着谈了中国当前的局势和任务，强调在民族民主革命中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决心。这时，斯大林笑了：“你说的对，希望我们合作得更好，迎接光明的中国。希望你和你的同事们能回到中国去领导革命，关于国际援助的明确方式，将由共产国际进行专门讨论，以后我还要派信使去中国联系。”
“感谢斯大林同志。”宋庆龄道。
“听说你们现在要去德国？”斯大林问。
“是的，也是去考察学习，借鉴别人好的东西，为我国革命所用。”宋庆龄回答。
“那很好，要很好地总结经验，包括反面的，到一地要有一地的收获。”

1928年,宋庆龄旅居德国。在德国，宋庆龄不像在苏联那样，是一位国宾，而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侨民。她不期望从德国政府得到官方的接待和照顾，也避免会见到柏林来的国民党高级政要，如汪精卫和孙科等人。

德国官方对宋庆龄来德访问一事，一直颇为顾虑。他们决定对她在德国的行为进行监视，不过谨慎从事，只是进行秘密盯梢。所以，宋庆龄在德国的行动还是自由的，没有人真正出面干预。

在柏林，宋庆龄的身份是保密的，房东只知道她是林太太。亲友给她写信也并不直接寄到寓所，而是寄到一个临时租用的邮箱里，收信人写的也是林太太，有时也写为林泰。

5月下旬的一天，美国官方记者文森特·希恩打探到宋庆龄移居德国的消息，专程从美国来到柏林拜访宋庆龄。当时宋庆龄过的是隐居的生活，本来不想接见他。但考虑到希恩对中国人民很友好，写过一些比较客观公正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报道，因此宋庆龄还是热情地接见了他。

两人一见面，希恩便说：“孙夫人，您好！美国人民很想见见你，听听你对中国革命情况的高见。”

宋庆龄莞尔一笑：“作为流亡人，哪有什么高论？”
“美国是你的第二故乡，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在美国住了5年时间，是吗？”
“不错，主要是留学。”宋庆龄点点头。
“美国人民没有忘记自己的朋友，这次我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委托，特邀请夫人去美国做客，”希恩说到这里，话锋一转：“只要求你在电台上讲几次话，每次几分钟，公司就可以付给你50万美金的优厚待遇。”

“钱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声明，我目前虽然贫困，但还过得下去。你们如果有钱的话，请捐给中国人民，还有90%的中国劳苦大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宋庆龄道。

“不过我指的捐款当然不是捐给南京政府，他们是镇压人民的刽子手，捐给他们，等于为他们提供武器，屠杀人民，”宋庆龄特别强调，“如果将钱捐给中国人民的话，我可以答应你去做广播宣传。”

“我明白，不过这个……”希恩推辞道：“我得回去与公司商讨以后再告诉你。”
“那好吧，我等你们的通知。”

3个月过去了，宋庆龄再也没有收到该公司的通知。

后来，宋庆龄对秘书章克说：“美国人很聪明，他们设下陷阱让我跳。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真跳时，他们反倒害怕了。”

在这个问题上，宋庆龄的确看得很深。事实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邀请宋庆龄去演讲是有政治目的的，是希望她“能通过谈话或沉默表现出接受蒋政权的合法化”，或“至少使她对蒋的反对不那么强烈”。这并非是美国人出钱，而是从蒋介石口袋里掏钱去封宋庆龄的嘴。

当时，有不少美国人，官方的或非官方的，都在设法把宋庆龄拉向蒋介石一边。司徒雷登就是担负着这样的使命来到柏林的，当时他是北平燕京大学的校长。司徒雷登在基督教活动中结识了宋庆龄的父亲宋嘉树，是看着宋庆龄长大的。他甚至知道宋庆龄对巧克力有嗜好，所以带了一大盒最好的巧克力来到柏林。

没想到，宋庆龄还是很倔强。对这个曾是她父亲的朋友，从小就看着她长大的人，也不给一点儿面子。宋庆龄对司徒雷登避而不见，但也留有余地———她把一张自己亲笔签名的、与孙中山结婚的照片让人代送给这个说客。

在欧洲所收容的所有流亡者中，她肯定是最奇特的一个……因为获胜的国民党人根本不是要把她赶出中国，而是软硬兼施地阻止她离开中国。即使到现在，他们还在找她，希望劝诱她回去分享他们的荣耀。但是，她即使境况拮据……却避开那些被派来请她回去过尊荣生活的使者。

