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荧幕吻戏缓慢小步 社会状况飞速大步

特约中国青年报记者2日专稿，1980年，开辟新中国荧幕第一吻的《庐山恋》，张瑜和郭凯敏那一记羞涩的“蜻蜓点水”，至今让观众难忘；30年后，由张瑜亲自导演的《庐山恋2010》，即将于国庆期间上映，面对片中多次上演的激情吻戏，连张瑜自己都说得意味深长：“现在再拍电影，如果只有吻戏，观众能满足？”

　　回望中国荧幕三十年，从不吻到吻，从轻描淡写到浓墨重彩，《庐山恋》更像是吻戏的缩影，正如《庐山恋2010》还没上映，许多网友都称“"与时俱进"的大量吻戏，很可能也会让《庐山恋》的感动不再”一样，在吻戏越来越多的时代，经典越来越少，已经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

　　回望中国荧幕吻戏史，那些在观众的记忆中留下深刻印记的吻戏，都带着极大的创新精神和突破意义，当吻戏从石破天惊变得稀松平常，以至于在吻戏泛滥的今天，我们很难找出在观众心目中能引发共鸣的片段。既然如此，我们不妨来回顾一下荧幕吻戏如此火爆的今天，前辈们曾走了一条多么不寻常的路：

　　1979年的《生活的颤音》中，一对情侣在告别时本有“接吻”的意图，后因导演不敢放开，被刻意改为女方的母亲推门而入，硬生生地将这一吻扼杀，但也算羞涩迈入了吻戏史第一步。

　　1980年，《庐山恋》中，男女主角身着泳衣同游，张瑜只是轻轻地吻在了郭凯敏的脸上，这一记“蜻蜓点水”却在中国荧幕史上写上了划时代的意义。据张瑜回忆当时导演为了那不到一秒钟的吻戏，在现场纠结了几个小时。

　　1980年，在该片中，扮演女主角的意大利留学生裴兰·尼克莱达和男主角拍摄的吻戏，最终呈现在影片里的是被剪剩的三秒钟接吻镜头，此举结束了新中国电影31年来无吻戏的历史，而且这次冲破禁区还是另辟蹊径借助了“外国元素”。

　　1986年，勇气可嘉的谢晋导演，在《芙蓉镇》中创下中国电影最长接吻镜头，特写时间长达4分23秒，电影中刘晓庆扮演的“豆腐西施”与姜文扮演的“右派分子”一场嘴对嘴的激情戏曾引发轩然大波，在那个风气保守的年代也给观众很大的震撼。

　　1997年的这部王家卫经典作品，曾荣获第50届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作为一部同性恋题材影片，片中的吻戏也是突破尺度，争议不断，十几年后，王家卫都还要感谢张国荣和梁朝伟的艺术献身精神，而两位主演曾称拍摄影片时已到要看心理医生的地步。

当张艺谋将史上最纯净小说《山楂树之恋》搬上银幕，大量的网友将矛头对准了老谋子这次纯情得用力过度，连原作者艾米都表示，电影删掉原著中的几场吻戏，没什么道理，“《山楂树之恋》的主线就是静秋由惧怕"失足"到主动要求"失足"的转变过程，每场吻戏都是这个过程不可或缺的部分。如果去掉，就等于去掉了故事的主线。”有网友表示：“《山楂树》完全是中学生式的无性爱情，原著显然比电影真实得多，不相信无性就等于纯情”，更有网友直言“《山楂树之恋》装纯很难看”。
　　
　　老谋子的行为相对小众，更多的作品是像今年热播的《泡沫之夏》、《对不起说我爱你》这般在吻戏上大展拳脚的制作，而当观众表达质疑时，制作方都喜欢用“因为剧情需要”作为说辞。但事实是，不少观众反映，有些作品中去掉作为“一滴香”的吻戏后，基本没啥看头了。

　　真的是无吻不成戏吗？前不久热播的电视剧《大丫鬟》中，马雅舒和三位男主角爱得死去活来，亲密镜头最多却只是拥抱而已。后来爆出消息：原来马雅舒的洋老公不喜欢马雅舒有吻戏，于是用了二十万元帮其“清洁”荧屏，将大量的床戏和吻戏镜头删得干干净净。

　　有意思的是，这部完全没有吻戏的电视剧创下了极高的收视，于是有网友表示，“马雅舒的洋老公删得很到位，这样一来，大人看得津津有味，也不介意孩子在一旁凑热闹了。”

夫妻间忠诚协议“空床费”难倒最高法院

特约法制日报记者1日专稿，夫妻之间规定一方出轨就要赔对方巨款，看上去是一桩家务事，法院到底管不管，最高法院的法官们很为难。定于年底出台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目前至少进行到了第七稿的阶段。对这个问题该如何处理，负责起草解释的最高法院法官们仍然难以定夺。

最初的草案规定，只要协议是双方自愿签订并且不违反法律规定，法院应当支持。后来，起草人的态度发生逆转，又规定，法院对这类协议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该驳回起诉。最新消息是，这一条将被删除，最高法打算干脆什么都不说。

那些希望听到最高法一槌定音的司法界人士可能会感到意外。在婚姻法领域，忠诚协议一直是所谓“同案不同判”最典型的例子，最高法似乎迟早得给个定论。律师贾明军代表上海律协参加了司法解释前期研讨。贾明军这些年经手的离婚案中，夫妻签订忠诚协议的数量不少、情况各异。

据报道，上海是目前中国离婚率最高的城市，婚外情泛滥是离婚率居高的主因之一。巧的是，8年前，中国第一份支持忠诚协议的判决就在这里诞生。在那个著名案件中，当事人贾某和曾某签订协议约定，如果一方出现背叛另一方的不道德行为，必须赔偿对方名誉损失及精神损失费30万元。协议签订后不久，贾某就发现丈夫与其他异性有染。之后的离婚诉讼中，贾某以曾某违反夫妻忠诚协议为由，要求上海市闵行区法院判令曾某支付违约金30万元，得到了法院的支持。

法院的判决旋即引起法律界的广泛讨论。一派认为，忠诚协议是当事人自愿订立，符合婚姻法关于“夫妻应当相互忠实”的原则精神，应该支持；另一派的看法是，“夫妻应当相互忠实”是道德义务，不是法律义务，忠诚协议限制了一方的人身自由权，有违法律规定。

两年后，上海市高院发布内部司法解答意见，规定类似诉讼法院不予受理，表明了和闵行区法院不同的态度。同年，重庆九龙坡区法院审理了一桩引发更大争议的“空床费”案，给法学界带来更新鲜的素材。

该案中，夫妻双方约定，如果丈夫在午夜零时至清晨七时不归宿，按每小时100元的标准支付空床费给妻子。在后来的诉讼中，法院支持了妻子这一请求。直至今日，各地法院对待忠诚协议的态度不尽相同。北京、安徽、广东等地出现过支持的判决，上海、浙江等地法院则倾向于不予受理。

将近十年过去了。本次司法解释主要起草人、最高法民一庭法官吴晓芳在一次讲座上说，在讨论法院该不该支持忠诚协议的问题上，正反两方的意见依然势均力敌。

认可协议就是女权思维？吴晓芳本人倾向于认定忠诚协议有效。2007年，不同观点激战正酣时，她在《人民法院报》发表文章，明确主张：法律规定的“夫妻应当互相忠实”虽是道德提倡，但对于当事人约定的忠诚协议，法院应该支持。

她特别回应了社科院研究员陈盨的担忧。陈盨认为，认可忠诚协议的判决只能使情感在人们的社会观念体系中进一步贬值，因为情感正在离开人们的内心体验而向金钱衡量靠拢。吴晓芳在那篇文章末尾写道：“感情没有了，婚姻解体了，起码在经济上还能得到一些保障吧，也许婚姻契约不失为聪明女性的明智选择。”

这句话不经意间透露了法理之外的考虑。那就是，法院认可忠诚协议的效力，可以保护在婚姻格局中处于弱势的女方。这是支持忠诚协议一方所持的重要理由。2001年婚姻法写入“夫妻应当相互忠实、相互尊重”，一定程度上也为了保护女性权益。在宣传婚姻法修正案的座谈会上，全国妇联原副主席顾秀莲说，这些年来，妇女关于婚姻家庭问题的投诉、求助和咨询，在妇联的信访总量中已占到40％以上。

在婚姻家庭领域中，妇女是重婚、婚外性行为、家庭暴力等现象最直接的受害者。中国的婚姻法一直被认为是女权本位的法律，有评论者戏称，说白了婚姻法就是妇女权益保护法。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会长夏吟兰没有正面评价这种说法。她调研的结论是，中国女性确实在婚姻中出于弱势，很多签这种协议的人都是男方多次出轨，理应付出代价：“你想想女方背后有多少羞辱和痛苦！”夏吟兰的另一个身份是北京市妇联副主席。

同样是女性的婚姻法学者马忆南做过男女对婚姻投入情况的研究。她发现，女方一般在年轻的时候投入较多，成就男方的财富积累，如果婚姻持续下去，女方可以在老年阶段享受丈夫的财富和其他补偿，长期看双方对婚姻的投入是相当的。如果男方在婚姻中途退出，即便双方没有忠诚协议，法律也会补偿女方为此付出的机会成本，比如在离婚财产分割、家务劳动的补偿等方面弥补女方的损失。

撇开女性弱势论，支持忠诚协议一方更有说服力的观点是，协议符合婚姻法的精神，尤其是“夫妻应当相互忠实”的原则。在今年5月份召开的专家论证会上，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陈苇就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她说，婚姻法既然规定了夫妻应当相互忠实，当事人又订立了这方面的协议，法院就应该受理。“如果否定这种协议的效力，那法院宣扬的是什么价值？”

厦门大学教授蒋月告诉记者，性忠实是一夫一妻制最核心的内容，2001年婚姻法修改之所以写入“夫妻应当互相忠实”，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遏制泛滥的婚外性行为。她甚至认为，一方如果以对方违反了这条原则起诉，法院也应该受理。目前，最高法规定这类情况不予受理。

沉默或为上策。按中国婚姻法的精神，卖淫嫖娼同样违反“夫妻应当相互忠实”的原则。假如允许当事人以这条原则直接起诉，法院的工作量难以想象。北京市某区法院的一位法官说，目前忠诚协议的诉讼不多，依他的经验判断，一旦最高法院规定对忠诚协议予以受理，这方面的案件数量估计不会少。

一些法官还担心，最高法明确表示支持将助长捉奸行为，败坏社会风气。“法院不受理，当事人难道就不去捉奸了吗？法院受理了这类案件，对当事人的行为是一种约束，只会让社会风气越来越好。”陈苇说。不少忠诚协议本身就是捉奸后的产物。

律师贾明军说，他代理的案件，往往是一方早就准备好了协议文本，在捉奸现场对方尴尬无奈之时，要求他（她）签下这份协议。通常，律师给出轨方的建议是尽快报警。因为报警意味着签订协议当时受到胁迫，日后诉诸公堂，报警记录可以作为请求法院撤销协议的证据。见多了协议的出笼过程，律师杨晓林另有一番体会。

“往往都是把后面的财产赔偿写好了，再在前面加上几句要忠诚之类的话，唱唱高调。”杨晓林认为这是自感维持婚姻无望的女方，为男方设置的一种圈套，一旦官司打起来，男方又很难举出证据。如果认可协议的效力，对男方并不公平。男方也是成年人，难道不知道在协议上签字意味着什么吗？签了还不认，这个社会还有诚信吗？

在一些强烈主张女性权利的人士看来，杨的说法不堪一击。对于司法机关来说，考量是否承认忠诚协议的效力，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协议内容能否强制执行。现实中忠诚协议的内容五花八门，让最高法很难下一定论。

