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山寨幼儿园” 数量多过正规园

　　特约华夏时报记者21日专稿，穿过布满碎石烂瓦拆迁垃圾的狭窄小巷，一个簇新的淡黄色院墙在小巷尽头赫然出现在外来者眼前。门墙上没有任何匾牌标识，但墙内传来的孩童嬉闹声清楚显示这是一家幼儿园。

　　走进园区，室外活动场上摆放着大型组合玩具；教室干净明亮，小桌椅、书包摆放整齐，橱窗里贴着幼儿本周食谱及教学计划……设施看起来与公办园并无太大差别。如果不是收拾教具的中年阿姨极力否认自己是老师，以及接待人员无意中说出“还在等教委审批”，外人恐怕看不出这个在北京东五环外，看起来运作正常的幼儿园，其实是个无证园。

　　按照中国政府条例，在没取得教委颁发的办学许可证之前，幼儿园的开园、招生都是违法的。然而，在“入园难，入园贵，幼儿园收费贵过大学收费”的现实背景下，北京的这类无证园的数量却超出正规园，按照市民一般说法，它们也叫“山寨幼儿园”。

　　据北京市政协“完善学前教育体制”专题调研组去年在北京多个区县的考察中发现，收费低、没有正式注册的幼儿园数量超出正规园的总和，达到1298所，而这个结果是调研组始料未及的。
　　多年来一直关注教育公平的北京政协委员王晋堂对本报说：“这1000多所多是为外来随迁子女开办的，他们无钱无权，只能上山寨园。”

　　山寨园是指由民间自发兴办、以低端人群特别是农民工学龄前子女为主要生源的幼教机构，也称为“打工子弟幼儿园”。它们外观与正规幼儿园相似，但条件简陋，师资力量薄弱，多分布在城乡交界处和城区的农贸市场周围。

　　据了解，目前北京市入园需求的三至六岁儿童达49万人，而现有正规园仅能容纳20余万人，余下的20多万缺口多由这些仍在教育体制之外的山寨幼儿园支撑。

在入园难、入园贵的现实情况下，收费低廉的山寨园成为解决500万来京农民工子女学前教育的主力军，也在北京幼儿教育领域中支起了半边天，而这个机构目前还没有被官方认可。

　　在北京市区内一处农贸市场附近的娇子幼儿园，也是这样一家山寨幼儿园。

　　这家幼儿园的条件偏向简陋，园区仅100多平米，但每月300元，还包三餐饭的低收费吸引了周边不少农民工子女。

　　身兼投资人与管理者的杨克明园长向记者介绍：“刚开办时仅一天就有10多个孩子入园，一个月就招到30多人。现在有四个班，80多个孩子，都是外地来京打工兄弟姐妹的孩子，北京当地人不会上咱这个幼儿园。”

　　杨园长坦言这里的条件无法与公办幼儿园相比，但要比农民工自己逼仄的居住环境要好得多。“如果幼儿园因条件不达标取缔了，那这些孩子去哪里？在家里呆着？有的农民工家里小到只能放下一张床”。

　　他认为，一些管理部门对山寨幼儿园办学条件的要求过于苛刻，应设身处地为农民工想想。他并非不想为学生提供更好的条件，但个人要在寸土如金的北京城区找到更合适的地块办园谈何容易。再者，作为低收入者的农民工家长，他们也不可能承担高于目前的收费。

　　持续关注外来务工子女学前教育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燕认为，农民工作为城市建设的主力军，他们孩子的学前教育却一直未入政府视线。应需而生的山寨幼儿园，通过自发的智慧和力量解决了政府难以作为的社会问题，却被官方漠视与歧视。

　　对于近期北京市为解决入园难，入园贵而新建百所公办园的政策，张燕认为，这样以“集中资源办大事”的惯性思维在解决入园难问题只能是“杯水车薪”, 因为北京市入园需求的三至六岁儿童大大超过供给。张燕指出，真正有效的解决途径是主管部门鼓励和扶持民间力量，通过提供教师培训或以购买服务的方式，扶持平民化的学前教育，让更多弱势人群的子女有受教育的权益。

　　北京政协委员王晋堂则认为，政府始终必须负起办学的最大责任。过去“以公办园为示范，民办园为主体”的办学政策是导致目前公办园稀缺，民办园价贵的主要原因。

　　他说，刚刚公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规划提出了幼儿园公办民办并举，明确了政府在办园中的主要责任。而公办园数量、位置的提高势必会降下民办园的价格。

　对于民办园，王晋堂说，政府也不能任其自负盈亏，应在师资培训与资金政策上给予扶持。

棉价疯涨幕后: 大企业囤棉炒作

特约21世纪经济导报记者20日专稿，中国的大型棉纺商们在这一轮农产品“高烧”中，觅到了赚钱的黄金机遇。浙江一家大型棉纺企业人士19日透露，棉纱的销售利润比去年翻了10倍，这样十年未遇的高额回报受益于棉花、棉纱价格的暴涨和企业囤积棉花后低买高抛的操作。但是，整条纺织工业的链条上，利润明显增长的仅仅只有这一个环节。

产业链上价格传导呈现逐渐减弱的格局，越接近终端的企业，产品提价的幅度越小。根据中国棉花价格指数，标准棉价格已经从2009年12831元/吨的均价，上涨至今年7月的18165元/吨。不过，业内大企业的囤棉炒作仅仅是棉价大幅上涨的诱因之一，2009棉花年度市场300万-500万吨的供求缺口被认为是棉价居高难下的根本原因。

为了平抑高涨的棉价，国家发改委近月已经连续两次增发棉花的滑准税配额，并在8月开仓抛售60万吨储备棉。棉纺企业人士透露，今年以来32支棉纱的销售获利一般在5000-6000元/吨，被业内认为是10年来的最高水平。而就在2009年，棉纱的销售利润仅500-1000元/吨左右，企业只是微利维持运转。这些翻了数倍的收益中，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囤棉。该人士说，由于棉纱和棉花价格的持续上涨，企业数月前用较低价格收购囤积的棉花，数月后不论是加工成纱销售还是直接倒卖都能获得不菲收益。高额回报的刺激下，棉纺企业今年的囤棉量也达到了历史高位。

