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舟曲 天人之战--上帝对破乱自然的报复

特约中国青年报记者13日专稿，甘肃舟曲县城，烈日当头的中午，这是这个县城被泥石流摧毁后的第三天。暴雨停歇后连续两天的暴晒，使淤泥开始散发出一股刺鼻的气味。听不到挖掘机的轰鸣声，解放军官兵人手一把铁锹挖，在数米之深的淤泥上拼命挖掘，淤泥下，是上千名没顶的失踪者。

8月7日晚上11点，两百多万立方米的泥石流，沿着舟曲县北山的三眼峪沟和罗家峪沟直流而下，越过十几道拦渣坝后，一路在黑夜里咆哮了40分钟，最终戛然而止于瓦厂村附近的白龙江。新华社报道称，截至8月10日17时，泥石流导致702人死亡，1042人失踪，42人重伤。据新华社报道，灾害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高度重视。在第一时间，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作出明确指示：要求甘肃省和有关部门当前要把确保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千方百计救人，组织群众避险，确保群众生命。8月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就抵达舟曲部署救灾。9日，温家宝临时改变返京计划，再次深入很可能发生二次灾害的重灾区指挥救援。

温家宝在受灾现场数度向废墟下的被困群众高声喊话：“老乡，要坚持，子弟兵正在救你们。”8月10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全面部署当前舟曲县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会议。会议强调，目前仍处于主汛期，各地区、各部门要毫不松懈地继续抓好防汛抗洪救灾工作，立足于防大汛、抗大灾，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切实提高防灾减灾能力。

绵延5公里长的泥石流一眼看不到尽头，沿着淤泥缓慢而上，如果不是矗立其间的几块巨石，很难想象就在脚下，许多村庄曾存在过这个世界。越往上走，大灾难的痕迹就越来越淡，灰白的泥石流与群山的颜色融为一体，直到在三眼峪沟入口处，一小段残存的拦渣坝才在淤泥中隐现。这条3米宽、50米长的拦渣坝本是阻挡泥石流的最后一道防线，刚刚新建不久，却被汹涌的泥石流撕开了一个40米长的豁口。未完工的拦渣坝由于后续资金不足，三眼村防治工程1999年一期完工时，只修建了10座拦渣坝，而排导工程一直未能实施。而8月7日的泥石流正是从这里倾泻而下。

舟曲县位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境内，是中国四大泥石流灾害频发地之一，作为人口密度最高的区域，只有2.2平方公里的县城装下了4.5万人，一旦发生泥石流，将是毁灭性的灾难，而位于舟曲北部的三眼峪沟一直是悬在舟曲头顶的一颗定时炸弹。舟曲人上一次关于三眼峪沟最惨痛的记忆还停留在1992年。公开资料显示，当时倒塌房屋344间，死伤87人，政府吸取教训，开始了拦渣坝工程规划。

1996年，中科院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研究人员获邀参与调研，他们在后来的调查报告中提出了治理建议：在大峪沟和小峪沟中共修建拦渣坝13道，停淤场一个，排导沟1.2公里，防冲槛24道，整个工程总投资929.59万元，计划3年时间完成。但由于后续资金不足，1999年一期工程完工时，只修建了10道拦渣坝，大峪沟和小峪沟一边7道，一边3道，而排导工程一直未能实施，这埋下了第一颗隐患的种子。

曾参与工程建设的三眼村村支书冯虎林记得，当时方案中还写明，其中3道堤坝最初设计是钢筋混凝土结构，但因为没钱，只好改成石块混凝土。“每道坝以10万元的价格承包出去，加上跑项目的开支，总共就花了100多万。”冯回忆，原来的计划是国家给一部分，县里出一部分，但舟曲根本掏不出一分钱。没钱是舟曲这个国家级贫困县一直面临的困境。

一位要求匿名的舟曲官员说，在上世纪90年代，经常好几个月发不出干部工资。在三眼峪沟入口处，右侧峪沟的拦渣坝虽然尚未被冲毁，但泥石流已经没过顶端，左侧的拦渣坝已经不见踪影。据冯虎林介绍，拦挡坝一般最高10米，底部最厚10米，越往上越薄，顶端厚3米。最初几年，拦渣坝的确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在2004年的一次探访中，冯惊讶地发现，泥石流已经淹到了三道拦渣坝的顶部，当务之急就是修建新的拦渣坝，可当冯虎林将这次预警向有关部门反映时，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也重视不过来。在舟曲多达159个泥石流重点区域，三峡峪不过是其中一个，而一年不过几十万的水保经费，农村比县城更需要这笔钱。

舟曲县水土保持局工程师尹成戌说，就在7月底，在舟曲磨沟曾发过一次小的泥石流，县城到磨沟的公路全部中断。即便因为“5·12”地震后获得了九百多万的专项资金，但面对403个自然村，堤防改造工作也无法全面铺开。“一年只能推进13－14个自然村，投入70万－100万用于基础设施、堤防改造。”舟曲县常务副县长杨学锋介绍说。

2008年“5·12”大地震后，北京国土局专家曾来舟曲勘测过，他们告诉杨学锋，舟曲1平方公里，泥石流滑坡密度达到0.37，需要投入2.6亿才能完全治理。而2009年舟曲县一年的财政收入不过才1800万元。“这也只够发干部一个月的工资，我们是吃饭财政，根本没有多余的钱用于环境治理。”杨说。


开车沿着白龙江进入舟曲县城的路上，举目四望，几乎所有山的石岩都裸露在外，像是一个没衣服穿的贫苦老人，这还是造林20年后的结果。很难想象，解放前，这里的泥土曾孕育过举世闻名的原始森林。在舟曲老一辈人印象中，森林茂密的舟曲常被冠以“不二扬州”、“甘肃江南”的美誉。

48岁的冯虎林从小在三眼峪看到的也都是一片林子，“最大的树，一个人抱都抱不住”。1950年代，舟曲以丰富的森林资源支持国家建设，由此，一场长达半个世纪的林业开发拉开了帷幕。舟曲林业局下属的923林厂承担了这一政治使命，舟曲县林业局副局长姜海红记得，最鼎盛的时期林厂有六百多个工人，光育苗工就有两百多。而在上世纪70年代公路未通之前，经常可以看到白龙江上几百个木筏漂流而下的壮观场面。

在那个“大干快上”的计划经济时代，没有谁会意识到这么做的后果意味着什么。由于是按件计酬，又没有砍伐限额，对于林业局的工人来说，当然砍得越多越好。姜海红回忆，每年的砍伐量最多的时候有25万立方米。“到后来，大树都砍没了，就砍防风林，而这些用于保护新苗生长的防风林原本是禁止砍伐的。”姜说。贫穷的舟曲政府更是相当支持这项事业，杨学锋说，在1998年国家禁止砍伐前，95％的县财政收入来自林业。与无节制砍伐相伴而生的是，外来木头贩子的大量涌入，以及老百姓的乱砍乱伐。“林地太大，什么人都管不住，砍就砍点吧。”姜海红说。就这样，舟曲的森林覆盖率一路从最初的67％，下降到现在的20％。

1981年的一场特大泥石流灾害让舟曲人第一次品尝到了掠夺资源的苦果。舟曲县水保局官员谢强回忆，当时5000万立方米的泥石流倾泻而下堵塞了白龙江，主要城区被淹，幸运的是，除了农田房屋被淹外，人员伤亡不多。1985年开始，林业局的发展思路发生转变，砍伐数量开始逐年递减，并加强造林计划。但可惜的是，由于常年干旱，土层又不厚，加上许多防风林被砍光，至今二十多年的造林工程收效甚微。“生长率很低，几乎清一色的都是‘小老树’。”

在舟曲县林业局工作了20年的工程师王了德说，1998年停伐后种的树苗，许多都只是种下去的时候浇过一次水。“只能让它活着就行了，让它好好长就没办法了。”一个根本的原因在于造林费太低。王了德算了一笔账，中央每亩地给100元的造林费，而按照今年每株树苗1块多的价格，100元连买苗都不够，“因为每亩地至少要栽200株，更别奢谈灌溉蓄水工程了。”

1998年的停伐，等于掐断了舟曲县的经济命脉，2001年，舟曲县找到一个新的生财之道——在白龙江及其支流上大兴水电站。短短十年间，舟曲县获得审批的大小水电站55座，共54万千瓦的装机容量，目前建成的有27座，仅在拱坝河上就聚集了大小水电站十多座，几乎每隔10公里就有一座。水电已然替代林业成为舟曲的经济支柱，“争取在2012年税收过亿。”舟曲副县长杨学锋说。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种重走资源掠夺经济的老路，可能会带来短期的经济效益，但对环境的破坏却跟砍伐森林一样致命。“修水电站要炸山征地，岩体被松动，植被被破坏，会引起新的滑坡，弃渣堵塞河道，在沟道中胡乱堆积也为泥石流形成提供了松散固体物质。”一位舟曲官员说，高悬的水库还威胁下游群众的安全。“2007年，拱坝河有一处水电站曾发生过水库溃堤事故，农田被淹，下游的一座桥也被冲垮。”对于水电站的大肆扩张，本应是监管水电站的舟曲县水电局作用却相当有限。

该局局长李云鹏称，只有1千千瓦以下装机容量的水电站，水电局才有权力批复，而这样的电站只有两个，1千千瓦以上的必须由甘南州发改委批，而一份公开数据显示，整个甘南州已经建成水电站156个。水利并非舟曲可以用来招商引资惟一法宝。“舟曲的金矿是小而富。”来舟曲开金矿的陕西老板王涛已有十多年的金矿开采经验，今年4月刚到舟曲投资，“一下子可能挖到几十克、上百克金子，其他地方还很少见。”