律师柯直去年办过一个类似的案子：夫妻签订协议约定丈夫如果出轨，必须给妻子8万块钱，到杭州的武林广场跪8个小时。“如果法院判定协议有效，那么下跪8个小时如何强制执行？”柯直告诉记者，法院最后回避了这个忠诚条款，8万块钱也没有支持。

当事人的想象力有时甚至逾越法律和公序良俗的范围。比如，协议规定一方出轨，必须净身出户，或者不能探望子女，或者不能提出离婚等等，实践中非常泛滥。马忆南说，这类把出轨方置于死地的规定，有的已经危害了第三人的利益，有的限制了对方的离婚自由，法官应该认定无效。在一些情况下，需要法官综合夫妻订约动机、赔偿数额的比例、责任条款的合法性等方面进行考察，从而认定协议是否有效，这对法官的司法素养和技艺提出很高的要求。

理论上的争议和实践中的复杂性，促使最高法最终可能对忠诚协议保持沉默。在马忆南看来，如果最高法表态，会造成更多夫妻身份关系的契约出现，不值得提倡。最高法什么都不说，留给法官在个案中自由裁量，是为上策。

马忆南是最早对闵行判决提出质疑的学者之一。她当时的理由是，“夫妻应当相互忠实”只是道德提倡，不是法律义务，这种带有身份性质的权利义务，只能由法律明文设定，当事人无权通过约定创设，否则，可能侵犯一方的人身自由。现在，随着司法判例越来越多，她的看法有所调整，认为这样的协议符合婚姻法的精神，不能一概否定，但仍然需要特别谨慎。

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虽然在基本原则中写入了夫妻之间应当相互忠实，但在其他具体规定上保持了节制和谨慎。比如，它只规定两种违反此义务的情况可导致离婚损害赔偿，一是重婚，二是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除此之外，其它达不到同居程度的通奸行为，无过错方都不能获得赔偿。“法律是惩罚性的，不能轻易动用。”马忆南说，处理忠诚协议，关键在把握好道德和法律的界限。

邓小平曾将中国式现代化理解为阖家欢乐健康

特约党建杂志记者1日专稿，“翻两番，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作中国式的现代化。”这就是20世纪后期的一位现代慈禧太后说的话。这位“慈禧”就是共产党内开创先河垂帘听政15年的邓小平。

邓小平的“小康”之梦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当他走出国门，在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看到飞速发展着的世界文明后所萌生的。那时他强烈地感受到了自己国家的落后，人民生活的贫苦和疾病缠身……后来的新加坡之行使他有了一个东方式的“小康”概念。然而中国式的小康是什么样呢·邓小平在梦中寻觅着……

1978年12月，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召开了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全会，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在会上再次向全世界明确地宣言:中国要在20世纪末初步实现现代化。

“小平先生，你能说说你们中国所说的要在本世纪建设成四个现代化，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次年，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目不转睛地盯着中国现代化的总设计师，这样问道。

邓小平看了一眼日本客人，没有立即回答，只见他缓缓地点上一支熊猫牌香烟，又想了想，说:我跟你说这么一个事，你们现在有一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是一万亿美金，所以你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就是一万美元。那我们现在，我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250美元。我想，比如说，我们用20年的时间翻两番，那个时候我们就是人均1000美元，是你们的十分之一，但我们的人口是你们的十倍，这样我们的总量就是跟你们现在一样了。

“是这样。”日本首相轻轻地点点头，又似乎并不太明白。
邓小平似乎看出了对方微妙的表情，道:到那时尽管中国还很穷，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很低，但是有了这样的总量，我们就可以做点事儿了，也可以在世界上做点儿贡献了。

大平正芳的两只耳朵竖得直直的，眼睛更是盯着中国的这位小个子不放。

“那么，到那时我们的国民生活水平会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小平像在自言自语道，“就是可以吃饱穿暖，我把这个叫小康。”说完，小平重重地抽了一口烟，然后朝向日本客人笑笑。

小康·什么叫小康·首相不明白小康是个什么概念，他将目光投向身边的翻译——时任中国外交部亚洲司日本处副处长王效贤先生。

王翻译紧张得差点出汗，是啊，小康是什么·他就问问邓小平，邓小平急中生智:“就是健康……就是一个人身体恢复的时候。”王翻译心头暗暗寻思:怎么变成了健康呢？但作为翻译，他只能依样画葫芦。

“噢——”首相似懂非懂地张了张嘴，似乎再也找不到合适的问题，然后起身无可奈何并嘲笑地握住邓小平的手，说:“祝您和中国人民早日小康。”

邓小平同时站起身，一脸笑容，并连声应和道:“好好，小康，我们大家都小康。”

这次与日本人会见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邓小平开始多次在不同场合念叨着“小康”。邓小平的家人说，平时邓小平在家里不怎么说话，可有几回嘴里突然冒出“小康”两个字来，让家人有时感到不知何意。

“小康”从那个时候起，就成为了中国式现代化总设计师脑海中的一幅邓氏现代化蓝图。一个最具野心却又不敢明占宝座的大国领导者，为这蓝图与梦境寻找可能实现的途径，他也会辗转难眠……

省委书记袁纯清掀官场整风运动

特约山西日报记者30日专稿，山西再一次成为舆论风暴的中心，最近一个月的“查岗风暴”，令306名上班时间吃喝玩乐的官员受到了处分。但是与之前“黑砖窑”、“煤老板”、“矿难”等负面新闻不同的是，这一次是山西主动曝光官员的作风问题，其意在整顿当地陈积已久的官场习气。

上任百日的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正是这一整风运动的主要推手。7月29日山西省委全体干部大会被当地官员称为是山西转型发展的“遵义会议”。袁纯清在厚达68页的讲话稿中，直言不讳地提到山西要在“煤”上做大文章，称在“煤”上解放思想是山西最大的解放思想，并一口气为山西的新型工业化指出七条路径，这给一直以来为“弃煤”还是“用煤”所困扰的山西官员们指明了方向。

山西要转型，官员无所作为、吃喝玩乐的歪风必须纠正。记者在山西面向太原、阳泉、吕梁、忻州、晋中等城市市民征集对山西省开展“整肃工作纪律、狠刹不良风气”专项行动的意见、建议。最终共收回有效问卷110份。在本次调查的受访者中，有64.2%的人认为此次“查岗风暴”很有意义。在认为只是作秀的32.1%的公众中，绝大部分表示希望这不是作秀，而是能够真正地对违规官员进行处罚。49.5%的公众认为政府机关纪律松弛。

整顿官场作风、学习“右玉精神”，袁纯清赴任山西后，决意打破当地封闭的官场陋习、重新塑造山西官员风气，并为山西转型确立了一条新的发展路线。但是煤是否能从一变成一百，新山西“人”是否能大步向前，5年后农民收入能否翻番，对袁纯清和山西来说都是一种巨大的考验。

明查暗访令306名官员“现形”，山西官场整风才刚开始，从人到单位、再到制度的作风建设才是目标，“治官”之后的山西能否探索出一套官员综合评价体系，才真正值得期待。

9月20日，天气渐凉的山西太原秋雨绵绵，距离山西省委办公楼不过1500米的劲松路上，10余家大大小小的茶馆也被阴云笼罩着。这里比往常冷清了许多，一些茶馆的服务生就在门口坐着聊天，无所事事；一些茶馆索性拉上了大铁门，没有开张。

劲松路上面积最大的一家二层茶馆，老板蹲在门口的台阶上面无表情地吸着烟。这位生意人一脸无奈地告诉记者，自从山西省纪委对上班时间去娱乐场所休闲的国家公职人员进行查处后，茶馆的生意就日渐萧条。

“记得当天派出了9个公安人员，每位公安人员和一位摄影记者组成一个小组，我们兵分七八路，在同一时间进驻到那家洗浴场所的不同楼层，这样严密的布局安排，在行动之前就早有规划，就是为了防止通风报信后产生漏网之鱼。”一位参与暗访的记者说，“我们和公安人员一起去查房，如果在里面消费的是公职人员，就必须交出身份证或者报身份证号，若没带身份证，就交驾驶证，假如任何证件都没有，就直接报姓名。这个过程是无法‘作弊’的，因为当时户籍科的工作人员就在旁边，随报随查。查出后就控制住，然后进行询问。”

8月20日下午3点至6点，由山西省纪委牵头组织的工作组开展首次专项行动，行动以明察暗访并现场录像取证的方式进行，山西省一家长期关注“转作风、促发展”的电视栏目组随同山西省纪检监察部门的工作人员，一同走进太原市的一家洗浴场所。与此同时，在吕梁、忻州、大同、长治、运城等地，同样的“查岗”行动都在展开。

大多数纪委工作人员，都是当天才得到紧急通知，当天就开始行动的。这是一次闪电般的突然袭击。在山西吕梁市，当天迅速抽调市纪委机关18名科级以上干部、市公安局14名干警、14名摄影记者，组成14个暗访组，对全市13个县(市、区)和市直机关干部上班时间在休闲娱乐场所活动的情况进行了突击暗访。暗访组共突击检查茶社、洗浴、歌厅等娱乐场所79处，检查核对车辆216辆。

暗访组在临县五金宾馆暗访时，有4人正在打麻将，他们嘴上叼着烟，麻将桌上散落着几张百元大钞，看到检察人员，4名打麻将的人起身想躲避摄像机的拍摄，经过身份甄别，其中一人为临县安业乡乡长刘江海。在柳林县康茗茶馆，柳林县庄上乡党委书记郭建文正在喝茶；在交城县开心果度假村检查时，交城县公安局党委委员王振德在陪同两位老板按摩。

而这只是“查岗风暴”的开始。8月26日，同样是工作时间，几名公职人员在太原的一家洗浴中心泡澡，被检察人员查了个正着。这位工作时间去洗浴中心泡澡的干部，面对摄影记者的镜头，还有些不好意思，经过一番核查，发现他是太原市行政执法局第五执法大队的王大队长，执法人员当场做了笔录。“几月几号几点在海外海大酒店哪个房间做了什么，都要说清楚。”参与暗访的一位知情人士说，“突击检查了两次后，纪检监察人员发现，在工作时间出入娱乐休闲场所的公职人员，大部分都在里面吃喝玩乐。一些干部不是特别积极地工作，而是得过且过，吃喝玩乐之风在有些干部群体当中还是比较盛行的。”

两天之后，在山西号召“全省学习弘扬右玉精神新高潮大会”上，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明确说出要“激浊扬清，旗帜鲜明地反对不良风气”。在谈到省纪委这一轮查处官员作风问题时，他直言不讳地说：“这些现象虽然发生在少数人身上，但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干部作风问题的严重性，这些不良风气发展下去，既毁了我们的干部，也损害了党的事业，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和重视，决不能听之任之，必须旗帜鲜明地予以反对。”

袁纯清随后给“一把手”们下了命令，称不抓作风就是不称职，就是软弱无力，就是旗帜不鲜明。

此前在任西安市委书记的时候，袁纯清就曾连续两天不打招呼，只带一名工作人员和一名记者，在西安市的街头巷尾和村镇小区转悠，让记者抓拍到10多个与机关作风有关的社会问题的照片。事后，在西安市经济工作观摩交流会即将结束的时候，将这些照片放给与会干部看，一些干部当即面红耳赤。

袁纯清当日的讲话中提出，官员改进作风，首先从工作纪律和工作秩序的ABC抓起，可以先明确四条：一是严禁上班时间打牌、下棋、打麻将和玩电脑游戏等行为；二是严禁上班时间和用公款到茶社、洗浴场所、歌厅等休闲娱乐场所消费；三是杜绝上班时间迟到早退、串岗离岗、扎堆聊天；四是严禁利用工作之便吃拿卡要。

