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令人恐惧 50年代英派大批间谍监听中国

特约英国泰晤时报记者12日专稿，从1955年开始，英国连续六年时间选送刚刚离开校园的年轻人学习中文，然后将他们送到远东地区做间谍。近半个世纪后，他们的故事才公之于众。
他们的传奇经历是那些抱有远大理想的毕业生们所梦寐以求的。某年某月某一天，你应招去一个地方，宣誓保密，然后接受一门外语的培训，再后被送去感受异国风情。

对英国政府战时兵役系统招募的大约300名年轻人来说，这样的经历完全不是传奇小说中出现的情节。

这一经历改变了这些现在已经年近70岁的人一生的命运。另外一个附带效应是，它为诸如牛津、剑桥、利兹、爱丁堡等大学，甚至美国、加拿大和新西兰等国家的大学培养了一代中文讲师。

故事开始的年代，世界被分成了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阵营。毛泽东成为中国的领袖使作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一时间变得很敏感，突然成为战略要地。

英国政府决定需要一批可靠的人驻扎在香港，专门收听“隔壁” 中国大陆的无线电信号。可是问题是，有几个英国人能懂汉语呢?

用笔名“纳吉尔·维斯特”撰写情报历史的鲁泊·阿里森说，政府决定训练汉语人才，于是要求每个年满18岁的人必须为国效力的英国战时兵役制度，就提供了巨大的免费资源。这些年轻人无论他们喜欢与否都有义务为国家服役两年。

这一战时兵役制度下招募来的年轻人有的被送到马来西亚、朝鲜、肯尼亚或者塞浦路斯打仗。但这些人中的佼佼者部分则被安排了一条截然不同的服役方式——学习外语。而最常见的外语是俄语。

可是，怎么才能筛选出有学习汉语潜力的语言天才呢? 实际上，甄选过程更象是竞猜游戏。谁也不能肯定要学好这样一门外族人的语言究竟需要哪些天分。于是，原本要到剑桥学古典文学的，正在受训成为会计师的，还有学文学艺术的，都被选去学汉语。

对许多人来说，这样的甄选过程非常意外。比如说，一群年轻人在列队检阅时被问：谁的法语学到中学毕业水平?有一个人举起了手，结果他被选去学中文。

瑞格·亨特回忆说，他和另外两个人原本准备学俄语的，一天被招去见长官。长官问：愿不愿意转去学刚刚开办的汉语课程?

“我们想都没想就回答：愿意!长官!结果这一下改变了我们的人生。”

迈克·华莱士主动地选了汉语课程，原因仅仅是可以离心上人近一点。

这些新招来的汉语学员对中国完全没有了解。有些甚至从来不知道世界上居然还有汉语这种语言。不过，在宣誓严守机密后，他们开始了学习课程。课程通常设在英国中部的空军基地。

学员之一的大卫·麦克姆伦，后来成为剑桥大学的汉语教授，他的双胞兄弟詹姆士则在牛津讲授日文。大卫回忆说，他们当时的严格教学方式是一个“语言老师最理想的教学模式“。

“头两个星期的时间全部用来大声朗读正确的音调。但是你在教本科生的时候根本不可能这样训练。实际上这样做很有好处。”

虽然训练很严格，但是纪律却相对松懈。曾经担任授课老师的派迪·雷恩已经87岁了，他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驾驶轰炸机。他说，参加汉语培训课程的这些聪明学生“跟普通服战时兵役的人非常不同，纪律方面相对放松很多。

“完全没有那种下令把头发剪短之类的事情”。

课程持续一年的时间，之后学员们就被空运到香港去，沿途会停靠一些令人羡慕的好地方，像的黎波里、罗马、伊拉克、卡拉奇、新加坡，等等。

对这些1950年代来自英国的年轻人来说，香港就像是一个新世界。

麦克·华莱士回忆说：“香港像一个永远不关门的商店。不管白天晚上，街道上总是人挤人。你沿着任何一条小巷子都可以找到餐馆，可以看到治疗各种古怪病症的告示牌，通常配上血糊糊的图片。所有的一切都完全不同。那段时间真是很奇妙、很刺激。”

这些年轻人被告知他们的工作：带上耳机坐下来监听，快速记录所有能听到的中文内容。由于每天24小时都需要人值班，每个班的时间很长，有时候也很无聊，特别是他们并不知道听到的广播内容究竟有什么重要性。

多亏有历史档案处公开的文件，再加上其他相关的人士所做的调查研究，他们现在终于知道当时记录的有中共空军的行动情况、还有监视中国航班进出香港的情况。

虽然他们在每次交班时都不知道自己记录的内容究竟会被如何处置，现在他们也终于明白这些记录都在香港分析并与澳大利亚和美国的情报机关共享。

由于在受语言培训时着重技术性语言和数字，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很高兴地发现工作起来并不那么困难。

麦克·华莱士回忆说，有些中文广播语速很慢而且清晰，好像专门为我们说的。

在约翰·诺里斯看来，中国人都知道当时他们的监听行动，因为他们的基地就在香港最高的山峰上，而且装了一个很大的天线。

他们在酒吧里经历的故事似乎更印证了他们的猜测。

“你点一份啤酒，酒吧的招待女郎会说：你在山顶工作。我们连忙否认，但是这都是显而易见的事情。”

这些人当中谁也不认为自己在冷战期间做了任何贡献。不过奈吉尔·韦斯特说，他们的工作记录每天中国方面的活动其实是很重要的，这样可以看出中国活动的模式，如果有任何变动，或有任何军事调动都能马上察觉。

虽然无法检测这些年轻人的工作在大量的对共产主义国家的情报工作中到底有多重要，但是毫无疑问的是，这样的经历对他们的人生至关重要。

他们在当时建立的友谊和联系一直延续至今，在互联网的帮助下，许多人保持着联系，恢复了联络，随着时间的流逝，每年的聚会人数都在增加。今年晚些时候，第五期学员班的聚会预计将有三十多个人参加。

这些人当中许多继续学习中文，甚至教授中文，其他人在后来的商业活动中发现中文很有用处，更多的人最后正式走入了情报系统。

他们当中还有些人在服役两年后甚至再也没有说过一句汉语，但是他们也有引人入胜的故事，可以讲述他们在中学毕业之后，上大学之前那两年的传奇经历。

彭德怀：侵华日将冈村宁次 实事求是不粗暴

特约人民日报记者11日专稿，冈村宁次，明治十七年(1884年)生，东京人，在1941年应该是57岁。他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在陆军大学，冈村宁次与土肥原贤二、坂垣征四郎等侵华日军“名将”同属十六期，是同期同学，比多田骏还晚一届。
　　冈村宁次的军事生涯开始得很早，20岁时已是步兵少尉，21岁任小队长，参加过日俄战争。23岁任步兵中尉，在陆军士官学校任教，当时阎锡山、孙传芳等人均为该校学生，故而冈村宁次与他们还有师生之谊。29岁升为步兵大尉，任中队长。35岁升为步兵少佐，不久去欧洲旅行。38岁任大队长。39岁升为步兵中佐，在参谋本部第二部中国班工作。

此前冈村宁次虽说多次来过中国，但从此才算正式研究中国问题。41岁，到中国任军阀孙传芳的顾问。43岁，升为步兵大佐，任联队长。48岁，任日军上海派遣军参谋次长，参与1932年“一·二八”事变，同年升为陆军少将，主持陆军现代化的研究，8月，又调任日本关东军参谋副长。52岁升为陆军中将，任第二师团师团长。54岁，升任第十一军司令官，指挥进攻武汉。
　　1940年3月，调任军事参议官，1941年4月，晋升为陆军大将。
　　熟悉日军的人士评论说，从冈村宁次的经历看，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其全部军事生涯，几乎都与中国有关：当过孙传芳的军事顾问，参与过1927年的济南惨案、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以及太平洋战争。“在所有将军中，具有如此经历的只他一人。”人称“中国通”，会讲中国话，对中国的地理、风俗、民情，都相当熟悉。
　　
二是曾任过除旅团长以外的日本陆军各级指挥官，且有除中队长、大队长以外所有战场指挥官的实际经验。日军中“大将固然不少，却没有具备这样经验的人。”实战经验十分丰富。
　　
三是在晋升和授勋时，因“服务”优异，几次打破常规。如按日军规定，中将晋级后，一年内不得任命为师团长，而冈村宁次晋升为中将后，旋即被任命为师团长，“因此这是一次破例的人事调动。”又如1942年3月30日，授予冈村宁次一级军功金到鸟勋章，专程前往中国为冈村宁次授勋的日军人事局长富永解释说，“按照规定，一级军功只能授予大将，此次鉴于攻占武汉前后的功绩，特予颁发。”冈村宁次是以中将身份受此“殊荣”的第一人，故而这又是一次破例。
　　
这么一个对中国有着相当的了解和研究，而且又有着相当丰富的作战指挥经验的军人，对于中国的抗日军民来说，当然是一个劲敌。

