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乞丐村--“乞讨”成为一种品牌

特约中国青年报记者16日专稿，通往小寨的道路，随处可见刷写在墙壁之上类似“别跪了，站起来”的标语。5元一瓶的劣质白酒下肚，沙哑地唱起“花儿”，李尕猴的眼睛里才会放出异样的神采。
　　29年前一个阴冷的冬天，李尕猴带着7岁的儿子流浪成都街头。李尕猴抱着二胡，反复拉着从电视上学来的几首曲子，儿子则伸出冻红的小手，向行人乞讨。“受过的罪大了，那时候人们只给几分钱，给几毛的都少。”
　　李尕猴所在的甘肃省岷县小寨村，因被媒体称为“中国第一乞丐村”而闻名全国。由媒体拼接的图景里，这个村庄八成至九成的农民像候鸟一样，在贫瘠的乡村和诸如济南、青岛、沈阳、南京等东部沿海发达城市之间季节性迁徙乞讨，“夏天去北方，冬天下南方”。
　　如今，这个另类成名的村庄是否还延续着它不光彩的传统？媒体拼接的图景是否有夸大的成分？日前，记者在实地探访中感受到了小寨村难以承受之重。

和村里其他人家相比，李家最大的不同是，供出了全村第一个大学生。但至今，李家仍位列这个村庄最为贫困的家庭目录中。包括世界银行贷款单在内的5张逾期贷款催收的通知单，还躺在他家破旧的柜子里。原因很简单，李尕猴“要得最早，但没要下（去）”。
　　如今李家栖身的这间砖木混合结构的房子，宽3米，长七八米，建造于2007年，4000元盖房的钱来自政府的救助。环顾四周，他家最值钱的家当是一台21吋的创维电视机。两把海绵裸露在外的沙发是别人淘汰的，供冬天取暖的炉子也是经过“特殊处理”的——在炉膛的上面，放置着一个铁制的炉条，煤只在炉条上燃烧。这样做是为了省煤。
　　供孩子上学，是李尕猴这辈子自认最正确的一次决策。他至今清晰地记得儿子李玉平的责问：“我已经10岁了，还不让我上学，啥时候让我上学呢？”儿子对求学的渴望，最终博得了父亲的同情。
　　李玉平上大学那年，李尕猴执意要陪儿子到湖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报到，瞅瞅“大学长啥样”。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出远门不是为了乞讨。
　　但回家的路上，他又去乞讨了。这次是为了还儿子交学费欠的债，他沿着荆门、襄樊乞讨了一路。他的这种行为很快被听到消息赶到的儿子制止了。
　　2005年，这个村庄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大学生，在他就读的小寨初中的校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致全乡中小学生的一封信——别跪了，小寨人，站起来》的文章。他还在村里办起了免费的文化补习班，给孩子们讲外面的世界，谈人生的理想。
　　这一切来源于他的切身体会。童年短暂的乞讨经历，对李玉平幼小的心灵触动极大，他时常望着城市的高楼大厦梦想：“将来，这里有没有我的份儿？有一天，我也要像城里人一样生活。”这个乡村少年认准，读书是改变人生命运的唯一途径。
　　“当时乞讨气氛很浓，越来越严重，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李玉平回忆着将“家丑”“捅出去”的初衷。
　　正是这个年轻人的举动，引发了又一轮全国媒体对小寨村的报道热潮。检索当时的媒体报道，“乞丐村”、“中国第一乞丐村”这样的字眼开始大量出现在相关报道中。
　　这也是一部村庄的另类成名史：从2001年开始，几乎每一年都有远道而来的媒体记者踏访小寨，“记者在小寨扎下了根”，外界对于小寨的关注热度一直未能削减。从此，这个寂静的村庄不再平静。各种版本的传闻不同程度上提升了外界对这个村庄的想象力。

　媒体的报道在2009年再次迎来小高峰。这一年，离小寨千里之外的济南市承办大运会大型赛事。一项针对流浪乞丐问题的专项治理由此展开，包括来自岷县的乞丐们被遣返回乡。
　　5年过去，回望当时的举动，24岁的李玉平自言“问心无愧”。在他看来，“媒体只要把小寨村提出来，就会受到关注，小寨被改变的时间也就会越来越快”。
　　2008年腊月，李玉平回乡举行了婚礼。2010年前夕，从遥远的江苏无锡传来儿媳生下孙女的消息，接到电话的李尕猴乐得合不拢嘴，一连喝了4天的酒。
　　如今，“当了爷爷”的李尕猴对生活再无更多憧憬：有洋芋吃、有拌汤喝、有烟、有酒就足够了。不过有时候，他也会艳羡那些村里因乞讨富起来的人家，“比我供大学生的美”。
　　在以房子为财富象征的乡村，不少外出讨要的小寨农民，把他们的乞讨成果都带回了村子，最早盖起了锃亮的瓦房。
　　“村里第一批富起来的人是讨要的人。”这个说法得到了村支书杨金忠的印证。“不是生活困难去讨要，而是认为讨要来得容易，背后有利益驱动。”中寨镇民政站站长杨维科说。他曾作为驻村干部长期在小寨工作。
　　据他的观察，大致从1999年前后开始，小寨人外出讨要开始从讨要米面、馍馍、解决温饱向讨钱、谋利转变。进入21世纪，一些当地农民将外出讨要视作是“快速致富”的捷径，尽管，这种方法并不“很光彩”。
　　一些外出讨要获得财富的农民，对在城市的乞讨经历讳莫如深。他们大多声称是外出务工。　　和村里其他一些人相比，38岁的杨龄已经算是不错的了，至少他掌握了一手熟稔的泥瓦活儿。2001年前后，他曾外出打工，但勤勤恳恳的工作并没有让他获得该有的报酬。岁末，黑心的老板卷钱跑了，没有路费回家的杨龄，最终跑到了街头。很快，他发现“讨钱比打工容易多了”，而且每天乞讨的收入和他出卖体力的收益相当。