……与此同时，流言蜚语不断。她那些过去的同事收买不了她，就想用污蔑手段把她抹黑……任何一个中国著名的革命者来找她，都被谣传说成是她的新丈夫……”

1929年春天，耗资百万、费时三年的中山陵，在南京紫金山落成了。南京政府决定举行奉安大典，为孙中山举行国葬仪式。宋庆龄收到电报后，不顾蒋介石设下的圈套，匆匆启程，毅然回国参加大典。同年10月，宋庆龄再回柏林，继续流亡异乡。

1930年4月1日，是宋庆龄在柏林预定搬家的日子。这天下午，宋庆龄提着一个蓝色的手提箱，从旧居“打的”前往新住处。她进了新居的客厅，从几个房间转了一圈。重回客厅时，她突然发现自己的手提箱不见了。

这是一个装着重要文件、贵重首饰和现金的手提箱。一向镇定自若、处变不惊的宋庆龄有点着急了。在场的房东和仆人、帮工等人也急得团团转，立刻把楼上楼下、里里外外找了个遍，但根本找不到手提箱的踪影。

　　宋庆龄只好打电话给德国警察局，随后又打电话给中华民国驻德国公使馆。中国公使馆负责官员梁龙接到电话后，知道此事非同小可。与宋庆龄多少打过一点交道的梁龙，心里非常清楚：如果手提箱里不是装着很珍贵的物品，宋庆龄是绝不会亲自打电话到公使馆的。于是，他立即向中华民国驻德公使蒋作宾做了请示汇报。

　　两天后，中华民国驻德国公使馆口头照会德国外交部，要求侦破宋庆龄手提箱失窃一案。
　 　这只失窃的手提箱中装着宋庆龄最心爱的、无法以金钱来计数的珍宝，其中包括最疼爱她的母亲送给她的陪嫁首饰。曾长期留学美国的宋庆龄知道在西方国家寻求法律保护的重要，接着她又聘请了律师代为处理这一案件。10天后，颇有办案经验的德国律师康尔特.菲尔德律师作为法律顾问受理了此案。

　　德国警察总署得到上级的有关指令后，也立刻把此案列为涉外的重要案件。但考虑到宋庆龄来德的保密身份，所以这又是一个不能向外声张的、外松内紧的特殊案件。

　　然而，匆忙间快一年过去了。虽然中国驻德公使馆多次向德国外交部发了照会，虽然德国外交部、内政部、公安监察委员会、柏林警察局及其刑侦处的文件函电往返频繁，催促尽快侦破此案，但并无突破性进展。

　　正当负责侦破此案的官员冥思苦想、忧心忡忡之际。突然，案犯露出了狐狸尾巴。
　　1931年3月16日，两个德国人来到柏林一家当铺。当铺老板问小伙子要当什么，两人支支吾吾地不知道说什么。过了片刻，才从怀里掏出一条珍珠项链。老板问：你们要当多少钱？其中一个人说要250马克。然而，当这个老板把珍珠项链拿在手里一掂量，就估出起码可值10000马克。
　　通常来当东西的人，多半要价都比当铺给的价要高。但这两个人对如此珍贵的项链，要价之低与其本身价值相差如此悬殊，而且神色慌张，表情很不自然。老板感到其中必有蹊跷，于是不动声色地收了这条项链，并从旁打听到了他们的地址。因为老板明白，如果以如此低的价钱收当了如此昂贵的且来路不明的珍珠项链而不报警，一旦出事，自己肯定也要连带吃罪。
　　于是，两人走后，当铺老板三步并作两步，一路小跑地赶到了警察局，一五一十地作了报告。经过查证，来当珍珠项链的一个青年名叫弗朗茨?彼茨科夫斯基。而他正是一年前宋庆龄搬家时，搭载宋庆龄的那个“的士”司机。这个“踏破铁鞋无觅处”的案犯，终于“自投罗网”了。

　　原来，在宋庆龄付了车费下车后，彼茨科夫斯基驶向繁华闹市，寻找新的顾客。无意间，他发现后座上放着一个蓝色的手提箱。毫无疑问，这是刚才乘车的中国夫人遗忘下来的。彼茨科夫斯基立刻转动方向盘，七绕八拐地来到了一个僻静的地方。