　　1945年2月，一直在华北前线指挥作战，与冈村宁次打过多年交道的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曾在一次会议上讲过：“冈村这个家伙是很厉害的一个人。”此人“老练得很，是历来华北驻屯军6个司令官里最厉害的一个。”
　　
在处事和个性上，冈村宁次是很复杂的一个人：既要抓大事，也不放过小事；既积极进取，而又脚踏实地；既好动，而又坐得住。
　　
冈村宁次多次强调，“司令官要抓大纲，要信任参谋长。”主官应“着重考虑大局。
　　部下幕僚日常事务繁忙，往往无暇顾及大局。
　　为领导者，对此必须特别修养磨炼。”认为统帅不应陷入日常琐事，搞事务主义，而应放手让部下去干，自己集中精力思考大局。那么，冈村宁次到底要抓些什么“大纲”，考虑些什么“大局”呢？这从下面的事例中似乎可略见一二。

抗战后期，1944年，冈村宁次突然约见伪军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孙良诚，当时的情况亲信周永业有一段回忆：孙偕周永业如约到日本兵团部后，见日本方面只有冈村宁次、坂西一良和他的参谋长小林大佐，伪军方面只是孙良诚和周永业，宴会是西餐。饭后只见坂西对小林使一个眼色，两人一声没讲便出了客厅。室中只有冈村、孙良诚、周永业三个人。这时冈村低着头在地下溜来溜去约有十几分钟没有开腔，他的神情似乎很苦闷，想要说什么话，又不肯讲。又呆了一个不小的时间，冈村走到孙良诚的背后，用左手拍着孙的左肩膀说：“孙将军，我想求你协助我一下，我愿意通过你的努力，跟冯玉祥先生说，再通过冯先生跟蒋介石说，我愿意牺牲我的最高指挥官和大将的军衔，愿意跟他讲和，如果办得到，我亲自飞重庆怎样？”孙良诚当时没言语，约五六分钟以后对冈村说：“我努力去做吧！”冈村说：“你努力吧！”这样便结束了谈话。

如果周永业的记忆不误的话，冈村宁次与孙良诚的会见当在1944年9月25日之前的某一天。因为据冈村宁次本人的回忆，他是8月25日接到内部改任第六方面军司令官的意向，9月4日抵达汉口热身，9月25日即由汉口出发，去南方视察部队去了。作为一个统兵一方的军事将领，本来是无需操心与蒋介石讲和这样的事的，而冈村宁次却在考虑这样的问题，看来他确比只会听命打仗的其他日军将领高出一筹。
　　冈村宁次在1944年11月24日正式被任命为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即日军在中国战场的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自己讲：“自我就任总司令官直至停战的八个月期间，最重要事项有二，即进攻四川作战及开展对重庆工作。”
　　
所谓“重庆工作”，就是日本争取与重庆蒋介石讲和的工作；所谓“四川作战”，是指冈村宁次计划集中兵力，进攻重庆。看来冈村宁次是作了两手准备，一面是拉，拉不过来就打。虽说冈村与孙良诚的谈话后来也并无什么实际结果，四川作战的方案也未获批准，但从中可看出，冈村宁次脑子里，是在考虑战与和这一类大题目的。
　　冈村宁次平时集中精力思考“大题目”，把具体事务委与部下，并极少干涉部下的工作。
　　对他这一种风格，他的部下是很有些感触的。冈村宁次任十一军司令官时的一位作战参谋宫崎周一说：“往往听说，有的将官对战术上的细小问题，也与幕僚争辩讨论，还有的将军事无巨细都亲自处理，使幕僚无所事事而丧失工作的积极性和热情。因此，有的将军对于重要的方向性的问题缺乏指导。”而冈村宁次“却能从大局着眼，高度概括地掌握其要点。回顾起来，我等实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憾。”
　　这段话自然不乏吹捧之辞，但也令人感到冈村宁次的确有比其他日军将领高明的地方，用宫崎的话说，就是所谓“着眼点高。”不过，要说冈村宁次只注重大局，不注意细节，那也是不全面的。冈村宁次在思考大局的同时，又极其注意某些细节问题。他说：统率切忌干涉细节。但有关世道人情之事虽属细节，却应考虑其对统率的重大影响。而辅佐者由于忙于事务，往往对之考虑不周。因此，统率者应亲自指示此等细节，并付诸实现。比如说洗澡，这在一般人看来，是绝摆不上战争时期大将这一级统兵将领的桌面的。而冈村宁次都予以相当重视，他说：行军宿营时，如有沐浴设备，宿营的最高长官应注意迅速入浴并尽量缩短时间。如有人来访或其他事项时，也应使之稍待，而先行入浴。

日本军队等级是很森严的，长官不先洗澡，谁也无法洗澡。这在今天看起来似乎不大可能。下面让我们看一看一位日本反战士兵的回忆就会理解的：“在部队中，军衔和资历是压倒一切的。我们这些新兵，要给上级擦皮鞋、洗衣服、打扫屋子和端菜端饭，一天到晚就像个小家鼠似地忙得团团转。一天里难得有三十分钟的休息。有时甚至不得不在夜间躺在床上蒙上毯子偷偷地哭泣。如果这个抽泣声被老兵听见，就会把所有的新兵强拉起来排成一列，从头至尾来回地赏以拳头。因此，有的人只好躲进厕所里去哭泣。”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官没洗澡，士兵却洗了澡，那是严重的“僭越”事件。可是，劳累了一天，好不容易赶上有条件洗个澡，谁不愿意痛痛快快洗个澡，解除疲劳，早点休息？如果偏偏碰上那种不通人情的长官，不是处理公文，高谈阔论，就是一洗洗个没完，士兵们嘴上不敢说，心里不骂才怪呢。

冈村宁次是从基层干上来的，对此大概是有所体会吧。所以他很注意不要因自己影响了别人入浴，说他从任大队长以来，养成了快浴的习惯，“一般只用十分钟即可。”洗澡时要不要勤务兵擦背呢？冈村宁次对此也有所“论述”，他说：澡塘的勤务兵经常要给我擦背。我从前述统率的观点出发尽量快洗，往往就不让他们擦背，但在时间富裕又不影响别人入浴的情况下，则尽量接受他们的好意。这是因为勤务兵们过去在部队里习惯地把中队长当作军中最大的人物，而今在陆军大将身边照料生活，感到光荣，因而，诚心诚意要为我服务。理解他们的这一心情，就不应辜负其好意。
　　表面看来只是一介武夫的冈村宁次，居然能够体验到勤务兵的心理，也着实是不简单。他本人似乎对此也深感自豪，在1944年5月28日的日记中，冈村宁次写道：十几年来，据我观察，即便是具有相当优秀人格的将官、团队长等，不少对部下入浴问题是不关心的。实为遗憾。
　　“相当优秀”的人都没看到的问题，“我”却注意到了。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冈村宁次讲，这是因为他有所谓爱护部下必须深入体察部下的立场。客观地讲，此人的确用心精细，且善于从对方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平时连洗澡这样的小事都用心考虑，战时就不用说了。冈村宁次十分注意作战时的一些微小环节，像战前下达命令时，要考虑各位指挥官的具体情况，不同性格，有的交待任务要具体细致，有的则不必多说；在作战过程中，对那种默默实干，不喜汇报的军官率领的部队，应注意查询，否则“则有濒临危机之虞。”战后，应及时到医院慰问伤员。等等。
　　冈村宁次，就是这样一个既能考虑全局，又很注意细节的劲敌。

