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温总理，我们要生活得有尊严

特约光明日报记者13日专稿，“新生代农民工”，这是一个首次被写入了中央一号文件的群体。他们主要是80后和90后，总人数大约1个亿，占农民工外出打工的60%———在这些描述“新生代农民工”的数字背后，我们看到的是城市化浪潮中最值得关注的生力军。

他们大多是在城市社会里接受的“成人礼”，是面朝城市的一代，无法像老一辈农民工那样向农村“转身”。在春运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和那些大学生和年轻白领相比，他们有着同样青春的面庞、进取奋斗的精神和扎根城市的梦想。

19岁的电焊工小边和52岁的电工老李住在同一个工棚里，他俩的铺位并行对着，中间隔着一台电暖器。

“我辛苦了一辈子。”老李感慨。
小边笑着反驳：“谁叫你出生得早呢？”
老李喃喃地说：“给你们创业好了，你们幸福。”
这是两代农民工之间颇有意思的对话。

“90后”小边去年5月份才到北京，来之前他在河北易县老家的技校学了半年电焊。在北京地铁10号线延长线的建设工地上，小边是绝对的“新生代”。工作大半年时间，小边已经给父母带回去了5千多块钱。

“为什么初中毕业后就不读书了？”记者问小边。

老李插话说：“前途无望呗。”老李的二儿子去年从洛阳读完大学毕业，本来学的是机电工程数控专业，结果却在洛阳做书法培训。老李觉得为了孩子读大学花了这么多钱，却没有让学的东西派上用途，“半辈子的心血白费”。

老李属于典型的“老一代农民工”。1994年他从农村到县城打工，做的是电工机修，当时每个月可以挣四、五百块钱。距县城四、五公里的家里还有9亩地，种了小麦和玉米，每天下午4点钟下班后，他便骑着自行车从县城赶回家接着种地。

2004年后，老李离开县城去了福州，后来又去了深圳、广州，去年12月27号才来到北京。

老李觉得北京车多、人多，特别是晚上看上去灯火辉煌，但城里没有农村好，农村住得方便，空气好。他打算再干两年就“告老还乡，回去种田”。其实，即使现在在外打工，每到收麦子的季节，他还是要赶回家去。他说：“地是老本，打工只是一部分，农民不能离开土地，有了土地，至少全家的口粮没问题。”

不过，老李的二儿子想在城里买房安家。去年二儿子的女朋友对老李说：“将来在洛阳买房了，接您过去住。”虽然老李并不确定他们买房的理想能不能实现，但听了这样的话还是很“得劲”。如果有能力的话，老李还会支持他们一两万块钱。

刚刚出来闯世界的小边对于未来还没有太多的想法，他只知道明年可能会跟着公司去山西修铁路。

当听人说起现在的社会“有车有房”才能结婚，小边一脸无所谓：“有房啊，在老家盖的；有车啊，家里有拖拉机。”

对于小边来说，前路是不可预测的，但也是无可畏惧的，因为他正年轻。
“年轻人出来闯，我很羡慕。”到了晚上睡觉的时间，老李盖着被子躺在床上说，“我这么大年纪了还要出来挣钱，感到很凄凉。”

老李的手机响起，是远在河南的老婆打过来的。春节快到了，在广东打工的大儿子还没回家，二儿子留在洛阳不回去，三女儿已经出嫁了，老婆希望他能早点回家过年。

北京六环外顺义区赵全营镇，从首都国际机场起航的飞机轰鸣而过，一个占地面积不大的开发区坐落于此。

阿光说他第一次过来的时候，差点没找到地方。现在，他的妻子在这里的一家模具厂做模具抛光，而他去了另外一家更偏僻的工厂当模具钳工组组长。

“1月26号到29号这几天，为了赶工期，我总共休息没超过20个小时，最长从早上8点干到第二天早上9点。”阿光说，这都是为了给朋友新开办的工厂尽力帮忙。由于天气寒冷，加上天天和冰冷的钢铁打交道，他手上生了冻疮，脚上也长了水泡。

不过对于已经“出道”十年，有过40个小时不间断工作经历的阿光来说，这样的劳动强度并不算什么。

1999年，18岁的阿光在湖南衡阳老家读完中专，像很多湖南的农民工一样，选择了南下广东打工。第一份工作是在东莞市的一家模具厂做学徒，每个月250块钱，还要被扣去20%的“培训费”，加班费是1个小时8毛钱。

头一个月发工资时，工厂里有的老师傅拿到了五六千元现金。阿光说他当时就在想，“什么时候我的工资袋也能装得满满的？”

梦想的实现比想象中来得要快。一年半后，“学成出师”的他去了另外一家工厂，月收入一下子涨到三千多。后来，从东莞到惠州，再到珠海，他换了好几份工作，并于2009年5月份来到北京，现在月工资有五千块钱。

这么多年的打工经历，让阿光明白要想成功“一定要舍得吃苦”。他至今记得在珠海工作时一位台湾老板说过的话：“我现在可以说什么都有了，但每天睡觉不超过6小时。”谈起那些靠个人奋斗脱贫致富的朋友，阿光总是显露出敬佩的神情。

阿光曾经介绍一个表弟去工厂做学徒，可表弟对天天扫地、擦机床的工作很有脾气。他说，自己当年厕所都扫过，如果连机床都不会清洗，以后怎么去设计和制作模具呢。

“现实就是这样。”这是阿光看了电视剧《蜗居》后的感受。他认为相对于比较现实、没办法创业的老一辈农民工，自己仍然有改变现实的勇气。

和十年前相比，接近而立之年的阿光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肩上有了更重的担子。现在，他的理想是“多赚钱，当老板”。回家过完春节后，他将前往重庆和以前的工友一起合伙创业，“人生多磨难，创业没成功的话，大不了干回老本行”。

至于以后在哪里安家，阿光说他不会回农村老家，但也不想呆在大城市，可能会考虑在县城安家。

返乡过年的前一天，阿光和妻子一起来到顺义城区买东西、理发。花了200多块钱，妻子平生第一次把头发给烫染了。也许两天后，“留守”在老家的两个孩子见到她时，一下子会认不出这位从北京回来的“新妈妈”。

“毕老师”———同事们现在见到刘青，喜欢这么称呼他。在这家防盗门企业的元旦联欢会上，刘青和几个同事表演了一个节目，模仿的是去年央视春晚的小品《不差钱》，他扮演的正是“毕老师”。

当然，现实生活中的刘青还远远谈不上“不差钱”。他给自己制定的规划是要抓紧时间赚钱，以后在北京长期发展，在北京买房安家。

老家在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的刘青出生于1987年，16岁初中毕业后，家里供不起他上学，于是来到了北京。第一份工作是做电工学徒，每个月800块钱，做了两年，后来又干过送货员。

“刚来北京的时候，什么都不懂，老想回家。”刘青说自己19岁到22岁时，感觉力量很薄弱，也没什么理想。

那时的刘青，爱喝酒，一喝就到烂醉，还闹事打架；曾经学过一个月的电焊工，嫌太累太脏；也找过其他工作，觉得工资太低。2006年，他进入北京亦庄的一家防盗门生产企业，从学技术开始做起，现在已经当上了副班长，一个月挣3000块钱。刚过22岁的刘青主动向公司申请去做市场销售，因为他觉得那更有发展前途。