此后，明察暗访工作组又于9月2日和3日、9月16日和17日开展了专项行动，发现仍有一些国家公职人员继续在上班时间到休闲娱乐场所活动。

9月12日，山西省“整肃工作纪律、狠刹不良风气”新闻发布会在太原召开，296名国家公职人员在上班时间去休闲娱乐场所玩乐享受情况被曝光。这一消息迅速被中国各大媒体转载报道，引发了新一轮的舆论风暴，山西省纪委的统计显示，9月17日关于山西“整风”新闻的点击量高达8.1亿人次。

“疯了，疯了，真地疯了！”劲松路上一家茶馆老板把这次看似突然的“整肃”专项行动称之为“整风”，“不行啦！前一阵开始的整风，弄得我这里一下子就不行了。”他经营的这家茶馆已经开业将近10年了，虽然目前仍有一些老顾客光顾，但是一天的营业额已经从几万块钱瞬间跌落到了几千元钱，“像我这种经营时间长，又有固定顾客光顾的茶馆还好一些，规模小的茶馆有些都经营不下去了。” 据记者调查，自山西省纪委此番突击检查后，茶馆、洗浴中心等娱乐场所受到的影响很大，这从侧面也反映出“查岗风暴”的效果显著。

太原附近的几个市、县，官员们中午喝酒、下午打牌，晚上去太原搞娱乐活动，曾经蔚然成风。“现在我们单位人人自危，大家都很害怕，因为管得严了。”阳泉市一家国有银行的王姓工作人员，在参与此次专项行动的民意调查时说，“‘五个不准’从张贴在醒目之处，到单位不断地强调、学习，现在已深入到我们的心里。”

之前袁纯清讲话中提到的四个不准，现在扩大到了“五个不准”，这是因为在明察暗访中又发现了大量官员参与赌博，第五条只有六个字：不准参与赌博。

9月10日，山西省纪委、监察厅联合印发[2010］27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整肃工作纪律狠刹不良风气的通知》，重申和提出“五个不准”，如有违反规定者，一经查实，一律免职，并依纪依法从严查处。两天后，文件迅速下发到各个单位。

虽然有关此次“整风”专项行动的新闻在媒体上被广泛宣传着，在网络上的点击率也居高不下，但山西省的老百姓对此事的态度却不乐观。记者在山西各地展开民意调查时，在迎泽大街上和的士司机有如下对话：
“您听说省纪委整顿干部作风，开展明查暗访，查处一批干部这件事情了吗？”记者问。
“没听说。”司机答道。
“这么大的一件事情，您没听广播里说吗？”记者反问。
“是不是查实了296名国家公职人员？这还叫大事情呀？简直是小事一桩，在我们这里不足为奇！”

这位的士司机的话也是大多数山西公众的感受，在参与民意调查的110名群众中，知道这个热点新闻事件的有61人，不知道的人数占到了44%，公众对此事不热心的理由也非常简单，就是“习以为常了”、“这里的很多干部就这样，对他们已经失去信心”。晋中市一位83岁高龄的老干部告诉记者，这种人浮于事、贪图享乐的官场风气，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就已经形成了。

正因为此，此次专项行动的主要动因在当地流传着这样一个版本：现任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从陕西省委副书记、省长任上调到山西之后，为了更好地学习各地先进经验，经常带着各级官员出去开会取经，结果他发现，别的地方官员都很规矩，表现得也都很好，但是山西的官员在开会的时候却小声说话、吃东西喝水、甚至打电话来回走动，这些现象被袁纯清看到后，感到很失望，回来之后就开始狠抓干部作风问题。

有观察者注意到，袁纯清山西履新，听取省直部门汇报时，第一个听取的就是山西省纪委的工作汇报。袁纯清曾在公开场合表示过，目前山西全省干部队伍整体上是好的，但是在作风上还存在问题，特别是“闲话风、吃喝风、玩乐风”在少数干部中还比较突出。如有的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得过且过；有的喜欢应酬吃喝，拉拉扯扯，沉湎于低级趣味，这些现象尽管发生在少数干部身上，但在社会上却造成了恶劣影响。

山西某厅级单位是当地民众反映较多的“门难进、事难办”的单位，此次“查岗风暴”掀起的首日，就拍摄到该单位的数名干部在上班时间玩电脑游戏，甚至还有少数干部脱岗，虽然情节较轻没有对这些人进行处分，但也责成单位对他们进行了诫勉谈话。再次暗访时，这个单位就没有类似情况发生了。

“其实很多规定一直都有，就是执行与不执行的问题了。”多位受访者表示，以前上班是混日子，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现在不敢了。“因为上班不务正业，就真的要受到处分，这事儿对我们的触动太大了！”在调查中问及官员能在上班时间去其他地方休闲的具体原因，受访者中选择“政府机关纪律松弛”的人最多，占到49.5%。可见，“管得严”很有必要，相应地，超过六成公众认为“查岗风暴”很有意义。

查岗，不仅仅是风暴。9月12日的那次新闻发布会，披露查实的296名国家公职人员中，当时只公布处理了79名。对于296这个数字，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比想象中少”，但几乎所有参与问卷调查的公众都认为，“应该处分这些官员”。

此后的几天相对平静，被处分的干部自认倒霉，暂未被处分的干部心怀侥幸。“局外人”茶馆老板密切关注着此事的进展，他坚信，“不就是一阵风吗？过几天就没事了。”他的理由很简单，虽然老百姓的呼声很大，为省纪委的“查岗风暴”鼓掌叫好，但是没人花大钱消费了，经济如何拉动呢？

在这家茶馆，记者注意到，一壶茶的价格以388元和488元居多，来这里喝茶人的费用来自哪里呢？“大多数还是公款消费呗。”熟谙游戏规则的老板毫不避讳“公款消费”这个敏感的字眼，在进行的民意调查中，39.4%的人认为官员到娱乐场所的费用支出存在权钱交易，51.4%的人认为是“公款消费”，仅有3.7%的人认为官员们是“自己出钱”。

在9月12日新闻发布会上被通报处理的典型案件里，太化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杨经理的情况引起了一家国有企业李姓老总的注意。8月26日下午工作时间，杨经理在太原市某洗浴中心洗浴，并在检查过程中妨碍执行公务。几天后，太化集团公司召开党政联席会，决定免去其太化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经理职务，同时太化集团公司纪委研究决定，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穷庙富和尚。”这是李姓老总看到这个消息后的第一反应，在他印象中，太化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经营状况并不好，亏损大概有几亿。“都这样了，领导还如此挥霍！”随后，记者经多方联系，采访到该公司一位内部核心人士，他说自己所在的公司并没有亏损，作为老的国有企业，公司内的各项规章制度都很齐全，但往往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杨某的事情在单位里几乎是人尽皆知，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这次真地是动了真格！”对于“五个不准”以及严禁工作时间在办公室和网络上从事各种游戏娱乐活动；严禁工作时间到娱乐场所活动；严禁在工作日自行酗酒闹事；严禁工作时间炒股等“八条禁令”，公司不但传达学习了，还做了进一步细化。

看似平静的几天时间里，山西省纪委的工作一直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着。9月13日，山西省纪委分别专门召开了由各市、各有关单位和中央驻晋单位负责党风工作同志参加的“全省整肃工作纪律、狠刹不良风气工作通报会”。“虽然问题发生在少数人身上，但是涉及的一些问题，暴露出的一些问题，也使我们很震惊。”山西省委常委、纪委书记金道铭说。

三天后，所有的人都惊讶于山西省纪委的执行力度，在又一次“山西省整肃工作纪律狠刹不良风气”新闻发布会上，省纪委副书记李正印在讲话中说，下一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和有关部门要继续加大工作力度，做到五个结合：一是监督检查与宣传教育、加强制度建设相结合；二是抓查问题与严肃执行纪律相结合；三是各级各部门自查与省纪委监督检查相结合；四是严肃查处违纪行为与严格进行责任追究相结合；五是集中整治与建立长效机制相结合。

随后，山西省纪委常委张秀萍通报说，截止到9月18日，在9月12日新闻发布会上公布的296名违规违纪国家公职人员已经按规定按程序全部处理到位。这解答了人们对之前只有79名人员被查处的疑问，所有官员查处的内容全部公开了。

但是在“全城查岗”的非常时期，仍有胆大者“顶风违纪”，9月17日下午上班时间，宫某、郝某在天镇县某温泉度假村洗浴，徐某、史某、杜某、金某在长治市某商务会馆歌厅娱乐，梁某与晋中煤业公司临时选用的司机梁某(群众)、和顺益德煤业公司职工李某(群众)在寿阳县某宾馆赌博……这次又有10名国家公职人员被查处。

张秀萍由此强调，这次行动将是持续性的，要保持整肃工作纪律、反对不良风气的高压态势，做到不留“死角”，不留“空白点”，不搞“一阵风”。

整风风暴下的山西官员们，开始悄悄地退出“吃喝玩乐”场所，山西官方报纸的一位记者前往某市采访时，适逢午饭时间，但是当地纪委的宣传处长死活不愿跟他一起吃饭，其他官员亦然。他第一次不用再受“灌酒”之苦。

“以前领导们没事就过来喝茶打牌，看来现在他们真地都不敢来了，也不敢在门口停车了。”劲松路上，那家面积最大的茶馆的老板一声长叹，闷闷地吸着烟。

千万富豪破落开包子店 "达人秀"展民间传奇

特约上海文汇报记者30日专稿，很难想象,选秀节目走到今天,居然还可以引来这么高的争议。更难想象,从2006年开始就不断下滑的选秀类节目收视率,会在9月26日这一天重新站回全国收视率的榜首。更加令人不敢相信的是,一向对待电视选秀非常苛刻的广电总局,居然也会大开绿灯,同意一档选秀节目在全国范围内采用短信投票的方式———这是在2006年之后,就已经被严令禁止的。

　　没有刻意的煽情,没有毒舌评委的狠话,很多选手既无偶像气质,所表演的节目更称不上专业,但东方卫视的《中国达人秀》依然就这么红起来了。根据评论家的说法,这不光是因为选手们都是普通生活中的各色人等,其“草根精神”让观众感到共鸣,更是因为本届达人秀的选手自身的那些经历。
　　他们的故事,唤醒了观众们被廉价的煽情电视剧搞到麻木的内心深处那一片柔软的地方。普通的人,不普通的事:一向自卑的胖女孩可以站到这个舞台欢快地放声歌唱；无臂的钢琴师可以在这里悠然地展示他的才能；甚至包子铺的老板也可以站在这里怒吼着唱响《从头再来》……选秀的门槛高低是一回事,但是选秀节目所倡导的精神气质却是另一回事。

记者采访《中国达人秀》几位最有故事的选手,通过这些平凡人身上带出来的不平凡故事,让你真正感受到一种来自民间的蓬勃和昂扬。

　　曾上过1996年央视春晚,开有多家夜总会,坐骑是凯迪拉克帝王和限量版金色加长林肯。如今,他开着一家包子铺自得其乐。
　　
　　这是一个让人无比唏嘘的故事。高逸峰,这个包子店的老板,一头白发,面带沧桑。含泪唱完一曲《从头再来》,虽然没有刘欢原唱的那么精致,但其中的豪迈与不甘沉沦的味道,却是感染了所有人,甚至,凭这么一首歌,他居然可以让现场观众和评委集体起立为他鼓掌。

