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是打非扫黄 一边是繁荣“娼”盛

特约中新社记者6日专稿，乘着波音747，昂首蓝天，竟一下直上万米高空。从北京到广州，只需150多分钟就到了。北国是冰天雪地，而飞机经过两小时多的飞行降落在白云机场时，竟细雨霏霏。别说呢子大衣皮夹克之类穿不住，就是毛衣毛裤也得赶紧脱下收藏起来。
　　虽说隆冬数九时刻，羊城广州却温暖如春。满街的木棉花开得正艳正浓，香味四溢。从机场到下榻地的路上，繁花似锦。尤其夜幕降下，各种霓红灯闪闪烁烁，煞是好看。街道上人潮如涌，公路上各种“的士”与轻骑前拥后挤，好一个繁荣的开放城市。
　　一切都是那样的新奇，都是那样的具有吸引力。刚刚安顿住下后，房间内的电话铃声便响个不停。传闻中的“鸡”终于出现了，且娇滴滴的南方口音：“先生——从哪里来呀——交个朋友怎么样？你来我这儿还是我去你那儿？”
　　“你是谁？哪里来的？”　　
“我嘛，是蓉蓉，哈尔滨的，可漂亮啦，保证使你满意。”对方没有放松进攻。
“可以采访采访吗？”　　
“……”对方警觉起来，话筒在短暂的无声之后又传来生气的话：“你到底做不做？不做不和你聊！”接着便断线了。
　　一同来的同事下楼乘电梯时与一位妓女相遇了，且电梯里只有他们两个人。
　　“你来看这是什么呀？”妓女首先主动撩开边裙上端坦胸露乳进行挑逗。“唉！不！不！不！”同事慌忙用胳膊捂住脸。
　　“没关系的，少给几个钱也行。”妓女已经迫不及待了。
　　“不！不！我不！”那位同事连连后退，直至电梯下楼门开了，这才救了他的“驾”！　　房间的电话连续响个不停，间隔的时间也越来越短了，我们也比刚才开始有“点”经验了：“我们可以看看你的模样吗？”
　　“当然可以啦！”
　　“那我们在大楼正厅见，不过你得告诉我们你穿的服装。”
　　“黑连衣裙，1米7以上的个儿。”
　　大楼的正厅典雅优静，几个沙发与一个茶几组成一组一组的，几个客人或坐在沙发上吸烟喝饮料，或低头与女伴窃窃私语。正厅的中央摆着一架钢琴，一位时髦女郎边弹边歌……而与这一切有些不协调的，便是大厅上方悬挂着的标语：“扫除七害，净化社会环境”。
　　我们几人捷足先登，先抢下电梯正面一组座位坐下。不久，电梯门开了，只见一个标准的南国女子飘然而出。她个头1．70左右，苗条白嫩，瓜子脸型，身着黑色连衣裙，雍容华贵。如果不是她目光四顾找电话中人的话，谁也不会把这位妙龄女郎同暗娼联系起来。
　　我们的目光相遇在一起，她微微含笑，点点头，便装着样子走出大门。门口那位腰带警棍、来回煞有介事踱步的保安警察睨了她一眼，心不在焉地问：“怎么？没有业务，”“还没有！”　　此情此景，不禁使我们瞠目结舌。
　　第一夜便使我们失眠了，确切他讲，是电话铃声搅得我们难以入睡。电话铃此起彼伏，“莉莉”、“蓉蓉”、“邓小姐”之类不绝于耳。好不容易熬到天亮，带队的负责人去责问服务台，反映电话打搅之事，而服务员却若无其事，“我们全靠这些拉生意呢！”说完一笑了之。
　　南华影都位于广州火车站，汽车站西侧，是个设有电影院、舞厅、咖啡厅、酒楼商场、宾馆、餐厅的综合性文化场所。由于附近一带旅店、饮食、娱乐场所集中，外来人员多，治安问题复杂，卖淫嫖娼问题突出，一度被人称为广州的“红灯区”。
　　广州全省有近万家宾馆、酒店，其中涉外的有300家。一些宾馆、酒家及附设的歌舞厅、咖啡厅是娼妓拉客的主要场所。而这些场所的负责人或管理人员不报告。
　　不清理，有的袒护包庇，有的还将各房编号，主动帮助拉客和通风报信。
　　
南方如此，桥东街位于北方某省会火车站周围，过去这里曾是盲流的集散地。而现在几经不断的改造与建设，已成为很大的一块居民居住地，由于人员成份复杂，是某省会难以治理的“红灯区”。这里有私人开的旅馆和饭店近百家，每家都是一个独门大院，院内又设有许多“夫妻间”。外面大门一关，里面搞什么活动就不了了知了。这些旅馆有许多暗娼作服务员，她们或在店里等客，或亲自上火车站拉客。一走出某省会的火车站，你立刻就会被许多介绍旅馆的姑娘围住：“住店吗？保你满意。”
　　“……？”你迟疑下来，她进一步诱惑你：“安全得很，走吧！”
　　就这样，她抢先给你提上包，穿过马路走进桥东街这片居民区，只见有的旅店设在马路边，也有的又是上坡又是穿巷，七拐八转才能到达。这里的旅馆除了少数挂有“向阳旅馆”、“劲松旅馆”等招牌外，很多就靠门楼上挂着的红灯泡表示了，真正是名副其实的“红灯区”了。　　

安顿你住下来，拉客女便问：“怎么开个单间？”一副狡黠的目光：“20元一晚，其他另算。”
　　所谓单间也很是特别，一间大房子都被隔成几间小屋。一进门便是所谓业务室，兼管开大门听风声之类，接着便是几间相等的所谓单间。单间内只容放一张床地方，单间过去便是所谓服务员室了，其实说得确切点便是暗娼的住处。这样即使有人来查房，大门一有动静，几个房间的人便各回原处，一副平安无事的样子。住旅店的人互不摸底细，有真住的，为旅馆床位便宜，开发票方便；也有居心叵测，专来拈花惹草的。所以这旅店一到晚上气氛就明显神秘起来，你会发现店主的父母站在你窗下偷听动静，看你是否入睡了，怕你妨碍人家的主要生意。一俟夜深人静，各单间提前预约的暗娼便如约而至。
　　某旅馆傍马路而建，房间却在坝下，涂着红油漆的方玻璃匣子里的那盏红灯格外醒目，从马路来的客人可以直接从下面大门进去经地道上到旅馆。此旅馆是远近闻名的“黄米店”（当地称暗娼为黄米），但就是没有人敢管，原因是店主的一位亲戚干公安。人们经常亲眼见几个公安人员开摩托车来此店。假使有什么风吹草动，坝下大门一响，坝上人员可以从容撤退。
　　另外一家二层小楼的旅店，由于有一个天生丽质、长相颇佳的服务员，因而回头客颇多，使得这位小姐疲于应付。店主只好另招一暗娼，专门在楼下接客，经过筛选，便拉开了档次，上得楼来的客人颇有点趾高气扬之感：“楼上请——”某旅馆比较大，一排溜房间临街而设，有许多床位，住大间的与住单间的混杂在一起，只要你有心，店主收取10元介绍费便给你安排。
　　桥东街内旅馆门楼上的“红灯”星罗棋布，在夜空中闪烁着，一批又一批客人从火车站涌出，被一个又一个接客女引向这里，消化在这里。于是，这里的一家家旅馆客满了，代表客满的红灯也灭了，只有夜空才知道，此时此刻，一家家旅馆内上演着几乎相同又几乎不尽相同的闹剧。
　　某饭店位于北京黄金地段，是一家涉外三星级宾馆，外貌建筑颇具鲜明的民族风格。但当你走人大厅来到二楼的咖啡厅时，你立刻就会发现坐在茶几旁的沙发上的妓女浓装艳抹，向你挤眉弄眼，或招呼你，或用眼神盯着你，或飞快地向你做着飞吻状……这里最低消费每人30元，我与另一家报社的记者寻座坐下来，就见身旁暗娼与大腹便便的嫖客正悄悄侃着价；暂时还没勾上嫖客的暗娼独自闲坐在那里，或自斟自饮咖啡饮料，或悠闲抽烟吐着烟圈，并不时把目光投向单个的客人，暗送秋波。
　　服务小姐款款而来，躬身问我们要点什么。同行看了看茶几上的酒水价格表，拣最便宜的五星啤酒点了两罐，又继续仔细听着旁边的“侃”价：“300美元怎样？”
　　“有点高吧？”
　　“你这个老公太抠门了吧，要不250美元也行。”
　　“再降点儿，200美元怎样？”
　　“200？”暗娼显然正思考着这个价是否能接受，她看上去顶多有20多岁，一副稚气的面孔却显得有几分干练。她的眉毛经过精心修饰，眼影也十分明显，血红色的口红，时髦的连衣裙，手里捂着个名牌皮包。
　　“那好吧！到你那儿还是在这儿开房？”暗娼终于下了决心。
　　“就在这里，我去开房间。”客人说完起身向电梯走去。一会儿电梯门开了，客人先乘电梯上楼了。隔了一会儿，那个暗娼也向电梯走去……我们身旁，另一个客人又向一暗娼座位靠拢过去，这位相貌平平的客人当着我们的面肉麻地吹捧起这个暗娼来：“小姐，你可真水灵。”　　 “是吗？”暗娼飞着媚眼。
　　“当然啦！可以留个呼机号吗？”那个客人毕恭毕敬地掏出通讯录之类的小本子，请求她签字。
　　“……？”那暗娼迟疑了片刻，便很潇洒地写下姓名及BP机呼号。那个男子满足地笑了，连连说：“谢谢啦，以后咱一定多联系。”说完自我感觉良好。刚一离去，那名暗娼便不屑一瞥地“嘘”了声，小声说：“讨厌！快滚蛋。”说完，便向我这边靠了靠，扫视了一下我的同行，小心地问：“住在这里吗？”
“不在！”我不卑不亢答完，便又认真地打量起她来。年龄似乎比刚才走的那个还小，大大的一双眸子，满脸充满稚气，也不乏调皮劲儿。
　　我又故意掏出实际住宿旅店钥匙给她看，钥匙上那个圆铜牌分明写有“××公安招待所”字样。
　　“哎？怪吓人的！”
　　这时服务小姐走了过来，让她点酒水。她说刚刚喝过，但服务小姐坚持让她再点点儿，否则要赶她走。只见她略微迟疑了片刻，只好点了杯可口可乐，并从皮包内掏出一张百元券来，另给了服务小姐点儿小费，那位小姐才满意而去，“收入还可以吧：”我的同行一语双关地小心试探。
　　“业务有多有少。”
　　“哪些客人出手大方？”
　　“还是南韩人大方。”暗娼说完，忽然对我们警觉起来：“你们不是雷子吧？”（指暗探，便衣侦察）我们笑了，否定地摇摇头，她仍然不信，狐疑地审视了我俩一眼，起身告辞：“对不起，我得过那边去！”说完，便径直又向对面茶几旁的一个男子走去。我们开始喝着啤酒，并慢慢地咀嚼着爆玉米花，冷冷地看着一组组茶几旁几个暗娼同客人的讨价还价。正看着，只见两个保安人员身着制服，手提警棍上来了。我们满以为那几个暗娼要倒霉，没想到那两个保安人员却冲着妓女笑了笑。原来他们相安无事，各行其道。
　　结账了，两小瓶五星啤酒，一碟爆玉米花，共花人民币36．50元。