“22岁后的转变是社会逼的，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混日子了。”对于未来，刘青“很有信心”。在Q Q个人说明上，他写道：相信只要用积极的心态去面对，一切都是美好的。

满怀憧憬的刘青，像很多20多岁的年轻人一样，喜欢上网，喜欢把自己装扮得酷酷的。不过，刘青觉得自己和那些“干上一段时间就不想干了”的年轻人不一样，他会朝着现在的方向专心做下去。

上网时除了看新闻，刘青特意加入了销售人员聚集的Q Q群，以便和其他人交流经验。他还抽时间看一些关于管理和人际关系的书，比如《感谢折磨你的人》之类。

通过网络，刘青认识了在北京八里河卖油画的女朋友。他说，现在的这个女朋友花钱节省，也很理解他，不像之前在厂里认识的一位女孩，太能花钱，还要求必须有房才和他在一起。
不过，刘青最大的心思还是在事业上，“现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钱都可以投入到事业中，而结婚压力太大，等什么时候有钱有事业了再结婚也不迟”。

春节将至，刘青不打算回老家过年。他说：“老家什么发展余地都没有，不经常在外面转，就不会了解社会发展的趋势，春节留在北京的话，可以寻找机会。”

来自陕西宝鸡的农村女孩苏梅自己都没想到，为了帮同事讨回30元招工介绍费，她的打工生涯从此发生了改变。

2005年，初中毕业的苏梅刚满18岁，到宝鸡市当起了餐馆服务员，一个月挣240块钱。干了一年后，她听同村的女孩说在深圳打工可以挣一千多，便“不管苦和累，都要去看看”。

于是，苏梅和另外两位女孩一起来到了深圳。在一个晚上30块钱的旅店里，她们三个人挤着住了一个星期，身上带的钱很快就花光了。幸运的是，苏梅应聘上了一家玩具厂的普工，每个月基本工资580元，如果加上计件的“薪粮”，能拿到1500元。

改变苏梅打工生涯的事情发生在2007年。当时，一位四川同事想换工作，找到了一个拿着牌子在路边招工的人，并交了30块钱的介绍费。苏梅听说后，觉得这肯定是骗人的，于是找了几个男同事想要讨回那30块钱。

虽然最终没能把钱要回来，苏梅却因此接触到了一家法律咨询中心。她发现，原来通过学习法律知识可以保护自己又可以帮助他人。就这样，“农民工”苏梅在咨询中心兼职当起了“义工”。每天晚上八、九点从工厂下班后，她便去咨询中心学习、工作到10点半，周日还经常到外面发放宣传资料。

后来，苏梅来北京参加了四个月的培训，学习社区工作方法，学习操作电脑和使用办公软件，还要学习音乐和体育。现在，她是公益组织“同心希望家园”的成员，主要负责北京市的一个民工聚居社区的“爱心超市”，每个月工资有1000多块钱。

“如果以钱为重点，就永远只是像机器一样不停地运转，今天赚1000，明天想赚1200。”虽然比以前在工厂打工赚得少了很多，但苏梅认为自己现在做的这一点点事情很有意义，会影响很多人。

“我的理想是流动群体能平等获得社会权利和资源”，这样的话语从苏梅的嘴里蹦出来，多少让人有些讶异。她说这是因为自己经历过很多不公平的事情，比如做同样的工作，本地人补贴多，过年还发红包，却没有流动人群的份。

1月27日，苏梅去火车站买回家的车票，看到一个“农民工临时售票处”，感觉那里的售票员对农民工的态度很不好。

“为什么一定要叫农民工呢？这是很大的歧视。”苏梅觉得现在社会都认为农民工没素质、没文化，思想道德败坏。“同样是打工的，为什么城里人是工人，我们是农民工？”

与苏梅相比，“同心希望家园”的负责人马大姐已经在北京安家落户，不过“这条路走得很难很难”。1982年，她从江苏来到北京做保姆，为了一纸北京户口整整折腾了20年，直到2001年才成为真正的“北京人”。马大姐说，现在年轻人的机遇要好得多，有了更多的希望。

“新生代农民工”不熟悉农村和农业，有更强烈的城市化的取向，有更强烈的变为市民的意愿，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政策都要围绕这一点来制定，并考虑他们作为年轻人的多方面的发展要求。新生代农民工之所以特别，就是因为我们要推动城市化。

王习明(西南交通大学中国西部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心主任)：首先，老一代农民工一般把在城市打工作为谋取收入的来源，最后又回到农村。而我们调查过的多数80后农民工，都想在城市留下来。有的地区还有一种新现象，新生代农民工靠打工的钱买不起房，需要父辈把从农业上赚的钱拿来补贴他们在城里买房。

从新生代农民工与农村的关系来讲，他们对农事一窍不通，做不了农活，也不熟悉农村的文化，不习惯农村的生活方式。像金融危机发生后，他们中的很多人返乡后，觉得在农村都呆不下去。

此外，80后的农民工都能够上网，即使没有读过高中，他们所获得的信息量要远远超过他们的父辈。以前的农民工出去打工，主要是靠乡邻关系介绍工作，而新生代的农民工很多都在网上找工作。

宋洪远(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央一号文件之所以强调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并不是因为他们比老一代农民工的问题更加严重，或者是他们出现了什么新的问题。从人口学的角度和不同代际的交替来讲，出现新生代农民工其实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要注意的是，中央一号文件是在推动城镇化的背景下，提到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在关于三农工作部署的文件里，今年的一号文件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城镇化，并提出三项政策，第一是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落户，并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权益；第二是有条件的城市要把农民工的住房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第三是强调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要纳入城乡一体。

新生代农民工之所以特别，就是因为我们要推进城镇化。从城镇化的角度来讲，新生代农民工确实更值得关注。既然城镇化是必须走的过程，就不能不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因为他们有更强烈的变为市民的意愿，有更强烈的城市化取向，而客观因素又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再回到农村去。

崔传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部研究员)：
首先，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取向还是要涌入城市，要围绕这一点来破除体制障碍，制定政策措施。“涌入城市、公平对待、权益保障”，这实际上是制度改革的过程，就是要推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保障他们的劳动权益，通过廉租房、经济适用房来改善他们的住房，使他们能够长期稳定地在城市就业和居住。

第二，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是年轻人，除了保护他们的劳动权益，还要考虑他们多方面的发展要求，比如组织各种社会文化活动，开放城市的公共文化设施，丰富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让他们参与企业和社区的管理，这对他们涌入城市、提高素质和吸收城市文明很有必要。

第三，企业应该根据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建立可以让他们在企业内得到成长的机制。现在，新生代农民工如果要不断地增加收入、提高技能和提升职务，往往要通过从这个企业到另外一个企业的流动来实现，这就造成了农民工的流动性很大。如果企业可以建立一个帮助他们在内部不断学习、成长和改善自己收益的机制，他们就不至于一定要通过频繁的流动来获得成长的机会。社会也要为他们创造条件，加大技能培训的力度，包括法律等方面的支持。