据杨学锋介绍，到去年为止，获得矿产开采权资质的企业已有29家，不过已经开工的仅有甘肃盛达集团一家国有金矿企业。舟曲的努力与苦衷对于有着二十多个滑坡预警点的舟曲，一年的水土保持项目经费不到300万元；对于水电站大量开工后的舟曲人，电费却上涨了一倍。尽管按照合同规定，水电站占用一平米土地要缴5元的水土保持费，一度电要缴3－5厘的资源补偿费，但这样的补偿对于庞大的水保开支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在“吃饭财政”的大背景下，舟曲县的泥石流保护基本上是靠外援。

在森林禁伐之前的1991年，长江上游水土保持委员会（下称长保委）就已经在舟曲成立了一个二级站，负责泥石流滑坡的预警工作。二级站站长谢强回忆，当时舟曲上报了十几处泥石流多发区域，但最终只有泄流坡、锁儿头这两个地方被选作预警试点。泄流坡、锁儿头分列舟曲县城东西两侧，在县城周围十多个规模巨大的泥石流多发区域中，它们被认为威胁最大。预警网络在两年之后开始密布乡村。1994年，舟曲县群防群测管理站成立，在已构成危胁的二十多个滑坡点，都设有预警员。效果有目共睹。根据舟曲县水保局工程师韩林宏的统计，已成功预报了南山、两河口、云台等7处滑坡，确保了五千多人的伤亡和一千多万元的财产损失。不过，即便如此，舟曲县水保局仍然只能勉力维持。

从1991年开始，长保委每年给舟曲水保局14万元的工作经费，群测群防管理站站长张晓红说，2008年这部分资金中断，他们不得不解聘了几个临时工。项目经费维持在每年200万－300万元，这部分钱只够用于一些农村基础堤坝的修建。水保局不止一次向反映过费用紧张的问题，希望能多向舟曲倾斜，但长保委也有自己的苦衷。一位水保局官员转述了长保委的答复：“总盘子就那么大，你多了，别人就少了。”州级政府虽然没有太多的财力支持，但却在每年夏季汛期来临前，发出预警信号。

从现在能搜集到的资料看来，甘南州国土资源局至少从2007年就开始每年制定《甘南州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其中舟曲的预警点最多，有二十多个，在2008年4月的预警点中，这次发生灾害的寨子沟、硝子沟均在名单之列。水土保持只是预警，但如果是砍伐森林将遭到重罚。兼任舟曲森林公安局局长的姜海红说，只要非法砍伐运输收购1立方米木材就会拘留，并以市场价格的1－3倍给予赔偿，此外，还要种下10株新苗，并进行灌护。而如果达到3立方米，就会追究刑事责任。只是在昂贵的电费面前，零星的偷伐树木的事情还是时有发生。尽管十年来水电站兴建了不少，电费却不降反升。“原来一度只要两毛六，现在要五毛二。”一位县城居民抱怨，水电站的发展都是政府得利，老百姓一点好处都没有，这些电站的技术员都是外地人。

这位居民有所不知的是，在一些偏远的乡村，由于运输管道太长，电费最高达到七毛。但政府似乎也有自己的苦衷。杨学锋说，过去电费便宜是因为县里所有的水电站发展，现在水电站多了不少，但都必须归入国家电网，县政府无权干涉电价。“我的设想是，国家能不能补贴电费，老百姓总要把生饭煮熟吧。一度电能不能补贴1－2毛呢？”最后的赶工地震重建给舟曲带来了最后的防治资金。在8月7日深夜的泥石流倾泻之前一个小时，工人们还在三眼峪拦渣坝外的脚手架上赶工。随着新的水电站和矿场的陆续上马，舟曲县的财政由此增加，但公共治理的投入却未见上涨，与此同时，一个致命的危险正一步步向舟曲逼近。

三年前，供应县城居民饮用水的水库迁至三眼峪下方时，冯虎林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冯的爱人王素琴是人大代表，从2007年开始，每年都向县人大提交议案：三眼峪是县城居民用水及校场坝农田灌溉的重要水源地，长期以来由于人为砍伐，植被破坏严重，不尽快恢复植被，县城的供水和校场坝灌溉矛盾将继续恶化。转机出现在2009年，当时因为“5·12”地震重建，县里的资金略微宽裕了些。是年10月20日，舟曲县环保局给王素琴答复如下：中央重建资金安排969万元，分两年实施这个工程，2009年实施生态保护工程，建设6处拦渣坝，投资140多万元，10月25日全面动工，12月底竣工。2010年建设修复工程，投资680多万元。包括挡土墙、围栏、旱厕等。

在三眼峪，最外边那段残存拦渣坝外的脚手架上尚存着工人的体温，8月7日晚上11点，四十多名工人有的在紧急赶工，有的在帐篷里休息，此时，黑云压顶，电闪雷鸣，离这不远的北部山脉上下起了一场暴雨，官方数据称当时的降雨量有97毫米。住在山下三眼村的预警员杨景朝感受不到这猛烈的暴雨，当天的天气预报里并没有发布暴雨警报，而这时在县城多数地带，雨量只维持在10毫米上下。按照规定，如果发现有暴雨，必须在第一时间电话通知县水保局，水保局再向县委县政府反映。但当泥石流咆哮而下时，一切通知都来不及了——电力通讯全部中断。

晚上11点30分左右，在东街的窦芳听到有人喊：“发洪水啦！”她叫醒熟睡中的奶奶赶紧冲出门外拼命地跟着人群往高处跑。事后，她认为泥石流爆发已有先兆。今年6月，县城里好多人都拉肚子，有人去医院检查时发现了大肠杆菌，“水库恰好就修在泥石流多发区的下方，怀疑是水库里混入了泥石流。”原本孕育过茂密森林的泥土在暴雨的冲刷下，成了夺命泥浆，冲垮舟曲县城人口最密集的村庄和街道。“那里5－6层的高楼就有二十多幢，全部被淹没。”“光月圆村就有八百多户人家，最后没被淹的房子就那么几栋。东街南门三百多人失踪，东街村三百多户中有三分之二的房屋被埋。”一位当地干部介绍。

“最根本的问题还是50年的森林砍伐造成了今天的恶果，大自然现在终于在报复我们了。”一位从事水利工作多年的舟曲官员说。在灾难后第三天，人们终于盼到了第一个好消息。8月10日11点30分，在现场的新华社记者报道，救援人员将被困60小时的老人刘马胜代救出。

《解放军报》的8月10日的一篇报道披露了许多令人感动而振奋的抢先救灾细节：8月10日上午，新疆军区某陆航旅4架直升机，克服雷暴等恶劣天候影响，将救灾指挥人员投送到救灾现场，搭起空中生命救援通道，确保重伤员及时后送；在堰塞湖爆破现场，布线和装药都是由某集团军“党员突击队”负责验收，突击队员冒着生命危险跳进水里认真检查，确保爆破万无一失；兰州军区某舟桥团官兵连续奋战15个小时，深入堰塞湖灾区救人，当天共救出8名被困群众。但更多的人还在几乎徒劳地寻找自己的亲人。

这天下午，三眼峪沟入口，许多家属们自发展开了寻亲行动，事发当晚，四十多名工人中有8人因躲避不及而被泥石流冲走。他们手拿一根根长长的铁棍，看苍蝇聚集的地方就往下探两下，然后一遍遍开挖，可偌大的山谷，到哪里去找呢？

中新社报道，8月12－13日，舟曲县及白龙江流域上游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降雨量一般有30～60毫米，局部地区有70～90毫米。险情仍未解除，泥石流的阴影依然笼罩在舟曲的头顶。

越南以中共之道谋南海 一手文攻 另手武备

特约解放军报记者13日专稿，8约8日“华盛顿”号航母在中国黄海虚晃了一枪之后，出现在了中国另一个“核心利益”区——南海。欧洲媒体几乎是一下就嗅出了这次“华盛顿”跳跃的不同寻常。

就在上个月的23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越南河内举行第17届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上，一改美国过去对南中国纠纷不介入、不评价的姿态，高调宣称美国“在航行自由、开放亚洲公海以及在南中国海尊重国际法方面拥有国家利益”。这无疑让东道国喜出望外。越南随即提出10月份召开8个地区大国（包括中、美、日三国）的国防部长与东盟成员国国防部长的联席会议。越南曾一直希望能够把南海问题国际化，引入外部力量制衡中国，如今事态正向着越南所期望的方向发展。于是，越南不再像过去一样闷声发财。他更频繁地指责中国在南海的一切举措。

8月5日，越南外交部指责中国在西沙海域的考察，“侵犯越南主权”，对于仅仅是传闻中的西沙、南沙旅游开发，越南也是不依不饶，高调宣称着越南那“无可争议的主权”；对于中国在南海实行的封渔，越南也甚至不再停留于动嘴，甚至派出渔船、舰艇几次三番公开干扰。事实上，已开采的南海石油大部分流进了越南腰包，越南也捞到了南海旅游的第一桶金，除此之外，前几年的韬光养晦，越南得以在南海扩建了多个岛屿，修建机场、架设通讯光缆。

南海各国约定的“共同开发”，越南一国拿走了十至七八。更重要的是，通过越南的共同开发，越南把美国、俄罗斯、法国、英国、德国等诸多国家，纳入了自己的南海战略中。2010年4月27日，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孙建国中将在会见越南国会常委、国防安全委员会主任黎光平时，依然强调在南海问题上，中国反对将此问题炒得过热，反对南海问题国际化，也反对外部势力的介入。但现在看来，中国反对的恰恰正是越南乐见的。