岷县民政局副局长李康平实地走访小寨村后发现，“一个村庄去乞讨的人，不一定是村里最穷的。基本上因生活所迫行乞的，已基本没有了。”
　　“这是一种耻辱。”杨金忠说。面对小寨村贫困的现实，这位村干部坦承“束手无策”，甚至在他的任期内，如何彻底脱掉这顶“不光彩的帽子”，看上去仍遥遥无期。但近年来，“乞丐村”的乞丐正在减少，这是不争的事实。尽管连长期在当地生活的村干部，都难以掌握村里实际乞讨者的真实数量。据杨维科的粗略统计，即使是讨要现象最为严重的年头，“每一个村庄外出讨要的农民的数量大概在20人左右”。而如今，“只有星星点点的几家”。
　　可以佐证的是，被外地救助站遣送回乡的岷县籍农民数量同时在减少。杨维科介绍说，以往讨要现象最为严重的历史时期，每年从各地城市救助站遣送回小寨的农民将近五六十人，而近几年已下降至个位数。
　　在岷县民政局提供的一份材料中，这样分析小寨被扭曲的现实：“由于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贫富差距较大，加之讨要相对打工来钱快、不费力，致使一些群众产生了好逸恶劳思想，走上讨要的道路。久而久之，使个别群众的致富观念发生了扭曲，把外出讨要当成了脱贫致富的一种途径。更有甚者，抓住人们同情弱者的心理，利用妇女孩子行乞讨要。”

　　在网上言论中，很多评说小寨人的用语随意而充满调侃。从上海打工归来的小董因此“很受伤”。他在上海第一次上网搜索中知道了家乡的名声。从此，他绝少向外人提起家乡的名字。　　这座被污名化的村庄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烦恼：一些生意人的诚信因此受到异样眼光的质疑，年轻人娶外乡媳妇也被媒人投以不信任的目光……

　　尽管小寨村目前仍有外出乞讨现象存在，但据中国青年报记者观察，外界对小寨村的报道，多少有夸大的成分。

“乞丐村多见二层小洋楼”、“乞丐村乞丐坐飞机返乡”等真假难辨的细节被媒体无限放大，甚至被制作成网络标题广泛流传。在媒体和网络交织的世界中，诸如“好吃懒做”、“不知羞耻”、“假乞丐”的标签贴在了小寨人的身上。

2004年，有媒体报道来自甘肃岷县的流浪乞讨者，手背上刺有梅花点状刺青，网络盛传乞丐们将在成都召开“丐帮大会”。结果被证实“丐帮梅花印”之说“子虚乌有”。实际上，这仅是流行于当地的一种风俗习惯。
　　小寨已经成为了一种“品牌”，经常被冒名顶替：不少来自临近漳县、宕昌等县的行乞者，甚至有外地的乞讨者，被城市的救助站收容后，都声称自己是小寨人。
　　李康平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2009年,济南市救助站曾遣返了11个乞讨者到岷县民政局，很快，有6人失踪了。最终被证实是小寨人的仅为5人。
　　传言说，当地有人乞讨讨出50多万元的财富神话。甚至有媒体披露，“租孩子”乞讨在当地已成为一种产业……
　　在调查中，这个所谓神话的制造者石胜平，向记者否认了这个传闻。他说，自己的财富主要来自集资经营化肥生意。而“租孩子”的现象已在当地消失。被媒体广为报道的“乞讨大户”李文义曾以此为生，现在，他的两个孩子就读于中寨中学，且学习成绩优异。
　　“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每当有外人和他谈论起小寨的讨要现象，37岁的年轻生意人石永茂总是愤愤不平。
　　5年前，靠敏锐捕捉到的涨价信息，出租车司机石永茂开始大量收购当归。在当归价格完成一轮从每公斤十几元到七八十元的“过山车”式疯长后，他发家致了富，盖起了街道里最漂亮的一幢米黄色建筑，开始经营百货生意。
　　他对记者说：“我敢说，这条街道的楼房都是靠勤勤恳恳的劳动盖起来的，没有一家是靠乞讨盖起来的。”
　　事实上，小寨的建筑仍以土坯房、砖瓦房为主。记者实地走访的小寨1社、虎龙村、水坪村等几个更为偏远的村庄，少见修建较为新潮的房屋，大多仍是当地多见的土坯房。媒体报道称“多见二层小洋楼”的地方，多集中在小寨2社和3社所在的集市街道两旁。
　　另外，记者了解到，随着当地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当地“中国当归之乡”品牌的日益扩大，不少头脑灵活的农民正依托在中药材产业链上，勤劳致富。
　　“山大沟深，民风淳朴，没有‘调皮捣蛋’，当地方言，意为不听话的。”记者踏访小寨村1社的当天，村里刚刚死了人，恰逢出殡，每家每户要在自家大门口烧麦草，祭奠亡灵。这个山里的村庄，仍然保持着很多地方看不见的古朴风俗。