　　冈村宁次是很好战的，这与日军的作战风格是一致的。有专家在论及日本陆军的作战风格时，说：“日军作战的一贯长处是：决策大胆，进攻十分主动而坚决，步兵的行动顽强而又带有狂热精神。”冈村宁次身上即充满了这种“顽强而又带有狂热精神”的味道。抗战初期在武汉等地作战时，冈村宁次面对数量上占优势的国民党军，仍能取胜，这固然是因为国民党军指挥失当，素质低下，但也确与冈村宁次主动、顽强的进攻精神有关。
　　
冈村宁次在指挥上是很大胆，敢冒险的。他任华北派遣军司令长官时，曾主张进攻西安和延安，摧毁中国抗日中坚共产党的总部，并压迫重庆，妄想一举以武力解决中国问题。他任中国派遣军司令长官时，又提出进攻中国政府所在地重庆。他在给部下讲述所谓“统帅思想”时，特别提出的一条就是“大胆果敢，确信必胜。”认为过于慎重，不敢冒险的指挥官，在对华作战中，不会有多大战果。而另一方面，冈村宁次却又十分谨慎小心，并注意深入一线，接触实际。他说：“到任后或大战前后，都要首先巡视第一线兵团，这是我的信条之一。”仅到一线兵团还不行，冈村宁次还一定要找下级军官甚至士兵谈话，他说：“我一向主张每次访问前线部队，一定要听取军官、下士官以及士兵的实战经验。”冈村宁次讲，他“从任北满第二师团长，武汉第十一军司令官时起，便乐于到现场倾听下级指挥官、士官、士兵讲述战斗情况，并予以鼓励，至成习惯。”“否则便很不舒心。”冈村宁次就任华北派遣军司令长官后，仅一年，“便对所辖的华北蒙疆地区大致巡视一遍。”这样，就使得冈村宁次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从而制订作战计划时较少先入为主，主观臆断。

彭德怀注意到冈村宁次这一特点，指出：冈村有很多本事，能实事求是，细致周密。每次进攻，他都要调查半年之久，做准备工作。没有内线发动配合“维持”，他不进行“蚕食”。他不出风头，不多说话，不粗暴，你从他的讲话里看不出他的动向来。他经常广泛地收集我们的东西，研究我们的东西。冈村宁次，就是这样一个既积极主动，又谨小慎微的对手。
　　正如彭德怀所评价的，冈村宁次“不出风头，不多说话”，是个挺内向的人。他自己讲，他的爱好是“饮酒、读书、下围棋及钓鱼。”据他的部下讲，他常“翻阅高级综合杂志”，写生画画得也不错。这也都是些内向的人的爱好。冈村宁次曾“认为自己适于搞情报，”做些不声不响的工作，不喜欢抛头露面。
　　或许是因为冈村宁次有这些爱好吧，因而他“不粗暴”，也不像有些日军将领那样难以相处。用中国的老话讲，此人是很懂得忍而不发的。冈村宁次，就是这样一个坐得住，也放得下架子的人；就是这样一个表面不言不语，实际工于心计的人，真是个令人难以琢磨的敌手。对冈村宁次这个人，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

中国抗日军民对他是恨之入骨的。在冈村宁次的自传里，他自己提到，抗战胜利后，“在延安发表的战犯名单约二万多人，我被指定为第一号战犯，第二号战犯为曾任华北方面军的多田骏大将，第三号战犯为曾驻山东第四十三军司令官细川中康中将。”冈村宁次说，共党方面始终抓住他不放，“共党方面坚决主张把我定为第一号战犯，直到1949年初与李宗仁谈判时，还要求将我引渡共方，作为谈判的一项条件。在我回国以后，至今仍不断看到报纸上对我的责难和攻击。”冈村宁次对共党方面“不依不饶”的态度，对自己“荣登榜首”的事实，很有些“委屈”和不解，他说：在当地对我个人的战犯问题，是从1945年12月初提出的。然而关于战犯问题中国方面特别重视战争中日军的暴行，其中重大事件有南京战斗等四处。我虽始终在中国战线工作，幸运的是这四处的战斗均与我无关。

在冈村宁次看来，他这么一个致力于“日华提携”的人，他这么一个有着许多高雅爱好的人，怎么成了头号战犯了呢？下面，我们先不去引用当年起诉书中的文字和数据，也暂且承认冈村宁次在1937年没有直接参与南京大屠杀，我们就从冈村宁次自供由他一手策划和指挥的冀中“五一”大“扫荡”看一看，他还有什么“委屈”可讲，还有什么道理可说。
　　如果说，南京大屠杀，是日本法西斯军队在中国城市犯下的罪行，那么，“五一”大“扫荡”，则是日本法西斯军队在中国乡村欠下的血债。
　　可就是这么一个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刽子手，还偏偏有那么一些中国人对他深表同情和理解。冈村宁次说：“战争结束后，据由重庆来南京的旧友透露，重庆方面一些我的友人，都为我庆幸。”
　　据冈村宁次的日记，1945年12月18日蒋介石来到南京，仅过了5天，也即12月23日，蒋就迫不及待地会见了冈村宁次。冈村宁次在日记中，记载了当时的谈话要点：
蒋：您身体健康吗？生活上如有不便，请勿客气向我或何总司令提出，尽量给予便利。
我：深感厚情，生活满好。

　　蒋：从何总司令处得悉接收顺利进展的情况，殊堪同庆。日本侨民有何困难，也请提出。
　　我：目前没有，如发生困难，当即奉告。
　　
蒋：中日两国应根据我国孙文先生之遗志，加强协作实为至要。
　　我：完全同感。
　　
冈村宁次说，“蒋委员长”始终面带微笑，和蔼近人。他特意安排了这次会见，以好言相慰，深感敬佩。
　　这不像是一个战胜国元首与一个敌国败军之将之间的会见，倒像是多年未见的老友的重逢。
　　可能就是因为冈村宁次有这么多的旧友吧，最后，他竟然逃脱了中国的审讯，回到了日本。

日本人，特别是冈村宁次的部下，对他则是大加赞美，极力吹捧。说他“在统率及作战方面都是罕见的名将。”是“兼备明智、卓见、果断、意志坚强等优秀品质”的人才。说他“最后成为百万中国派遣军的总司令，乃是理所当然。可惜为时过晚，实为遗憾。”冈村宁次，真的是如他的部下所言，是个如此完美，如此出色的“名将”、“天才”吗？当然不是。

首先，冈村宁次在作战上也无法摆脱日军那一套陈旧而机械的教育方法，在指挥上决非像他的部下吹嘘的那样指挥若定，料敌如神。就是在冈村宁次颇为自得的武汉会战中，他的指挥也屡屡出现重大失策，以致参加过武汉会战的原国民党将领，回忆起当年的战况时，竟发出“不知畑俊六和冈村宁次当时是怎样想的”感慨。
　　 其次，冈村宁次在为人上，也有虚伪、冷酷、不敢面对现实的一面。
　　 冈村宁次自称是极其关心日军军风纪的，声称要“勿蹈南京事件之覆辙，”为日本军队“掠夺、杀人、放火的情况很普遍而感到叹惜。”他甚至别出心裁地提出了一套“从中国姑娘的眼神可以看出当地的治安情况的好坏”的“理论”：绝对见不到姑娘们的踪影。系惧怕日本兵的佐证。治安不好。
　　对我们的汽车、卡车感到稀奇而远远地从窗口眺望，治安稍好。
　　在上项情况下，走出家门口眺望，中国姑娘神态自若地走在有日本兵往来的街道上。治安良好。冈村宁次这一套“理论”，倒也不能说一点道理没有。那么既然如此，在这位如此关心军纪，而又大权独揽的司令官先生的统率下，至少华北日军的军纪应该是有所改善吧。下面我们就会看到，冈村宁次亲自指挥的日军，在冀中是怎么样的“军纪”，给冀中妇女带来的是怎样的苦痛。冈村宁次为人十分冷酷，不择手段。他自己在自传中说：