　　如果不是他自己讲述,谁都不会相信这是一个曾经的千万富豪。根据网友们挖出来的资料,高逸峰原名高松,曾上过1996年央视春晚,当年在海口市中心地带开了“望海楼”、“五指山”、“华侨大厦”三家夜总会,在武汉市开了“正银夜总会”,在南京市开了“弗兰德大舞台夜总会”,在昆明、银川等地有多个娱乐合作项目,员工近两千人,坐骑是“加长林肯”和“奔驰”。

　　“我在合肥当过工人,后来厂子倒闭了,我就去南方打工,在工地上当过建筑工人,也开过小饭店,(上世纪)90年代初靠着和朋友合伙炒房,赚到了我人生中的第一桶金。”高逸峰回忆说,当年自己赚得最“疯”的时候,“一个礼拜就能赚200多万”。他说自己的秘诀是———紧盯城区规划,专买楼盘首期,等房价涨了就立马出手,“地皮我也炒过,当时正值海南房地产市场的黄金时期,只要你敢出手,闭着眼睛都能赚钱。”

　　1995年前后,高逸峰凭着手头积累的财富,在海南投资开了第一家娱乐城,“我的娱乐城无论从周边环境还是硬件上来说,都绝对称得上是当时中国数一数二的,我可以说得再具体一点———一个调音台40多万,一只音箱8万,这样的硬件不是每座娱乐城都有的,很多老板跟我一样有钱,但都不舍得投进去,觉得不值。娱乐城开业以后,刘欢、苏芮、林忆莲、毛阿敏他们都来这里表演过,有时候我也会登台跟他们一起唱。我一直觉得自己唱得不错。”

　　“巨星公司的邓建国你应该知道吧?你们广州的。他那会儿在海南跟我在同一幢楼里开公司,他在6楼,我在9楼,经常把客户带到我这里来商谈,因为我的办公室比他的大,装修也比他的豪华。”高逸峰说,“最有钱的那段时间,我手头有好几部超豪华的名车,其中就包括凯迪拉克帝王和限量版的金色加长林肯,但这两辆车我都只开了一段时间就觉得腻味了,后来一直停在车库里,有大腕明星来娱乐城演出的时候才拿出来用一下。”

　　但对于自己的失败,高逸峰依然不愿意多谈。只说自己是在1996年年底,发生了意外,“盘子做大了,我自己一个人根本顾不上打理。先是娱乐城不断出事,而且事儿都不算小,我个人也不太会搞‘危机公关’,所以一直就那么僵着；接着又是资金链出现了问题,合作方撤了资,债主们又天天上门,甚至还有威胁的,这日子简直没办法过了,弄到最后只有关门停业”。

说到当年的“惨状”,高逸峰感慨万千,“五座顶级的娱乐城啊,上千名员工,说没就没了。”
　　再然后,高逸峰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因为过度劳神,他的头发在很短的时间内变得花白,继而全白。
　　辉煌过后的高逸峰,现在安心地当着自己的包子店老板:“其实现在我还是欠着别人的钱,没有还清。但以前做娱乐业,就怕半夜里来电话,现在这个行当虽然赚的钱跟以前相比是一个地下一个天上,但最起码睡觉能踏实了。
　　高逸峰的故事,也有一个峰回路转般的结局。虽然他在复赛时被淘汰了,但是他却见到了一个熟人:“台前我遇到了我以前企业的一个服务员,他现在开了一所演艺学校,这次带他的学生过来参加这个节目,现在,他一年能挣到千万元以上。”这个“服务员”认出了高逸峰,激动地抱着他说起了以前的事,“他说过去我们企业里的那些员工都很想我”。

脱掉高跟鞋、打着赤脚的她一鸣惊人,宛如天籁的歌喉,让不少网友惊呼:这就是中国版的苏珊大妈。
　　这是一个从自卑到自信的典型。初赛的时候,舞台上站着一个胖胖的姑娘,穿着一双高跟鞋。刚哼了一嗓子,就问现场的三位评委:我可以脱掉高跟鞋唱歌么?穿着唱歌特别不舒服。

　　这双高跟鞋是这位名叫蔡岫勍的广东姑娘第一次穿上。脱掉高跟鞋、打着赤脚的她一鸣惊人,宛如天籁的歌喉,让不少网友惊呼:这就是中国版的苏珊大妈。而在《中国达人秀》第4场淘汰赛上,蔡岫更是以一首碧昂斯的《listen》,用高亢亮丽的嗓音和超强的爆发力一举征服了所有评委。但是,包括评委伊能静在内的很多人都可以看出,这位胖姑娘在第一次上台时,看起来很自卑。

　　1987年元旦,蔡岫勍出生在广东汕头,大约在三四岁时,幼小的她就表现出歌唱天分。爱唱歌的蔡岫勍还有一个稀奇古怪的癖好:喜欢在吃饭前唱歌。虽然古语说“饱吹饿唱”,但她的习惯却把自己硬生生变成了一个胖子。“我喜欢在别人吃饭的那个时间点唱歌,我觉得唱好再吃,心情更好。可唱一唱肚子更饿,就吃得更多一点。以前在家时,我在客厅唱歌,他们在饭桌上吃饭,然后家里人就说,快点来吃饭,吃完再唱……”
　　“可能我最标准的体重就是出生的时候,哈哈。”伴随着蔡岫勍的成长,“胖”成了她一张片刻不离身的名片。小时候,蔡岫勍曾经为自己的胖而自卑,也曾经想过各种办法减肥。“减肥药也吃过,节食也做过,还做过很痛的针灸。很痛,但也没有效果。有段时间每天都吃苦瓜,还吃苹果。别的什么都不吃。但过了一段时间,还是没有效果,就放弃了”。

　　参加《中国达人秀》,蔡岫勍的确算得上是“鼓足勇气”。因为在她看来,自己并没有合适的服装,于是就从淘宝上花45元买了一双高跟鞋,而关于高跟鞋的问题,也直接使她成为了网上和媒体的焦点。当伊能静逼着她高喊“没有高跟鞋,我一样可以很漂亮”的时候,蔡岫勍说自己的确很开心,因为对她来说,这意味着得到了大家的肯定。

　　但故事的结局总会有点出人意料:号称要“丢掉高跟鞋”的蔡岫勍,到底还是把在舞台上扔掉的高跟鞋带回了住处:“宾馆楼下的服务员看到了之后说很喜欢那双高跟鞋,我说我找找看,喜欢就给你,结果她就当作纪念品拿走了。”

关于刘伟的故事,如今已广为人知。他那句名言“我觉得在我的人生中只有两条路,要么赶紧死,要么精彩地活着。没有人规定,钢琴一定要用手弹”,也已经广为流传。这个来自北京的无臂男孩所展现出来的那种自强不息的气质,让无数人在感动的同时肃然起敬。

　　10岁时,被高压电击倒昏迷的刘伟,经过紧急抢救才算保住性命,但却永远失去了双臂。
　　在学会了用脚自理家常事后,刘伟最早进入了北京市残疾人游泳队。两年之后,刘伟在全国残疾人游泳锦标赛上获得了两金一银。他对母亲许下承诺:在2008年的残奥会上再拿一枚金牌回来。但是,“就在我为奥运会努力的时候,我患上了过敏性紫癜。医生告诉我母亲,高压电对于身体细胞有过严重的伤害,必须放弃训练,否则将危及生命”。

　　刘伟说,高三的时候,他喜欢上了从网上下载歌曲,于是他买来各种乐理方面的书籍,闭门苦读,想学作曲。后来,刘伟认识了独立音乐制作人钟老师。钟老师对他说,要学作曲你得先学弹钢琴。

“基本上所有人都用手弹钢琴,脚最灵活的是大脚趾,但是大脚趾的宽度要宽于钢琴两个键的宽度,所以按下去都会连音。后来,我想到把大脚趾弯曲,然后侧立,就是侧面按下去,这样它受力面很窄,就成功了”。

　　通过每天坚持不少于7小时的锻炼和超人的悟性,刘伟一年内就达到了钢琴7级的水平。2006年,他加入了北京市残疾人艺术团,并开始了音乐创作。奥运会时,只学了一年钢琴的刘伟,上了北京电视台的《唱响奥运》节目,当着刘德华的面,弹了一曲《梦中的婚礼》。接着再次受邀,他弹着钢琴与刘德华合唱了一首《天意》,“当我弹奏完毕后,刘德华立刻跑来抱住了我。去年,刘德华新专辑里的歌曲《美丽的回忆》就是我填的词”。

　　参加了达人秀,尤其是那句让人印象深刻的名言,刘伟如今在网上爆红,走在路上也经常被人认出来,也带来了一定的烦恼。正如评委周立波所说的那样:“我和他通过两次电话,第一个电话,我说我是周立波,你好,你现在出名了,我想提醒你一句话,我永远不希望看到你像动物一样被人展览。”

不过,我们似乎更应该相信刘伟能把握住自己,因为他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又一次留下了一句“名言”:“我想,只要内心强大,人就会强大!”

不怕威胁！敢于专拍公家车私用照片的记者

特约河南电视台记者29日专稿，“您好，我叫吕建福！我知道您是领导！我专拍领导！”　 　说这话的吕建福，是河南电视台的一名摄像记者。不过，他拍的不是电视新闻里一身正气的那种“领导”，而是开着公家车干私活儿的“领导”。

　　3年来，这个记者利用私人时间，在河南各处拍摄了数千张公车私用、违规驾驶与停放的照片——景区里的市委市政府专用车、饭馆旁的医疗车、公园里的税务车，还有放学时候亮着警灯接孩子的警车，然后把视频放到互联网上去。因此被处理的公务员，就有几十个。

　　其实，细查历史，吕建福并不是中国第一个曝光特权车的市民，但相比于“偷着拍的”和“离老远拍的”，老吕绝对是第一个扛着“大个儿摄像机”，堵着车门拍的。

　　他的“成名之作”，是一次“智取奥迪A8”的故事。那是2007年1月的一个下午，一辆奥迪A8仗着有某政府部门派发的“特别通行证”，而拒交4元钱停车费。偶然经过的吕建福刚举起摄像机，就被司机一把夺下摔坏。女车主则悠哉地吐出一句“别拍不就OK啦”，然后拿起个指甲刀，“吧嗒吧嗒”地剪起指甲来。

　　可当晚8点，这个场景就在网络上出现并迅速“蹿红”。原来，吕建福的衣服里还暗藏一微型DV。结果，车主被网民“人肉搜索”出是当地一检察院官员的朋友，“特通证”的乱发问题由此浮出水面，随之被大力整顿。

　　“这是我的独门秘笈，专治各种不服。”吕建福操着一口浓重河南口音，得意地说。
　　这是个地地道道的河南人，身高不到一米七，但脾气大、性子急，又做过5年海军，到现在还保持着遇人敬军礼的习惯，提起“特权车”，46岁男人的嘴里就迸出俩字儿：“不公！”　　

这种感觉来源于他的职业。因为长期在电视台跑民生，他交了很多交警朋友，并耳闻目睹了街头“特权车”的种种丑态。

　　比如，碰见违章的公务车，许多时候，司机就会掏出手机拨个号，摇头晃脑地冲交警说，“你接”；更有甚者，凭着自己有关系修改罚单，会“主动挑衅”，明明50的罚单，愣让开200。

　　据说，曾经有一个年轻交警，在被司机挑衅后，气得拿圆珠笔在空白处写下了“改此单者死全家”，一遍一遍，直到写满才作罢。

　　但一直以来，因为“位卑言轻”，老吕并没有能力去改变这一切，他形容自己是“有心杀敌，无力回天”。不过，直到2007年，“周老虎”事件红极一时，这个记者突然间意识到，“原来互联网这东西，是能让‘官老爷’认错的！”