一条通往小寨的宽约七八米的砂石土路，紧挨着冲刷出川都沟的河流，蜿蜒连绵5公里，随处可见刷写在墙壁之上的蓝色标语：“别跪了，站起来”。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这条道路在夏季经常会被泥石流冲断。这使封闭的小寨和外界的交流变得更加困难。
　　小寨村农民外出乞讨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岷县志》中冷峻地叙述道：“1960年，由于连续自然灾害和工作上的失误，发生严重饥馑，形成人口外流和非正常死亡。”
　　上世纪80年代初，小寨人尚未解决温饱，村子里出现了最早一批外出讨要的人。背井离乡的初衷，再现实不过，“庄稼不够吃，连青稞面也吃了上顿没下顿”。
　　那时，整个小寨村都面临着饥饿的威胁。据村支书杨金忠回忆，小寨那几年连年遭受自然灾害，“天晒雨打，连年冰雹，庄稼几近绝收”。
　　这是小寨村最为艰难的岁月。在快速增长的人口和有限资源的矛盾冲突中，环境承载的压力越来越大。为求生计的村民纷纷砍树、挖野药自救。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小寨的外出讨要现象渐成规模。最为严重的一个村子，“60户村民仅有4户没去讨要”。
　　杨金忠将小寨贫穷的原因归结为“人多地少，靠天吃饭”——拥有2514亩土地的小寨村，养活着2624口人，人均占有耕地不足1亩。
　　来自官方统计的数据显示：2009年，这个村庄农民年人均纯收入达到1980元。而这一年，全国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已首次突破5000元大关。
　　从严格意义上讲，被媒体称为“乞丐村”的小寨，并非指一个村庄。按照行政划分，小寨村下设12个社。2004年，全国撤乡并镇的大幕拉开。这一年年底，小寨乡被合并到中寨镇管辖。

建学校是这条救赎道路上的重要一环。为防止寒、暑假期间一些家长带领小孩外出行乞，中寨中小学的学生被要求每隔10天必须返校。每个假期，每个学生家长都会收到来自学校的一封信，教育他们告别耻辱。
　　56岁的薛合存被列为低保户后，再也没有出去乞讨过。放眼这个“老乞丐”的家，吃的面粉、炕上盖的军被、身上穿的阿迪棉衣，都来自政府的帮扶。在总共524户人家的小寨村，享受低保政策的家庭数量已超过100户。当地政府还为一些特困户提供补助资金，修缮危房。
　　长期的造血功能也被提上议事日程。据介绍，目前，小寨村正在实施“整村推进”的扶贫项目，旨在帮助小寨农民发展暖棚养植等致富方式，以增加收入。
　　尽管救赎之路仍显漫长，但45岁的虎龙小学校长郎俊文相信，“小寨的乞讨现象仅是暂时的产物，终究有一天会销声匿迹。”
　　他自称是一个“负重者”。作为一个教育者，他试图用正确的思想唤醒这些农民的子弟，“勤劳致富是根本，靠自己的双手才能改变命运”。
　　流动是人类基本的命运，不过，小寨人的这种流动总是沉重的。在通往岷县的长途班车上，我开始想象小寨村的模样：封闭的、人迹罕至的、孤独的、绝望的、挣扎的。
　　刚到小寨那个下午，我多多少少有点失望：呈现在我眼前的小寨，和西部的大多数村庄相比并没有什么两样。他甚至有点诗意与热闹：一条小溪静静地流过村庄，妇女们在小溪旁洗衣聊天，两幢现代化的教学楼里传来琅琅读书声。
　　但走进他们的生活，观察他们的言行，你就会发现，诗意与热闹都是表象，掩盖不了它的贫困与忧伤。
　　哲人黑格尔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在小寨，我一直努力地在寻找促使这种流动的合理性。答案或许很简单，严重的地域差距、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制造了流动所需的不平衡。
　　当这种行为被大多数人效仿并上升到文化层面，就会表现出极大的惯性。小寨就是这样一个复杂的矛盾体：既满腹委屈，又无可奈何；既民风淳朴，又道德崩溃、秩序失范。
　　而外界的过分关注，让小寨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表面上，那些刻板成见的媒体印象并没有影响到小寨的节奏，但被污名化下的村庄，其实“很受伤”。

不得不说，是一些媒体不够全面的报道推进了小寨村污名化的过程。当媒体将道德大棒砸向他们眼中所谓“丑”的东西时，事实上，偏见已经形成。
　　从某种意义上讲，小寨村很像曾经被妖魔化的河南。污名化的过程很容易完成，而为其正名的过程却相当漫长。任何一个理性的记录者，应该理性地看到小寨的变化和当地政府做出的努力，面对卑微的生命，理当心存悲悯，而不是以猎奇者的优势心理去摧毁这个乡村的秩序。　　

在虎龙村陪我采访的村支书包来忠，再次打算向上级打辞职报告。妻子肾结石手术，先后花掉了3万多元，致使他欠下一屁股债。乡里去年特事特办，将他家列为低保户，每月领50元的补助。但这不能解决长远的问题。对于这个45岁的男人来说，打工是他唯一能还上贷款的方式。他打算年后外出打工。
　　　离开小寨时，我花一根烟，请一个骑摩托车过路的年轻小伙儿载我出了川都口。他问我：“你感觉我们这怎么样？”
　　不等我回答，他说：“地方不好，人穷得很。待着还成。”我默然。冷风嗖嗖地从我脸上像刀子一样刷过……