　　某五星级饭店，建筑独特，规模宏大，曾经是1991年国际50家最佳宾馆评奖中我国惟一被提名的宾馆。大厅空旷宽阔，装潢金碧辉煌，几十米高的瀑布碧绿飞泻，健身、娱乐、酒吧、餐厅、美容、商场等应有尽有。
　　夏夜里，灯红酒绿，消夏的人们悠闲地散步，或美食或购物或拍照，出租车排满了广场。夜间22点之后，一些高档的暗娼便乘坐“的士”来到这里，她们或到电话厅拔着电话，或反反复复乘电梯上下，寻找着“猎物”。
　　“先生，您的房间电话好打吗？”一个暗娼很有礼貌地在滑动着的电梯上问我。“不方便。”
　　“您是南韩人吗？”她不灰心，仍进一步试探。
　　“不是！”
　　她一看无望，便说：“对不起啦！”说完，很得体地离开了。
　　乘电梯下商场，另一暗娼主动搭讪“可以请喝咖啡吗？”
　　“我不喜欢喝那玩艺。”
　　“那……那您喜欢干什么？”两个暗娼毫不气馁，嬉笑着问。
　　“……”我瞠目结舌，无以回答。
　　步出饭店大门，停车场出租车距离间站着两个暗娼，不远处是一个老女人。
　　“先生怎么样，有地方吗？”她们拦过一个过路客人问。
　　“怎么开价？”
　　“一宵500人民币，一次200元”。
　　“不行！不行！太高了。”
　　“可以降点，绝对安全”。她们很神秘的样子。

　　去年全国查处的治安案件中，有卖淫嫖娼案件10万余起，其中广东、福建、海南、浙江、江苏、辽宁6个沿海开放省查处的就占28．45％。从这些开放地区逐渐向内地蔓延。去年在青海、西藏等边远省区和内地农村也查获了这类案件，主要发生在旅店、客栈、个体出租屋。去年专项斗争中在旅店、个体店查获的卖淫嫖娼人员占查获总数的47．2％。卖淫活动的手法也多种多样，有的利用桑拿寓浴室、按摩室、健身房为掩护，有的歌舞厅、咖啡馆、酒吧间的业主雇用女招待以色情招揽生意，诸如陪吃、陪喝、陪舞、陪玩、赤身裸体为男人按摩，任人摸捏等等，直到卖淫。还有个别企业在应酬宴请时，竟用暗娼调节气氛，代出嫖资，以促成交易，腐蚀诱惑性越来越大。卖淫活动也开始向有组织的团伙方向发展。在某年查获8oo0多个卖淫嫖娼团伙中，成员达3万余人。

　　只要是上了一点年纪的人都不会忘记那首唱遍大江南北的名歌《人说山西好风光》，大凡是去过山西的人更对那“一道道山来一道道水”难以忘怀。然而在商品经济发展迅猛的今天，不论从人口总量还是生活水平都无法同京、津、沪、穗不可比肩的内地城市——太原，竟拥有1．5万家以上的歌厅，云集了来自东北、安徽、河南、陕西等地至少30000“佳丽”，色情服务甚嚣尘上，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消费。有人曾经算过一笔账，假如一个歌厅按2名小姐，每位小姐按日收费200元计算，一年下来竟高达20亿元。据一位知情官员透露，有年省委、省政府曾下决心合力整顿，关闭了全市所有歌厅歌城，清理外来妹出晋。仅仅6天时间，这些外来妹就从各银行提走存款达6个亿，以至各银行现金储存都纷纷告急！
　　
一“卡”一“拉”就“OK”，这是人们形象地形容社会上流行的办事风气。权钱交易，特别是权色交易，很多都在“歌厅”中完成。公款的流失，“娱乐”了个人，坑害了国家，养活了歌厅与“小姐”。
　　山西真有“好风光”。好多外地消费者专程前来，就为“潇洒走一回”。
　　那么，火爆的歌厅究竟缘何越来越火爆？这里面究竟有哪些名堂呢？由于行业竞争十分激烈，色情服务便是各歌厅老板的“绝活”。“抠摸搂抱啃”等低级下流的招术至今已不新鲜，一些歌厅向全方位服务、全封闭服务方向发展。有些比起外国的“红灯区”也有过之而无不及。某派出所在一家歌厅里当场查获5名裸体“三陪”小姐；在一家度假村内，三陪小姐竟跳起了泰式脱衣舞，更有甚者竟学泰国用性器官做“气功”表演……猖撅之极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去年春节前夕，一宗毒酒案震惊中外，一个很不出名的城市也由此闻名天下——朔州市，就是这么个建市只有几年的小城市，过去一向以封闭、落后、贫困而闻名，在不足两年的短短时间内，在市政工程飞速发展的同时，马路旁集吃、喝、玩、乐一体化的场所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这些建筑大都一个模式，即一、二楼为酒家，地下室为歌厅、舞厅，酒足饭饱后的人们下得楼去，上面自然有人“卡”在那里，下面门一“拉”，里面怎么“OK”都无人问津了。暗室、布帘、幽幽的灯光，暗暗的曲径。此情此景，谁能会想到此地前不久还是一个落后的小县城？　　

据媒体披露：1997年4月与1996年8月相比，山西省已有1，1988个歌舞厅，其中卡拉OK歌厅就增长了173．39%，加上许多注册的歌厅还有未计算内的小歌厅、子歌厅，因而数量早已突破1．5万个。由于歌厅的急骤升温，也拉动了相关行业。别看城市人口不在全国发展前列，但出租车增长之快之多都排在了全国前10名之内，无怪有些人沾沾自喜称为歌厅是全省的“支柱产业”这样的“好风光”还怎么了得！
　　
在庄严的国徽衬映下，某区新一届领导班子神采飞扬地走上了主席台，集体亮相，并信誓旦旦地保证绝不辜负全区人民的期望，尽快地把经济搞活，使全区脱贫致富。
　　而参加投票的人民代表有的却显得比较冷静。他们像往届“人代会”一样，鼓掌过后，便等着中午的交盏碰杯。其实，代表们的冷漠自然不无道理，每当换届之时，一届又一届新班子的许诺在实际工作中又有多少能兑现？那个流传日盛的顺口溜倒真实地反映出某些官员的腐败：“车门砰砰响，跳下几个腐败党，每人喝了7、8两，出了饭店进舞场，男的跳成了‘三条腿’，女的跳成……”就在新班子走马上任一个月内，位于区政府左侧不足半公里之外的一片旧式建筑便被坚决、彻底而迅速地拆除了。多少年来拆迁过程中遇到的所谓“钉子户”之类的老大难问题在新政府面前却没有成为什么问题，这就使得区新班子颇有几分风光。
　　大吨位的红岩车在与斯太尔车三下五除二地运走了废墟上的垃圾，成百上千吨钢筋、水泥等基建材料迅速堆积起来，在水泥搅拌机的轰鸣声和建设者的嘈杂声中，一座高不过10米但占地却颇具规模的四合院式的二层建筑物仅用几个月就竣工了。当人们好奇地走进这座建筑，看着结构几乎相同，既有过道又有小厅还有套间的建筑，环形中央又是同样相同的建筑时，不禁大惑不解。几天后，人们在气势不凡的弓形大门边张贴的“招租”启事上，才知道这是一座颇具现代化式的“歌城”。新的疑问又出现在人们的脑海，这里地处的城市经济并不发达，何况又是一个郊区，偌大歌城，能有多少歌者消费？
　　但是歌城却出乎人们意料之外很快“火”了起来：承租人出奇地多，昔日“游兵散勇”都集中在这里，就连一向冷清的公路旁出租车也魔术般地冒了出来，在大门外排起了长队。车门的砰砰开关与马达发动的此起彼伏好不热闹。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一到中午时分，打扮奇装异服的进进出出的小姐成了这里一道新的风景线，使得来往车辆与行人都行注目礼。这对经济十分不景气的全区形势来说，无疑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上几千万元的承包租赁费与税收使新一届政府兴奋不已。
　　一天午夜，正当这里灯红酒绿、歌舞升平之际，市公安局采取突然袭击方式，悄悄开来10多辆警车，来了一个“泰山压顶”，惟一的大门一守，逐屋搜查，不论男女老幼，每人开具5000元罚款单据，交钱放人，否则上车带走。这下可好，一下使许多光顾这里的人措手不及，衣冠不整者有之，只穿内衣内裤者有之，甚至还抓到了正在沙发上，或在暗室里……区政府愤怒了！连夜向市委、市政府状告刑侦处，认为他们搅乱了经济秩序，影响区政府财政收入；而公安局刑侦处却不慌不忙，人证、物证均在，证据确凿，单等上级传唤……据说这件事使市委、市政府左右为难，一方要净化社会环境，扫黄打非；另一方要搞活经济，首先使政府有支可开……到了后来，市委、市政府在肯定公安局的正义行动之后，委婉地暗示刑侦处的同志，要支持区政府的工作……歌城变为合法了，因突然袭击而一度冷清的地方又重新“火”了起来。不过人们送给了一个雅号：“炮楼！”
　　是的，成了“炮楼”了。这样公开或半公开、合法或半合法的“炮楼”在全国又有多少呢！

