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兴起新"哈租"族 不求拥有只求享受

            特约中国青年报记者5日专稿，在中国，崇尚“租生活”的新新人类在粉墨登场，他们给自己起了个很酷的绰号：“哈租族(英文‘hire’的音译)”。叫着“就算资产缩水，也不让生活减肥”的口号，用并不宽裕的钱袋经营起了红红火火的日子。他们“以租为乐”，信奉“买不如租”的租用主义，高唱“不求一生拥有，只求曾经享受”的口号，花着手里有限的钱，享受着无限的租用乐趣：穿着租来的名牌，开着租来的跑车，养着租来的小狗，睡着租来的床铺，甚至连结婚仪式上的伴郎伴娘和爸妈都是租来的……

　　租宠物 去宠物乐园租只狗试试，最便宜的20块钱就能领养一天，有的还是被调教好的，堪称完美宠物。

　　租花草 现在有专人为您上门服务，绿植常新，花卉长开。

　　租皮包 名牌手袋太贵了，租个来用，既节约开支，又能过足大牌的瘾。 　　　　

　　租厨师 咖喱秀或者在家轰趴的时候没人做饭，可以租个厨师享受星级美食，宴请四座。

　　租衣服 改变穿衣风格需要勇气。与其踌躇不定，不如上网看看服饰达人晒出的待租新品。他们的衣服穿不过来，你替他们穿。这总比冒险买完压箱底稳妥得多。

　　租会员卡 现在网上最火热的租货就是贵宾卡，日租金大概就10元，绝对划算。

　　租首饰 影星茱丽亚·罗伯茨曾经为自己的婚礼租借了6套价值近3亿美元的名牌首饰，现在，你也行。在上海某珠宝店，一件名为“泰坦之星”的项链标价18.5万元，租赁价格为1880元。

　　要不是Alan自己揭发，根本就没人知道，刚刚办完酒席的Alan，她的伴娘，根本都不是什么婚前好友，而是她花了500块大洋租来“顶班”的。

　　如今，这种租赁风潮在中国越来越风行，大到婚礼操办、房屋、汽车、最新电器，小到宠物、植物、衣服、首饰，都可以“以租代买”，物尽其用。出租一族认为，房子可以租，把按揭的钱拿来投资；车子可以租，周末当临时车主更能享受自驾乐趣；宠物也可以租，省去了平时照顾的工夫；连装饰房间的花草盆景都可以租，常换常新。即使是本地人，也不愿住在家里，也有些是月薪过万元的白领，却不愿把积蓄拿来买房。他们要的，就是“租”来的自由生活。

  　婚礼上的伴娘可是最累的活。婚庆公司给Alan找的这个伴娘非常合适。首先人长得顺眼，虽然谈不上漂亮，但挺端庄，而且不但懂婚礼常识，还能对婚礼程序进行指点和提醒。什么时候该敬茶，要不要拿改口费，什么时候说什么话，什么时候该照合影了，哪桌客人没照顾到，这位伴娘都门清。“而且在婚礼上，通过她的解围，没让我喝一口白酒，她还经常以打岔的方式让我老公躲过几劫，我们俩对她都特别满意。”Alan认为，500元的租金已经非常值了。

　　在《欲望都市》的电影版中有这么一段对话，女主角凯莉疑惑不解地问助手露易丝：“你说你没有工作，可是怎么用得起路易斯·威登的手袋呢？”露易丝答道：“我是从一个网站上租来的，就像日常DVD一样。”

        由此可见，租赁已经成为国外一种时髦的生活方式了。在中国，崇尚“租生活”的新新人类也在粉墨登场，他们给自己起了个很酷的绰号：“哈租族”。叫着“就算资产缩水，也不让生活减肥”的口号，用并不宽裕的钱袋经营起了红红火火的日子。

　　这种理念也代表了现代都市白领阶层新的消费和理财形式，并在国内和世界上拥有庞大拥趸。

　　记者在某论坛看到这样一个帖子：“出租某卡拉OK会员卡，有效期至2011年1月25日，每次出租只要5元。”据发帖人说，有了这张会员卡，在该商家唱歌就能享受不少会员的折扣优惠。回帖的网友纷纷表示对租会员卡非常有兴趣，一位网友说，“一年可能都唱不到几次，自己办会员卡太浪费了。想唱的时候租一张，5块钱就能潇洒一回。”

　　除了卡拉OK会员卡，健身卡、美容卡、知名酒店的自助餐贵宾卡……眼下一群“租卡族”正在各个租赁网站上活跃着，健身会所每年几千元的会费太贵了，咬牙买下来又怕自己没时间去白白浪费；美容卡买一张会员卡能打6折，但充值起步价不是500元就是1000元；想尝尝五星级酒店的高级料理，荷包却底气不足。而现在，只要花上5元到50元不等的日租金，“租卡族”们就能“穷开心”一番。

　　而运动装备也成了“租生活”目录中的热门产品。“哈租族”清风说：“户外用品店一般都提供背包、睡袋、帐篷、套锅、头灯、滑雪服、防潮垫，什么都能租。你每次出去旅游时，碰见装备完整的旅游狂人很是羡慕，但其实多半用具都是租的。因为每到旅游季节户外的租赁物品就开始告急，缺这少那。

         现在的租赁过程非常方便而且价格不贵，比如一顶帐篷的出租价格大概是每天30元，押金300元；一个睡袋的出租价格是每天10～15元，押金100元，租金基本都是实物价格的十分之一。”所以如果不是以旅游为生的人，花几十块钱租一套设备冒充专业人士或者体验一回专业登山之旅，实在是件体面又刺激的事情。而这种“租生活”的方式带来最大的好处便是不会浪费没有必要的开销，绿色又节能。

　　国外的二手店，生意紧俏。美国社区里的居民把家中闲置不用的物品租给邻居使用，以缩减垃圾回收的成本开销，这是一件让双方共赢的美差。

　　最早的“租生活”，起源于人们因为囊中羞涩的拮据，确有些无奈，但是发展至今，这种既环保节能又物尽其用的方式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潮人们的认可。他们中的多数人都是积极向上的乐观达人，一方面出于节约开支的考虑，一方面又爱上了如此的生活方式，在他们眼中看到的是因租而改变的豁达生活态度。

　　如今，哈租族们已经遍布全球，各地的租用生活潮流也是大不相同，美国首饰手袋租赁最火爆，GUCCI、NINE·WEST等牌子的手袋租赁店随处可见；英国的哈租族们热衷租用IPHONE手机，一天的租金为29英镑；日本的哈租族最实际，从车子到房子、从家具到被子没有他们不租的；中国目前供哈租族们享乐的实体租店并不多。

  　人们的消费观念也在与时俱进。如今的哈租族们不想长时间拥有一样东西，而希望通过不断的租用新物品，达到永远站在时尚前沿，追求品质生活。但是，这些接受新兴生活理念的“潮人”并不是盲目的消费者，他们精打细算地用着口袋里的每一分钱，用这些租来的玩意儿让自己的生活变得鲜亮而丰富多彩。

　　然而，这种新兴生活方式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尝试的。究其原因，大多是怕弄坏东西，又不知道责任归属。一些网友提出，如果都能以诚信为本，“哈租族”将会带来更为实际的快乐。

        有网友认为，租赁物品如果损坏了，就涉及一个责任归属的问题。“租来的东西是原本就坏，还是租客弄坏的？这个不好说，容易有纠纷。”而在目前中国租赁机制不完善、诚信机制有待提高的情况下，尝试这一新兴生活理念的消费者还需多留神，注意风险和服务的相关理赔。注意了这些风险，哈租族放到明天的世界，也是一种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

妈妈放弃高薪与儿子同桌学习八年

         特约武汉晚报记者4日电，她从一位高级白领变身“特殊”的陪读妈妈，她陪读的地点就在家里的书房，每到晚上和周末，母子俩就做起了“同桌”，而这一做就是八年。“凡是孩子要学的知识，我都学，他要做的题目，我都会提前做一遍。”

　　八年间，甘苦自知，欣慰的是儿子一天天茁壮成长。“专家说，一个人的事业再成功，如果没有把孩子教育好，他的人生也是失败的……我觉得很有道理，孩子就是我们生命的延续，把他教育好，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

　　国庆节前，记者采访了这位漂亮的“妈妈同桌”金琼，了解到她特别的育儿故事。

　　“这道题你问了老师吧，他是怎么讲的，你讲给我听一下……”“这是相似三角形的应用……”9月26日晚7时，东湖磨山附近的一座居民楼里，金琼和就读于鲁巷中学初三的儿子李鑫，一起讨论着习题。这道题前一天晚上将她和儿子都难住了。

　　书房里，两张书桌并排在一起，上面摆的教材和辅导资料几乎都一样。讨论起问题，30多岁的金琼就像是和儿子一样的初中生，神情专注；李鑫似乎也已习惯了这位“同桌”。

        “初三的知识可不比小学，越来越难了，有些题我也不会做，就让儿子请教老师后再讲给我听。他讲一遍，既是对他掌握知识的巩固，也能让我跟上他学习的步伐。”金琼笑着向记者解释。

　　白天，儿子在学校上什么课，金琼就在家里学习相应的科目。儿子教辅资料上的题目，她都会提前做一遍，不会做的就对着参考答案解答。晚上，她就陪伴孩子一起做作业、复习巩固。

　　金琼说，这样的日子，从儿子小学一年级起，一直持续到现在，“现在我挺享受这样的生活，可最初时，还是会感到有些空虚、不适应。”

　　金琼所说的“当初”，是在八年前，儿子刚上小学一年级。那时她担任一家公司的经理，薪资很高，但属于自己的时间也少。为了有更充足的时间辅导儿子的学习，她辞去了高薪的经理职位，承包了东湖边一个娱乐休闲项目，“这个基本上只需要周末抽空去看一下，平常，我就能有时间管孩子了。”

　　而孩子上三年级时，学业负担重了，辅导起来开始让金琼有些力不从心，“一到周末，也只能把他带到我工作的地方。”那时，她的娱乐休闲项目也遇到一些困难，她想干脆放弃工作，在家全心全意陪伴孩子。她的想法也得到了丈夫的支持。“孩子确实需要人专心照料，不能因为我们太忙而误了教育孩子。”李先生说。

　　买菜、做饭、陪孩子学习……刚开始时，金琼还觉得这种日子很清闲，可慢慢地，她感到有些失落，“毕竟我也是大学毕业，以前一直是职业女性，有自己的事业，突然一下子都放下了，有点不甘心。”直到有一天，她聆听了一场教育专家的讲座，“专家提到，一个人的事业再成功，如果没有把孩子教育好，他的人生也是失败的……我想想，觉得很有道理，孩子就是我们生命的延续，把他教育好，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

　　“孩子学习时，我们从来不看电视。我在房间陪他一起学习，丈夫就出去打球，等我们学习完再回来。”金琼说，她和丈夫想尽量为孩子创造一个适合学习的氛围，“初中学习较累，我想以实际行动告诉他，妈妈一直和他一样在学习，累不是不认真学习的理由。”

　　辅导孩子时，金琼有自己的一些小窍门，“我主要是启发他的思维，遇到不会做的题目，先是让他思考，实在做不出来，我就和他讨论，或者点拨一下，比如‘加条辅助线试试’。”金琼说，她希望孩子把所学知识的基础打牢，而非一味拔尖，“我每天都会报听写，或让他背诵，都是书本上一些基础的知识要求。再就是买少数辅导资料，让他巩固练习。”

　　她还常常在儿子面前“示弱”，“有些题我故意不会做，要他讲给我听，让他品尝到学习成功的乐趣，保持自信和上进心。”

　　也正是因为与孩子做同桌，金琼能及时发现孩子出现的新问题，如玩手机，“初二有段时间，晚上我们一起做作业时，他的手机总在不停地响，后来了解到，他喜欢用手机发短信玩，有时上课也发。我就和他谈了几次心，这个坏毛病终于改掉了。”

　　她还很注意培养儿子的阳光心理，平常在报纸、电视上看到有青少年离家出走、自杀等负面报道，就和孩子一起分析出现事故的原因，教导他正确看待人生的挫折。

　　青春期的孩子，大都很叛逆，李鑫也曾这样。“那段时间，他特别闷，担心我们的距离变远，我简直成了话痨。”金琼笑道，“那是上学期的事。以前放学回家，他与我有说不完的话，学校今天发生什么事了，哪位同学很搞笑……可那段时间，他几乎不主动与我讲话，问他什么，也就是哼一声，感觉像变了个人似的。”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晚上一起做作业时，“同桌”金琼很喜欢找李鑫聊天，还都是他感兴趣的话题，如快男中谁比较帅、凤姐又到哪里征婚了，“儿子有点追星，谈明星他就来劲，对网络红人也比较关注。记得我跟他提凤姐时，他还惊讶地说道，‘你也知道凤姐？’他一定觉得，妈妈还没落伍呢……”慢慢地，金琼与儿子的关系又恢复到以前了。

　　专心陪伴孩子，一陪就是八年，会不会觉得枯燥？“别人在外面上班，我在家里也是上班，培养孩子就是我的事业。”金琼说，“儿子马上就要面临中考了，要学习的内容、要做的题目都特别多，我都觉得时间有些不够，每天忙碌得很呢。他现在英语有些跛腿，我买了许多阅读训练，上面的习题我都会提前做一遍，尤其是要把生词全都弄懂，这样儿子问时我就能解释给他听了。”

    　李鑫对妈妈的陪伴也是乐在其中。“有些人会觉得这样是不是压力很大，我没有感觉到，可能是从小到大习惯了，平常与妈妈讨论题目时，还经常争执得面红耳赤。”李鑫说，“妈妈同桌”能够督促他专心学习，也能让他感觉到学习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我有时也会担心，孩子以后要上高中、大学，没有我的陪伴，他能否一样做好自己？学习是否有主动性？”金琼说，等孩子上高中后，她会尝试慢慢放手。对于妈妈的担心，李鑫显得毫不在乎，“没什么适应不了的，放心吧。”

　　在学习上管得比较多，在生活上，金琼也不娇惯孩子。“小学三年级起，我就自己坐公交车回家了，要坐五六站路咧。”李鑫告诉记者，8岁后，爸爸妈妈从没接送过他上学，总是鼓励他要独立。

　　班主任夏海蓉介绍，李鑫的成绩在学校名列前茅，他出色的地方还有人际交往，“他在学校的号召力很强，在班级很有威信，组织活动、搬水、打扫卫生，他总是最积极的，而且同学们都愿意和他在一起。初中三年，没见他和谁红过脸，他很懂得关心别人。这在独生子女中很少见。”

   　在同学们眼里，李鑫是“体育王子”。“他常包揽学校运动会的跳高、长跑第一名，篮球也打得特好。大家有时跟他开玩笑说‘你很黑很帅气’，他也不介意，总喜欢逗大家笑。”同学刘接力说，因为中考要考体育，李鑫总是带着大家锻炼，“每天下午放学，他都会到操场上跑1500米，一点都不含糊。”

　　夏海蓉从教十多年，“金琼是我见过的最用心的家长之一，她对孩子的管理张弛有度，主要着眼于‘陪伴、了解、理解、沟通’，做孩子的朋友，而非事事包办、对孩子有太过分的要求。初中学生一般很叛逆，不喜欢和父母讲话。但李鑫与妈妈无话不谈，有着良好的亲子关系。这一点很难得。”

中国东施效颦 曾经的自行车王国脱轨

特约北京日报记者3日电，戴着灰色头盔，穿着嫩黄色运动衣，当王小涵跨下插着“新起点，新旅程”红色小旗的自行车，来到北京林业大学“测测你的入学排放量”站台前，被告知成为第一个零排放上大学的人时，她的眼眶有点湿了。14天来，从西安到北京骑行1200多公里，一路的风风雨雨、酸甜苦辣，顿时涌上心头。

无独有偶。在北京联合大学的报到台前，也有一位从新疆来的男生，他从哈密出发，整整骑行了25天，来到北京上学。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彰显着当代大学生的崭新风貌，呼唤着“绿色出行”的回归。

曾几何时，中国被称为自行车王国。北京天安门广场如潮水般的自行车车流，曾经是中国的标志。

长安大学教授、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原副局长段里仁保存着北京自行车发展的完整数据：1981年全市拥有自行车150万辆，1985年达到280万辆，到1989年突破了400万辆。自行车出行比例的峰值出现在1986年，达到60%，这意味着当时每天有六成的市民依靠自行车出行。

但到1993年突破600万辆大关后，北京的自行车拥有量增势明显减缓，自行车的出行比例也逐步下降。根据交通部门统计数字，从2000年到2009年的10年，是北京市自行车出行比例急速下降的10年，到2009年已不到20%。与此同时，北京的机动车保有量猛增至400多万辆，而截至今年9月6日，已突破450万辆。

随着机动车越来越多，城市道路拥堵愈演愈烈，汽车尾气排放也已成为城市空气主要污染源，人们又开始怀念起自行车时代，倡导“绿色出行”，让自行车回归城市的呼声越来越高。可是，当你真正骑上自行车走上街头，便会发现现在的情势完全变了，简直是寸步难行。

首先，自行车道基本没了。由于机动车的高速发展，虽然路越修越多、越修越宽，但自行车道几乎都被取消，连人行道也越来越窄。骑车的人，要么混杂在靠路边的公交车道上骑行，要么在人行道上穿来穿去，不仅自身安全得不到保障，而且还会影响交通，甚至威胁到别人的安全。

其次，自行车没地方停了。过去随便找个路边树荫下，车就搁下了。如今，但凡有个空地，都叫机动车给占了，要找个地方停车还真不容易。

“现在骑自行车太累、太危险了！”家住北京双井桥东面广渠路上的李梦瑶，前些日子不得不放弃骑了20年的自行车。他说，上班的一路上，先是旧居民楼的私家车占了自行车道，然后是一片住宅小区施工工地的公车占了道，到了公司门口，原先的自行车道也变成了机动车的停车位。沿途，他在街上与公交车、小汽车、电动车展开贴身“肉搏”，还得扛着自行车穿过地下通道，辛苦系数与危险系数实在是太高了。北京市最新公布的自行车出行环境满意度调查显示，有近四成的受访者表示不满意。


此外，受到奢华风气的影响，出行工具成为身分的一种象征，骑自行车常常被人看不起，这也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远离自行车。

“现在有一种很不好的社会风气，觉得骑自行车是一件很掉价的事。领导坐专车，大款开豪车，小款打出租，好单位有班车，最后只有穷学生和平头百姓骑自行车了。”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郑也夫说，有一次他应邀参加一个重要的国际会议，当他骑自行车到达宾馆大门口时，却被门卫拦住不让进，原因就是宾馆内没有自行车停车位，只能把自行车放到外面。

为了缓解城市交通压力，近年来一些大城市推出了自行车租赁服务。比如，北京市在去年7月通过的《建设人文交通、科技交通、绿色交通行动计划》中，计划将依托轨道交通站点和公交枢纽，设置1000个左右自行车租赁点，形成5万辆以上租赁规模。

今年3月，北京市又在《“绿色北京”行动计划》中阐明，到2012年形成约500个租赁点，2万辆以上租赁规模；到2015年要形成约1000个租赁点、5万辆租赁自行车的规模。争取在2015年，北京市自行车出行比例达到23%。

然而实际情况却不容乐观。北京自行车租赁市场混乱无章，自行车多残旧不堪，不少租赁点甚至找不到工作人员。笔者在北京雍和宫地铁、朝阳医院、公益西桥地铁等几个公共自行车租赁点观察了一下，前来租车的人少之又少，有的租赁点的自行车甚至倒在地上，车身布满灰尘和垃圾。在阜成门地铁站的入口处，一个小商店的老板说，在不远处曾有一个自行车租赁点，多是游客租借。后来租车的人越来越少，公司赚不到钱，早在一年前就把自行车都撤走了。

自行车租赁的不景气，不仅在于企业自身运营不善，更多的在于不同企业经营存在价格不统一、不成网络而导致用户信心受到影响。北京市交通委规划设计处处长陈燕凌说，北京市的自行车租赁一直采用企业划区而治、各自为政的状态。这就造成了因为无法异地换车而使租用者感到不便，同时由于各企业之间的收费模式不一，每小时的租金从1元到5元不等，租车成本过高也使许多人望而却步。

为了解决自行车租赁市场混乱的问题，陈燕凌表示，北京今年将规划3个公共自行车租赁区域进行试点，包括东城区5号线沿线、北苑至土城沿线、4号线中关村综合商务区周边地铁站两侧。在每个试点所覆盖的3公里范围内，每500米设置一个自行车租赁点，推广公共自行车的租赁服务。试点完成后，将向全市推广。

关于收费模式的改革，陈燕凌介绍，可能会采取分时段计费的模式，即前半小时或一小时免费，而后的时段收费逐步增加，并可能会采取实名制租赁，以避免有些人占用自行车不归还的问题。



提高自行车的出行比例，对绿色出行具有重要的意义。北京市目前5公里以内的出行中，小汽车出行占到44%。然而，这部分需求本可以通过自行车解决。要破解这一难题，关键是要为自行车出行营造一个良好环境。

段里仁认为，首先要解决自行车的路权问题。“什么是路权？我举个例子。如果小偷要偷走你的100元，那肯定是违法的，大家都有明确的保护私有财产的意识。可是如果机动车开到自行车道上，人们好像觉得无所谓，没有权利意识。”人们只有明确了路权意识，才能建立法律法规。


他说，要使大家明白，一个人既是机动车驾驶员，也是公共交通的参与者，也是行人，他在不同身份的时候面临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他坐在车里的时候是强者，走在路上时是弱者，只有强者照顾弱者才能体现社会公平。”

其次是恢复自行车道。政府应该制定自行车交通规划，确保自行车道网络通畅、连续，并结合城市道路网布局，根据自行车交通的流量流向需求，提供足够宽度、安全的自行车道。另一方面，对于侵占自行车道的行为要严厉禁止，对于自行车道与机动车道冲突的地方（如公交车站与自行车道），条件成熟的城市道路应尽可能实现道路分离，保障自行车出行的安全畅通。

再次，推行自行车优先行驶。在城市中心地区，特别是重点拥堵路段，小汽车应该优先让自行车通过。

最后，要大力建设自行车设施，尤其是停车点、换乘点设施。自行车停车场属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一部分，它与自行车道路的规划与维护相辅相成，构成了自行车出行的基础。目前，普遍存在的停车场、停车棚、修车点等配套设施缺乏的问题，直接影响到自行车出行的便利性，降低了其作为替代出行方式的比较优势，这应该引起各级政府的重视。

另外，还必须完善自行车自身的安全设备，如反光设施等，这对于骑车人的出行安全也很重要。

段里仁说，为解决城市交通的困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已经让我们吃足了苦头。改善自行车出行环境，让自行车回归城市，已成为当务之急。

中国荧幕吻戏缓慢小步 社会状况飞速大步

特约中国青年报记者2日专稿，1980年，开辟新中国荧幕第一吻的《庐山恋》，张瑜和郭凯敏那一记羞涩的“蜻蜓点水”，至今让观众难忘；30年后，由张瑜亲自导演的《庐山恋2010》，即将于国庆期间上映，面对片中多次上演的激情吻戏，连张瑜自己都说得意味深长：“现在再拍电影，如果只有吻戏，观众能满足？”

　　回望中国荧幕三十年，从不吻到吻，从轻描淡写到浓墨重彩，《庐山恋》更像是吻戏的缩影，正如《庐山恋2010》还没上映，许多网友都称“"与时俱进"的大量吻戏，很可能也会让《庐山恋》的感动不再”一样，在吻戏越来越多的时代，经典越来越少，已经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

　　回望中国荧幕吻戏史，那些在观众的记忆中留下深刻印记的吻戏，都带着极大的创新精神和突破意义，当吻戏从石破天惊变得稀松平常，以至于在吻戏泛滥的今天，我们很难找出在观众心目中能引发共鸣的片段。既然如此，我们不妨来回顾一下荧幕吻戏如此火爆的今天，前辈们曾走了一条多么不寻常的路：