　　当他把箱子打开时，不禁“哇”的一声喊出了口。展现在他面前的是很多晶莹剔透、珠光四射的珍珠宝石和明晃晃的金银首饰，以及一些美元。

　　随后，彼茨科夫斯基回家与妻子一商量，就把这只蓝色的手提箱偷偷地藏匿起来了。虽然获得了一笔意外之财，但小两口还是做贼心虚，他们既不敢向外人声张，也不敢把这只蓝色的手提箱拿出来倒卖出去。

　　时间过了快一年，正值世界经济危机时期，彼茨科夫斯基生意清淡。为了补贴家用，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不得不铤而走险。根本不识货的小两口挑挑拣拣，选出了这条珍珠项链拿到了当铺。结果在当铺露出了马脚，夫妻二人双双入狱。

　　就这样，宋庆龄的蓝色手提箱失而复得。由于案犯一直把手提箱秘密地藏匿在家中，所以箱中物品一无所失。为了表达谢意，宋庆龄从手提箱中选了一只精致的银器，送给了警察局的官员。

　　至此，这个一度惊动中德高层官员的宋庆龄手提箱失窃案，终于有惊无险地侦破了。
　　1931年，宋母倪太夫人在青岛病逝。这个突如其来的噩耗再次打断了宋庆龄侨居柏林的平静生活，她立刻离开了德国，回国奔丧。从此，宋庆龄义无反顾地投身于中共革命事业之中。

北朝鲜人民的慈父--金日成去世内幕

特约平壤新闻记者9日专稿，1994年，美国前总统卡特为解决北韩核问题访问了平壤，金日成本人正忙于准备定于在首尔举行的南北首脑会谈。金日成当时已有82岁高龄，但为了准备首脑会谈和解决粮食问题，每天都工作10小时以上。这些工作让金日成不堪重负。

接班人金正日当时却因患病在地方疗养。就在去世的前一天7月7日，金日成还亲赴地方考察夏粮收成情况，直到深夜才乘车返回妙香山的别墅。到达妙香山后，金日成还阅读了随行秘书的首脑会谈相关报告，并在报告上签字。 但随后金日成得知战友赵明选上将脑溢血去世的消息并深受打击。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包括赵明选，金日成共有3位战友先后去世。

金日成在了解到平壤烽火医院医生因为害怕担责任而没有动手术的消息后大怒，当即指示调查事情真相。随后金日成心脏病发作倒地，赶来的医护人员确诊为急性心脏病，但当时别墅内并没有急救药。有关方面紧急派出直升机，试图将金日成送往2小时车程外的平壤奉化医院，但当晚的狂风暴雨导致飞机在妙香山上发生了擦碰事故。

当第二架直升机将金日成送抵平壤时，为时已晚。凌晨2时，金日成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金正日毫无思想准备，连续几日极度悲痛，以致原定7月17日举行的金日成追悼大会，因其连日悲伤支撑不住，不得不推迟到7月20日。

河南商城发生蜱虫致死疫情 村民恐慌

特约开封晚报记者9日专稿，今年夏天，河南商城县，有多人被一种叫做蜱的小虫子咬伤，不治身亡，引起村民恐慌。据了解，当地去年已出现死亡病例，但今年尤其多，成为蜱虫“重灾区”。

目前，国内还未分离出病原体，也不清楚它的传播途径，只是参考国际研究得知，蜱虫携带的病毒，能侵染人体细胞，致使人体血小板、白细胞锐减，并具传染性。

记者调查发现，商城县基层医院从去年至今均存在误诊。村民反映，有些医院医护人员并未按传染病防治法处理该病。

调查中，信阳市、商城县的卫生部门都表示，无法提供具体疑似病例的数目及疫情状况。当地村民认为只有信息公开，才能止息恐慌。 吴德政蜷缩在床上，这名73岁的老中医不断抽搐。他伸出手，像是要抓住什么，断断续续地喊：“娘呀，我疼呀……”

他通体高烧，咳着血、上吐下泻，体内血小板和白细胞不断减少。在呻吟了三四天后，多个器官功能相继衰竭。

6月11日，吴德政死了，留下一段儿子为其拍摄的挣扎呼叫的视频，和一大堆医学书。临死前，吴德政被确诊为“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由蜱虫叮咬所致。