根据全国棉花交易市场旗下网站棉花信息网的调研数据，8月初，棉纺企业棉花平均库存使用天数近38天，虽比7月初略微下降，但仍然比最近三年平均水平增长超过20%。中国棉花协会近期的调研也印证了这一说法。中棉协近期发布的一份行业预警中提到， “大中型企业目前库存十分充裕，有的大型纺织企业存有6个月的用棉量。”而在过去两年，糟糕的需求状况曾让纺织企业不敢存棉，随用随买成为行业通行的操作手法，大企业的囤棉量甚至也不过一个月。

一位为数家棉纺企业做操作咨询的人士介绍，大型的棉纺企业大部分是在囤积棉花，而棉纱则多是囤积在棉纱贸易商、经销商这类的中间环节。“整个操作无非就是先囤积，再设法抬高价格。”他说，囤积要求的资金规模，使得小型的棉纺企业们根本无力参与这场“盛宴”。实际上，去年以来的储备棉抛售中，山东一些国资大型纺织企业的操作手法就备受争议。

这类大企业在储备棉竞拍中推高价格，以此影响市场的现货价格，再把早前低价购进的棉花借机变现。正在进行中的60万吨储备棉竞拍，成交价基本在18200-18300元/吨左右，远远高于政府设定的竞拍底价16500元/吨。“近年来，大的棉纺商基本已经把之前投在房地产等领域的资金全部抽离，用于炒作棉花。”上述人士说，虽然业界判断参与棉花炒作的还是以行业内的资金为主，但也有浙江等地的游资通过一些业内的咨询投资公司介入获利。

今年初，新疆浙江商会就估算至少有100亿的浙江民资撤离山西煤矿和国内房地产转战新疆棉花。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会长、前纺织工业部副部长杜钰洲曾在今年5月的棉业高峰论坛上提及这一问题，他说，“现在有的针织厂不得不考虑自己建纱厂，企业有限的资金不用于产业链的提升，而是用于应对棉花和棉纱的炒作上，这是一个浪费。”棉花补贴政策未用足虽有炒作因素，受访的数位业内人士还是将棉价大幅上涨的根本原因归结于供求关系。

第一纺织网分析师汪前进说，资金的炒作，仅仅是加剧了棉花市场供求不平衡的现状。中国棉花协会秘书长高芳曾分析，业内和政府各部门会商的本年度（2009年9月-2010年8月）棉花产量预计在700万吨左右；消费量预估数在950万-1000万吨左右。那么本年度的用棉缺口大约有300万吨，需要依靠进口或政策抛储来弥补。

实际上，中国的棉花供求双方的数据都一直存有很大争议，对供求缺口的估算也从300万吨到500万吨不等，不过2009棉花年度的减产却是看得到的事实。山东德州棉花协会的秘书长马俊凯告诉记者，2009棉花年度德州地区的棉花减产幅度就接近30%（对比正常年份），减产除了天气原因，也由于棉农们发现这两年种棉的收益不如种植小麦和玉米，以致棉花种植面积的缩减。马俊凯刚刚完成的调研显示，10月新棉全面上市之际，如果籽棉的收购价格不能超过3.7元/斤，也即意味着农民这一年种棉的收益还是不如种粮食，明年的棉花种植面积还将继续缩减。

由于棉花被纳入经济作物，并不享受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的托市政策，针对棉农的最低保护价政策也还遥遥无期。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杜敏说，实际上，中国的入世协议允许中国对棉花实行8.5%以内的微量补贴，测算下来，每年这一补贴的上限额度大概在50亿-60亿人民币左右。遗憾的是，这一补贴量远远没有用足，以2009年为例，政府仅仅对棉花投入了总计13亿元的良种补贴。为了平抑棉价，发改委在去年一次性下发了89.4万吨关税内棉花配额和100万吨滑准税棉花配额后，今年5月和6月又分次下发了80万吨、86.8万吨滑准税棉花配额，今年的配额数量已经超过350万吨。

不过广东一家较大规模的棉纺企业表示，即便政府两度增发了配额，增发的时间还是太晚，直到国际棉价已经被炒高后才出了配额，当下进口美棉比国产棉的到厂价只便宜了数百元人民币。由于美国政府对其国内棉花的高额补贴，美国棉花进口成本一直低于国内棉花价格。8月以来的60万吨棉花政策性抛储效果也并不明显，汪前进说，在棉价高位的市场判断已经形成且有资金炒作的情况下，60万吨的储备棉很难平抑当前的高价。

首任妻子揭秘与本·拉登的八年婚姻生活

美国CBS记者20日叙利亚专稿，在我们的文化中，大多数女孩都早早嫁人。在我大概十二三岁的时候，我那躁动的心就把我引向嫁给奥萨玛的意念中。虽然我对成人的生活知之甚少，但我喜爱他的一切，他的外表，他温和的谈吐，还有他强悍的性格。

在穆斯林世界中，妇女嫁给自己的表兄弟是很普遍的。这种结合很受欢迎，因为这样保留了家庭的完整性，避免了潜在的财产继承问题——如果这是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的话。

从他望着我的眼神，我知道奥萨玛也喜爱我，虽然家人并没有公开讨论过我们的感情和婚事。在家长认可之前，我们是不能谈论爱情和婚姻的。不过在奥萨玛那里，一切都进展得太过缓慢。

奥萨玛的沉默逐渐使我厌烦，我希望他能说些什么，向父母们说明我们希望成亲的事。但是奥萨玛依旧冥顽不化，一言不发！事实上，当他在某次闲聊中和我提起结婚的时候，他似乎很难说清自己的意思。还记得我望向他眼睛的时候，我曾暗自思忖，我的表哥竟然会比面纱下的处女还要羞涩。