　　1979年的《生活的颤音》中，一对情侣在告别时本有“接吻”的意图，后因导演不敢放开，被刻意改为女方的母亲推门而入，硬生生地将这一吻扼杀，但也算羞涩迈入了吻戏史第一步。

　　1980年，《庐山恋》中，男女主角身着泳衣同游，张瑜只是轻轻地吻在了郭凯敏的脸上，这一记“蜻蜓点水”却在中国荧幕史上写上了划时代的意义。据张瑜回忆当时导演为了那不到一秒钟的吻戏，在现场纠结了几个小时。

　　1980年，在该片中，扮演女主角的意大利留学生裴兰·尼克莱达和男主角拍摄的吻戏，最终呈现在影片里的是被剪剩的三秒钟接吻镜头，此举结束了新中国电影31年来无吻戏的历史，而且这次冲破禁区还是另辟蹊径借助了“外国元素”。

　　1986年，勇气可嘉的谢晋导演，在《芙蓉镇》中创下中国电影最长接吻镜头，特写时间长达4分23秒，电影中刘晓庆扮演的“豆腐西施”与姜文扮演的“右派分子”一场嘴对嘴的激情戏曾引发轩然大波，在那个风气保守的年代也给观众很大的震撼。

　　1997年的这部王家卫经典作品，曾荣获第50届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作为一部同性恋题材影片，片中的吻戏也是突破尺度，争议不断，十几年后，王家卫都还要感谢张国荣和梁朝伟的艺术献身精神，而两位主演曾称拍摄影片时已到要看心理医生的地步。

当张艺谋将史上最纯净小说《山楂树之恋》搬上银幕，大量的网友将矛头对准了老谋子这次纯情得用力过度，连原作者艾米都表示，电影删掉原著中的几场吻戏，没什么道理，“《山楂树之恋》的主线就是静秋由惧怕"失足"到主动要求"失足"的转变过程，每场吻戏都是这个过程不可或缺的部分。如果去掉，就等于去掉了故事的主线。”有网友表示：“《山楂树》完全是中学生式的无性爱情，原著显然比电影真实得多，不相信无性就等于纯情”，更有网友直言“《山楂树之恋》装纯很难看”。
　　
　　老谋子的行为相对小众，更多的作品是像今年热播的《泡沫之夏》、《对不起说我爱你》这般在吻戏上大展拳脚的制作，而当观众表达质疑时，制作方都喜欢用“因为剧情需要”作为说辞。但事实是，不少观众反映，有些作品中去掉作为“一滴香”的吻戏后，基本没啥看头了。

　　真的是无吻不成戏吗？前不久热播的电视剧《大丫鬟》中，马雅舒和三位男主角爱得死去活来，亲密镜头最多却只是拥抱而已。后来爆出消息：原来马雅舒的洋老公不喜欢马雅舒有吻戏，于是用了二十万元帮其“清洁”荧屏，将大量的床戏和吻戏镜头删得干干净净。

　　有意思的是，这部完全没有吻戏的电视剧创下了极高的收视，于是有网友表示，“马雅舒的洋老公删得很到位，这样一来，大人看得津津有味，也不介意孩子在一旁凑热闹了。”

夫妻间忠诚协议“空床费”难倒最高法院

特约法制日报记者1日专稿，夫妻之间规定一方出轨就要赔对方巨款，看上去是一桩家务事，法院到底管不管，最高法院的法官们很为难。定于年底出台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目前至少进行到了第七稿的阶段。对这个问题该如何处理，负责起草解释的最高法院法官们仍然难以定夺。

最初的草案规定，只要协议是双方自愿签订并且不违反法律规定，法院应当支持。后来，起草人的态度发生逆转，又规定，法院对这类协议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该驳回起诉。最新消息是，这一条将被删除，最高法打算干脆什么都不说。

那些希望听到最高法一槌定音的司法界人士可能会感到意外。在婚姻法领域，忠诚协议一直是所谓“同案不同判”最典型的例子，最高法似乎迟早得给个定论。律师贾明军代表上海律协参加了司法解释前期研讨。贾明军这些年经手的离婚案中，夫妻签订忠诚协议的数量不少、情况各异。

据报道，上海是目前中国离婚率最高的城市，婚外情泛滥是离婚率居高的主因之一。巧的是，8年前，中国第一份支持忠诚协议的判决就在这里诞生。在那个著名案件中，当事人贾某和曾某签订协议约定，如果一方出现背叛另一方的不道德行为，必须赔偿对方名誉损失及精神损失费30万元。协议签订后不久，贾某就发现丈夫与其他异性有染。之后的离婚诉讼中，贾某以曾某违反夫妻忠诚协议为由，要求上海市闵行区法院判令曾某支付违约金30万元，得到了法院的支持。

法院的判决旋即引起法律界的广泛讨论。一派认为，忠诚协议是当事人自愿订立，符合婚姻法关于“夫妻应当相互忠实”的原则精神，应该支持；另一派的看法是，“夫妻应当相互忠实”是道德义务，不是法律义务，忠诚协议限制了一方的人身自由权，有违法律规定。

两年后，上海市高院发布内部司法解答意见，规定类似诉讼法院不予受理，表明了和闵行区法院不同的态度。同年，重庆九龙坡区法院审理了一桩引发更大争议的“空床费”案，给法学界带来更新鲜的素材。

该案中，夫妻双方约定，如果丈夫在午夜零时至清晨七时不归宿，按每小时100元的标准支付空床费给妻子。在后来的诉讼中，法院支持了妻子这一请求。直至今日，各地法院对待忠诚协议的态度不尽相同。北京、安徽、广东等地出现过支持的判决，上海、浙江等地法院则倾向于不予受理。

将近十年过去了。本次司法解释主要起草人、最高法民一庭法官吴晓芳在一次讲座上说，在讨论法院该不该支持忠诚协议的问题上，正反两方的意见依然势均力敌。

认可协议就是女权思维？吴晓芳本人倾向于认定忠诚协议有效。2007年，不同观点激战正酣时，她在《人民法院报》发表文章，明确主张：法律规定的“夫妻应当互相忠实”虽是道德提倡，但对于当事人约定的忠诚协议，法院应该支持。

她特别回应了社科院研究员陈盨的担忧。陈盨认为，认可忠诚协议的判决只能使情感在人们的社会观念体系中进一步贬值，因为情感正在离开人们的内心体验而向金钱衡量靠拢。吴晓芳在那篇文章末尾写道：“感情没有了，婚姻解体了，起码在经济上还能得到一些保障吧，也许婚姻契约不失为聪明女性的明智选择。”

这句话不经意间透露了法理之外的考虑。那就是，法院认可忠诚协议的效力，可以保护在婚姻格局中处于弱势的女方。这是支持忠诚协议一方所持的重要理由。2001年婚姻法写入“夫妻应当相互忠实、相互尊重”，一定程度上也为了保护女性权益。在宣传婚姻法修正案的座谈会上，全国妇联原副主席顾秀莲说，这些年来，妇女关于婚姻家庭问题的投诉、求助和咨询，在妇联的信访总量中已占到40％以上。

在婚姻家庭领域中，妇女是重婚、婚外性行为、家庭暴力等现象最直接的受害者。中国的婚姻法一直被认为是女权本位的法律，有评论者戏称，说白了婚姻法就是妇女权益保护法。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会长夏吟兰没有正面评价这种说法。她调研的结论是，中国女性确实在婚姻中出于弱势，很多签这种协议的人都是男方多次出轨，理应付出代价：“你想想女方背后有多少羞辱和痛苦！”夏吟兰的另一个身份是北京市妇联副主席。

同样是女性的婚姻法学者马忆南做过男女对婚姻投入情况的研究。她发现，女方一般在年轻的时候投入较多，成就男方的财富积累，如果婚姻持续下去，女方可以在老年阶段享受丈夫的财富和其他补偿，长期看双方对婚姻的投入是相当的。如果男方在婚姻中途退出，即便双方没有忠诚协议，法律也会补偿女方为此付出的机会成本，比如在离婚财产分割、家务劳动的补偿等方面弥补女方的损失。

撇开女性弱势论，支持忠诚协议一方更有说服力的观点是，协议符合婚姻法的精神，尤其是“夫妻应当相互忠实”的原则。在今年5月份召开的专家论证会上，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陈苇就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她说，婚姻法既然规定了夫妻应当相互忠实，当事人又订立了这方面的协议，法院就应该受理。“如果否定这种协议的效力，那法院宣扬的是什么价值？”

厦门大学教授蒋月告诉记者，性忠实是一夫一妻制最核心的内容，2001年婚姻法修改之所以写入“夫妻应当互相忠实”，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遏制泛滥的婚外性行为。她甚至认为，一方如果以对方违反了这条原则起诉，法院也应该受理。目前，最高法规定这类情况不予受理。

沉默或为上策。按中国婚姻法的精神，卖淫嫖娼同样违反“夫妻应当相互忠实”的原则。假如允许当事人以这条原则直接起诉，法院的工作量难以想象。北京市某区法院的一位法官说，目前忠诚协议的诉讼不多，依他的经验判断，一旦最高法院规定对忠诚协议予以受理，这方面的案件数量估计不会少。

一些法官还担心，最高法明确表示支持将助长捉奸行为，败坏社会风气。“法院不受理，当事人难道就不去捉奸了吗？法院受理了这类案件，对当事人的行为是一种约束，只会让社会风气越来越好。”陈苇说。不少忠诚协议本身就是捉奸后的产物。

律师贾明军说，他代理的案件，往往是一方早就准备好了协议文本，在捉奸现场对方尴尬无奈之时，要求他（她）签下这份协议。通常，律师给出轨方的建议是尽快报警。因为报警意味着签订协议当时受到胁迫，日后诉诸公堂，报警记录可以作为请求法院撤销协议的证据。见多了协议的出笼过程，律师杨晓林另有一番体会。

“往往都是把后面的财产赔偿写好了，再在前面加上几句要忠诚之类的话，唱唱高调。”杨晓林认为这是自感维持婚姻无望的女方，为男方设置的一种圈套，一旦官司打起来，男方又很难举出证据。如果认可协议的效力，对男方并不公平。男方也是成年人，难道不知道在协议上签字意味着什么吗？签了还不认，这个社会还有诚信吗？

在一些强烈主张女性权利的人士看来，杨的说法不堪一击。对于司法机关来说，考量是否承认忠诚协议的效力，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协议内容能否强制执行。现实中忠诚协议的内容五花八门，让最高法很难下一定论。

律师柯直去年办过一个类似的案子：夫妻签订协议约定丈夫如果出轨，必须给妻子8万块钱，到杭州的武林广场跪8个小时。“如果法院判定协议有效，那么下跪8个小时如何强制执行？”柯直告诉记者，法院最后回避了这个忠诚条款，8万块钱也没有支持。

当事人的想象力有时甚至逾越法律和公序良俗的范围。比如，协议规定一方出轨，必须净身出户，或者不能探望子女，或者不能提出离婚等等，实践中非常泛滥。马忆南说，这类把出轨方置于死地的规定，有的已经危害了第三人的利益，有的限制了对方的离婚自由，法官应该认定无效。在一些情况下，需要法官综合夫妻订约动机、赔偿数额的比例、责任条款的合法性等方面进行考察，从而认定协议是否有效，这对法官的司法素养和技艺提出很高的要求。

理论上的争议和实践中的复杂性，促使最高法最终可能对忠诚协议保持沉默。在马忆南看来，如果最高法表态，会造成更多夫妻身份关系的契约出现，不值得提倡。最高法什么都不说，留给法官在个案中自由裁量，是为上策。

马忆南是最早对闵行判决提出质疑的学者之一。她当时的理由是，“夫妻应当相互忠实”只是道德提倡，不是法律义务，这种带有身份性质的权利义务，只能由法律明文设定，当事人无权通过约定创设，否则，可能侵犯一方的人身自由。现在，随着司法判例越来越多，她的看法有所调整，认为这样的协议符合婚姻法的精神，不能一概否定，但仍然需要特别谨慎。

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虽然在基本原则中写入了夫妻之间应当相互忠实，但在其他具体规定上保持了节制和谨慎。比如，它只规定两种违反此义务的情况可导致离婚损害赔偿，一是重婚，二是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除此之外，其它达不到同居程度的通奸行为，无过错方都不能获得赔偿。“法律是惩罚性的，不能轻易动用。”马忆南说，处理忠诚协议，关键在把握好道德和法律的界限。

邓小平曾将中国式现代化理解为阖家欢乐健康

特约党建杂志记者1日专稿，“翻两番，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作中国式的现代化。”这就是20世纪后期的一位现代慈禧太后说的话。这位“慈禧”就是共产党内开创先河垂帘听政15年的邓小平。

邓小平的“小康”之梦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当他走出国门，在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看到飞速发展着的世界文明后所萌生的。那时他强烈地感受到了自己国家的落后，人民生活的贫苦和疾病缠身……后来的新加坡之行使他有了一个东方式的“小康”概念。然而中国式的小康是什么样呢·邓小平在梦中寻觅着……

1978年12月，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召开了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全会，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在会上再次向全世界明确地宣言:中国要在20世纪末初步实现现代化。

“小平先生，你能说说你们中国所说的要在本世纪建设成四个现代化，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次年，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目不转睛地盯着中国现代化的总设计师，这样问道。

邓小平看了一眼日本客人，没有立即回答，只见他缓缓地点上一支熊猫牌香烟，又想了想，说:我跟你说这么一个事，你们现在有一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是一万亿美金，所以你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就是一万美元。那我们现在，我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250美元。我想，比如说，我们用20年的时间翻两番，那个时候我们就是人均1000美元，是你们的十分之一，但我们的人口是你们的十倍，这样我们的总量就是跟你们现在一样了。

“是这样。”日本首相轻轻地点点头，又似乎并不太明白。
邓小平似乎看出了对方微妙的表情，道:到那时尽管中国还很穷，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很低，但是有了这样的总量，我们就可以做点事儿了，也可以在世界上做点儿贡献了。

大平正芳的两只耳朵竖得直直的，眼睛更是盯着中国的这位小个子不放。

“那么，到那时我们的国民生活水平会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小平像在自言自语道，“就是可以吃饱穿暖，我把这个叫小康。”说完，小平重重地抽了一口烟，然后朝向日本客人笑笑。

小康·什么叫小康·首相不明白小康是个什么概念，他将目光投向身边的翻译——时任中国外交部亚洲司日本处副处长王效贤先生。

王翻译紧张得差点出汗，是啊，小康是什么·他就问问邓小平，邓小平急中生智:“就是健康……就是一个人身体恢复的时候。”王翻译心头暗暗寻思:怎么变成了健康呢？但作为翻译，他只能依样画葫芦。

“噢——”首相似懂非懂地张了张嘴，似乎再也找不到合适的问题，然后起身无可奈何并嘲笑地握住邓小平的手，说:“祝您和中国人民早日小康。”

邓小平同时站起身，一脸笑容，并连声应和道:“好好，小康，我们大家都小康。”

这次与日本人会见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邓小平开始多次在不同场合念叨着“小康”。邓小平的家人说，平时邓小平在家里不怎么说话，可有几回嘴里突然冒出“小康”两个字来，让家人有时感到不知何意。

“小康”从那个时候起，就成为了中国式现代化总设计师脑海中的一幅邓氏现代化蓝图。一个最具野心却又不敢明占宝座的大国领导者，为这蓝图与梦境寻找可能实现的途径，他也会辗转难眠……

省委书记袁纯清掀官场整风运动

特约山西日报记者30日专稿，山西再一次成为舆论风暴的中心，最近一个月的“查岗风暴”，令306名上班时间吃喝玩乐的官员受到了处分。但是与之前“黑砖窑”、“煤老板”、“矿难”等负面新闻不同的是，这一次是山西主动曝光官员的作风问题，其意在整顿当地陈积已久的官场习气。

上任百日的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正是这一整风运动的主要推手。7月29日山西省委全体干部大会被当地官员称为是山西转型发展的“遵义会议”。袁纯清在厚达68页的讲话稿中，直言不讳地提到山西要在“煤”上做大文章，称在“煤”上解放思想是山西最大的解放思想，并一口气为山西的新型工业化指出七条路径，这给一直以来为“弃煤”还是“用煤”所困扰的山西官员们指明了方向。

山西要转型，官员无所作为、吃喝玩乐的歪风必须纠正。记者在山西面向太原、阳泉、吕梁、忻州、晋中等城市市民征集对山西省开展“整肃工作纪律、狠刹不良风气”专项行动的意见、建议。最终共收回有效问卷110份。在本次调查的受访者中，有64.2%的人认为此次“查岗风暴”很有意义。在认为只是作秀的32.1%的公众中，绝大部分表示希望这不是作秀，而是能够真正地对违规官员进行处罚。49.5%的公众认为政府机关纪律松弛。

整顿官场作风、学习“右玉精神”，袁纯清赴任山西后，决意打破当地封闭的官场陋习、重新塑造山西官员风气，并为山西转型确立了一条新的发展路线。但是煤是否能从一变成一百，新山西“人”是否能大步向前，5年后农民收入能否翻番，对袁纯清和山西来说都是一种巨大的考验。

明查暗访令306名官员“现形”，山西官场整风才刚开始，从人到单位、再到制度的作风建设才是目标，“治官”之后的山西能否探索出一套官员综合评价体系，才真正值得期待。

9月20日，天气渐凉的山西太原秋雨绵绵，距离山西省委办公楼不过1500米的劲松路上，10余家大大小小的茶馆也被阴云笼罩着。这里比往常冷清了许多，一些茶馆的服务生就在门口坐着聊天，无所事事；一些茶馆索性拉上了大铁门，没有开张。

劲松路上面积最大的一家二层茶馆，老板蹲在门口的台阶上面无表情地吸着烟。这位生意人一脸无奈地告诉记者，自从山西省纪委对上班时间去娱乐场所休闲的国家公职人员进行查处后，茶馆的生意就日渐萧条。

“记得当天派出了9个公安人员，每位公安人员和一位摄影记者组成一个小组，我们兵分七八路，在同一时间进驻到那家洗浴场所的不同楼层，这样严密的布局安排，在行动之前就早有规划，就是为了防止通风报信后产生漏网之鱼。”一位参与暗访的记者说，“我们和公安人员一起去查房，如果在里面消费的是公职人员，就必须交出身份证或者报身份证号，若没带身份证，就交驾驶证，假如任何证件都没有，就直接报姓名。这个过程是无法‘作弊’的，因为当时户籍科的工作人员就在旁边，随报随查。查出后就控制住，然后进行询问。”

8月20日下午3点至6点，由山西省纪委牵头组织的工作组开展首次专项行动，行动以明察暗访并现场录像取证的方式进行，山西省一家长期关注“转作风、促发展”的电视栏目组随同山西省纪检监察部门的工作人员，一同走进太原市的一家洗浴场所。与此同时，在吕梁、忻州、大同、长治、运城等地，同样的“查岗”行动都在展开。

大多数纪委工作人员，都是当天才得到紧急通知，当天就开始行动的。这是一次闪电般的突然袭击。在山西吕梁市，当天迅速抽调市纪委机关18名科级以上干部、市公安局14名干警、14名摄影记者，组成14个暗访组，对全市13个县(市、区)和市直机关干部上班时间在休闲娱乐场所活动的情况进行了突击暗访。暗访组共突击检查茶社、洗浴、歌厅等娱乐场所79处，检查核对车辆216辆。

暗访组在临县五金宾馆暗访时，有4人正在打麻将，他们嘴上叼着烟，麻将桌上散落着几张百元大钞，看到检察人员，4名打麻将的人起身想躲避摄像机的拍摄，经过身份甄别，其中一人为临县安业乡乡长刘江海。在柳林县康茗茶馆，柳林县庄上乡党委书记郭建文正在喝茶；在交城县开心果度假村检查时，交城县公安局党委委员王振德在陪同两位老板按摩。

而这只是“查岗风暴”的开始。8月26日，同样是工作时间，几名公职人员在太原的一家洗浴中心泡澡，被检察人员查了个正着。这位工作时间去洗浴中心泡澡的干部，面对摄影记者的镜头，还有些不好意思，经过一番核查，发现他是太原市行政执法局第五执法大队的王大队长，执法人员当场做了笔录。“几月几号几点在海外海大酒店哪个房间做了什么，都要说清楚。”参与暗访的一位知情人士说，“突击检查了两次后，纪检监察人员发现，在工作时间出入娱乐休闲场所的公职人员，大部分都在里面吃喝玩乐。一些干部不是特别积极地工作，而是得过且过，吃喝玩乐之风在有些干部群体当中还是比较盛行的。”

两天之后，在山西号召“全省学习弘扬右玉精神新高潮大会”上，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明确说出要“激浊扬清，旗帜鲜明地反对不良风气”。在谈到省纪委这一轮查处官员作风问题时，他直言不讳地说：“这些现象虽然发生在少数人身上，但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干部作风问题的严重性，这些不良风气发展下去，既毁了我们的干部，也损害了党的事业，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和重视，决不能听之任之，必须旗帜鲜明地予以反对。”

袁纯清随后给“一把手”们下了命令，称不抓作风就是不称职，就是软弱无力，就是旗帜不鲜明。

此前在任西安市委书记的时候，袁纯清就曾连续两天不打招呼，只带一名工作人员和一名记者，在西安市的街头巷尾和村镇小区转悠，让记者抓拍到10多个与机关作风有关的社会问题的照片。事后，在西安市经济工作观摩交流会即将结束的时候，将这些照片放给与会干部看，一些干部当即面红耳赤。

袁纯清当日的讲话中提出，官员改进作风，首先从工作纪律和工作秩序的ABC抓起，可以先明确四条：一是严禁上班时间打牌、下棋、打麻将和玩电脑游戏等行为；二是严禁上班时间和用公款到茶社、洗浴场所、歌厅等休闲娱乐场所消费；三是杜绝上班时间迟到早退、串岗离岗、扎堆聊天；四是严禁利用工作之便吃拿卡要。

此后，明察暗访工作组又于9月2日和3日、9月16日和17日开展了专项行动，发现仍有一些国家公职人员继续在上班时间到休闲娱乐场所活动。

9月12日，山西省“整肃工作纪律、狠刹不良风气”新闻发布会在太原召开，296名国家公职人员在上班时间去休闲娱乐场所玩乐享受情况被曝光。这一消息迅速被中国各大媒体转载报道，引发了新一轮的舆论风暴，山西省纪委的统计显示，9月17日关于山西“整风”新闻的点击量高达8.1亿人次。

“疯了，疯了，真地疯了！”劲松路上一家茶馆老板把这次看似突然的“整肃”专项行动称之为“整风”，“不行啦！前一阵开始的整风，弄得我这里一下子就不行了。”他经营的这家茶馆已经开业将近10年了，虽然目前仍有一些老顾客光顾，但是一天的营业额已经从几万块钱瞬间跌落到了几千元钱，“像我这种经营时间长，又有固定顾客光顾的茶馆还好一些，规模小的茶馆有些都经营不下去了。” 据记者调查，自山西省纪委此番突击检查后，茶馆、洗浴中心等娱乐场所受到的影响很大，这从侧面也反映出“查岗风暴”的效果显著。

太原附近的几个市、县，官员们中午喝酒、下午打牌，晚上去太原搞娱乐活动，曾经蔚然成风。“现在我们单位人人自危，大家都很害怕，因为管得严了。”阳泉市一家国有银行的王姓工作人员，在参与此次专项行动的民意调查时说，“‘五个不准’从张贴在醒目之处，到单位不断地强调、学习，现在已深入到我们的心里。”

之前袁纯清讲话中提到的四个不准，现在扩大到了“五个不准”，这是因为在明察暗访中又发现了大量官员参与赌博，第五条只有六个字：不准参与赌博。

9月10日，山西省纪委、监察厅联合印发[2010］27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整肃工作纪律狠刹不良风气的通知》，重申和提出“五个不准”，如有违反规定者，一经查实，一律免职，并依纪依法从严查处。两天后，文件迅速下发到各个单位。