毒虫，在河南商城县出现。 伏山乡南冲村村主任杨富告诉记者，商城县是蜱虫重灾区，全县被咬的应有好几百人，已有多例死亡。

对于具体死亡人数，商城县疾控中心主任余芳表示，这属于疫情发布，县疾控中心无权公布，她拒绝透露死亡人数。

致命的“感冒” 村民被蜱虫叮咬，起先高烧不退，随后血小板、白细胞锐减，最终多器官功能衰竭而亡 看着父亲吴德政临终前的视频，吴玉涛泪流满面，他承包了商城县余集镇卫生院的一个门诊，他后悔，若早些将父亲送去信阳医治，或许还有救。

吴德政，从医50多年，退休后，跟老伴在山区村子里带孙子。6月1日，他发烧到38度，去儿子吴玉涛的诊所看病。吴玉涛以为只是普通感冒，给父亲打了两天吊针。其间，他还在输液中加了点激素，以促进药效。事后才知道，这加速了病原体在体内的繁衍。

6月3日，吴德政已无法站立。 次日，家人将他抬到商城县人民医院，抽血检查，发现其血小板检测值已由正常的100到300个下降至25个，白细胞值由正常的4000到1万个降至1400个。

“医生说，这是被蜱虫咬了，是无形体病，很多人来治，住几天院就好了。”吴玉涛说，县医院继续给父亲挂吊针，高烧依然不退，上吐下泻更加严重。

6月7日，吴德政转院到信阳154医院。 4天后，吴德政不治身亡。 吴玉涛被告知，要是父亲早点住院，一开始就打强力霉素和多西环素的话，“救回一条命没问题”。无形体病会导致病人血小板和白细胞锐减，免疫系统趋于崩溃，最后多器官功能衰竭而死。蜱虫也在商城县鲇鱼山乡出现。

该乡平塘村村民鲍祥义，喜欢赤膊上山干活，被蜱虫叮咬。从5月13日鲍祥义肋部出现红包到最后死亡，只有9天时间。

5月22日，鲍祥义多个器官开始衰竭，血小板锐减使血液难以凝结，他手腕部被吊针刺破的血管，一直淌着血，必须有个人专门按压。

一天之内，他仅输氧就花了两千多元。当天，鲍祥义转院到信阳，还没被抬上手术台，就停止了呼吸。7月3日凌晨，龚正成也告别人世。他是庙岗村村民，脚上被蜱虫叮咬。临死前一天，他牙关紧闭，水米难进。和鲍祥义一样，他腕部的“血直飙”。

到7月底，“毒虫咬死人”的事，已传遍商城县的十里八乡。

蜱：八爪毒虫。平时比芝麻大一点，吸血后比黄豆大，有八个爪，钻到人肉里，抠不出来。 商城县伏山乡，位于大别山区。当地卫生院院长张晶介绍，商城是蜱虫重灾区，而伏山乡又是商城的重灾区。

伏山乡南冲村李贤芳，也被蜱虫叮咬，但她不知道发生在何时何地。6月1日，她开始发烧、呕吐，吃不下饭，五脏六腑就像刀子在割。她去县人民医院，没医治好，又到信阳154医院，治疗半个月，血小板恢复正常。

李贤芳庆幸，自己发现得早。她说，以前没听说过这种虫子，今年商城县被咬的很多，传言四起，有的说这种虫子很小，肉眼都看不见，在草里，有植物的地方就有，听说很多人都死了，现在都没人敢上山采茶下稻地干活。 雷呈琼见过这种虫子。她也是南冲村村民。她丈夫杨富是该村主任，同时也是一名村医。

今年7月31日，雷呈琼到院里摘菜，随后回家，卷起裤腿看电视。杨富看到她腿上叮着一只黑色虫子，只有芝麻粒大，用手扣，没扣掉，后用医疗镊子将其夹掉。当天，雷呈琼没事，4天后发烧，后在信阳治疗痊愈。

8月24日下午，记者在下马河村火庙组，村头几个妇女主动要求去草丛里捉蜱虫给记者看，被制止。她们又在狗的身上扒，还是没找到。“这东西平时比芝麻大一点，吸了血胀大几十倍，比黄豆还大，有八个爪，钻到人肉里，抠都抠不出来。”