　　打那以后，这个记者彻底走上“职业化”道路——他胯下骑一小摩托；掌中一索尼摄像机，始终保持镜头盖打开状态；肩背一黑包，重达30斤，包内装有带子10来盘、电池3块、奥林巴斯照相机1个、IBM笔记本1台；兜里还揣着3G网卡，保证随拍随传。

　　在他的镜头下，那些特权车司机的嘴脸毫发毕现。有人“先自报单位，再问你单位”，有人直接就骂“滚你×蛋”，有人会“直接打人”，有时候，镜头里的画面会剧烈抖动，这说明那哥们儿“冲过来动手了”。

　　“得随时研究对方心理！”吕建福像是在传授自个儿的心得，“什么样的人就得用什么样的技巧。”　　他曾经被特权车司机打过，被人拉拉扯扯更是不计其数。于是，在拍摄时，他总会有意识地往人多的地方凑，这样“对方一般就不敢真动手了”。

　　有时候，一些车主会骄横地表示：“你拍了也没地方敢让你播。”这时，他总是“嘿嘿”一笑，把脸凑过去，“您知道新浪吧，知道网易吧，您的领导也上网吧？”对方立马就怂了。

　　不过，要是碰着“怂的”，老吕更来劲，一边拍一边教育司机，“抢道恁舒服吗？不抢道会死不？”　　3年中，吕建福的足迹踏遍了小半个河南——郑州、周口、信阳、驻马店……根据不完全统计，他拍摄的“特权车”视频，在网上的点击率已经突破了200万次。

　　在郑州这座城市里，吕建福的事儿流传甚广，饭店旁的保安、火车站附近的商贩甚至胡同里卖报纸的老妇，都是他的线人，有时候，老吕的小摩托开过路边摊，前筐里就能多出几瓶矿泉水。有些司机本没见过这个身高不足1米7的小个子，一听是“专拍公车的那个”，便会忙不迭地举起胳膊，挡住面目。

　　还有一件事儿，也足以证明他的“江湖地位”：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制作过一期关于废除公务特权车的专题节目，几位专家都提醒主持人，必须“先打一个电话给吕建福”，不然，讨论的结果“将缺乏现实意义”。

　　不过，这个旁人眼中嫉恶如仇的记者，也有心慈手软的一面。有时候，他会帮助交警对付一些公然在马路上飙车的“富二代”，但拍归拍，老吕却从不曝光他们：“还都是孩子，认罚就好了，要在网上炒起来，毁了孩子，我会忏悔一辈子的！”

吕建福也很讨厌别人叫他“愤青”。在他看来，自己并不仅是在“挑刺儿”，“拔刺儿”才是真正的目的。

　　在他创建的“专拍公务车”QQ群里，如果有“不发言只旁观”或者“只谩骂不建言”的，都被他“请”了出去。而每当政府出台一项整治举措时，他也都第一时间在自己的博客、QQ空间和微博上发布，以表达对领导的感谢，以及“进一步的期待”。

　　　　今年7月底，河南省公安厅发布消息，即日起在全省范围内取消公安车牌号段“豫O”，郑州市政府也在同一时间做出决定，取消政府专用车牌号段“豫AAA”。在这次行动中，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第一个带头更换了自己的“豫O”号牌。

　　而更多变化还在持续发生：罚款的修改权限被收到了省公安厅；公车私用的特权车，将实行“直接扣牌制”；郑州市管城区区长助理的公务车，因为违规驾驶被查没……

　　很多媒体都将这些改变，视为吕建福成功问政政府的“里程碑式进步”，交警圈里也流传起了“百姓有事找交警，交警有事找吕哥”的口头禅，甚至还有些率性的网民，给吕建福安上了“纯爷们儿”的称号。

　　而最让这个记者意外的是，他居然收到了一张市文明办送上的胸卡，上面印有“市民文明寻访图案宣传部副部长”字样。　　有很多人开始怀疑，老吕“会不会被招安了？”但少有人知的是，“入伙”之初，吕建福就提出了唯一的条件——保持独立。

　　很快，这剂“预防针”的作用便有所显现。在一次研讨会上，有领导提出郑州市政交通问题原因有三：一是道路有待拓宽，二是市民素质有待提高，三是公务车标志设计有待完善。

　　吕建福当即起身，表示“要说两句”，还提醒在座的领导们“别不爱听”。

　　“我就问三点，第一，就算有一天你把路旁的树都砍了拓宽马路，该违规的人是不是还会违规？第二，别说市民素质不高，领导带头闯红灯，市民的素质怎么高？第三，如果公务车代表的特权不受约束，就算在公务车上刷上大大的‘公’字，又有什么用，警车上还挂着警灯呢，不照样私用？”他说。

　　发言时，那些“使眼色的”，“拽袖子的”，都没能阻止吕建福“履行完自己的义务”。
　　另一次保持独立的斗争，发生在河南省卫生城市的评选过程中，那时候，郑州市上下一心迎评比，只有老吕在网上曝光了自己拍摄的许多不为人知的肮脏角落，他甚至公开宣称：“有我吕建福在一天，郑州就别想评上卫生城市！”

　　显然，不是所有人都理解这个倔强的男人。
　　“倔得像头驴！”老吕的妻子曾跺着脚抱怨他。这仿佛给了他某种启发，把自己的QQ状态改成了“我就是一头不知疲倦的驴，为了一个目标，一直在行走”。

　　他的摄像机被摔坏过四五次；还接到过“杀你全家”的死亡威胁；他甚至从不敢跟自己的两个孩子一起出门。

　　还有送上门的“糖衣炮弹”。那些要给他塞钱的，有“官大型”，有“钱多型”，还有“实惠型”。比如，有个被曝光的司机，号称自己是主管郑州市所有4S店的，想跟老吕“交个朋友”。

　　“钱多了我不敢要，钱少了我又看不上，您说咋办！”碰到这些主儿，吕建福会嬉笑怒骂，“气死他们算了！”

　　偶尔，吕建福也能被“治住”。出名之后，他传到网上的许多视频，只要点击率过了10万，便会“人间蒸发”。

　　“这年头，连互联网都靠不住啦。”他叹着气说道。可叹气归叹气，这个监督者的脚步却丝毫没有懈怠。最近，他在一处设计“存在严重漏洞”的公路出口旁蹲拍，结果13分钟内，连拍6场车辆剐蹭，不久后道路被整修；一处垃圾堆放成山，两个职能部门互相扯皮，他将视频传到网上，当晚便开来了垃圾处理车。

　　“说到底，因为我爱这个城市。”吕建福把这句话，挂在了博客的醒目位置。

　　但有人似乎并不这么看。“最烦他了。”一个现已卸任的某郑州市高官曾这样评价道。

中国耗170亿建最长人造河 遇洪水将毁于一旦

特约光明日报记者28日专稿，作为中国迄今最大、最长和总造价最高的人造河流计划，北京的永定河治理工程，无助于改变上游缺水、下游断流和水质污染的现实。

9月22日，中秋节，因“卢沟晓月”盛景而闻名中外的北京晓月湖的南侧，一个设计蓄水量为该湖两倍的人工湖已完成蓄水。这个名叫宛平湖的湖面，在历史上从未存在过。

事实上，10月底之前，将至少有三个大型人工湖在永定河北京段上开始蓄水。按照北京市的计划，在2014年即南水北调工程12亿立方米汉江之水进京的同时，整治后的永定河将正式面世。

永定河源于山西宁武县桑乾河，流经山西、河北两省和北京、天津两市，自河北境内官厅附近始名永定河。该河全长650余公里，流域面积在5万平方公里以上。

一年前，北京市政府决心整治已断流30年的城市母亲河——永定河，其目标是使这条因人类过度使用而断流的河流重新有水，并在170公里北京段恢复流水，尤其是在37公里城市段形成六大湖面和十大公园，再辅以河道内外园林生态绿化，使河流重新成为景观。

这项堪称奢侈的全人工河流计划，将耗费170亿元巨资。每年河流所需1.3亿立方米水量也全部靠“人造”。

如此巨资投入，其实是一场与洪水的赌局——建于河道内的景观如遇三年一遇以上级别洪水，将毁于一旦。而且，多位专家指出，这个人造景观也无助于改变上游缺水、下游断流和水质污染的现实。

有环保人士感叹，人造河段的落成，在一定程度上或可视为真正永定河的豪华葬礼。 昂贵人工河 170公里河段，170亿元投资，1公里1亿元。

北京市治理永定河的愿望一直存在，但由于无法解决水源一直搁置。2009年12月召开的中共北京市委十届七次全会上，北京终于将永定河整治提上议事日程。 永定河治理计划甫一面世，就有人质疑此项工程的昂贵。

记者采访得知，此次永定河治理分为三段，即三家店拦河闸以上的官厅山峡段，三家店至南六环路的平原城市段，以及南六环至梁各庄的平原郊野段。三段分别长92公里、37公里、41公里。170亿治理资金中，三分之二以上资金将投向37公里的平原城市段。也就是说，平原城市段每公里投资将达到两三亿元。这样的造价，直逼城市轻轨和地铁。

业内人士称，这些造价仅是工程造价本身，尚不包括为其供水而增设的污水处理厂投入，更不包括每年1.3亿立方米用水本身的代价。

这项计划最被质疑的地方，其实并不在于造价昂贵本身，而在于如此代价治理过后的永定河，也不过是一条纯人工河流，甚至谈不上是一条河流，仅是用细小溪流连接的六个大型人工湖。

一位接近北京水务部门的水利专家对本刊记者说，由于缺水，永定河不再可能恢复成数十年前水量充沛的自然河流，未来近40公里长的永定河城市段，将像一个水流组成的“糖葫芦”。六大湖泊相当于六个巨型“山楂”，仅数米宽的溪流则相当于串起“山楂”的棍子。棍子上下两端延伸，分别就是永定河山峡段和郊野段。在大部分不能见水的河道其他区域，将绿化为园林式景观。

这项名为《永定河绿色生态发展带综合规划》的规划，全文至今未向公众公布，但已于今年2月28日正式实施。当日，石景山区莲石湖和丰台区宛平湖开建。 来自北京市水务局、北京市规划委的资料证实，今年将首期投资13.9亿元，主要建设“四湖一线”，即门城湖、莲石湖、晓月湖和宛平湖，一线即一条循环工程管线。接下来。另外两个湖即大宁湖和稻田湖也将建设。

记者采访多位国内知名水利专家确认，北京市的永定河治理工程只涉及北京段170公里，不会影响上游山西、河北缺水和污染之困局，也不会改变下游断流之现实。该工程水源并非来自永定河天然水，而是北京市生活污水处理后的中水；这些水也并不会补充下游水源，而是在出境之前用管道抽回，循环使用。

在北京，永定河并非第一条人造河流。在这座极度缺水的超大城市，多数河流已断流。 近年来，北京市水利部门已对五环以内多条河流实施不同程度的人造计划。 而永定河之所以引发关注，是因为该河是中国迄今最大、最长和总造价最高的人造河流。

洪水面前的易碎品 一位知悉永定河规划出台过程的资深水利专家认为，争论永定河造价昂贵并非问题关键，目前方案存在另一重的奢侈——如此代价建成的人工河流景观，稍遇洪水，就将毁于一旦。

这位专家说，永定河治理思路是政府高层确定的，水利工程师接下任务，在“无米之炊”即永定河已经断流的前提下，能设计出目前这样的方案，已属不易。“仅从水利工程师角度看，现有方案不仅合格，甚至美仑美奂。”

事实上，主持此次规划设计的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邓卓智，并非泛泛之辈。20多年来，被媒体誉为“城市河道整容师”的邓卓智主持设计过水利、建筑、景观、环境项目百余项，其中包括北京奥运水系。