最终，在我十四岁左右的时候，奥萨玛找到了开口的勇气。那年夏天，他们来叙利亚拜访我们，待了很长时间，我俩每天都泡在一起。当他们返回沙特阿拉伯时，他和他妈妈谈到了定亲的事。阿丽娅姑妈对这桩婚事很满意，她的儿子要娶自己兄弟的女儿，这会使我们两家的关系更加亲近。

在穆斯林世界里，女人们通常需要安排烦琐复杂的婚礼程序。在儿子出生的那一刻起，母亲就要动用自己一切的社会关系为儿子寻觅一个合适的伴侣。细心的母亲会考虑有着良好门风人家的女儿，这个姑娘要健康，样貌还得可人。一旦选定合适的对象，两位母亲就会讨论这门婚事。如果母亲们都表示满意，父亲们就可以开始准备彩礼和嫁妆了，有的时候是珠宝首饰，有的时候就是现金。在适当的时候，会有人告诉两位新人对方的情况。人们通常会信任父母为自己作出的选择，孩子们很少拒绝；当然，如果孩子拒绝父母的意见，他们也不会强加干涉。

幸好，我们的婚事不用安排这些烦琐的细节。不仅因为奥萨玛和我是从小一起长大的，而且也因为阿丽娅姑妈倾向于让她有主见的儿子自己决定婚姻大事。她找我的父母商量过，而后我的父母向我透露了这些。

我没有被告知那次谈话的细节，出于礼貌，我也不好意思询问。让我惊讶的是，在我听到奥萨玛想娶我，激动得心都要跳出来的时候，我母亲竟然反对这桩婚事。她反对这事的原因不是对奥萨玛有什么看法，而是不希望我搬到那么远的地方。

母亲恳求我道：“纳伊瓦，请不要同意这桩婚事吧！我希望你能够离我近些，我的女儿。如果你去了沙特阿拉伯，我们要多久才能见上一面啊！”

我看了母亲良久，一句话也没有说。她说的很对，一旦我搬到沙特阿拉伯，我就很少会回家了，那时候，人们并不像现在一样有太多的机会旅行。我能感受到母亲的悲伤，对于一个阿拉伯母亲来说，最大的快乐莫过于能经常和自己满堂的儿孙团聚。

和奥萨玛结婚，也意味我的人生将从此改变，剧烈地改变。在搬到沙特阿拉伯后，我需要头戴面纱。奥萨玛很保守，因此我还需要长在深闺，深居简出，很少有机会离开自己小家的范围。

尽管我知道我的回答会让母亲伤心，我还是肯定地回答道：“这是我的生活，母亲。我爱他，我要嫁给他。”

我向来都是一旦决定就十分坚决地去做。没有人能阻止我嫁给奥萨玛。
1974年，我结婚了，在我将近十六岁的时候。我的丈夫十七岁。

捞尸人赚钱辛苦 多为渔民兼职 心理压力太大

特约中国青年报记者19日专稿，有这么一群人：每当有溺亡、投河自杀事件，大家才会想起他们；经常与尸体打交道，但并非殡仪馆的工作人员。他们，就是捞尸人。
　　 近年来，随着中国各地媒体报道的多起“捞尸索钱”事件，捞尸人这个行业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平时的采访中，记者也多次接触到了扬州的捞尸人，他们的生存状态如何？是否有漫天要价的情况？该如何加以规范？昨天，记者就此展开了一番调查。
　　
　　 “也许有一天，连我们都不知道去哪找人来捞尸了。”扬州水上警方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目前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少之又少。
　　 “尸体浮在水面上的，我们都自己打捞。”水上民警说，溺水而亡属于非正常死亡，一旦发现，必须尽快打捞上来排查，检验是否属于刑事案件。但打捞尸体，对于他们来说，真是一件头疼的事。
　　 警方限于经费、人力等多方面的条件，目前暂不可能专门组织一个打捞队。如果遇到情况较为简单，水警们还能处理；但如果尸体沉入水中、无法判断具体方位，加上水域情况较为复杂的时候，警方只能求助于长期在水上生活的渔民们。
　　 “我们本地的捞尸人，大多是渔民兼职。他们水性娴熟，对水下情况也熟悉。他们下去捞，我们也放心。”警方表示，很多渔民在经济上很困窘，平时主要以打鱼或做杂工维持生计，有部分人接触过一两次尸体；为了多赚点钱，就干起了这行。
　　
　　 “一般来说，在水面遇险，最快捷、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向附近的渔民求助。”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大部分渔民也比较热心，基本有求必应。可问题在于，如果遇险人成功救了上来便罢，如果溺水身亡了，绝大部分渔民都会对“捞尸”敬而远之。
　　 “给你5000块钱，你愿意下到冰冷的水里，找一具尸体吗？”一位渔民接受采访时反问。不少渔民对记者说，打捞尸体，本来就是一件很特殊的事；长期在水上生活的渔民，对尸体是更为忌讳。有人来求助，并非嫌钱少坐地起价，更多的时候是心理关过不去。
　　 “很多时候，死者家属与渔民们讨论的不是该给多少钱，而是如何‘避邪’。”水警对记者说，他们见过有的渔家，下水之前都要用大红纸、红布包船，有时还要选定时辰、大放鞭炮；渔民下水打捞时“全副武装”，捞完之后还要用白酒洗手冲身。
　　 一位自称有下水捞尸经验的渔民总结说：沉入水底的尸体，大多是呛水身亡。“有时候，捞尸体可以用滚钩，还比较方便；但有时候条件不允许，就得下水捞尸。”他告诉记者，下水时一般不会带灯，一方面失事水域大多水浑，就算带了也看不清；另一方面，带着灯一旦突然看到了尸体，那情形一般人都受不了。在漆黑的水下，完全凭借水性和触觉，感知尸体的方位。
　　 “水下的情况，谁都不知道。顺利的话，几分钟就能找到；遇到麻烦的，一整天连根头发丝都抓不到。”找到了之后，捞尸人还要用工具固定之后，再拖上来。遇上在水中时间较长的尸体，捞完之后可能好几顿都吃不下饭。
　　
　　 “我们经常会教育捞尸人，收费时要考虑到死者家属的家境和心情。但有时候，他们真的很辛苦。”一位水警对记者表示，一般来说，他们帮助联系的民间打捞者，警方都会向捞尸人建议收费标准。“少的时候，一个人一两百块钱就不得了了；最多的时候，在我们掌握的情况下，也就一个人300多块钱。”而有的时候收费较高，基本上都是家人的心情迫切，或失事水域深、水面广、水流急、作业难度的确太大等原因造成的。
　　 有水警告诉记者，打捞一般至少要带两三艘船来；每条船上下水的、开船的、拉滚钩的，加起来人员也要五六个。大多捞尸者都是AA制度，即辛苦来的钱平分；除去油费等，每个人能分到的真不算多。“捞尸人大多都是质朴的渔民，有时也就是想赚点外快，买包好烟抽抽。”
　　 另据记者了解，在长江、湖泊水域，情况复杂，捞尸就更为复杂、危险；相对内河来说，打捞费用要高得多。但对于死者家属来说，再高的费用也愿意支付——毕竟，按照风俗，人死了要见尸，并且入土为安。