相似环境的毛泽东与蒋介石 成就不同性格伟人

特约瞭望新闻周刊记者5日专稿，影响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最大最长的两位历史人物当然是毛泽东和蒋介石。两人都已谢世三十年左右，社会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整个社会的反思潮中，我们希望能从全新的角度，来分析把握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这两位历史人物。

毛泽东曾将自己的性格概括为虎性与猴性的统一。但狐性与虎性的统一也许更确切。前者表达毛泽东的智慧，狐狸能够识别陷阱，可以逃避强大对手的攻击，保存实力；后者显示毛泽东的权威，老虎具有让对手闻风丧胆的霸气。而蒋介石的性格却是犬性和狮性的统一。犬忠诚，爱憎分明；狮子，霸气。

同样出生于十九世纪末，同样接受传统文化的教育和熏陶，同样两个都比较富裕的家庭，同样两个都很聪明的孩子，却形成了不同的甚至南辕北辙的性格。毛泽东更多的是反抗精神，怀疑精神，而蒋介石则更多是忠孝观念和顽强意志。

两人性格的巨大反差与他们各自的成长环境有很大关系。当然，成长环境中最重要的是家庭环境，家庭是个人性格形成的第一推动力。我们试着深入他们的家庭，追踪他们的成长历程，来解读他们性格的差异吧。

1893年，毛泽东生于韶山一个农民家庭。父亲毛贻昌十七岁开始当家理事，善于经营，做稻谷和猪牛生意，是远近闻名的地主家庭。母亲娘家贫穷，在丈夫面前得不到尊重和关爱，而是奴仆般的呵斥和轻蔑。幼小的毛泽东，经常看到仁慈的母亲受到父亲粗暴对待，最初的仇恨―――对父亲的仇恨和蔑视油然而生。父亲为发财致富，经常使用非常手段，不讲亲情，人情，导致他与父亲关系的恶化，“他是一个严格的监工，性情暴躁，常常打我和两个弟弟”，毛泽东反对强权，蔑视权威，打抱不平的潜意识也许在这时就埋下了种子。

毛泽东是父母第三个孩子，前面的两个不幸夭折，使父母特别疼爱他，加之家庭比较富有，毛泽东在家里当然享受宠爱甚至娇生惯养的优待。令他父亲没有想到的是，这样教育的结果却是儿子看不惯老子，看不惯老子对别人那专制劲。毛贻昌和当时大多数走上坡路的农民一样，试图按自己的生活模式塑造儿子。一旦发现儿子的行为不合自己的准则，便用高压手段来管教，父子冲突就不可避免。对毛泽东来说，这却促成了他逆反心理的成长。

1906年冬至，毛贻昌设酒席宴请生意上的朋友，吩咐十三岁的毛泽东帮着招待客人。毛泽东不愿意做，父亲就骂他懒而无用，为子不孝。有反抗精神的毛泽东当着客人面反驳道:“父慈子孝”，只有“父慈”才能“子孝”。毛贻昌非常生气，举手追打。毛泽东便跑到家门前的一口池塘边，声称父亲再要逼近，就跳下水去。父亲在众乡亲面前向儿子低下了头。从此，毛泽东悟出一个道理:在压力下如果温顺示弱，反会遭受更多的打骂，只有用坚决反抗的办法，才能保护自己。

同父亲比较起来，对少年毛泽东影响最深的是母亲。作为普通的农村妇女，母亲一生默默地操持家务，抚养儿辈。她纯朴善良，极富同情心。灾荒年月，常背着丈夫送米给讨荒的人。平时还虔诚地烧香拜佛，把“积德行善”、“因果报应”信念灌输给孩子。一次，附近一个农民，曾收下订金把猪卖给了毛贻昌。过几天父亲派毛泽东去赶猪时，猪价已涨了。这个农民叹气，埋怨自己运气不好，还说少了几块钱对富人不打紧，对穷人家里却是个大空缺。没询问老爸的意见，毛泽东就把这桩买卖退掉了。

毛泽东的反叛与当时整个国家的反抗浪潮非常吻合。“我与之斗争的第一个资本家是我的父亲”，毛泽东后来这样讲过他与父亲的关系。

正像他母亲的温和与善良一样，父亲的粗暴管教方式，也影响着他的一生。在憎恨父亲的背后，父子间存在着他自己都未认识到的同一性，在一个更广大的范围内，他成了一个父亲一样的权力主义者。他性格中属于老虎般的霸气，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逐渐形成的。


1887年，蒋介石生于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一个盐商家庭。其父蒋肇聪生财有道，家境富裕，母亲王采玉生二子二女，长子名瑞元，即蒋介石。蒋介石从小就受到祖父溺爱，性格顽劣异常的，人称“瑞元无赖”，让母亲操了不少的心。

蒋介石三岁时，将一根筷子插入自己喉咙，想看能杵多深，他发现杵进去不难，可要拔出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弄坏嗓子了吧？”爷爷焦急而又心痛地问他。“没事，我不还可以好好说话吗。”他从床上一蹦而起冲爷爷大声叫道。1892年冬天，幼小的蒋介石因为好奇跳进了结冰的大水缸里，水缸足有成人那么高，等大人发现时，他浑身已湿透，结成了冰，还吞了一肚子冰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被大人救了出来。蒋介石还好做械斗游戏，经常和一大群孩子，手持棍棒，直到有人被打的头破血流才一哄而散。

但好景不长，阔绰无忧的生活很快被打破，幼年的蒋介石早早地体验到“家变”的挫折和痛苦。1894年，祖父撒手西归，次年夏天，父亲蒋肇聪又身染时疫而殁，面对分家时亲戚们的百般欺凌，孤儿寡母坠入了生活的低谷。而小女瑞菊、幼子瑞青相继夭折，更是给其母王采玉带来沉重的打击。但愈是艰难挫折，母亲王采玉就愈是发奋自强。她把自己全部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的身上，虽然家境困难，但不叫蒋介石参加劳动，仍让他专心读书，“每当蒋介石离家去离溪口一百华里远的外祖父家去读书时，母子两人总是抱头大哭一场，很是凄凉。”

在那段日子里，母亲用铁一般的严规戒律管束他，从学业到做人都毫不放松，母亲只要觉得他没有达到自己要求的标准，就会毫不犹豫地打他。母亲的棍棒教育，他从来就没有想到过反抗。相反，他一生对母亲都非常孝敬，几乎言听计从，绝不忤逆，蒋介石“义犬”的性格逐渐形成。

蒋介石曾感慨地说，“要知道那时的清政权正处于最腐败的状况。贪官污吏对鱼肉百姓习以为常。我家既无靠山又无权势、很快就成了他们欺凌的目标。我们家之所以能够免于倾家荡产，全亏了我母亲和她那善良而又坚忍不拔的品格。”一次，溪口的一个村民由于付不起粮租而出逃了，于是由作家主的蒋家去抵，当地的官吏将年幼的蒋介石抓起来，一直拖到村公所前，并威胁说要是他付不清那出逃的村民所欠的租子，就将他送进大牢，欠租最终还是由他家付了，他很快就被放了出来。但这次的不白之冤对蒋母和蒋介石都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后来，蒋介石经常将这件事称为点燃他“革命之火的第一颗火花”。可以说，童年的经历使他狮子般的强悍性格得以萌芽。

中国驻加温哥华总领事：中国还差得很远

特约新华社记者4日专访中国驻加拿大温哥华总领事馆，中国一些技术移民来加拿大，申请的是魁百克，类似加拿大的一个自治区，独立性非常强，官方语言为法语，申请移民时讲的也是法语，但他们在蒙特利尔落地后只住了几天，就去了多伦多，在多伦多住了两年，对加拿大不说完全了解，至少也知道一些皮毛。当然，中国人确实有自己的特点，但要说中国形象不佳是因为文化差异，那就搞笑了，形象这种东西有时候是有共性的，他们告诉我，在中国看场足球，走的时候满地的废报纸和花生、瓜子壳，在西方绝无此类现象。按照我们的外交部部长的解释，这应该不算中国人的陋习而是中国人有吃零食的习惯，当然你不怕笑话大可如此自说自话。

