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为中央内倡导知青上山下乡第一人

特约中国青年报记者21日党史研究室专访，有计划有组织地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于1963年。当时中央设想，不能在城镇就业的青年学生，可安置到农场、牧场、林场、渔场。然而，在实际执行中出现了难题：一是城镇需要安置的青年学生多，而农场的容纳力不足。二是安置到农场的费用过大，国家财政承负太重。于是，安置方向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时任党的总书记的邓小平,在总结天津等地做法的基础上，在中央决策层最早提出城市知青下乡从插场为主，改为以插队为主。在1963年7月9日召开的各大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长会议上，时任副总理的谭震林讲：插队安置，邓总书记想了很长时间了。周恩来总理也在这次会议上说：插队本来是小平同志提议的，我赞成。

邓小平在1964年1月9日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中央安置领导小组汇报时，比较集中地谈了他对插队问题的看法。

首先，邓小平是从经济上思考这一问题的。他算了一笔账。插场每人大致需要1000元，每年要安置100多万，这就需要10个亿。这怎么得了，不能走这条路。用插队的办法,每人给的安置费不到200元。可见，邓小平倡导以插队为主，是从国家财力状况出发而定的。这与“文革”初，毛泽东主席主要从政治考虑倡导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不同。

第二，邓小平对知青插队是有长期打算的。他指出，以插队为主的城市知青上山下乡，是一件长期的大事。长期，究竟有多长？实际上，周恩来已要求作15年的规划。邓小平提出，要把安置知青同治山治水治碱结合起来，同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结合起来。由此可以推想，如果没有发生“文革”，知青上山下乡仍会继续下去的，起码是15年内不会取消这一大政策。

历史的实际发展实在出乎人们的预想。1978年，正是周恩来要求制定知青上山下乡15年规划的第15个年头，知青上山下乡却无可挽回地走入绝境。

第三，邓小平提倡插队知青要积极发挥作用，而且确信知青会发挥出积极作用的。邓小平要求知识青年必须要有知识，要为他们提高知识水平提供帮助。他主张，知青下乡前要搞培训，要给以本领，给以技术。到了农村，要供应知青们报纸，报上要加些农业方面的知识。这样，知青们不仅在传播文化科学知识上起作用，经过锻炼，在政治上也会起作用。

第四，邓小平主张对知青进行理想教育。他没有把下乡知青看作为普通的劳动力，而是十分看重对知青进行理想教育的重要意义。他认为，给知青以理想，去改造自然，使知青们感到有了奔头。如果不搞理想，单是让知青们当个农民，是巩固不下来的。

“文革”前的邓小平的政治生涯与“文革”前的知青上山下乡呈并行展延之势。邓小平在党的总书记的职位上，为推动知青上山下乡的有序有效开展付出心血。这一情形在“文革”中和“文革”后发生了颠倒。“文革”初期邓小平被打倒之时，差不多正是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狂飙骤起之日；1975年邓小平又一次复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步入退潮期；“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再次复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迅速结束。

这种此落彼长、此长彼退的对应关系的呈现，完全是一种深刻的必然。

“文革”初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方兴之时，就直接地冲击到邓小平的家庭。他的二女儿邓楠，由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插队到陕西省林县高寨村；他的小女儿邓榕，由北京师范大学附中（高二级）插队到陕西省富羊县羊泉公社郭家大队；他的小儿子邓质方，插队到山西忻县奇村公社李村大队。邓榕谈及插队生活的感受时说：“历经了那非常时期的世态炎凉。”被放逐江西的邓小平同千千万万普通知青的父亲一样，亲身真切地饱尝骨肉分离之凄苦。他曾为当知青的儿女们的到来欣喜万分，也因儿女们不得不返回生产队而备加郁闷，以至发生晕厥。后来，邓榕入江西医学院，后转北京医学院，邓质方入江西工学院，后转到北京大学物理系，双双成了“工农兵大学生”。

为此，邓小平会对“文革”中的“大学生”的实际水平及造成这般样子的原因有所了解和洞察。诚然，作为一位心底阴暗的政治家，无疑他是从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高度来审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但在探究邓小平对这场运动的真实认识及其演化轨迹时，还应当考虑到他和他的家人他的儿女们与这场运动的直接关联。