12岁的罗政还挽起衣服，给记者看他腰部被蜱虫咬伤的红肿痕迹。他的母亲腿上，有多处白色的点状伤疤，“都是蜱虫咬的，不过没发病。” 村民们一旦发现蜱虫吸附在皮肤上，一般就是抠，还有人用烟头烧，据说蜱虫被烧后，会把八个爪从肉里拔出来。 搜索发现，蜱虫在受到外界刺激后，会通过爪分泌更多毒素。

上述办法，都难以保证第一时间取出蜱爪。 商城县卫生局的宣传资料则建议人们找镊子夹出来。杨富说，商城蜱虫咬人，在2007年前后就有发生，但人数不多，咬后也没事，也就出现皮肤瘙痒，涂点清凉油就没事。从2009年开始，被咬人数增多，出现多名死亡个例。今年尤其多，若救治不及时，便可能会有危险。

蜱“毒”传播谜团 蜱虫致命病原体仍未分离出，但已发现其具传染性，病患表示基层医院没按传染病法防护 今年夏天，商城县蜱虫暴发后，杨富从县卫生局领到相关宣传材料。材料介绍，蜱虫通常栖息于草丛与植物叶间，但材料并未提及，蜱虫携带的是什么病毒，又是如何传播。

杨富听说，蜱虫最初是动物身上携带的，他很想知道，为什么今年会在人际传播？是否虫子有了变异？

对于杨富的这些疑惑，商城县卫生局纪委书记吴泽欣说，他也搞不清楚。目前只知道，蜱虫会传播一种“吞噬细胞无形体”，它会使血小板、白细胞减少。所以业界将这病称为“无形体病”。

但迄今为止，只有美国和欧洲一个国家从蜱虫咬伤患者体内分离出病原体。所以在河南各级医院和疾控部门都将该病称为“疑似无形体病”。

据商城县疾控中心主任余芳介绍，2008年，信阳五个县区曾出现疑似无形体病症，县疾控中心专门成立了一个小组，以加强对该病的监测和上报。

2009年5月，河南省成功申请到“河南省无形体病病原学、流行病学研究及其预防控制”项目，中澳专家联合攻关。

　 但是病原体一直没有分离出来。余芳说，上级专家出于严谨，目前已将此类病更名为“发热兼血小板减少综合征”。

吴泽欣认为，该病的可怕之处在于，除了感染人群能诊治外，疾病的病原体以及传播途径，至今还是个谜。 吴玉涛有个结一直未解开。他未在父亲身上找到蜱虫叮咬的痕迹，也不知道父亲何时被虫咬，“我曾问他，他说想不起来了。” 黄志菊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发病的。她说，在发病前，她一直在照顾婆婆季德芳。

河南商城县多名村民被蜱虫咬后死亡，国家疾控人员前往研究对策，该病称为无形体病，早发现可防可治 去年10月初，商城县鲇鱼山乡下马河村，68岁的季德芳患疑似无形体病死亡。在她出殡时，曾照顾过她的儿媳黄志菊因身体不适住了院。对症治疗后，黄志菊康复。

在季德芳去世的20天后，她的远房亲戚、同村49岁的妇联主任罗林英也因无形体病死亡。她死的第二天，曾照料她的二嫂突发高烧住院，按无形体病治后康复。 两家患者的家属均对记者说，她们在商城县人民医院陪护病患时，医生并未叮嘱过，那种病具有传染性。

记者了解到，卫生部于2008年2月19日，曾向各级卫生部门下发《人粒细胞无形体病预防控制技术指南(试行)》。

其中指出，蜱虫咬的无形体病属于传染病，人对此病普遍易感，与危重患者有密切接触、直接接触病人血液等体液的医务人员或其陪护者，如不注意防护，也有感染的可能。

商城县人民医院副院长王德强表示，知道该《指南》，但对于上述两家患者家属的说法予以否认。他说，医院对于蜱虫患者都是按照传染病要求防护的。

去年商城已出现因蜱虫而死亡的病例，但许多村医仍不认识此病，诊断为感冒、脑炎等 谈起蜱虫，王德强并不像村民杨富等人那么紧张。他说，这种病的临床死亡率大约在2%—8%之间，死亡病例多发生于老年人。 资料显示，1918年—1919年的美国大流感，死亡率最高时达到5%。

据王介绍，从去年起，商城县感染无形体病的患者中，死亡病例增多，这也让卫生部门加强了培训力度。“关键是不要误诊。一旦误诊，出现并发症就很难救回来。” 而在记者调查中，误诊并不在少数。