农村老太炒股两年赚3600万 或有高人指点

特约扬子晚报记者18日专稿，今年65岁的老太马明礼，家住江苏省如皋市下原镇文庄村十七组50号。据当地人介绍，马明礼就是该村一个老实巴交的种田人，丈夫是退休教师，家里住的是十几年前盖的二层小楼。不过就是这样一个再平凡不过的农村老太太，却纵横股市，两年暴赚3600万。记者采访中发现，这个老太太身后可能另有高人，他们是谁，为何隐身？
　　
　　 华仁药业15日刚刚公布了中签号，不日将上市成为创业板新贵。而此次华仁药业上市也再次启动了造富魔方，江苏如皋一位65岁老太马明礼赫然位列华仁药业公司第四大股东。如果按照华仁药业发行价13.99元计算，以此计算马明礼的持股市值将达到4200万元左右。
　　记者昨天查阅华仁药业的招股说明书发现，马明礼以300万股的持有量位列公司第四大股东。等到公司上市交易时，如果市场还不错的话，马明礼的身家应该还会继续上涨。而马老太的持股成本相当低廉，据此前有媒体爆料，2008年10月30日，一位名叫高飞的自然人将其持有的华仁药业2.00%的股份(300万股)转让给了马明礼，转让价格为600万元。因此，马明礼的这300万股成本价仅为2元/股。
　　与马老太相反的是，那位转让股权给她的高飞却无疑是贱卖股权，错失了暴富机会。据报道，转让股权给马明礼的自然人高飞，也是在2007年才进入该股。2007年9月7日，华仁药业控股股东——华仁世纪集团与自然人高飞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300万股转让给了高飞，而当时转让价为1元/股。一年之后，高飞又将这300万股作价600万卖给了马明礼。如果高飞没有转让股份，那么将迎来暴赚近14倍的机会。
　　
　　以13.99元的发行价计算，65岁的如皋马明礼老太用了不到两年时间，就在华仁药业中暴赚了近3600万，收益率高达599.5%。这位老太股神迅速引起了各方关注，一位家居农村的65岁老太，如何能以如此低的价格获得股权？此前有人联系公司的董秘刘彬，他表示关于股东的详细情况招股说明书中已进行了详细报道，而对马明礼的其他情况不再作说明。而招股书中表示，“马明礼女士与本公司其他所有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根据公司招股说明书显示，马明礼的出生日期为1944年11月25日，家庭住址为江苏省如皋市下原镇文庄村十七组50号。有意思的是，今年高考江苏那位作文“古文奇才”王云飞也出在这个村。这位新晋级的千万富翁马明礼究竟是什么人？

记者昨天通过各种途径，找到了其登记住址如皋下原镇文庄村的有关人士。当地人对于村里刚刚爆出古文奇才后，又爆出一个老太“股神”表示十分惊讶。据当地人介绍，马明礼就是该村一个普通的农妇，给人印象是个老实巴交的种田人，丈夫是退休教师，家里住的是十几年前盖的二层小楼，不过这种楼房在当地农村很普遍，没什么特别之处。
　　村里人说，马老太现在不在家，夫妻俩都到在外地工作的女儿家去了，暂时联系不上。不过马老太还有个儿子，小时候过继给大伯家了，这个儿子现在大概有40多岁，当年是在青岛上的大学，后来留在青岛工作，具体什么工作不太清楚，好像是证券公司“炒股的”。逢年过节偶尔也见到他回家，有时候马明礼夫妻也到儿子那里去。
　　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不禁让人产生了疑问，“股神”马明礼会不会是其子的“马甲”？或者另有幕后操纵的高人？据了解，像马明礼这样的“超级散户”确有先例，最近的一次是，保利地产一份一年前刊发的公告被媒体“挖掘”，曝出了A股史上最牛教师，这位叫做方德基的农村退休教师目前手握约10亿元资产。而他的背后是大名鼎鼎的超级散户章建平，方德基是他的岳父。 疲劳
　　根据多起见报的“高龄”股神经历看，他们往往是“被马甲”，即这些股票是代别人持有，其背后隐匿着资金大鳄。当事老人直到记者找上门去，才如梦方醒。
　　资金大鳄为何找“高龄”股民代持股票？或许跟更便于操纵股票、绕开监管不无关系——根据《证券法》第86条规定，持股超过5%必须及时书面报告并公告，以让投资者及时了解股权变更，作出相应投资判断，防止内幕交易和操控证券市场。
　　但如果大资金把股票“分派”给众多“马甲”账户，即使多个账户总额超过5%，也不太容易被查出。而身居农村、交际面窄的老人，显然是最不易被注意的“被马甲”首选。
　　于是，近年来频频看到媒体爆出：10亿身价的浙江“最牛乡村教师”，背后隐现股市大鳄章建平；88岁湖南“最老股神”王梅安身后，操盘的是一代“黑嘴”雷立军……而现在，咱江苏也出了“高龄”股神！
　　一开始，小记很爱看此类猛料，并“艳羡”老人们的“炒股”能力，但看到最后往往一个套路：高龄、股神、马甲、大鳄，唯独缺了监管层的行动。而如果监管只看不查，这类“资本神话”于小散户而言就不过是“仅供娱乐”，难免有些审美疲劳。