1975年初，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于1973年春重返政坛的邓小平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这新的一程铺满荆棘的政治生涯之始，邓小平就明确指出：“当前，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问题。”“现在问题相当多，要解决，没有一股劲不行。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在他的主持下，各个领域进行了全面整顿，开始了拨乱反正。鉴于整顿是以贯彻毛泽东主席三项指示为纲的。即要学习理论，防修反修，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文革”中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兴起的动因主要在于政治，就是为了反修防修。故尔，在全面整顿中，邓小平还远远没有拥有直接地全面地深刻地重新认识这场运动危害性的条件，更没有拥有彻底解决这场运动所产生的种种棘手问题的条件。但他已从国家和民族长远大计出发，揭露了由知青上山下乡运动造成的某些突出的危害，并提出了减缓危害程度的具体措施。如果说，林彪事件的爆发，实际上宣告了“文革”错误理论的破产，促使人们在思想上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提出质疑，那么，邓小平的全面整顿特别是在科教领域的整顿，标志着不仅在思想认识上，而且从行动上开始补救这场运动的危害。

邓小平重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他清楚地认识到，科研工作跟不上，肯定要拖四化建设的后腿，因此，决定“要好好议一下。”他尖锐地指出：“现在科研队伍大大削弱了，接不上了。”“要后继有人，这是对教育部门提出的问题。”“有些大学只是中等技术水平，何必办成大学？”科研上的后继无人，直接原因出自教育。由于上山下乡运动及其政策的硬性维持，大学仍不能直接从高中毕业生中招生。这样的导向必然大大挫伤初高中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更不会普遍立下以科技兴国的志向。相反，“现在相当多的学校学生不读书”。进入大学的“工农兵学员”们，水平参差不齐，整体水平堪忧。

许多大学对许多学生不得不扫盲，教授要从一元一次方程甚至分数概念讲起。这样的大学办成中技校就不足为怪了。“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邓小平这一判断是有远见的。他以极大的胆魄提出周恩来曾提出过的主张。

邓小平在全面整顿中鲜明地提出：“选数理化好的高中毕业生入学。”这是有益于国家和民族长远大计的真知灼见，它如真能诉诸实践，将会使成千上万的中学生不必上山下乡径直入大学殿堂，激发成千上万青少年为实现四化而刻苦读书、钻研科学文化知识的热忱。当然，如真这样了，肯定会形成对上山下乡这一“新生事物”的强烈冲击，也肯定会受人以柄，招致邓小平的政敌——“四人帮”的猛烈攻击。面对巨大风险，邓小平无奈地说：“这样做要是犯错误，我首先检讨。”

在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中这样写道：“文革”中一千六百多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批知识青年在青春年华失去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造成人才生长的断层，给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带来长远的困难。主持1975年全面整顿的邓小平当时一定认识到了这一点，这是他认识逻辑所决定的。实现四化的关键在于科学技术，科技水平落后问题出在于教育上，教育水平不高同招生制度不合理紧密相关，这些又同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

由于邓小平的第三次被打倒，使优秀高中生直接上大学的设想未得实行，有关知青上山下乡的政策便没能相应做出大的调整。而邓小平的主张直指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弊端，引导人们对这场运动作更深入的思索。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中共内政治对手打倒后，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讲了一段感人肺腑的话：“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要“做点工作”的邓小平在千头万绪中抓住决定性环节，从恢复和发扬党的思想路线入手，进行拨乱反正，并自告奋勇主管科教方面的工作。邓小平鲜明地指出，全国教育战线“文革”前17年工作，“主导方面是红线”，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是好的。这就从一个方面批驳并掀翻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政治思想认识基础。邓小平再次提出高中学生直接上大学之事。

为什么他不赞同“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而主张直接招生呢？他的道理很简洁，“18岁到20岁正是学习的最好时期”，“不能中断学习的连续性。”对青少年学生的劳动，邓小平有不同的看法，“劳动可以在中小学就注意。”“到农村劳动也可以搞一点，但不能太多。”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纠正了自己先前的一个看法。“过去我和外宾也讲过，中学毕业后劳动两年如何如何好。实践证明，劳动两年以后，原来学的东西丢掉了一半，浪费了时间。”这同要知识青年扎根农村一辈子的宣教确已是南辕北辙了。