养猪经历使葛优一生受益 助他跨入演员门槛

特约北京娱乐信息报记者15日专稿，可以说，葛优是记者所采访过的名人中最认真的人，他是那么小心翼翼，唯恐说错了一句话。他经常拍着脑袋、皱着眉头思考，然后撮着嘴，一本正经地向你讲述他的故事———这是一个世界影帝关于小人物的故事，这是一个喜剧演员关于喜剧人生的故事。
　　
　　天生胆小的葛优也有不安分的时候：那就是出生时带给他母亲施文心早产和难产的麻烦，同时也促使医生给父亲葛存壮一个两难的选择：要母亲还是要孩子？葛存壮执拗地说：“两者都要。”最终母子都“活着”。
　　记者有一个强烈愿望：想看看刚出生的葛优究竟是何等模样。经过两天的搜索，葛优终于找到了一张不满一岁时的照片，此时的葛优已经长出了浓密的秀发，眉清目秀，可以想象，长大以后绝对是一个英俊小伙子，只是那张还没长牙的小嘴微微张开，隐约显出成为明星的葛优的独特造型的雏形。但我真怀疑后来的葛优是否吃错了什么药，脱了发还被一些人称为丑星。
　　葛存壮所谓“我最得意的作品就是葛优”，大概是葛优成名后说的。因为从1957年出生之后的三十多年里，这件作品确实不怎么样：一言以蔽之曰：“蔫”。这个蔫似乎成了“葛优精神”，里面蕴涵着胆小、卑微、诚实、安分、认真等等。
　　幼时的葛优身体瘦小，非常腼腆，虽然从小就生活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周围人都是演员，但他一点模仿表演的欲望也没有。在幼儿园，即使老师“下令”，葛优也表演不出节目来。当时的北京电影制片厂位于北京郊区小关，周围都是农田，葛优就这样过着“田园生活”。一到雨天，他就和一群孩子玩水。
　　正如后来他客串的一部电影的片名《天生胆小》，葛优无论参加什么活动，都没有当头的份，总是跟在别人后面。葛优从来是受别人欺负的，甚至做到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境界”。有一次，在楼道里，有人不分青红皂白地给了葛优一拳，葛优没有反抗，没有愤怒，没有说话，就那么靠着墙根站着。对方却还没完：你敢说什么吗？葛优什么也没有说。

一次，葛存壮在北影厂拍《南征北战》，十多岁的葛优去看，当时剧团发面包，葛存壮说：“葛优，去帮忙拿一下面包。”葛优就是不敢过去拿。因为葛优的胆小不是一般的胆小，而是胆小得厉害，就像葛优所主演的一部电视剧《围城》中所说“胆子比芥子还小”。
　　在采访的过程中，记者一直“启发”葛优搜寻点有“英雄气概”的事情，哪怕是坏事也行。葛优托着脑袋想了半天，吞吞吐吐说出了三件事。
　　
第一件是扔“烟雾弹”。葛优和小伙伴们把乒乓球碾成碎末，和上辣椒，包在纸里，点火之后，从门缝里扔进别人家中。当然，作案结束后，葛优撒腿就跑。但这已经算得上有点“英雄气概”了。
　　 第二件是偷玉米。老北影厂的周围到处是农田，葛优偶尔跟着一群人去偷玉米，结果被农民抓住了。其他小孩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葛优则忐忑不安地怕挨打。最后还是父母把葛优“保释”出去。
第三件是偷自行车铃盖。北影厂有一位职工，葛优认为是他父亲的“对立面”，于是葛优决定采取“非常行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他把对方的自行车铃盖偷偷地拧下来扔掉。这是葛优迄今为止最辉煌的壮举了。但葛优面对记者谈到这件事，至今还惴惴不安，怕对方知道这件事情。其实，那自行车的主人已去世多年。另外， 有人还举报葛优曾经对那自行车撒过尿，但葛优至今不肯承认。
　　
葛优最初在北京八道湾小学上学。葛优这样告诉记者：“上学时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父母为了成绩好，把我送到城里的学校去。我记得每天要走很长的路去坐车，先是18路汽车，然后换27路汽车，才能到新街口的八道湾小学上学。‘文革’开始之后，北影厂就搬到城里，我就搬到药王庙附近的小学。接着在北医附中上初中、高中。”
　　 葛优不爱学习，有时也会淘气，给老师制造点麻烦，当然也免不了干点傻事。葛优读初中时，是板报宣传员。6月1日，为了尽宣传委员的责任，他绞尽脑汁，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写了一条标语：“热烈庆祝六一儿童节”。这时老师告诉葛优，现在你们不是儿童了，已经不过儿童节了，所以你这板报也就白写了。
　　记者问葛优在中小学期间有没有与人打过架，葛优说：“印象中没有，小时候，我是个不惹事的人。”
　　读高中的时候，葛优生病得了肝炎。在养病期间，葛优买了一把便宜的二胡，找老师学，这就增加了他的音乐修养，他还在学校的会演时独奏过二胡。他还在宣传队待过一阵子，跳跳集体舞，拉拉手风琴和二胡。总而言之，中学的葛优也不是什么精彩的人物，无非是跟在别人后面，敲敲打打什么的。
　　1976年，在“上山下乡”的大潮中，葛优别无选择，来到北京昌平县兴寿公社插队。
　　葛优自小喜爱小动物，来到农村，那些摇头晃脑的小猪更逗得他心里发痒。葛优有幸得到了一个比下地劳动相对省力的活———养猪。他一干就是两年零九个月，做猪食、起猪圈、给猪接生、为猪治病……成了地道的小猪倌。他和师傅两人，共同养着五六十头猪。
　　在葛优眼里，养猪在当时属于“好活”，是“专业”的活。工分是一天9.5分（最高分是10分）。而其他人下地干活，有可能是一天7分、8分。葛优说：“我的肩膀就是当时练出来的。当时打井水，用两手提水。同时，农忙的时候负责送水，两桶开水能够挑很远的路，不用放下肩膀来。”
　　1978 年底，在插队的平房小院子门前，葛优利用爸爸的照相机，请人给拍了一个富有表情的照片。这是葛优第一张带有表演的“剧照”。葛优说：“这应该是我想当演员念头的最初萌芽。”在此之前，尽管葛优有一个著名演员的父亲，但根本没想过要当演员，他只想进一个全民所有制的单位。
　　1979 年，在葛优离开兴寿公社的前几个月，演艺人才青黄不接的全国艺术院校纷纷开始招生。葛优感觉到，他应该去当一名演员。葛优说：“那时的心情，相比起拍照来，就有点要发芽的感觉。”于是他请假回到城里专门参加考试，第一个报考的是北京电影学院，接着是中央戏剧学院、中央实验话剧院，葛优屡败屡战，最终一个都没有考上。