今年7月24日，邓卓智在其个人博客中透露，永定河治理“生态修复工程及滩地服务设施的防洪设计标准为三年一遇洪水”“减渗工程的设计标准为十年一遇洪水”。

上述资深水利专家表示，这就像一个易碎品，河道里的人工湖和绿化方案无论怎么设计，抗洪标准都不可能更高。北京地区55年未发生大洪水，这就是上述易碎方案能上马的根本原因。

在中国的所有江河中，永定河的防洪地位极高，为全国四大重点防洪江河之一。据水文资料，1918年以来，永定河出现过10次每秒1000立方米以上流量的洪水。

1956年8月3日，永定河北京段上游的官厅山峡区突降暴雨，整个山峡区总降水量达到4.16亿立方米。次日，每秒高达2500余立方米流量的洪峰过境北京三家店、卢沟桥。8月7日，西麻各庄大堤决口，致洪水淹没大兴、廊坊、武清等处共908平方公里。

但1956年大洪水之后，华北出现反常的长期干旱。多位水利专家表示，55年未发生洪水，代表着未来数年间出现洪水的概率增大。

“这等于是场赌局，如果未来10年、20年不发洪水，北京市政府就赌赢了，这个工程也就值了。”前述资深水利专家说，“如果很快发洪水，那就赌输了，就会有严重的浪费。”

1.3亿立方米水何来 事实上，在造价高和洪水之患以外，人造永定河还存在第三重的奢侈。人造永定河每年需要的1.3亿立方米水量，相当于北京市年用水量的二十六分之一。用如此巨量的稀缺之水打造一条人工景观河是否值得？

今年6月下旬，《潇湘晨报》在其关于永定河人造河流计划的报道中，曾对水量问题提出质疑。北京市水务局局长程静随后通过《北京青年报》表示，永定河治理工程所需水量主要来自再生水和部分雨水，即使不利用，再生水也会白白放掉。

曾有多家北京本地媒体报道称，北京市水务部门计划将首钢搬迁后每年节约的3000万立方米水用于永定河景观，并且计划从永定河上游的河北官厅水库内首期引水3000万立方米。上述说法最终未被证实。

接近北京水务局的知情人士告诉本刊记者，未来永定河景观用水主要来自再生水这个方针已经确定。2009年北京确立污水处理厂升级改造战略，计划将全部污水厂改造为中水厂，这也是永定河治理规划出台的一个大背景。

这位知情人士称，近年来再生水在北京也呈现被用水单位争抢之势。而再生水也很值钱，成本约为自来水的三分之一。

永定河治理工程2014年建成使用，正好是南水北调工程汉江水进京的时间。有环保人士称，南水北调首期工程在北京地区的调蓄水库位于房山区永定河右岸的大宁水库，永定河治理工程会不会使用汉江流域挤出来的、调水成本已在每吨10元以上的南水北调水？

上述知情人士认为，是否使用南水北调水，并非北京水务局可以决定，目前来看不大可能。但前述环保人士仍未消除疑虑。

邓卓智在个人博客中提供了一种可供参考的解释，南水北调工程建成后，永定河作为北京市地表水源之一的功能将被取代，这为永定河水资源重新配置提供了条件。

多位人士表示，无论如何，永定河景观用水所需的每年1.3亿立方米不是一个小数字，其每一部分到底来自何处，政府应该公示，百姓有权知情。

8月中旬，正是北方河流的传统汛期。但本刊记者驻足永定河三家店水闸，却看到水闸之上的河道内，仅有千米之长的水面，像是一个大型池塘。上世纪数十年间，官厅水库下泄之水正是通过该水闸拦挡，进入永定河引水渠，再进入北京寻常百姓家的自来水龙头。而如今的永定河引水渠，水仅可勉强覆盖渠底，几乎处于静止不动状态。

水闸下游的永定河河道，则是滴水未见的干涸河道。大小砂卵石铺满河道，枯黄的野草只有寸许之高。数十米外，施工人员正在河道底部进行永定河景观防渗工程的施工。按照规划，这里是门城湖的起点，该湖约有数百米宽、3公里以上的长度。

作为北京的母亲河，以及海河最大支流的永定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依然有20余亿立方米之丰富水量。1951年，中国在永定河北京段上游河北怀来开建解放后第一座水库官厅水库，设计总库容为41.6亿立方米，并于三年后完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该水库从未蓄满过。

1997年，由于水质污染，官厅水库被迫退出北京饮用水源序列。 即便不是污染问题，永定河也无法继续成为北京水源地。本刊记者获得的数据显示，从2006年到2009年连续四年，官厅水库入库水量均在1亿立方米以下，分别为0.96亿、0.67亿、0.80亿和0.22亿立方米。“这意味着，这些水流出水库，还流不出北京境内，就全渗到地下了，就是断流。”接近北京水务局的知情人士说。

北京段以上的永定河状况也好不到哪里去。曾多次徒步永定河源头及上游的环保人士王建告诉本刊记者，山西境内桑乾河上水坝林立，但多数水坝呈池塘状，沿河水量并不丰沛，其他河段的样貌则只是被严重污染的溪流状。许多较小支流，因干涸而被当地填埋。 几十年间，永定河20余亿水量为何就没有了？河北省水利厅资深专家魏智敏分析，一是上游山西省近几十年人口增加4倍至5倍，经济总量增加上百倍，远远超过永定河上游桑乾河的承载能力，近年河北境内也只能收到永定河约不到3亿立方米的水量。二是随着植被变差和连续干旱，永定河流域年降水量一直呈递减态势。以河北为例，50年前年降雨量为600毫米以上，现在已不到500毫米。三是地下水超采，渗漏加剧。1963年河北省特大洪水时，有50%的降雨转变成地表径流，到1996年河北大水时，只有24%能转变为地表径流。

“国际水利学界的一个共识是，人类使用一条河流水量的20%，对河流自然生态破坏不会太大；30%就达到警戒线，会对生态有严重影响。而我们对永定河水量的使用，达到了90%，这无异于喝干榨尽，河流必然毁灭。”魏智敏痛心地说。 政府的永定河算盘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水科院水资源所所长王浩认为，北京市在永定河中下游，处境比较尴尬。“无法改变上游过分用水的现实，却要承受断流之痛。”

自30年前永定河三家店以下断流后，数十公里长数百米宽的河道河床裸露，已成不法人员偷采砂石之所，河道内到处是大砂坑。沿岸居民向河道倾倒垃圾，小区和工厂则排入污水。每到春秋之际，大风鼓动河床风沙，漫天黄黄袭卷市民。 接近北京水务局的专家说，北京市政府在近30年间一直在寻求解决方案。

2005年之前，北京市的思路主要是请求中央一级来协调上游各省节约用水，以使永定河重新有水。中央不遗余力进行协调，并投入数百亿元资金到永定河上游，支持当地节水和治污工程，以及转变经济结构。北京市也为此支援了上游不下10亿元的资金。

这位专家说，山西、河北的节水和治污不可谓不努力，但那么多人口要喝水吃饭，经济也必须发展，所以节约下来的水很快被新的需求吞噬。最终，上游用水不仅不能减少，还不断增加，越治越没水。

眼看2008年奥运临近，北京市政府提出永定河河道“无水变绿”计划。水务部门开始在河道内种草。但河道长年缺水土壤较少，成活率并不理想，河道乱象始终无法改变。部分区实在无奈，曾引进高尔夫运营商在河道内建起数座球场，但由于球场草皮需大量抽取地下水，屡屡被媒体曝光。

奥运之后的2009年，北京市酝酿让永定河河道内“有水”。北京市水务部门奉命拿出方案，任务最终落到水利工程师头上，拿出了目前的方案。一个让永定河“起死回生”的人造河流方案就这样产生了。

“外界除了骂这个方案，也应想想，如果你是北京市长，你是一个水利工程师，在这样的条件下，你能怎么做？”前述专家说。

无论如何，现有的人造永定河方案，得到了北京沿河各区政府和沿河居民的热捧，甚至有不少人翘首以待。随之而来的，一个新的城市扩张计划将实施，一场新的造城运动将上演。 在永定河数十公里河道两岸，北京市规划了首钢南滨水地区、丰台科技园西区、长阳半岛、大兴滨水绿廊等十多个沿河经济发展区。

此外，永定河流域将加强土地储备，上述十多个沿河区域内，未来总用地面积将达5650公顷，建筑规模将达2000多万平方米。

这意味着，北京城区将向永定河流域扩张。北京市规划委主任黄艳对媒体表示，未来中心城将有多条公路、铁路和轨道交通通向永定河流域，北京长安街和一号地铁也在酝酿西延至永定河流域。

今年3月12日下午，门头沟、丰台、房山、石景山、大兴等北京永定河流域五区区长的手迭在一起，他们共同出席了永定河绿色生态发展带“五区”联席会。 有资料显示，各区均因此调整了地区规划和经济规划。

记者了解到，永定河工程虽然尚处于实施初期，沿河两岸土地价格已出现飙升迹象，房价亦水涨船高。

有地产专家认为，永定河治理工程尽管投入极大，但从带动整个西南五区经济角度来看，北京市政府并不赔本，仅地产升值一项，北京各级政府就将大赚。 四年之后，北京市人造永定河景观将粉墨登场。但愿，人们在为这条美丽人造河流发出赞叹的同时，还能记得它曾经自然、汹涌，而如今已经死亡。

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排名垫底 吃绿豆治病

特约中国青年报记者28日专稿，喜吹只吃绿豆、茄子就能治病的张悟本刚被戳穿，道士李一的行骗接踵而至。接二连三的荒唐闹剧折射出一个事实：我国民众的科学素质之低，令人堪忧。

中国第八次公民科学素质调查显示，到2010年，全国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比例为3.27%。这个数字意味着，每100人中，仅有3人具备基本公民科学素质。你具备科学素质吗 “来科技馆主要就是陪孩子玩，我都这么老了，上这儿玩什么呢!”中国科技馆入口处，孙女士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中秋节放假期间，她想让孩子从繁忙的作业中抽身出来放松一下，同时又可以增长见识，而去科技馆无疑是最佳选择。孙女士的儿子小文是北京市精诚文化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小文第一次来科技馆，看到大量新奇的展品，又开心又好奇，不停地问孙女士。

“狮子座流星雨是怎么回事儿？”“那个机器人是怎么才能跳舞的？”“这儿的高压放电为什么电不死人呢？”孙女士尽量回答着小文的问题，但时常被儿子问得语塞，只得参考展品介绍或是求助科技馆的工作人员。 科技馆一游，增长知识的不只是小文，还有孙女士——“我儿子一进来就问这问那，其实我对这里面的东西也不太懂，来之前我还以为自己挺懂科学的。”从科技馆出来，孙女士有些尴尬地说。

众所周知，科学素质是公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代人在社会生活中参与科学活动的基本条件。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一般指了解必要的科学技术知识，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树立科学思想，崇尚科学精神，并具有一定的应用科学处理实际问题、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即所谓的“四科两能力”。具体来说，科学素质包括掌握科学知识的多少、理解科学思想的深浅、运用科学方法的生熟、拥有科学精神的浓淡、解决科学问题能力的大小，综合表现为学习科学的欲望、尊重科学的态度、探索科学的行为和创新科学的成效。 科学素质调查是从美国开始的。

1979年，当时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公众舆论研究所所长的米勒教授开始尝试在美国国家公众科学素质的连续调查中建立对美国成年人（18~69岁）的科学素质评估体系。我国从1992年开始，通过抽样问卷的方法，几乎每隔两年都要进行一次国民科学素质调查，到今年已经是第8次。