虽然有关此次“整风”专项行动的新闻在媒体上被广泛宣传着，在网络上的点击率也居高不下，但山西省的老百姓对此事的态度却不乐观。记者在山西各地展开民意调查时，在迎泽大街上和的士司机有如下对话：
“您听说省纪委整顿干部作风，开展明查暗访，查处一批干部这件事情了吗？”记者问。
“没听说。”司机答道。
“这么大的一件事情，您没听广播里说吗？”记者反问。
“是不是查实了296名国家公职人员？这还叫大事情呀？简直是小事一桩，在我们这里不足为奇！”

这位的士司机的话也是大多数山西公众的感受，在参与民意调查的110名群众中，知道这个热点新闻事件的有61人，不知道的人数占到了44%，公众对此事不热心的理由也非常简单，就是“习以为常了”、“这里的很多干部就这样，对他们已经失去信心”。晋中市一位83岁高龄的老干部告诉记者，这种人浮于事、贪图享乐的官场风气，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就已经形成了。

正因为此，此次专项行动的主要动因在当地流传着这样一个版本：现任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从陕西省委副书记、省长任上调到山西之后，为了更好地学习各地先进经验，经常带着各级官员出去开会取经，结果他发现，别的地方官员都很规矩，表现得也都很好，但是山西的官员在开会的时候却小声说话、吃东西喝水、甚至打电话来回走动，这些现象被袁纯清看到后，感到很失望，回来之后就开始狠抓干部作风问题。

有观察者注意到，袁纯清山西履新，听取省直部门汇报时，第一个听取的就是山西省纪委的工作汇报。袁纯清曾在公开场合表示过，目前山西全省干部队伍整体上是好的，但是在作风上还存在问题，特别是“闲话风、吃喝风、玩乐风”在少数干部中还比较突出。如有的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得过且过；有的喜欢应酬吃喝，拉拉扯扯，沉湎于低级趣味，这些现象尽管发生在少数干部身上，但在社会上却造成了恶劣影响。

山西某厅级单位是当地民众反映较多的“门难进、事难办”的单位，此次“查岗风暴”掀起的首日，就拍摄到该单位的数名干部在上班时间玩电脑游戏，甚至还有少数干部脱岗，虽然情节较轻没有对这些人进行处分，但也责成单位对他们进行了诫勉谈话。再次暗访时，这个单位就没有类似情况发生了。

“其实很多规定一直都有，就是执行与不执行的问题了。”多位受访者表示，以前上班是混日子，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现在不敢了。“因为上班不务正业，就真的要受到处分，这事儿对我们的触动太大了！”在调查中问及官员能在上班时间去其他地方休闲的具体原因，受访者中选择“政府机关纪律松弛”的人最多，占到49.5%。可见，“管得严”很有必要，相应地，超过六成公众认为“查岗风暴”很有意义。

查岗，不仅仅是风暴。9月12日的那次新闻发布会，披露查实的296名国家公职人员中，当时只公布处理了79名。对于296这个数字，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比想象中少”，但几乎所有参与问卷调查的公众都认为，“应该处分这些官员”。

此后的几天相对平静，被处分的干部自认倒霉，暂未被处分的干部心怀侥幸。“局外人”茶馆老板密切关注着此事的进展，他坚信，“不就是一阵风吗？过几天就没事了。”他的理由很简单，虽然老百姓的呼声很大，为省纪委的“查岗风暴”鼓掌叫好，但是没人花大钱消费了，经济如何拉动呢？

在这家茶馆，记者注意到，一壶茶的价格以388元和488元居多，来这里喝茶人的费用来自哪里呢？“大多数还是公款消费呗。”熟谙游戏规则的老板毫不避讳“公款消费”这个敏感的字眼，在进行的民意调查中，39.4%的人认为官员到娱乐场所的费用支出存在权钱交易，51.4%的人认为是“公款消费”，仅有3.7%的人认为官员们是“自己出钱”。

在9月12日新闻发布会上被通报处理的典型案件里，太化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杨经理的情况引起了一家国有企业李姓老总的注意。8月26日下午工作时间，杨经理在太原市某洗浴中心洗浴，并在检查过程中妨碍执行公务。几天后，太化集团公司召开党政联席会，决定免去其太化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经理职务，同时太化集团公司纪委研究决定，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穷庙富和尚。”这是李姓老总看到这个消息后的第一反应，在他印象中，太化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经营状况并不好，亏损大概有几亿。“都这样了，领导还如此挥霍！”随后，记者经多方联系，采访到该公司一位内部核心人士，他说自己所在的公司并没有亏损，作为老的国有企业，公司内的各项规章制度都很齐全，但往往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杨某的事情在单位里几乎是人尽皆知，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这次真地是动了真格！”对于“五个不准”以及严禁工作时间在办公室和网络上从事各种游戏娱乐活动；严禁工作时间到娱乐场所活动；严禁在工作日自行酗酒闹事；严禁工作时间炒股等“八条禁令”，公司不但传达学习了，还做了进一步细化。

看似平静的几天时间里，山西省纪委的工作一直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着。9月13日，山西省纪委分别专门召开了由各市、各有关单位和中央驻晋单位负责党风工作同志参加的“全省整肃工作纪律、狠刹不良风气工作通报会”。“虽然问题发生在少数人身上，但是涉及的一些问题，暴露出的一些问题，也使我们很震惊。”山西省委常委、纪委书记金道铭说。

三天后，所有的人都惊讶于山西省纪委的执行力度，在又一次“山西省整肃工作纪律狠刹不良风气”新闻发布会上，省纪委副书记李正印在讲话中说，下一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和有关部门要继续加大工作力度，做到五个结合：一是监督检查与宣传教育、加强制度建设相结合；二是抓查问题与严肃执行纪律相结合；三是各级各部门自查与省纪委监督检查相结合；四是严肃查处违纪行为与严格进行责任追究相结合；五是集中整治与建立长效机制相结合。

随后，山西省纪委常委张秀萍通报说，截止到9月18日，在9月12日新闻发布会上公布的296名违规违纪国家公职人员已经按规定按程序全部处理到位。这解答了人们对之前只有79名人员被查处的疑问，所有官员查处的内容全部公开了。

但是在“全城查岗”的非常时期，仍有胆大者“顶风违纪”，9月17日下午上班时间，宫某、郝某在天镇县某温泉度假村洗浴，徐某、史某、杜某、金某在长治市某商务会馆歌厅娱乐，梁某与晋中煤业公司临时选用的司机梁某(群众)、和顺益德煤业公司职工李某(群众)在寿阳县某宾馆赌博……这次又有10名国家公职人员被查处。

张秀萍由此强调，这次行动将是持续性的，要保持整肃工作纪律、反对不良风气的高压态势，做到不留“死角”，不留“空白点”，不搞“一阵风”。

整风风暴下的山西官员们，开始悄悄地退出“吃喝玩乐”场所，山西官方报纸的一位记者前往某市采访时，适逢午饭时间，但是当地纪委的宣传处长死活不愿跟他一起吃饭，其他官员亦然。他第一次不用再受“灌酒”之苦。

“以前领导们没事就过来喝茶打牌，看来现在他们真地都不敢来了，也不敢在门口停车了。”劲松路上，那家面积最大的茶馆的老板一声长叹，闷闷地吸着烟。

千万富豪破落开包子店 "达人秀"展民间传奇

特约上海文汇报记者30日专稿，很难想象,选秀节目走到今天,居然还可以引来这么高的争议。更难想象,从2006年开始就不断下滑的选秀类节目收视率,会在9月26日这一天重新站回全国收视率的榜首。更加令人不敢相信的是,一向对待电视选秀非常苛刻的广电总局,居然也会大开绿灯,同意一档选秀节目在全国范围内采用短信投票的方式———这是在2006年之后,就已经被严令禁止的。

　　没有刻意的煽情,没有毒舌评委的狠话,很多选手既无偶像气质,所表演的节目更称不上专业,但东方卫视的《中国达人秀》依然就这么红起来了。根据评论家的说法,这不光是因为选手们都是普通生活中的各色人等,其“草根精神”让观众感到共鸣,更是因为本届达人秀的选手自身的那些经历。
　　他们的故事,唤醒了观众们被廉价的煽情电视剧搞到麻木的内心深处那一片柔软的地方。普通的人,不普通的事:一向自卑的胖女孩可以站到这个舞台欢快地放声歌唱；无臂的钢琴师可以在这里悠然地展示他的才能；甚至包子铺的老板也可以站在这里怒吼着唱响《从头再来》……选秀的门槛高低是一回事,但是选秀节目所倡导的精神气质却是另一回事。

记者采访《中国达人秀》几位最有故事的选手,通过这些平凡人身上带出来的不平凡故事,让你真正感受到一种来自民间的蓬勃和昂扬。

　　曾上过1996年央视春晚,开有多家夜总会,坐骑是凯迪拉克帝王和限量版金色加长林肯。如今,他开着一家包子铺自得其乐。
　　
　　这是一个让人无比唏嘘的故事。高逸峰,这个包子店的老板,一头白发,面带沧桑。含泪唱完一曲《从头再来》,虽然没有刘欢原唱的那么精致,但其中的豪迈与不甘沉沦的味道,却是感染了所有人,甚至,凭这么一首歌,他居然可以让现场观众和评委集体起立为他鼓掌。

　　如果不是他自己讲述,谁都不会相信这是一个曾经的千万富豪。根据网友们挖出来的资料,高逸峰原名高松,曾上过1996年央视春晚,当年在海口市中心地带开了“望海楼”、“五指山”、“华侨大厦”三家夜总会,在武汉市开了“正银夜总会”,在南京市开了“弗兰德大舞台夜总会”,在昆明、银川等地有多个娱乐合作项目,员工近两千人,坐骑是“加长林肯”和“奔驰”。

　　“我在合肥当过工人,后来厂子倒闭了,我就去南方打工,在工地上当过建筑工人,也开过小饭店,(上世纪)90年代初靠着和朋友合伙炒房,赚到了我人生中的第一桶金。”高逸峰回忆说,当年自己赚得最“疯”的时候,“一个礼拜就能赚200多万”。他说自己的秘诀是———紧盯城区规划,专买楼盘首期,等房价涨了就立马出手,“地皮我也炒过,当时正值海南房地产市场的黄金时期,只要你敢出手,闭着眼睛都能赚钱。”

　　1995年前后,高逸峰凭着手头积累的财富,在海南投资开了第一家娱乐城,“我的娱乐城无论从周边环境还是硬件上来说,都绝对称得上是当时中国数一数二的,我可以说得再具体一点———一个调音台40多万,一只音箱8万,这样的硬件不是每座娱乐城都有的,很多老板跟我一样有钱,但都不舍得投进去,觉得不值。娱乐城开业以后,刘欢、苏芮、林忆莲、毛阿敏他们都来这里表演过,有时候我也会登台跟他们一起唱。我一直觉得自己唱得不错。”

　　“巨星公司的邓建国你应该知道吧?你们广州的。他那会儿在海南跟我在同一幢楼里开公司,他在6楼,我在9楼,经常把客户带到我这里来商谈,因为我的办公室比他的大,装修也比他的豪华。”高逸峰说,“最有钱的那段时间,我手头有好几部超豪华的名车,其中就包括凯迪拉克帝王和限量版的金色加长林肯,但这两辆车我都只开了一段时间就觉得腻味了,后来一直停在车库里,有大腕明星来娱乐城演出的时候才拿出来用一下。”

　　但对于自己的失败,高逸峰依然不愿意多谈。只说自己是在1996年年底,发生了意外,“盘子做大了,我自己一个人根本顾不上打理。先是娱乐城不断出事,而且事儿都不算小,我个人也不太会搞‘危机公关’,所以一直就那么僵着；接着又是资金链出现了问题,合作方撤了资,债主们又天天上门,甚至还有威胁的,这日子简直没办法过了,弄到最后只有关门停业”。

说到当年的“惨状”,高逸峰感慨万千,“五座顶级的娱乐城啊,上千名员工,说没就没了。”
　　再然后,高逸峰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因为过度劳神,他的头发在很短的时间内变得花白,继而全白。
　　辉煌过后的高逸峰,现在安心地当着自己的包子店老板:“其实现在我还是欠着别人的钱,没有还清。但以前做娱乐业,就怕半夜里来电话,现在这个行当虽然赚的钱跟以前相比是一个地下一个天上,但最起码睡觉能踏实了。
　　高逸峰的故事,也有一个峰回路转般的结局。虽然他在复赛时被淘汰了,但是他却见到了一个熟人:“台前我遇到了我以前企业的一个服务员,他现在开了一所演艺学校,这次带他的学生过来参加这个节目,现在,他一年能挣到千万元以上。”这个“服务员”认出了高逸峰,激动地抱着他说起了以前的事,“他说过去我们企业里的那些员工都很想我”。

脱掉高跟鞋、打着赤脚的她一鸣惊人,宛如天籁的歌喉,让不少网友惊呼:这就是中国版的苏珊大妈。
　　这是一个从自卑到自信的典型。初赛的时候,舞台上站着一个胖胖的姑娘,穿着一双高跟鞋。刚哼了一嗓子,就问现场的三位评委:我可以脱掉高跟鞋唱歌么?穿着唱歌特别不舒服。

　　这双高跟鞋是这位名叫蔡岫勍的广东姑娘第一次穿上。脱掉高跟鞋、打着赤脚的她一鸣惊人,宛如天籁的歌喉,让不少网友惊呼:这就是中国版的苏珊大妈。而在《中国达人秀》第4场淘汰赛上,蔡岫更是以一首碧昂斯的《listen》,用高亢亮丽的嗓音和超强的爆发力一举征服了所有评委。但是,包括评委伊能静在内的很多人都可以看出,这位胖姑娘在第一次上台时,看起来很自卑。

　　1987年元旦,蔡岫勍出生在广东汕头,大约在三四岁时,幼小的她就表现出歌唱天分。爱唱歌的蔡岫勍还有一个稀奇古怪的癖好:喜欢在吃饭前唱歌。虽然古语说“饱吹饿唱”,但她的习惯却把自己硬生生变成了一个胖子。“我喜欢在别人吃饭的那个时间点唱歌,我觉得唱好再吃,心情更好。可唱一唱肚子更饿,就吃得更多一点。以前在家时,我在客厅唱歌,他们在饭桌上吃饭,然后家里人就说,快点来吃饭,吃完再唱……”
　　“可能我最标准的体重就是出生的时候,哈哈。”伴随着蔡岫勍的成长,“胖”成了她一张片刻不离身的名片。小时候,蔡岫勍曾经为自己的胖而自卑,也曾经想过各种办法减肥。“减肥药也吃过,节食也做过,还做过很痛的针灸。很痛,但也没有效果。有段时间每天都吃苦瓜,还吃苹果。别的什么都不吃。但过了一段时间,还是没有效果,就放弃了”。

　　参加《中国达人秀》,蔡岫勍的确算得上是“鼓足勇气”。因为在她看来,自己并没有合适的服装,于是就从淘宝上花45元买了一双高跟鞋,而关于高跟鞋的问题,也直接使她成为了网上和媒体的焦点。当伊能静逼着她高喊“没有高跟鞋,我一样可以很漂亮”的时候,蔡岫勍说自己的确很开心,因为对她来说,这意味着得到了大家的肯定。

　　但故事的结局总会有点出人意料:号称要“丢掉高跟鞋”的蔡岫勍,到底还是把在舞台上扔掉的高跟鞋带回了住处:“宾馆楼下的服务员看到了之后说很喜欢那双高跟鞋,我说我找找看,喜欢就给你,结果她就当作纪念品拿走了。”

关于刘伟的故事,如今已广为人知。他那句名言“我觉得在我的人生中只有两条路,要么赶紧死,要么精彩地活着。没有人规定,钢琴一定要用手弹”,也已经广为流传。这个来自北京的无臂男孩所展现出来的那种自强不息的气质,让无数人在感动的同时肃然起敬。

　　10岁时,被高压电击倒昏迷的刘伟,经过紧急抢救才算保住性命,但却永远失去了双臂。
　　在学会了用脚自理家常事后,刘伟最早进入了北京市残疾人游泳队。两年之后,刘伟在全国残疾人游泳锦标赛上获得了两金一银。他对母亲许下承诺:在2008年的残奥会上再拿一枚金牌回来。但是,“就在我为奥运会努力的时候,我患上了过敏性紫癜。医生告诉我母亲,高压电对于身体细胞有过严重的伤害,必须放弃训练,否则将危及生命”。

　　刘伟说,高三的时候,他喜欢上了从网上下载歌曲,于是他买来各种乐理方面的书籍,闭门苦读,想学作曲。后来,刘伟认识了独立音乐制作人钟老师。钟老师对他说,要学作曲你得先学弹钢琴。

“基本上所有人都用手弹钢琴,脚最灵活的是大脚趾,但是大脚趾的宽度要宽于钢琴两个键的宽度,所以按下去都会连音。后来,我想到把大脚趾弯曲,然后侧立,就是侧面按下去,这样它受力面很窄,就成功了”。

　　通过每天坚持不少于7小时的锻炼和超人的悟性,刘伟一年内就达到了钢琴7级的水平。2006年,他加入了北京市残疾人艺术团,并开始了音乐创作。奥运会时,只学了一年钢琴的刘伟,上了北京电视台的《唱响奥运》节目,当着刘德华的面,弹了一曲《梦中的婚礼》。接着再次受邀,他弹着钢琴与刘德华合唱了一首《天意》,“当我弹奏完毕后,刘德华立刻跑来抱住了我。去年,刘德华新专辑里的歌曲《美丽的回忆》就是我填的词”。

　　参加了达人秀,尤其是那句让人印象深刻的名言,刘伟如今在网上爆红,走在路上也经常被人认出来,也带来了一定的烦恼。正如评委周立波所说的那样:“我和他通过两次电话,第一个电话,我说我是周立波,你好,你现在出名了,我想提醒你一句话,我永远不希望看到你像动物一样被人展览。”

不过,我们似乎更应该相信刘伟能把握住自己,因为他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又一次留下了一句“名言”:“我想,只要内心强大,人就会强大!”

不怕威胁！敢于专拍公家车私用照片的记者

特约河南电视台记者29日专稿，“您好，我叫吕建福！我知道您是领导！我专拍领导！”　 　说这话的吕建福，是河南电视台的一名摄像记者。不过，他拍的不是电视新闻里一身正气的那种“领导”，而是开着公家车干私活儿的“领导”。

　　3年来，这个记者利用私人时间，在河南各处拍摄了数千张公车私用、违规驾驶与停放的照片——景区里的市委市政府专用车、饭馆旁的医疗车、公园里的税务车，还有放学时候亮着警灯接孩子的警车，然后把视频放到互联网上去。因此被处理的公务员，就有几十个。

　　其实，细查历史，吕建福并不是中国第一个曝光特权车的市民，但相比于“偷着拍的”和“离老远拍的”，老吕绝对是第一个扛着“大个儿摄像机”，堵着车门拍的。

　　他的“成名之作”，是一次“智取奥迪A8”的故事。那是2007年1月的一个下午，一辆奥迪A8仗着有某政府部门派发的“特别通行证”，而拒交4元钱停车费。偶然经过的吕建福刚举起摄像机，就被司机一把夺下摔坏。女车主则悠哉地吐出一句“别拍不就OK啦”，然后拿起个指甲刀，“吧嗒吧嗒”地剪起指甲来。

　　可当晚8点，这个场景就在网络上出现并迅速“蹿红”。原来，吕建福的衣服里还暗藏一微型DV。结果，车主被网民“人肉搜索”出是当地一检察院官员的朋友，“特通证”的乱发问题由此浮出水面，随之被大力整顿。

　　“这是我的独门秘笈，专治各种不服。”吕建福操着一口浓重河南口音，得意地说。
　　这是个地地道道的河南人，身高不到一米七，但脾气大、性子急，又做过5年海军，到现在还保持着遇人敬军礼的习惯，提起“特权车”，46岁男人的嘴里就迸出俩字儿：“不公！”　　

这种感觉来源于他的职业。因为长期在电视台跑民生，他交了很多交警朋友，并耳闻目睹了街头“特权车”的种种丑态。

　　比如，碰见违章的公务车，许多时候，司机就会掏出手机拨个号，摇头晃脑地冲交警说，“你接”；更有甚者，凭着自己有关系修改罚单，会“主动挑衅”，明明50的罚单，愣让开200。

　　据说，曾经有一个年轻交警，在被司机挑衅后，气得拿圆珠笔在空白处写下了“改此单者死全家”，一遍一遍，直到写满才作罢。

　　但一直以来，因为“位卑言轻”，老吕并没有能力去改变这一切，他形容自己是“有心杀敌，无力回天”。不过，直到2007年，“周老虎”事件红极一时，这个记者突然间意识到，“原来互联网这东西，是能让‘官老爷’认错的！”

　　打那以后，这个记者彻底走上“职业化”道路——他胯下骑一小摩托；掌中一索尼摄像机，始终保持镜头盖打开状态；肩背一黑包，重达30斤，包内装有带子10来盘、电池3块、奥林巴斯照相机1个、IBM笔记本1台；兜里还揣着3G网卡，保证随拍随传。

　　在他的镜头下，那些特权车司机的嘴脸毫发毕现。有人“先自报单位，再问你单位”，有人直接就骂“滚你×蛋”，有人会“直接打人”，有时候，镜头里的画面会剧烈抖动，这说明那哥们儿“冲过来动手了”。

　　“得随时研究对方心理！”吕建福像是在传授自个儿的心得，“什么样的人就得用什么样的技巧。”　　他曾经被特权车司机打过，被人拉拉扯扯更是不计其数。于是，在拍摄时，他总会有意识地往人多的地方凑，这样“对方一般就不敢真动手了”。

　　有时候，一些车主会骄横地表示：“你拍了也没地方敢让你播。”这时，他总是“嘿嘿”一笑，把脸凑过去，“您知道新浪吧，知道网易吧，您的领导也上网吧？”对方立马就怂了。

　　不过，要是碰着“怂的”，老吕更来劲，一边拍一边教育司机，“抢道恁舒服吗？不抢道会死不？”　　3年中，吕建福的足迹踏遍了小半个河南——郑州、周口、信阳、驻马店……根据不完全统计，他拍摄的“特权车”视频，在网上的点击率已经突破了200万次。

　　在郑州这座城市里，吕建福的事儿流传甚广，饭店旁的保安、火车站附近的商贩甚至胡同里卖报纸的老妇，都是他的线人，有时候，老吕的小摩托开过路边摊，前筐里就能多出几瓶矿泉水。有些司机本没见过这个身高不足1米7的小个子，一听是“专拍公车的那个”，便会忙不迭地举起胳膊，挡住面目。

　　还有一件事儿，也足以证明他的“江湖地位”：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制作过一期关于废除公务特权车的专题节目，几位专家都提醒主持人，必须“先打一个电话给吕建福”，不然，讨论的结果“将缺乏现实意义”。

　　不过，这个旁人眼中嫉恶如仇的记者，也有心慈手软的一面。有时候，他会帮助交警对付一些公然在马路上飙车的“富二代”，但拍归拍，老吕却从不曝光他们：“还都是孩子，认罚就好了，要在网上炒起来，毁了孩子，我会忏悔一辈子的！”

吕建福也很讨厌别人叫他“愤青”。在他看来，自己并不仅是在“挑刺儿”，“拔刺儿”才是真正的目的。

　　在他创建的“专拍公务车”QQ群里，如果有“不发言只旁观”或者“只谩骂不建言”的，都被他“请”了出去。而每当政府出台一项整治举措时，他也都第一时间在自己的博客、QQ空间和微博上发布，以表达对领导的感谢，以及“进一步的期待”。

　　　　今年7月底，河南省公安厅发布消息，即日起在全省范围内取消公安车牌号段“豫O”，郑州市政府也在同一时间做出决定，取消政府专用车牌号段“豫AAA”。在这次行动中，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第一个带头更换了自己的“豫O”号牌。

　　而更多变化还在持续发生：罚款的修改权限被收到了省公安厅；公车私用的特权车，将实行“直接扣牌制”；郑州市管城区区长助理的公务车，因为违规驾驶被查没……

　　很多媒体都将这些改变，视为吕建福成功问政政府的“里程碑式进步”，交警圈里也流传起了“百姓有事找交警，交警有事找吕哥”的口头禅，甚至还有些率性的网民，给吕建福安上了“纯爷们儿”的称号。