他们说，初到多伦多，最深刻的一点体会就是，超级市场里的中国货之多之全，简直令人惊叹，象沃尔玛之类的超市，里面的中国货大约占到百分之八十，几乎看不见其他国家的产品，当时心里油然而生的的确是一种自豪感，但住得久了，就会发现，中国产品对于加拿大普通人尤其是所谓的“西人”而言，就仿佛不存在一样，中国对西方世界的影响，如果不是说可以忽略不计的话，至少非常有限，非常之有限，有限到不如韩国，甚至，如果对大陆和香港作某种区分的话，可以说不如香港，在外国人眼里，中国和香港的概念不一样，尽管我们都属于广义的中国。
加拿大是一个彻底的移民国家，但是主流社会，是由所谓的西人把握的，我们也可以称为白人，当然，黑人融入主流社会的程度非常彻底。所谓的种族歧视，其实特指西人对其他民族的歧视，当然，这种歧视是绝对不会表现出来的，白人对中国人、印巴人、阿拉伯人，都非常尊重，尊重到你有时候会产生错觉，当然，假定你比较敏感，你也能感受出那种尊重后面隐藏的轻藐。白人对黑人就相对随意，那种随意背后暗藏的其实是真正的尊重，可以说，黑人已经赢得了白人的认同，但中国人没有（包括印巴人、阿拉伯人，甚至包括一些来自东欧南欧国家的移民）。
其他国家的我们不说，也没必要。就说中国人。西方人（包括黑人）思维方式比较直观，没那么些圈子，他喜欢你就是喜欢你，讨厌你就是讨厌你，你说是种族歧视也罢，说是地域差别也罢，总之一句话，他就是不喜欢你。
加拿大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假如中国人不是很清楚这句话的含义，这里我可以解释一下，那就是加拿大是一个凭本事吃饭的地方，只要你有本事，你就可以过得非常舒服，没有人会妨碍你，种族歧视并不意味着不给你工作。加拿大从立国开始，就一直是个典型的移民国家，我们都说，中国人勤勉、诚实、勇敢、有文化、有历史，其实印巴人、韩国人、阿拉伯人、黑人，没有哪个民族不这样看自己，那为什么，加拿大的主流一直是由白种人构成？其实并没有任何东西妨碍你发展，等你深入地了解了白人，你就会知道，我们身上的这些所谓的优点，早就存在于人家的血液之中，甚至形成基因，开始遗传，白人为什么能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移民国家里牢牢地占据着主流社会的位置，你了解了他们，你就会得出答案。
其实在白人是所有人种里最不复杂的一类人，有时候你会觉得他们的智商比我们低几个档次。他们不喜欢中国人，道理非常简单，在西方人眼里，中国人不讲卫生，不讲诚信，只会制造假货。
你可能不知道他们，不仅仅是白人对中国人那种根深蒂固的看法，这几条在西方人看来，都是那种非常要命不可思议的缺点。你不和白人打交道，你无法体会他们对诚信的理解，你在加拿大生活，你想找一个说谎的白人，真地非常难，在法庭上，一个白人的证言，毫无疑问就是事实本身，而在中国，证人证言几乎就是最不可靠的东西。在加拿大和白人打交道，只要他允诺的，他就一定会做到，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而且这种允诺往往只是电话里的一个单词，没有任何书面的凭证，按照中国人的看法，他大可不认。有时候你以为很随意的一句话，却包含着最基本的诚信。
至于说造假，我可以告诉你，在加拿大，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文凭都是不被承认的，管你是清华北大还是香港中文大学，一律要作公证----对不起，人家同样不相信中国的公证机关，必须要到加拿大来做。这一点，对所有中国人生效，你可以说这是歧视，但人家为什么不同样歧视印度、伊拉克、非洲，因为全世界只有中国不把文凭当回事，只有中国可以花钱买文凭，花钱买公证，这一点甚至连香港都不能幸免。三鹿事件一发生，超市里中国食物全部下架，白人对三鹿事件想破头皮都不能理解----就算在古希腊时期，也不可能发生这种把毒奶粉给孩子吃的事件。
不讲卫生，中国人在西方人甚至黑人眼里，就是肮脏的代名词，西人说中国人不讲卫生，一是中国人身上有异味。白人非常讲究个人卫生，甚至到变态的地步，一天两次澡，一件衬衣绝对不会穿两次，近乎变态地修理指甲，白人包括黑人用的厕所，永远没有异味，所有厕所都有卫生纸免费供应，地板一尘不染。中国人的厕所，相信大家都知道，可以说，只要有中国人出没，厕所就是脏的。白人的家里，处处一尘不染，绝无异味，绝大多数白人不吃有异味的食物，中国人家一进入，各种刺鼻的味道接踵而来，人家没法不对你有看法。

说有文化，中国人更不能和白人比，加拿大的白人，和欧洲人相比，基本被定义为比较没文化的，他们自己也这么认为，但就是这些没文化的白人，一上公交车、地铁，第一件事情就是从包里拿出书来看，那种环保纸张印制的书，非常轻，几乎人手一本，不论是坐车、等人、走累了休息，不停地阅读。

加拿大的图书馆，不收费，书随便借，从书刊到音响制品到报纸杂志，白人借书和我们不一样，一借就是几十本甚至上百本，我异常惊讶于加拿大人喜欢阅读的习惯，在我眼里，我算是爱书的人，但我一年真正读的有几本书？我们说自己是几大文明古国，可我感觉，人家一个人的阅读量，比得上我们一个单位几十个人。
和白人相处，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白人一辈子就是两个追求，一是自由，二是隐私。白人对你的隐私，尊敬得无以复加。在加拿大，你的宗教信仰、年纪、工资、病历、性取向、服装的品牌、参加的俱乐部----几乎一切都是隐私，你的手机放到桌子上，绝对不会有白人来问你是什么牌子的，更不可能拿过去看。你在街道上走，只要你身边有白人，他绝对离有一段距离，加拿大称为“隐私距离”，你的隐私可以得到最好的保护，任何人，未经你本人授权，绝对看不到你的任何个人资料，白人对隐私的尊重，使你觉得非常安全，和他们相处非常放心，所谓的在公共场所低声说话，一是为了保护自己的隐私，二是为了尊重别人，不让自己的声音打搅到别人，中国人没有隐私的概念，至少这个概念相当淡薄，无所谓，如果这也算文化差异，我觉得还是消除的好。

白人有同情心，白人的同情心，不是那种装出来，不是那种作秀，他们非常乐于助人。一般来说，白人没有保存东西的习惯，一些东西，只要他们认为没有用，就会丢掉，他们丢的时候会很仔细地区分，比如其他人能用的，他们就会把它放在路旁，而且一定是洗得非常干净，让你拿去就能用。在加拿大很多移民因为穷，都喜欢去捡东西来用，象那些中国技术移民家里从沙发到床到茶几，全部是捡来的，没有人认为有什么丢人的。有一个华人，捡了一套沙发，搬回家里，沙发的原主人开着车跟了十多里路到了他家，他以为人家反悔了，结果是因为他忘了拿四颗螺丝，人家专门送上门来，当时他感动得几乎掉下泪来，但这对于白人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白人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非常细心，比如婴儿车，他就会丢到那种专门收废品的垃圾箱里，有时还会在上面贴个纸条，警告你不能给婴儿使用，甚至细心到根据周围住户的特征写上汉语或阿拉伯语。
在加拿大，中国人打工都愿意去白人的公司，因为人家给的钱多，没有欺诈，不剥削你，各种福利保障齐全，工会力量强大，比你想象的强大得多，强大到变态的地步，而在中国人，尤其是香港人的公司，基本利润就是靠剥削你而来，你在中国公司呆一天，就知道马克思说的剩余价值理论一点没错，而你在白人的公司做活，尽管也非常辛苦，但你是得到尊重的。
在西方，不存在中国那种坐办公室喝茶就能赚钱的职业，无论你是公司职员、公务员、医生、律师，每个人工作都非常辛苦，每一个加元都是辛苦钱汗水钱，而且除了全民共享的福利保障，没有什么人有特殊的待遇，钱对大家都是公平的。而我们中国人太多当官的基本就不花钱，就像我，常常就是公费，所以他们对钱看得很重，保护得很严，夫妻之间，父母之间，金钱问题绝不含糊，白人送你一个小礼物，是一件很正式的事情，因为这是花他的汗水钱买来的而且是他亲自去花了时间精挑细选的。我在中国大家也送东西，送来送去，都是单位发的。

当然，白人也有不好的地方，比如酗酒、家庭暴力、未成年的性问题，都是社会问题，但我要说一点，白人对中国人的偏见，完全不是因为种族原因，而是因为长期和中国人打交道得出的结论，这一点上，你可以和黑人比较，白人原来也很讨厌黑人，但现在和黑人一起撑起加拿大的主流社会，为什么？因为黑人自身改变了很多，你和黑人打交道，你明显会发觉，他们有教养、有礼貌、有品味，懂得尊重人，讲卫生，更重要的是，他们说话做事情，非常讲究诚信，黑人被接纳，甚至他们自己也能登堂入室，是他们自身改变的结果，因为加拿大这个社会需要的就是这种人。同样，华人自己的地位也是自己造成的，白人的特点是，不看你说，只看你做，你一次不讲诚信的行为，就会让人家一辈子不愿意和你打交道，你一次假货售出，就会让人家一辈子考虑是否买中国货。
其实华人在加拿大只要凭借自身的努力，完全是可以得到认同的，加拿大上任总督就是华人，现任总督是中美洲难民出身，但华人整体上在加拿大并不惹人喜欢，温哥华有很多大陆去的移民，什么事也不做，手里有大把的美金，有人说，中国外逃贪官的一半生活在这里，加拿大不会拒绝美元，但他们歧视手里只有美元的人，这些贪官为加拿大源源不断地输血，但他们自身对社会的贡献为零，当他们入籍宣誓称“永远效忠英王陛下”的时候，白人早就把你打入另册。
当然，华人的习惯并非都是坏的，这回金融危机，很多白人中产阶级日子很难过，因为他们的消费习惯非常超前，喜欢负债，每个月银行卡都要刷爆，积累了大量的个人债务，所以他们特别羡慕中国人有存款的习惯，不负个人债务，当然，这种情况很少。