我被中国教育逼疯了

特约中国青年报记者12日专稿， 我被中国教育逼疯了，我不清楚自己是怎样走到今天这种地步的。五年级是痛苦的开端：我考入了强化班，父亲开始注重我的名次。六年级，为让我考入好初中，父亲将我送往离家较远的地方上学，在校外租了间房子，我一人自理生活。每逢暑假父母较忙 （父母没有什么文化，双双务农），我就揽下所有家务，还得看弟弟。我认为农民子女就应该这样。读书几月没人探望，我走了两个多小时回家。

见到父母时，第一句话竟是问成绩，临别还是，我意识到成绩的重要性了。我有个表哥，因为成绩好，亲戚一直拍他马屁，过年时一堆人围着他父母尽情奉承。“你也跟人家学学，多交流交流，长长脑子……”父亲说。我不动，父亲就叫母亲催。我本来就很自卑，再让我和成绩好的人说话，万一被加上个“带坏好学生”的罪名就不得了了。“你看这种败类怎么办……”父亲于是骂。在他看来，排名不在前一二名的都是差生（我那时成绩通常在前10名，最差20名左右）。没人看得起我，亲戚都轻视我，我知道这是父亲宣传的。暑假我不停地忙家务，他却对别人说我好吃懒做。他逼我考高分，近乎不择手段，以前是打，现在是施压，还号召爷爷奶奶等来施压。

中考前，父亲那句话我今生难忘：“考不上江中（我们那儿最好的中学），你就去死，家里有药有绳……”我是含着泪跑回房间的。我不明白，考一个好高中比儿子的存在更重要？后来我考上了，亲戚仍用异样眼光看我，因为父亲已把我说得猪狗不如。我在父亲面前从来没有自尊，在父亲看来，只有考高分的学生才能有自尊。上高中后，我毛病百出，先是强迫症，这学期头又痛，已经痛了两次，每次痛两周，需挂一星期点滴，医生说是压力太大造成的——我一进学校，无异于进了监狱，分外难受。

2008年元旦回家，我和父亲又吵起来了。父亲又说了那段他说了无数遍的话：“考不上一本你就去死，早点死，你死了老子不会掉一滴泪……”我实在无法忍受，说了句心里话：“没有你，我不会这么差。”换来的只是嘲讽。叔叔说应多鼓励我，父亲拍案：“他不是那种人，跟畜牲还讲鼓励……”

我出了屋。父亲与老师只要成绩，我的感受却无人问津。班主任常打电话给父亲让父亲给我施压，我每次向班主任说真话换来的只是怀疑与鄙夷，她只看到我成绩的下降。有天我带了本《莫泊桑小说集》到班上，被没收。班主任说，没把成绩搞上去不允许看，这些书只会使人越来越颓废。第二天下课我翻了翻《雅舍小品》，又被没收。班主任甚至不允许我写小文章，认为语文老师未作要求而学生去写是浪费时间。

隔了一两天，班主任打电话给父母，父母来了。班主任说我头痛是因为小说看多了。我无言。“你想不想参加高考？说实话。”班主任问。父母都在身旁。我踌躇再三——“不想！”我不该说真话。现在的老师只喜欢假话。接下来事情越来越糟，班主任与父亲整整逼了我一个多小时！“收拾书包回去……回去你也别想活！”听着父亲的这句话我冲出了办公室。我受够了！

我当时心跳加速，有些颤抖，接着做了出乎自己意料的事——跑回教室，将教科书全部扔到了楼下！我真地受够了……我曾想过自杀，但我不甘心被中国教育折磨死。我恨父亲，但没有真正恨过，我更恨中国教育，是中国的教育让所有亲人只用分数衡量人。这学期父亲本来不准备让我上学，许多人说情，我又上了学，但上学只是等死。我的心理已经承受不了了。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只想问：下一步，我该怎么办？下一步，我该怎么办？

走进中国律师

生命，就是用来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

特约中新社记者11日专稿，你还在人潮拥挤满是国人的巴黎街头照巴黎铁塔到此一游吗？你还跟着宰人的导游进出奢侈品店挥金如土吗？这样的旅游方式，除了累和大同小异的照片，已经无甚可取。春节将至，想带着全家人来一场愉悦的旅游spa的你，何不到阿尔卑斯山下某个宁静的小村庄感受雪山之美？何不在爱琴海边的街街巷巷臆想远古希腊的气息？

也许你已经厌倦了去同一个地方，带回和其他人一样的照片。脱离旅行社提供的固定套餐，为自己量身定做一幅旅途的图画吧。

去年5月，袁颖偶然看了一场IMAX电影，影片是瑞士国家旅游局航拍的阿尔卑斯山。从飞机上鸟瞰，阳光照射着万年雪峰，崇山峻岭中湛蓝的湖泊、蜿蜒的河流与银光闪闪的雪峰交相辉映，山水风光，美不胜收。遥远的山林静如图画，玫瑰山麓的雾气正在阳光下消散，露水从蓝栎树和银冷杉的叶子上滴落下来，空气中洋溢着花和阳光的气息。

袁颖的心中也跟着影片中的景色激荡不已，只不过，他想的不仅仅是要看看这童话般的玫瑰色雪山，“我十分有冲动去那里挥杆。”袁颖是高尔夫迷，工作之外已经兼任广州天河区高尔夫球队的秘书长及中山大学高尔夫球队秘书长。

袁颖找到影片的主播方，广州德迈国际商旅公司的总经理林建勋，提出想要组织球队队友去瑞士打高尔夫球的愿望。德迈国际由德国Diadema公司投资建立，目前德迈操作的100％都是出境项目，60％以上都是度身订做。

“刚好去年德国旅游局在主推高尔夫旅游主题，我就想着可以帮他们把这两个国家捆绑在一起。”林建勋说。袁颖给林建勋提出的要求是，打4场高尔夫球，要看看天鹅堡，买名表，还想在德国参观一下宝马汽车的博物馆，晚餐也不用安排了，给他们介绍地道的馆子就好，要现点现吃。

在阿尔卑斯山脚下，林建勋团队顺利预定下了克莱恩-苏尔-谢尔高尔夫球场和因特拉肯高尔夫球场，前者在瑞士排名第三，后者依偎在图恩湖和布里恩茨湖之间，在那潇洒地挥杆一场，才不枉此行。然而，在顺利订下德国历史最悠久的巴登-巴登高尔夫球俱乐部的球场后，在老虎伍兹挥杆欧洲第一场的海德堡-圣莱昂球场的预定工作却遇上麻烦。他们计划前往的9月份刚好要举办法兰克福车展，当时球场基本都已经被预订满了。

“我们先找了德国国家旅游局，主要是以往跟他们有合作，比较熟悉，再找到巴符州旅游局，又通过他们找到海德堡旅游局尽量帮我们安排，最后才订下这个场。”林建勋坦言，客户的要求他们一般都会尽量满足。