国内的科学素质调查基本上沿用米勒教授建立的科学素质评估体系，从科学素质调查的国际标准题库中选择试题，同时根据我国近20年的调查经验，增加了一些更适应中国本土情况的试题，可以相对客观地测量出我国成年人的科学素质状况。

您听说过“酸雨”、“DNA”、“纳米”和“通货膨胀”吗？如果您听说过这些名词，对它们有哪些了解？“地球的中心非常热”、“电子比原子小”、“光速比声速快”、“抗生素不能杀死病毒”、“我们呼吸的氧气来源于植物”、“婴儿的性别由父亲决定”……你能判断这些观点是对是错吗？

记者拿到最近的科学素质调查问卷，发现在具体调查中，“科学”并不是供在神坛上，而是通过一道道生动的问题来体现。“这个调查看着挺有意思，并不是我之前想的那么枯燥”，孙女士看过这些题目后说。

中国科普研究所科学素质研究室的研究员张超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判定一个人具不具备基本科学素质，是由调查所体现的三个方面的内容决定的：公民对科学的理解，公民的科技信息来源，公民对科学技术的态度。

“调查是对这三方面取一个交集，每一部分都要答对到一定的比例。例如‘公民对科学的理解’部分有16道题，答对10道就被认为是合格的，三个方面都合格了，就可以说测试者具备了基本科学素质。”张超介绍说。

但是也有一些题目是有一票否决权的，比如在测试“公民对科学技术的态度”时，有一道题：“你是否根据生辰八字算过命以及您对算命的看法”，如果选择“曾经算过认为具有一定的科学性”，那么，即使他的其余问题全部答对，这个人仍旧不能算是具备公民基本科学素质。

2007年的调查数据表明，《科学素质纲要》的重点人群中，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为10.4%，城镇劳动人口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为3.0%，而农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仅为1.0%。

调查结果表明，公民科学素质城乡差别很大，城镇居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比例为3.6%，远远高于乡村居民的1.0%。而不同经济发展地区公民的科学素质水平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其中，东部地区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比例为3.9%，中部地区为1.8%，西部地区为1.3%。

张超向记者介绍说，从总体规律看，学历高的人一般具备较高的科学素质水平，但由于我国人群差异和地区差异比较大，也会出现学历高但科学素质较低的情况。“在我们的调查中，还有研究生学历的人，其科学素质还不如农民。从科学素质定义的角度上讲，这是‘授之以鱼’还是‘授之以渔’的问题。

国际科普理论学者也认为，掌握科学方法才是科学素养中最重要的内容。” 我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已经进行了近20年。根据《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2011-2015年)》(征求意见稿)中的数据，到2010年，全国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比例达3.27%，这个数字在2007年是 2.25%，在2003年是1.98%。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公民科学素质水平仍有较大差距。

早在1989年，加拿大公众达到基本科学素养水平的比例就为4%了。1991年，日本的比例为3%，1992年，欧共体的比例为5%。而美国在2000年时，公众达到基本科学素养水平的比例已经高达17%。

与2001年欧盟15国、美国、日本进行比较时，在对科学知识的了解方面，瑞典排名第一，中国名列最后。在对科学方法的了解程度上，中国也几乎排名最后。公民科学素质提高任重道远 专家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中国民众的受教育程度依然很低，导致科学素质总体偏低。同时，中国也缺乏专业的科普人才。

目前，承担科普重任的主要是一些科技馆、博物馆，但在农村地区，往往缺乏这样的条件。而许多科学家不仅自己不积极做科普，对于科学传播的态度也不积极。中科院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团长钟琪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北京每年有1000多名科研人员退休，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从事科普工作。

有很多人退休后，正是继续出科研成果的时候，可能没有时间、精力。而且，现在社会上有个认识上的误区，瞧不起科普，认为科研人员从事科普“没出息”，搞不了科研的人才搞科普。“实际上，这是关系我们民族未来的一件大事。搞科普很难出名，很难获利，但对社会的贡献却很大，没有人做科普启蒙教育，未来的科学家从哪儿来？”

尽管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发展起步比较晚，但近几年，国家对提高公民科学素质越来越重视。2001年，国务院批准了中国科协关于在我国开展“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的建议，并委派中国科协牵头，联合科技部、教育部等13个部门，共同推进这项超长期宏大计划的实施，力争到2049年共和国建国100周年之际，在我国实现“人人具备基本科学素质”。

“我们和其他国家的差距是数量级的差别，科学素质到一定的阶段，也就稳定了，而我们正在处于上升期。调查的目的不是比较高低，更主要是把调查数字还原到其他国家当时的发展的背景下。

譬如美国，在公民科学素质为3%时，社会是怎么样的一个背景，有什么相应的措施，对我们有什么借鉴意义。但具体怎么提高和促进公民科学素质，还需要更多、更扎实、更长期的努力，需要政府各个部门来支持。”张超说。

日本人买房如同找对象 中国人买房啃二老

特约新华社记者26日专稿，在和中国同为亚洲国家的日本，有一幢自己的房子同样是大多数人的“毕生追求”。然而，日本租房的人还是多于买房的人，其主要原因却不是大多数人所认为的高房价。
　　一位日本朋友告诉记者，人们并非不想买房，在日本一旦买了房，就拥有永久的居住权和土地使用权。以东京为例，市中心一套6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售价大概在1500万日元，月租金大概为10万日元左右，租售比在1∶150左右。从这方面看，买房比租房合算，不仅投资潜力大，每月房贷还款也与同类型房子的租金差不多。
　　但是日本人买房子还是很慎重的，通常是货比三家，有人甚至看房子看了好几年还无法定下来。这是因为日本人一般一辈子就买一处房子，一旦买下房子后又发现自己不满意之处，就像走进婚姻一样，后悔也来不及了。此外，买房子就算从银行贷款，自己也要交几百万日元的首付和手续费，这对工作数年的年轻人来说还是难以承受的。日本年轻人就算买房也不会伸手向父母要钱，这首先是一种习惯，同时还因为接受父母的资金要交“赠与税”，还不如自力更生。

同其他发达国家一样，日本的租房市场很健全。首先是网点多，几乎在每个车站旁都有房地产中介公司，有的车站周围甚至有十多家。此外，日本的租房服务十分正规。房地产中介行业的从业者必须获得不动产经营管理或者租赁住宅管理的认证资格，有严格的考核制度。而租房者必须有保证人，要填经济收入方面等资料，以防租房者交不出房租。房地产中介公司和房东若遇上租房者不交房租而逃走的，就会去找保证人。

　　日本政府还向民众推出一种无需要中介费和保证人的“公团住宅”，而且房租相对便宜。公团的出租住宅一般通过公开募集并以抽签的方式决定承租者。日本政府以此让中低收入者也能“居者有其屋”。

在衡量租房、买房哪个更划算时，国际上有一个通用的专业名词：“房产租售比”。所谓“租售比”是指每平方米使用面积的月租金与每平方米建筑面积的房价之间的比值。国际上一般认为，一个区域房产运行状况良好的租售比应该在1∶300至1∶200之间。也就是说，如果把房子拿去出租，至多300个月，也就是25年内就能收回购房款。如果租售比低于1∶300，那么房产投资价值很小，泡沫已经显现；如果高于1∶200，则表明房产投资还有潜力。

中国房地产市场坚挺的程度超出了大多数人的预期。两年来，国外媒体和分析人士不断高喊“中国房地产泡沫即将破灭”，然而在短暂回调后，房价掉转向上的势头更加迅猛，“泡沫破灭”的前景依然遥不可及。有专家认为，中国房市已难以用国际惯例来解释。

　　现在中国租售比如何呢？以北京为例，根据中大恒基市场部公布的数据，今年上半年北京二手房平均租售比突破了1∶400，达到了1∶402。以北京CBD区域一套总价值为150万的一居室为例，目前的租金为3900元，算下来租售比为1∶385，越过了1∶300的国际警戒线。部分区域一套150万元的商品房，月租金仅3000元，租售比达1∶500。

在上海，8月二手房成交均价在每平方米1.27万元，而平均租金只有每平方米每月53元，租售比1∶340。而在中国一些二三线城市，平均房价也达到了4000元的水平，但是一套100平方米的三居室租金每月仅500元，租售比竟然只有1∶800。

尽管租售比出现如此大的背离，购房人仍然乐此不疲地进场。专家告诉记者，除了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所制造的刚性需求外，越来越多的人追求的已不是租金收益，而是作为抵御通胀、短线获利的手段。“中国和其他国家不一样。”

业内人士表示，中国人买房子很多并不是持有获取租金收益，而是预期房价上涨再转手获利；而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吸纳了周边乃至全国的人来买房，房价上涨预期尤其强烈。一项对多家中介机构的调查显示，租售比这一国际通行的数据，在中国很少被购房人参考。

　　除了那些“更愿买房”的因素外，中国人还有很多“不愿租房”的理由。每年“3·15”权益日，相关部门公布的损害消费者权益案例中，有相当大的比重集中在房屋租赁市场。打开搜索网页，“房屋租赁陷阱”的相关条目多达20多万条。黑中介、假房东、二房东重重设卡，霸王条款、无理涨价、房租欺诈、不退还押金，圈套五花八门，租房者的权益经常得不到保障。在这种情况下，更多人宁愿买房而不愿租房。

女富婆凄凉入住老年公寓 其保姆拥百万财产

特约成都日报记者26日专稿，四川张素芬曾经是内江资中南园总公司总经理，公司资产逾千万；同时她还是原重龙镇西街居委会主任、支部书记、县人大代表；曾获四川省三八红旗手、四川省和全国先进居委会主任、全国优秀企业家称号，被誉为“中国的阿信”。

　　按常理，张素芬应该有一个幸福的晚年，然而，已过耄耋之年的她却选择住进了老年公寓；而仅给她做了3年保姆的中年妇女陆正华，却通过张素芬的“遗赠”，拥有了好车和两套大宅。

　　张素芬没有子女，老伴也于1993年先她而去，平常生活都是她的企业职工和街坊友情照顾。

　　2005年下半年，已经78岁的张素芬身体不怎么好，经常生病，记忆力有所减退。

　　这时，资中重龙镇后西街九组的中年妇女陆正华，认识了张素芬。
　　街坊们介绍，陆正华当时只是一个走家串户推销保健品和按摩器的推销员；她知道张老太无儿无女且身家不菲，于是每天两次到张素芬家帮忙按摩，给张素芬留下了好印象；后来她认张为“干娘”。

　　“她接近张素芬，目的让人起疑。”街坊们说，“她连自己亲生母亲都没有服侍好，还来孝敬‘干娘’？”

　　2006年3月，陆正华把原来照顾张素芬的人遣走，自己住进了张家当起保姆。随着时间推移，张素芬被陆正华照顾得心情愉快，成天笑呵呵的。

　　半年过后，陆正华开始掌管张素芬的现金、存折，甚至连南园总公司的公章、房产证、土地使用证及张素芬的私章，都由她一手“打理”。

　　2006年9月29日，张素芬将南园位于重龙镇西顺城街66号、面积达226.06平方米总公司的房屋，卖给陆正华，双方议定价11.7551万元。

　　合同载明：陆正华必须于9月29日前一次性现金付清购房款。
　　合同申请书有张素芬的“签名”，出售方签字处加盖“四川省资中县南园总公司”公章和“张素芬”印章；而购买方有陆正华签字和手印。