　　昔日的战争时代不存在“慰安妇”问题，谈起战争，深感内疚，因为我是“慰安妇”计划的创始人。1932年上海事变时，曾发生两、三起案，我作为派遣军参谋副长曾仿效当地海军，请求长崎县知事召募“慰安妇团”，其后案未再出现，令人感到欣慰。现在(指1938年——引者注)几乎各兵团都有“慰安妇团”随行，已形成兵站的一个分队。原来，冈村宁次还是名声狼藉的慰安妇制度的始作俑者。为了解决军队士兵的性饥渴，情愿牺牲本国妇女的自尊，而尽量避免掳掠他国妇女。
　　在他的自传里，专门有一段谈到“三光”政策，他说：这次就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以后，几经思考，于1941年11月3日的明治节，向司令部全体高级军官作了训示，首先朗诵明治天皇所作诗句“国仇固当报，仁慈不可忘”，然后带领大家高呼“灭共爱民”。在那以后，我认为贯彻爱民方针至关重要，又提出了“戒烧、戒淫、戒杀”的标语训示。
　　　　冈村宁次也不是老那么“沉着”，具有军人风度。1949年1月26日，上海军事法庭宣判冈村宁次无罪，冈村“突然接到这一可喜的命令，心情反而紧张。”又是忙着收拾行装，又是急着联系汽车，29日一早，即乘美国船仓惶出逃，“由于匆忙动身归国，竟未领取国防部的判决书。”事后他还心有余悸地写道：“我再次幸免于难，过去不止一次幸免于难，可谓幸运儿了。”
　　此时此刻，这位连判决书都没有领取的“幸运儿”心里，恐怕只有逃脱了法网的庆幸，离开了中国的惊恐，哪里还有什么“沉着”、“从容”的“大将风度”呢？冈村宁次还很迷信，他在北京的几年中，就有一位“占卜大师”小玉吞象“时时来访”，为他占卜。到了战后，冈村宁次更是坐禅诵经，日盛一日，俨然像个“居士”。
　　总而言之，冈村宁次就是这么一个一方面对中国有相当了解，并有相当实战经验，也确有一定才干的人。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十分冷酷、虚伪，且不敢面对历史的人。在人民眼中，他是个灾星，在战争狂和国共眼中，他又是个“将才”。

物以稀为贵 东莞女工竞争小男人 弥补性需求

特约信息时报记者9日专稿，当男工的“被窝子”需求一再进入公众视野，女工们面对性问题时仍然难以启齿。由于性别的原因，这是一种集体羞怯和沉默。在制造业发达的东莞，男女比例长期失调，在普通人眼中，她们只是流水线上的一颗颗螺丝钉，很少有人会顾及到她们“那方面”的问题；然而她们毕竟是女性，她们有爱情、背叛、欺骗、性需要。

　女工小芳的男朋友有三个女朋友，并且她们彼此都知道对方的存在。她的男友是个来自四川的普通男工，名叫李兵，由于关系的复杂，小琴和“对方”的故事，我们权且让李兵代言。

李兵貌不出众，在东莞务工十年。2008年一年内，李兵在东莞长安上沙科技园同时和三个女工交往并发生关系，一个同居，一个恋爱，一个情人。“她们互相都知道的。”李兵称自己对三个女孩都十分坦诚。最初李兵只有一个固定的女朋友，是名“90后”女工。交往四个月后，在2008年春节前的厂区舞会上，李兵结识了在科技园某电子厂工作的第二个女朋友，不久同居。“第三个女孩也是在附近打工，见她总是闷闷不乐的，我就去和她聊聊天，谁料她提出要和我交往。我对她说，‘我已经有两个女朋友了，不能再有第三个了，只能做情人。’她同意了。” “那段时间挺混乱的，开始时前两个女朋友还不知道，等她们慢慢察觉了，问我，我就如实说了。结果她们不但没离开我，反而对我加倍地好。”三个女孩对一个男友展开竞争，李兵记得，至少有两个女孩是想嫁给他的。在他这里，一切都自然而然，“厂区里女孩子多，离家在外都挺孤单的，我从厚街到长安工作十年了，懂女孩子心思，真地对她们都很好。”

同李兵一样的男工并不少见。在记者走访的一些厂区里，男工同时与几个女工交往并发生关系被认为是件“正常的事”。在厚街白濠村，间杂林立着众多的塑胶厂、鞋厂、拉链厂，多数工人因为籍贯住在了一起。

四川籍男工小林毫不避讳地对记者说，“我也就三个女朋友，很正常嘛，出来混的，谁不是这样？”在他和他相熟的四川同乡之间，这并不是秘密，“几个哥们都这样啊，‘一夫多妻’极为平常，这个厂一个(女朋友)，那个厂一个(女朋友)，年轻漂亮的厂妹多得是，单纯又好把，干嘛不多要几个？谁要是只有一个女朋友，就太丢人了，会被笑话死的。” 小林的逻辑是，“反正大家都年轻，还能玩几年，到了差不多的年纪，女孩子都回家结婚了，照样做良家妇女。”

这个逻辑背后有这样一组数据：广东省妇女维权站东莞站调查数据显示，60.5%的女工表示在东莞务工是为了赚钱养家，多数女工未来仍会选择返乡结婚或创业。广东省妇女维权站东莞站长刘秀连常期接触各类女工，她认为，女工们普遍比较单纯，工厂里年轻人聚在一起，许多女工会很轻易地与男性交往和发生关系。但是女工同时呈现出很极端的另一面，从第一代女工延续到当今女工的传统观念是，多数人最终仍然愿意选择“知根知底”的同乡人结婚。因此女工的选择既轻易又传统，就跟“一夫多妻”的现实一样令人难解。

现实是男人不一定找得到工作，而女工却不可能不找男朋友。初春的一个中午，南城区赵屋街街南村一巷，来来往往的女工挂着胸卡，操着各地方言，行色匆匆。这个著名的城中村吸纳了附近某大型电子厂的数千女工及家眷，出租屋向租客开出苛刻的入住条件：该电子厂工作证及结婚证书。 老李是其中的一名租客，他住在这里的理由是他的妻子是该电子厂女工。“现在房租和寄给老家的开销，全部靠她一个人，我现在是靠老婆养着。”这已经是老李在莞务工的第十个年头，由于中途返乡失去工作，从2009年末至今，老李开始陆续面试，至今仍没找到令他满意的工厂。 阿义是老李的同乡，1990年生，外表俊朗。这个年轻人毫不避讳地承认，来东莞就是为了娶个媳妇回家，“你不知道吗？在我们村子里娶个媳妇要花3万的彩礼钱，这里女孩子多，不要钱。”他没找错地方。赵屋街附近的这个大型电子厂拥有2万名女工，阿义2009年末到东莞，一直没有正经地工作，却不出意料地收获了一个女友。提到女友，阿义乐滋滋地翻出钱夹里大头贴给记者看，女孩就是电子厂女工，河南人。虽然生活开销由女友负担，但阿义仍打算不久就带女友回老家结婚。

这样的事例并不罕见。在东莞长安某电子厂工作的小琴，也曾以微薄的工资“养”过一个男友。小琴是重庆万州人，1984年生，2008年春节前厂区舞会上，沉默寡言的小琴结识了在超市工作的前男友，开始了没有底线的付出。超市的收入要比工厂低得多，小琴月入2000多元，十分节俭，对男友却十分大方，“只要看到他钱包里的钱少于200块，就会马上塞几百块钱进去，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却带男友去肯德基和真功夫，只要他喜欢吃，都马上买给他。”小琴说，那时她是期待嫁给这个男友的，但男方却还和其他的女孩子有来往，小琴只能不停地花钱，加倍地对他好。

午后，是大批女工们回到工厂上班的时间，换上工作服、戴上帽子手套和口罩，进入生产线。该大型电子厂人事经理王某说，厂里的女工中有一半在厂外租房，多数都是已婚或同居，不少女工的确“养”着一个男友，这并不是一个贬义词。

本报东莞女工生存状态调查问卷结果显示，70%以上的女工认为，女性较男性更容易找到工作；却有42.5%的女工认为，工厂管理会制约她们私生活的自由，长期呆在流水线上，也使女工很少有机会接触工厂外面的人。而在这间工厂内部，女工与男工的比例是8：2，女工甚至超过80%。王某说，“女工找不到恋爱对象，是现实的问题。说‘养’男友或许不好听，但现实是男人不一定找得到工作，而女工却不可能不找男朋友。”