作为总领事，我并不想妄自菲薄，也不是说要崇洋媚外，更不是种族主义者，但确实，白人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种群，这种优秀不是某一两个代表，也不是某一类职业，而是全体白人，很多品质已经进入到他们的血液中甚至形成遗传基因，他们能成为这个世界事实上统治者，并不完全是技术力量，而是他们自身的那种超群的品质因素，这种个人素质的整体提升靠的是几百年孜孜不倦的教育。顺便说一句，中国连教师工资都不能保证，这种内在的品质才是最可怕的，你可以在经济上大跃进，在军事上大跃进，或者在体育上拿全部金牌，但你无法在人的品质上大跃进，而人的因素不解决，你永远赶不上人家。

毛认可斯的张杨兵谏是“叛变”然中共能存在

特约新华社记者3日中央党史研究室专访，西安事变已经过去70多年了。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押了在西安督战“剿共”的蒋介石，迫使其答应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在西安事变过程中，张学良曾试图寻求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支持，但却事与愿违。最终在强大的国际压力和国民党内部压力下，张学良不得不牺牲自我，护送蒋介石回到南京，以自己被囚禁的代价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

张学良与苏联本是一对冤家，其麾下的东北军曾在1929年的“中东路事件”中被苏联红军重创，自此结下梁子。然而，“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逐渐倾向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也逐渐改变了对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看法。张学良曾对部属感慨地说:“共产党人不畏艰苦为国为民，难怪能立于天地之间！”特别是原中共特科成员的刘鼎成为他的助手之后，他对中共更加向往。1936年7月初，他对刘鼎坦言:“我想把队伍拉出去和红军一起干！”他甚至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入党的愿望。但中共中央将此事报告共产国际后，并未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

在向中共靠近的同时，张学良对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也充满了期望。1936年上半年，张学良在同红军会谈时首先提出了“红军和东北军如何派代表去苏联？请苏联援助中国抗日”的建议。他希望东北军能与红军、十七路军结成“铁三角”抗日政权，经内蒙或新疆，得到共产国际的军事援助，为未来打败日本的入侵打下坚实的基础。

1936年12月12日凌晨，蒋介石的“剿共”政策终于逼反了张学良和杨虎城。兵谏发生后，张学良要刘鼎立刻向中共领导人发电:“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今已将蒋介石等扣留，逼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请派人前来商大计。”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杨两人以为会得到共产国际的高度赞扬和大力支持，不料结果竟事与愿违。此事遭到了斯大林为首的苏联领导人和共产国际的强烈反对，他们几乎众口一词地猛烈抨击事变为日本和投降派汪精卫的阴谋。14日，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发表社论，把张、杨的行为说成是“叛变”，是“利用抗日运动进行政治投机”，甚至把西安事变同亲日派首领汪精卫联系在一起。苏联政府机关报《消息报》也称张学良的“叛变”可能会瓦解中国抗日力量的统一，不仅给南京政府，而且给整个中国人民都将带来危险。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国际通讯》则著文斥责张学良为“叛徒”、“强盗”。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还专门向孔祥熙表示，苏联政府与事变无关。

不仅如此，斯大林亲自草拟了电报，请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转告中共中央:“应该首先了解到:蒋介石是抗日的，打倒蒋介石，必会引起内战，而内战只能有利于日本侵略者。”斯大林还解释说，张学良分量不够，怎能做全国抗日领袖，中共也一时没有领导抗日的能力。蒋介石虽是一个可憎的敌人，但他是中国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领袖。
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红军总部所在地保安后，红军将士无不为之激动不已。有人高喊“是向蒋介石清算血债的时候了”；也有人主张将他拘禁起来，作为人质，迫使南京方面抗日。欢庆之余，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朱德等人在毛泽东住的窑洞里开会，商量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政策。经过几天的思索，中共中央领导人统一了认识。中共在回电给莫斯科中，基本认可了斯大林对张、杨的态度，但表示，就是因为西安事变，中共才可以喘一口气，保住有生力量，而不至于被国民党的军队消灭。

毛泽东主张有条件地恢复蒋介石的自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借此机会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会后，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联名向南京、西安当局发出通电，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18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条建议。

12月20日，中共中央收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电报，其内容和中共中央已做出的决定基本一致，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张学良原以为实行兵谏逼蒋抗日，一定会得到苏联的同情和支持，并可借此实现联苏的愿望，这也是张学良敢于发动兵谏的因素之一。但事态的发展却大大出乎张学良的意料，他对苏联的反应十分不解，尤其对苏联广播骂他受日本人指使极为愤怒。

与此同时，被囚禁的蒋介石为了政府和个人的威信，坚决不肯答应张、杨两人“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条件，而国民党则调集大军频频向西安方面施加压力，几乎令张学良陷入了绝境。后来，经过中共代表团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人调停斡旋，加上宋子文、宋美龄等人苦口婆心地劝说，以及苏、英、美等国多方努力，蒋介石才改变了拒不合作的态度。

12月22日，蒋介石终于向张、杨说出了“我不剿共了，与共产党合作”的话。他还做出口头承诺，即:他不再担任行政院院长，由孔祥熙担任。新内阁绝不会再有亲日派；一旦获释返回南京后，将释放在上海被捕的爱国“七君子”；设立西北行营主任，由张学良负责。中共军队改编为正规军。中日战争一旦爆发，所有军队一视同仁。中央军调离陕、甘，停止进军。不过，蒋介石却拒绝在书面文件上签字。

由于受到舆论的巨大压力和美、苏、英等国的国际压力，加上张学良认为蒋介石已承诺了和谈条件，他生怕夜长梦多，决定亲自护送蒋介石离开西安。除了杨虎城，他事先没有告诉别人。下午3点，张学良和杨虎城陪蒋介石夫妇直奔机场。在机场上，蒋介石信誓旦旦地对张学良和杨虎城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

于是，为了保全蒋介石作为最高统帅的面子，张学良冒险护送蒋介石回到南京，没想到一下飞机就被蒋介石扣留，最终被囚禁长达半个多世纪。

享受不到城市化的成果 却背负着生命的沉重

特约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2日专稿，在城乡结合部区域，流动人口大量涌入、城市贫民聚居、行政管理弱化，环境杂乱，道路泥泞、交通拥堵、危楼林立，堪称管理近真空的“贫民窟”，已成为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难题。

石家庄一个城中村与远处高楼相映衬，城中村由于租房价格低廉成为很多低收入家庭的聚居区，而楼房则是他们中很多人遥不可及的梦想。
　　在中国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地带：它汇聚了城市化进程中流动人口涌入、城市贫民聚居、城乡土地分割与城市行政管理弱化等一系列问题：在那里，环境杂乱，道路泥泞、交通拥堵、危楼林立，众多流动人口住着当地农民自建的简陋出租屋，每天奔走在城市提供的临时性低端岗位之间。然而，这些城市的建设者，却往往享受不到城市化发展的成果。
　　研究城市发展的学者认为，城乡接合部区域，汇聚了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流动人口涌入、城市贫民聚居、城乡土地分割与城市行政管理弱化等一系列难点问题。事实上，这一区域已经成为城市化快速发展期的难题。
　　

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镇，27岁的安徽蚌埠人蒋冲抱着不到2岁的儿子，带记者穿过两排临时搭建的平房，来到一片破烂的两层楼农宅，这里住的都是外来打工者，他们一家住在最北面的一间。
　　站在院子里的公用水池边，蒋冲对记者说：我来上海已四五年了，在陆家嘴金融区一家公司做保安，哥哥、妹夫和弟弟，我们四家人都住在这里，村里的年轻人都到城里来打工。通过同乡介绍，才找到这里来的。这样的房子月租260元，在北蔡镇一带算是便宜的，现在很难找到了。
　　

据北京市流动人口管理办公室统计，北京有88.5%的流动人口居住在城乡接合部；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王桂新教授的研究表明，居住在上海郊区的外来人口占来沪外来人口总数的比重近八成。
　　按照我国现行土地政策规定，农民在自家宅基地兴建的住房，不能用于出租、转让等商业行为。但是巨大的经济利益，让城乡接合部地区的农民，纷纷在自家宅基地上加盖违章建筑。随着新增流动人口涌入更多，违章楼房的层数也在增高，从三层、四层，直至七层、八层。
　　

在北京市海淀区唐家岭村，一幢白色的7层高楼成为村中最豪华的建筑。这幢被称作“巍然屹立公寓”的大楼，是兄弟四人连同母亲，5家人的宅基地合在一起建盖的，房东自称投资上千万元，共有338个房间出租“24小时供暖和热水，上下班有班车接送！”
　　距离唐家岭不远的肖家河社区有7个村，盖了1.4万间出租屋，住有外来人口近4万人。村里家家都盖违建房，四五层楼高的很普遍；在其中一个叫正黄旗的自然村，全村只有一户是平房。农民自建楼除了自住，一般可以有20-30间房屋出租，每间房月租400元左右，一年收益高达10万多元。在武汉市的姚家岭村，住有流动人口接近2万人，当地星星社区居委会李主任介绍说，这里的违建房很多，社区有近1000栋用于出租的楼房，一栋房子高四五层，每家约有20个房间出租。

一提到城乡结合部，就不得不提到住在那里的农民工们，城市建设者（服务者）是他们的角色，成为城里人是他们的梦想，违建的出租屋，泥泞的道路，侵袭的风雪则是他们生活的陪伴。