　　而最让这个记者意外的是，他居然收到了一张市文明办送上的胸卡，上面印有“市民文明寻访图案宣传部副部长”字样。　　有很多人开始怀疑，老吕“会不会被招安了？”但少有人知的是，“入伙”之初，吕建福就提出了唯一的条件——保持独立。

　　很快，这剂“预防针”的作用便有所显现。在一次研讨会上，有领导提出郑州市政交通问题原因有三：一是道路有待拓宽，二是市民素质有待提高，三是公务车标志设计有待完善。

　　吕建福当即起身，表示“要说两句”，还提醒在座的领导们“别不爱听”。

　　“我就问三点，第一，就算有一天你把路旁的树都砍了拓宽马路，该违规的人是不是还会违规？第二，别说市民素质不高，领导带头闯红灯，市民的素质怎么高？第三，如果公务车代表的特权不受约束，就算在公务车上刷上大大的‘公’字，又有什么用，警车上还挂着警灯呢，不照样私用？”他说。

　　发言时，那些“使眼色的”，“拽袖子的”，都没能阻止吕建福“履行完自己的义务”。
　　另一次保持独立的斗争，发生在河南省卫生城市的评选过程中，那时候，郑州市上下一心迎评比，只有老吕在网上曝光了自己拍摄的许多不为人知的肮脏角落，他甚至公开宣称：“有我吕建福在一天，郑州就别想评上卫生城市！”

　　显然，不是所有人都理解这个倔强的男人。
　　“倔得像头驴！”老吕的妻子曾跺着脚抱怨他。这仿佛给了他某种启发，把自己的QQ状态改成了“我就是一头不知疲倦的驴，为了一个目标，一直在行走”。

　　他的摄像机被摔坏过四五次；还接到过“杀你全家”的死亡威胁；他甚至从不敢跟自己的两个孩子一起出门。

　　还有送上门的“糖衣炮弹”。那些要给他塞钱的，有“官大型”，有“钱多型”，还有“实惠型”。比如，有个被曝光的司机，号称自己是主管郑州市所有4S店的，想跟老吕“交个朋友”。

　　“钱多了我不敢要，钱少了我又看不上，您说咋办！”碰到这些主儿，吕建福会嬉笑怒骂，“气死他们算了！”

　　偶尔，吕建福也能被“治住”。出名之后，他传到网上的许多视频，只要点击率过了10万，便会“人间蒸发”。

　　“这年头，连互联网都靠不住啦。”他叹着气说道。可叹气归叹气，这个监督者的脚步却丝毫没有懈怠。最近，他在一处设计“存在严重漏洞”的公路出口旁蹲拍，结果13分钟内，连拍6场车辆剐蹭，不久后道路被整修；一处垃圾堆放成山，两个职能部门互相扯皮，他将视频传到网上，当晚便开来了垃圾处理车。

　　“说到底，因为我爱这个城市。”吕建福把这句话，挂在了博客的醒目位置。

　　但有人似乎并不这么看。“最烦他了。”一个现已卸任的某郑州市高官曾这样评价道。

中国耗170亿建最长人造河 遇洪水将毁于一旦

特约光明日报记者28日专稿，作为中国迄今最大、最长和总造价最高的人造河流计划，北京的永定河治理工程，无助于改变上游缺水、下游断流和水质污染的现实。

9月22日，中秋节，因“卢沟晓月”盛景而闻名中外的北京晓月湖的南侧，一个设计蓄水量为该湖两倍的人工湖已完成蓄水。这个名叫宛平湖的湖面，在历史上从未存在过。

事实上，10月底之前，将至少有三个大型人工湖在永定河北京段上开始蓄水。按照北京市的计划，在2014年即南水北调工程12亿立方米汉江之水进京的同时，整治后的永定河将正式面世。

永定河源于山西宁武县桑乾河，流经山西、河北两省和北京、天津两市，自河北境内官厅附近始名永定河。该河全长650余公里，流域面积在5万平方公里以上。

一年前，北京市政府决心整治已断流30年的城市母亲河——永定河，其目标是使这条因人类过度使用而断流的河流重新有水，并在170公里北京段恢复流水，尤其是在37公里城市段形成六大湖面和十大公园，再辅以河道内外园林生态绿化，使河流重新成为景观。

这项堪称奢侈的全人工河流计划，将耗费170亿元巨资。每年河流所需1.3亿立方米水量也全部靠“人造”。

如此巨资投入，其实是一场与洪水的赌局——建于河道内的景观如遇三年一遇以上级别洪水，将毁于一旦。而且，多位专家指出，这个人造景观也无助于改变上游缺水、下游断流和水质污染的现实。

有环保人士感叹，人造河段的落成，在一定程度上或可视为真正永定河的豪华葬礼。 昂贵人工河 170公里河段，170亿元投资，1公里1亿元。

北京市治理永定河的愿望一直存在，但由于无法解决水源一直搁置。2009年12月召开的中共北京市委十届七次全会上，北京终于将永定河整治提上议事日程。 永定河治理计划甫一面世，就有人质疑此项工程的昂贵。

记者采访得知，此次永定河治理分为三段，即三家店拦河闸以上的官厅山峡段，三家店至南六环路的平原城市段，以及南六环至梁各庄的平原郊野段。三段分别长92公里、37公里、41公里。170亿治理资金中，三分之二以上资金将投向37公里的平原城市段。也就是说，平原城市段每公里投资将达到两三亿元。这样的造价，直逼城市轻轨和地铁。

业内人士称，这些造价仅是工程造价本身，尚不包括为其供水而增设的污水处理厂投入，更不包括每年1.3亿立方米用水本身的代价。

这项计划最被质疑的地方，其实并不在于造价昂贵本身，而在于如此代价治理过后的永定河，也不过是一条纯人工河流，甚至谈不上是一条河流，仅是用细小溪流连接的六个大型人工湖。

一位接近北京水务部门的水利专家对本刊记者说，由于缺水，永定河不再可能恢复成数十年前水量充沛的自然河流，未来近40公里长的永定河城市段，将像一个水流组成的“糖葫芦”。六大湖泊相当于六个巨型“山楂”，仅数米宽的溪流则相当于串起“山楂”的棍子。棍子上下两端延伸，分别就是永定河山峡段和郊野段。在大部分不能见水的河道其他区域，将绿化为园林式景观。

这项名为《永定河绿色生态发展带综合规划》的规划，全文至今未向公众公布，但已于今年2月28日正式实施。当日，石景山区莲石湖和丰台区宛平湖开建。 来自北京市水务局、北京市规划委的资料证实，今年将首期投资13.9亿元，主要建设“四湖一线”，即门城湖、莲石湖、晓月湖和宛平湖，一线即一条循环工程管线。接下来。另外两个湖即大宁湖和稻田湖也将建设。

记者采访多位国内知名水利专家确认，北京市的永定河治理工程只涉及北京段170公里，不会影响上游山西、河北缺水和污染之困局，也不会改变下游断流之现实。该工程水源并非来自永定河天然水，而是北京市生活污水处理后的中水；这些水也并不会补充下游水源，而是在出境之前用管道抽回，循环使用。

在北京，永定河并非第一条人造河流。在这座极度缺水的超大城市，多数河流已断流。 近年来，北京市水利部门已对五环以内多条河流实施不同程度的人造计划。 而永定河之所以引发关注，是因为该河是中国迄今最大、最长和总造价最高的人造河流。

洪水面前的易碎品 一位知悉永定河规划出台过程的资深水利专家认为，争论永定河造价昂贵并非问题关键，目前方案存在另一重的奢侈——如此代价建成的人工河流景观，稍遇洪水，就将毁于一旦。

这位专家说，永定河治理思路是政府高层确定的，水利工程师接下任务，在“无米之炊”即永定河已经断流的前提下，能设计出目前这样的方案，已属不易。“仅从水利工程师角度看，现有方案不仅合格，甚至美仑美奂。”

事实上，主持此次规划设计的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邓卓智，并非泛泛之辈。20多年来，被媒体誉为“城市河道整容师”的邓卓智主持设计过水利、建筑、景观、环境项目百余项，其中包括北京奥运水系。

今年7月24日，邓卓智在其个人博客中透露，永定河治理“生态修复工程及滩地服务设施的防洪设计标准为三年一遇洪水”“减渗工程的设计标准为十年一遇洪水”。

上述资深水利专家表示，这就像一个易碎品，河道里的人工湖和绿化方案无论怎么设计，抗洪标准都不可能更高。北京地区55年未发生大洪水，这就是上述易碎方案能上马的根本原因。

在中国的所有江河中，永定河的防洪地位极高，为全国四大重点防洪江河之一。据水文资料，1918年以来，永定河出现过10次每秒1000立方米以上流量的洪水。

1956年8月3日，永定河北京段上游的官厅山峡区突降暴雨，整个山峡区总降水量达到4.16亿立方米。次日，每秒高达2500余立方米流量的洪峰过境北京三家店、卢沟桥。8月7日，西麻各庄大堤决口，致洪水淹没大兴、廊坊、武清等处共908平方公里。

但1956年大洪水之后，华北出现反常的长期干旱。多位水利专家表示，55年未发生洪水，代表着未来数年间出现洪水的概率增大。

“这等于是场赌局，如果未来10年、20年不发洪水，北京市政府就赌赢了，这个工程也就值了。”前述资深水利专家说，“如果很快发洪水，那就赌输了，就会有严重的浪费。”

1.3亿立方米水何来 事实上，在造价高和洪水之患以外，人造永定河还存在第三重的奢侈。人造永定河每年需要的1.3亿立方米水量，相当于北京市年用水量的二十六分之一。用如此巨量的稀缺之水打造一条人工景观河是否值得？

今年6月下旬，《潇湘晨报》在其关于永定河人造河流计划的报道中，曾对水量问题提出质疑。北京市水务局局长程静随后通过《北京青年报》表示，永定河治理工程所需水量主要来自再生水和部分雨水，即使不利用，再生水也会白白放掉。

曾有多家北京本地媒体报道称，北京市水务部门计划将首钢搬迁后每年节约的3000万立方米水用于永定河景观，并且计划从永定河上游的河北官厅水库内首期引水3000万立方米。上述说法最终未被证实。

接近北京水务局的知情人士告诉本刊记者，未来永定河景观用水主要来自再生水这个方针已经确定。2009年北京确立污水处理厂升级改造战略，计划将全部污水厂改造为中水厂，这也是永定河治理规划出台的一个大背景。

这位知情人士称，近年来再生水在北京也呈现被用水单位争抢之势。而再生水也很值钱，成本约为自来水的三分之一。

永定河治理工程2014年建成使用，正好是南水北调工程汉江水进京的时间。有环保人士称，南水北调首期工程在北京地区的调蓄水库位于房山区永定河右岸的大宁水库，永定河治理工程会不会使用汉江流域挤出来的、调水成本已在每吨10元以上的南水北调水？

上述知情人士认为，是否使用南水北调水，并非北京水务局可以决定，目前来看不大可能。但前述环保人士仍未消除疑虑。

邓卓智在个人博客中提供了一种可供参考的解释，南水北调工程建成后，永定河作为北京市地表水源之一的功能将被取代，这为永定河水资源重新配置提供了条件。

多位人士表示，无论如何，永定河景观用水所需的每年1.3亿立方米不是一个小数字，其每一部分到底来自何处，政府应该公示，百姓有权知情。

8月中旬，正是北方河流的传统汛期。但本刊记者驻足永定河三家店水闸，却看到水闸之上的河道内，仅有千米之长的水面，像是一个大型池塘。上世纪数十年间，官厅水库下泄之水正是通过该水闸拦挡，进入永定河引水渠，再进入北京寻常百姓家的自来水龙头。而如今的永定河引水渠，水仅可勉强覆盖渠底，几乎处于静止不动状态。

水闸下游的永定河河道，则是滴水未见的干涸河道。大小砂卵石铺满河道，枯黄的野草只有寸许之高。数十米外，施工人员正在河道底部进行永定河景观防渗工程的施工。按照规划，这里是门城湖的起点，该湖约有数百米宽、3公里以上的长度。

作为北京的母亲河，以及海河最大支流的永定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依然有20余亿立方米之丰富水量。1951年，中国在永定河北京段上游河北怀来开建解放后第一座水库官厅水库，设计总库容为41.6亿立方米，并于三年后完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该水库从未蓄满过。

1997年，由于水质污染，官厅水库被迫退出北京饮用水源序列。 即便不是污染问题，永定河也无法继续成为北京水源地。本刊记者获得的数据显示，从2006年到2009年连续四年，官厅水库入库水量均在1亿立方米以下，分别为0.96亿、0.67亿、0.80亿和0.22亿立方米。“这意味着，这些水流出水库，还流不出北京境内，就全渗到地下了，就是断流。”接近北京水务局的知情人士说。

北京段以上的永定河状况也好不到哪里去。曾多次徒步永定河源头及上游的环保人士王建告诉本刊记者，山西境内桑乾河上水坝林立，但多数水坝呈池塘状，沿河水量并不丰沛，其他河段的样貌则只是被严重污染的溪流状。许多较小支流，因干涸而被当地填埋。 几十年间，永定河20余亿水量为何就没有了？河北省水利厅资深专家魏智敏分析，一是上游山西省近几十年人口增加4倍至5倍，经济总量增加上百倍，远远超过永定河上游桑乾河的承载能力，近年河北境内也只能收到永定河约不到3亿立方米的水量。二是随着植被变差和连续干旱，永定河流域年降水量一直呈递减态势。以河北为例，50年前年降雨量为600毫米以上，现在已不到500毫米。三是地下水超采，渗漏加剧。1963年河北省特大洪水时，有50%的降雨转变成地表径流，到1996年河北大水时，只有24%能转变为地表径流。

“国际水利学界的一个共识是，人类使用一条河流水量的20%，对河流自然生态破坏不会太大；30%就达到警戒线，会对生态有严重影响。而我们对永定河水量的使用，达到了90%，这无异于喝干榨尽，河流必然毁灭。”魏智敏痛心地说。 政府的永定河算盘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水科院水资源所所长王浩认为，北京市在永定河中下游，处境比较尴尬。“无法改变上游过分用水的现实，却要承受断流之痛。”

自30年前永定河三家店以下断流后，数十公里长数百米宽的河道河床裸露，已成不法人员偷采砂石之所，河道内到处是大砂坑。沿岸居民向河道倾倒垃圾，小区和工厂则排入污水。每到春秋之际，大风鼓动河床风沙，漫天黄黄袭卷市民。 接近北京水务局的专家说，北京市政府在近30年间一直在寻求解决方案。

2005年之前，北京市的思路主要是请求中央一级来协调上游各省节约用水，以使永定河重新有水。中央不遗余力进行协调，并投入数百亿元资金到永定河上游，支持当地节水和治污工程，以及转变经济结构。北京市也为此支援了上游不下10亿元的资金。

这位专家说，山西、河北的节水和治污不可谓不努力，但那么多人口要喝水吃饭，经济也必须发展，所以节约下来的水很快被新的需求吞噬。最终，上游用水不仅不能减少，还不断增加，越治越没水。

眼看2008年奥运临近，北京市政府提出永定河河道“无水变绿”计划。水务部门开始在河道内种草。但河道长年缺水土壤较少，成活率并不理想，河道乱象始终无法改变。部分区实在无奈，曾引进高尔夫运营商在河道内建起数座球场，但由于球场草皮需大量抽取地下水，屡屡被媒体曝光。

奥运之后的2009年，北京市酝酿让永定河河道内“有水”。北京市水务部门奉命拿出方案，任务最终落到水利工程师头上，拿出了目前的方案。一个让永定河“起死回生”的人造河流方案就这样产生了。

“外界除了骂这个方案，也应想想，如果你是北京市长，你是一个水利工程师，在这样的条件下，你能怎么做？”前述专家说。

无论如何，现有的人造永定河方案，得到了北京沿河各区政府和沿河居民的热捧，甚至有不少人翘首以待。随之而来的，一个新的城市扩张计划将实施，一场新的造城运动将上演。 在永定河数十公里河道两岸，北京市规划了首钢南滨水地区、丰台科技园西区、长阳半岛、大兴滨水绿廊等十多个沿河经济发展区。

此外，永定河流域将加强土地储备，上述十多个沿河区域内，未来总用地面积将达5650公顷，建筑规模将达2000多万平方米。

这意味着，北京城区将向永定河流域扩张。北京市规划委主任黄艳对媒体表示，未来中心城将有多条公路、铁路和轨道交通通向永定河流域，北京长安街和一号地铁也在酝酿西延至永定河流域。

今年3月12日下午，门头沟、丰台、房山、石景山、大兴等北京永定河流域五区区长的手迭在一起，他们共同出席了永定河绿色生态发展带“五区”联席会。 有资料显示，各区均因此调整了地区规划和经济规划。

记者了解到，永定河工程虽然尚处于实施初期，沿河两岸土地价格已出现飙升迹象，房价亦水涨船高。

有地产专家认为，永定河治理工程尽管投入极大，但从带动整个西南五区经济角度来看，北京市政府并不赔本，仅地产升值一项，北京各级政府就将大赚。 四年之后，北京市人造永定河景观将粉墨登场。但愿，人们在为这条美丽人造河流发出赞叹的同时，还能记得它曾经自然、汹涌，而如今已经死亡。

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排名垫底 吃绿豆治病

特约中国青年报记者28日专稿，喜吹只吃绿豆、茄子就能治病的张悟本刚被戳穿，道士李一的行骗接踵而至。接二连三的荒唐闹剧折射出一个事实：我国民众的科学素质之低，令人堪忧。

中国第八次公民科学素质调查显示，到2010年，全国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比例为3.27%。这个数字意味着，每100人中，仅有3人具备基本公民科学素质。你具备科学素质吗 “来科技馆主要就是陪孩子玩，我都这么老了，上这儿玩什么呢!”中国科技馆入口处，孙女士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中秋节放假期间，她想让孩子从繁忙的作业中抽身出来放松一下，同时又可以增长见识，而去科技馆无疑是最佳选择。孙女士的儿子小文是北京市精诚文化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小文第一次来科技馆，看到大量新奇的展品，又开心又好奇，不停地问孙女士。

“狮子座流星雨是怎么回事儿？”“那个机器人是怎么才能跳舞的？”“这儿的高压放电为什么电不死人呢？”孙女士尽量回答着小文的问题，但时常被儿子问得语塞，只得参考展品介绍或是求助科技馆的工作人员。 科技馆一游，增长知识的不只是小文，还有孙女士——“我儿子一进来就问这问那，其实我对这里面的东西也不太懂，来之前我还以为自己挺懂科学的。”从科技馆出来，孙女士有些尴尬地说。

众所周知，科学素质是公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代人在社会生活中参与科学活动的基本条件。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一般指了解必要的科学技术知识，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树立科学思想，崇尚科学精神，并具有一定的应用科学处理实际问题、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即所谓的“四科两能力”。具体来说，科学素质包括掌握科学知识的多少、理解科学思想的深浅、运用科学方法的生熟、拥有科学精神的浓淡、解决科学问题能力的大小，综合表现为学习科学的欲望、尊重科学的态度、探索科学的行为和创新科学的成效。 科学素质调查是从美国开始的。

1979年，当时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公众舆论研究所所长的米勒教授开始尝试在美国国家公众科学素质的连续调查中建立对美国成年人（18~69岁）的科学素质评估体系。我国从1992年开始，通过抽样问卷的方法，几乎每隔两年都要进行一次国民科学素质调查，到今年已经是第8次。

国内的科学素质调查基本上沿用米勒教授建立的科学素质评估体系，从科学素质调查的国际标准题库中选择试题，同时根据我国近20年的调查经验，增加了一些更适应中国本土情况的试题，可以相对客观地测量出我国成年人的科学素质状况。

您听说过“酸雨”、“DNA”、“纳米”和“通货膨胀”吗？如果您听说过这些名词，对它们有哪些了解？“地球的中心非常热”、“电子比原子小”、“光速比声速快”、“抗生素不能杀死病毒”、“我们呼吸的氧气来源于植物”、“婴儿的性别由父亲决定”……你能判断这些观点是对是错吗？

记者拿到最近的科学素质调查问卷，发现在具体调查中，“科学”并不是供在神坛上，而是通过一道道生动的问题来体现。“这个调查看着挺有意思，并不是我之前想的那么枯燥”，孙女士看过这些题目后说。

中国科普研究所科学素质研究室的研究员张超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判定一个人具不具备基本科学素质，是由调查所体现的三个方面的内容决定的：公民对科学的理解，公民的科技信息来源，公民对科学技术的态度。

“调查是对这三方面取一个交集，每一部分都要答对到一定的比例。例如‘公民对科学的理解’部分有16道题，答对10道就被认为是合格的，三个方面都合格了，就可以说测试者具备了基本科学素质。”张超介绍说。

但是也有一些题目是有一票否决权的，比如在测试“公民对科学技术的态度”时，有一道题：“你是否根据生辰八字算过命以及您对算命的看法”，如果选择“曾经算过认为具有一定的科学性”，那么，即使他的其余问题全部答对，这个人仍旧不能算是具备公民基本科学素质。

2007年的调查数据表明，《科学素质纲要》的重点人群中，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为10.4%，城镇劳动人口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为3.0%，而农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仅为1.0%。

调查结果表明，公民科学素质城乡差别很大，城镇居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比例为3.6%，远远高于乡村居民的1.0%。而不同经济发展地区公民的科学素质水平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其中，东部地区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比例为3.9%，中部地区为1.8%，西部地区为1.3%。

张超向记者介绍说，从总体规律看，学历高的人一般具备较高的科学素质水平，但由于我国人群差异和地区差异比较大，也会出现学历高但科学素质较低的情况。“在我们的调查中，还有研究生学历的人，其科学素质还不如农民。从科学素质定义的角度上讲，这是‘授之以鱼’还是‘授之以渔’的问题。

国际科普理论学者也认为，掌握科学方法才是科学素养中最重要的内容。” 我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已经进行了近20年。根据《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2011-2015年)》(征求意见稿)中的数据，到2010年，全国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比例达3.27%，这个数字在2007年是 2.25%，在2003年是1.98%。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公民科学素质水平仍有较大差距。

早在1989年，加拿大公众达到基本科学素养水平的比例就为4%了。1991年，日本的比例为3%，1992年，欧共体的比例为5%。而美国在2000年时，公众达到基本科学素养水平的比例已经高达17%。

与2001年欧盟15国、美国、日本进行比较时，在对科学知识的了解方面，瑞典排名第一，中国名列最后。在对科学方法的了解程度上，中国也几乎排名最后。公民科学素质提高任重道远 专家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中国民众的受教育程度依然很低，导致科学素质总体偏低。同时，中国也缺乏专业的科普人才。

目前，承担科普重任的主要是一些科技馆、博物馆，但在农村地区，往往缺乏这样的条件。而许多科学家不仅自己不积极做科普，对于科学传播的态度也不积极。中科院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团长钟琪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北京每年有1000多名科研人员退休，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从事科普工作。

有很多人退休后，正是继续出科研成果的时候，可能没有时间、精力。而且，现在社会上有个认识上的误区，瞧不起科普，认为科研人员从事科普“没出息”，搞不了科研的人才搞科普。“实际上，这是关系我们民族未来的一件大事。搞科普很难出名，很难获利，但对社会的贡献却很大，没有人做科普启蒙教育，未来的科学家从哪儿来？”

尽管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发展起步比较晚，但近几年，国家对提高公民科学素质越来越重视。2001年，国务院批准了中国科协关于在我国开展“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的建议，并委派中国科协牵头，联合科技部、教育部等13个部门，共同推进这项超长期宏大计划的实施，力争到2049年共和国建国100周年之际，在我国实现“人人具备基本科学素质”。

“我们和其他国家的差距是数量级的差别，科学素质到一定的阶段，也就稳定了，而我们正在处于上升期。调查的目的不是比较高低，更主要是把调查数字还原到其他国家当时的发展的背景下。