2010年是中越建交60周年，现在，越南终于把南海的水搅浑了。海空武备：世界各地买军火外交上是伏击，越南军备重整也同样是静悄悄的，直到今年24亿美军军购大单的曝光。24亿美元的军备采购合同，包括6艘“基洛”级636型柴电动力潜艇以及12架苏霍伊30MK2战斗机。而这批武器的采购，将会使越南在南中国海的武力投射能力上出现质的飞跃。

24亿美元，对越南无疑是大手笔。根据越南国家统计总局发布数据，越南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为971.19亿美元。在普通人的印象中，中越边境战争后的越南军队建设，基本上完全让位于经济建设。和平时期的越南军队现代化进展缓慢，到本世纪，几乎完全失去“世界第三大军事强国”的骄傲。空军除了少数苏-27战斗机，海军除了几艘俄制“毒蜘蛛”导弹艇，剩余的武器几乎不堪一用。至于陆军，装备多年没有更新，许多士兵日常只能领到津贴的60%至70%，许多军队还要从事生产。然而，这24亿美元的大手笔却让人们会猛然发现越南已经在军事现代化上默默地小步迈进着。

更值得玩味的是，越南装备“井喷”的时间，大致与2008年初越南社会出现了强烈的反华情绪有着时间上的吻合。2008年越南订购了总价值超过一亿美元的4套“铠甲”（Kolchuga）被动雷达系统，该系统能够发现500公里以内的空中目标，尤其适用于发现有隐身设计的目标。同年，越南引进了瑞典的MSS6000空中雷达系统，并安装在从西班牙购置的CASA-C212型飞机上。越南的这次军购带有海岸监控的性质，也说明越南军方开始加强空中预警能力。

还是这一年，越南又购买6架苏-30MK2V型战斗机，并对原有苏-27和苏-30飞机进行现代化改装，增加了光电瞄准设备。同时，越南海军岸防部队从俄罗斯获得了“宝石”巡航导弹，从那一刻起，整个北部湾已经处于越军的有效火力打击范围。越南上述所有引进的装备，大都具有强烈的制海作战特色，强调“以空制海”、“以海制海”、“以陆制海”。

越共九大以后，明确提出了“依靠海上防御纵深来缓和陆地防御纵深较浅”的新安全思想。而这次24亿美元的大采购，仍是这一战略思想的延续。购买具备强大的水下威慑作战价值的“基洛”级636型潜艇，足以封锁亚龙湾，再配合空军获得的新一批苏-30MK战机以及岸防导弹，被认为能大大抵消中国海军大型水面舰艇和潜艇数量上的优势。

《汉和防务评论》认为这样的搭配，足以威慑航母。澳大利亚国防力量研究院越南军事问题资深专家卡尔·塞耶教授的观点，或许更透彻，“河内深知自己可能永远也没有希望与中国海军势均力敌，但它至少可以让对方在有任何企图之前感到非常困难，比如把越南赶出它已占领的斯普拉特利群岛（即中国南沙群岛）的某些地方。哪怕有几艘‘基洛’级潜艇，那也可以使之非常复杂……”

近日，越南海军又从加拿大一家公司进口了6架DHC-6“双水獭”两栖海上巡逻机。单机售价约为500万美元。据外电分析，越南海军装备“双水獭”将有助加强越南海军对争议岛屿及其附近海域的监控能力，以便于在沿海和岛屿附近起降。今天的越南确实让人另眼相看，不仅从俄罗斯、乌克兰、捷克、波兰、法国、匈牙利进口了相当数量的军用装备，甚至通过台湾地区进口武器配件，并一直积极地与朝鲜、叙利亚等拥有地对地导弹和相关技术的国家进行谈判，希望购买一定数量的地对地导弹系统和研发技术。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教授李金明说，“越南一直实行‘远交近攻’的外交政策，比如以前就利用前苏联来跟中国对抗，把金兰湾无偿租给俄罗斯，第一次把前苏联的军事力量引进了南海。到俄罗斯解体之后，它跟美国又恢复了外交关系。有一段时间传说美国要来租用金兰湾，都明显地看出越南在外交政策上，在这几个大国之间找平衡的。要么联合俄罗斯，要么联合美国，要么就是联合整个东盟。”近年来，曾经的仇敌美国也逐渐成为越南“远交”的对象，美国加强了在南海地区的军事存在。

“越南是一个军事立国的国家，它希望在东盟10国当中有一定的军事地位，它的国土环境是一个狭长的地带，在河内和胡志明附近的两个工业区，人口高度密集，它的军队非常重视国家安全，维护了这个地区的安全，其在东盟的地位就会上升。”《舰船知识》杂志网络版主编宋晓军认为，越南加强军备是其经济发展使然。“越南不是中国的敌人，中越海军在南海问题上的战略态势是一个伪命题，南海是中美之间的事。”

宋晓军说，中越两国海军最近在北部湾进行了联合巡航行动，这比举行联合军演要高一级，中国没跟任何一个国家有这样的行动，中越军事关系是最紧密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国强并不完全认同这种“军事武器现代化论”。他告诉记者，越南不惜血本从俄罗斯大规模采购武器装备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着眼于它的军事战略需求，另一方面就它的目标对象来讲，主要是针对南海问题。“越南作为大国夹缝中生存的国家，它要取得一个平衡。会不会继续或更加联俄联美，要区分不同的事项和问题来看，在南海问题上，可能中越两国的对立较多一些，它可能采取与其他大国更紧密的联系来制约中国。但在其他一些问题上，它也需要中国的帮助来支持。比如越南也存在民族分裂势力的问题，越南不可能跟某些西方大国合作，是显而易见的。”李国强说。

俄罗斯政治和军事分析研究所分析师亚历山大·赫拉姆奇欣坦言，除军售产生的巨大经济诱惑之外，“越南还可以制衡中国，这个战略盟友对于我们特别重要。”“越方的行动实际上蓄谋已久。”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海军军官说，历史总是难以逃脱旧有的窠臼。

的确，中越之间有过一些愉快的合作，也有些令人不快的回忆。中越海军在南海曾发生过几次冲突。1974年越南战争结束前，中国军队赶走了当时的南越海军收复了西沙群岛。1988年，中国和越南就南沙群岛赤瓜礁的归属问题发生冲突，中方护卫舰击沉了一艘越南武装运输船。

大多数中国人都在这样思考，那么困难的情况下给了越南人民那么多的东西，而我们得到了什么？几万中国军人的坟墓和一个敌人。2009年底，赴越参加首届南海问题研讨会的李金明注意到，“年纪比较大的越南人还是有中国情结，认为与中国的关系还是要缓和、要合作，他们也很高兴看到中国的发展对他们有利，但有一些中年和年轻人的观点就比较偏激，认为中国占了他们的资源和领土等等，所以越南老一辈和年轻一代现在对中国的思想上面还是有明显的差距。”

如今，战争的硝烟已经消散，中越双边贸易繁荣，中国已成为越南最大的贸易伙伴，但中越关系仍受到两股寒潮的侵袭。除南海争端外，“中国经济威胁论”是另一股寒流，中国制造的涌入让越南国内感到恐慌。批评者中包括99岁高龄的越南老将军武元甲，他曾率领越南军队多次打败法国和美国的军队，他还给越南政府写了一系列公开信，强调中部高地在战略上的重要性，并告诫要坚决抵御中国在越南的影响力。

寒流所到之处，正是民族主义滋生的地方。在南海问题最为紧张的2008年初，越南默许示威者在河内的中国大使馆和胡志明市的中国领事馆外举行抗议。抗议者挥舞着越南国旗，身穿印有越南国旗“金星红旗”图案的T恤衫，手里举着引起争议的南海诸岛的地图和“中国霸权危害亚洲”、“谨防中国侵略”之类的标语。有报道说，抗议者还高喊“保卫祖国”、“打倒中国”之类的口号。

“越南社会就是一个矛盾的混合体，怀有根深蒂固的反美情绪的战争受害者尚大有人在，而另一方面，35年的战后岁月正在改变着越南社会。越南现在约53％的人都是战后出生的。年轻人中许多人对美国有亲近感。曾有调查显示，如果问二十多岁的河内年轻人最想去哪个国家，在100个人中，回答说想去美国的有16人。”李金明告诉记者。在中国的海洋战略上，南海问题已经成了核心利益，中越历史上的战争隔阂和现实中的海权争端都存在。但不管越南打俄罗斯牌、美国牌，或者印度牌，最终都取决于中国在国际法、军事、外交、经济等方面是否制定出更精细的战略应对。

胡乔木：国不如共 不懂以独裁巩固政权

特约新华社记者13日专稿，在胡乔木的回忆录中，毛泽东善做文章，喜欢在文武两条战线上与蒋介石斗，因而在他的“英雄时期”，也伴随着几个会做文章的秘书，像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等等。晚年他仍然重用演员出身的江青和写文章发迹的张春桥、姚文元，但在他的秘书中，却只有张玉凤这样“收收发发”的人物了。

胡乔木晚年组织一些人以自己的经历为线索，以毛泽东为中心写作回忆录，回顾四、五十年代毛泽东的思想和决策。他自称这本书要像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样，具有历史性和思想性。一九九三年，胡去世，未完成的书稿由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出版，取名《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毛泽东的民主观是列宁提出的民主集中制，它的本质是集中而不是民主、是“一元化”的长官意志而不是多元化的民众意愿。但由毛修改定稿、一九四一年一月边区第二届参政会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却有远为丰富的民主内容。

比如“三三制政策”纲领第五条：本党愿与各党各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中确立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及边区行政管理。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