在袁颖所参加的这份“瑞德高尔夫之旅”的日程表上，周到地建议除了去瑞士名表店扫货外，还可以考虑在入夜时分到著名“1900”酒吧，如果在这里偶遇老虎伍兹或者茱丽娅•罗伯茨，千万不要惊讶，因为这些明星早就是该酒吧的座上宾了。而在游玩宝马新世界之际，它甚至细心地建议你，可以带上些德国当地的特产作为“手信”，如不锈钢刀具或皮具，名牌设计如Aigner,Gold pfell,MCM及Bree等。

“当时我们在德国时间挺宽松的，天气也非常好，领队就随机找了个酒吧，大家坐在一起喝德国啤酒，享受阳光。”袁颖现在回忆起来，依然觉得心情舒畅。真正体验着，生命，就是用来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的。

“量身定做是我们对客户的承诺，我们就怕客户不提要求”，德迈国际商旅公司董事长林建勋戏言。林建勋说：“我们就是搭积木，帮客人把一大堆积木垒出最漂亮的图形，里面有阳光海岸，海鸥飞翔，有你想要的舒适和自由，而不只是把积木垒高就完了。” 林建勋说：“对于‘高端’旅行，很多人认为就是‘高价’旅行，其实不然。花合理的钱，玩更精彩的项目，都是‘高端’。否则，干脆直接叫‘高价’旅行得了。在海边晒太阳也是高端享受啊！” “但高端依然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的境界。

依我之见，有时候高端=货币，有时候高端=时间。当然，更多的时候，高端=合乎想象。每一次建立在‘生活在别处’哲学上的旅行，其实都是期待着体验能符合出发前的情境想象，这不仅是对目的地的想象，更多的是对旅行中自己（和同伴）将如何迷人、自由、浪漫、健康、满足的想象。而这一切，恰又是建立在出发前一丝不苟、苦心张罗的准备工作上。”而林建勋和他的团队所做的，正是搭建愉悦旅行的准备工作。

最大化最舒适利用有限时间 林建勋从事境外旅游业务已近10年，1999年起，即以私人旅游、商务访问及带领高端团队的形式，先后游历全球五大洲，足迹遍布40个国家，自驾旅行欧美澳多国。但仍不足以满足他的旅游嗜好，“我们总是把太多的时间花在准备工作上，能不能把尽量多的活动浓缩在尽量少的时间里呢？”然而彼时的中国，除了摇着小红旗出游的旅行社，没有人提供这样的服务。“选择旅行社，也意味着我失去了选择权，没有自由，他们说什么就要做什么。”林建勋说。 他希望找到一种方法，让有限的时间得到最大化的利用。“客人参加旅行社，很大程度上也是工作忙，没有时间做攻略安排行程，贪图方便，价格便宜。然而已经有一部分人，他已经不在乎价钱多少，他希望通过旅游得到最舒适的放松。可以吸引他们的不是价格，而是细节，客人最想体验的旅行细节。”而传统旅行社的三大诟病“上车睡觉，下车撒尿，停车拍照”只会让旅行变成一件折磨人身心的事情。

“定制旅行与传统旅行社套餐的区别很难从一张行程单和价目表上看出来。注重生活细节、讲求旅途气氛的人可能青睐精品设计酒店，钟情有故事的餐厅……”而根据客人的即兴感受竟可以改变行程，这也是“定制旅游”与众不同之处。

去年6月，林建勋为雷克萨斯车主策划了瑞士自驾LEXUS之旅。自驾车最大限度地延展了旅行半径：可以登高一望或停车拍照留念；可以睡到日上三竿而不必担心错过下一班火车；可以索性停下来投入路旁的清潭；可以在一幅美景前驻足安营，等到第二天早上的霞光……“当时特选的RX系列是雷克萨斯SUV领域的主打车型，更让我惊讶的是，居然还能驾驶到在中国没有上市的RX”，参加了这次自驾之旅的女车迷魏丹现今仍回味有加。

魏丹回忆说：“第六天我们就驾车到上恩噶丁，本来打算再到苏黎世的，途中大家发现有一个湖区边上雪山脚下的小镇，不知名的，却美极了，远处的雪峰云雾缭绕，而湖水映着满山的绿树，大家都舍不得走了。”于是，团友们当下决定不去苏黎世了，“也就是繁华的大都市吧，”魏丹说，大家一拍即合就在当地野餐，于是分头行动到超市里采购食物，一行十几个人围坐在草地上，丝丝阳光照耀，玩起了“敲七”，每人按照顺序一个人数一个数，从1数到50，遇到7或7的倍数时，就以拍巴掌表示，输了的人就要站起来跑一圈。“当时老外看着我们这群中国人就觉得很奇怪，在那里拍掌跑圈，笑成一团。”

“旅行是会上瘾的，有的人一不出去走走就开始脚痒。现在的市场变化是越来越小众，越来越个人化，很多人其实是不愿意跟陌生人旅游的，而且喜欢高尔夫的喜欢名表的喜欢探险的喜欢购物的，需求各不相同。所以都在慢慢倾向于走小团。”

林建勋说，在他的客户中，走家庭团非常多，占了很大比例，“有的是一个大家庭，有的是两三个熟悉的小家庭合并一起。”也有单独走的，“之前有一个客户，他就只希望一个人呆着拍拍照，出发前还专门购置了一部40多万的相机。”

林建勋给记者讲起一些有趣的定制要求，“去年《非诚勿扰》热播那会儿，有个女客户找到我，说他们家那口子特别爱看这部电影，都看3遍了，每次都哭。我当时听了觉得挺好玩的，平时正襟危坐雷厉风行的企业家也是这么感性，后来我就给他们夫妻策划了《非诚勿扰》之旅，不是去那个鹤雅酒店拍照，而是安排他们入住鹤雅酒店，实地感受那种浪漫。” 除了家庭团，德迈国际和众多银行的私人银行也有密切合作，如招商银行、民生银行、星展银行、平安集团等，还有不少证券公司的高端客户以及奔驰、雷克萨斯等的客户。“我们给所有合作机构制定的项目都具有排他性，都是独一无二的，本身他们的客户就有不同的需求，定制出来的当然不一样。”林建勋说。

去年5月，林建勋为某中资银行私人银行top 10客户策划了一场“法国奢华之旅”。最新款轿车接送从最昂贵的广场旺多姆广场到蒙田大街，两位巴黎顶级私人购物顾问陪同左右，在世界级品牌中遨游，顾问将根据客户的职业、体形、年龄，提供专业的服饰发型搭配设计及购买推荐。在夜凉如水的香槟之城兰斯品尝香槟，任夜风吹拂着Chanel新裙，臆想起《杯酒人生》中那一句：“每一瓶酒在不同的每一天打开，都会有着不同的滋味。”

最难忘的，是带领珠三角十几位中小企业家的南极环保探险之旅，“一位企业家很动情地跟我说：‘我真的感觉自己就是回归到了大自然当中，拍照的时候，旁边围着一群小企鹅，那些企鹅可能就在想：是什么大怪物挡住了我的去路？很安宁的世界。’