葛优在考试的过程中，也经常犯傻。在实验话剧院复试时，未轮到考试的考生在台下看，轮到考试的在台上表演。其中一个女生在台上表演小品《等待》，“等待”了一会儿之后，考官对葛优说：“你上去捂住她的眼睛。”葛优傻傻地上去，捂住了女生的眼睛，女生问：“谁呀！” 葛优使劲地捂着，也不说话。女生随机应变，使劲地把葛优的手拿开：“流氓，你想干什么？”葛优一脸尴尬。考官当然直摇头，这么不会表演的考生，谁要？
　　这时，兴寿公社的人要求葛优回去继续养猪，因为葛优请假期间，养猪的活是找别人临时代替的，但那个替的人很不用心，大猪小猪都怀念着葛优，于是公社要求葛优赶快回去。
　　此时的葛优已经心灰意懒，于是收拾行装，准备第二天就回到公社与大猪小猪为伴。这时葛存壮的一个朋友来串门，对葛优说，全总文工团正在招生，可以去试试。于是他就改变了行程，决定第二天去报考。
　　考试的内容分三项。第一项是朗诵，葛优的朗诵材料是散文《鲜红的请帖》，讲的是“文革”时老师受到学生的冲击，后来学生感到自己错了，于是给老师发出请帖，给老师过生日。葛优非常怀念这份朗诵材料，面对记者，一再表示：“真可惜，丢失了那份朗诵材料。”第二个内容是唱歌。可以想见，葛优的嗓子好不到哪里去。第三个内容是小品。这时，葛优犯愁了，前面两项考试结果平平，第三项如果走以前的老路，肯定不会被录取。在这个时候，葛优灵感闪现，他决定演一个小品《喂猪》。
　　在众多的考官面前，葛优发现自己两年多的喂猪生涯，仿佛就是为这次报考准备的。原先有点紧张的葛优，马上变得胸有成竹，他不仅吃过猪肉，见过猪跑，而且和猪共同生活了将近三年。在表演中，葛优调动了自己的生活体验，受到考官的好评。葛优说：“在表演的时候，舞台上当然没有猪，但我的眼睛里有猪。”
　　十年磨一剑，三年喂一猪（指小品《喂猪》），葛优最终考上了全总文工团。事实上，在进入文工团之前，葛优还在一个工厂当过一段时间搬运工。
　　直到现在，葛优还很想回到那插队下乡养猪的地方去看看。

珠三角民工荒 99%企业严重缺工

特约深圳日报记者14日电，以珠三角地区外向型经济排头兵的东莞为例。这一年，先是年初时金融危机致60万农民工失业、百万农民工离莞；后是下半年订单恢复，99％以上的企业招工困难，有单不敢接。

　　日前，继2009年初与年中，记者在对珠三角地区“民工慌”与“民工荒”现象进行了调查采访，并给予了报道后，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记者再次走进珠三角，对该地区的企业用工情况进行了调查采访。

　　“民工荒”在珠三角地区早已不是新闻，季节性用工困难一直是存在于该地区的“老大难”问题。但记者采访发现，与以前的季度性缺工，但劳动力市场供应充足不同，当下的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群体已经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劳动力优势难再。业内人士认为，随着劳动力优势的逐步丧失和民工短缺时代的到来，珠三角地区的企业倒闭与转移速度将进一步加快。

　　门口支个广告牌，上面写着招聘的工种及人数，不时，一个或三五个男女青年上前浏览或到门卫值班室询问一番，旋即转身离去，走向另一家工厂。

　　这是2009年12月中旬，记者在广东东莞厚街、长安、高 等镇采访时，经常看到的场景。在订单回升的背景下，包括东莞在内的几乎所有珠三角企业都出现了“招工难”，“民工荒”再现珠三角。

　　“最红火时，公司有7000多名员工，而目前加上已经转型的另外一家工厂，包括公司新招的当地4050灵活就业人员，员工总数还不到1000人。”2009年12月17日上午，在位于东莞市高 镇的东莞泰富电子有限公司，助理经理莫炽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招不到员工，公司有订单也不敢接。

　　据他介绍，泰富公司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室内电话制造商，生产的有绳及无绳电话等电讯产品全部销往海外市场。2008年底，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公司订单大幅减少，最困难时，曾连续几个月都没有一个订单。为了减轻公司的压力，公司陆续辞退了大部分员工，至2009年3月，整个公司只剩下不到300人。