　　八旬的巴菲特，还在美股驰骋并被众多人“顶礼膜拜”；年近七旬的罗杰斯，还不时慷慨发声点评全球市场。A股出一个马明礼这样的65岁农村千万富婆，甚至更多的高龄股神，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不过，这位65岁老太太不到两年暴赚近6倍，恐怕比公认的股神巴菲特还厉害。但话又说回来，如果小股民想学，操作难度可太高了，还是自己理性投资吧。

毛岸英牺牲后 刘思齐的寡居、再婚生活

特约新华社记者15日专稿，毛岸英是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泽东的长子，这已为几代中国人所知，但作为毛泽东的长媳刘松林（刘思齐）在毛岸英为国捐躯之后寡居的生活片断，却很少为人所知。
　　
　　刘松林，是革命烈士刘谦初和革命老人张文秋的女儿。刘谦初，1897年出生在山东平度县，燕京大学高材生，大革命初期的中共党员。张文秋，1903年出生于湖北京山县，毕业于湖北女子师范，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7年春某日，时任北伐军第十一军政治部宣传科社会股长的刘谦初，带着恋人张文秋去武昌都府堤41号毛泽东的住处，拜访毛泽东。毛泽东当时主持设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刘谦初和张文秋向毛泽东请教了有关国内形势和农民问题，彼此谈得很投机。
　　刚产下第三个儿子的杨开慧，听说有客来访，便在保姆搀扶下从产房来到客厅，端出花生和栗子招待客人。听说这对正处在热恋中的男女即将举行婚礼，风趣的毛泽东便对他们说：“别人会祝你们早生贵子，我则希望你们早生、多生千金，我们两家好对亲家，我有3个儿子呐！”张文秋羞涩地逗着依偎在她身旁的5岁的毛岸英、4岁的毛岸青玩。她压根儿没有想到，几十年后她竟然真的先后成了这两个孩子的丈母娘。

几日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共起义，武汉三镇局势也开始动荡。刘谦初和张文秋于1927年4月26日举行了婚礼。可新婚第三天，刘谦初即接到紧急命令，随国民革命军继续北伐，随后又被调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新婚后的张文秋，仍回京山县，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1929年4月，刘谦初化名黄伯襄出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长。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张文秋化名陈孟君也调任中共山东省委委员、妇女部长，这对分别3年的青年夫妻才得以团聚。
　　1930年8月6日，刘谦初在经青岛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途中，不幸被捕。为了张文秋的安全，中共地下组织迅速派人把身怀六甲的张文秋送往上海。张文秋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不久，即在上海海格路（今华山路）红十字医院生下一个女婴。刘谦初事先曾告诉妻子，不管生男生女，皆取名思齐。后来，尽管刘思齐改名为刘松林，但在毛泽东笔下却一直被写作思齐。遗憾的是，刘松林未曾见过生父一眼。1931年4月5日，关押在济南警备司令部监狱里的刘谦初，在经受了种种酷刑之后被山东军阀韩复榘下令枪决了，其时他才34岁。
　　后来，中共中央机关迁往江西中央苏区。在白色恐怖下，张文秋服从党组织安排，带着幼小的刘松林在上海、香港、南昌、北平等地长期从事地下工作。1937年，张文秋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1938年初春的一个夜晚，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聚精会神地观看演出。那天上演的剧目里有一出话剧《弃儿》。《弃儿》写的是一对中共地下工作者在白区进行艰苦斗争，不幸被捕，他们的女儿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妈妈！妈妈！”这个演女儿的小演员便是刘松林。刘松林当时在延安幼儿园读小学，她很活泼，喜欢唱歌、跳舞，所以被选中扮演这个角色。由于刘松林有着与剧中小女孩类似的经历，所以她演得非常投入，因而也非常感人。

　　毛泽东被剧中情节深深感动，这大约是由于他的3个儿子在上海也一度成了“弃儿”。
　　剧终之后，毛泽东仍沉浸在《弃儿》剧情的氛围中，他建议把最后一幕再演一遍。于是，刘松林衣衫褴褛，又一次在舞台上奔走呼号：“妈妈！妈妈！”
　　毛泽东很喜欢这个小演员。演出结束后，毛泽东微笑着把刘松林招呼到自己身边，让她坐在自己膝上，摸着她的头，问她叫什么名字，爸爸妈妈是谁。刘松林指着坐在后边的陈振亚和张文秋说：“那就是我的爸爸妈妈。”
　　毛泽东朝他们招招手，陈振亚和张文秋赶忙走了过来。

　　陈振亚向毛泽东解释道：“她是刘谦初烈士和张文秋同志的女儿。刘谦初同志1931年在济南被国民党杀害了，我是她的继父。”

　　毛泽东看看张文秋，觉得面熟。张文秋告诉毛泽东，她和刘谦初在武汉时曾去过他家。经张文秋这么一提，毛泽东终于想起，1927年4月在武昌时那对来访的男女青年。他对刘松林说：“我做你的干爸爸，你做我的干女儿，好吗？”
　　刘松林回答说：“好！”

　　毛泽东又说：“你既然是我的干女儿，那就随我到家里去玩吧！”
　　于是，在演出结束后，毛泽东牵着刘松林的小手，领着张文秋、陈振亚夫妇去了他住的窑洞。
　　第二天，毛泽东又派人把刘松林接到自己家里。从此以后，刘松林就成了毛泽东家的小常客。
　　那时，毛岸英还在苏联。谁都没有想到毛泽东这位8岁的干女儿，后来竟成了他的长媳。