晚上没法过性生活，只能白天喽。让另外一对出去转转，吃个饭逛个超市，剩下的两个就可以解决了。厚街镇桥头村一个不足20平米的出租屋里，挂起一块碎花布帘。在帘子的两侧，蜗居着两对20岁出头的年轻工厂情侣。星期天，美兰和男朋友一早醒来，简单梳洗了一下，对帘子另一头的情侣说，“我们出去转转，大概中午回来。”想想又补了一句，“两个小时以内不会回来。”在合租的一年时间里，两对情侣就是靠这种默契解决性生活。

美兰和男朋友在厚街桥头一间工厂打工，收入不多，每月300元的房租都是压力。他们俩把原本单间的出租屋划出一半的空间，与另一对情侣合住。两对血气方刚的情侣，窘迫地开始了四人的同居生活。晚上两对情侣拉上帘子，睡在各自的床上。别说过正常的性生活，大夏天的在没空调的屋子里，两个女孩要裹得严严实实地睡觉。美兰的男朋友说，“晚上没法过性生活，只能白天喽。让另外一对出去转转，吃个饭逛个超市，剩下的两个就可以解决了。”几个月下来，这两对年轻人都形成了一种默契，每隔两三天，他们中的一对就会主动出门，告知回来的时间，回来之前还会打电话通知对方。这种默契持续得并不久，美兰已经无法忍受，“这种合租继续下去我会疯掉的！” 事实上，为了让工厂情侣不再尴尬，2005年开始就有东莞企业开设“夫妻房”宿舍，时至今日，更多的企业纷纷以“夫妻房”为筹码，缓解民工荒。

陈波夫妇几个月前就住进这样的一间宿舍。 “我们也曾在厂外租房住过几个月，一个月400元，二人世界当然舒服，不过一到交租就觉得心疼，后来还是搬回工厂。”“所谓‘夫妻房’，也就是一个小单间，只几平米大，以前是一间大宿舍分割出来的，有些房间顶是空的，这边说话隔壁房都能听见。就是这样一个简易的方格间，为陈波夫妇提供了一个不需要付费的私人空间。由于房间完全不隔音，夫妻生活只有处处小心，不能叫床，也不能讲调性子的语言，担心隔壁听见。“时间长了也就不觉得那么尴尬了，别太大动作、太过频繁就行。” 然而，陈波老夫妇仍然幸运，与在莞务工的夫妻数量相比，东莞企业设置的“夫妻房”数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不足一年半的时间里，李丽恋爱三次，失恋三次，三次怀孕，三次流产。寮步某厂区的李丽在东莞完成了一次痛苦的成人礼。三年前，18岁的李丽离开河南老家，跟随姑姐来到东莞，进入寮步该工厂务工。不久，单纯的李丽燃起了对爱情的憧憬，然而等待她的却是一次次的绝望。2007年至2009年间，不足一年半的时间里，李丽恋爱三次，失恋三次，三次怀孕，三次流产。 2007年春，刚刚工作不久，李丽就与同厂务工的一个20岁男工陷入热恋。像所有的女孩子一样，李丽爱情充满了对花哨时装一样的好奇，并在厂区附近的出租房里，完成了她认为是爱的过程。这个时候，她甚至不知道与男性发生关系需要采取避孕措施。不久后，李丽与男友分手，同一时间，她怀孕了。“他给我200元，一个姐妹带我去一家小诊所做了人工流产，花了60多元，很痛。这时我恨死这个男的了。” 这是李丽人生中第一次恋爱，失恋的痛苦令她无暇思考悲剧的原因。在感情低落期，同厂一个QC品质管理组长对李丽表现出无微不至的关怀。并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使李丽再次失恋和怀孕。这次，李丽得到来自男方的2000元，躺上无痛流产的手术台。据李丽说，“组长本来已经带我回广东某市的老家了，但他的家人不同意我们交往，嫌我学历低，只是个打工的。”挫败的感情像麻药一样麻醉了她，数月后，在一个酒醉后蹦迪的夜晚，绝望的李丽与一名迪厅结识的男子发生关系，并不幸地经历又一次怀孕和流产。

“李丽”们的遭遇令东莞市南城区某妇产医院的副主任医师秦文丽感叹，“这些女孩子让人心痛！”在秦文丽曾接诊的病人中，有30%以上是工厂女工，“有一些女孩子要做人流手术，白天上班不敢请假，要夜里来做。更有相当一部分女孩，怀孕4个月才来医院，这种情况需要做引产，对身体伤害很大。” 针对女工性知识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性生活的女工中，有超过10%受访女工表示从不采取避孕措施，她们觉得让男人带着避孕套插进来不舒服。

据广东省妇女维权站的信息显示，女工未婚同居，孕后遭到抛弃占据相当高的比例，维权站站长刘秀连认为，年轻的女工单纯而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她们大多率性而为，对现实缺乏考虑。”

调查结果 在接受调查的2000名女工中，在性生活的频率、性伴侣的数量、以及避孕方式等多项调查中，对避孕方式的选择最令人忧虑。其中，选择“安全套”这一目前被认为最安全有效的避孕方式的仅占22%，还有6%的人采取事后避孕的方法。不采取避孕措施的占8.5%，还有40%的人选择其他避孕方式。

金钱：可使你每天碌碌 也能使你功名天下

特约上海青年报记者8日专稿，2009年12月18日，龙康广从云南来到上海。像往常一样，只要一到上海，第一件事就是去一个家里看看。这个习惯，他坚持了整整10年，因为正是与这个家的特殊渊源，让他拥有了数千万资产，成为一个影响一方的风云人物。

顾建国：跟他相处10年，就是我们的家庭成员了，他很了解老人的心态，他有时候比我们做得还好，一会儿一个电话，每个月都要打电话过来的。

龙康广：说老实话，我现在也过得去，但是我还没有报答他们，他们对我应该说是恩重如山。

10年前，龙康广还是一个落魄上海的广东青年，因为一次奇遇和这个曾经素不相识的上海家庭有了一段剪不断的情缘，也开始了一段传奇的财富之路。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龙康广的千万财富究竟是怎么来的呢？

上海南京路，这是一条每天有上百万人穿行的商业大街。10年前的一天下午，有一个人，居然在这条人流匆匆的街上，捡到了一样他最想要的东西。

龙康广：前面有个家具城，那天我刚好要路过这里，要去看一下，走着，突然在底下有个红色的钱包，就在这里，当时人挺多的，我问了一下是谁的，也没有人答应，那我也找不到谁。打开一看，里面有3000多元钱，还有身份证、名片，还有消费卡。

龙康广当时正处于最穷困潦倒的阶段，为了赚钱，他正在四处寻找打工机会。对他来说，钱包里的3000多元绝对是一笔巨款。

龙康广：当时说老实话，我第一念头有过，有过就是说看到那么多钱不是要要它，看到那么多钱很高兴，但像这种钱我不会要，瞬间过去我就想要还钱给人家。

就在龙康广捡到钱包的同时，一位女士，正因为丢了钱包而火焦火燎，她把坏消息首先告诉了父亲。

顾炳岩：脸色不好看，紧张得很，刚到家他就打来电话，是BB机。

顾建华：我回电话，一个陌生的声音。

电话是龙康广打来的，他当时无论如何想不到，就是这个还钱包的举动让他与一个素不相识的家庭结缘，并开始了创造千万财富的旅程。

顾建华：好人呐，就是这个钱包，我舍不得用，一直保存。

顾哥：当时就跟我妹妹说，一定要交这个朋友。

顾建华：真的，做人一定要做得好一点的。

记者：还一直保存着？

顾建华：对的，一直保存着。

记者：这么多年来还一直保存着？

顾建华：是的，因为这个钱包对我来说也很重要的，他是一个拾金不昧的人。就是这样子，当时里面有3000多元钱，身份证和名片，就这样子，这个钱包后来我就舍不得用了。

龙康广交还了一个钱包，同时与这家人交上了朋友。接着两个月之后发生的一件事，又让他从此走进了这个普通的上海家庭。

有一天，顾建华的父亲突然因病住院。龙康广本来是想去看望一下，结果去了老人与他聊的非常投机，他就每天晚上去医院照顾老人。

半个月下来，老人把他当儿子一样看待，他也在照顾老人的同时，享受着久违了的家的温暖。

龙康广：他把我叫儿子的时候，我感觉到了一种关爱，我从小离家，没给老人尽孝，反过来也没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顾父：本来一个儿子，一个女儿，60多岁又多一个儿子了。