会选择去南极的企业家，一般都是有生活阅历的，很有见地的，他们回来后，真的就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环保了。”林建勋回忆说。当记者询问德迈国际的盈利模式时，林建勋很坦诚地说：“我们就是赚服务费，除去机票之外10％的服务费。”德迈国际每年都会受邀参加世界奢侈品展览会，各国奢华酒店也尽数亮相，中国受邀参加的屈指可数。林建勋说，德迈国际也并不放弃中层白领这一部分市场的需求，甚至是小到一个签证服务，“德迈就是做旅游服务。”

南京售楼小姐给客户设局 1年卖出5亿

特约扬子晚报记者10日专稿，穿着体面的西装在灯火辉煌的售楼处上班，但你不知道这西装也就是100-200元的货，而且一年只做一套新的；每月只要不碰上尾盘、按时工作，收入1-2万很常见，但九成以上的人却总想改行……

这是一个怎样的行业？海南最牛售楼小姐年销售额13亿，个人提成能拿200万！这则新闻在牛年的最后一周冲击了普通买房人早已脆弱不堪的神经。她们的收入不小心暴露了这个行业的暴利？

是幸运，还是有不为人知的辛酸？见到开车来售楼处买房的，售楼小姐一般都会一拥而上争抢客户，可偏偏有一天，一名貌不惊人、衣着朴实的老人骑着自行车而来，结果是只有一个没学会“势利”的新人接待了他……结果这个貌似“下岗工人”的老人一下子买房20多套，老实的小姑娘一下成了本月销售冠军。这样的“传说”在楼市流传了很多年。

南京楼市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楼市传奇？记者昨天分头采访了近10位散落在南京各大楼市板块的销售人员。一致的答案是：“我们这行，只要正常上班，碰到楼盘热销的，同一楼盘一般都有好几个人月收入1-2万的。所谓的销售传奇，每个月销售额都很高的牛人肯定有，据说最牛的售楼小姐年销售额可以比这个再高1倍，月收入达到4万。”虽然他们的语气都异常平静，但记者细算之下还是吓了一跳：月收入2万。

这个行业的提成比例是销售额的千分之一，也意味着销售员当月的销售额是2000万，一年就是2.4亿！若再翻一倍，那就是年销售额达到了5亿啊！记者发现，被曝光的海南的最牛销售小姐所在的楼盘是雅居乐清水湾，其公寓均价1.7万元/平方米，别墅均价3.5万元/平方米，远高于南京大多数地区的新盘价。因此如果南京年销售额达5亿的“牛人”是诞生在江宁江北等房价为6000元-12000元/平方米的楼盘，那其所卖的房子套数也不会比“海南最牛售楼小姐”差多少！

“我所知道的售楼小姐收入，相差可以在十倍以上。”在河西做了三年售楼小姐的王丽表示，就单个楼盘而言，内部的收入差距一般在2-3倍，而不同物业之间的楼盘，置业顾问的差距则会大得多。“比如洪武北路置地广场这个楼盘，当时有一个销售员卖掉了整整一层楼，因此得到了50万的提成奖励。”而据记者了解，在一些规模较小的江北楼盘，有的售楼小姐的年薪可能不超过5万。

通常来说，物业档次越高的楼盘，销售提成或奖励就会越高。结合当前的南京楼市，一位工作了七年的售楼小姐杨女士表示：“普通楼盘是千分之一、千分之二左右，比较高档的项目在千分之三左右，有的别墅类楼盘的提成更高。”据了解，除了销售提成比例，开发商还会规定一些销售指标，以此来奖励或惩罚售楼员，从而影响他们的收入。不过，收入差距也不可能无限扩大，它会受到一个制度的影响，那就是——“末位淘汰制”。

据王丽透露，很多房地产企业或代理公司都有这项考核制度，因此那些排名靠后、业绩较差的售楼小姐，往往会在售出差距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被公司淘汰出局了。记者曾经采访过一位业内资深销售小姐林雪，她在南京多家热销楼盘做过，业绩都不错。林雪是大学毕业后通过招聘当上了售楼小姐。新人入职后都有半个月的培训期，半月过后会被分到尾盘，有师傅带，未“满师”和通过案场经理考核的不能单独接客户。三个月后转正，养老保险、公积金什么的都有，就是标准低些而已。

总之，这行不是人们想像的那么乱。顾先生是南京城北一家销售公司的售楼员，他告诉记者，长相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必须具备和客户相处的能力，有时还需要一点运气。相反，如果售楼处忙不过来，也会“火线招聘”，而且录取比例立马上升。原来学的什么专业不重要，因为会有专业培训。如果房源还多，销售小姐会告诉你：小高层8-10楼最好，因为站得高看得远，阳光好，还会把销控表拿给你看。但如果房源只剩下3-4层的，销售小姐又会说：低楼层景观好，满园绿色都是为你家种的，楼层高根本就欣赏不到，而且离地面近，从磁场等各方面来说对人体健康有利。

销售小姐吴靓告诉记者，这些看似老套的说辞培训时都会教。“有的客户如果不吃这一套，我们也会灵机一动，干脆实话实说，让客户自己考虑，因为房子一直在涨，所以客户考虑的最终结果通常还是买。”吴靓说，有的客户虽然知道销售小姐是在找理由，但他们有时也愿意听这些话。“秘笈之所以是秘笈，就因为它们是针对人性的弱点而制定的，只要销售小姐用一些婉转的话来表达，再老套的理由都有效。”“就是经理作为客户踏进售楼处，你前去接待，他会提各种各样刁难你的问题，考你的临场反应和应变能力。”

经历过这种考核的刘永告诉记者：案场经理可谓是最了解这个楼盘的人，他提出的问题往往都是这家楼盘的“致命伤”。回答方式自然“各出奇招”，可有一个原则不变，就是：必须先承认客户的话是对的，然后再想各种办法绕回来，让客户觉得也不是不可接受。吴靓又说，来了几次才订的客户是正常客户，但最有能力的销售小姐就有本事通过一次两次的接触就搞定，让其第一次看房就下定金。

想要“一天搞定客户”，常见手法就是“逼订”。吴靓告诉记者：比如当发现客户在犹豫时，就要说，这套房有很多人要，不订就没了。最好是销售员之间相互配合。比如旁边有销售小姐看见某客户在犹豫，就有意无意地告诉该客户的销售小姐，这套房她的客户也想要。这样一来，客户往往就会当天交定金。可这样匆忙“下定”大多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事后不免要“退定”。这样速度快是快了，可要是销售小姐不给退，老客户在现场闹，搞得销售小姐无法接待新客户，岂不是自找麻烦？

“后果绝对不严重。”吴靓想了一会儿说，现实中坚决要退的不多，因为房子卖得火，房价又涨得快，客户情愿买了再卖赚差价。何况，“定金”本来就不能退的，客户打官司都打不赢。一面用花言巧语编织美丽谎言，一面决不心软眼看着客户掉入定金陷阱。可销售小姐自己也有辛酸的一面。这个职业吃的是碗“青春饭”。林雪干了半年就转行了。半年里，她最高月收入是1万多，最低6000多。

“我对收入还算满意，但却总想离开，因为销售这行真苦！”她所在的售楼处在江宁，每天早上8：30工作到下午5：00，每周只轮休一天，节假日放假更不可能。因为这行要求化淡妆上班，还要穿工作服西装。