刘松林第一次见到毛岸英，是在8年之后的1946年7月。
　　刘松林在1939年随父母亲离开延安前往苏联。不料，在路过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时，陈振亚和张文秋被新疆当局扣留。1941年5月21日，陈振亚在新疆遇难。1943年4月，张文秋在新疆被反苏、反共的盛世才逮捕，刘松林也和母亲一起进了监狱。同时入狱的还有毛泽东的二弟毛泽民、毛泽民的妻子朱旦华、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等。抗日战争胜利后，经中共代表和国民党谈判，多方营救，被关押在新疆监狱的130多位革命者终于在1946年6月获得释放。

应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的要求，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张治中将军，派武装将这一大批人集体护送到了延安。过了6年铁窗生活的刘松林，回到延安后又见到了毛泽东，见面的地方仍是中共中央党校礼堂。那是在她们回到延安的第二天，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专程前往看望这批出狱的同志。毛泽东一眼就认出了张文秋，向她问好之后便问起干女儿刘松林来。张文秋指指身后一个亭亭玉立的花季少女。毛泽东很惊讶，8年没见，刘松林已长大成人了！
　　毛泽东对干女儿说：“明天到我家里来玩啊！”
　　第二天，毛泽东派人来接刘松林。在毛泽东的家，刘松林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
　　那时，毛岸英24岁，长刘松林8岁。半年之前他才从苏联回国，回到阔别19年的父亲身边。毛岸英是一位英俊的小伙子，长得比毛泽东还高。毛岸英给刘松林的第一印象是很随和。他虽然在苏联呆了10年，但中国话依然讲得很好，刘松林讲的话他都能听懂，不像刚从国外回来的。
　　就这样，刘松林把毛岸英当成了大哥哥，喊毛岸英“大哥”。不过刘松林在延安跟她这位大哥仅见了这么一面而已。毛泽东考虑到毛岸英在国外太久，不了解中国国情，所以就让他自带口粮，到延安城南15里的吴家枣园，跟一个劳动模范学习种田，平时难得回家。

　　1947年3月，胡宗南率20万大军进攻延安。正在延安中学读书的刘松林参了军，随部队离开延安，过黄河进入山西。而毛岸英此时也离开延安，参加中央土改工作团，前往晋绥解放区临县郝家坡参加土改工作，后来又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前往山东渤海地区继续参加土改工作。

1948年3月23日，在人民解放军已转入进攻的形势下，毛泽东率中共中央前委离开陕甘宁边区，东渡黄河进入晋绥解放区。4月22日，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却没有再回延安，而是继续向东，于5月27日到达了平山县西柏坡。不久毛岸英也从山东来到了西柏坡，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担任编辑助理。

　　正巧，就在这时，刘松林来西柏坡看望母亲张文秋。她在一个下午去毛泽东那儿，在那里又遇见了毛岸英———这是他们第二次相见。
　　18岁的刘松林，梳着两条辫子，已经是个大姑娘了。毛泽东留她吃饭。那天晚上，毛岸英跟她一直谈到11点多。

　　此后，刘松林在西柏坡住了近一个月，跟毛岸英有了很多次的接触，彼此产生了感情。刘松林假期结束后回到山西，进入长治北方大学学习。毛岸英跟她保持通信联系。
　　毛泽东发现自己的长子爱上了自己的干女儿刘松林，对这门亲事当然很满意。1948年9月，毛泽东邀张文秋见面时，跟她商量这桩亲事。张文秋一口答应下来。于是，毛岸英和刘松林正式订了婚。

　　毛岸英很想和刘松林早点结婚。但是，当时华北解放区在男女结婚年龄方面有明文规定，男20周岁、女18周岁方可结婚，而刘松林的实足年龄离18周岁还差几个月，所以毛泽东没有同意。毛岸英很不高兴，还闹了情绪。毛泽东为此发火道：“谁让你是毛泽东的儿子的！”

　　就这样，又过了几个月，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个周末———1949年10月15日，毛岸英和刘松林在北京结婚，婚礼隆重而简朴。毛泽东亲自在中南海为他们主持婚礼。
　　周恩来和邓颖超、朱德和康克清、刘少奇和王光美、李富春和蔡畅、谢觉哉和王定国等重要领导人夫妇成了婚礼上的贵宾。

　　毛泽东只送一件大衣给毛岸英，说：日间岸英穿着御寒，晚上盖在身上，两人都暖和。
　　这时，毛岸英在中央调查部担任机要秘书和翻译，新房就设在中央调查部的院子里。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9月15日，美军7万多人在朝鲜仁川登陆。接着美国操纵的联合国军，大规模开进朝鲜，其战略目标是霸占朝鲜，威胁中国。顷刻间，战火便烧到了鸭绿江边。10月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接着又于10月4日下午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两次会议都是在紧张的气氛中研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面临的严重局势以及出兵援朝问题。最后作出决定，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请求，派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毛岸英便和指挥所的几位工作人员一起随彭德怀飞往了沈阳。临行前，毛岸英托毛泽东办公室的一个同志转告刘松林，说组织上派他出差去了。
　　10月13日，毛岸英回到家方知，在他走后，刘松林得了急性阑尾炎，住进了北京医院。毛岸英在医院里陪了刘松林两夜，于10月15日清晨又随彭德怀飞回了沈阳。

　　10月14日夜里，毛岸英对刘松林说：“我明天将要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出差。我走了，通信不方便，如果没有接到我的信，千万别着急。”
　　“你到什么地方去呢？”刘松林问。

　　毛岸英没有正面回答，倒是跟她谈了战火纷飞的朝鲜，他问刘松林：“有个朝鲜半岛，你知不知道？”
　　“知道，那儿正在打仗。”刘松林猛地一愣，问毛岸英，“怎么，你？”
　　毛岸英话到嘴边又忙改口，笑道：“我是在考你的时政哩！”