龙康广来自广东省徐闻县下桥镇的一个贫困家庭，14岁就开始在广州市闯荡，能叫出名来的苦力活几乎都干过，最终用打工积攒的钱办了一个家具厂。然而后来因为跟上别人做房地产生意，厂子赔进去不说还欠下朋友上百万元巨款。

龙康广来上海就是打算从头再来，然而，靠打工，何年何月才能赚到开一个厂子的资金呢？

龙康广的心事，没有瞒得过顾家。一直把他当作自家人的顾建华，在了解家具市场确实充满商机之后，决定帮龙康广一把。在她的提议下，一个为龙康广凑钱的计划在顾家悄悄地开始实施。老人顾炳岩首先拿出了10万元积蓄，一家人凑了整整100万元。

顾建华：我们就把他当作亲人一样，就像亲人他有些困难，有要求，又是很合理的，我们为什么不去帮他呢？

顾炳岩：我认为他值得相信，不相信他我不会做这个事情的。

记者：你怎么就那么信任他呢？

顾炳岩：我信任他，我几十年在上海，看人还马马虎虎还是可以的。

龙康广并没有让大家失望，从100万启动资金开始，六年时间内就还了全部欠款，而且积蓄上千万元。龙康广早已今非昔比，但想到那传奇般的100万，至今感慨万端。

龙康广：如果说没有他们帮我这100万，我肯定是没有今天的，因为那时候我真的是周转没有钱。

顾父：人在世间光靠钱是没用的，情比钱重要，因为他人好。

一个落魄青年因为捡到的一个钱包，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奇缘。归还钱包不仅收获一段情感，而且得到百万资金扶持。当他再次遭遇事业低谷，他又靠钱包的渊源获得一个财富秘密，从此打开千万财富之门。致富经继续讲述龙康广从一个钱包开始的财富新路。

龙康广因为一个捡来的钱包，与失主一家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并且得到100万元的资金支持。这一百万元让他彻底走出困境，短短几年时间，就积累资金上千万元。然而，2005年他突然迷上了一个与家具毫不沾边的行业。

2005年3月，龙康广拿出全部积蓄，在云南省西双版纳自治州景洪市，承包了4000亩土地，开始种起了香蕉。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他去云南种香蕉的呢？

原来当时家具市场竞争已经非常激烈，利润微乎其微。2005年龙康广回广东过年时，发现一个朋友，只种了一年香蕉就赚了上百万元，朋友告他说，当时种香蕉利润能达到60%。几种因素让他选择了香蕉。

相对广东、海南、广西等地来说，云南的香蕉产量并不高。特别是西双版纳，四季如春，具有得天独厚的香蕉种植条件，开发潜力巨大，所以龙康广把种植基地选择到了西双版纳自治州的景洪市。

景洪市经济作物推广站站长：在2004年以前，当地的香蕉主要是以庭院式的种植为主，零散、分散，品种也是当地的传统品种，从规模上来说，它也没有这样集中，上市的时间也不太明显。

龙康广是按照当地蕉农的一贯方法种植的，夏天种下，春节期间集中采收，正常情况亩产能达到4000公斤左右。龙康广当时并没有想到市场隐患，他盘算着，按照每公斤2元的批发价售出，他的4000亩香蕉一年就会赚到多大一笔钱呢？

龙康广在期待中迎来了香蕉的第一次丰收，他把好消息告诉了广东的父亲母亲，也告诉了上海的爸爸妈妈，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一个无端的谣传，一下子粉碎了他的所有梦想。

对于很多香蕉种植户来说，2007年的记忆是惨淡的。这一年春节之后，中国一家媒体报道说，某地香蕉感染了巴拿马病毒，这种病毒被称为“香蕉癌症”。这条消息被很多人曲解，后来以一条短信的方式迅速传播，给消费者心里造成了严重恐慌，一时间人们谈蕉色变。

销售商：实际上，当时那个记者说话并没有毛病，香蕉树上的叶子黄了，在国外叫巴拿马病，如果得了巴拿马病这个病是没有办法医治的，所以举了个例子说就像人得了癌症似的，几乎就是绝症，没有办法治疗，所以，从舆论上传到老百姓嘴里，有些人不懂这个，就说吃香蕉得癌症，这一下子就坏了。

种植户：赔了200多万，龙康广种得多赔得更多，很怕。

当时，龙康广的香蕉已经全部成熟，正在集中上市的季节，必须在两三个月内全部卖完。面对严重滞销的市场，龙康广的4000多亩香蕉最终有1/3烂在地里，整整亏了900万元。

龙康广：充满了理想，想把它做好做大，但好像一下子破灭了，一点希望都没看到，那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钱也没了，有一段时间也会做噩梦，有一天晚上就感觉很怕，等于在梦中哭了，然后我惊醒了，醒过来以后，真的枕头都哭湿了。

妻子陈玉：我就说亏也亏掉了，你现在想那么多也没有用，比如说你说要到外面讨饭，要钱，我会跟着你要饭的，只要你的身体要健康。

龙康广因为一个钱包得到了100万，又因为这100万，赚到了1000万，然而，这个时候却突然亏赔了900万，几乎又回到了一无所有的状态。

惨痛的打击让龙康广头脑发蒙，他的妻子想方设法帮他调整状态，连续几天赔他去当地的旅游点上做泼水游戏。

龙康广：有几个傣族姑娘，看我的个子矮矮的就过来泼我，她们猛泼我，泼得我气都喘不过来。我也不管了，就泼泼泼把心中的郁闷都泼掉了，有点回到童年的感觉，把什么都忘记了，那时候什么烦恼都没有了，感觉生活还是很美好的。

龙康广好长一段时间才从失败的阴影中回过神来。他痛定思痛，开始冷静思考一个问题：由谣传造成的市场危机只是偶然事件，但香蕉由于季节性的扎堆上市，造成的价格大起大落却几乎每年都会发生。那么要规避这些风险，就要想办法延长香蕉的销售时间。

龙康广萌生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让自己的香蕉在各个季节分批次成熟，分批次上市，但这种设想究竟怎样才能实现呢？

就在他忧心忡忡的时候，还是源于那个捡来的钱包，一个神秘的人物出现了，让龙康广再次打开了千万财富的大门。

龙康广因为一个钱包在上海积累了上千万资金，然后用这些资金种了4000多亩香蕉，谁料收获季节却遇到了市场寒流，赔了整整900万元。他的遭遇让上海顾家非常担心，也开始和他一起出主意想办法。终于在他最需要的时候，给他引荐了一位香蕉界的神秘高人。

顾建国：有一个朋友在上海，据说是从香港过来的，搞香蕉搞得挺好的，所以，我设法就和他联系。

龙康广立即来到上海。顾家首先把他带到长期销售那个人香蕉的一家水果店。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的香蕉1毛1斤都没人要，而这里居然可以买到3块多钱。

同样是香蕉，价格会如此悬殊，那个人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人物呢？

他就是龙康广要拜访的人，叫赵永强，是一位在20多个国家和地区做果品生意的香港商人。赵永强的公司总部在香港，在菲律宾等地有香蕉种植基地，近两年主要精力在国内市场，每年在国内销售进口香蕉1000多万公斤。

赵永强：你看香蕉来的时候，是真空包装的，减少他的养分，这样香蕉就在睡眠的状态里面，到了以后，我们现在切口，拉出来切个口，催熟的系统能够控制，跟手工的催熟不一样，我们催熟之后能够做到表面能够成熟在先，里面的肉成熟在后，这样的情况下，这个香蕉投放市场以后，能够存放的时间比较长。

在赵永强的加工车间，龙康广看到了一张香蕉色度对照卡，反映了香蕉由生变熟的颜色变化。这也是赵永强催熟的标准之一，也是他香蕉价格高的秘密之一。

我国是世界香蕉主产国之一，但香蕉的包装和催熟工艺还相当落后。全国每年进口香蕉20多万吨，而出口量微乎其微。据赵永强介绍，其实国产香蕉与进口香蕉并无内在区别，只要注重外观质量，完全可以与进口香蕉分庭抗礼。