譬如美国，在公民科学素质为3%时，社会是怎么样的一个背景，有什么相应的措施，对我们有什么借鉴意义。但具体怎么提高和促进公民科学素质，还需要更多、更扎实、更长期的努力，需要政府各个部门来支持。”张超说。

日本人买房如同找对象 中国人买房啃二老

特约新华社记者26日专稿，在和中国同为亚洲国家的日本，有一幢自己的房子同样是大多数人的“毕生追求”。然而，日本租房的人还是多于买房的人，其主要原因却不是大多数人所认为的高房价。
　　一位日本朋友告诉记者，人们并非不想买房，在日本一旦买了房，就拥有永久的居住权和土地使用权。以东京为例，市中心一套6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售价大概在1500万日元，月租金大概为10万日元左右，租售比在1∶150左右。从这方面看，买房比租房合算，不仅投资潜力大，每月房贷还款也与同类型房子的租金差不多。
　　但是日本人买房子还是很慎重的，通常是货比三家，有人甚至看房子看了好几年还无法定下来。这是因为日本人一般一辈子就买一处房子，一旦买下房子后又发现自己不满意之处，就像走进婚姻一样，后悔也来不及了。此外，买房子就算从银行贷款，自己也要交几百万日元的首付和手续费，这对工作数年的年轻人来说还是难以承受的。日本年轻人就算买房也不会伸手向父母要钱，这首先是一种习惯，同时还因为接受父母的资金要交“赠与税”，还不如自力更生。

同其他发达国家一样，日本的租房市场很健全。首先是网点多，几乎在每个车站旁都有房地产中介公司，有的车站周围甚至有十多家。此外，日本的租房服务十分正规。房地产中介行业的从业者必须获得不动产经营管理或者租赁住宅管理的认证资格，有严格的考核制度。而租房者必须有保证人，要填经济收入方面等资料，以防租房者交不出房租。房地产中介公司和房东若遇上租房者不交房租而逃走的，就会去找保证人。

　　日本政府还向民众推出一种无需要中介费和保证人的“公团住宅”，而且房租相对便宜。公团的出租住宅一般通过公开募集并以抽签的方式决定承租者。日本政府以此让中低收入者也能“居者有其屋”。

在衡量租房、买房哪个更划算时，国际上有一个通用的专业名词：“房产租售比”。所谓“租售比”是指每平方米使用面积的月租金与每平方米建筑面积的房价之间的比值。国际上一般认为，一个区域房产运行状况良好的租售比应该在1∶300至1∶200之间。也就是说，如果把房子拿去出租，至多300个月，也就是25年内就能收回购房款。如果租售比低于1∶300，那么房产投资价值很小，泡沫已经显现；如果高于1∶200，则表明房产投资还有潜力。

中国房地产市场坚挺的程度超出了大多数人的预期。两年来，国外媒体和分析人士不断高喊“中国房地产泡沫即将破灭”，然而在短暂回调后，房价掉转向上的势头更加迅猛，“泡沫破灭”的前景依然遥不可及。有专家认为，中国房市已难以用国际惯例来解释。

　　现在中国租售比如何呢？以北京为例，根据中大恒基市场部公布的数据，今年上半年北京二手房平均租售比突破了1∶400，达到了1∶402。以北京CBD区域一套总价值为150万的一居室为例，目前的租金为3900元，算下来租售比为1∶385，越过了1∶300的国际警戒线。部分区域一套150万元的商品房，月租金仅3000元，租售比达1∶500。

在上海，8月二手房成交均价在每平方米1.27万元，而平均租金只有每平方米每月53元，租售比1∶340。而在中国一些二三线城市，平均房价也达到了4000元的水平，但是一套100平方米的三居室租金每月仅500元，租售比竟然只有1∶800。

尽管租售比出现如此大的背离，购房人仍然乐此不疲地进场。专家告诉记者，除了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所制造的刚性需求外，越来越多的人追求的已不是租金收益，而是作为抵御通胀、短线获利的手段。“中国和其他国家不一样。”

业内人士表示，中国人买房子很多并不是持有获取租金收益，而是预期房价上涨再转手获利；而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吸纳了周边乃至全国的人来买房，房价上涨预期尤其强烈。一项对多家中介机构的调查显示，租售比这一国际通行的数据，在中国很少被购房人参考。

　　除了那些“更愿买房”的因素外，中国人还有很多“不愿租房”的理由。每年“3·15”权益日，相关部门公布的损害消费者权益案例中，有相当大的比重集中在房屋租赁市场。打开搜索网页，“房屋租赁陷阱”的相关条目多达20多万条。黑中介、假房东、二房东重重设卡，霸王条款、无理涨价、房租欺诈、不退还押金，圈套五花八门，租房者的权益经常得不到保障。在这种情况下，更多人宁愿买房而不愿租房。

女富婆凄凉入住老年公寓 其保姆拥百万财产

特约成都日报记者26日专稿，四川张素芬曾经是内江资中南园总公司总经理，公司资产逾千万；同时她还是原重龙镇西街居委会主任、支部书记、县人大代表；曾获四川省三八红旗手、四川省和全国先进居委会主任、全国优秀企业家称号，被誉为“中国的阿信”。

　　按常理，张素芬应该有一个幸福的晚年，然而，已过耄耋之年的她却选择住进了老年公寓；而仅给她做了3年保姆的中年妇女陆正华，却通过张素芬的“遗赠”，拥有了好车和两套大宅。

　　张素芬没有子女，老伴也于1993年先她而去，平常生活都是她的企业职工和街坊友情照顾。

　　2005年下半年，已经78岁的张素芬身体不怎么好，经常生病，记忆力有所减退。

　　这时，资中重龙镇后西街九组的中年妇女陆正华，认识了张素芬。
　　街坊们介绍，陆正华当时只是一个走家串户推销保健品和按摩器的推销员；她知道张老太无儿无女且身家不菲，于是每天两次到张素芬家帮忙按摩，给张素芬留下了好印象；后来她认张为“干娘”。

　　“她接近张素芬，目的让人起疑。”街坊们说，“她连自己亲生母亲都没有服侍好，还来孝敬‘干娘’？”

　　2006年3月，陆正华把原来照顾张素芬的人遣走，自己住进了张家当起保姆。随着时间推移，张素芬被陆正华照顾得心情愉快，成天笑呵呵的。

　　半年过后，陆正华开始掌管张素芬的现金、存折，甚至连南园总公司的公章、房产证、土地使用证及张素芬的私章，都由她一手“打理”。

　　2006年9月29日，张素芬将南园位于重龙镇西顺城街66号、面积达226.06平方米总公司的房屋，卖给陆正华，双方议定价11.7551万元。

　　合同载明：陆正华必须于9月29日前一次性现金付清购房款。
　　合同申请书有张素芬的“签名”，出售方签字处加盖“四川省资中县南园总公司”公章和“张素芬”印章；而购买方有陆正华签字和手印。

　　随后，陆正华将这个面积226.06平方米的大宅过户到自己名下，可自始至终并未按合同约定付一分钱。

　　2007年12月11日，陆正华和张素芬签了一份“遗赠扶养协议”：“乙方已扶养甲方两年多时间，现经甲、乙双方平等协商，就遗赠事宜达成如下协议：即将张素芬某实业公司原始价值达3.5万元的股票、位于成都市某公司合作开发的金洞子生态麻竹地及其项下的权利、银行存款和签订协议后新增财产在甲方死后赠送给乙方。”协议还以打括号重点方式载明：“位于重龙镇西街A区8楼1-3房屋，重龙镇西顺城街66号房屋，产权证号200605225已赠与给乙方”。此外该协议还载明“甲方的债权20000元，赠与给乙方，债务人余科，借款到期后由乙方负责收取所有”。

　　2007年12月5日，资中县南园公司改制。公司为报答创始人张素芬，在某银行资中县支行为其存入现金100万元，密码由相关人员刘常炳掌握，存折给了张老太，目的是保护神志欠清醒的张素芬财产安全。至少要有刘常炳等两人以上，才能取到这笔巨款。

　　出人意料的是，2008年2月20日，陆正华带着张素芬的公章、身份证等相关物件，来到银行以密码挂失的方式，将100万元转存同一银行；9天之后的2月29日，陆正华在银行挂失成功，签字提取了40万。随后，她买了一辆价值31.246801万元的豪车，车牌为川K1A289；又花1.502万元做了汽车雨棚，用于放车。

　　保姆陆正华成了富婆悄无声息，但张老太变成穷光蛋的消息却不胫而走。
　　张素芬的亲妹妹张素清，与众街坊、南园老职工暗暗调查得知，陆正华现今身家百万，渠道就是当保姆。

　　2009年12月7日，资中重龙镇西街社区五十多名街坊、张素芬的职工和亲友，联名起诉，要求资中人民法院判定“诈骗人”陆正华返还张素芬的一切财产。

　　他们认为，陆正华在“房地产转让申请书”上伪造张素芬签名、擅自加盖南园公司公章和张素芬的私章，是欺诈行为。

　　然而，记者在采访陆正华时，她却表示：“想把老娘(陆对张素芬的惯称)整死害死的不是我，而是张素清他们。”

　　陆正华表示：“自己从来没有要过房子，这房子是张老太非要送给自己不可。”而且是反复三四次要求后，她才“勉强”答应接手房产。

　　张素芬现已没有民事行为能力，妹妹张素清老人作为代理人，与陆正华打起了官司。

　　今年2月8日，资中县法院审理后认为，张素芬与被告陆正华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有效，但因被告在履行协议时，于2008年2月29日取款40万元，用于购车及其他消费，其行为违反了《继承法》遗赠扶养协议中关于接受遗赠应当在被继承人死亡后的法律规定。

　　为此，根据《继承法》的规定，判决“解除张素芬与被告陆正华的遗赠扶养协议；由被告陆正华在判决生效后10日内，退付原告现金40万元”。

　　一审宣判后，陆正华不服，向内江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

　　今年5月12日，内江市中级法院通过审理，维持一审判决“解除原张素芬与被告陆正华的遗赠扶养协议”，撤销一审中“由被告陆正华在判决生效后10日内退付原告现金40万元”。

　　6月28日，记者在张素清家里，见到了张素芬老人。她目光散乱、迷茫，说话有气无力，吐词不清；在与老人的交流中，她已经无法识别多年的老同事，甚至亲妹妹，至于自己曾拥有的房子和钱等财物，老人更是前言不搭后语。

　　随后来到曾属于张素芬的重龙镇西顺城街66号大宅，而今这里已经是陆正华的居所，铁门紧锁，透过栅栏，可看到一辆车牌为川K1A289的小车，打磨光亮，停在一座崭新的雨棚下。

　　按照二审法院的生效判决，位于重龙镇西顺城街66号房屋，既然被解除了遗赠协议，就应该返还给张素芬，但仍由陆正华一家住着。

　　8月30日，记者采访了本案一审法官、资中法院民庭庭长张小军。
　　张小军说：“这个案件，社会关注度大，我们非常慎重，通过缜密调查了解，经审判委员会研究，最后做出了判决。”张小军说，张老太的一套位于重龙镇西街1楼97.4平方米的房屋已经过户到陆正华名下，而张家人已经没有办法证明当时张老太是否是出于自愿，所以房屋请求没有得到资中法院的支持；而陆正华挂失密码取走老人40万买的轿车落于自己名下，由于陆正华没有证据证明是张素芬赠与自己的，所以陆正华理应退还给老人，并解除张素芬与陆正华遗赠扶养协议。

　　8月31日，记者来到内江市中级法院联系采访此事，未果。

　　9月15日，钟代、朱素芳、李贤芳、罗开仁等街坊、南园公司老职工，再次找到记者，表示将与二审法院判决生效后仍不退还给张素芬房屋的陆正华，再次对簿公堂。

内蒙古女子非法吸储7.4亿元被起诉

特约呼和浩特日报记者26日专稿，由于资金链断裂，4亿元财富瞬间蒸发，被骗的大都是妇女、老人、学生，甚至还有拾荒者。中秋节前夕，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警方侦结一起涉及金额高达7．4亿元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当地有名的“富姐”石小红等5人被移送检察机关起诉。

石小红是怎样给当地群众编织“暴富神话”的？受骗群众为何“托关系”借钱给她？她构筑的金字塔式“高息放贷”链条又是如何崩溃的？揭开这起巨额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内幕，让人清晰地看到，在部分经济快速发展地区，不少居民因理财渠道少、风险意识差屡屡被骗，陷入生活困境，这对如何加强民间借贷监管提出了新要求。

今年42岁的石小红曾是一名纺织女工，案发时为鄂尔多斯市凯信至诚商贸有限公司董事长。据鄂尔多斯市东胜区警方透露，从2006年底起的三年里，她以2．5％至4．5％不等的月利率，累计吸收民间资金7．4亿多元，案发后能够追回的仅为3．41亿元。突然蒸发的4亿元财富中，多数是妇女、老人“压箱底”的钱。

是什么让当地群众把多年积蓄砸给一个纺织女工？于女士与石小红是中学同学，2008年初她首次借给石小红10万元，月利率3％。她说：“石小红挺守信用，以前按月结利息。”高利息刺激了于女士牟利的冲动，随后她不断以低息向亲朋借钱，贷给石小红吃利差。直至案发，于女士已向石小红放贷619万元。

“暴富梦”破灭后，她哭着说：“其中565万元，是我以月利率2．5％向20多位亲友、同事借的，砸锅卖铁也还不起啊！”“在东胜区的民间放贷市场，妇女可谓 一手遮天 。”鄂尔多斯市交通局原副局长肖亦浓说：“这些妇女，包里揣个计算器或本子，二指宽的一张欠条，就敢把家底儿兜给人家。”东胜区警方的调查显示，石小红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的债权人84％是女人，其他账单虽然登记的是男人和孩子，实际操控者也大都是家里的女主人。

50岁的贾女士，家里虽不富裕却也生活安稳。看别人放贷挣钱快，她竟然想出了贷款放贷的主意：2008年1月，她通过住房公积金贷款15万元，买车按揭贷款10万元，以3％的月利率贷给石小红。随后，又有6位亲友在她的示范下，把185万元投了进去。利息收入让贾女士一家快活了一阵子，案发后她家骤然陷入困境。

更令人吃惊的是，石小红被警方采取强制措施后，仍有一些当地居民认为“她绝对能出来”，依然敢把家底掏出来。去年9月6日，有位女士瞒着丈夫，把要买房的60万元，托关系贷给石小红。而此时石小红已“进去”一个多月了。

这位女士哭诉：“丈夫至今蒙在鼓里，我该怎么办啊！”

　　为了“借钱”给石小红，有人甚至要托关系。70岁的刁女士，在高利率诱惑下，自作主张卖了留给孙子的一套30多平方米房产放贷给石小红。“当初还是托人找关系放贷的，一家人都不知道，我后悔得整夜睡不着觉！”记者了解到，石小红案发后，到当地警方报案的受骗群众已有330人，其中个人放贷额最多的为6700万元，放贷者中竟然还有一位拾荒老人，金额为1万元。

记者梳理发现，石小红构筑的“财富网络”呈金字塔式结构，就像传销组织，有明晰的“上线与下线”链条。曹丽琴借给石小红6700万元，她是这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中的最大掮客。她的“下线”有220多人，她的婆婆、亲友、邻居、同事又在她的线上发展了“下线”。依靠借款吃利差，曹丽琴由下岗女工摇身变成“富婆”。曾为她吸金跑前跑后的丈夫，也被她“炒了鱿鱼”。

案发后，曹丽琴由于无法向“下线”兑付本息，众多“下线”开始集体上访，一度成为当地的不稳定因素。今年8月，曹丽琴与前夫王勇明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警方刑事拘留。东胜区公安分局经侦大队长高旭明说，石小红起初只是经营出租车、货车等小项目。

随着老百姓的钱“滚滚而来”，她投资的手笔越来越大。2006年，她投资约300万元在东胜区购买了70亩土地，倒手获利700余万元。除了买地，石小红大肆“炒房。近三年来，她相继在北京、呼和浩特等地购置了43处房产。

在北京朝阳区、海淀区等地，她购买的9套高档房产，面积从146平方米至299平方米不等。据警方证实，石小红仅房产、股权和奔驰等车辆的投资多达1．43亿元。调查发现，石小红的大量房产、股权和豪车投资，因为规模过大，还未产生有效收益，就被过高的利息和债务压力挤垮，使她不得不拿所借的本金垫付。

同时，她盲目外借或投资给其他人的大量资金也难以收回。石小红曾向东胜区王某投资2600万元，至今还有1100万元本金未收回。她还借给呼和浩特市居民徐某800万元，仅追回200万元。近三年来，石小红频繁与他人相互拆借资金，案发时呆坏账已达9481万元。

大量投资难以收回，但每天却要向外支付高额利息。从2007年至案发时，石小红向借款人支付的利息超过4亿元。有关账单显示，在非法吸金的高峰期，她一天竟支付利息200多万元。由于恶性循环，最终走向崩溃。

鄂尔多斯市一些被骗群众说，近些年来通过卖地、拆迁、挖煤 当地不少人转眼变成了富翁。看着账户上突然出现的“天文数字”，一些人除了买豪车、置房产、搞娱乐 不知道如何理财，于是便把“来钱快”的地下放贷当作“最佳投资渠道”。

鄂尔多斯市金融监管部门估计，在东胜区60万人口中，民间放贷规模达300多亿元。近两年来，受金融危机影响，民间借贷风险凸显。仅2009年，当地政法部门就接报民间借贷案600多起。东胜区政府部门一位年轻人说：“在这里不外放高息借款，会被人笑话。”他上高中时，班里就有5名同学凑出5万元“押岁钱”借给放贷人。

由于短期内地下借贷的“造富效应”，许多群众风险意识“钝化”。多位被石小红套牢的借款群众对记者说：“这么多人参与放贷，出了事政府肯定会管。”放高利贷时怕政府监管，亏了本钱想起了政府。

这种心态折射出一些居民风险意识、法律观念之淡薄。针对这一现象，内蒙古自治区金融工作办公室副主任李毅刚表示，为了给“地下放贷热”降温，地方政府努力向公众警示民间放贷的风险，引导群众放弃“暴富心理”，回归投资理性。同时，近年来鄂尔多斯市还加大金融机构的引进力度，并批准成立小额贷款公司81家、典当行23家。但这些仍是杯水车薪，地下放贷活动依然活跃。

内蒙古大学教授梁荣等专家认为，越来越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暴露了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监管明显不到位。“石小红在长达三年时间里，非法吸金7亿多元，涉及群众数百人，监管部门哪里去了？为何总是等到群众遭受严重损失才有人管？”为此，专家呼吁国家有关部门进一步规范民间借贷活动，创新机制、完善机构，尽快提高对民间借贷活动的监管能力。

舒淇不介意当"花瓶" 称没有三级片哪有现在

特约北京娱乐信报记者24日著名三级片演员舒淇专访，尽管舒淇也拿过金马影后，但是她的性感和美丽似乎总是盖了她在演技上的风头。《无间道》导演刘伟强曾经说过，“舒淇做‘花瓶’，没什么不好啊。”能当“花瓶”当到一线女星，并且还能让男人和女人都觉得养眼的，目前华语影坛里的女星里，可能唯有舒淇可以做到。被问及靠三级片成名的出身时，舒淇却十分坦然和淡定。

　　　　记者：你在刘伟强的电影里多是以“花瓶”形象出现，对此你怎么看？
　　舒淇：我在刘伟强的电影里戏份基本是不多的，但是刘伟强懂得给演员发挥的空间，我塑造角色的空间还是蛮大的。而且跟他合作很好的，爱怎么演就怎么演，他从不会给我规矩方圆。何况他的镜头运用又那么好，会把我拍得很美。我当初进娱乐圈就是刘伟强和文隽面试我的，他是看着我这么多年如何成长起来的，已经对我了解到连我的眼睫毛有几根都知道，熟知我的脾气、个性、演戏的方法，所以他总是会找出我不同的各个方面。

　　记者：《陈真》是你继《天堂口》之后再度饰演上世纪大上海夜总会的风情歌女，有什么不同的感觉吗？
　　舒淇：其实刚开始我是不想接这部电影的，主要是我对时代片有蛮大的抗拒，在《天堂口》里的造型我并不喜欢，我就是现代人的样子，总觉得自己烫着头发什么的看起来感觉怪怪的，在这方面我是比较抗拒的。但是因为刘伟强一直以来对我都非常好，他又跟我说这次拍摄的时间也不长，我就答应了。

　　记者：在《精武风云·陈真》里你包揽了三首歌曲，反响不错，想过出专辑吗？
　　舒淇：最主要还是因为角色是歌女，不得不唱。其实原本我是想找别的歌手来唱的，但是刘伟强说不如你尝试一下，我是不好推脱他才去录的。其实很久以前有想过出专辑，但是现在完全没有这个想法了，我觉得歌手的宣传、工作不是很适合我。再说，我又不是王菲、那英，干嘛要出唱片啊。还是多一点时间给自己的生活吧，想唱的话去卡拉OK就好。

　　记者：很多女演员都很想演大上海的歌女的，认为会有很大的突破空间。
　　舒淇：我长得就是现代人的样子，不喜欢具有时代感的造型，同时也正是因为太多人演了，所以接这样的戏我必须要不断找理由说服我自己。但是我心里会想，舒淇都演了那么多年戏了，演什么大家没看过？可能会有很懒惰的神经在我的身体里面吧，对这种尝试没有冲动。　　

记者：但是现代戏你已经演了很多了，难道你就不想多些尝试吗？
　　舒淇：我拍戏不会首先去想尝试新鲜的角色，我是看心情的，我在意的是我跟这个角色的灵魂有没有共通之处，如果自己没有被带动进去，我自己会觉得不舒服。

　　　　记者：你现在介意别人说你是拍三级片出身的吗？
　　舒淇：从出道到现在，我就完全没有介意过。没有经历过那些哪会有我的现在？这倒不是说感激的心态，因为这就是我经历过的一个过程。我不但不会否认过去，还会欣然接受。　　

记者：当时接拍三级片就是为了赚钱吗？
　　舒淇：就是为了赚钱，很直接的想法，根本没想过进演艺圈。开始是拍写真集，当时很小啊，人家说你很漂亮，就很容易被人家说服。

　　记者：你是拍三级片出身的女星中转型最成功的一个，前后心态有变化吗？
　　舒淇：我的心态完全没有变化，是因为一开始我就没想过要做一个成功的演员。其实我跟张国荣拍《色情男女》也是三级片啊，但是同样有很大的发挥空间，我也很感激能有这样的机会。

　记者：你也多次表达过对爱情生活的向往，目前感情生活仍是一片空白，是因为你比较被动吗？
　　舒淇：一方面是没时间，感情必须要建立在一个有时间相处的基础之上吧。另一方面演员这种职业原本就给人一种虚无缥缈的感觉，谁会觉得找演员有踏实感？

　　记者：嫁入豪门是不是你的目标？
　　舒淇：我自己是没有这种想法的，但是很多事情都没有一个绝对，你现在想的不一定就是以后会有的。

　　　记者：你向往张曼玉现在的生活吗？
　　舒淇：我不向往。她不喜欢让人家控制，喜欢有自己的主张，我欣赏她的个性和生活。但是我比较偏爱演戏多一点，会在演戏和生活中取一个平衡，不会像张曼玉那样毅然决然淡出娱乐圈。

　　记者：你的美丽、性感总是让人忽视了你的演技，对此你怎么看？
　　舒淇：无所谓。一出道我就不会演戏，连什么叫电影我都不懂，更没想过当个演技派。其实先靠我的外表和样子来吸引导演和观众的目光，这没什么不好，不过我很幸运，一路不断有很好的导演来找我拍戏，让我可以不断地积累经验。但是如果观众看到的只是我性感的外表我也无所谓，也不会介意人家评价我的演技好不好，我介意观众是否喜欢看我演戏，如果看到我还是觉得会开心就OK。