纲领还有保障人权、实行自由贸易、奖励私人企业、对官员实行“俸以养廉”原则这些共产党掌管全国政权后闻所未闻的内容。边区的一切毫无疑问是共产党人控制，《施政纲领》究竟实行到何种程度也还需要考察，但无论是非共人士参与政权组织的规模还是非完全公有制的经济形式，当时的边区都代表着共产党制下民主化的最高程度。

边区本是“中华民国”的一个“特”区，共产党要和国民党斗，民主是一个旗帜。制定这个纲领的动机就是要“做一个样子给全国看，给全国一个参考，成为全国的一个样本”。“样子”可以做出来，当然也就可以取消。一旦政权到手，“样子”也就不需要了。“三三制”演变为“一元化”是顺理成章的事。

一九四一年的“皖南事变”诚然是“千古奇冤”，但由于中共处置得法，军事上的失利转而成为政治上的胜利。胡归纳为四条：蒋介石消灭新四军的阴谋破产；争取了中间派；国共两党的地位正发生有利于中共的根本性变化；中共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

其实还可以补充一条对党内整风的意义。毛泽东经过遵义会议以来几年的经营，已成为党和军队的实际领袖，但他的思想和意志还没有彻底落实到党和军队之中，他和王明等“国际派”的较量也余波荡漾，回浪时生，因此才要在一九四一年开始“整风运动”。“整风”的对象，是六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上来的、占据着大多数领导岗位的高级干部。发起运动的理由可以有很多，但皖南事变提供了最好的契机：项英的失败使王明等人丧失了潜在的军队支持。

事变发生几天后的一月十五日，毛就在政治局会议上说，项英过去的路线是错误的，不执行独立自主的政策，没有反磨擦斗争的思想准备。过去我们认为是个别错误，但现在错误的东西扩大起来，便成了路线错误。抗战以来一部分领导同志的机会主义，只知片面联合而不要斗争。有些同志没有把普遍真理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项英同志便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

对于敏于政治艺术的毛泽东来说，“皖南事变”使项英的错误“扩大起来”，军事失败的本原是路线错误，这就是没有联系中国实际的教条主义的左倾路线。毛泽东把“皖南事变”变成党内整肃的有力支持。当他认为项英在江西苏区时犯了左的错误、在抗战初期犯了右的错误时，作为整风主要对象的王明已经呼之欲出了。这当然不是毛泽东的任意联想：在苏区，项英就是王明路线的一员大将，对毛泽东颇不以为然；抗战初期，他的东南局隶属于王明的长江局。

新四军的失败和项英错误的暴露，使王明难逃被彻底清算的命运。正像西路军血洒祁连后，张国焘再也无力与毛抗衡一样。

四十年代与共产党谈判的国民党代表王世杰曾对周恩来说：你们拿那么长的时间来作历史总结，这在国民党是不会这样搞的。

从编辑《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到通过《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历史是延安整风的主要手段，也是毛泽东崛起的合法性、合理性论证。按胡的说法，启发毛使用这一手段的，恰恰是整风的主要对象王明：“王明在延安时，重印了他一九三○年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这样一来，王明究竟是个什么人，他提出的一套究竟是对还是错，就成了一个问题，这就要算历史帐，才能搞清楚。这样才开始编《六大以来》。”

整风要清算党内的教条主义，要清算一批从莫斯科回来的留学生。此前，他们已经向毛臣服，一般已经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但对于毛来说，这还不够，还必须在全党肃清他们的一切影响以便让毛泽东思想来挂帅。因此，随着毛在党内地位的强化，路线之争也就提上了日程：

当时没有人提出过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存在着一条“左”的路线。现在把这些文件编辑出来，说那时中央一些领导人存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就有了可靠的根据。有的人就哑口无言了。
一堆历史文件就有这么大的效力，在于这些材料是毛泽东搞的。

其实毛本人，由于多年在报纸都看不到的山沟里打仗，对中央情况也不甚了然。正是“在编辑的过程中，毛主席愈来愈深入地从中找出他要提出的问题──两条路线的问题”。一九四一年秋，毛在《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中，认为四中全会主要的和根本的方面是好的，第三次左倾路线是从“九一八”才开始的。除了团结方面的考虑外，主要原因是：
毛主席对四中全会不了解，情况不熟悉，对王明小组织也不很清楚。对博古的错误虽然知道，但还牵涉一些同志，他对这些同志的来龙去脉是逐步弄清楚的。

中央整风，回顾了历史，提出了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的问题。《决议》最初从四中全会说起，后来说不够，往前说到六大，后来还说不够，再往前说到党的成立。

这就建构了以毛为代表（另外还有刘少奇）的正确路线与以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错误路线的斗争为格局的党史模式，毛后来的思想有许多变化，独此一路线斗争史，他终生确认。

历史问题清算了，现实的权力分配也就清晰了，错误路线的代表者要一一检讨才能留用；正确路线的代表者毛、刘执掌主要权力。

总结历史是为现实服务。延安时期的最大现实，是确立毛的领袖地位，是清洗一切与毛不同的人物和思想。《决议》并不是完全客观的，起草人之一胡乔木，几十年后认为，《决议》过分突出了毛泽东，有的地方还抹煞了历史，比如农民运动就不是毛的发明：“在毛主席以前，有的同志已经从事农民运动，农民运动讲习所也已办了几期，不能说党不重视农民运动。”
但如果不过分突出毛泽东，历史还有什么用？

一九四一年九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是整风运动的开始，毛在报告中没有点名地概括批判了王明路线的主要错误，张闻天、博古、王稼祥、李维汉等等都作了至少一次的检讨，他们都承认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五年间中央路线的错误，但对王明集团崛起的六届四中全会有不同看法，还有人认为它基本正确，王明顶得还很厉害，“各说各的，没有统一思想。”毛泽东的目的没有达到。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他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政治局在去年十月间曾详尽检讨了过去路线问题，一致认为四中全会至九一八中央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好几个严重原则错误。”──毛泽东不会认为四中全会的路线是基本正确的，但仍要说“一致认为”，表明他还得牵就一些，表明整风还需加温。

毛有的是办法贯彻自己的意志。会上有异议，就先停下来，在会外下功夫：
重新解释历史。会后即成立历史清算委员会，从历史上证明王明等人一贯错误，总结出党内路线斗争的规律；

重新组织队伍。当时的政治局和书记处是王明的人居多，毛必须建立自己的班底。一是重组书记处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会议后期，毛即要刘少奇从华中回延安，对刘的一路行程表示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刘回延安后不久即成为仅次于毛的书记处第二把手、总学委副主任，鞍前马后地为毛泽东效力；本来一九四一年九月已成立了以毛为组长的高级学习组，但当时任命的副组长王稼祥恰恰是毛要清理出局的人物，所以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二日重新成立中央总学委，就由康生出任副主任。后期整风由毛、刘、康牢牢控制；

以组织清洗配合思想清理。整风学习是一种号召，真正有力的恫吓还是组织清洗。一九四二年六月，毛说延安到处都有“暗藏的坏人”；八月八日，又说中央党校已挖出二百五十个特务，估计还不止，“恐怕是二百五十到三百五十的数目”；而行政学院，“除一个人以外，教员、职员全部是特务”，“学生中很多是特务，恐怕是过半数”。教员和学生本不是整风的主要对象，遍及延安的恐怖是整风的强大的威慑力。绥德抗大分校的副校长就说过：“别人说反对逼供信，我们就来个信供逼。我们先‘信’，‘供’给你听，你不承认，我们就‘逼’。”大批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都被逼承认自己是特务。在这种气氛下，哪个高级干部敢不胆寒心怯、缴械投降？

九月七日会议开始后，博古、林伯渠、叶剑英、朱德首先发言，点名批判王明在抗战初期的右倾投降路线，但这还不能令毛泽东满意。九月十三日，康生发言，对前几天的会议提出批评，他提出三个要点：一是联系历史来检讨王明的投降路线，这就要追溯到王明等人的上台，追溯到四中全会，解决四一年会议不能解决的问题；二是联系实际来检讨，要求受王明影响的长江局、东南局（博古、周恩来）等人起来揭发；三是要自我批评，就是要服输，要自己认罪。康生发言后，毛发言说有两个宗派，教条宗派是指王明等人，经验宗派指不是从莫斯科回来的周恩来。毛要求他们：不要像《西游记》中的鲤鱼精，吃了唐僧的经，打一下，吐一字。只有内力、外力合作，整风才会有成效。

内力是自我认识，外力是揭发批判。已经完全掌握了主动权的毛泽东，说话已经无需顾忌：不要打了才说，不打自招才好。胡乔木认为：“毛主席关于‘两个宗派’的发言，另外还有一些过激之词，有些批评也很不恰当。但当时不可能表示异议。”为什么不可能？因为审干已经发明了一种斗争逻辑：“把一些干部思想上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或者历史上的未交代清楚的问题，都轻易地怀疑为政治问题，甚至是反革命问题。”反革命的大棒在头上悬着，谁还敢表示异议？

于是，十月十四日再开会时，博古、罗迈、张闻天、周恩来都作了以自我否定为中心的整风检查，有人不满意，他们就二、三次地检查，直到毛泽东认为可以放过了。比如，周恩来检讨后，“有的说，王、博、洛、稼已在党内没有大的危险了，再来统治党已很困难，但经验宗派的危险还未过去，因此仍是最危险的人物。”周当然知道他要做什么，反复地、诚恳地检讨，终获毛的恩准，七大后重新进入核心，但当年的错误，成为终生的金箍咒。

任弼时一九四○年三月与周恩来一起从莫斯科回国，随即受命领导“七大”筹备工作。四一年九月任中央秘书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四三年三月，成为中央书记处三个书记之一（另两位是毛、刘）。胡乔木认为，任弼时之受信用，一是因为资历老，二是因为他是二方面军的领导人；三是因为他是共产国际回来的。“这里有些微妙的关系，其他人起不了他当时起的作用。”