龙康广意识到了自己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他迫不及待地要求与赵永强合作。

赵永强：最吸引我的是他理念上他能够理解，我过去和很多果农做过实验和合作，但是理念上眼光上大家都看得很短，但龙康广他能够看得长远，因为我们公司也是不断地供应中国，也到菲律宾也供应其他国家，韩国、中东这一块我们也可以合作起来，让中国的香蕉打进这些市场。

由于进口香蕉成本相对高，当时，赵永强也正想在国内找一家合适的种植企业合作。让龙康广感到意外的是，对方要求他所做的，正是他梦里都想做到的。

龙康广：他说你为什么不能像菲律宾那样种呢，为什么不能常年供应呢？我感觉很兴奋，这也是我的心病，我一直也在想怎么样才能长期地可持续发展。

在龙康广的邀请下，赵永强立刻前往西双版纳，指导龙康广改变传统种植方法，实施一种叫三代同堂的种植模式，准备一年四季上市。

赵永强：这是第一代，你看它已经长果了，这个是第二代，是这个树生出来的第二代，这个是生出来的第三代，所以讲叫三代同堂。

这把用来给香蕉注射营养液的短枪是赵永强提供的，龙康广搬来赵永强的技术，让自己的香蕉三代同堂。三代香蕉的成熟期相隔6-7个月，只要第一代香蕉在种植时有意识的分期梯次去种，就会形成梯次成熟的良性循环。到2009年，龙康广已初见成效，采摘期由原来的3-4个月延长到了9个多月。

经销商：你要是能够保证你一年四季都有香蕉，我们作为香蕉的客户也比较稳定，一年四季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装你的香蕉。

2009年10月中下旬开始，广西香蕉由于扎堆上市，价格由之前的一公斤2块多降到了几毛钱。市场寒流引发人们的广泛关注。这期间龙康广必须采收的香蕉只占很小的比例，所以影响并不是很大。而从12月中旬开始，市场渐渐回暖，他的香蕉也随之提高了价格。

龙康广：这把香蕉有6斤，现在一斤一块钱的话，有5毛钱赚。

这是龙康广在2009年11月份拍下的一组照片，夸张的动作表现着他灿烂的心情。这一年，他把种植规模扩大到了7000亩，其中一半与赵永强合作，卖到了高端市场。全年销售收入3500万元。

龙康广彻底翻身了，他忘不了改变他命运的那个钱包和上海的那个家庭。2009年12月，他来到上海，要接顾家的两位老人到西双版纳旅游避寒，同时也看看他们儿子的香蕉园。

曾经的车床断指工 今天的现代化种猪富豪

特约光明日报记者8日现代化养猪专家钱仁界专访，男人要有霸气，说一不二，还要有种豪气，待朋友就是要两肋插刀，第三个就是大气，朋友有难，我身边只有200元钱，对我来讲，最少要给他150元钱。

他叫钱仁界，钱，对他来说，充满了戏剧性。16年前，他曾是一个拥有9000万现金的富豪，而之后的一段时期，他居然身无分文，要靠举债过日。而如今，他又成了左右一方市场的亿万富翁。这16年，他究竟有着怎样一段传奇经历，他的人生为什么如此戏剧性的大起大落呢？

无锡，太湖区域最美的城市之一，钱仁界就在这里长大。他大起大落的人生大戏也从这里开始上演。

钱仁界十六岁时进了一家车床厂当了学徒工，这在当时，对于一个农家子弟来说，原本是件幸运的事，然而，不幸却发生了。

30年前的一个晚上，为了多挣钱，钱仁界到晚上9点多还在加班。当时，他要做的就是用这样的冲床，把钢板加工成叶片。

钱仁界：当时还要拿那个叶片，摸来摸去摸了几次，没有抓住那个叶片，后来一看，那个手指头没有了，当时反正脑子也是一片空白，当时就说怎么办怎么办。

右手的食指和中指两根手指都被冲床扎断，钱仁界转瞬之间成了残疾人。

钱仁界：毕竟农忙期间还要回家干农活的，那么我少掉两个手指就没法插秧？将来又怎么办，你变成残疾人，将来娶不到老婆了。

少了两个手指，钱仁界不但失去了这份工作，连农活也干不了。潜意识告诉他，别人怜悯的目光将伴随他的一生。20多岁，一事无成。盖房子、娶媳妇在别人眼里很平常的事，却成了钱仁界的奢望。极度自卑的他在一天早上悄悄离开了老家。

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是个商品经济和市场意识大爆发的年代，钱仁界踏上了经商之路，因为对车床行业比较熟悉，他就来到广西做起了车床销售生意，之后又卖过汽车，风风雨雨，一路奔波。
钱仁界：我看了他一眼，人家就打你两个耳光。我一摸100元钱没有了，和我面对面的那个人偷的，那我就给他肩膀一拍，给他大拇指一翘说，你本事很大，我当时两个手指断了，我找他点一下，他马上就把那个钱就还出来了。

断了两个手指的钱仁界的经商生涯充满了传奇色彩，生意从国内做到了国外，财富迅速积累。
在外漂泊多年，钱仁界总想回到家乡，让那里的人们重新认识那个曾经穷困潦倒一无所成的钱仁界，而且，当年无锡作为开放城市之一，优越的投资环境也吸引了他。1994年钱仁界卖掉了所有的资产，换成9000万现金，衣锦还乡了。

钱仁界：很炫耀，这9000万元，我说这辈子不可能为钱而发愁，怎么也花不完了，你想一天花1000元钱总够了，一年也不就是30多万元。

当时，钱仁界完全沉浸在金钱带来的快感中。这几位都是钱仁界20年前就认识的好朋友，他们目睹了钱仁界那时候的生活。

朋友：从20世纪90年代初吧开着奔驰，换车都换了十几辆了。手上这块表是劳力士，这个还是一般性的，还有真家伙，还有几十万的真家伙，满天星手表家里。
那是一段乐善好施而无比风光的日子。当时的钱仁界怎么也不会想到，9000万现金有一天会化为乌有，而那一天正一步一步地向他走来。
朋友：家里有困难，买房子都是他赞助的，这个人是很大方，就是有钱人的心态。
钱仁界：来借的3000元5000元，3万5万元都不记账的，都记不清楚了，那么，除非就是10万20万元以上的，就是10万元以上才记账。
对钱仁界来说，这些都已成了过去。这是钱仁界在1994年建的车床厂，现在已经是物是人非了。

当年，这种冲床曾经夺走了他的两个手指，回到无锡后他建起这个车床厂，一来是想从内心弥补自己的失指之痛，二来也想靠这个厂子稳定赚钱。没想到，因为一次在别人眼里近似疯狂的投资，不但让他放弃了这个厂子的经营权，而且还把他所有的钱都花光了。
最终，让钱仁界花光9000万元巨款的是这个地方。在当时，这里几乎是全无锡最豪华的猪场，他的先进程度甚至在全国都很少见，这个猪场不但花掉了钱仁界所有的钱，而且使他的人生态度发生了彻底的转变。那么，工厂做得好好的钱仁界为什么要来养猪呢？这要从一次日本之行说起。
1997年钱仁界去日本考察项目，在一家猪场居然发现了这样一套监控设备。
钱仁界：当时我们去主要是参观猪场，一看，他的猪场是不允许参观的，就在会议室里看大屏幕显示，当时他们跟我这种款式不一样的，感觉很先进我们没法跟他们比。

用先进的设施、优美的环境、养出高品质的高价猪，钱仁界敏锐地意识到，这也一定是中国养猪的方向。另外，当时自己的车床厂三角债问题严重，他也正在物色新的项目，从日本回来，他向朋友们发出豪言壮语，他要建全国一流的养猪场。
朋友：他说他养猪，我们跟他说，你养多大规模的，他就跟我们说了，他要养中国最大规模的。
钱仁界：全国第一，最起码在我们周边这个地区要第一，当时的想法，不差钱，当时不差钱。
1997年，钱仁界投资3600万元，在太湖边的这片区域，建成了一个占地500亩的大型猪场。
像b超机、监控器、中央空调、产子床这些设备，现在都已经稀疏平常了，然而，在13年前却挑战着人们的传统观念。当时，大家都觉得钱仁界就是在祸害钱。
朋友：全部是中央空调的，我们都看不懂，猪怎么放在中央空调里面，种猪吃的都是牛奶鸡蛋。
钱仁界：周围人都说这个人是猪脑筋，那个猪脑子，他花那么多钱，这个养猪要盖那么好，他说是去养猪，也不是去种金子。
不仅如此，钱仁界还以1200多万元的惊人高价，从美国和加拿大引进了750头杜洛克、大约克等优质的祖代种猪。