　　记者：你有没有想过像纯情“花瓶”还能演多久？
　　舒淇：这个对我来说也无所谓，至少你演一个“花瓶”也要是个好看的“花瓶”。我不会介意戏份多少，关键看自己有没有进步，哪怕有一点点就够了。我很喜欢《The Hours》（《时时刻刻》）这部电影，非常喜欢那三个女人的戏，像梅丽尔·斯特里普出场了仅有5分钟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个才是我想发展的方向。

　　记者：会不会在以后多接一些成熟的角色？
　　舒淇：我从不会刻意去接演什么样的角色，我自己很喜欢演傻大姐这样的角色，只是不会再去演18岁的傻大姐。虽然很多人会说对舒淇来讲这种角色是驾轻就熟，但是我喜欢，也会让很多人喜欢。

　　记者：接拍侯孝贤的电影会有不同的感受吗？
　　舒淇：接他的戏是很痛苦的事情。他的电影属于精神层面上的表达灵魂的东西，而且他要求演员24小时都要在同一个状态之下，这对演员来说是很痛苦的，尤其是像我这种希望私下有自己生活的人。我跟张震拍《美好的时光》时，侯孝贤导演会说你们片中是情侣关系，所以私下你们也一定要多多互动，寻找到默契。我跟张震是很熟的，但是私底下我们不会约，但侯导会说你们应该去约会。

　　记者：这么说你跟张震的绯闻是侯孝贤“制造”出来的啊？
　　舒淇：没有没有。（我是开玩笑的）好吧（笑）。

全民作假--中国之痛 民调显示99.5%在作假

特约中国青年报记者22日专稿，有人表示，“全民遇假”的背后是“全民爱假”甚至“全民造假”。上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再次针对“作假”话题，通过网络对2485人进行的调查显示，78.8%的被调查者认为作假已成中国之痛，全社会应该对作假“零容忍”。99.5%的人承认曾参与作假。

北京市某高校硕士研究生李大伟最近在准备一篇论文，查找资料时他发现不少数据都对不上，“有关能源消耗的数据几乎一本书一个样，也不知道该信哪个。” 李大伟说，如今在学生中，花点钱找论文代理公司“帮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还有一些老师为了评职称竟然也去找代理公司，真不可思议。”

本次调查显示，99.5%的人承认自己参与过作假，其中35.6%的人“曾有意参与”，36.3%的人“曾无意参与”。

“对于作假行为，不能单一地看，这是整个社会链条出了问题。”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团长邱宝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很多人觉得成功就是有钱有权，于是为了追求财富地位不择手段，不惜投机甚至违法。他举例，不少女孩子认为背名牌包就是身份的象征，可她们的收入又达不到买真货的水平，在爱慕虚荣的心理支配下，就去买假包。

调查中，60.2%的人认为是由于“以财富论成败的价值观过于盛行”；60.1%的人表示是“作假的巨大利益充满诱惑”；56.0%的人认为是因为“作假者受到的惩罚过轻”；49.8%的人判断是“公众人物作假带来大众跟风”。还有44.6%的人表示，正是因为人们普遍爱虚荣，才导致种种“假”现象层出不穷。

“在当今社会，成功压倒一切的价值观下，人们普遍缺少约束和敬畏之心。”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于海指出，中国传统上是一个熟人社会，如果作假，口碑不好，就会失去支持，在特定的社群中混不下去。现在进入一个开放、流动的社会，作假带来的风险越来越具有隐匿性，人们就会缺乏畏忌，面临利益诱惑时，难以坚持诚信。

65.8%的人容忍作假是“担心举报没用”。从事销售工作的范先生经常出差，他发现国内城市都有一些相同的“伤疤”：比如到处都是办假证、卖假发票的小广告。火车站附近，经常有人兜售假发票。范先生收到过类似的广告邮件，还曾向有关部门转发过，但没回音。

钓鱼岛事件中共在做给13亿人民看 表明爱国

特约瞭望杂志记者21日央视评论员周庆安专访，近日就中国渔船在东海钓鱼岛附近海域与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舰相撞一事，中共官方采取了强硬态度与日方进行交涉，并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致使双方关系迅速恶化。

据悉，9月18日，北京、上海、深圳、香港、沈阳等地乘“9．18”事件79周年之际举行了反日示威游行。要求日本释放因钓鱼岛撞船事件被扣留的中国渔船船长詹其雄，并高喊“日本人滚出钓鱼台”、“没有日本侵华，就没有中共的存在”、“美国人滚出亚洲”等口号。

虽然中共当局对这次反日示威持“默许”态度，但纵观18日各地的示威活动，当局实际上对这波反日浪潮采取“小范围许可，大规模打压”的策略，即只让小部份抗议者出面，禁止有影响力的人士和组织参与。对于中共为什么超高规格的对待钓鱼岛撞船事件，今天我们就请著名央视评论员周庆安先生来谈谈这个话题。

记者：周先生，您好！就中国渔船最近在钓鱼岛与日本海上巡逻舰相撞后，中共反应非常强烈，每天都有高官出面与日本交涉抗议。相比之下，前几天在菲律宾发生的杀香港人质事件，中共并没有向菲律宾政府提出抗议，所以给人感觉是中共的态度非比寻常，您是怎么看的呢？
周：这次它对日本这样闹得很大，我想最主要原因它是做给自己老百姓看的，并不是做给国际上看的。它在国际上它还要假装很文明很讲理。但事实上，因为过去共产党宣传民族主义已经太厉害了，而且它宣传的民族主义里面日本是一个替死鬼。因为日本有八年的侵华战争，所以中共动不动就把这个历史问题拿出来，这个最容易煽动老百姓的民族主义情绪。

我看到人家如果发生什么纠纷，没有必要每天有一个什么官员出来闹，这个所以就是表演，它表演性太强了。他跑出来几个人，一个副部长，部长助理、大使、发言人，还有一个部长也出来了，最后是一个管外交部的国务委员，简直是每天出来一个，层次是越来越高。而且开始是交涉，后来是抗议，而且国务委员戴秉国出来时是凌晨接见日本大使。

你除非是救人嘛，这个人马上就要被枪毙了，我凌晨来接见你，赶快救人。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嘛，你到明天八点钟再见，难道就来不及就出事情了么？所以根本就是故意做出来的，我就想这做出来干嘛呢？ 就做出来给老百姓看，我是爱国的。

奇怪！你是不是爱国，老百姓平时看就可以看到了。你在这个时候表现爱国，就是说明老百姓平时认为你不爱国，所以它在这个时候他才有这样表现，它紧张得不得了，表示非常爱国。我觉得它非常可怜又可笑。也说明它平时根本就不爱国。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反映了中国内部一些我觉得反而是种不稳定的因素。你刚才谈到菲律宾，那个事是属于菲律宾政府处事不当，但是中共一直谴责凶手，从来就没有谴责政府。

但是还有一个更严重的是去年二月，有一艘香港渔船，香港是中国的啦，在西伯利亚海参崴附近，被俄国的军舰用炮打了很久，才把它击沉，结果有七名中国船员失踪，失踪就是掉在海里死掉了。结果不但不认错，而且把那个船长抓起来要起诉。中共大概只交涉了一次到两次，没有抗议，七条人命啊。而且把一艘船打沉。为什么呢？因为中共一直在拉拢俄国共同来反对美国。所以它就不是真的所谓重视人命，或者是重视这个什么事件本身，而且完全作政治操作。

中共要让这个事情达到什么目的，它就从事操作。象俄国，如果搞得太过分了，将来俄国不卖武器给中共，俄国就不会跟中共联合来反对美国。所以它死到几十个人、几百个人它都不会管的。

我们看到俄罗斯什么圣彼得保啊、莫斯科许多华商，中国商人不是经常受到那边政府的欺负吗？就是把商场东西封掉了，抢掉了，烧掉了，人都被杀掉了，中国政府从来就没有什么抗议。但是日本只是说抓你，而且抓得很有道理。你撞了我，我把你抓起来审讯，看到底错是不是在你，日本的巡逻艇也可能有错啊。所以说经过审讯、经过一个法律程序来决定，结果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想这个是很合理的事情。所以根本就是中共政府有意操作。

但这种操作本身我也觉得刚才讲得很可怜，就是中国政府现在没有威信，它要这样子操作来让老百姓认同，哎呀，我们共产党其实是很爱国的。

记者：我看网上有人说这只渔船不是普通的渔船？日本是不是怀疑这只船是…?
周：撞船的那个船的船长，据说是共产党干部。香港来台湾的那些渔民，面对台湾那些许多保护渔民的船，态度非常嚣张。根本就是我有中共支持，你又敢怎么样，就是完全那种态度。

最近两岸之间，台湾跟中国之间也发生一些冲突的。就台湾的媒体报道，8月下旬就发生了两宗。就中国的渔民到台湾这里乱冲，态度非常嚣张。所以呢它到日本这样做，我也完全理解。它根本就是觉得中国现在强大了，全世界都是它的了，它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中共那些将领不是一会要给美国立规矩，一会要把美国收购。好像全世界都是中共的领土一样，我中共有钱，有武力，你不听话我就打你，我就买你，所以这种态度非常地傲慢，非常地骄傲。如果将来中共真地成了世界第一大国，我看全世界都要变成它的殖民地了。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可怕。所以现在我觉得是一些中国的周边国家，其实包括美国、俄罗斯，现在其实在已经悄悄地联合起来，要对付我们中共这个霸权。

另外那个戴秉国国务委员抗议以后，日本不是说没有妥协，它把其他船员都放了。把那个船长就留下来了，我觉得这个做法是又灵活、又坚持原则。但中共还是不满意，要全部放回来，就是它对，日本错。因为那是中国的领土。

我觉得这个说明共产党其实很虚弱，而且它操作的本身，它一方面要装得很强硬，一方面又不许老百姓去保钓，那些保钓船要出海时被禁止。香港没有明确禁止，但香港要去保钓出海时它就说，你这个船商不能出海，为什么呢,你的船上有老鼠。我们政府要去查，帮你灭鼠，所以暂时不能出海。结果那些香港的保钓人士就跑到台湾来，结果台湾政府配合，它不让香港人去保钓，但是允许台湾人去保钓，派出好几艘台湾的巡逻艇去保护他们。然后台湾政府很得意说，那边是我的领土所以我要保钓。

365天你为什么不在前几天保钓，为什么是中国跟日本发生冲突了以后你才出来保钓？365天你每天都可以保钓嘛，这说明台湾马英就政府在完全配合中共。就象这些有争议的领土大家都可以讨论嘛，为什么一定要用这种冲撞的方式来解决呢？这样本身只是增加东亚地区局势的不稳定。

记者：我看有媒体报道说，9月18日在中国一些大城市的反日示威是在中国政府批准下而进行的。
周：所以在里边就看得出什么是不允许，什么是允许，既然是允许，那这个等于不是民间组织的，而是官方的嘛。是官方支持的。真正是民间组织的它就控制不了，它就不会让你弄。这个当然就是用来向日本施压。因为中国老百姓有几种。这样讲要么是顺民，要么就打砸抢。打日本人，打日本商店。天津已经发生了，日本学校已经被袭击了嘛。还有一些餐馆有什么日人和狗不能入内啊。既然过去你说华人与狗不准入内是侮辱中国人，那你现在何必又说日人与狗不能入内呢！就完全用煽动民族主义情绪。这是中共政府有意煽动的，让你日本人害怕妥协。

象上海前几年不是有一个姓唐的25岁青年就把他抓起来。那个25岁的青年不过是拿石头丢过去，又不是为首的，为首的就共产党嘛！中共就故意放你去搞暴力，然后再把你抓了。让外国人看，我是反对暴力的。谁搞暴力谁倒霉。但却达到中共政府的目的。所以共产党就是以前它讲群众运动，其实我们认为它不是群众运动，而是运动群众。

中共专门会搞这一套，就像它对美国前一阵子凶悍得不得了，现在又低声下气，接受美国的条件。现在胡锦涛要访问美国，所以人民币又升值了，这是美国的要求。中共一再叫不在压力下怎么样，结果还不是人民币又升值了？！所以共产党就是一个死要面子、又死不认错的执政党。

这里还有一个党内斗争问题。如果你胡锦涛不表示强硬，什么党内另外派江泽民就说，你现在什么软弱了，什么汉奸啊，所以他也非得强硬不可。除了给老百姓看，也是给党的另外一派来看。因为马上中共要开五中全会了嘛。肯定这个五中全会里边也有一些人事，也可能讨论到18大人事安排，所以胡锦涛一定要表示我是真正最正统的、最爱国的，你们不能奈我何。一定要做出这种表现。所以这就是很复杂的政治因素，就一定要把这个矛盾以左的面目来处理这些问题。

记者：根据您刚才的分析，也就说，中共在处理钓鱼岛撞船事件上另有复杂的政治因素，那怎么样才能让中国民众了解真相呢？

周：其实现在老百姓知道得越来越多，这种事情在网上面现在议论都不象以前。以前这种事情都是一边倒的，现在就是有些不同意见。不要说钓鱼岛。前一阵子跟美国所谓军事演习，公开有不同意见，比如说美国航空母舰应该在哪里演习，网上面就说是赞成最多的地方在中南海，让美国进去到中南海演习。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现在网民都不完全听你的话。

还有解放军一个军事学院的教授根本就反对中共为朝鲜跟美国去冲。他都敢出来公开写文章发表啊。这就说明现在不同的意见越来越多，共产党的控制力越来越弱。现在就反对政府声音越来越多。

中国有4亿的网民。只要里边有1亿是反对政府的，你想这个对它来讲多可怕了! 而且敢讲话的越来越多了。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老的一辈都被共产党整怕了，现在年轻一点的才不理你共产党。也不理你什么红色恐怖。为什么共产党政府现在越来越紧张，对媒体控制越来越严？就是它也知道自己越来越难控制局势了。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应该怎么看整个中国的发展。

李亚鹏谈夫妻情 我爱女儿等于爱她

特约中新社记者21日巴黎专稿，由张一白导演，李亚鹏、徐静蕾主演的电影《将爱情进行到底》正在法国波尔多热拍。身为演员兼投资人的李亚鹏在波尔多接受了来自内地的少数媒体专访。他一见到大家就开玩笑说：“终于见到来自祖国的亲人了！”

　　那天，波尔多天气骤然转冷，北风肃杀。采访在波尔多一个酒庄的草地上进行，风景怡人，加上有红酒和香槟相伴，李亚鹏的状态十分放松。他毫不避忌地谈起 他 那位著名的“老婆”———王菲。这个大家原本以为很“敏感”的话题，他此刻说起来却前所未有地坦然。

　　说到丈夫的角色，他屡次说自己：“要学会站在她身后”。或许，这就是他所说的：成熟了。毕竟，如今的他，已经不是12年前那个愣小子“杨峥”了，而是要为一个11口大家庭负责的丈夫、父亲。

记者：《将爱》是爱情命题，从电视剧到电影，中间隔了12年，你对爱情、感情的看法有什么变化？
　　李亚鹏：说那时候的杨峥和现在的杨峥吧，那时候的杨峥肯定认为爱情是他生命的全部，年轻的时候我们都会这么认为的。但是随着个人的成长，你慢慢地会发现，其实生命中还有很多同样，至少是同样重要的事情，生命的意义或者价值不完全是在爱情上的。但是正因为这样，现在会更加怀念曾经那种无畏的爱情。

　　记者：婚姻与爱情有什么不同？
　　李亚鹏：很现实的不同。最简单的一个观点，我觉得爱情可以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甚至可以只存在于一个人当中。这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比如说一种隐藏的爱慕其实也是爱情了。但是婚姻会复杂很多，涉及到双方的父母，家庭，包括自己的孩子了，我觉得婚姻比爱情要复杂得多。所以到了婚姻阶段就很容易出现危机，很多电视剧都在讲这个话题。

　　记者：作为普通人来说，要把爱情进行到底都是一件很难的事，对于你和王菲两个这么有名的人来说，更加难吧？
　　李亚鹏(笑)：这确实是一个有意思的事。包括我到了法国，人家介绍我说，这是李亚鹏，中国的Superstar，他太太也很有名。连他们都不忘补充一句……这是一直要面对的情况。

　　记者：名气不如自己的太太，压力大吗？其实大家还是很好奇你是怎么当王菲的老公的？
　　李亚鹏：就是学会站在她背后，这是一个挺难做到的事情。有时候忍不住还想往台前站一站，马上觉得还是应该站到背后，才是一个更合适的位置。嗯……不光学会，还要真正地接受这样一种现实。

　　记者：你几次说自己是个传统男人，这样的家庭关系对你来说是不是蛮难习惯？
　　李亚鹏：确实发生在演员身上是蛮难的。但是发生在我身上相对来讲，会好一点。因为我不是艺术家。我不是说我现在多么成熟，只是说逐渐在成长吧。我今天也有条件可以不为了生活或者别的，非得去演戏。

记者：事业之外呢，想知道你是一个怎样的老公？
　　李亚鹏：其实我还是一个很传统的人。传统的男人怎样算是给女人幸福呢？这是一个变幻莫测没有答案的事情，因为女人的要求也是变幻莫测，不可能百分百去满足。我想是不拘小节吧，其实这个男女都一样。女人对男人的期盼，当然是对孩子和老人好，说到底大家还是人嘛，最重要的就是家庭，男人怎么给对方这种安全感，很重要。我们现在就是大家庭，一出门恨不得举个旗，11个人的大家庭小社会,要给整个大家庭一种保障和安全感，这个比较重要。你说平时两个人争议也好，有些小摩擦也很正常，这些并不是最重要的。

　　记者：女儿呢，现在你生命中有两个重要的女人。
　　李亚鹏：我确实很爱女儿，我们是可以眉目传情，当然是父女间的交流，其实两份爱一点都不矛盾，父亲爱女儿，在妻子眼里也是爱她的表现。

　　记者：你说你要站到背后，但外界的感觉是，在王菲决定开演唱会之前，这些年她一直是站在背后的那个。
　　李亚鹏：那是她自己的选择。现在她不是要开演唱会嘛，我就站后边去了。我这次也歇五年(笑)。

　　记者：她开演唱会这个事儿，之前跟你商量过吗？
　　李亚鹏：这个，她开演唱会，我想完全是她的想法。不光是我了，包括她的经纪人，对她事业上的选择都是非常尊重的。她这么多年就歇着了，对公司的打击太大了。但是我想从来没有谁去勉强过她，或者给她什么压力。人在一种状态下，持续时间太久了，她需要换一种状态。这几年，有了家庭，有了孩子，对于她的生命来讲，也是更加完整了。当她在这儿休息了一定的时间，又积蓄了力量，可以再去唱歌了，我还是很支持她的。

　　记者：过去5年里她有没有过很想出来唱的时候？比如看那英他们都在开演唱会的时候。
　　李亚鹏：歇的这几年，她也经常出去唱歌，那英也参加。她们两个都是麦霸。但真正想出来，还是在今年。

　　记者：演唱会一票难求。
　　李亚鹏：对呀，报道说难买，连我都以为是假的，打电话给经纪公司，说我要买200张票。他们说2张都没有了！不过她这次唱得真不少，连着5场。

　　记者：也有一种说法，说她这次复出也是为嫣然基金筹钱，因为你们不断要贴钱进去。
　　李亚鹏：你说得都客气了，基本上只要一传她复出，就说因为我生意失败。这个符合大众的娱乐，毕竟是娱乐人物嘛，这符合大家的娱乐要求嘛。那天我们几个朋友开玩笑，说新闻拍到我跟长发美女约会，其实都是我们的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我同时也跟8个男的开过20次会，都没人拍。这些传言，我都不介意了，因为它就是我和大众的娱乐需求嘛。

　　记者：其实就不是因为经济原因而复出的，是吧？
　　李亚鹏：当然。不过我真的不介意了。所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吧，我们对自己的评价应该建立在自己内心的基础上。而不应该建立在外界给你的评价基础上，否则的话，你怎么落地呢？对不对？

　　记者：这次在法国拍戏，王菲会来探班么？
　　李亚鹏：本来是有这计划，但现在她那边也已经在开始排练了吧。我是让她别来了，因为太辛苦了。来这么几天要倒时差，再回去又是几天，因为我们月底才拍完嘛。她10月底就要开唱了。毕竟是五场，其实也是很难。

　　记者：王菲这次是真正复出，还是开完演唱会以后继续隐退？
　　李亚鹏：我想到她这个份儿上，也不需要去计划什么吧。哪有那么多计划了，我更希望她是能够享受她的歌唱和享受她的生活了，不希望她为了什么再去唱。除了为她自己，为任何事情去复出，我都觉得没有意义了。

直肠癌药当眼药，中国名医院涉及药品走私

特约上海文汇报记者21日专稿，9月15日，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以下简称市一医院）阿瓦斯汀眼球注射事件发生已有一周，对于何种原因引发了这次意外，至今仍无答案。可以确定的是，此次意外已充分暴露出中国眼科领域普遍存在的“非法用药”问题，背后的原因发人深思。

出现问题后继续注射9月7日到8日，上百名曾在上海市一医院接受过阿瓦斯汀球内注射治疗的患者突然接到院方电话，要求其立即赶到医院复查，其中不少人是在晚上接到的电话。这是中国卫生史上一次罕见的“患者召回”事件，共涉及116名病人。

事后证实，其中约有一半的病人出现了眼睛红肿、视物模糊等症状。有多名病人对记者称，打针后当天感到剧痛，次日一度仅有光感，没有视力。有媒体遂以“55名患者失明”予以概括。

截至目前，在医生的劝说下，被召回的患者中，已陆续有十多人相继出院，不过仍有多名患者对记者称，自己的视力严重受损，因而拒绝出院。医院能主动召回病人被普遍视为难得之举。不过让病人们颇为不满的是，9月6日有病人注射阿瓦斯汀后，次日就出现问题，不少病人返回市一医院就诊，院方已于8日上午开始打电话“召回”病人，然而不知何故，8日下午，市一医院眼科却仍按照预约时间给70余名病人注射了阿瓦斯汀。9月9日，事发第二天，上海市卫生局对媒体通报市一医院“眼科门”事件，病人们被初步诊断为“眼内炎”。

“眼内炎”的诊断意味着患者病情可能系细菌感染引起。事发次日即有消息传出，市一医院的化验结果证实引发感染的是某种格兰氏阴性菌。患者因此被“紧急召回”。然而，随着事态的升级，特别是事件中所使用的阿瓦斯汀来路不明后，情况开始复杂，真相也模糊起来。

9月14日，参加上海“眼科门”事件会诊的眼底病专家赵明威向媒体透露了最新调查结果，称没有在患者的眼睛分泌物标本中发现细菌，暂时排除使用“阿瓦斯汀”后导致细菌感染。于是，究竟是何原因导致病人发病，在事发一周后继续成为悬念。在上海市卫生局的通报和媒体的报道中，对于被“召回”病人出现的异常状况，均称之为“不良反应”。不过，这一说法受到业内专家的质疑。

作为专业术语，世界卫生组织和我国药品法规对“药品不良反应”均有严格定义。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国际药物监测合作中心的规定，药物不良反应系指正常剂量的药物用于预防、诊断、治疗疾病或调节生理机能时出现的有害的和与用药目的无关的反应。该定义排除“用药不当”所引起的反应。

中国《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监测管理办法》对药品不良反应的定义是：合格药品在正常用法用量下出现的与用药目的无关的或意外的有害反应。然而，“召回”事件中所涉及的药品阿瓦斯汀，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其获批的功能却是用以治疗直肠癌等癌症，而不是眼疾。而且，该药的生产商罗氏公司明确表示，该药目前尚未在中国上市。也就是说，市一医院给病人所用的阿瓦斯汀来路不明。

一位业内人士对记者称，这意味着市一医院给病人治疗眼睛的阿瓦斯汀，既涉嫌“用药不当”，又可能是不合格药品，均不易草率归入“药品不良反应”。9月12日，上海“打假医生”陈晓兰在博客上公开质疑阿瓦斯汀事件的定性，认为其不属“药品不良反应”，而是假药，涉嫌刑事犯罪。

据悉，对于“不良反应”说，罗氏公司也颇有异议，因为这意味着其药品本身可能存在问题。有消息人士向记者透露，有关部门已注意到此细节，并打算在以后的通报中将“不良反应”修正为“患者的不适感受”。