　　然而，从8月份开始，泰富公司中断了半年多的订单又逐渐“飞”了回来，至10月份，基本恢复到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正常水平。由于金融危机期间大多数农民工被公司辞退返乡，公司想尽了各种办法招工，也无法把用工的缺口补上。

　　在东莞，缺工的不仅仅是泰富公司，也不仅仅存在于电子行业和高 镇。同一天，在厚街工业园区，浩成鞋业有限公司人事主管杨进告诉记者，根据他的了解，目前东莞的制造企业，只要还在开工的，至少99％以上的企业都缺工严重。

　　“劳动力市场根本就没有人了。”据他介绍，从2009年9月份以来，公司不但在工厂门口设立了招工海报招聘员工，同时还委托了当地的多家劳务中介机构为公司招聘员工，甚至还在地方政府的组织下，远赴陕西、甘肃等边远地区招工，但“收效甚微”。

　　在东莞某人力市场不久前举办的制造业专场招聘会上，480家企业进场招人，招聘岗位达11000多个，而求职人数仅为4100多人，用工缺口超过一半。

　　来自广东省玩具行业协会近期完成的一份调查报告同样显示，目前广东玩具行业特别是以加工贸易为主的企业，不同程度存在“招工难”情况，普遍缺口在10％—30％，有的甚至高达50％以上。

　　巨大的用工缺口，让珠三角企业急得团团转。东莞厚街一家鞋业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最高峰时公司有1万多名员工，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由于订单长期低迷，公司陆续辞退了近万名员工。然而，当目前公司的订单已经回升到去年同期水平时，却面临着近万名员工的巨大缺口。在此情况下，公司目前只是承接一些附加值略高的订单，利润微薄的订单一律回绝。

　　来自东莞市劳动局劳动就业服务管理中心提供给本报的数据显示，根据该中心对该市长安、厚街、凤岗、常平、塘厦、高 、石碣等7个镇劳动力市场的监测，2009年下半年以来，随着该市外来订单的逐渐恢复，企业用工需求也随之加大，多数企业出现了“招工难”。

　　“从各镇统计的入场招工企业累计需求岗位来看，企业用工难呈逐月加大趋势。”东莞市劳动局劳动就业服务管理中心副主任罗自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7月份，7镇累计需求岗位111742个，比6月份增长45％，求人倍率平均为1．38；进入8月份，进场招聘企业累计需求岗位98145个，平均求人倍率上升为1．55；而9月份前两周，进场招聘企业累计需求岗位53118个，平均求人倍率则上升到1．64。

　　2009年12月17日下午14时许，记者再次见到朱如成时，是在厚街浩成鞋业公司的大门口，其时，他正在该公司门口的招工牌前认真浏览上面的招工信息。此前，他在该镇一家服装企业应聘时，正好与前去采访的记者相遇。

　　现年23岁的小朱是江西省余干县人。2008年10月，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他所在的工厂因为接不到订单，在时开时停了一段时间后，把工人们都辞退了。在找了几天工作无果后，小朱回到了阔别4年多的江西老家。

　　2009年12月初，小朱接到村里同伴的电话，他再次来到了东莞，并在同伴的介绍下，进了厚街的一家服装厂，做了一名服装缝纫工。

　　“虽然服装厂的工作环境和福利待遇比以前打工的工厂要好一些，但我觉得工资还是太低了。”小朱对记者说，以他刚辞职的东莞某服装厂为例，工厂给予他们的底薪为每月770元，如果算上周末和平时的加班费，每个月的收入大约为1200—1500元左右，还是无法实现自己出门挣钱的目的。

　　他这样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因为吃不惯工厂里的饭菜，他在外面租了一间房子，每个月的租金是260元，如果算上水、电、煤气、卫生、有线电视等各种费用，约需320元左右；此外，吃饭、购物、乘车、加上偶尔去台球室打打台球、陪朋友下下馆子，每个月的开支不下1000元。“也就是说，每个月拼死拼活、没日没夜地干活，挣的工资仅够自己缩手缩脚的开支。”他说。

　　“至少也得找个一个月能挣3000元的吧。”对于辞职的原因和自己对于工资的期望值，他不假思索地对记者说，“以前都是工厂挑我们，现在东莞民工短缺了，我们也要挑一挑工厂。”

　　像小朱这样辞职出来找工作的农民工在东莞甚至整个珠三角地区并不在少数。根据东莞市劳动局劳动就业服务管理中心提供给本报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前不久，该局分别在出租屋和劳动力市场对600名农民工进行了一项抽样调查，其中，在出租屋接受调查的400名农民工中，有70人没有工作，由于“收入低主动辞去原来工作”的占41．4％；而在劳动力市场调查的200名求职农民工中，139人没有工作，由于“收入低主动辞去原来工作”的占36．7％。

　　在当天的采访中，记者还遇见了分别来自湖北的小玲和江西的小艾等3个女孩子，她们也在10天前辞去了原来在鞋厂的工作，结伴出来想找一份“上班时间短些、工作环境好些、福利待遇优些”的工作。

　　她们告诉记者，虽然几乎所有东莞企业都在大喊缺工人、招工难，但工资待遇并没有相应提高。从她们近一个星期在东莞多家企业的求职情况来看，几乎所有企业的底薪都是每月770元，而这正是2008年4月1日东莞开始执行的最低工资标准，“民工荒”并没有让东莞企业增加员工工资。