这些品种的猪当时在国内很难见到，平均每头猪钱仁界花了将近3万元。他打算通过这些种猪不断地扩栏，在5年内把猪场发展成上万头的规模。

第二年，当第一批小猪生出来的时候，钱仁界觉得自己最要做行业的龙头老大了。然而，很快钱仁界就发现自己的如意算盘打错了，1998年当第一批种猪出栏的时候，生猪价格遭遇了低谷，直接影响了农户养猪的积极性，本来当做种猪培养的猪，在市场上根本没人买，钱仁界只能眼睁睁看着它们长到100公斤以上，最后，原来的猪舍再也装不下它们了，没办法钱仁界又投了3000万建了第二期猪舍，来安置这批种猪。

这时，整个猪场已经投入了近7000万元，规模达到了3000亩地。然而，疯狂的投资过后，市场并不买账，行情依然低迷，钱仁界不情愿地感觉到，原以为永远花不完的钱这个时侯越来越紧张了。为了保住猪场，钱仁界只能从工厂不断地往猪场抽调资金。终于有一天，工厂的钱被抽干了，万般无奈下，他只能将原来的工厂转给别人经营。

钱仁界疯狂的投资不仅让外人嗤之以鼻，就连自己的妻子也不能接受。

这是钱仁界在1994年盖的房子，这里留下了一段伤心往事。在他9000万元几乎花光的时候，婚姻亮起了红灯，一直反对他投资猪场的妻子忍无可忍，选择了离开，钱仁界的生活过得异常艰辛。

钱仁界：身边零花钱只有一两百元钱，那是不可思议的，在我的人生过程当中，从来没有考虑到，就是自从我有了钱以后，从来没有考虑到我为这个钱而发愁。

钱仁界彻底没钱了，而猪场每个月至少还需要五六十万流动资金，一天都不能等，这笔钱从何而来呢？

玩车，一直都是钱仁界最大的爱好，为了度过难关，钱仁界甚至把自己最喜欢的几辆车也卖了。然而，钱仁界坚信，高投资高要求一定能养出高质量的猪，也一定能带来高回报。当时，钱仁界是孤独的，然而，有一天，他终于听到了支持的声音。

她叫韦澜，认识钱仁界的时候，正在经营一家服装公司。当时，钱仁界黑黑瘦瘦的，朋友们都戏称他是非洲小白脸。

钱仁界：有个朋友就说，黑这个算黑什么，他跑到非洲去就是个小白脸。
那时，钱仁界尽管对自己的魅力毫不怀疑，但因为众人对他投巨资养猪的不理解，他并没有第一时间向韦澜交代自己的身份。

韦澜：他说他是搞现代农业的。
记者：他说他搞现代农业的？
韦澜：对。
钱仁界：人家一想，养猪这个家伙也没出息的，现在我们这个高科技就是现代农业，就比较含义很广了，含义很广，那就是这样，那我们当时还有个要面子问题。

现代农业到底是什么样？韦澜决定要自己亲自看一看。最后，她明白了钱仁界所谓的现代农业其实就是养猪。出乎钱仁界预料，知道自己就是养猪的，韦澜并没有看不起他，而且更加钦佩他。
妻子：一般农民养猪都是非常简单的，随便给点吃的给点喝的，后来到农场一看，没想到这个养猪是这么大规模的，这么现代化。

理解自己的人终于出现了，钱仁界非常感动，在一个合适的时机，他主动邀请韦澜父母一起吃饭。

钱仁界：第一次见她父母，那我就叫她妈叫了一声阿姨，不到两个小时吃饭，吃饭后，我就叫她妈叫了一声妈。
妻子：好像觉得他脸皮特厚就是那种感觉，但后来慢慢熟悉了以后。我父母对他评价也是不错。
韦澜喜欢上了这个幽默实足的钱仁界。那时钱仁界正深陷困境，因为顾及面子，他并没有和韦澜说自己缺钱。

钱仁界：我跟她借钱，我不会直接讲，我会转弯抹角说，我知道她这个人也比较聪明。
妻子：也不用讲，意会就可以了，我当时觉得他有困难，像自己人一样的就应该去帮助他。
当时韦澜做生意挣了50万投资了股市，因为怕钱仁界等着钱用，于是偷偷地把股票卖了，把所有的钱都给了他。故事的结局是韦澜关掉服装厂安心做了钱仁界的妻子。

钱仁界：他不开心的时候，就提起这个事，你还借了我的钱，我说你还提借什么钱，我说人都是你的了，还谈什么借不借。
爱情并没有让钱仁界继续狂热，反而让他开始冷静思考自己的生活，重新审视自己以前的所作所为。

钱仁界：那个时候的落差那就是一言难尽了，是不是头脑发热？

危难之中，以前得到他帮助的朋友没有袖手旁观，纷纷解囊相助，让他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从那以后，钱仁界彻底变了。那么，他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他花出去的9000万元巨款是不是也能像他的爱情一样，失而复得呢？

钱仁界：你喂猪不能这样到处撒的。
这是记者采访时看到的一幕，钱仁界正在与浪费饲料的工人较真。原来，一小时之前，钱仁界是通过猪场的套监控设备观察到这个情况的。

钱仁界：那么像这种情况，他是违规的，那就是不应该这样撒，应该在前面，有料槽，撒在料槽里。
工人：其实我也是乱了头角。
工人被说得心服口服，此时的钱仁界，在工人们眼里是个精打细算的老板，再不是那个花钱如流水的钱仁界了。原来，钱仁界开始审视自己从前的行为，尽管他认为自己的大方向并没有错，但挥霍浪费的习惯显然是大错特错的。钱仁界在精打细算的同时，还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自己的猪再好也必须主动寻找市场。

就在2002年第一场雪的时候，机会悄然降临。

有一天，钱仁界去无锡市兽医站找马惠明站长学习养猪知识。他听到了一个让他兴奋的消息。兽医站正在做良种推广，钱仁界觉得自己养的猪就是好的品种，为什么不借助兽医站的平台帮助自己销售呢？于是就邀请马惠明到自己的猪场看一看。

马处长：农民自养的母猪，头胎一般只有七八头，这个种猪头胎就能在10头以上。
农户：刚产下一头猪的本钱大致有200元钱，如果多产一头那就等于多赚200元钱。
从2002年开始钱仁界的种猪通过当地的畜牧站向无锡一带农户推广。然而，就在他的猪逐渐打开销路的时候，2007年，他又干了一件让大家看不懂的事。

这是钱仁界2007年建的发电站，前前后后共花了1400万元。那么，钱仁界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建这个发电站呢？

原来，钱仁界猪场当时年出栏已达到4万头，每天的排泄物就有80吨。他想到，如果放任这些污染物流入太湖，一方面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另一方面他的猪场也不会长久。

钱仁界：我是这里当地人，喝大运河水长大的，是我们的母亲河，那么我也不忍心来污染这个母亲河。
2007年钱仁界在专家的建议下，建了一个沼气发电站，将几万头猪的排泄物变废为宝。就在电厂建成的同时，钱仁界得到了一个意外收获。

2007年，太湖流域集中治理蓝藻污染，由于蓝藻可以和猪排泄物混合发酵，能生产无毒的蓝藻肥，而且能产生更多的沼气用来发电。钱仁界的发电厂有了用武之地，他无偿处理了几十万吨蓝藻，成为当地环境治理的功臣。

接着，太湖流域开展了大规模的猪场整顿。因为先进的硬件设施以及超前的环保体系，钱仁界的猪场成为周边唯一幸存下来的养殖场。现在,猪场的年销售额达到了4500万元。

前不久，钱仁界腰部动了一次大手术，大病初愈，他对人生很是感慨。

钱仁界：动了手术以后，躺在床上不能动，吃喝拉撒都在床上，满一个月以后下床，进卫生间，那个时候感觉到特别幸福。

幸福原来不需要太多金钱作为修饰。经历了大起大落、大悲大喜之后，钱仁界正在以更加理性的态度去品尝着人生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