“刚来时是穿以前离职同事留下的，一年做一次新的；夏季有两套，冬季外套只有一套，最贵的也就200多元。”此外，一周六天里还有很多培训和会议，会议都是在下班后开，占用的是正常休息时间。“最难过的是被客户指责，因为开发商的强势，明明有问题却不愿意认真整改，所以受指责、受冷嘲热讽的都是我们。”林雪说：听到那些话真地很难受，但只能为了工作代人受过。就是这样的工作，还不是“金饭碗”，几乎每个售楼小姐每半年到一年都要换楼盘，2-3年里换3-4家楼盘的很常见，要不断找饭碗，才能保持月入1万，否则干一个月歇三个月，这日子没法过。

更重要的是，起早贪黑、忍气吞声赚来的钱未必能真地到手。重庆和海南售楼小姐的业绩与收入最近常常被南京的售楼小姐们热议。“就我个人的经验来看，13亿的销售额是可能的，但是否能拿到200万的提成，还是未知数。”

在城东一家楼盘做置业顾问的邹小姐表示，不少开发商在销售提成比例的政策上是相当灵活的，由于市场波动特别是像海南这样的突然“高烧”所带来的销售量猛增，会让一些房企放弃最初制定的销售提成比例。“如果实在是不好改了，就突然增加月底销售指标。”据了解，因销售业绩过高而降低提成比例的事，在南京楼市中可谓屡见不鲜。据一位业内人士徐先生介绍，特别是与开发商合作的代理公司，经常由于拿不到事先约定好的提成，双方发生摩擦或纠纷。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几乎每家代理公司都有培训工作，因为实践中，这是个永远都在招新人的行业。

那么曾经拿过高薪、富有经验却最终离开的“老人们”去哪里了呢？对此，已经从房地产销售转行做项目代理的李小姐表示，通常售楼小姐的出路有三种：一是升入公司管理层，做较高层次的工作；二是换个楼盘或从事与地产销售相近的工作，如开二手中介门店、进入代理公司、推销与楼盘开发相关的建材等；三是完全离开楼市，利用自身特长再就业。第一种转型只有极少部分人能成功，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后两种转型方式。

林雪本来想从代理公司的销售岗位转做策划，尽管后者的收入要少得多，但她却觉得策划更利于长远发展。而曾经在销售上创造过辉煌业绩的姚小姐最后自己开了家卖珠宝的网店。姚小姐说：只要不断努力，她的人脉会越积越广，路会越走越宽，这或许就是三年楼市生涯带给她最大的收获。

青岛：乞丐的淘金天堂 半天要80元买车盖房

特约青岛早报记者9日专稿，他们是甘肃岷县人，拖家带口地来到青岛。白天，他们抱着孩子走上街头，在寒风中伸手乞讨。夜晚，一家人回到四处透风的趴趴房里，数着当天要来的钱……这是怎样一群人？他们在城市的一角演绎着怎样的人生故事？

连日来，在一对热心夫妇的引领下，记者走近这个特殊的群体，看到了一段段鲜为人知的别样生活。记者2月4日采访了青岛市北交警、城管等部门在街头救助了一对乞讨的母子，将他们送到救助站。“有人打来电话，自称是那对母子的朋友，现在要接他们回家。”当天上午，记者接到市救助站的电话，带着疑问和好奇赶到救助站。在救助大厅里，记者见到了好心市民赵昆、赵妍淑夫妇和那名乞讨妇女的丈夫。在随后的聊天中，记者了解到这对母子背后还有一个爱心故事。

赵先生说，去年12月份的一天，他们夫妇上班驾车经过山东路与延吉路口，第一次碰到了正在行乞的这对母子。看到寒风中的小男孩瑟瑟发抖，夫妇俩就带着母子去了公司办公室，帮着他们洗脸，还送了不少食物。后来，他们还把这对母子送回暂住处。“以后你们有什么事情，可以给我打电话。”临走时，他们留下了自己的名片。

几天前，赵先生突然接到求助电话，这个乞讨妇女的丈夫吕文智焦急地说，自己的爱人和儿子吕兵兵没有回家，可能去了救助站。“他们对救助站有误解，以为是强制送进去的。”赵先生和夫人看到报纸上的女子正是他们要找的人，两人赶紧开车拉上吕文智直奔淮阳路的市救助站。“还差8天，我们来青岛就3个月了，我出去找工作，晚上回到家发现他们娘俩没回来，就给赵大哥打电话了。”吕文智说，他爱人的真名叫曾忆霞，前天因为害怕，就向交警撒了谎，使用“王雅琴”的假名字。

市救助站的工作人员仔细核对吕文智的身份证，随后带他们去3楼见母子俩。救助室内，曾忆霞盖着被子躺在床上，3岁的吕兵兵正在高兴地玩耍，饭桌上是一盆鸡蛋面条和青菜。吕文智看到孩子，一下子扑过去，抱着小兵兵“哇”地大哭起来。随后，几个人一起离开救助站。

2月4日下午，在赵先生的引领下，记者来到吕文智的暂住处敦化路北侧一排低矮的平房，这里聚集着不少甘肃岷县来青的行乞者，他们通常是一个大人带着一个小孩，也有的是一家几口人。吕文智租的房子是用一些木板等搭建的，不到3个平方米，房门很简陋，进出都要弯着身子。

这样的房子，每个月的房租是280元。屋里值钱的东西只有一个电炒锅、电水壶，这些都是老乡留给他们的，床上还有一床赵先生夫妇送的崭新被褥。四堵墙用塑料布遮挡着，寒风不时从缝隙中钻进来。墙上挂着一包药。“我儿子有乙肝，他每天要吃药。”说到这里，吕文智面呈忧虑。墙角柜子上放着几盒感冒药，还有一包鸡蛋、半小袋大米。靠门的小饭桌上有两三个碗，电炒锅内是前晚的剩菜。吕文智说，儿子馋肉了，他花了6元钱买了一条鸡腿，连同蘑菇、白菜煮了一锅菜，这是儿子半个月来第一次吃肉。平常吃饭要么是白菜煮面条，要么是白菜汤泡米饭。

在这样的环境中，38岁的吕文智向记者聊起他们的故事。他们一家人来自甘肃岷县梅川镇西坝村，家里父亲七十多岁，兄弟姊妹4人，他排行老三，哥哥在上海打工，其他人都在老家。结婚后，他们夫妻俩就去了新疆鄯善的曙光煤矿打工，自己到200米深的矿井里挖煤，爱人当机器操作工。3年前，儿子出生了，但是左脚先天发育不好，爱人又患有贫血，吕文智前后花掉了5万多元给他们娘俩治病，打工的积蓄一下子用光了。

去年11月，返回老家后的第三天，家里的土房子因为年久失修，再加上雨水冲刷，一下倒塌了。“老乡说，在青岛要是会要的话，一天就可以要七八十元。”在老乡的带领下，他们一家三口来到青岛“淘金”。白天，吕文智出去找工作，打打零工，爱人曾忆霞就跟着老乡，带着孩子到马路上行乞。