　　1950年10月15日早晨，毛岸英在医院里告别了妻子刘松林。毛岸英这一别从此便音讯杳然。

毛岸英于1950年10月19日，随志愿军先头部队跨过鸭绿江，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担任俄语翻译兼机要秘书。他和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副司令员邓华、洪学志生活在一起。

　　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成了美军重要的轰炸目标。
　　1950年11月25日清晨，天还未亮，志愿军机关人员就按照防空规定，除值班人员外，统统都进了防空洞。值班人员在听到空袭警报后再进防空洞。
　　11时，3架美军B-29轰炸机飞了过来。正在忙着处理电报的毛岸英，被警卫人员硬拉进了防空洞。
　　敌机空袭之后飞走了，毛岸英和作战参谋高瑞欣又从防空洞里跑回作战室处理电报，晚上将发起第二次战役，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不料，飞远了的敌机又突然调过头来，向志愿军总部所驻地的小山村俯冲，倾泻汽油弹。顿时，志愿军总部一片火光！
　　后来，人们从被烧焦的尸体的腰间，发现了斯大林所赠的德制手枪和手腕上戴的那只苏联产的手表，确认了这是毛岸英的遗体。
　　这时，毛岸英年仅28岁，出国仅月余。

　　彭德怀以非常沉痛的心情，亲拟电文，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报告了毛岸英牺牲的经过。
　　机要秘书叶子龙接到电报，等毛泽东办完公事，回到万寿路新六所一号楼休息时，小声叫了一声“主席”，呈上电报，然后默默地站在那里。

　　毛泽东将那份简短的电报埋头看了足足有三四分钟，当他抬起头时，脸色非常难看，面部没有任何表情，向叶子龙摆了摆手，说：“战争嘛，总会有牺牲。牺牲者成千上万，无法只顾及此一人，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已过去，精神伟大……”

对于长子殉国，毛泽东心情十分沉重。但是，他更担心的还是长媳刘松林。刘松林才20岁，她怎能承受如此沉重的打击！
　　遵照毛泽东之嘱，四周的人都对刘松林封锁消息。

　　毛岸英牺牲很久了，毛泽东始终严守秘密，不愿把噩耗告诉还很单纯的儿媳刘松林。刘松林的母亲张文秋，在得知女婿殒命朝鲜的消息后，也向女儿隐瞒了这件事情。
　　刘松林知道毛岸英牺牲的消息，是在毛岸英牺牲快3年的时候。刘松林说，一是因为我在学校学习；二是那个时候我还小，不懂事，没有意识到感情很好的年轻夫妻之间，长期没有音信是不正常的。
　　开始的一年，刘松林没有担心，后来也觉得不对了：岸英他怎么老也不来信呀？心里老犯嘀咕：这不是国民党统治下的白色恐怖时期，那时，共产党处于地下，夫妻被隔绝是很正常的，可我们是新中国，是统一的国家政权，一个领袖的儿子能去哪儿，怎么这么长时间不出现呢？但又不敢去问公公毛泽东。

直到一次偶然的机会看见一张照片，那是岸英身着朝鲜人民军军服，站在大雪覆盖的山坡上，这显然是初入朝时拍摄的。刘松林一下子全明白了，岸英他抗美援朝去了！可朝鲜战争已停战了，不少人都回国了，而岸英他……刘松林再也忍不住了，一刻也不能等了，
立即跑去问毛泽东：“爸爸，岸英已经有两年8个月18天没有给我来信了！”

　　历来处变不惊的毛泽东，听儿媳这么一问，也“哦，啊啊……”支吾起来。他也许认为再瞒下去也不是办法，就索性告诉儿媳吧，于是掐灭手里的香烟，沉痛地对刘松林说：“思齐，我知道你对岸英的感情很深，亲人之间的离别，是很痛苦的。我至今还记得，当年我和你们的开慧妈妈在离别时，她送了我一程又一程。我说，我们很快会见面的，你回吧！她就是不回去，站在那里望着我，直到我们互相都看不见了。3年后，却传来她不幸的消息！还有你们泽民叔叔、泽覃叔叔、泽建姑姑、楚雄小哥哥……”毛泽东讲亲人们为革命献身的用意，是再清楚不过了，是在做刘松林的思想工作。对这些道理，刘松林都明白，但她的心还是被击碎了！她扑在毛泽东膝上号啕大哭。刘松林的哭声，把整个中南海都惊动了！

　　人们好不容易才把悲痛欲绝的刘松林给暂时劝住了。毛泽东估计刘松林这下子一定是睡不好觉了，便拿出3颗自己服用的安眠药，放在一个小瓶子里，对她说，你若夜间实在睡不着就吃上一颗。可是，她带回去的安眠药却被她母亲张文秋给藏起来了。刘松林连续几夜皆通宵不眠，便找毛泽东给她的安眠药。她记得是放在枕头下的，可找遍了床上、床下也未找到，便问母亲见没见到那小药瓶子。张文秋说，见到了，被她拿走了，因为她听人讲过，青年人不要轻易服安眠药，服惯了，离开安眠药就不能入眠了。刘松林曾不无感慨地对人讲，真正能体谅他感情的是公公毛泽东，而不是生母张文秋！只有公公才知道岸英在她心目中的份量！

　　自此，刘松林患上了脑神经衰弱症。
为了缓解刘松林的悲伤，使她摆脱恶梦，振作起来，毛泽东决定帮助刘松林改换环境，让她去苏联留学。

　　刘松林到苏联进入莫斯科大学，读数理专业。渐渐地她觉得学数理知识很难，怎么也学不进去。她想转专业，学文学。但又害怕因转专业会招惹一些流言蜚语，不敢向驻苏大使馆提出转专业问题，便写信给毛泽东。毛泽东很理解她，给她回信，支持她改换专业，劝她莫要怕蜚短流长。
　　1957年，刘松林回国，转入北京大学攻读俄罗斯语言文学。后来，她发现自己更喜欢中国古典文学，觉得自己这一次转专业又转错了，便把自己的想法又告诉了毛泽东。