1977年8月8日，邓小平在科学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学生”，因为，“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该文件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收人数占招生总数的20%～30%。于是，被积压和挤压在农村的知青中的佼佼者们，终于获得了返回城市进入大学殿堂的一个最后机会，另一方面，成千上万的中学生就可以在一种制度的保护下专注读书，从而也免受上山下乡之虞。

高考制度的恢复，使为数不多的上山下乡知青回城圆了大学梦，这还只是解决了“少数人”的问题。高考制度恢复之时，正是知青返城风潮厚积欲发的关头，如何解决上山下乡运动一系列后遗症，化解因其未得到解决而对社会稳定的巨大冲击，这是很大的难题。在举国畅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之风之际，人们已经冲破思想禁锢，重新认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得失利弊，产生了强烈的必须从根本上解决这场运动种种弊端的愿望和要求。邓小平为斗跨政治对手华国锋，不得不顺应民意，以一个政治家的大手笔解决这一大难题。

“文革”结束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并未随之宣告终结，这主要是以往的政治场的巨大惯性仍在起作用。实际上，从经济角度上分析，这场运动已走到了尽头。邓小平曾赞同李先念的意见说：我们花了300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李先念认为是城市、农村、家长和知青本人“四不满意”）对知青问题如不彻底解决，又会酿成危及安定团结的政治问题。

邓小平的思路是——用经济手段解决这样的政治问题。1978年3月28日，邓小平在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指出：要研究如何使城镇容纳更多劳动力的问题。现在是搞上山下乡，这种办法不是长期办法（这是邓小平改变了他在“文革”前认为知青上山下乡是一件长期的大事的认识），农民不欢迎。城市人下去实际上形成同农民抢饭吃。我们第一步应做到城市青年不下乡，然后再解决从农村吸收人的问题。归纳起来，就是要开辟新的经济领域，做到容纳更多的劳动力。他还和华国锋讲，能不下乡的可以不去，每年花20亿，农民还不欢迎，和农民争饭吃。城市要想办法扩大就业门路。

1978年10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呈送的《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汇报纲领》时，邓小平再次提出，要真正解放思想，广开门路。他一是建议搞些卫星城镇，以解决大城市人口过于集中的问题；二是主张开辟新的行业、新的领域，如轻工业、服务业、商业；三是提出要把劳动指标搞活点，控制太死了不好调节。他的讲话中已经含有丰富的关于转变僵化的大一统的劳动力管理体制、调节经济结构等改革设想，这实际上为彻底解决知青问题，以致最后结束知青上山下乡指明了方向。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邓小平的成功夺权标志着共产党进入垂帘听政时期。全局性反毛泽东路线，开创了另外一种局面的开始。在党中央领导集体事实上的核心——邓小平的领导下，有步骤地解决包括知青问题在内的众多历史遗留问题。邓小平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的同时，特别强调“必须认真解决各种经济体制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劳动制度、所有制结构、就业结构、教育结构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其成效特别体现在城镇集体工业用人量大增，个体经济迅速发展上。1979年至1981年3年间，城镇新就业人员累计达2622.6万人，原设想到1985年才解决的待业知青问题，提前到1981年末得以解决。

由于知青就业问题的有效解决，历经多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也于1981年末悄然告以结束。改革至今的事实表明，城市多种经济不仅容纳下了数以千万计的大中学毕业生，而且城市还容下了约6000万来自农村的民工。旧有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已成为历史。

中共以几百万农民兄弟--同胞的鲜血奠定江山

特约光明日报记者16日专稿，不论是在共产党里面的人物，还是国民党里面的人物，几乎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感情，有各自的性格，有理想和追求。他们之所以会对立、冲突，甚至会相互伤害，仅仅是因为他们受到不同环境的影响，加入了不同的党派，相信了不同的主义。

国共为了在中国掌握政权，互相搏杀自己的同胞。摒除他们的党派政治背景，他们每个人其实都和生活在我们身边的张三李四毫无两样，有血有肉，有长有短，很难用好坏来区分。就连在向共和国60周年献礼的史诗巨片《建国大业》中，胜利的毛泽东和失败的蒋介石，也都或多或少地给人留下一种刘邦打败项羽的悲壮印象。更有甚者，为显示共产党人更人性，有的影片还会别出心裁地编出这样的剧情：毛泽东听说前方打胜了，消灭了很多敌军，不仅没有高兴，眼圈儿还红了，沉痛地说：敌军士兵也是我们的农民兄弟啊！