“我们最多的时候，一天要了58元，少的时候一天也有10多元，他们娘俩一个月要的钱不到1000元。”为什么要外出要饭呢？吕文智无奈地摇着头说，他们老家在山区，土地很少，每户有地两三亩。这些地主要种植当归和黄芪，每亩地光是种子、肥料等人工费用要花五千多元。药材收成时要从地下挖出来，晒干后送到集市上卖掉，每亩地大约能赚2000多元。这个收入用来供孩子上学、家庭花销，根本不够。

“在青岛要饭的人主要来自甘肃岷县，尤其是小寨村，10多年前那里兴起外出要饭，村子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出去要饭了。”吕文智说，据他了解，多的时候，在青岛的甘肃岷县要饭人员有数十人，目前有十多人。“很多人是结伴来青岛的，因为我们那里就是这样的风气，大家也就不觉得乞讨是件丢脸的事情。

我就知道在这里住了四五户，其他人住在哪里我不清楚，大家只是在要饭时见个面，平时很少联系，更别说在一起吃饭了。”吕文智说，他爱人要饭不熟练，其他的老乡都很会要钱，还有的拿着鸡毛掸子给司机擦擦车，以此要钱。

记者问:“你的不少老乡都是领着孩子来要钱，这些孩子都是自己的吗？”吕文智说，绝大多数带的是自家的孩子，也有一些是亲戚、老乡的孩子。在他们的老家，这种情况很普遍。个别人家，老人行动不便，年轻人在外打工，有时就把孩子交给村里外出乞讨的老乡一起出来，他们家人还能得到一点“分红”。

“你们老乡去要钱，是不是每个人都有个固定区域呢？”面对记者的问题，曾忆霞有些不好意思起来，她告诉记者，刚开始自己也是到处转，经常去的是一些大桥下和路口，要是看到路口也有人在要饭，她都会主动避开。其实，他们没有区域划分，基本算是“约定俗成”，一段时间后，大家都有自己的习惯，一般固定在某个地点乞讨，也不会相互“抢生意”。

他们到底能挣多少钱？“这个不一定，看运气。”吕文智对记者说，他们有个老乡外出要了1年，赚了1万多元。还有一个老乡，外出要了3年，回家花8万元盖了一座很好的房子。而小寨村外出要饭的村民，有的不但修了房子，还买上了卡车。

有房子有车后，他们还是经常外出要饭，“这样赚钱来得快一些，很多人都羡慕起来，一传十，十传百，老乡带老乡，都跟着出来了。”“其实我们也不愿意要饭，在救助站里，儿子都不愿意走了。”吕文智对记者说，因为没有找到工作，所以才让爱人去跟老乡学着要饭。来青岛的3个月里，他们共要了2000元，除房租、给儿子买药，他还剩下100多元，“明天我先去找个临时活，年后就去赵大哥公司上班”。

吕文智所说的“赵大哥”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位热心肠老板。“我们曾经多次去他们家，劝他们不要再乞讨了，我们愿意帮他们找个工作。”前天，赵先生夫妇送给吕文智200元过节钱。赵先生夫妇各自经营着一家公司，两人决定帮吕文智一家找份工作。春节过后，吕文智就可以去城阳一家服装厂打工，管吃管住，月薪1000多元。

关于将来，吕文智说，他打算和妻子在青岛努力工作，将来可以治好孩子的病，还要让孩子上幼儿园，再把家里坍塌的房子重新盖起来……“具备劳动条件的行乞者，如想工作，可以找我们远飞食品公司、富名公司，我们可提供10多个岗位。”赵先生呼吁更多的爱心企业一起帮助行乞者。

市救助站站长付玉斌说，帮助受助人员找工作，此前他们尝试过。今后，他们上街救助行乞人员时将会加大帮扶找工作的力度。“有的人是上午9点多出门要钱，有的是下午3点前出门，晚上6点多回来。不管是到哪里乞讨，春节前大家一般都要回家，已经有一些老乡提前回老家了。”吕文智的话音刚落，一名中年男子领着一个小男孩推门而入，一看外表也是乞讨的。进门后，男子拿下身上背的一个布包，朝着吕文智喊:“怎么样，在救助站里还好吧。”这名中年男子自称叫曾平，来自岷县岷川乡卜子沟村一社，今年46岁，他抱着的是3岁的孙子。“今天要得多吗？”记者问了一句，曾平笑呵呵地回答:“还不错，半天要了70多元。”曾平说，他每天中午12点出门，带着孙子去台东步行街行乞，遇到好心人，多的给四五元，大多数人只给几毛零钱。前天，因为要的钱很多，曾平给孙子花25元买了一条裤子，孩子高兴得又蹦又跳。

记者送给小兵兵的奶糖，成了两个小男孩的玩具，两个孩子抢来抢去，在一起嘻闹。曾平对记者说，最近孙子病了，想回老家，但火车票不好买。记者提出可以联系救助站，帮他买票回家。2月6日下午2时许，记者再次赶到他们的暂住处。吕文智家隔壁就是曾平的家，桌子上有一个小塑料袋子，里面有小半袋一毛的硬币，他的孙子正在床上睡觉。曾平拿给记者两盒药说，孙子已经病了一天多，当天刚打了针，“现在要钱也不好要，孙子又病了，所以想回家”。

接到记者电话后，市救助站的工作人员赶过来。“这不是曾平吗？去年12月到我们救助站，后来我们给他买了返乡的车票，你没回去？”救助站的工作人员一眼认出是老熟人。更让记者意外的是，曾平的乞讨 “收入”惊人。工作人员说，去年10月底，曾平先后在广电大厦、书城附近带着小男孩拦车要钱。市南区民政局工作人员发现后，将他带到民政局，后来在他身上发现了3张寄往甘肃的汇款单，在去年10月31日到11月20日间，他一共向家里汇了3次钱，10月31日向家里寄了3000元，10月31日至11月20日间又汇了两次，一次为200元，另一次为2600元。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他往家里寄钱的总金额达到5800元。

“当时，我们帮着他买回家的车票，他后来自己走了，没想到又留在了青岛。”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既然现在曾平又提出想回家，他们可以帮着给买车票。岷县位于甘肃省南部、洮河中游，是通往兰州、陇西、陇南、甘南和四川的必经之地，享有陇原“旱码头”和“千年药乡”、“中国花儿之乡”美誉，全县辖18个乡镇，45万余人口。由于人均耕地少、基础设施薄弱等原因，岷县一直是甘肃乃至国家级贫困县，1986年，岷县被列入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

2007年，早报记者曾经专程去过天水市救助管理站，从甘肃岷县到全国各地乞讨的儿童在回乡时，一般都被送到这里，然后再分别送回各地救助站。救助站的工作人员介绍，每年被从全国各地送到天水的岷县籍乞讨者约500人，不少乞讨者被送到家中，经常会再去乞讨或者离家流浪。

岷县小寨、中寨、白塔村外出乞讨的孩子比较多，天水附近的甘谷、武山等县的乞讨者也有所增多。2月6日，记者联系了甘肃岷县救助站站长赵忠。他叹了口气说，很多人外出乞讨，不是为了脱贫，而是为了致富。一些外出乞讨的人，生活要比在家务农的人好，一些人靠着乞讨来的钱盖了两层楼，这种情况助长了“以乞讨为荣”的不良风气，导致其他人也跟着出去乞讨。乞讨人外出难管理虽然，每到开学时节，当地政府都要派出工作组到学校、村镇去劝说村民不要外出乞讨，但是还是有一些村民外出乞讨。