商城县探访的7起疑似病例死亡者，横跨去年夏天至今夏，初发病时首先找的都是村医，且都被诊断为感冒。其中，曾泽平被错误诊断的病种最多。在治疗中，她却先后被诊断为感冒、精神病和脑膜炎等。

曾泽平住在商城县鲇鱼山水库边，去年夏天，她去拎猪食，忽然觉得很困。虽然在村医处被当做感冒，进行输液。几天后，因高烧，她开始胡言乱语，自称看到神鬼。家中请来“大仙”驱邪。但曾泽平每夜会疼醒一二十次。 随后，曾泽平被丈夫岳昌余送往商城县人民医院。 “急诊科的医生说我老婆有精神病，我就把她送到了县精神病院。”岳昌余说，在精神病院里，她被约束住，喂吃镇定药后，平静了很多。

几天后，曾泽平全身抽搐，大小便不能自理，又转到武汉某医院。治了五天四夜仍无果，曾泽平在剧烈抽搐中，咬烂了自己的舌头，被一辆救护车送回商城。

岳昌余说，“救护车司机也是河南人，他很同情我老婆，说他一辆车就拉过五六个同样的病人，都是被虫子咬的，没治了。” 鲇鱼山乡一名不愿具名的村医说，去年很多村医确实不知道还有一个“疑似无形体病”。

他记得，此前卫生部门曾就疑似无形体病给乡镇和村里的医生宣讲过，“不过也就是随便说说，发些宣传资料，我们都没当回事，谁知道这病这么要命。” 在患病和死亡人数都比较多的鲇鱼山乡下马河村，村医周世瑶的诊所门口，还贴着一张泛黄的《人粒细胞无形体病防控知识问答》。

周世瑶说，这是去年秋冬之际，卫生防疫部门下发的宣传单。当时，连续两名村民的死亡，使下马河村成为疑似无形体病的防疫重点村。

信阳加强相关培训，但误诊仍在发生，有村民质疑基层卫生院为让患者多吊盐水才误诊 今年5月24日，国家疾控中心派员到信阳，对商城、罗山、光山等5县85个乡镇的负责人进行培训，要求“及时发现、报告和调查”。

7月9日，任务被层层分解，信阳要求其自市级医院到村诊所，必须加强对疑似无形体病的防治培训。杨富和商城县的所有村医都被召集，进行了培训。杨富说正因为参加了培训，才救了妻子的性命。

培训要求村医，遇到发烧者，一定建议其去乡卫生院验血，血小板和白细胞低于人体正常值，且日渐锐减，确定为疑似无形体病个例，要建议去信阳154医院救治。

今年6月，中国疾控中心应急办主任丁凡一行赶赴信阳，商讨对该病的应对策略。 据信阳154医院感染科主任崔宁介绍，从去年起，该科已经治好了100多名感染无形体病的患者。“只要初期不被误诊耽搁的话，这病太好治了。”

但是，出于各种原因，延误治疗的病例还是在不断出现。 商城县人民医院一位负责人说，农民想省钱，只好去找村医；而输液是村医赚钱的主要项目，不排除有村医为了赚钱，“先挂几天水再说”。

调查中记者发现，也有村民质疑乡镇卫生院为赚钱，延误病患治疗。 伏山乡枫树村55岁妇女雷呈华，便是其中一例。

7月12日，村医余涛为雷呈华治病。两天，烧不见退。余涛联想到蜱虫咬死人的传闻，建议其去乡卫生院去验血。这是余涛遇到的第一次无形体病疑似病例，“以前也没人来村里宣传过这个”。

在伏山乡卫生院，抽血化验后，医生告诉家属，雷患有急性肠炎，要住院。女儿丁保玉对此表示怀疑，“我母亲半年前曾在商城县人民医院做过肠炎检测，没有任何问题。” 4天后的7月18日，家属将雷转至县医院。雷被诊断为疑似无形体病，后又被送往信阳，在154医院，雷病亡。

“医生说我们来得太晚了。”丁勇席含泪说，他们怀疑伏山乡卫生院将雷留治4天，可能为了赚取医疗费。他们去卫生院讨要验血单，被告之结果正常，且已被县医保部门收走。 伏山乡卫生院院长张晶告诉记者，当时检查时，雷呈华的血小板和白细胞并无明显减少。她并解释说，“这种病人体征每天变化很快，可能是在后期变化了。”