　　这与记者在东莞调查的情况大致相同。根据对该市厚街、长安、高等镇多家服装、电子、鞋业等企业的调查结果显示，除了位于高 镇的日本电产（东莞）有限公司给予员工的月基本工资为800元、略高于当地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水平外，其余接受调查的企业都是按照东莞市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770元／月的标准支付员工底薪。

　　“这不仅低于长三角地区的一些城市，甚至还低于江西老家的工资水平。”来自江西赣州的小艾对记者说，在她老家，一些从沿海转移过去的服装、电子等企业开出的工资都在1000元以上，并不比这边低，这让她有些想不明白。

　　她告诉记者，如果几天后还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她们准备结伴去浙江或江西打工，彻底告别珠三角。

　　事实上，不仅是在东莞，在记者采访的珠三角多个地区，到处都有小朱与小艾们的身影。

　　12月22日，在记者入住的某连锁酒店广州流花店，来自江西九江瑞昌的黄琴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她是3天前到该酒店上班的，此前一直在珠三角多个地区的服装、电子等制造业工厂打工，先后从事过服装缝纫和电子装配等多种工作，特别辛苦不说，还挣不到钱。

　　她说，在珠三角地区，不仅是东莞企业给予员工的底薪多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在她此前所打工的中山电子厂，也是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770元支付员工工资，而且企业还不包吃住。即使每天加班，每个月也只能挣到1500元左右，这让她感到生存艰难。

　　“而服务业就不一样了，一般底薪都在1200元以上，公司还给予安排食宿、交纳社会保险等福利待遇。”她对记者说，以她目前所服务的酒店为例，酒店给予她们的实习期是2个月，实习期间的底薪为1200元，实习期满后，如果被酒店正式录用，第一个月的底薪就将达到1600元，并可享受每月4天以上的带薪休假。

　　面对当前的招工困境，珠三角地方政府和企业纷纷谋求应对之策。但业内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目前，“民工荒”问题还未引起当地政府和企业的真正重视，劳动力问题还没有摆放到应有的高度。

　　“为了解决企业的用工困难和当地农村4050人员的就业困难，从2009年9月开始，我们在当地的一家公司试行了灵活就业制度。”2009年12月17日，东莞市劳动局局长钟锐球对记者说。

　　据他介绍，所谓灵活就业制度，就是针对当地农村4050就业困难人员，上有老、下有小，有家庭需要照顾，无法正常上班的特点，在当地有迫切用工需求的企业开设“本地人车间”，对他们实行弹性工作作息制度，允许他们上午提前一个小时下班，下午推迟一个小时上班。

　　谢大妈就是这样的灵活就业人员。现年51岁的谢大妈是高 镇人，自从孩子出生后，除了偶尔从附近的工厂接些手工活回家做做，她基本上一直赋闲在家。2009年，孩子考上大学后，她更加空闲了下来，有一次，她看到附近的工厂在招工，于是进去报名，但工厂要求她每天工作时间至少在10小时以上，最终还是放弃了。

　　2009年9月，村里干部告诉她，村里准备组织一批像她这样的4050人员到附近的工厂去上班，每天只需要工作7个小时，工资是每个月1150元。她当即就报了名。

　　记者见到她时，是在2009年12月17日上午11∶30许，当时，她刚从东莞泰富公司下班，准备回家做中午饭。据她告诉记者，她所在的东莞泰富公司“本地人车间”还有120多位与她这样需要照顾家庭的灵活就业人员。

　　目前，她们的工作时间为上午8∶00—11∶30，下午13∶30—17∶00，每天工作7个小时，比公司其他车间的工作时间少了一个小时。此外，她们每周只需要工作6天，而且晚上或周日是否加班完全由她们自己决定。

　　“这只能是一种暂时的救急措施，要彻底解决用工难问题，还需要企业通过提高工资福利待遇，并通过人性化管理，使工人招得进，留得住。”钟锐球说。

　　对于目前珠三角企业所处的困境，日本电产（东莞）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业务部长华冈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政府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他告诉记者，在他不久前代表公司参加的有该市副市长出席的东莞外商会议上，大家提得多的依然是土地纠纷与税务等问题，劳动力短缺问题还没有引起政府层面的警惕，也没有摆放到应有的高度。

　　他说，目前东莞的企业多采用包吃包住的用工模式，这种模式虽然具有速效性，但从长远来看，却十分不利于企业的发展。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东莞目前上市公司数量与经济总量非常不匹配。公开数据显示，2008年东莞GDP在广东全省排名第四，但是该市的上市企业只有5家，在广东省排名第七，而且东莞企业在中小企业板上市数目为零。

　　“如果不能尽快改善员工的工作与生活环境，东莞企业的用工困难还将进一步加剧。”华冈忍认为，十七八岁的年轻人对世界充满了好奇，但他们的世界观还未形成，企业除了要大幅提高他们的工资水平外，还要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教育他们不要辜负父母的养育之恩。

　　从一年前农民工找不到工作的“民工慌”，到目前农民工辞职找工作、企业招不到工人的“民工荒”，短短一年时间，珠三角的劳动力市场经历了一次截然不同的转变。对此，记者采访的相关人士表示，中国廉价劳动力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从表面上看，经济回暖、订单回升是此次招工难的导火索，但背后的根本原因，是廉价劳动力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宏观处处长、研究员谭炳才日前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认为，与劳动强度不成正比的低廉工资，对农民工越来越没有吸引力，这是导致“招工难”最直接的原因。