“他们都说是外出打工，至于打什么工，他们也不说，我们管理起来也有难度。”赵忠说，特别是妇女携带儿童外出乞讨，导致一些儿童失学，也让当地政府头疼。虽然，当地有关部门曾给一些村民发出 《致中小学生的一封信》，劝导家长不要带孩子外出乞讨。不过，这股乞讨风并没有刹住。

遇到乞讨人，给不给钱呢？在青岛论坛上，有网民提出建议，奉献爱心不一定要以金钱来衡量，况且面对职业乞讨人，给钱等于是助长了他们不劳而获的风气，不应该纵容他们的行为。昨天，记者调查了20名市民，结果有14名市民明确表示不会给钱，有4人表示会根据情况给钱，剩余的两名市民表示给不给都无所谓。

市民赵先生给记者讲了一个故事，去年冬天，他跟爱人经过南京路与宁夏路路口时，有名老汉拦车要钱，他经不住缠，顺手就给了对方5元。等到晚上7点的时候，他们经过南京路，冷不丁发现那名老汉打了一辆出租车走了。“你不知道我当时心里真不是滋味，就像是被骗了，从那以后，我再也不给他们钱了。”

市民许小姐认为，有些人抱着小孩在大冷天坐在马路边上要钱，不可怜大人，也得可怜小孩，遇到这样的情况，她通常会给一两元钱。市民孙先生认为给不给钱都无所谓，心情好的时候就给，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不给。还有一些市民表示，今后再遇到乞讨的，将给他们一些食品，这样同样可以帮助对方。

市救助站站长付玉斌昨日告诉记者，其实在青岛的一些乞讨人员，他们的“收入”并不低，很多人已经成了职业乞丐，每年从10月份左右来到青岛，直到第二年开春离开。“我们每周都要开车去乞讨者扎堆的栈桥、交通要道路口、车站、商场门口等 ‘扫街’，但是经常吃‘闭门羹’。”

付玉斌提醒市民，不要盲目献爱心，献爱心最好通过正规慈善机构来进行，以免上当受骗。付玉斌说，现在还有部分行乞者在钻空子，在青岛要完钱后，想要回家了，就到救助站来寻求帮助，让救助站给买火车票，还有的人拿到票后也不回家，竟然倒手卖掉。“我们明知道他们是在钻空子，但他们毕竟是弱势群体，只要可以帮助他们，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也会尽量帮助他们回到老家。”去年，青岛市救助站先后救助送回了上百名岷县等地的乞讨人员，其中有人是来回了好多次。

思想禁锢后的中国第一则征婚启事震动大地

特约重庆晚报记者7日专访，对生活在现在的人来说，征婚是非常普通的事情，但在改革开放初期，征婚却往往需要当事人付出巨大的勇气才行。

1981年1月8日，当人民日报社主办的《市场报》，刊登建国后第一个征婚启事后，立即就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这则征婚启事只有70个字，还配有一张照片，征婚人是四川永川县（今重庆永川区）的一位教师，现年69岁的丁乃钧。

丁乃钧出生于江苏，从南京地质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成都地质学院任实验员。18岁那年，他被划成右派，下放到农村参加劳动，一呆就是近20年。其间，和他同去的人大都与当地的农村姑娘结婚成家，但丁乃钧觉得自己年纪小，就一直没考虑这个问题。

1979年，丁乃钧的“右派”错划问题得到纠正，这时他已年近40岁，在永川的教师进修学院(现重庆文理学院)当起了数学老师。当时，他只有两个心愿：一是回江苏老家定居，二是找个媳妇过日子。

有一段时间，在周围热心人的帮助下，丁乃钧几乎每周都要相一次亲，但最终都没有结果。

1980年底，他突发奇想：能不能在媒体上刊登一则征婚启事呢？主意一定，他开始筛选合适的媒体。最终，他选择了人民日报社主办的《市场报》。他给《市场报》的编辑写了一封长信，在信的结尾，鼓足勇气提出刊登征婚广告的要求。第二天一早，丁乃钧把信投递出去。但是，当天的第一堂课还没上完，他就后悔了，觉得自己过于鲁莽，而且不切实际。下课后，他跑到邮局，要工作人员把那封信找回来，但邮车这时已经开走。

1981年1月8日，《市场报》刊登了丁乃钧的征婚启事。在启事中，丁乃钧简短、清楚、全面地介绍了自己，还附有一张戴着“墨镜”的照片。丁乃钧后来解释说，照片上的“墨镜”其实是变色镜。由于照相时的光线太强，变色镜就变成了“墨镜”。

《市场报》的编辑也没想到，这则征婚启事见报后，被广为转载，使“丁乃钧”这个名字迅速在全国传播开来。与此同时，人们围绕他的这一举动，展开了一场争论。有人支持他，认为他胆子大，很新潮；也有人批评他，说他“破坏社会主义文明、污染社会主义风气”。

后来，新华社用英文电稿，转发了这则启事，丁乃钧因此又成了世界各大通讯社报道的对象。外国媒体评价说，他的这则征婚启事，是中国民众冲破思想禁锢走向解放的典型。

对于这些议论，丁乃钧倒是心平气和，统统置之不理。

很快，丁乃钧的征婚启事有了回音。据悉，至少有270多位姑娘给他写了信，其中有一位内蒙古姑娘，还千里迢迢地赶到四川，但不巧当时他已回江苏老家探亲。在这些来信中，丁乃钧看中了一位家在吉林的姑娘。两人后来通过书信来往，产生了感情。1981年底，两人在四川结婚。

然而，这段婚姻并没有能维持多久。两地分居两年后，丁乃钧带着妻子回到了江苏。他被安排在县城的一个教师进修学校任教，妻子则在一个商校任教。但是，妻子一直向往去南京那样的大城市生活，丁乃钧却给不了她。两人最终只好离婚。

丁乃钧的第二次婚姻也和征婚启事有关。第一次婚姻结束几年后，丁乃钧在一则女方征婚广告中结识了第二任妻子。但两人结合后没多久，她又要与前夫复婚。丁乃钧理解她的想法，两人于是平静地分了手。

1991年，在学生的牵线搭桥下，丁乃钧与一位比他小30岁的姑娘结了婚。他们的年龄差距不小，但在生活上却十分合得来，有共同的兴趣和话题。如今，他们的女儿已经17岁了。

现在，丁乃钧已经退休。他在散步时，不经意间就能看到一家婚姻介绍所；看电视时，随时都可能“碰”上一档婚恋节目；翻看报刊时，满眼都是征婚的广告……他知道，对现在的中国人来说，“征婚”二字早已见惯不怪。每到此时，他都会想起1981年自己的那次“冲动”，以及它给中国大地带来的冲击。不过，老丁现在的生活很平静，他希望自己不要因为那件事而受到打扰，只想与家人平淡而幸福地过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