在深圳宝安区西乡码头，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每天穿着破旧衣物、脚蹬军胶鞋，手提抓钩和“芦子”，从船上卸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在码头上挥汗如雨，高温下，他们一天出的汗比常人一年出的还多。他们靠一根扁担养家糊口，深圳的高楼大厦是从他们的肩膀上“挑”出来的。

老聂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工。老聂一个人来北京打工已经8年了，其间他做过装卸工、建筑工人、摆地摊、保洁员、送牛奶等工作，目前他在一家民营快递公司做快递员。网帖真实记录了他一天的工作与生活情况。
　　老聂居住在一个没有窗户的地下室里，但已经感觉很满足了，每天早上6时起床，自己买菜回家做早饭。7时30分开始上班，在8月酷热无比的北京，路面温度几乎到了40摄氏度。人们都打起了遮阳伞，戴上遮阳帽，老聂没有什么防晒措施，在烈日下骑着自行车。他是不定时工作制，每天工作约需8到10个小时，一周休息1天。
　　中午1时15分，老聂坐在一个高架桥路边的台阶上开始吃中饭。一瓶矿泉水，一个烧饼夹鸡蛋，一共3块钱，这就是老聂的一顿午餐。傍晚，老聂下班了，来到一个山西小饭馆吃饭，一大碗刀削面，一盘炸花生米，一瓶二锅头，一共13元，是最奢侈的一次。
　　记者说，老聂有两个梦想，一个是把女儿的大学供下来，还有一个就是能把全家人接到北京好好玩一圈。
　　短短几天，老聂的帖子就达16万多的访问量，跟帖都达到数十页之多。记录老聂一天真实生活的作者称：“这个朴实善良的农民工深深打动了我，相信北京还有数以万计的老聂，他们都靠自己的肩膀去支撑起一个家庭，这个群体为社会带来的不仅是城市的发展进步，我想应该还有一份直接传递到你内心深处的感动。”

李万升，一位出生在豫北平原一个贫瘠小村的普通农民。1989年，他从家乡濮阳市清丰县纸房乡雨淋头村只身一人“闯关东”，20年的时间，在长春创造了从70元到亿万元资产的创富神话，他经营的公司占据长春市液化气市场80%的份额。
　　从小乡村到大城市，从农民工到大老板，从小本经营到“液化气大王”，李万升在创业路上艰辛跋涉，在书写自己创业华章的时候，没有忘记关注弱势群体，奉献社会。“尽责，尽义，一个人不能光追求金钱，要在奋斗中体现自身价值。”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2004年底，李万升主动给长春宇航社区困难户武亚君送上1000元慰问金。
　　2006年4月，李万升向贫困学生刘宇、李佳洁、孟一聪捐赠6000元，并长期资助。
　　2006年，长春市总工会举办“金秋助学”活动，李万升捐助了３万元。
　　2007年，吉林省老龄办举办“银发无忧”爱心保险工程，李万升为长春市绿园区300名贫困老人缴纳医疗保险6万余元……
　　十几年间，李万升先后义务赡养40多位孤寡老人，资助了5名老兵、15个贫困户和100多名贫困学子，捐款200多万元。
　　李万升的爱心不仅在吉林奉献，也延续到了河南老家。他出资４万多元为雨淋头村各家各户接上自来水，村里每年的水费、电费全部由他承担。他为家乡修建希望学校，捐赠电脑、书籍、桌椅等学习用具，今年还出资100多万元为家乡修路。
　　四川汶川地震灾区也有他的身影。2008年5月19日，李万升和11名员工组成的志愿队到达成都的当晚，就搬了7万多箱矿泉水，共计1000多吨。第二天，他们又赶赴都江堰搭帐篷，装卸救灾物资，帮灾区群众收拣茶叶，就这样，他们10余天一直在紧张地救灾，每天睡觉不超过5个小时。
　　回到长春的第二天，李万升又筹集30多万元，购买了1000套液化气设备，充满液化气，奔赴灾区送到群众手中。
　　李万升先后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中华孝亲敬老楷模提名奖、四川抗震救灾模范、吉林省特等劳动模范、长春市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他的义举感动了长春城。今年10月中旬，长春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发出向李万升学习的号召，组织先进事迹报告团在全市巡回演讲。
　　“市委常委会专门研究李万升的事迹，目的就是运用典型引领社会新风尚，推动社会发展，促进民生稳定和谐。”长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韩忠宝说，李万升是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道德楷模，他的身上凸显了责任意识和无私奉献精神，他不仅是长春的骄傲，更是河南的骄傲。

武汉市汉正街，一名五旬“扁担”刚刚搬运完1500公斤大米，感到有些疲惫，便躺在自己赖以生存的板车上打个盹——谁知，他再也没有醒来。
　　春节临近，也许你正喜气洋洋地忙着置办年货，也许你正兴高采烈地享受着一家团圆，也许你正蜗在暖暖的屋子里慵懒地吃着瓜子、看着电视，感受着佳节将至的难得惬意。窗外，寒风在呼啸，雪花在飘洒，可是这并不会成为你愉悦地准备佳节的障碍。因为，米没了，有人送；煤没了，有人运；下水道堵了，有人通。而这一切，仅需要一个电话和那点并不庞大的费用。这群人，他们作为城市的服务者，却不得不忍受着风雪的侵袭；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皮肤黝黑，花白的头发和山羊胡子显得稀疏，双眼紧合，双手紧握，脸上布满了皱纹，看上去神情安详，宛如熟睡中。”这便是他留给这个世界仅有的能够形容他的语句。甚至，我们还不能详尽地知道他的名字。而他死去之前，他刚刚搬运完1500公斤大米，只是觉得有些疲倦，仅仅是想躺在那冰冷的板车上打个盹。可是，刺骨的寒风没有对他进行一点怜悯，生活的重担没有让他有一丝喘息。天寒地冻中，他带着对家乡妻儿的不舍离开，带着对生活的这份无奈辞世。
　　1500公斤大米，对于一个“城里人”来说，无疑是“不能承受之重”；而这1500公斤，却被这个瘦弱的肩膀“坚强”地扛起。也许你会说，谋生的手段有差异，我们没必要对一项“本职工作”予以太过感性化的修饰。毕竟这个社会里，如果单就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来说，我们甚至会很习以为常地觉得，花钱买的服务享受起来本就应该理所当然。而在这个经济社会里，创造财富的意义就在于更好地享受生活。所以，我们可以翘着二郎腿怡然自得地看着那些“扁担”们气喘吁吁地为这1500公斤大米累死累活，而我们只需事后用金钱为这份廉价的劳力买单。而对于这种突发的猝死，顶多也就投之以最基本的同情罢了。
　　可是，相对一条生命的沉重，这些单纯的同情总是有些太过轻微，或者说，这样的事例，带来的不应该只是同情，更应该是深思。
　　

在诸多高薪阶层都在抱怨薪水太低不能满足日益看涨的物价，特别是房价，需要时，又有多少人或者部门关注过这些生活在最底层的普通劳动者们？他们出卖着最为廉价的劳动力去谋得在这个社会上的一席生存之地。为了生存，他们没日没夜地拉活赚钱，去换取最基本的养家糊口。生存的压力压得他们无暇感受这个城市的繁华，因为家中的妻儿还在盼着这微薄的收入过年。而面对这日益飞涨的物价，收入的提高又显得如此微不足道。所以他们只能过着最苦的生活，干着最累的活，甚至加班加点。医保、劳保、养老保险，这些惠民政策，在很多时候距离他们是如此遥远，只因为，他们是弱势群体，是这个社会里不受关注的一个阶层。如今，借着一条生命的逝去，相关部门又将如何诠释关爱弱势群体这句口号的实际意义？
　　

而作为城市的主人，有些人对却对这群农村来的服务者有着天生的“优越感”，这也使得诸如“扁担”师傅一类的农民工在忍受着身体的重负的同时，还时不时地会受到精神上的侮辱。就如网友“定定定”举出自己在汉正街的见闻：第一大道堵车很厉害，几个扁担借着车与车间的缝隙想过马路，这时，后面的一辆越野车猛按喇叭催这个扁担，他身上背的担子很重啊，当然走不快了，听到喇叭声，一面赔着小心，一面想走快点，但是过马路的不只他一个扁担，车堵，人堵，货也堵啊！越野车上的人，刚按完喇叭，就像要赶杀场似的，一边伸出头来骂人，一边猛地添了一脚油门，用车挤了一下那个扁担……如果说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决定了他们服务者的地位，那么这层关系又如何能成为“城里人”展示优越感的资本所在呢？或者说城里人又凭什么看不起这些质朴本分的劳动者呢？
　　

有人提到：“朱门酒肉臭 路有冻死骨”，在记者看来用这句诗来形容眼下的社会还是有些言过其实。不过，悲凉的事实放在眼前，相关部门理应思考如何把关爱弱势群体落到实处才是重中之重。城市，虽然为这些民工提供了谋生的场所，但是在后续的保障不到位的情况下，也同样为他们埋下了许多危机。一条生命的陨逝，这个城市理应鞠躬致敬！

中国“高考”改变命运？变态的教育产业化

特约甘肃日报记者31日专稿，63岁的王清源人生最后一场赌局正在走向破灭——小儿子王卓大学毕业半年仍濒临失业，银行不断打来催款电话，并不留情面地将后者列入信用黑名单。这意味着，这个位于甘肃会宁破败的农家，用漫长的时光和6万多元债务，仅换来“出了3个大学生”的虚名和节节攀升的赤字。