抗癌药违法治眼病此次被“召回”的病人共有两批，共计111人，他们分别于9月6日和9月8日在市一医院接受了一种特殊的治疗——一种原本用以治疗癌症的药品，被医生擅自改变适应症及给药途径，用以治疗眼部疾病。确切地讲，病人们接受的是一个在两三分钟内完成的简易手术，其名称为“阿瓦斯汀玻璃体注射术”。具体而言，医生需要将一支100毫克／4毫升阿瓦斯汀分40名左右的病人用，向每名患者的眼球内注射1.25毫克阿瓦斯汀（另1.25毫克作为损耗）。

医方在一份“注射须知”中对这种做法的解释是：一瓶针剂价格较高，并非医院提供，每次注射前由一名患者自行买药，由当次注射病人共同平摊药费。这也意味着病人无法取得所用药品的发票。患者们不知道，医生的做法违反了药品管理法，该法第48条规定，药品所标明的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超出规定范围的，按假药论处。

有业内人士对记者称，作为抗癌药注册的阿瓦斯汀，适应症由癌症变成眼底病，给药途径由静脉注射改为眼球内注射，已经变成一种新药，按照药品管理相关规定，必须重新注册。由于每次参与治疗的人数不等，每位病人负担的药费也不一，多次接受过此种治疗的常熟患者杭波至少经历过每次280元、200元、125元三个价格。除了支付并不固定的药费，病人每次还要支付200元的“手术费”。这笔费用被打在收费单据上，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市一医院所有接受阿瓦斯汀注射眼球内注射治疗的患者，在打针之前签订了一份“知情同意书”，按照“注射须知”中的说法，这意味着患者是经“慎重考虑”主动要求进行手术。多位患者向记者承认，医生确实向其告知了相关事项，特别是可能出现的感染风险。但是这种风险只有万分之一到千分之一，以前从没出现过。有业内人士向记者指出，由于改变了给药途径，且药品本身来路不明，病人感染风险大大加大。

通过球内注射阿瓦斯汀治疗黄斑变性等疾病，按照眼科副主任孙晓东的说法，市一医院3年前就已经开展了这种治疗。2007年9月，在一篇发表于《眼科新进展》杂志的论文中，孙晓东和他的合作者详细描述了阿瓦斯汀用以治疗眼部疾病的前景：“……注射局限于眼内，对全身影响不大，较少引起全身副作用。并且玻璃体内注射简便迅速，方便患者的同时减少痛苦，容易普及，价格便宜，并节约了医疗资源……”这种疗法几年内迅速普及。

除了市一医院，上海市以此种疗法闻名的还有新华医院，北京则有协和医院。保守估计，目前全国至少有三十家医院开展了类似治疗或研究，其中不乏四川华西医院、北大医院等知名三甲医院。在市一医院，记者发现，注射阿瓦斯汀的病人当中，除了作为主要适应症的黄斑变性病人，还有青光眼、白内障、高度近视等病人，几乎囊括了所有眼底急、慢性病。多名接受治疗的患者从医生处得到的信息是：这种药物是治疗他们疾病的惟一办法。

一名在市一医院接受治疗的患者对记者说，医生告诉他，如果不打阿瓦斯汀，就要打一万多元的一种针。不过，记者采访的多名患者均称，打完阿瓦斯汀后，原病情仅能短期好转，过一个月还得再打。而市一医院发给病人的“注射须知”中也称，“反复玻璃体内注射治疗是必须的”。

在市一医院，病人每次“打针”均需排起长队，以至于出现了从中“倒号”的“黄牛”。而北京协和医院据说更甚，一位曾在两所医院均接受阿瓦斯汀注射治疗的患者说，正是因为在协和医院的患者太多才改在市一医院注射。而上海新华医院由于价格较高（据说每次的药费和手术费均为500元），也使得更多的上海患者来到市一医院“打针”。

事实上，市一医院“出事”之前，阿瓦斯汀玻璃体注射术已经成为一种“主流”的眼病疗法。今年3月份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眼底病会议上，提交大会的论文中，有52篇谈及阿瓦斯汀注射治疗，共涉及33家医院。北大人民医院眼科专家赵明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阿瓦斯汀已是国内眼科临床公认的治疗老年黄斑变性的特效药，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事件并不会影响该药继续在临床上用于黄斑变性的治疗。

药品非法来源成谜上海罗氏新闻发言人曹涌对媒体承认，阿瓦斯汀仅仅在今年完成了在中国内地的注册，尚未开始上市经营。这也意味着市一医院用的那些没有发票的阿瓦斯汀，均来源于非法渠道。在一位业内人士看来，市一医院在“注射须知”中强调药品为病人自行购买，目的正是为了规避药品渠道的风险。不过，这种说法受到患者的普遍质疑，他们在事发后曾相互打听，每次打针时究竟是哪个病人买的药，但无一人承认。

一名黄姓患者的家属对记者称，向其收钱的其实是护士。事实上，即使“注射须知”中所说属实，也并不能真正为院方开脱责任。执业医师法中明确规定，医生必须使用经过批准的药品，否则将予以处罚。市一医院的阿瓦斯汀究竟来源何处？一位曾因长期打针而与医生相熟的患者对记者称，医生曾告诉他，药是经上海瑞金医院从香港进过来的。记者经查询，发现瑞金医院内确实有一家擅长治疗肿瘤的合资民营医院，不过记者致电该诊所时，对方工作人员否认从该院可以买到阿瓦斯汀。

有业内人士认为，如此众多的医院在阿瓦斯汀上市之前即开展相关治疗和研究，其背后很可能存在药品走私问题。记者获悉，药监部门已经就市一医院的阿瓦斯汀药品来源等问题展开调查。

重残脑瘫女膝盖当脚爬行养家 写30万字自传

特约辽宁日报记者17日专稿，她出生因残疾遭遗弃，无法站立行走，双手不能伸直，语言表达也吃力，木椅上挖个洞为方便大小便，在3个养父母家度过了12年;13岁被送到福利院，靠听收音机和看图认识了些字，并偷学了一些医疗技术;20岁时嫁给了大她20岁的葫芦岛男子，本想嫁人希望得到照顾，不料丈夫多病还要爬行照顾病夫;为了生活，她每天4点半起床，白天爬行忙家务，卖掉1.5米长发换来纸笔，晚上搞创作，300多个日夜终于完成了30万字长篇自传《无悔人生》。
　　尽管眼前的黄月刚步入中年，但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大很多，一头长发也早已生出了些许白发，尽管衣着很朴素但是很干净。黄月两腿的膝盖处绑着两块厚厚的胶皮，多年来膝盖是她行走的双脚。当黄月把一摞厚书稿递到笔者面前时，笔者顿时觉得这个历经人生重重磨难的贫寒农妇瞬间变得高大起来。
　　
　　今年40岁的黄月老家在抚顺，出生后父母见她是个残疾孩子便把她丢弃在一家医院走廊的长椅上。一名女医生发现后将她抱回家，该医生也成了她第一个养母。当10个月大时，养母把她送给了姐姐，没多久第二个养母又把她送给了一对好心夫妻。

　　由于残疾不能行走，养母让黄月在一把木椅上度过了12年。“我清楚记得，当时的木椅上挖了个圆洞，是为我大小便用的，12年我没离开过这把木椅。13岁时我来到了福利院。这时我用拣破烂的钱买台收音机，并开始看图识字。为了学写字，我主动申请护理病危患者、做收发员、药剂员，靠微薄收入买来蜡烛和书本笔等，每本书我都看上十多遍，每个本子正反面都用小字来写以节约纸张。我还从医生那里偷学了一些医疗技术，这段时光让我的内心充满了感恩，我也学会了自立自强”，黄月回忆说。

　　1990年，20岁的黄月嫁到了葫芦岛市绥中县加碑岩乡骆仗子村，丈夫杨宝全不仅大她20岁，而且患有类风湿、心脑血管等多种重病缠身，没有劳动能力，从结婚成家到现在20年，黄月用常人难以想象的坚强面对生活。
　　黄月每天都在15平方米的低矮土坯房里开始一天的生活，4点半，黄月起床先把膝盖用汽车里胎缝制的胶皮绑腿上包捆起来，然后双手带上破旧的线手套，下地再爬行到屋檐下盛满水的大缸前一手提瓢，一手攥旁边的装满谷皮糠的大锅里勾兑好猪食又爬到猪圈内喂猪。爬回来后又坐在炉灶旁生火做饭，饭后又坐到院落里把藤条编成筐篓后再拿到集市上去卖。
　　“尽管家里重任都落在我身上，可我没觉得苦，反倒觉得有个家了很幸福，生活也有了奔头!”黄月说。几年前，丈夫又被诊断出肾功能衰竭。为给丈夫买药，黄月每半个月都要到县城去买药，每次出门前，她都要用胶皮把双腿绑在一起，然后胳膊上绑着厚布，一步一步爬到5公里外通往绥中县的汽车站。买了药之后，再从车站爬回家。

　　2个儿子的相继出生给全家带来了欢乐。为给家里增加点收入，黄月还做起了农药买卖，她定期就要爬到县城去上货，然后背着10多公斤的农药爬到地里去送药。黄月说从未觉得这样的生活有多苦，她感觉靠自己的劳动生活很幸福。
　　因生活所迫，黄月想到了做买卖，她发现，村民在种地时都得跑镇里买农药化肥，于是她大胆地选择了做农药经营。从来没做过生意的她可摸不到头绪了，从哪里寻找进货渠道?怎样识别药品种类?如何对症下药……一连串的问号呈现在她面前。

　　绥中县果蚕局领导被黄月苦难经历感动，帮助她把各类病虫害农药、除草剂等送到家。为打开销路，黄月将生意做到了田间地头，每天早晨戴上破手套，膝盖上缠上厚厚的布条，一手拄木棍，一手拎着重达20多公斤的药品爬到地里给村民送药。为方便群众，黄月还在村口摆起了药摊，通过努力，黄月的小生意做成了，生活有了改善。

　　“大字认不了几个，还想写文章出书?也不掂量掂量自己，一天瞎折腾啥?”听着外人尖酸刻薄的讥讽，黄月暗中较劲儿，“不蒸馒头，但一定要争口气”。
　　起初丈夫对她写文章也很不理解，可看到黄月对写作如此热爱，逐渐由不理解变成了支持。为此一有时间就给黄月找废旧报纸和书刊，不管啥东西只要带字的都拿给她看。黄月在学习的同时，还经常给不识字的丈夫讲解。没钱买笔和本，她一狠心卖掉了1.5米长的乌黑秀头发换来100元钱。之所以把人生经历写成一本书，黄月说就想让在生活中遇到困难的人从她身上有所启示，“只要坚强坚持，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

　　《无悔人生》都是晚上趴在炕上写的，而写完这些，差点扒掉她身上一层皮。每天深夜，家人进入梦乡后，黄月就在昏暗灯光下用那软弱无力的手书写她的故事。由于白天生活的过度劳累，有时写着写着就睡着了，有时竟有感于悲惨的过去而潸然泪下直到天明。

“为写自传，1年来我最多每天睡3个小时，因身体状况我不能坐着写字，只能在胸口垫个枕头趴炕上，然后弯下上身写，时间长了浑身酸疼，手指磨出了好几个血泡和厚厚的硬茧。累了趴一会儿，渴了喝口凉水。300多个日夜写完了这个自传，害得现在我落下个神经衰弱的毛病，但我都觉得值。”黄月说。
　　看着一摞厚书稿上工整的字迹，笔者还真无法想象这竟然出自没上过学的重度脑瘫残疾村妇之手。
　　谈到30万字的长篇自传《无悔人生》，黄月很激动，“书可以寄托我的梦想，能够记录我人生的悲惨遭遇和凄苦生活。《无悔人生》的书名也很适合，我就像爱护我的孩子一样爱护着《无悔人生》”。
　　
　　尽管生活充满艰辛与磨难，但这个重残农妇表现出少有的乐观生活态度也感染了很多人。黄月说，是社会把她养大，结婚后全村老少不仅没有歧视她和家人，相反给了很多帮助。所以面对温暖黄月想到了报恩。黄月帮不了别人啥忙儿，但自把小儿子哮喘病治好后，村里有的乡亲磕碰了或者有个头疼脑热的有时让她给看看，黄月不仅不要钱，而且还白送药。

　　此外，黄月还自学了心理学，乡邻哪家婆媳闹矛盾、夫妻要离婚了等，很多人都愿意找她帮忙，而黄月也是有求必应，用自己所学和积累自愿甘当心理医生，无偿为他人排忧解难，目前已经成功说和15对即将离婚夫妻重归于好，村民们称她是爱的使者。对此她总是淡然一笑，“一个残疾人能够为乡邻们做点事儿，也证明我活着对社会还有一些贡献，我很高兴”。

　　从前年开始，黄月从卖农药挣的钱中拿出一部分用在给村民看病疗伤上。其实，卖农药一年才挣一两千元。

　　从去年开始，黄月每年都要攒几百元钱，等把钱攒够了好出书，这是她后半生最大心愿。目前她每天晚上仍然还在继续创作，“要是有台旧电脑就好了，那样就可以省很多力气，也能将手写稿保存;但我最大的心愿还是能够把出书，现在《无悔人生》初稿是完成了，可要出书那得需要一笔不小的费用，我此生的最大心愿还是能够把这手写稿变成铅印的文字，出书圆了我的作家梦”，采访结束前，黄月说出了自己的心愿。

惨不忍睹：别再发生环卫工遭数十辆车碾轧

特约内蒙古晚报记者14日专稿，“马大姐死的太惨了！”事故过去已经有一个多月了，但只要提起环卫女工马秀英的死，不仅同班工友们悲伤不已，就连毫沁营110国道两侧那些开饭馆的、补轮胎的、焊钢板的、修发动机的人们也都唏嘘半天。

7月25日下午2点40分，呼市新城区国道环卫一组60岁的清洁女工马秀英，上班骑自行车行走在110国道上，突然被一辆几十吨的拉煤车超车时撞倒，肇事车辆没有停下来，从她的身上辗过，可怜的马秀英，被第一辆车的十几个轮胎轧过后，后边又是紧跟着的几十辆大车，数不清的车轮呼啸着从她的身上轧过去了……

“当时正是中午，我听到外面‘砰’的一声，响声特别大，我还以为是有人放炮了，没想到是轧死人了。”事故发生地附近的一家炖骨头馆的李老板回忆说。

“当时的场面太惨了，几十辆车轧过后，马秀英的整个身子都没有了，心肝肺喷出马路外有七八米远，身体除膝盖以下的二截腿完整外，别的部位全轧没有了，只剩下了薄薄的一层皮，摊在马路上，儿子收尸时，是用铁锹一点一点铲起来的。”工友们哭着说。更为糟糕的是，人死了，还不知道凶手是谁，当时公安就赶赴现场，可调查了好几天，至今一个多月过去了，也没有破案。

“马大姐死不暝目啊……”工友们虽然企盼着破案的那一天，但从每天经过的这成千上万辆大车中，找到那辆肇事车，比大海捞针还要难。更何况时间过去了一个多月，保险公司赔了20万元，环卫赔了6万元。

肇事车跑了，那么当时在现场的目击者呢？警方曾多方寻找周围目击证人，悬赏5万，令人心寒的是，他们的回答如出一辙：没看见！紧靠马路南北两侧有好几十家修理部，那么多双眼晴，大白天，马大姐就死在他们的眼皮底下，那可怕的一幕，他们真地就没有看到吗？

对此也有人给出了这样的解释，那天正值7月高温酷署，事发当天三十多摄氏度，又正值中午，人们都呆在屋里，不在外边，加上车一过，灰尘滚滚，看不清路上的情形，就是能看见车，也看不清车牌号，等灰尘散了，发现轧死人时，肇事车早不见影了。

马秀英是察右中旗人，靠来呼市打工多年的积蓄，才在毫沁营买下一间房子，屋里的墙上贴着几块PVC板。没有电视，只有一台20元的半导体收音机。马秀英老两口很多年没有买过新衣服，包括鞋、袜都是在小区掏垃圾的老伴捡回来的，象样点的衣服都是好心人送的。

一个春天，没有见她吃过一次青菜，一个夏天在马路干活，就是热死渴死，也没有见她买过一瓶水喝。因车流量太大，路面上尽是坑，车上拉的东西总往下掉，特别是石头，有的就掉在路中央，大的有脸盆那么大。要想从路上抱上一块大石头，跑下来，不出事，要求速度一定要快，这个活儿，很危险。但是对于负责的环卫工人来说，那就是责任。环卫工们说，在国道边做环卫工，除了危险外，就是每天吃进去的灰尘多、环境脏。那些司机，就剩没有下来在路边大小便了，他们把用过的一切东西，如方便面盒、矿泉水瓶、油手套、破衣服，瓜果皮，所有的生活垃圾，全扔了下来。

附近熟识马秀英一家的小卖店老板说，“出事的那个地方，离我们这儿还很远。大家听说出事后都跑出来了，有的把正在营业的店扔下不管，跑到出事的现场一看，我们当时就都哭了。那么朴实的一个农村老太太，竟被轧得不成样子，好可怜啊，她出殡的那天，好多不认识的人都去了，大家去了哭，回来的路上还在哭。”

一位邻居老大姐感慨地说，马秀英的大孙子今年已经18岁了，和现在那些有钱人比起来，人家一结婚就让媳妇做起了全职太太，而马秀英她们，都到了全职奶奶的年纪了，不仅不能在家含怡弄孙，贻养天年，反而还要为生活所迫，继续劳作，最后连自己的生命都无法保全，竟死得那么惨。

马秀英是7月25日被撞身亡的，就在她死前的半个多月，也就是7月10日，国道环卫二组四十岁的环卫女工高秀英，工作时间被一辆载货大车撞上，左胳膊骨折，肉从里向外翻了出来，还掉了一大快，露出了白花花的骨头……高秀英顾不上伤痛，抱着一只伤胳膊拚着命去追那辆肇事车，但跑了几步便昏死在了路旁，受伤二个月了，至今嘴不能动，腿不能走，还在内蒙古医院的病床上。不过，她说自已很幸运，没有死，捡了一条命。只是肇事司机逃逸，这个案子也是至今没有破。

记者采访时看到，穿过呼市北郊城郊结合部的110国道最危险的是毫沁营这一段，东西长有近10公里，路面宽仅有6米，双向行驶两辆大车就把道占满了。路上除与兴安北路交汇的十字路口外，穿过市区的路上没有看到值班的交警、红绿灯、隔离带和电子眼，加上每天几千辆大车通过，使这里拥挤不堪，交通秩序十分混乱，一旦出现伤亡事故，肇事司机极易逃逸，在这种条件下，环卫工出现伤亡的可能性也就远远超过市里的路面。

在这两起事故中，肇事司机都跑了，现场也找不到目击证人，案子如果永远不破，也就永远不会有人为两位环卫女工的伤亡承担直接的责任。人们也不断地在问，一伤一亡的这两名环卫女工，当时是否注意到了路上的危险？“注意是肯定注意到了，只是国道太窄，只有6米宽，没有躲的地方，加上灰尘、噪音太大，她们平时干活时都戴着口罩，包着头脸，肇事车车速又太快，没有反应过来，就出事了。”

也有的环卫工人这样推测。“老太太都60岁了，还让人家干那么危险的工作，不出事才怪呢，单位也要对她的死负一定的责任。”有人认为。“这里是国道，不是市民出行的街道，明知这里必然要死人，不具备安全条件，为什么还要扫？市容市貌重要，但人的生命就不重要了吗？”

有人据此还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为了避免此类事故再次发生，没有必要让环卫工人冒险去清扫。并且按劳动法和女职工的权益保护条例的有关规定，女职工55周岁就退休了，就是不到退休年纪，也不应安排她们从事各种危险工种的工作。种种不同的意见、质疑，似乎都义正严辞，但却忽视了环卫工人的吃饭问题。

“人家谁也没有强迫我们干，是我们自愿要干，不让我们干这个，我们干什么去呀，谁要我们呢？现在好歹一个月还挣八九百元钱呢，政府还给我们买了意外保险，我们感谢还来不及，哪有那么多的意见。再说意见也不能当饭吃，真要不让我们干了，连这点钱也没有地方挣去，得饿肚子，所以要命也得干。”环卫工人们七嘴八舌地说。

环卫工的工作属于低收入，高风险一类，他们是社会上典型的弱势群体，他们在工作时间，出现交通人身伤亡事故，会引起社会的广泛同情。因此关注他们的生存状况，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特别是保障他们的安全，不要让更多的悲剧重演，是政府的重要责任。

从交通管理来说，目前110国道通过市区，没有对过往车辆进行有效的监控，是一个漏洞，也是造成肇事车辆屡屡逃逸的一个主要原因。

记者在采访新城区环卫国道一组时，组长崔淑琴说，“自从出事后，我们就不负责打扫路面了，只负责捡路两边和底店门前的塑料袋、废纸片这些垃圾。”从环卫部门的管理来看，两次事故，虽然两人伤亡都不在路面，而在路边，也不是在拾捡垃圾时出事，而都是在上下班的路上，但这并不能说明路面就不存在安全问题，恰恰相反，通过这两次事故后，吸取血的教训，建议在目前安全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下，环卫工只捡底店门前的垃圾，而不再捡路面、路边的垃圾，环卫部门也不要再对此进行检查考核，这样会不会更安全一些？

7月25日那个血腥的场面，深深地震撼了现场所有的人，期待罪犯早日归案，期待环卫、交通、公安等部门，都能吸取血的教训，采取切实的管理措施，避免那种惨不忍睹的悲剧再次发生，愿这些最弱势的人平安。

有飞越高墙的胆略 就要有闯荡江湖的气魄

特约大河报记者13日专稿，在莽撞青涩少年时代，他“主演了”中国版《越狱》——飞跃河南省周口监狱的高墙，亡命天涯。19年后，他双鬓染霜，两手空空，凄凉难耐，想将骸骨埋在家乡祖宗的坟茔旁。在父亲的苦苦哀求下，他选择了自首。

今年39岁的冯起运出生在河南省遂平县沈寨乡一个贫寒农家，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母亲性格懦弱，父亲脾气暴躁。“在我的记忆里，父母常年都在吵架，家里什么都没有，土坯块当凳子，面案当餐桌，晚上全家5口挤在一床破烂的棉被里，靠体温取暖。”冯起运告诉笔者。缺乏家庭温暖和良好教育，让冯起运养成偷瓜摸枣的习惯。

1989年12月，天气十分寒冷，刚满18岁的冯起运仍然身着单衣。为了给自己添身绒衣，他大白天操起一把螺丝刀，来到邻村西平县某村，费了半天劲撬开一户农家的门锁，翻箱倒柜近一小时，找到一元多钱。“我天生不是做贼的材料，偷瓜摸枣还行，入室盗窃完全不在行。”由于太紧张，主人回家开门的声音，他都没听见，被房主抱住双臂，抓个正着。为急于脱身，冯起运挣扎中打伤了房主，犯罪性质由盗窃演变为入室抢劫，后来他被西平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年。

“为一元多钱被判了6年刑，我觉得亏得很。但我不懂法，在判决时，法官问我要不要上诉，我怕上诉会让我遭受更重的处罚，就说服判不上诉。”1990年元月，冯起运被押送到省周口监狱一监区杨庄分监区服刑(当时名为豫劳二支队一大队杨庄中队)。和当时其他农场型监狱一样，杨庄中队戒备等级低、警力紧缺，没有高墙电网和武警看押。那时，监狱条件艰苦，民警宿舍和服刑人员的监舍都没有装风扇。夏季，天气炎热，有时候夜晚在监舍无法入睡，民警就和服刑人员带着草席和床单走出监舍，睡在大院的水泥地上。

1991年7月19日白天，民警带着服刑人员在玉米地除了一整天草，十分劳累，夜晚在水泥地上乘凉时，很快都进入了梦乡。冯起运见时机已到，就悄悄将床单撕成布条，搓成一条六七米长的布绳，绑上沙袋，溜到大墙墙根，将沙袋甩过高墙，利用布绳和墙壁的摩擦力，像壁虎一样攀墙跃下，仓皇逃窜。在预谋脱逃前的几天，一位狱友告诉冯起运：瞅机会逃出监狱后，只要几年内不被抓住、不再犯罪，并且能立功为国家作贡献，政府就会特赦，免了你的罪。