商城县村民因不了解疫情已产生恐慌情绪，信阳市、商城县卫生部门都不公布具体病例 虽然关于疑似无形体病的培训在村医中展开，但很多村民仍对此病感到陌生，并害怕。

传言开始盛行。在商城县城区，数人告诉记者，蜱虫侵入公园，已经咬死了几个在草丛游玩的市民。 记者走访商城县多个村庄发现，绝大多数村民至今都没有看到官方防治无形体病的宣传。在死者龚正成所在的鲇鱼山乡庙岗村杨桥组，一老者问记者，“什么时候能救救我们？” 他说，只要下地，就肯定会被蜱虫咬住。“我年纪大了，不怕，咬死就咬死了，不种地吃啥？” 有旁观者还建议，国家能否派飞机过来播撒杀虫剂，杀死蜱虫。这马上遭到反驳。“蜱虫都钻在地里，你撒药有啥用？”

目前，无论是信阳，还是商城县的卫生部门，都表示无法提供具体疑似病例的数目及患者名单。据信阳市卫生局一位内部人士透露，信阳市政府曾经研究过如何宣传该病。“今年4月份，市长专门听取了卫生系统的汇报，最后领导得出结论，在病原体和传播途径尚未弄明白的情况下，大规模宣传容易造成群众恐慌，产生不稳定因素。”

这位人士还称，信阳作为一个地级市，是否有权发布疫情，让有关领导难以把握。伏山乡主管政法的一位乡领导说，政府之所以没有公开蜱虫疫情，是维稳需要，“怕引起进一步恐慌，更何况病毒此时还未知”。

而调查中，有村民向记者表示，政府若不公布确切疫情，反而容易产生社会恐慌。 记者获得资料显示，仅2007年3月到9月的半年内，河南共报告无形体病例79起，死亡10例。其中信阳72例，死亡9例。南阳市桐柏县7例，死亡1例。商城县在这半年内，报告了4例。

吴玉涛认为目前数据肯定超过资料上的。他估计，整个余集镇，从去年到现在至少有近百人被蜱虫咬伤。据吴所知，有3人因此病而死亡。伏山乡卫生院院长张晶拒绝透露，伏山乡蜱虫叮咬的疫情，但她表示，“被咬的人的确很多”。

根据“无形病防治指南”的要求，发现一例疑似无形体病，要在24小时内，通过国家疾控中心网报系统，按乙、丙类传染病上报。张晶还说，目前对于乡卫生院诊断出的疑似病例，并未网络直报。理由是，“目前能检测的只是疑似病例，不知道是否该报。但已将情况向县卫生局汇报了。”

吴玉涛认为政府应该让更多人知道这只虫的真实情况，至少人们知道该如何防治。只有公布疫情，恐慌才不会蔓延。

他告诉记者了这一幕： 今年6月，父亲吴德政出殡的那天，一个12岁的少年脖子上爬了一只小虫子，他的母亲发现后，尖叫一声。人群霎时乱作一团，都慌了。

今年5月24日，国家疾控中心确定的信阳5县为蜱虫重点监测县，分别是罗山县、光山县、商城县、息县、新县。 2007年，河南共报告无形体病例79起，死亡10例。其中信阳72例，死亡9例。南阳市桐柏县7例，死亡1例。商城县在这半年内，报告了4例。 临床死亡率 蜱携带的病毒为吞噬细胞无形体，侵染人体末梢血的中性粒细胞。该病被称为“无形体病”。

商城县人民医院副院长王德强表示，这种病的临床死亡率大约在2%—8%之间，死亡病例多发生于老年人。

由于蜱虫主要栖息在草地、树林中，因此外出游玩时最好在暴露的皮肤上喷涂驱蚊液，尽量避免在野外长时间坐卧。注意做好个人防护，穿紧口、浅色、光滑的长袖衣服。蜱虫常会附着在人体的头皮、腰部、腋窝、腹股沟及脚踝下方等部位。