第一，资历老意味着在党内有威望，说话有人听；第二，他是二方面军的领导人，与毛的一方面军没有直接关系，用他既可避嫌，也可反映出“五湖四海”干部政策；第三，他刚从共产国际回来的，给党内的印象似乎有国际背景。但他又不是王明集团的人，在苏区肃反中是支持毛的。

党是一个战斗集体，它需要选拔立场坚定而又干练有为的干部。但既然是一个集体，是一个山头林立、派别纷繁的结合体，仅仅靠共同的理想和铁的纪律是不能紧密聚合的，这就要求选拔干部要考虑到各个山头、派别的利益。革命时代当然不会庸俗到“无知少女”（无党派、知识分子、少数民族、女性）的程度，但平衡各方势力仍是任用干部的首要因素。

任弼时的崛起主要在于他能起“其他人起不了的作用”，与刘少奇、康生相比，任不是毛的心腹亲信，所以对他的“信”取决于他的“用”，如果不能“用”，就要请他下来。转战陕北时，任弼时为中央纵队司令，因为部队去向问题而与毛吵得很厉害，尽管任的出发点是为了毛的安全，但他居然敢与毛吵架，就不得不把位置让给不敢和毛吵架的周恩来。

对毛与王明等人的斗争的理解之一，是毛对中共独立性的维护。但实际上，对共产国际的尊重和服从是历任中共领袖的原则。这一点，杨奎松先生在《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中有详细研究。

延安整风的主要成就之一，是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提出这一概念的有功人员，或极受重用的刘少奇，或得到谅解的王稼祥。“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的提出，是毛与党内“莫斯科派”较量的成果，是他在党内至高无上的地位确立的标志。但“在我们党提出毛泽东思想后，苏联始终拒绝承认这个提法，苏联报刊绝口不提毛泽东思想。

这成了一个禁区，凡是中共文件中提了的，它在发表时都给删掉。既然苏共是如此思想，而中国革命又离不开苏联的帮助，从大局出发还必须搞好与苏共的团结。出于这样的考虑，不仅‘历史决议’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删去，并且在一九五六年八大不提了。直到六十年代初，中苏两党开始论战后，中共中央才开始恢复使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

一九四九年一月，毛在修改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章草案时，就要求把草案中的“毛泽东思想”换成别的词；一九四九年三月，毛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又讲，不要把他和马、恩、列、斯并列，“如果并列一提，就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大套，而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这就不好。”

一九五○年，毛在修改《关于若干问题的决议》时，一律删去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体系”等用语。

毛不是一个谦虚的人，口头上不讲，并不是心中不坚持。毛一直非常看重自己在理论和实际上的历史贡献，相信他所开创的革命道路对落后国家的革命有普遍指导意义，建国一个月，他就指示有关部门宣传中国革命道路的榜样作用。而且，不提“毛泽东思想”不等于不歌颂毛泽东，就在他挥笔删去“毛泽东思想”的这一时期，还在宣传口号中加上“毛主席万岁”提法。

所以，毛对斯大林肯定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中国应当担负起领导亚洲国家民族解放斗争的历史责任时，毛深受鼓舞；而当一九五四年，苏共在翻译《毛泽东选集》，删去一篇文章中“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这段话时，毛无论如何不能接受。

一九五六年的“八大”上，米高扬在致辞中不提中共在理论上的贡献，毛干脆负气没有出席米高扬致辞的那次会议。

中国革命确实有自己的一套，只是由于苏联的压力而不能讲，以毛这样一个不服输的坚强性格，当然心潮激荡。中苏意识形态的论争，在它的蜜月期就埋下了。

九十年代中期，一本叫《中国可以说“不”》的畅销书在中外都产生了影响，它所表达的民族主义情绪受到不少批评，有一篇批评文章发问道：中国什么时候对美国说过“是”？四九年以后我们就“一边倒”，从来没有屈服于美国，因此现在说“不”就不是什么国力强大后与美国的分庭抗礼，而是老调重弹，这种调子弹多了，对中国进入世界文明主流没有什么好处。

这篇文章的大致观点是可以成立的，但如果说我们从未对美国说过“是”，就与史实有异了。

一九四三年九月一日，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的外交以美为主、英为次，美英对我们也有些帮助。如新四军事件，许多消息能立即发到美国去。

一九四四年七月四日，是美国一百六十八年国庆，毛泽东要胡为《解放日报》写一篇社论，题为《庆祝美国国庆── 自由民主的伟大节日》，文中谈到美国革命、独立，对华盛顿、杰弗逊、林肯等人在世界自由民主运动中的影响颇为赞许，对美国评价很高。“没有一句批评美国的话”。

也是在这个七月，美军观察组到延安，“毛主席对美军观察组的到来格外重视。延安机场非常简陋，在美军观察组到来之前，只偶尔用一下，大飞机起降很不安全。为保证美军观察组安全抵达，毛主席亲自草拟了一分电报，详细说明了机场的情况，包括规模、走向以及各种标记”。八月十五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欢迎美军观察战友们》，“战友们”这一亲切称呼是毛亲自加上的。

一九四五年底，马歇尔来华斡旋国共冲突，中共对他印象很好，当时传说毛泽东要去苏联养病，美国人十分敏感。为此，毛要周恩来带话给他：“我要出国首先要去美国。”

毛主席对马歇尔的态度始终非常慎重，从未听到毛主席说过马歇尔的坏话，即使后来我们与美国当局的关系很坏了，也没有说过他个人什么。

当然，毛并不真的对美国的自由民主感兴趣。七月四日的社论中说：“我们中国不但在战时要求国际反法西斯的团结，以求得民族的独立，而且在战后也要求国际的和平合作，以推进国家的建设。”毛对美国的称颂，原是有相当的实用考虑的，他希望美国能实际支援中国的抗战和战后的建设。至少在当时，他还没有让意识形态的狂热取代现实功利的考虑。

一九四五年，毛本不想去重庆谈判，“那个时候，我是不想去的。因为斯大林执意要求，我还是去了。”对于中共来说，谈判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毛还与国民党人士广泛接触，顺带完成了对国民党的考察。他所形成的判断是：“国民党实行独裁的劲不大，像灰尘一样可以吃掉的。”回到延安后，毛又说蒋：没有重心，民主或独裁，和或战。最近几个月，我看他没有路线了。我看，现在是有蒋以来，从未有之弱。兵散了，新闻检查取消了，这是十八年未有之事。说他是坚决反革命，我看不见得。

写作回忆录时，胡参考前些年台湾公布蒋介石写于此时的日记，认为蒋是虚伪的，是两面派。政治家从来有虚伪的一面，蒋也不例外，但毛的洞察力仍是一流的：蒋介石失去大陆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他“没有路线”，搞民主没气量，行独裁没胆量；既不能以民主争取民心，又不能以独裁巩固政权，两边不到位。哪里能像共产党这样目的明确，路线坚定，聚精会神、一无所忌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储安平说的民主的多少与有无问题。所以尽管毛是在斯大林的压力下才去重庆谈判的，但山城之行确实收获非浅：他摸到了蒋介石的底。

尽管毛在五十年代中期说过，看到千百万农民走上合作化的道路，比三大战役的胜利还要高兴，但毛一生最辉煌的时期无疑是四八、四九年。“那段时间，毛主席神采焕发，文才武略发挥得淋漓尽致，充分显示出人民大革命胜利前夕一代伟人的气魄”。

这是改天换地的时期，毛一方面挥洒自如地指挥三大战役，另一方面也在考虑革命后的社会制度。

一九四七年中央的“十二月会议”期间，针对有人提出应把社会主义前途写进会议文件的意见，毛泽东大泼冷水：“这也是急性病，人家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搞了十五、六年，到一九三二年才正式搞社会主义，今天我们还在消灭封建，社会主义还早着呢！何必提社会主义？”他还针对不久前刘少奇主持的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后的“左”，提出一定要反“左”，甚至指出：“地主当作阶级要消灭，当作个人则要区别情况。要知道，千百万地主富农现在是生产力，将来是朋友，现在要改造，将来会改好的。”这是毛对地主说过的最温和的话。

一九四九年一月，毛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将持续十多年时间，以后再以不流血的方式向社会主义转变，在此期间必须一方面反右倾，反对向资本主义发展；另一方面又必须谨慎，不要急于社会主义化，要允许利用私人资本主义，“总之，这就是稳健，不要希望太快社会主义化，否则要犯大错误。”

然而，仅仅四年后，毛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彻底改变了四九年的提法。一九五三年反对刘少奇、邓子恢“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就是反对周恩来等提出的“稳妥”；至于地主，从土改到文革，从来没有停止过肉体消灭。

毛实际上对未来的社会体制并无清楚认识，之所以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需要十多年的时间，并非基于认真的研究，而是以苏联的进程照搬过来的。

无论如何辉煌，毛此时还处在夺权阶段，言行均有所顾忌。即使在气吞山河的得意时分，他也保持着必要的谨慎。更准确地说，正因为他谨慎，所以才使他不断进步。尽管在实际的政治行动中，左的做法从未停止，但在公开的原则上，毛还是相当注意分寸的。一旦掌握了全国政权，那就不同了，他完全可以自由自在推行自己的主张。

苹果中国大战联通 行货iPhone差价千元

特约财经杂志记者13日电，在联通开始以4999元的套餐价格,销售带有WiFi功能的iPhone 3GS 8G版。与此同时，在三里屯、上海浦东两家苹果专卖店，开始以3999元的裸机价格销售同款手机，低于联通价格1000元。有业内人士表示，在华苹果专卖店销售iPhone裸机，并非首次。2009年，销售无WiFi版iPhone 3G 和iPhone 3GS 时，苹果专卖店也曾销售裸机，只不过价格无差异，与联通套餐相同。