“我就是听了狱友的鬼话才下决心脱逃的，他一句话害了我19年！”冯起运向笔者抱怨。冯起运借助微弱的星光向西仓皇逃去。他不敢走大路，只得沿着路边的玉米地西行。他没有便服，只得把囚服上的标志性的布条撕扯掉，囚服变成了衣衫褴褛的便装。途中他饿极了，向一位大娘讨吃的。大娘见他浑身破烂，很同情也很惊讶，便问他是什么人。冯起运吃了一惊，便骗大娘说，自己是个傻孩子，父母离婚后没人管他了，他想到漯河跟着姥姥过活。大娘相信了他，便给他几个馍。这下警醒了冯起运，在后来的日子里，他很长时间都穿得破破烂烂，浑身泥垢，活生生一名精神失常的流浪汉。“这样才不会有人正眼看你。”冯起运解释。

两夜三天后，冯起运来到漯河火车站，饿极了，便向一位少年流浪汉讨吃的。流浪汉疑心他是来抢地盘的，给了他几块饼干，并告诉他警察查人查得很严，见到流浪汉就抓。冯起运吓了一大跳，急忙逃离火车站，向相对安全的乡下走去。一路上，他靠捡垃圾卖钱，辗转来到南阳郊区。后来，他干脆用捡破烂挣来的钱买了衣服和工具，收起了破烂。由于害怕警察和治保人员盘问，夏天他睡在玉米地里，冬天睡到人家废弃的瓜棚，只有大雨下雪天，才肯花上一毛钱住回大车店。有一次，在收破烂途中，他见一位老菜农拉着一车粪陷入坑中，便上前帮忙。老农见他心眼好，收留他，让他住到自家的菜棚中。

“受人关怀的感觉真好，我感受到阔别多年的亲情。”老农见冯起运勤快老实，心地善良，身体条件又好，便热心地为他张罗说媳妇。冯起运既感激又恐慌，害怕弄假成真，真被姑娘相中，人家要求结婚登记，那就露馅儿了。于是，他仓皇丢掉收破烂的三轮车，四处逃亡。在后来的逃亡生涯中，多次碰到这样的“好事”，可他总不敢接招，在关键时仓皇逃离。

19年来，冯起运辗转在河南、湖北、陕西、山西四省偏僻的矿山、农村或建筑工地，长期以捡破烂、修锅底、做建筑小工、淘金、挖煤为生。“由于我是孤身一人，又是逃犯身份，受了欺侮从不敢讨个说法，撞上机会也没办法抓住。”

冯起运告诉记者，1993年，他在武汉一家建筑工地做小工，工期赶得很紧，有一次接连干了两天一夜，他实在受不了了，找包工头结账辞工，求了几次，包工头给了50元钱，并声称工程没有赚到钱，冯起运的半年工钱刚好够他的伙食费。冯起运很想到劳动部门去求助，但一想到自己的逃犯身份，只好忍了下来。

1998年，他在陕西渭南跟着一个金矿老板淘金，讲好了一天25元钱，三个月后，老板声称“赔了”，没钱开工钱，冯起运气坏了，找老板理论，老板找人揍了他一顿，威胁他，“再纠缠就把你送进派出所”，他一听“派出所”，立即就蔫了，自认倒霉。在逃亡的日子中，冯起运也有发达的“机会”。

一位“很有本事”的金矿老板见他老实肯干，技术也行，就让他回老家找一班工人跟他淘金，并承诺“保证亏不了他”。冯起运很动心，因为“淘金工很难发财，可包工头就不一样了”，但一回老家，逃犯身份就要暴露。所以，“机会”对他来说，永远是个画饼，只可臆想，不能实现。

淘金老板见他招不来人，就和一名四川的民工合作，后来那民工发了大财，回老家盖了洋楼，娶了漂亮媳妇。冯起运眼见别人拾走了本该属于自己的机会，只能蒙起被子痛哭流涕。“逃亡19年，把我一辈子都耽误了！”冯起运告诉记者。这种“耽误”自然包括爱情。

早在1993年，在武汉一家工地打工时，附近餐馆的一位女服务员对他有好感，待谈婚论嫁时，女孩要到他家去看看，说只要条件差不多，就可以嫁过去。化名“冯国强”的冯起运一看来真的了，只好仓皇辞工，不告而别。2002年，冯起运在淘金时受了伤，就转到潼关的一家炼金厂炼金。在那里，他遇见一位好心的大叔，找了间放农具的小屋让他住。房主的女儿很喜欢他，总忽闪着大眼睛进他屋子和他聊天，冯起运生平第一次感受到了女性的温柔，心中暖意洋洋。

“由于逃犯身份，我不敢向她表白心迹，只敢在梦中和她相爱。”回想那段柏拉图式的初恋，冯起运非常动情。女孩见他不来提亲，就托了位朋友过来问原因。朋友见他支支吾吾说不出所以然，对他说：“你不答应就对了，就你这样修盆补锅没出息的样子，配得上我们村里最水灵的姑娘吗？”

冯起运自尊心受到了伤害，第二天一大早，他就离开了村子，发誓要混出个人样，回来再见心爱的姑娘。冯起运空有志气，但逃犯身份让他始终放不开手脚。2002年，离开村子后，他很想干出个名堂，但他不敢到技校学技术、不敢做生意、不敢进工厂应聘，只能辗转在金矿、煤矿、建筑工地寻求生活，也自然没有机会发财，更不用说出人头地。8年过去了，他依然两手空空，辗转在乡村和矿山，为生计奔波，看着同龄人结婚生子享受天伦之乐，他只能默默回味那些无疾而终的爱情和机遇。

“19年来，我从不敢和别人交朋友，也不敢和人喝酒，害怕一不小心暴露了身份，被警察抓回监狱。”冯起运告诉笔者，19年来，他最害怕的是过春节。每个在外讨生活的人都想回家和亲人团聚，哪怕万里迢迢。只有他独自一人猫在工棚里喝着闷酒，喝多后，插上门痛哭流涕。他时常对着镜子，看到两鬓日渐长出的零星白发，忍不住以头撞墙：“冯起运，你为什要逃？你这辈子要白过了！”冯起运告诉记者，回狱自首的念头也不是一天形成的。

这些年他养成了一个习惯，一见书店，就进去翻翻法律方面的书籍。他很想知道，像他这样的逃犯，是不是过了一定期限，政府真地就不追究责任或特赦，但一直也没找到想要的结果。2008年，他实在忍不住了，便走进渭南的一家律师事务所，以朋友的名义咨询相关的政策。律师告诉他：“法律的债没有免债条款，除了回狱自首，别无他法。”冯起运的心凉了半截，他想起狱友的话：逃犯要是被抓住就惨了，不被打死也得脱层皮。

2010年7月，冯起运忍不住再次去潼关，他要看一眼阔别8年的潼关女孩。在她家附近等了5天，终于碰到她骑着电动车出门，车上载着两个孩子——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他很想和她叙叙旧，告诉她当初为什么不辞而别和这些年的思念。他尾随她走进一家早点店，并有意坐到她的对面。她打量了他一眼，便低头吃起早餐——她已经不认识他了。

冯起运如痴如醉地坐在餐桌前，一动也不动。他开始反思这逃亡的19年生涯。从脱逃的那天起，他的逃犯身份已让他没有了积极向上的机会，没有了谈情说爱娶妻生子的资格。如果当初不选择逃亡，服完四年余刑后，他仍然可以东山再起，用青春去闯出一片天地，可自己却把人生最好的19年用来逃亡，这是何等的悲哀？冯起运想到了自杀。他在旅馆电扇上绑了条麻绳，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可是，麻绳突然断了，他才想起自己的不孝，从被警察抓走那天算起，已21年没有见到生养他的父母。他对家乡产生了强烈的眷恋。

“就是自杀，也得回到家乡去死，埋在祖宗的坟茔旁。”冯起运说。2010年7月13日，冯起运回到了老家。19年的逃亡让他忘记了乡音，村里没有一个人认识他。他辗转来到父亲的新家，白发苍苍的父亲看了这名陌生人半天，问：“同志，你找谁？”冯起运忍不住跪倒在父亲面前：“爹，不孝的儿子起运回来了！”老人呆呆看了儿子一会儿，随即抱着他痛哭流涕：“儿子，爹娘想着你早已不在人世了。”当父亲得知儿子的傻念头后斥责道，“你在外逃亡19年还不算，还要爹白发人送黑发人吗？”

7月16日，在父亲的陪同下，冯起运乘车来到周口市西华县。当他们辗转来到西华县东王营乡杨庄村时，发现19年前他逃亡的那所监狱已荡然无存。村民惊讶地告诉来访者，杨庄中队在10年前已撤销了，服刑人员都转到一个叫“周口监狱”的地方，那里新建了一所监狱，高墙、电网、武警“一样也不少”。一番打听之后，奔波了一天的父子俩终于赶到了周口监狱。冯起运跑到警卫的岗哨旁边，小心翼翼地问：“同志，我有个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我是来投案自首的，我20年前从这里脱逃……”从年轻武警惊奇的眼里，他看到了传奇。

在他的内心，却装满无处不在的恓惶。“我到监狱自首后，没有警察打过我，他们只是反反复复询问逃亡的案情细节，夸奖我回狱自首，说要向检察院、法院如实说明情况，从轻发落。现在我浑身轻松，脱掉了19年的假面具，终于以本来面目见人了。”

冯起运告诉记者，他已坦然面对新的监狱生活，放弃了自杀念头。“警察说，出狱时，我才40出头，一切可以重头再来！”他说，“表面看来，越狱让我的身体得到了短暂的自由，但生活用19年的光阴惩罚了我，剥夺了我梦想的爱情、亲情、友情和一切机遇，无边的孤独和惊恐时刻伴随着我，叫我生不如死。”

越狱的利与弊从在逃人员冯起运的自首事件中，河南省周口监狱的监狱长谢西良从偶然中看到了必然。
其一，服刑人员之所以脱逃，绝大多数是出于对人身自由被剥夺的恐惧和对越狱后处境的估计不足，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生活在贫困、恐惧、疾病之中。由于身份尴尬，无法像正常公民那样生活，在社会生活中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时，无法自我保护，甚至有病都不敢求医。在外逃亡的日子比在监狱内更难过。
其二，随着现代科技在追逃工作中的广泛应用，侥幸漏网变得越来越难。
其三，监狱的教育改造工作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监狱在剥夺服刑人员人身自由的同时，通过培训职业技能，为他们提供了回归社会的生存之道。对于那些年老、有病、残疾的服刑人员，监狱还提供了人道主义的治疗和帮助。一系列的举措，使得那些走投无路的在逃犯们有了悬崖勒马、投案自首的可能。
其四，监狱开展了针对历年来从监狱脱逃或监外执行脱管、漏管犯罪嫌疑人的专项追捕和劝首活动，给在逃人员及其家庭带来了强烈震撼，同回狱自首相比，被抓捕归案的服刑人员会因越狱，而罪加一等，除了服完原有的刑罚外，还会被加刑。

飞行员为何要造假，为何能造假？

特约羊城晚报记者11日专稿，两百多飞行员的飞行经历造假。这则新闻可能比一次空难更让人感到不安。在“8·24”伊春空难后不久，中国民航召开了一次全民航电视电话会议反思航空安全。会上披露：2008年到2009年，民航局曾在民航系统对飞行人员的资质进行了全面检查，查出来飞行经历不实，甚至飞行经历造假的多达两百多人，而在这两百多人当中，深圳航空就有103人，这些人要么是假造经历，要么是虚填经历。民航总局局长李家祥在内部会议上将此事称作“民航系统的三聚氰胺事件”。

但中国民航局一位不愿意具名的官员认为公众对此事有点过分紧张了。他对记者说：“这正反映了民航局查处安全问题的决心，不能以偏概全地认为现在所有飞行员都有问题。这就跟你们记者队伍有假记者一样，你能因此否定整个媒体从业人员吗？”

不过，假飞行员可比假记者更让人提心吊胆。即便造假的仅仅是飞行经历时间。“从学员到机长，一般需要5年时间”东星航空前副总裁汪彦琨告诉记者，飞行员造假的目的大都出于个人待遇，因为升为机长后待遇将大幅度提高。而造假主要发生在两个环节，一是副驾驶升为机长这个环节。

由于副驾驶已经是准机长的技术水平，很多航空公司对机长需求巨大，很多飞行员就想尽办法早日升机长。另外一个环节是军转民飞行员群体。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航空业人士透露，航校的毕业生，从学员到机长，一般要花费5年时间，经历第二副驾驶、第一副驾驶、成熟第一副驾驶、见习正驾驶、正驾驶后才能升为机长。

每升一级，飞行经历时间都是重要的参考数据。按照民航总局的相关规定，飞行经历时间应当是飞行员作为机长或者副驾驶这样的机组“必须成员”之一所累积的飞行时间。但如果你跟机长或者副驾驶关系好，就能有更多的机会作为“跟飞人员”操作飞机，以积累时间，尽快升为机长。这种造假甚至在飞行员航校学习阶段就已存在。

航校学员自己填写的飞行经历时间，需要飞行员教练确认一遍，然后签名。但如果和教练的关系好，多写一两个小时是常有的事。记者看到某航空公司一份波音757机队的文件，上面显示了2008年年初该公司对飞行员的“飞行经历记录本”进行抽查发现的问题：一些飞行员的记录本填写极不规范，甚至连“机长／教员签字证明”栏里都没有签字证明。

“民航局是根据航空公司的人机比例情况来决定批准还是收回航线的。原来是一架飞机要求有5个机组，也就是说光机长就要5个。如果你没这么多飞行员储备，民航局就要砍掉你的航班和航线。于是就有航空公司默许飞行员经历造假了。”

春秋航空负责招聘飞行员的副总裁陈根章对记者说。训练费用太高，所以“睁只眼闭只眼”。此次被披露的另一个飞行员造假群体——空军出身的飞行员，大都属于深圳航空公司招聘。上述业内人士透露，深航此前的实际控制人李泽源出身军旅，能有关系招聘到不少空军退役和转业的飞行员。在他们中间，很多是空军退役的顶级飞行员。招聘空军飞行员，是极度缺乏飞行员的民营航空公司的一个不错的选择。

春秋航空副总裁陈根章告诉记者，他们招聘空军退役飞行员，必须通过空军飞行员管理处开推荐信和调动档案。春秋航空招聘一个有战斗机经历的飞行员需要给空军6万元的推荐费，招聘有轰炸机经历的飞行员需要10万元的推荐费。这些人大都在40岁上下，是成熟的技术好的空军飞行员。由于军队管理严格，飞行经历造假的空间大都发生在军转民过渡时期的培训阶段。

航空公司将空军飞行员的档案调过来之后，需要给他们做20天左右的补充训练，每个飞行员花费17万－18万元左右。如果是战斗机飞行员，其补充训练的费用高达40万元。补充训练之后，这些空军飞行员将跟航校毕业的飞行学员一样，经历为期40天左右的改装训练，每人花费在20万元左右。无论是补充训练还是改装训练，都由航空公司自己承担。过去军转民的飞行员，进入民航之前的补充和改装训练可以在包括民营航校等多个航校完成，但2008年爆发了民营的泛美航校飞行员造假事件后，军转民的飞行员的改装训练只能定点在四川广汉的中国民航飞行学院进行。

不少航空界人士均认为，军转民的飞行员的补充和改装训练花费巨大，而进入航空公司之后成为机长的培养成本更大。此外，由于2008年之后的训练只能选择广汉的民航飞行学院，训练成本提高了不少。因此，无论是军转民的空军飞行员还是航校毕业生，在进入航空公司之后，其虚报虚填飞行经历时间的现象，有些时候是被航空公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处理的。飞行员只能在航空院校培养上述接近民航飞行学院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目前民航确实缺飞行员，最缺的是机长。

目前国家教育部批准了8所高校培养飞行员，每年能培养大概3000人左右，其中位于广汉的民航飞行学院占据了70％。但这些学员进入航空公司后要成为机长，还需要至少5年的时间。而在交通运输部部长政策咨询小组成员田保华看来，要解决飞行员特别是机长紧缺的状况，光靠等待不行，要想办法尽快突破现有空域管理体制对飞行员培养的限制。

美国的飞机数量占世界40％，中国只占5％左右。但美国的飞行员并不短缺。在美国，飞行员是可以自费学的。就跟考驾照一样，可以先开小飞机，就是“农林牧渔”等通用航空用的那种飞机。在有一定飞行经历之后再去申请考大飞机的驾驶证。中国飞行员的培养成本非常高，而且培养机制比较单一，主要都是从航空院校培养。这是因为中国实行严格的空域管理，堵住了通过通用航空市场大规模培养飞行员的道路。

一些航校学员和航空公司的飞行员要进行飞行训练，在申请空域的时间和空间上，都严重受限于现有空域管理体制的封闭现状。好在空域管制这两年有了一点松动。据田保华透露，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军方的直升机去营救，发现不了解当地这个崇山峻岭的地形，救援难度很大。最后还是当地的一个通用航空公司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这之后，军方开始在吉林和广东搞低空通用航空开放的试点。

电影票价10年"五级跳" 观众不敢进影院

特约中国青年报记者10日电，短短20多年时间里，中国电影的票价缘何暴涨了数百倍？全世界最便宜的大众娱乐方式应该是看电影，在中国内地怎么成了高消费？电影票价还有没有下调的空间？这种原本定位于大众娱乐的艺术形式能否重新回归大众？成为公众关心的事情。

　　2010年总票房将突破100亿元大关。然而，光鲜的数据背后，高票价却一直困扰着中国电影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壮大。

　　在国务院新闻办日前举行的文化体制改革发布会上，对于目前电影高票价的问题，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赵实表示，今后政府将加大扶持力度，鼓励国有院线多安排一些公益场次，培养一些校园院线、青少年院线、艺术院线等等以降低票价。

　　饱受争议的电影高票价现状，有望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竞争的更加充分而改变。

　　冯小刚的《唐山大地震》公映前，影片投资方向国内各大院线下发提价通知：A类城市（如北京、上海等）最低票价不得低于35元。此前国产大片最低票价一般都是30元，而豪华影院的正常票价一般都是最低票价的两倍。

　　“通知”一出，热议四起。很多人联想近年来一路看涨的电影票价，直呼高昂的票价把许多观众挡在了影院门外。有媒体甚至将电影票价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衡量物价水平的猪肉价格作对比，现在的猪肉价格大约是15元/斤，按目前市场上比较普遍的60元一张的电影票价算，买一斤猪肉的钱只够买1/4张电影票。

　　近年来我国内地电影业发展迅速，自2002年起，中国内地电影市场票房每年均以两位数字增长，成为全球电影票房增长最高的国家。2009年全年总票房达62亿元，同比增长42%，而2010年总票房将突破100亿元大关。然而，光鲜的数据背后，高票价却一直困扰着中国电影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壮大。

事实上，在一些豪华影城扎堆的一线城市中心地带，电影票价格体系已经开始松动。 摄影 程子
　　据了解，1985年至1995年10年之间，中国电影票价实现了“五级跳”，从两三毛钱跃至三五十元；到了2010年年初，好莱坞大片《阿凡达》强势登陆各大影院，其3DI版的票价在北京一度卖到150元一张，上海、深圳等其他大城市则卖得更高。

　　有统计数据显示，去年中国电影平均票价为36.38元，城镇居民支付的每张电影票的价格相当于月可支配收入的2.5%，与发达国家0.5%的数据相比明显偏高。业内人士认为，按照北京城镇居民目前的收入水平，已经到了警戒线。如果继续上涨，进影院的观众将会进一步减少，也就变相支持了DVD盗版和非法网络下载，这将是灾难性的后果。

　　“在美国，一张电影票相当于居民人均月收入的1/400，中国则相当于人均月收入的1/20，是前者的20倍。”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电影电视系主任、博士生导师李亦中认为，高票价正在让人们失去去影院看电影的习惯。

　　上世纪80年代初，全国每年有297亿观影人次，而今天，中国电影经过几轮改革，观影人次却徘徊在7000万左右。有数据显示，美国年人均观影次数达到5.7次，韩国也达到2.27次，但中国人平均每5年才进一次电影院。

短短20多年时间里，中国电影的票价缘何暴涨了数百倍？全世界最便宜的大众娱乐方式应该是看电影，在中国内地怎么成了高消费？

　　“票价高，主要是因为发展不足。”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赵实认为，目前我们的电影院和银幕数量与发达国家相比严重不足，尽管近年来影院建设加快，但距一个13亿人口大国的需要还有较大差距。

　　有统计数字表明，美国平均每9000人就有一块银幕，中国内地却是19万人才一块银幕！而除了影院和银幕资源有限，近年来为居高不下的电影票价推波助澜的，还有一路走高的商业地产租金。
　　“中国的电影票价已经被地产绑架了”、“中国电影票价不是影院说了算，而是由房地产商定的。”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赵宁宇这一之前在网上被拍砖的观点，似乎正在成为现实。

　　据一些影院经营者透露，前几年房产商为了集聚人气，给电影院开出的租金往往低于商铺的报价，使得中国几乎所有大影院均身处商业地产之中。但近些年来随着商业地产升值，地租就涨价，地租涨价，票价就得跟着涨。1985年前后，所有影院都是国营的，不用支付房租，成本自然很低。最近10年来，影院房租占票房的比例从10%已经涨到17%-20%，影院的运营成本在逐年提高。

　　对于电影票价不仅能让人“看得起”，更要能让人“经常看得起”，票价应该降到人们“想看就看”的状态才最合适的观点，影院经营一线的业内人士并不认同。在他们看来，看电影既然是市场消费行为，就应该遵循市场规律，“随行就市”。

　　“市场经济调控一切，连花店的老太太都知道，情人节当天的玫瑰花是要涨价的。”上海联和院线副总经理吴鹤沪认为，从计划经济进入市场经济之后，电影票价要靠市场调节：供低于求时，价格就会高一些；供过于求时，价格就会低一些。比如《阿凡达》那么火爆，价格就要提高，以缓冲一票难求的局面。

既然如此，电影票价还有没有下调的空间？这种原本定位于大众娱乐的艺术形式能否重新回归大众？
　　为了降低电影票价，国家广电总局在“十二五”期间将加快推进中小城市、县城、乡镇的城市影院建设，农村群众一个村一个月看一场免费公益电影的目标今年年底就可以实现。除了目前电影全行业推进公益放映，全国影院每周二实行半价制，政府还将继续加大扶持力度，鼓励国有院线能够多安排一些公益场次，培养一些校园院线、青少年院线、艺术院线等等。

　　对于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赵实所提到的这些降低票价的措施，北京业内人士不少都表示认同，但担忧这个过程会很漫长。北京新影联院线发言人高军认为，“等到中国人均银幕数达到国际平均水平时，票价肯定有下调的空间。这种调整是一步一步的。”

　　而眼下，我们目睹的却是电影院的一次次华丽变身。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影院投资热中，“五星级影院”不但在京津沪等一线城市遍地开花，更争相跻身二三线城市跑马圈地，没有最豪华，只有更豪华。

　　前不久，投资6个亿的亚洲最大影城将落户县级市江苏江阴的消息传来，业内外又是一片唏嘘：难道看电影真的要成了“准贵族消费”？

　　但也有人乐观地认为，看电影的人多了，愿意出钱拍电影和盖电影院的老板自然也多了，观众有了更多的选择机会之余，还能享受到附加福利——竞争激烈势必会导致票价的下降。

　　事实上，在一些豪华影城扎堆的一线城市中心地带，电影票价格体系已经开始松动。不同影片在不同影院、不同的厅、不同时间，甚至面对不同观众，票价都是不一样的。

拿北京来说，现在按广告牌上零售价买电影票的观众少之又少，80%的人买的票价实际上也就是三四十块钱，他们来到影院买票时都拿着各种各样打折卡、优惠券或者团体券，和那些一年看不了一两部电影的人比，这些人才是构成电影观众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