“啥时才是个头啊？”2009年1月12日，一场大雪过后，王清源在已成危房的家中枯坐，感叹命运无常。王是目前中国为数众多“因教返贫”的西部家庭中的一员。在其所在的甘肃——中国西部最贫穷的省份之一，一项农业部门的抽样调查表明：该省重新返回贫困线以下的农民中，因教育支出返贫的占50％。这对崇尚读书立命的中国来说是一个新悖论。尤其在广袤而落后的西部，科举取士和尊儒重教传统因闭塞而保存，又因贫穷而兴盛。

长期以来，教育被压以重注，成为改变寒门命运的出路和调节贫富悬殊的杠杆。然而，新千年以降，以大学扩招为主要标志的教育产业化所催生的高学费和低就业，像两只无形的大手，夹击着原已坚硬狭窄的农门。危机在2009年爆发，“84万应届毕业高中生退出高考”导致中国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考生总量首次出现下降，这场波及中国多数省市的“弃考风潮”被教育界称为中国高考的“拐点”。由此凸显的农村教育之痛让“知识神话”褪色，并在某种意义上成为西部农村家庭重陷赤贫的梦魇。

从西北工业重镇兰州出发，平定高速和312国道如刀刻般陷入贫瘠的陇东高原，跨越黄河天险，打通沟壑山河和八百里秦川。这里曾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如今繁华散尽，黄土覆盖表里万物。会宁县就坐落在国道东段的群山中，人口仅56万，当年因红军三大主力在此会师而彪炳史册。农民王清源的家就坐落在这座特困县西北的一处山沟里，残破得摇摇欲坠——墙壁像裂柿子般触目，灶房屋檐老往锅里掉土，一孔土窑剥落得面目全非。如果不是一只黑驴在墙外嗷嗷大叫，这里将毫无生气。

王清源坐在昏暗的里屋抽旱烟，奄奄一息的炭火连热一杯“罐罐茶”（当地民间一种特有饮品）都困难。虽然饥肠辘辘，但干瘪的面饼和籽瓜让他无心下咽——常年歉收的土地和日益衰退的健康如紧箍咒般让他难过。但在大部分外人看来，他应该又是光荣的——他是三个大学生的父亲。“很意外？”王清源吧嗒着旱烟向来访者比划，“在这里，不出大学生的才值得奇怪。”

王清源所在的汉家岔乡是会宁最穷最旱的地方之一，同时也是有名的“博士乡”，家家户户都出过大学生，还有留洋教授。传奇在这里层出不穷——一个仅有十来户的深山小村出过4个博士；一个寻常老农，把10个孙子中的9个送进了大学校门；距此不远的柴家门乡一户人家，兄弟三人都成了博士后。惊人的大学生出产率让会宁教育拥有与“贫穷”不相伯仲的显赫名声。恢复高考32年来，这里共培养出6万多名大学生，此外，三千多名硕士和五百多名博士更助力会宁成为与江苏如东、湖北黄冈并驾齐驱的中国基础教育的“三辆马车”。“读书经世”在会宁早有传统。

王清源的幼年时代是在长辈们“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的叮嘱中度过的。“会宁自古不经商。”王说。这样古风洋溢的人生信条得益于这里封闭落后的自然环境和远离战乱的历史。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和缺少外来冲突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耕读文化，崇文传统兴盛，科举传统得以延续和浸染。仅明清两代，会宁就出过20名进士和113名举人。就连没读过书的农民看到有字的纸条都捡起放好，以免玷污圣贤。

“文革”期间，“苦甲天下”的会宁成了知青下放的热门地点，三百多名来自北京、天津的大学教授和学生把这里汇聚成一个学术高地。“会宁人把他们请到学校，而非牛棚。”会宁县教育局副局长张贵荣说，“他们带来山外的世界和现代文明，延续了会宁的教育血脉。”时至今日，一个老教育工作者仍记得他的知青老师在贫瘠的田野上拉小提琴时给他带来的感动。逆势上扬的会宁教育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得到回报。此时期走出农门的甘肃首个自主培养的工学博士、力学专家王银邦，生物学双博士王铁邦以及北大地理学教授柴彦威等会宁学子，都成为闪耀的学术明星。直至1990年代末，不同乡镇的会宁人自我介绍时，还会用老家当地出过的著名学者来作注脚，并引以为豪。“会宁人就喜欢说两个事。”王清源说，“一是什么时候下雨，二是谁家孩子考上大学。”

而汹涌的民间热情也不断提示地方执政者——在缺矿、缺水甚至缺风的会宁，教育成为最可控和最有作为的领域。在财政收入尚不及南方一个乡镇的会宁，每年50％以上的财政支出义无反顾地用于校舍建设和支付庞大的教职工队伍开销，甚至不惜举债。

2002年到2005年会宁曾掀起投资教育的历史高潮。四年间，全县通过筹措、贷款甚至干部职工捐资，共投入教育建设经费已近2亿元。这相当于维持一所重点高校运转的费用，以及当地十多年的财政收入。截止到2005年11月，国家审计署驻兰州特派办审计表明，会宁基础教育已累计负债6600万元，这个数字仅过3年又蹿升至1亿，需要全县不吃不喝还上5年。押宝般的行政倾斜让教育部门成为当地绝对的强势群体，甚至拥有独立的人事选拔权。

2002年至2004年，会宁在其他行政事业单位一人未增的前提下，唯独在教育上增加了1769人。昂贵的教育消耗挤占了其他领域的发展血液，导致这里工农业长期停滞不前，几成鸡肋。“我们没有选择。”一位教育官员说，“除了教育，这里没有出路。”

头寨子乡与王清源的汉家岔乡接壤，交通却更为闭塞。很多村子尚未通车，例如武志霞所在的乱庄村——从这里到最近的公路，首先要步行翻过两座大山。村子38户人家散布在一条狭长的沟谷里，连年干旱让这里的地表植物仅剩下几棵光秃秃的杨树和榆树。但乐观的人们仍养起家禽，建起院子并画上漂亮的图案。生存是用高额代价换来的。

现在的乱庄是一个由小孩、老人和孤独的妇女组成的村子。几乎所有的一家之主都在外打工，他们用劳力换来廉价的报酬，滋润着行将枯竭的家园。武志霞的家里现在只剩下两个老人，他们守着几亩瘦田和数十棵奄奄一息的杨树度日。“这里没有事情可做。”武志霞的公公刘登芳说，“除了等死，待在这里将毫无意义。”

大约4年前，38岁的武志霞带着两个孩子从这里走出去，住进县城北部一处狭窄破旧的出租房，一边打工一边供孩子读书。这个游离在会宁县城的特殊群体被叫作“陪读家长”。他们形成于上世纪90年代，并在2004年前后渐成气候。

据当地教育局统计，已有近1万名陪读家长聚集在会宁县城，在各个中学周围形成方圆1公里的“陪读村”。武志霞和女儿刘永玲租的“家”只有6平方米，一张床占去了绝大部分空间，墙壁被熏得发黑。1月8日晚上，武志霞在这个斗室里整理女儿的复习资料。她没读过一天书，暂时还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但她移动这些书本时，小心得像对待易碎品。

2008年，武志霞的人生事业已经完成一半——儿子刘永伟考上大学。但高昂的学费马上让她负债累累。“再苦都要供。”武说，“被逼上梁山了。”这基本也是万名陪读家长共同信奉的逻辑。他们辛苦而卑微地游离在城市边缘，目的只有一个——供孩子上学。大多家庭靠打工或家里寄钱度日，还有一些甚至还要通过捡垃圾来维持生计。

曾有一位母亲，靠乞讨米面送到学校给孩子吃，硬把孩子送进了大学。“作为母亲，这是我们生存的动力。”陪读家长成粉英说。这些聚生在城市贫民区的陪读群体催生了周边完善的消费链和配套设施，它们就像一个自给自足的世界，连接希望与现实的两端。在这里，陪读家长们团结，照应，甚至同病相怜。

学校是共同的指挥棒，让家长和孩子钟摆式地往返其中并遥控着他们的喜怒哀乐。武志霞和院子里其他5个女人共同打点这个简陋的落脚点。闲时就聚在一起说说老家，还做些针线活。孩子自然是焦点话题，贴在墙上的奖状则是最荣耀的战利品。这里的家家户户几乎都不同程度地欠债供学。武志霞的邻居成粉瑞正拖着3万元债务，正在上高一的女儿和患肺病的丈夫让她不堪重负。“娃娃上大学，这个家苦一阵，但不上大学，整个家就苦一世。”成说。西部农村孩子出路之窄曾被编成一则流行一时的笑谈，放羊娃向记者描述他的人生理想：放羊——挣钱——娶媳妇——生娃——放羊。这常常被视作一种农民式的愚昧，但对大多数西部农村孩子来说，这又是一个与生俱来又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武志霞的丈夫刘风雄当年正是为了打破这种命运诅咒而离乡别井的。只有初中学历的他自1980年代就外出打工，跟一支工程队修路。千元左右的月薪除了吃饭，基本用来医治母亲日益严重的白内障。毁灭性的打击降临在2005年。那年腊月，回家仅3天的丈夫乘坐摩托车坠崖身亡。一同跌落深渊的还有这个脆弱的家庭，困顿接踵而至，两个孩子曾多次因情绪受创和营养不良晕倒在教室。武志霞把丈夫的悲剧大部分归结为贫困和缺乏教育。“如果不上大学，”武说，“娃娃的未来只是农民和农民工的区别。”

上大学的确是一条相对光明的道路。它可以带来城市户口和收入稳定的工作，从而为整个家庭提供一个安全网。在中国，高考曾一度因此被理想化，被放大成无所不能的“神话”，纵使这些想象现在已越来越难兑现，但对于毫无选择余地的西部贫苦家庭来说，仍愿意将其看作化解一切苦难的解药和钥匙。因此，纵使现状困窘，王清源在很长时间里仍坚信对孩子们的投资是值得的。这位曾当过20年民办教师的老人，比村里任何人都清楚教育对个人乃至家庭未来的意义。远房堂叔王银邦的祖屋就坐落在200米开外的一棵苹果树旁。前者是宗族乃至村庄的骄傲——甘肃省第一个自主培养的工学博士，现为中国海洋大学博导。当王博士还是一个温和害羞的农村青年时，两家时有来往。“每次见他都是捧着一本书。”王清源说，“天黑了就点清油（一种菜籽油）灯继续看。”