如果发现蜱虫附着在身体上，应立即用镊子等工具将其除去。因蜱虫体上可能含有传染性病原体，所以不要直接用手将蜱虫摘除或是用手指将其捏碎。

低工资的中国未来十五年内不会消失

特约财经杂志记者9日北京大学教授、国民经济研究院所所长专访，最近，关于劳动力短缺、劳资纠纷、增加农民工工资的报道屡见报端。这些报道难免引起人们的担忧或预期——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正在消失。我个人希望中国作为低工资生产商的比较优势早日消失，越早越好。但是，作为一位中国经济学家，我为什么会盼望中国比较优势以劳动力成本升高的方式削弱呢？毕竟，当一个国家仍然缺少像较高的教育程度、有效的市场和企业、强大的创新能力等真实优势时，维持低工资以保证经济增长是非常重要的。

便宜的劳动力是过去三十年中高增长的关键因素，但它也造成了严重的收入不均，这几年更是愈演愈烈。而持久的、越来越严重的不平等可能造成社会危机从而拖累增长、破坏竞争力。中国必须避免发生这一情形，而如果工资水平能够切实增加，那就意味着中国经济迈上了发展的新台阶，收入不均将逐步消除。

不幸的是，目前中国尚未迈出这一步，而且在不久的将来恐怕也不会。超过30%的中国劳动力仍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而美国只有2%，韩国只有6%。另有30%的劳动力属于农民工不干农活，而是在工业和服务部门打工，他们的收入已经翻了一番。农民工的平均年工资只有1 500美元，但已比农业劳动力高得多。收入差距已成为农业劳动力寻找收入更高的非农工作的有力动力。

不难理解，如此竞争压低了非农工作的工资：在过去15年中，非农部门劳动生产率大约以每年10~12%的速度增长，但农民工真实工资的年增幅只有4~6%。结果，低端劳动力和专业人士及投资者的收入越拉越大。所有这些意味着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任重道远。

要使农业劳动力减少到劳动人口总量的10%以下（从其他地区的历史经验看，10%是使中国达到农-工工资均衡的比例），中国必须创造1.5亿个新非农工作岗位。即使中国经济保持每年8%的增速，也需要20~30年时间来对农村劳动力进行再配置并达到“充分就业”。这意味着每年要创造800万个新工作岗位，其中500万个提供给离开农村的农民工。

在中国漫长的工业化进程中，工资将逐渐增长，但增速很难赶上劳动生产率。这对于消除收入不平等是个坏消息，因为资本收益和高端工资增速将快得多。但对于竞争力来说，这倒是件好事，因为中国人的工资将维持相对“有效工资”较低的水平。事实上，近几年工资的增长并未改变中国公司的基础成本结构。

高盛的分析表明，尽管真实工资有所增长，但劳动成本占生产总成本的比重一直未到2001年的水平。这一趋势在2010年上半年亦未改变。为避免严重的社会对立，中国（各级）政府已经有所介入，强迫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并加大低收入者社会保障网的投入。

在某些省份，最低工资已经提高了30%以上。但最低工资通常要远低于有效工资，因此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工资和劳动生产率不匹配的状况。用政府强制政策人为提高工资可能减缓劳动力再配置过程，造成“剩余劳动力”长期存在。在市场均衡工资上升到足以令劳动需求方开出诱人薪水之前，收入不均的情况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善。

那么，在中国设厂的公司——不管是跨国公司还是中国本土企业——会离开中国前往越南、孟加拉国或莫桑比克吗？有可能。但这只有在其他国家的工资相对更有效率（即那里的生产率比中国高得多）才会发生。光是中国名义工资的增长还不足以导致企业的迁移。

就目前而言，总体来说不会发生这种情形。中国的工资效率相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处于较高水平，证据是在过去12个月中，外国直接投资（FDI）在工资有所增长的情况下仍加速增长。

比如，7月份FDI同比增长率达29.2%，远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造成中国FDI强劲的因素有很多，但这的确意味着工资增长本身可能并未影响投资者最担心的资本收益。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中国的工资问题都要比想象当中复杂得多。

名义工资或许会增长，但由于通货膨胀，实际工资会停滞不前。即便真实工资在某些沿海城市有所增长，“劳动力过剩”也会将全国平均水平拖在一个较低的数字上。再退一步，即使全国真实工资有所增长，只要劳动生产率增速更快，中国的竞争力也不会受到影响。

因此，结论似乎是，在未来10年甚至20年内，中国的竞争力都不会因工资增长而受到威胁。由于中国在短期内不可能完成劳动力从农业向现代经济部门转移的再配置过程，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仍将是一个具有成本竞争优势的经济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