　　他说，“民工荒”在珠三角地区并非首次出现，早在五六年前，珠三角地区便开始出现招工难，只是金融危机后的此番招工难，使得这一问题被放大，更加引起了社会关注。

　　“与以前相比，这次的‘民工荒’有一个现象应该引起关注，那就是求职群体的年龄出现结构性变化。”来自河南、曾为大学教师的浩成鞋业人事主管杨进对于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有着更为深切的体会。

　　他说，目前，新求职人群70％以上都“80后”、“90后”的农村新青年。与第一代农民工大多只有小学或初中文化，背负着沉重的家庭负担，其打工的目的就是养家糊口不同，现在的农民工大多为80后或90后，与父辈相比，他们大多有着中专或高中文化，除工资薪酬外，他们更加注重对职业前景的选择。

　　“客观地说，新一代求职群体的诉求，是对上一代农民工承受的用工模式的纠正，这些诉求应该引起用人单位的高度重视，并将成为推进社会公正和平等的力量。”他认为，要改变目前招工难的局面，企业和政府都应严格遵守和执行相关法律法规，不能再把廉价劳动力作为自己发展的动力，而应从根本上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除此之外，金融危机导致珠三角地区农民工大量返乡，也是造成目前珠三角企业用工困难的重要原因。”东莞市劳动局劳动就业服务管理中心副主任罗自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2008年第三季度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因工厂倒闭或企业开工困难遭工厂辞退而离开东莞的农民工超过60万人。目前，这部分农民工大多数都还没有回到东莞。

　　他说，根据多年流动就业的惯常情况，每年第一季度集中在春节后　是劳动者外出求职的旺季，也是企业用工需求的旺季。但受金融危机影响，今年（2009年）春节前，大部分企业都搁置了新一年的用工计划，部分企业在当时困难的情况下甚至有意让员工自然流失，一些企业还继续出现裁员；（春）节后，由于经济前景不明朗，企业不敢贸然招人，错过了求职旺季。

　　“从劳动部门的企业用工备案情况来看，2009年第一季度末，在东莞劳动部门备案签订一年及以上劳动合同的外来员工314．4万人，比2008年第三季度末的378万人少了64．4万人。”据他介绍，2009年下半年以来，在全球经济回暖、国家及广东省有关稳定企业政策措施实施效应的带动下，东莞企业订单快速回升，企业用工需求随之加大。在目前企业出现恢复性增长，需批量急招员工时，又出现了招工难的情况。

　　他说，季节性用工在东莞是一直存在的“老大难”问题，在往年企业订单充裕的情况下，一般10月份也会进入生产旺季，企业增加用人，而通常10月份以后则是外来农民工求职的淡季，因而每年这个时期都会出现用工紧张情况。

　　“从高 镇的情况来看，企业‘用工难’的根本原因在于工资水平偏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东莞市劳动局高 分局局长钟锐球表示，虽然高 不少企业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用工难，但从各企业的缺工情况来看，工资水平低的企业缺工较为严重，而工资水平高的企业，缺工状况相对较轻，个别工资高且待遇好的企业不仅不缺工，农民工还要排队等候求职。

　　对此，一位来自湖北、在该镇某橡塑企业担任车间管理的伍先生表示认同。

　　“‘民工荒’与珠三角地区工资水平长期偏低有很大的关系。”他告诉记者，近10年来，珠三角制造业工人的实际工资都没有根本性提高，加之生活成本加大，导致多数农民工不愿到工厂干活。以东莞的鞋业企业为例，如果按照8小时工作制计算，很多工厂月平均工资实际上只有700多元，而且这些工厂根本就没有8小时工作的概念，员工普遍上班时间达到12个小时以上才能够拿到1000元左右的收入。

　　他说，1000元的工资基本上成为了目前珠三角地区企业自我衡量的一个标准，月收入低于1000元的工厂招工普遍困难，而工资待遇高于1000元的工厂招人则相对轻松。

　　这也与记者调查的结果基本相符。在记者重点调查的东莞厚街、高等地7家企业中，只有位于高 镇的日本电产公司给予员工的基本工资超过了东莞市政府制订的770元的最低工资水平，为每月800元，与此相对应，该公司“用工稳定，没有出现招工难”。

　　“不是企业不愿意为员工加薪，而是目前全球经济刚刚好转，企业获得的订单大多是中短期的急单，企业从中获取的利润十分有限，甚至还有的要亏本，且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因此不敢大幅调高员工工资。”东莞某企业负责人对记者说。

　　“劳动力优势在东莞基本上丧失殆尽，根据我的分析，鞋业企业在东莞的生存最多还有2年时间。”12月17日下午，在东莞厚街工业园区，一家用工规模最多时达到上万人的鞋业公司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尽管这些年珠三角地区企业的工资标准几经调整提高，但是1000多元的月收入对于现在的农民工来说，已经没有太大吸引力，“民工荒”将成为制约珠三角企业进一步发展的最大因素，并将加速珠三角企业倒闭或转移步伐。

　　他说，随着国家惠农政策的不断出台，越来越多的第一代或第二代农民工纷纷选择回家种田或创业；与此同时，在国际国内大环境影响下，越来越多的沿海企业开始向内地转移，与珠三角地区接壤的江西、湖南、四川等地成为了这些企业的主要承接地，作为珠三角地区农民工主要来源地的这些地区的农民，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够实行就地就业。

　　他认为，在产业结构调整和整体经济恢复的双重压力下，此轮“民工荒”应该成为珠三角加快产业升级和转变用工等发展模式更为紧迫的驱动力，迫使珠三角政府和企业认真梳理和反思在多年快速发展中用工模式积累下来的弊端，并将对珠三角地区未来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