长期以来，由于坚持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共产党在历史观、道德观、社会观、伦理观和审美观等意识层面，形成了一整套是与非、善与恶、正与邪、荣与辱和美与丑的核心价值观。改革开放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各种文艺作品，最典型地表现出了当时意识形态的这一政治导向所产生的影响。因为强调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大力批判“中间人物论”、“人性论”“无冲突论”，因此也就规定了“三突出”的“文艺创作原则”，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

如此“突出”的结果，中国文艺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几乎都是非黑即白，非好即坏，英雄人物中的主要英雄人物，就成了所谓“高大全”，成了思想、道德、性格和形象完美无缺的完人。因为一切必须要为政治服务，几十年来，就连表露爱情、亲情，甚至是乡情，都成了禁忌。

1979年“文革”已经结束，改革开放刚刚启步，电视片《三峡传说》主题曲《乡恋》播出，仍旧因为内容、曲调不合乎“无产阶级的感情”，而被禁唱禁播。直到几年后，即1983年春节晚会，为了主持人能不能用“无产阶级的宣传工具”———话筒，给家乡的父母拜年，能不能给《乡恋》一曲开禁，导演乃至中宣部领导人仍旧会紧张得心惊肉跳。

当然，由于改革开放，阶级斗争的思维模式还是逐渐遭到了摒弃，文艺创作中的“高大全”形象也渐渐开始淡出人们的视野。以电影《被爱情遗忘的角落》(1981)、《一个和八个》(1984)、《芙蓉镇》(1986)等创作公映为标志，从人性的视角来发掘或塑造银幕形象再度成为可能。

随着思想越来越得到解放，我们可以清楚地注意到，中国的文艺作品中今天已经很少能见到那种善恶立辨、黑白分明的角色了。“坏人”不那么坏，“好人”不那么好，作者必须尽可能地展现故事中心人物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普通人的一面，几乎成了一种文化创作的准则，以往那种基于阶级斗争的是非、善恶、正邪、荣辱、美丑观，不可避免地被打破了。但由此一来，人们以往对历史的认识及其价值判断，也难免要受到极大的冲击。

近两年热播的演绎国共两党恩怨情仇的电视剧，就最突出地反映了这种情况。《亮剑》中的李云龙和楚云飞，《历史的天空》中的姜大牙和陈默翰，《中国兄弟连》中的袁学勇和曲连虎《潜伏》中的余则成、李涯和吴站长，以及《人间正道是沧桑》中的杨家父子等等，都让人清楚地感觉到，不论是在共产党里面的人物，还是国民党里面的人物，几乎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感情，有各自的性格，有理想和追求。

他们之所以会对立、冲突，甚至会相互伤害，仅仅是因为他们受到不同环境的影响，加入了不同的党派，相信了不同的主义。摒除他们的党派政治背景，他们每个人其实都和生活在我们身边的张三李四毫无两样，有血有肉，有长有短，很难用好坏来区分。就连在向共和国60周年献礼的史诗巨片《建国大业》中，胜利的毛泽东和失败的蒋介石，也都或多或少地给人留下一种刘邦打败项羽的悲壮印象。更有甚者，为显示共产党人更人性，有的影片还会别出心裁地编出这样的剧情：毛泽东听说前方打胜了，消灭了很多敌军，不仅没有高兴，眼圈儿还红了，沉痛地说：敌军士兵也是我们的农民兄弟啊。

很显然，当今的文学及影视作品，正在越来越多地想要在历史剧中展现人性，而非如过去那样简单地从主义、阶级和党派立场来看社会、看历史。不仅如此，一时间，文艺界大有“不谈人性不足以彰显艺术造诣之深刻”的趋势。这样一种认识角度的突破，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国人的民族情感和国家意识。最典型的就是大陆上映的几部影片，如李安执导的描写爱国女青年与汪伪特务情爱关系的电影《色，戒》，魏德圣执导的描写日据时期台湾少女与日本教师爱情故事的电影《海角七号》，以及陆川执导的塑造了一位有正义感的日本军官形象的描写南京惨案的影片《南京！南京！》等。

这些影片的上映和观众普遍称赞的反响，都再清楚不过地显示出，基于人性视角的创作，即使面对敏感的中日关系，也大都能够通过民族主义高涨的中国大陆多数普通国民的情感“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