本次价差一千，确有蹊跷之处。联通携手苹果精心布局与联通高调宣传相反，苹果中国官网本次价格不透明，并未登出iPhone 3GS 8G版的裸机价格，只提供的两种购买渠道：联通网上商城和前往苹果专卖店购买。购买签约机用户选择最低的96元套餐在网两年，预存2000元的话费，即可以2999元的价格购机；预存4999元的话费，并选择226元的套餐在网两年，就可以免费得到8GB的iPhone 3GS。这样的设计，使得实际中的购机价格大大低于目前市场上的水货。

目前，水货iPhone 3GS 8G版美版为3700元，港版为4200元，新加坡版为 4150元。第二，苹果中国官网售裸机但不登出价格，是针对暂时不想改号的中国移动用户。3999元的价格比起市场上其他行货智能手机，显然优势明显，裸机也符合不想换号的中国移动用户的需求，效果不必多言。

虽然iPhone 3GS 8G版带有WiFi，但WiFi不是处处都有。使用WCDMA制式的iPhone，中国移动的在网用户只能速度较慢的GPRS上网，想要高速上网必须使用联通3G 。这一部分iPhone用户将成为联通的潜在客户，且为高端客户。“况且苹果也乐得多卖几部手机”。

该人士还表示，联通和苹果也顾及到，大张旗鼓的宣传裸机可能会自摆乌龙，影响联通iPhone销售，因此也就出现了苹果中国官网一反常态不标明价格的一幕。苹果也未通过其他渠道宣传，3999元的裸机售价也是被前往三里屯购买的苹果用户爆出的。另外一个问题：3999元、4999元真的便宜吗?

据了解，香港地区iPhone 3GS 8G版裸机售价4088港元，约合人民币3600元，比内地裸机便宜400元。在美国iPhone 3GS 8G版两年签约购机费99美元，约合716元人民币，比联通2999元的购机费少2283元。业内人士认为，一个已经上市1年的机型，只是多了一个WiFi，联通和苹果之所以敢于在国内漫天要价，是因为水货的存在。当国内用户已经习惯了6000元左右的iPhone 4报价的时候，自然会觉得3999元就是便宜，但实际上并不便宜。

一位水货商表示，“美版iPhone4水货报价已低于5880元，联通iPhone 3GS 8G版套餐之上加1000元就能购买，你还会购买一个过时的手机吗？”再加上联通版iPhone4的发售日期越来越近，他认为国内iPhone粉丝们更倾向于iPhone 4。

营运商人士表示，联通引入iPhone旨在增加用户人数，惟现时苹果自行推售iPhone，而且价格更低，令联通版iPhone更为被动。

华人难融入主流社会 成立同乡会拉帮结派

特约新华社记者8日专稿，意大利史上最大规模的打击华人黑帮的行动，刚刚告一段落。在调查取证了2年多之后，意大利警方6月28日展开扫荡华人犯罪团伙的行动，突击搜查华人黑帮，最终逮捕了17名华人和7名意大利人，涉案金额达27亿欧元。

值得注意的是，欧洲媒体称此举打击了中国的“MAFIA”，而通常这个词指意大利的黑手党。事实上，1990年代中期，意大利官员已经放话，担心华人黑帮会打败意大利黑手党，或者展开合作。美国人的担心甚至更早。1984年，美国政府就预测，说有一天美国黑社会将屈服于华人黑社会，渐渐成为华人黑帮的小弟。

关于华人黑帮的传说，最盛行的是在日本。据传言，日本黑帮“山口组”8代传人，日本警方尽一切努力都没有消灭其中任何一个，但有5个死在了华人黑帮“福清帮”的手上。有名有姓的是，1997年，福清人张海松带领着30个福清人和山口组交战，将手下有八万人的山口组的首领山本元一击毙。华人黑帮，真的已经牛遍全球了吗？

传说背后，6月16日，英国曼彻斯特发生了一起华人帮派的斗殴，20人参与，6人受伤。当地的华人说，这是“潮汕帮”和“福清帮”的火拼。这是英国数年来最大规模的华人黑帮冲突。而类似的冲突，近年来在瑞士、澳大利亚等地也有发生，有时甚至引发当地人游行，抗议华人街头暴力扰乱地方秩序。

同样以地名命名的华人帮派还有“青田帮”。来自浙江青田的华人黑帮组织，被认为是在意大利和黑手党分庭抗礼的主要力量。不过，香港大学社会学教授Yiu Kong Chu认为，“他们和黑手党不完全是一回事”。此次意大利打击华人黑帮的核心地区普拉托是欧洲服装加工中心。

1990年代以来，来自青田的华人经过各种合法、非法渠道在那里定居。据记者了解，他们确实带来不少犯罪行为，比如偷税漏税、洗钱、偷渡、开设妓院等等。“但是他们并没有成为像香港黑帮那样的组织严密的犯罪团体。”Yiu Kong Chu教授分析道。在欧洲媒体的报道中，没有出现关于意大利华人黑手党的任何细节，包括帮派的名称、大佬的姓名等等。在日本也有类似情形。华人犯罪情况的确比较突出，也形成了有组织的犯罪团伙。

据日本警方的统计，外国国民在日本犯罪案件总数中，包括台湾和香港在内的中国国民犯罪率占总数的35%，比例最高；特别是在盗窃案中，华人犯罪超过总案件数的七成。近年初，日本警方破获了一个华人犯罪组织，他们甚至雇用日本人，进行高科技的盗窃贩毒。不过，在日本与华人黑帮人物多有来往的李小牧对记者说，杀山口组首领的事情根本不存在。“实际是中国东北帮的头目与日本关中地区的帮会住吉会头目发生口角，后来在咖啡馆谈判时，由一名杀手打死日方一人，重伤一人。”李小牧说，“当时日本黑帮报复，抓了东北帮头目的司机，捅了21刀，最后暴尸街头。”

长期研究华人黑帮的美国新泽西州立罗格斯大学教授陈国霖对记者说，日本东京警视厅曾说当地的华人黑帮很厉害，并向他出示了一张当地华人黑帮的组织图。“我数了一下，图上总共17个人。山口组有几千人几万人呢，而17个华人黑帮分子就把东京吃下来了？我不相信。”陈国霖说。而在美国，非法的华人帮派背后，往往都有合法注册的“堂口”组织支撑。“堂口”是当地华人的自治组织，一旦权力掌握在比较不正派的人手中，堂口就会开始从事一些非法的活动，而成为帮派的温床。

1993年5月，“金色冒险号”渔轮载着286名华人偷渡客到达纽约市附近海域。由于接头人死于纽约华人黑帮仇杀，导致无人接应，偷渡者自行游泳上岸，有10名偷渡客死亡。案件最终导致美国警方全面打击华人帮派势力，并严厉整顿“堂口”，此后，美国的华人黑帮活动逐渐转入低潮。“中国人现在活跃起来，商业圈也越来越大。”陈国霖教授说，“100个人中大概95个都是规规矩矩做生意或者打工的，还有5%，他们并不一定是什么帮派分子或者黑社会人物，但利用自己在国外和国内的多重关系，很快就形成家族式的跨国犯罪团伙。”“所以，现在可以说有两种不同的势力，一种是规矩的生意人偶尔利用家族关系从事一些非法活动；而传统的黑社会，如香港的三合会、台湾的帮派以及大陆一些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是另一个海外华人黑帮的江湖。”陈国霖说。

历史渊源2003年美国国会图书馆下设的研究机构出台《中国跨国犯罪集团报告》，其中列出的华人黑帮组织包括：大圈帮、四海帮、14K、竹联帮、和字头、联字头等；其活动范围涵盖了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海外华人黑帮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50年。而160年来，华人黑帮也经历了三个主要的发展时期。1850年，第一批华人移民美国。当时美国主流社会很难顾及到华人的权益，华人只能成立堂口，自我保护。

据陈国霖教授介绍，当时的堂口不太可能得到美国政府的赞助，因此社团必须找到经费的来源，最好的财源就是赌场、鸦片馆、妓院。随即他们又产生了利益冲突，抢地盘、堂口之间械斗，逐渐具备了华人帮派的雏形。194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南方及香港地区再次大规模向海外移民，他们成为唐人街的新主力。有些年轻的新移民随即加入了当地的堂口，完成堂口与帮派的结合。源于潮汕地区的三合会各派系也混杂其中，在海外扩大自己的地盘。在清末时，部分洪门弟子改为支持共和运动。孙中山、秋瑾均与洪门有紧密关系。

1949年后，洪门弟子转移到香港，创立三合会，逐渐成为以黄赌毒为主的犯罪团伙，底下又分出新义安、14K以及诸多“和字头”组织。同一时期，和国民党一起退到台湾的外省年轻人创立竹联帮、四海帮等黑道帮派。港台的帮派，随两地居民移民海外，开始在全世界扩充地盘。“1960年代，很多香港青少年来到美国唐人街。部分人因为语言不通，也缺乏当地人的朋友，就退学，拉帮结伙在社区里面闹事。而堂口就把这些青少年团体拉结进来，扩大自己的势力。比如当时的堂口‘东安公所’就和‘东安帮’结合在一起了，福建同乡会有了福清帮，这都是一个堂口和一个帮派的结合。”陈国霖教授说。

1980年代后，中国改革开放，国门逐渐打开，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移民成风。据英国的《英中时报》主编叶声向本报记者介绍，“他们把国内的黑社会结构、运作方式都带了过来，包括历史上比较大的传统团体。而新移民的帮派等新势力兴起，又引发了抢地盘等新冲突。”