　　毛泽东说，你爱好中国古典文学很好，但要学好中国古典文学必须要懂中国历史，我可以教你。说着便给刘松林拟了一个长长的书单子，刘松林接过一看，上面是《史记》、《资治通鉴》、《三国志》、《红楼梦》、《水浒》、《聊斋志异》、《古文观止》……“哎哟，这么多书呀！”刘松林一看完书单，禁不住大吃一惊，说：“怕我这辈子也读不完！”

　　毛泽东说：“人活到老学到老，一天不吃饭可以，但不可一天不读书。”说完这句话，便开始给刘松林讲古典文学。
　　自那以后，刘松林每次去见毛泽东，毛泽东总要给她讲一篇古文。
　　一次，毛泽东让刘松林帮他借一本《茶花女》。刘松林很快便从一个熟人那里借来了这本书。
　　毛泽东读书有个习惯，会随手在书上圈圈点点，画画杠杠，甚至写上眉批，他读《茶花女》也是如此。
　　数日之后，毛泽东派人将书送给刘松林还人。刘松林打开一看吓了一跳，心里直嘀咕：原来人家干干净净的一本书，连一点墨迹也没有，现在被父亲圈呀点呀，眉头上还写了那么多字，这叫我怎么还人家呀？刘松林只得硬着头皮将书朝书的主人手里一塞，什么话也没说，扭头就跑了。
　　几十年后，刘松林的妹妹邵华将军谈到这件事时，说，当时那位书的主人，若没有把这本书丢掉，那它就成了无比珍贵的文物了。

时间到了1958年寒冷的冬天，整整8个年头过去了，最后一批志愿军部队也从朝鲜凯旋归国了，可岸英回不来了！

　　一次，毛泽东又开导刘松林：“思齐，你还年轻，前途还远得很，你不能就这样过一辈子。俗话说，少年夫妻老来伴。将来老了，也还要个伴儿嘛。老来没伴儿，好凄惶啊！”“我知道你对岸英感情很深。但望门守节，从一而终，这都是封建的东西，岸英不会赞成，爸爸也不会赞成。你年纪轻轻的，就这样孤苦伶仃地生活，爸爸心里不安，很难过。让爸爸给你找个对象吧！”
　　刘松林哭了，哭得很伤心。后来，她让妹妹邵华去对毛泽东说：姐姐讲，岸英哥哥死了这么多年，生不见人死不见鬼，她没有尽到妻子的责任，还没给丈夫扫过墓呢。姐姐要去朝鲜给岸英哥哥扫墓。不祭奠岸英哥哥，她是不会改嫁的。
　　毛泽东又一次给予理解和支持。不过这一次他跟刘松林有了“约法三章”：一、不花国家一分钱，一切费用全从他稿费中开销；二、不得惊动朝鲜党和政府领导人；三、所有活动不得见报。
　　刘松林庄重地答应了毛泽东的这三条要求。
　　毛泽东让刘松林的妹妹邵华陪伴她的姐姐一同去朝鲜。毛泽东还让人给刘松林、邵华姐妹俩送去一笔出国置装费。

　　1959年春节后的一天，刘松林、邵华姐妹，在毛泽东办公室秘书沈同陪同下从北京乘火车抵达丹东。鸭绿江边，寒风凛冽。刘松林踏上朝鲜国土，心潮翻滚。他们一行先到了中国驻朝鲜大使馆。
　　毛岸英烈士当时被临时安葬在他的牺牲地大榆洞山上，1955年秋，桧仓郡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初步建成，便迁葬至陵园内。

　　从平壤乘车到桧仓郡往返要足足一整天。刘松林等人，由中国大使馆派车直驱桧仓郡，刘松林终于“见”到了她久别的爱人。一声“岸英”，泪水夺眶而出。她跪倒在毛岸英的墓碑前，双手抚摸着碑身，痛哭失声：“岸英啊，我看你来了，代表父亲看你来了。这么多年才来看你，来晚了……”她在墓前长跪不起，这一声声哭诉，让在场的人无不动容。人们好不容易连劝带拉才把她搀扶起来。

　　临别时，刘松林在墓前的泥地上撮了一些土放在手帕里，然后对着墓深情地说：“岸英，我还会再来看你的！”

　　管理烈士陵园的朝鲜人，从花圈上看出祭奠者是毛岸英的妻子，立即上报，直报到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劳动党中央派人跟中国驻朝大使馆联系，要求隆重接待刘松林一行，被大使馆婉言谢绝。刘松林因伤心过度，加之旅途劳顿，先是嗓子疼痛，以为是犯了咽喉炎，可很快便支撑不住而病倒了。火车到了北京车站，她从火车上下来就被直接送到首都医院，一查竟是几种急性病并发。
　　毛泽东闻讯，派卫士长李银桥送信到医院看望、安慰。

到了1960年的春天，刘思奇已经29岁，毛泽东更加显得着急而为难，他说：公公劝儿媳妇改嫁怎么能说得出口呢？后来，还是趁着一次子女们都在身边的机会，毛泽东笑着对他们说：你们都老大不小了，应该考虑找对象的事情啰……孩子们就一起嘻嘻哈哈，跟他开玩笑的说：如今可难找了，你给我们参谋吧……

毛泽东说：我有一个好办法：你们都闭上眼睛，上街随便抓一个好了……这时，刘思奇说：那要是一个大黑麻子可怎么办呢？

毛泽东说：那就认命呗……说完自己哈哈大笑，孩子们也是笑得前仰后合。
而这时，毛泽东边笑边看着刘思奇，而刘思奇似乎也明白了毛泽东想说的意思，笑着笑着，就落泪了……

后来，在空军学院院长刘震的介绍下，刘思奇和这个学院的一名教员杨茂之相爱结婚；结婚那天，毛泽东特地派人送来300块钱，还有他亲笔写的一首诗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