计划经济年代的西北农村食不果腹，王银邦靠野菜饼子和红薯干支撑强烈的求学欲望。1972年高中毕业后，他先当上了民办教师，戴一副残破的眼镜授课，并鼓励这些农村孩子将来学有所成，回来改造农村。

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王银邦考上兰州大学。这轰动了村子，“乡亲们提着鸡鸭都来了。”王银邦二弟王铜邦回忆当年盛况，“人们包围了老父老母，还敲锣打鼓。”出发赶赴兰州前，王银邦叮嘱弟弟照顾好老人，还说“会回来的”。“当时的想法太简单了。”王铜邦说，“上了大学就是鱼跃龙门，永远走出去了。”王银邦的人生迎来转折点。1985年他完成博士学位后，先后到日本等多国讲学，成为国际知名的力学学者。后来，三弟王铁邦也跟随哥哥的道路，成为“双博士”，后移居美国。王家成了村中的精神领地和荣耀源泉，乡领导和倾慕者多次上门慰问拜访。有一次王银邦回乡探亲。王清源带着孩子挤在对方门外熙攘的人群中。“我都差点认不出他来了。”王清源说，“那谈吐举止，哪还像当年那个一起捡驴粪蛋的乡下小子呢？”随后一次到邻镇赶集，王清源因“博士远亲”的身份而招来羡慕，他更确信他和家庭的未来所在。“这些率先走出农门的佼佼者，是早期‘知识改变命运’最有说服力的成功标本。”会宁县教育局副局长张贵荣说，“影响了后来的万千会宁学子。”榜样的力量让高考在会宁逐渐变成一种民间膜拜。

这里的学生在清晨5点半就醒来，到午夜12点后才休息。每天傍晚，学校操场上密密麻麻晚读的场面成为城内最壮观的景象。这里的学生会因抵抗瞌睡而用圆规刺手掌，夜读时也会因过于专注而被蜡烛烧掉眉毛。

一个急于激励学生的老师干脆把一只草鞋和一只皮鞋分挂黑板两边，暗示着高考一线天堂，一线地狱。大量的农村孩子涌入城市，直接导致城区各学校人满为患，大班额现象从小学延续到中学。此外，每年近500名来自兰州、玉门等外地县市的学生在“高考传奇”召唤下涌向会宁，有些甚至举家搬迁。

“大人说在这里读书，就等于一只脚已经跨进了大学。”来自甘南玛曲县的藏族学生卓玛说，而告诉她这一消息的则是她年过七旬、不懂汉语的奶奶。从1993年开始，王清源先后将三个孩子送进高中。节衣缩食坚持到1999年大儿子王威考上大学，这一年中国大学扩招也拉开帷幕，高昂的学费让王清源难以招架，他开始办理商业贷款，并将雪球快速滚到6万元。单是沉重的利息已经让王清源一家失去了经济造血能力。王威记得，父亲开始卖家中的余粮，亲戚那里也一借再借。

虽然也觉泥足深陷，但王清源总是这样安慰老伴：“等娃娃们出来就好了。”后来的事实却证明，这种乐观蕴藏着危险。2005年高考过后，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调查发现，中国大学学费10年上涨20倍，而同期国民收入增长却不到4倍。政协委员孙继业也提醒人们，中国教育花费占农村家庭收入的比重已超过30％，跻身世界学费最昂贵的国家之列。还有一项数据显示：一个本科生的培养成本，相当于像会宁这样的贫困县一个农民35年的纯收入。红灯频亮的2005年，原本是王清源打造出第三个大学生的光荣时刻，但他并没有因此感到功德圆满——商业贷款已提前耗完，无力顾及小儿子王卓，后者不得不又贷了2万元国家助学贷款以维持学业。钱成了这个家庭压倒性的话题。纵使王清源和老伴把每月消费压在100元以下，也无法扭转入不敷出的恶性局面。

由于长期受劳累、焦虑等心理困扰，王清源的老伴在2000年2月患上头痛，严重时还直打哆嗦。王清源怕到大医院花钱，就带她到村诊所抓了些土方，但剧痛却未见好转，还很快转移到四肢。4个月后的一天晚上，老伴在突然喊了一声“痛”之后，就在炕上咽了气。王清源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他荒废了田地，卖了牛羊，整天窝在暗无天日的房子里。

有乡亲见他可怜，就送他一台只放得出雪花图像的旧电视解闷。“后来我想，既然走到这一步，不把孩子们供出来，老伴就枉死了。”王说。“教育领域市场化使挤高考‘独木桥’的成本越来越高，并催生了‘因教致贫’、‘因教返贫’的现象。”

中国银监会甘肃监管局局长王晓光出于个人关注曾对会宁教育做过一项调查，结果显示：80％的农户供过或正在供孩子上大学，而其中又有八成家庭负债达5万－8万元。“需要整个家庭不吃不喝还上十多年，学费正逼得他们走投无路。”“读书赌博论”随后被主流媒体推出，压下重注的王清源也在等待底牌揭开的一刻。

2000年，女儿王芳第一个毕业，拿着交通信息与控制工程文凭的她找不到专业对口的单位，只好凑合去了天水一家电子厂，月薪不足千元。大儿子王威2003年从一所师范学院毕业，被分配到一所学校，对方每月只给他260元工资，而且试用期3年。王威扭头走了，最后找到一家销售公司卖水表，住进潮湿的地下室。“我甚至不敢告诉父亲。”王威说，“他一直以为我们会当公务员。”善意的谎言不断增加着他的愧疚感。“扩招、就业危机、金融风暴都碰上了。”王威说，“不知是运气问题还是我们走在一条错误的路上。”种种令人费解又无法回避的现实让王清源不断降低期望值。

王清源告诫孩子，房子可以暂时不修，但债总归要还，本金腾不出来，起码利息得按时，不然在担保人面前丢不起这老脸……一再卑微的愿望在小儿子2009年毕业时最终粉碎。

在近半年时间里，王卓拿着简历在各类招聘场里抵抗汹涌的人潮。第一份工作是只维持了两个月的临时工，闲荡了一个月后，他又放下通信工程毕业生的面子，到一家小公司当文员。“每天抄抄写写，感觉像中学生的活儿。”如此蹉跎，债务至今已超期6年了，催债电话如冤魂不散。

王清源最后对两个儿子说：“钱我还不起了，你们哥俩看着办吧。”王清源的投资“破产”了，但并不是惟一的，在他所在的仅有28户人的小岔自然村，近4年来，因供大学生而陷入绝境的家庭就增加了8家。

越来越多的人依然在尽力忽略风险，不断加入到陪读群体中来。2009年末，蔚然成风的会宁陪读现象被媒体关注，并引发广泛的讨论。“这是一场贫民的博弈。”会宁籍学子、北京大学教授柴彦威说，“在会宁，我们需要新的经济模式和更广泛的基础教育机会，来纠正一些异化的人才观念和人生逻辑。”“此外，我们还应关注那些连高中都读不了的学生。”柴所指的这个群体与民间团体“会宁学子共济会”所致力服务的“高考牺牲者”不谋而合。

失衡的现实引发弱势力量的撤退。30年来，重点大学农村大学生下降一半，外界评论这源于“教育起点不均”。这也意味着，更多的“农村牺牲者”退出或倒下于高考战场，他们将可能是未来“因教返贫”群体的主力。

“会宁状元县是在很多牺牲者的基础上走出来的。” 会宁学子共济会一位负责人说，“现在会宁的教育失败在于：让很多失败者或牺牲者没机会读书。”目前，这个由在外的会宁学子自发组成的互助互扶组织，一个工作重点就是帮助家乡的高中生正确地看待高考，不要孤注一掷，即使读不上大学也是很有希望的。“我想告诉他们的是，知识可以改变命运，但不一定是高考改变命运。”这位负责人说。

1月12日上午，王清源切开一个籽瓜，腐败的瓤化成一摊粘液喷泄而出。这不是一个好兆头，他于是给三个子女都轮流打了一个电话。当他听说最挂心的小儿子已背负“信誉恶名”离开兰州时，却变得不知所措起来，他甚至向记者提出“帮儿子找份工作”来作为继续接受采访的条件。“你能想象我的处境吗？”王清源摩挲着粗糙的手掌，“我连锄头都拿不动了，干看着娃儿遭罪。”

另一边，兰州郊区一个破败的工业区里，王威放下父亲的电话后，也在内疚中变得心神不宁。他虽然有工作，但吝啬的老板却拒绝给他销售提成，还吓唬说不想干了就走，排队等这份工作的人还很多。王威开始感叹尊严沦丧，但沉重的债务剥夺了他谈判的资本。他只好选择接受，然后等待那个永远不知何时降临的“更好的机会”。而陪读母亲武志霞最近则为女儿消极的复习状态而忧心忡忡。女儿说“今年怕是考不上了”。说这话时，窗外的小巷因为孩子们的放学而变得热闹起来。

这些形状各异的院子日复一日地繁盛着，容纳各式希望，也见证落魄的逃离。胜出者获得丰厚的回报和身份晋升，而失败者则前功尽弃，可能陷入更糟糕的深渊。喧嚣之中，武志霞有点生气地说：“在会宁，连续考三四年才考上的人也不少”，“那就复读到考上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