旅日华人蒋丰对记者介绍，在东京的新宿，中国人开店，常有日本黑社会收保护费，而中国业主拒绝缴纳，在这种情况下，只能依靠在日本的华人黑社会组织来保护自己。某种程度上，华人社区被华人们看做自己保护自己的方式。但在当地人看来，唐人街总是一个神秘的世界。“很多外国人，突然间看到这么多中国人来了，他们也很紧张，他们会想，会不会是黑社会啊，是不是偷渡客啊。”陈国霖说，“他们不了解唐人街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华人黑手党”这个词，从1990年代末开始，在法国媒体上频繁出现。而在几位长期居住法国的华人看来，这正是由于法国媒体对华人社会了解甚少，只能通过极其有限的信息出口（例如一些帮华人申请居留权的法国律师）了解，由于信息传播失真和个别人故意夸大，逐渐形成了这样的概念。但是另一方面，大量华人非法移民的存在，也导致他们只能通过参与非法的地下活动谋生。

1990年代初，第一个中国人在意大利的普拉托定居，而在今年6月底意大利警方实施打击华人黑帮行动时，官方统计称当地4.5万华人中拥有合法身份的只有1万人。一位要求匿名的旅居法国的华人对记者说，就他所知，就有“几十甚至是上百的国内的刑事犯罪分子偷渡西欧”，而欧洲相对宽松的法律环境令他们“似乎找到了新天地”，很快拉帮结派，“而在中国所欠人命的多少，成为他们的资本，决定坐次的分排”。少数人损坏了华人的整体形象，以至于现在意大利政府不允许成立中国街，一名意大利警察给陈国霖教授的解释是，“只要你们中国人聚集在一起，就会有中国黑社会”。

同样的，当东京的池袋地区计划成立新唐人街时，也遭到了当地政府、民众和媒体的一致反对。在日华人李小牧对记者说，“中国人想团结起来，本来是好事，但被人家抓住了不少辫子。中国人针对自己同胞的伤人、绑架都有发生。包括在1994年夏天在歌舞伎町发生四起中国人自相残杀事件，而且每次都死了人。”

“在池袋，每15分钟就有警车巡逻一遍。”旅日华人蒋丰说。这种主动或被动的区隔，令唐人街往往成为华人与当地社会的边界。华人不容易融入主流社会，在唐人街内以老乡会、社团的方式实施自治。缺乏当地公共资源的支持，加上大量底层移民的涌入，又使唐人街成为犯罪活动的温床。

社团与犯罪结合，形成帮派。尤其是近年来，欧美经济衰退，大量华人新移民找不到工作，终日闲逛。他们为偷渡欠下了巨额债务，恶劣的务工环境让他们越觉前途无望，于是更加被当地社会边缘化，滋生出犯罪行为。“但无论如何，中国人在国外毕竟只是‘客人’，寄人篱下，他们的势力是不太可能扩大到能与当地黑帮分庭抗礼的，即便要合作，华人黑帮也没什么要价的资本。”陈国霖说。

长在红旗下美国人 挣扎在姓社和姓资之间

特约南方周末记者8日专稿，阳和平穿着短裤和白色跨栏背心，手里拿着一把“痒痒挠”，鼻梁上的眼镜就快要滑落到鼻尖上。他慢条斯理地说着带京腔的中文，接受记者采访。要不是大鼻子、深眼窝的“洋人”脸孔，他看起来和北京胡同里的随便一个老头没区别。尽管出生在北京，阳和平可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

2010年6月8日，他的母亲寒春在北京病故，享年89岁。而他的父亲阳早在七年前过世。6月21日，两位老人的骨灰被一齐撒在陕北定远县三边牧场——这是在六十多年前，他们为了追寻革命的信仰，最早来到的土地。他的父母早在1940年代就从美国来到延安，开始了他们的“国际共产主义者”生涯。他们在中国养奶牛，研究农业机械化，也轰轰烈烈地学大寨，闹革命，贴大字报，送子女上山下乡，甚至在新时代，还给中央领导递纸条反对拆迁。

这一家美国人，以独特的方式见证着中共60年的历史。2004年，寒春获得中国第一张“绿卡”；2009年，她还成为“感动中国”候选人。对于很多媒体和中国友人送给他父母的敬辞——“白求恩式的共产主义战士”，这几乎是中国对外国人的最高礼赞，阳和平的反应则是，“说不上，没必要”。实际上，他和他的父母一样，常常缅怀毛泽东时代，而对当下中国的腐败、崇洋、物质至上的现状表示不满，“我母亲在最近几十年里，经常在一种失望的情绪中度过，非常痛苦。”阳和平送走了母亲寒春之后，与早已在国外定居的弟弟和妹妹不同，他说愿意在中国一直住下去。他说，“有些中国人是‘香蕉’，黄皮白心；我是‘鸡蛋’，白皮黄心。”阳和平毫不讳言自己是一个“左派”。“我在中国接受马列主义，在美国接受西方主流思想。两种思想老打架，我困惑了好长时间……很多人都是从信仰危机的深渊里爬出来，有人爬到左岸，有人爬到右岸。我爬到左岸去了。”

宋庆龄为其取名“和平”阳和平今年58岁，在22岁前从未离开过中国。他的人生大致可以以1974年为界，前一段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后一段则主要生活在资本主义美国。三年前，阳和平还在美国特拉华大学（University of Delaware）教经济学，但他开始困惑，自己到底图什么？“也就是混饭吃。学校里面没人能沟通思想，而中国有好多有共同理想的人，有好多谈得来的人……落叶归根好像有点道理。”他也曾咨询自己的左派朋友、中国工人研究网的主编张耀祖，“我回到中国有用吗？”

张耀祖的回答也很干脆：“反正你在美国对中国革命没有用，对世界革命也没用。”加之母亲寒春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他回到中国长居。他在对外经贸大学找到了教授计量经济学的教职。在中国养牛超过60年的寒春这时操心的是，她所在的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农机院”）小王庄牛场，正面临被拆迁的传言。阳和平说，最初听说这里要建“大学城”，寒春也同意拆迁；可她后来发现，开发商打着大学城的名义，在附近建起了商品房，她就生气了，“农业用地都成商品房了，人吃什么？”于是寒春四处反映，甚至找到中央领导的秘书，递纸条“告状”，被人称作“洋钉子户”。

“现在钉子户死了，这没障碍了。”阳和平说。作为阳早和寒春的长子，阳和平是标准的“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1952年，已怀孕7月的寒春应宋庆龄邀请，从陕北来到北京，作为美国代表参加亚太和平会议。随后，宋庆龄替她肚子里的孩子起名“和平”。寒春还叫Joan Hinton时，她是美国一名年轻的核物理学家，杨振宁是她在芝加哥的同学。作为“中子物理学之父”费米的助手，Hinton也参与了研制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

当美国将原子弹投向广岛和长崎之后，Hinton和其他一些科学家感到“灵魂被出卖”，她不能想象自己醉心研究的科学竟被用来制造杀人工具。1949年，在挂着毛泽东和朱德像的窑洞里，阳早与寒春成婚。墙上挂着红旗，绣着“万里良缘，圣地花烛”八个大字。记者问阳和平，他的母亲放弃在美国做科学家，来到中国养牛，会不会感觉有些可惜？阳和平露出了略有些狡黠的笑容，“没有中国革命就没我了，可惜什么？”

出生40天后，阳和平就和母亲一起回到了陕西西安的草滩农场。直到14岁之前，阳和平童年时光都在这里度过。寒春说过，在陕北的日子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尽管物质条件匮乏，但精神很愉悦。“白天下地干活，晚上理论学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寒春看来，这是一种理想的社会模式，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没有等级和压迫。

1966年，寒春夫妇被调到北京。阳和平很快发现母亲已参加了造反派组织，每天开批斗会、写大字报。但单位还要接待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食堂人手不够，于是阳和平就去食堂帮忙揉面做馒头。他觉得这个活“特别有意思”。做了几个月的馒头之后，阳和平找到了更有趣的事。他跟随表姐卡玛，还有几十个北大、清华的学生，想践行一个宏伟的计划：从北京走到延安，再走到井冈山，然后走回北京。可实际上，走到山西阳泉以后，阳和平和卡玛就留了下来，在一座煤矿里一待就是两个多月，“参加革命”。1969年，17岁的阳和平被分配到北京市光华木材厂，用热压机做胶合板、塑料贴面板，正式成为一名工人。

米老鼠不懂孙悟空阳和平对“文革”持肯定态度，因为在他看来，这是人民第一次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利，还在学习的过程，也难免会做蠢事、过激的事，而且“革命难免有牺牲”。但他怕的是被隔离的孤独感。“我在工厂里，人家就说‘内外有别’。每次开会都说，‘和平，今天的会你可以不参加’，我说，我要参加，然后他们偏说，‘你可以不参加’。”中文讲得再流利，也改变不了他大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刻板印象，这让阳和平感到痛苦。此时，阳和平的弟弟、妹妹都被送去了安徽茶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最好的玩伴之一，表姐卡玛，却已回到了美国。对于孤独的阳和平来说，卡玛来信中对美国的描述，几乎同1940年代阳早为寒春描述的红色中国一样充满神秘色彩，焕发出巨大的吸引力。