　　随后，陆正华将这个面积226.06平方米的大宅过户到自己名下，可自始至终并未按合同约定付一分钱。

　　2007年12月11日，陆正华和张素芬签了一份“遗赠扶养协议”：“乙方已扶养甲方两年多时间，现经甲、乙双方平等协商，就遗赠事宜达成如下协议：即将张素芬某实业公司原始价值达3.5万元的股票、位于成都市某公司合作开发的金洞子生态麻竹地及其项下的权利、银行存款和签订协议后新增财产在甲方死后赠送给乙方。”协议还以打括号重点方式载明：“位于重龙镇西街A区8楼1-3房屋，重龙镇西顺城街66号房屋，产权证号200605225已赠与给乙方”。此外该协议还载明“甲方的债权20000元，赠与给乙方，债务人余科，借款到期后由乙方负责收取所有”。

　　2007年12月5日，资中县南园公司改制。公司为报答创始人张素芬，在某银行资中县支行为其存入现金100万元，密码由相关人员刘常炳掌握，存折给了张老太，目的是保护神志欠清醒的张素芬财产安全。至少要有刘常炳等两人以上，才能取到这笔巨款。

　　出人意料的是，2008年2月20日，陆正华带着张素芬的公章、身份证等相关物件，来到银行以密码挂失的方式，将100万元转存同一银行；9天之后的2月29日，陆正华在银行挂失成功，签字提取了40万。随后，她买了一辆价值31.246801万元的豪车，车牌为川K1A289；又花1.502万元做了汽车雨棚，用于放车。

　　保姆陆正华成了富婆悄无声息，但张老太变成穷光蛋的消息却不胫而走。
　　张素芬的亲妹妹张素清，与众街坊、南园老职工暗暗调查得知，陆正华现今身家百万，渠道就是当保姆。

　　2009年12月7日，资中重龙镇西街社区五十多名街坊、张素芬的职工和亲友，联名起诉，要求资中人民法院判定“诈骗人”陆正华返还张素芬的一切财产。

　　他们认为，陆正华在“房地产转让申请书”上伪造张素芬签名、擅自加盖南园公司公章和张素芬的私章，是欺诈行为。

　　然而，记者在采访陆正华时，她却表示：“想把老娘(陆对张素芬的惯称)整死害死的不是我，而是张素清他们。”

　　陆正华表示：“自己从来没有要过房子，这房子是张老太非要送给自己不可。”而且是反复三四次要求后，她才“勉强”答应接手房产。

　　张素芬现已没有民事行为能力，妹妹张素清老人作为代理人，与陆正华打起了官司。

　　今年2月8日，资中县法院审理后认为，张素芬与被告陆正华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有效，但因被告在履行协议时，于2008年2月29日取款40万元，用于购车及其他消费，其行为违反了《继承法》遗赠扶养协议中关于接受遗赠应当在被继承人死亡后的法律规定。

　　为此，根据《继承法》的规定，判决“解除张素芬与被告陆正华的遗赠扶养协议；由被告陆正华在判决生效后10日内，退付原告现金40万元”。

　　一审宣判后，陆正华不服，向内江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

　　今年5月12日，内江市中级法院通过审理，维持一审判决“解除原张素芬与被告陆正华的遗赠扶养协议”，撤销一审中“由被告陆正华在判决生效后10日内退付原告现金40万元”。

　　6月28日，记者在张素清家里，见到了张素芬老人。她目光散乱、迷茫，说话有气无力，吐词不清；在与老人的交流中，她已经无法识别多年的老同事，甚至亲妹妹，至于自己曾拥有的房子和钱等财物，老人更是前言不搭后语。

　　随后来到曾属于张素芬的重龙镇西顺城街66号大宅，而今这里已经是陆正华的居所，铁门紧锁，透过栅栏，可看到一辆车牌为川K1A289的小车，打磨光亮，停在一座崭新的雨棚下。

　　按照二审法院的生效判决，位于重龙镇西顺城街66号房屋，既然被解除了遗赠协议，就应该返还给张素芬，但仍由陆正华一家住着。

　　8月30日，记者采访了本案一审法官、资中法院民庭庭长张小军。
　　张小军说：“这个案件，社会关注度大，我们非常慎重，通过缜密调查了解，经审判委员会研究，最后做出了判决。”张小军说，张老太的一套位于重龙镇西街1楼97.4平方米的房屋已经过户到陆正华名下，而张家人已经没有办法证明当时张老太是否是出于自愿，所以房屋请求没有得到资中法院的支持；而陆正华挂失密码取走老人40万买的轿车落于自己名下，由于陆正华没有证据证明是张素芬赠与自己的，所以陆正华理应退还给老人，并解除张素芬与陆正华遗赠扶养协议。

　　8月31日，记者来到内江市中级法院联系采访此事，未果。

　　9月15日，钟代、朱素芳、李贤芳、罗开仁等街坊、南园公司老职工，再次找到记者，表示将与二审法院判决生效后仍不退还给张素芬房屋的陆正华，再次对簿公堂。

内蒙古女子非法吸储7.4亿元被起诉

特约呼和浩特日报记者26日专稿，由于资金链断裂，4亿元财富瞬间蒸发，被骗的大都是妇女、老人、学生，甚至还有拾荒者。中秋节前夕，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警方侦结一起涉及金额高达7．4亿元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当地有名的“富姐”石小红等5人被移送检察机关起诉。

石小红是怎样给当地群众编织“暴富神话”的？受骗群众为何“托关系”借钱给她？她构筑的金字塔式“高息放贷”链条又是如何崩溃的？揭开这起巨额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内幕，让人清晰地看到，在部分经济快速发展地区，不少居民因理财渠道少、风险意识差屡屡被骗，陷入生活困境，这对如何加强民间借贷监管提出了新要求。

今年42岁的石小红曾是一名纺织女工，案发时为鄂尔多斯市凯信至诚商贸有限公司董事长。据鄂尔多斯市东胜区警方透露，从2006年底起的三年里，她以2．5％至4．5％不等的月利率，累计吸收民间资金7．4亿多元，案发后能够追回的仅为3．41亿元。突然蒸发的4亿元财富中，多数是妇女、老人“压箱底”的钱。

是什么让当地群众把多年积蓄砸给一个纺织女工？于女士与石小红是中学同学，2008年初她首次借给石小红10万元，月利率3％。她说：“石小红挺守信用，以前按月结利息。”高利息刺激了于女士牟利的冲动，随后她不断以低息向亲朋借钱，贷给石小红吃利差。直至案发，于女士已向石小红放贷619万元。

“暴富梦”破灭后，她哭着说：“其中565万元，是我以月利率2．5％向20多位亲友、同事借的，砸锅卖铁也还不起啊！”“在东胜区的民间放贷市场，妇女可谓 一手遮天 。”鄂尔多斯市交通局原副局长肖亦浓说：“这些妇女，包里揣个计算器或本子，二指宽的一张欠条，就敢把家底儿兜给人家。”东胜区警方的调查显示，石小红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的债权人84％是女人，其他账单虽然登记的是男人和孩子，实际操控者也大都是家里的女主人。

50岁的贾女士，家里虽不富裕却也生活安稳。看别人放贷挣钱快，她竟然想出了贷款放贷的主意：2008年1月，她通过住房公积金贷款15万元，买车按揭贷款10万元，以3％的月利率贷给石小红。随后，又有6位亲友在她的示范下，把185万元投了进去。利息收入让贾女士一家快活了一阵子，案发后她家骤然陷入困境。

更令人吃惊的是，石小红被警方采取强制措施后，仍有一些当地居民认为“她绝对能出来”，依然敢把家底掏出来。去年9月6日，有位女士瞒着丈夫，把要买房的60万元，托关系贷给石小红。而此时石小红已“进去”一个多月了。

这位女士哭诉：“丈夫至今蒙在鼓里，我该怎么办啊！”

　　为了“借钱”给石小红，有人甚至要托关系。70岁的刁女士，在高利率诱惑下，自作主张卖了留给孙子的一套30多平方米房产放贷给石小红。“当初还是托人找关系放贷的，一家人都不知道，我后悔得整夜睡不着觉！”记者了解到，石小红案发后，到当地警方报案的受骗群众已有330人，其中个人放贷额最多的为6700万元，放贷者中竟然还有一位拾荒老人，金额为1万元。

记者梳理发现，石小红构筑的“财富网络”呈金字塔式结构，就像传销组织，有明晰的“上线与下线”链条。曹丽琴借给石小红6700万元，她是这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中的最大掮客。她的“下线”有220多人，她的婆婆、亲友、邻居、同事又在她的线上发展了“下线”。依靠借款吃利差，曹丽琴由下岗女工摇身变成“富婆”。曾为她吸金跑前跑后的丈夫，也被她“炒了鱿鱼”。

案发后，曹丽琴由于无法向“下线”兑付本息，众多“下线”开始集体上访，一度成为当地的不稳定因素。今年8月，曹丽琴与前夫王勇明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警方刑事拘留。东胜区公安分局经侦大队长高旭明说，石小红起初只是经营出租车、货车等小项目。

随着老百姓的钱“滚滚而来”，她投资的手笔越来越大。2006年，她投资约300万元在东胜区购买了70亩土地，倒手获利700余万元。除了买地，石小红大肆“炒房。近三年来，她相继在北京、呼和浩特等地购置了43处房产。

在北京朝阳区、海淀区等地，她购买的9套高档房产，面积从146平方米至299平方米不等。据警方证实，石小红仅房产、股权和奔驰等车辆的投资多达1．43亿元。调查发现，石小红的大量房产、股权和豪车投资，因为规模过大，还未产生有效收益，就被过高的利息和债务压力挤垮，使她不得不拿所借的本金垫付。

同时，她盲目外借或投资给其他人的大量资金也难以收回。石小红曾向东胜区王某投资2600万元，至今还有1100万元本金未收回。她还借给呼和浩特市居民徐某800万元，仅追回200万元。近三年来，石小红频繁与他人相互拆借资金，案发时呆坏账已达9481万元。

大量投资难以收回，但每天却要向外支付高额利息。从2007年至案发时，石小红向借款人支付的利息超过4亿元。有关账单显示，在非法吸金的高峰期，她一天竟支付利息200多万元。由于恶性循环，最终走向崩溃。

鄂尔多斯市一些被骗群众说，近些年来通过卖地、拆迁、挖煤 当地不少人转眼变成了富翁。看着账户上突然出现的“天文数字”，一些人除了买豪车、置房产、搞娱乐 不知道如何理财，于是便把“来钱快”的地下放贷当作“最佳投资渠道”。

鄂尔多斯市金融监管部门估计，在东胜区60万人口中，民间放贷规模达300多亿元。近两年来，受金融危机影响，民间借贷风险凸显。仅2009年，当地政法部门就接报民间借贷案600多起。东胜区政府部门一位年轻人说：“在这里不外放高息借款，会被人笑话。”他上高中时，班里就有5名同学凑出5万元“押岁钱”借给放贷人。

由于短期内地下借贷的“造富效应”，许多群众风险意识“钝化”。多位被石小红套牢的借款群众对记者说：“这么多人参与放贷，出了事政府肯定会管。”放高利贷时怕政府监管，亏了本钱想起了政府。

这种心态折射出一些居民风险意识、法律观念之淡薄。针对这一现象，内蒙古自治区金融工作办公室副主任李毅刚表示，为了给“地下放贷热”降温，地方政府努力向公众警示民间放贷的风险，引导群众放弃“暴富心理”，回归投资理性。同时，近年来鄂尔多斯市还加大金融机构的引进力度，并批准成立小额贷款公司81家、典当行23家。但这些仍是杯水车薪，地下放贷活动依然活跃。

内蒙古大学教授梁荣等专家认为，越来越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暴露了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监管明显不到位。“石小红在长达三年时间里，非法吸金7亿多元，涉及群众数百人，监管部门哪里去了？为何总是等到群众遭受严重损失才有人管？”为此，专家呼吁国家有关部门进一步规范民间借贷活动，创新机制、完善机构，尽快提高对民间借贷活动的监管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