终于，在1974年，阳和平决定去美国，去看看自己父母的国家。他特地跟记者强调，“那不能说是‘回’，有来有去才叫回，那时候叫‘去’美国。”尽管有种种设想和心理准备，阳和平还是对资本主义美国发出惊叹。在舅舅的农场里，阳和平对美国农业的机械化程度“震惊”、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发现他舅舅居然一个人能管理一千多亩农场，有好几台拖拉机、联合收割机！但很快，阳和平感到孤独了。他听不懂其他美国朋友们讲的笑话，他没有看过其他美国人在童年看的动画片。“他们讲米老鼠唐老鸭，我听不懂，也不觉得好笑；我给他们讲孙悟空，他们也不懂。”他的英文甚至也结结巴巴的，一张口别人就觉得他不是美国人。带着被孤立的情绪，阳和平有些生硬地强行让自己融入美国社会。他先后在农场、修理厂、汽车厂各地工作，充分体会着“资本主义的剥削”。很快，他每个月大约可以挣到400美元，而此前在光华木材厂，他的工资是“38块6毛1”。想家——就是想中国时，他甚至特地买了一台收音机，就为了在晚上最安静时，隐隐约约听一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播报时间”。

回忆之前58年的生涯，阳和平有两次流出了泪水。一次是他讲到父亲去世后，母亲寒春的孤寂，另一次是讲到1976年时，他在广播里听到毛泽东去世的消息。此后，在1977年和1980年，他的弟弟阳建平、妹妹阳及平先后来到美国定居。

之后，他结婚、生子，并于1981年开始半工半读上大学，一直到1987年毕业。他毕业后在中国停留了近10个月，却发现中国有更多自己不能解释的东西，于是他又回美国读博。拿到了博士学位，他却依然难以完全融入美国。在猫王和鲍勃·迪伦的年代，他不喜欢摇滚乐，听到爵士乐更感觉像“拿指甲擦黑板的那种声音，是一种折磨”。他同样不喜欢美国的派对文化，对酒精、大麻统统不感冒。偶尔阳和平也想在音乐中跳跳舞，可他似乎变成了一个羞涩的东方人，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舞动。

“还有多少人在为农民服务？”而他们在北京的父母，也终于又干起了自己的“老本行”——养牛。1982年，他们从北京南郊的红星农场搬到了北郊的沙河小王庄农场，开始迎接中国一个崭新的时代。尽管在美国长居，阳和平每隔两三年就要回中国看看。每次到中国，带给阳和平的冲击都难以言表。他的父母也不断面对新事物——从发奖金、按劳分配到“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到“发展是硬道理”。

农机院前党委书记李维民还记得，自己也和寒春发生过关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争论。尽管谁也不能说服谁，寒春却总记着这件事。大约是在1990年的一天，延安有一封来信寄给阳早、寒春。由于字迹潦草，他们就请李维民代为阅读。

李维民记得，信的内容大约是：“老阳、老寒，当年我们在延安一起养奶牛，负责挤奶送给毛主席喝。现在我退休了，企业很困难。去年一年看病的医药费没给我报销，今年1－6月的退休金现在也没发给我。你在北京，能不能去跟中央领导说说，把我调去一个能发得出退休金、能报销医药费的单位？”读完后，阳早当时就掉了眼泪。寒春没有哭，她指着信问李维民说：“老李，这个退休工人，他什么时候能共同富裕啊？”

在资本主义世界中逐渐摸索生活的阳和平，回到中国后也与父母争论各种问题，认为父母在有些问题上不够开化。而父亲阳早则半开玩笑地说阳和平是一个“小资产阶级革命者”。阳早和寒春此时已是农业机械部的副部级顾问，但依然固执地住在小王庄农场的平房里，桌子是砖头垒了架起来的，沙发也早都坏了，坐着甚至会觉得弹簧有些扎人。

阳早惟一有些“奢侈”的习惯，就是喜欢喝“美酒加咖啡”——他自己发明的，把二锅头、白糖和咖啡兑在一起的一种饮料。他们很不能接受的是，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钱似乎成为了惟一的标准和最重要的东西。

他们怀念在之前革命岁月中，大家斗志昂扬、工农一家、齐心协力的精气神儿，似乎都不见了。1990年春节，农业机械部领导看望并宴请老专家。在宴席上，部长随口问农机院的书记李维民，“咱们农机院的改革搞得怎么样？”

李维民回答说：“搞得不错，现在搞技术转让，谁有钱就转让给谁，效益不错。”部长点头微笑的时候，寒春站起来说话了。她用手指着部长说：“谁有钱就给谁服务是不是，那农民没有钱怎么办？你们还有多少人在为农民服务？”顿时，现场安静了下来，没有人出声，尴尬极了。李维民只好出来打圆场，说，我们的很多技术、很多设备还是在为农民服务的。

“你们对资本的警惕完全不够”与此同时，阳早和寒春在中国越来越焕发出活力的30年里悄悄地老去。他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奶牛场。小王庄牛场的兽医金庆怀记得，寒春八十多岁了还常常下地干活。“老寒早上起来就去地里拔草——有一种麻，掺在饲料里牛就不爱吃，她就去拔草，经常一上午累得脸都通红。”

中国工人研究网主编张耀祖刚认识寒春、阳早时常在思考一个问题，“革命和养牛到底有什么关系？”后来他发现，“他们的革命不是喊口号、当领袖，而是常人也能做到的东西，在一点一滴的细节里。”寒春和阳早常常对中国的现状感到失望。老人们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研制的养牛场各种设备，诸如饲料搅拌机、计量仪等，在改革开放后，渐渐被国外进口设备取代了。

阳和平理解父母的这种痛心，他说：“我妈就是觉得，中国不搞自主研发、自主工业怎么行，能全靠进口吗？现在看看，资金换技术，中国换来了吗？”阳和平的博士论文《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研究》在1997年通过答辩后获得博士学位，他觉得自己通过知识的积累，慢慢找回了分析社会、明辨是非的自信。

他与父母的观念越来越靠近了，他说自己“坚定了”。甚至于，想到之前就“姓资姓社”等话题跟父母的争辩，他有些惭愧。阳和平在中国的这些年，写文章、做讲座，从自己的父母讲起，讲自己的思想变迁——从动摇到坚信。

他也讲自己亲见的美国民主，他认为那就是有钱人的游戏。他说：“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外交上是一致的，只有在国内政治上差别一点。但是后来我发现，共和党起码讲真话，民主党是骗人。就是，共和党一直说要割你肉，民主党许诺不割你肉，但照样割。”

阳和平甚至还跟张耀祖一起去过洛阳的一所技校讲课，“校方只想拍照，用阳和平的大鼻子做广告，但并不喜欢他讲这一套思想——他们还要和企业一起剥削学生实习那一年的劳动力哪。”张耀祖说。

如今是暑假，阳和平退了城里的房子，住在母亲朴素的平房里，惟一显得有点“资产阶级情调”的，就是地上一只卧着的花猫。阳和平觉得中国人太过“崇洋”，“价值观、审美观，什么都以美国为标准，选什么教科书都是看美国的，好像那才是最权威的。

甚至中国哪个将军好，都是因为美国人说过他好。美国人有什么资格评价中国的将军好坏？”至于中国社会相当关注的楼市、医疗、农民工权益等问题，阳和平则干脆说，“马克思《资本论》里描述的一些问题，比如工厂主对工人的剥削，简直就跟现在中国有些情况一模一样。”

他现在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我怕得病。因为我不会塞红包，好多大夫不是治病救人……也怕吃东西。食品里面给你添加这个、添加那个，水果、蔬菜怕有农药，去饭馆怕地沟油。过去有时吃不饱，但吃的东西是安全的。”

中国学校不培养天才 只培养顺从者

特约中国青年报记者8日专稿，４年前，火箭科学家、中国航天和导弹工程的天才设计师钱先生，曾向前来探望的中国总理温家宝提出过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培养的人才多如牛毛，而天才却凤毛麟角？”

没人知道温家宝总理是怎样回答的，但我的朋友白桦认为她知道答案。“我们的教育体系就像古代的斯巴达。不是身体上，而是精神上的。”在北京一家购物中心就坐的白桦边喝咖啡边说，“我们的孩子学速算、弹钢琴，什么都学。他们会很多事情，但长大后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因为没人问过他们想要什么。”

在古代的斯巴达，男孩们从７岁起就接受训练，最终被塑造为一支纪律严明、忠于国家的精英勇士队伍。而在中国的学校里，孩子们必须顺从听话、刻苦学习及往往不加批判地思考。

中国孩子从６岁时起，就埋头于书堆，一直到中学毕业。一年级学生一天学１２个小时（周末会少一点，但无休息日）是家常便饭。我６岁大的孩子在中国过头一个春节假期时，老师布置下４２页的数学和４２页的语文作业，要求在４周之内完成。目标是什么？进入北大或清华这样的名牌大学。

一旦上了大学，中国学生就会变得懒散。他们觉得自己吃了１２年的苦头，现在该放松了。可能他们确实需要休息，但学业更上一层楼的动力因此荡然无存。

尽管如此，改革教育体系的压力却不大。毕竟，这个体系不是培养出了貌似不俗的一代人吗？中国售货员可以瞬间记住１１位的手机号码，可以一字不漏地背下商品单；也许他们钢琴也弹得很不错。然而，中国年轻人缺少自己的创新思考。一位曾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的中国朋友说：“我告诫自己，‘不要只做笔记，要想想教授说什么’。”她发现这段经历虽然艰难，但自己获益良多。

这种注重顺从的教育体制也催生出一种“从众本能”。以前，国家的精英想要当科学家、建设祖国。今天，他们想当银行家，或者从事稳定的工作。“他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听说银行家赚钱最多，其他人都在做，他们自己也想去做。”白桦说。

按照这种思路，创新是麻烦事，中国不需要微软的比尔·盖茨。中国需要的是廉价劳动力和工厂，不是捣乱惹麻烦的人。钱学森的“天才”是在美国的２０年被充分发掘的——他在美国读博士，做了大量实验，但他的这段经历往往不被人提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