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劳民族的文化：满城“捡柴火”只为8分钱

特约湖南当代商报记者30日专稿，在长沙这个热气腾腾的城市里，有这么一拨人，人数不多，从事的职业不为人熟知，但他们都是这个城市的鲜活的一部分，他们每天以另一种姿态迎接太阳的升起，让我们停下匆匆的脚步，来打量一下他们生命的力量。今起，本报开设“混在长沙”专栏，将温暖的目光投向他们。
　　　　在茫茫草原，一头野兽倒亡，成群的秃鹰闻味而至啄食其尸；在楼房林立的城市，一栋楼房拆倒，也有成群的人闻讯而至收集其残料变卖。
　　　　出来“捡柴火”并不是老吴夫妇一开始就规划好的，去年，夫妻俩在长沙开福区北正街开的一家小小的瓜子店因为拆迁而关门了，老吴夫妇因拆迁而失了生计，却又从拆迁中找到了生计，那就是“捡柴火”。
　　　　3月中旬的一天，长沙最繁华的五一大道，平和堂后面的东鱼塘街96号楼正在进行拆迁，住户都已经搬出去了，只剩下一个扒掉了门窗的钢筋水泥空壳，所有的房间都堆满了垃圾，现场混乱不堪。就在这一片狼藉之中，记者看到，一对对拾荒的老夫妇在各个房间寻找，用他们那黑乎乎的双手在地上、墙上到处扒拉，拾捡能够换成钱的东西。
　　　　其中一对来自湘潭的吴姓夫妇比较特别。老吴夫妇都是近50的人了，每天早上四五点钟，两个人就会一前一后推着两个板车出门，沿街寻找拆迁的房屋，拾掇可变卖的材料。“运气好的时候，一天能挣五六十块钱，运气不好也能赚足两人一天的吃饭钱。”老吴的妻子告诉记者，他们的“柴火”都送到银盆岭大桥东边一个收购站，老板给的收购价是8分钱一斤。　　　　

跟着老吴夫妇走，记者找到了他们所说的收购站，湘江东边一个上十亩的空地。这里一年前还是一片棚户区，现在成了一个临时的废品收购站，各种拆迁废料堆积成山。操着长沙口音的女老板说，这里搞不长久，马上就要建新的高楼了，她拣了个空当做点生意。
　　　　“每天都有人送柴火过来，好一点的给他们1毛钱一斤，差一点的8分。”女老板说，附近的三合板厂、家具厂会到她的收购站来挑选有回收利用价值的木料。
　　　　老吴夫妇租住在开福区史家坡一栋旧楼里，一个不足10平方米的房子，没有单独的卫生间，每月的租金是250元，房东给他们搭了一个雨棚做饭。每天早上不到5时，老吴的妻子就会起来，烧水煮面条，吃完后和丈夫一起出门。
　　　　老吴夫妇有一个21岁的儿子，在湘潭老家务农。“儿子现在有对象了，就要结婚了。”老吴妻子欢喜地说，现在就想多挣点钱，装修好了娶媳妇。
　　　　“你们不要拍照咧，要是被我儿子和邻居看到了怎么办，我们都说我们在城里做生意的。”老吴妻子一再叮嘱记者不要拍照。
　　　　老吴妻子说，以前卖瓜子还可以说是做生意，捡柴火呢，还真让人说不出口呢，要是儿子知道了，会以为这样的父母无能吧，邻居也会笑话的，所以一定不能说。
　　　　“其实这有什么呢，一不偷二不抢的，这老婆子就是死要面子。”老吴停下来，举起大大的矿泉水瓶咕哝咕哝灌了几口茶水，又马不停蹄地拖着板车奔赴下一个拆迁楼了，精瘦的背影在3月的阳光下显得格外打眼。
　　　　老吴夫妇说，城市里的人对他们挺好的。碰到上陡坡，经常有好心人帮着他们推车，还会有人告诉他们哪里有好东西捡。“一个女孩子，在路上追着我，给了我一麻布袋矿泉水瓶和几十斤废报纸，说是放在家里碍事的，搭帮我运走。”老吴说，他想出钱给那女孩子，但是她坚决不要。
　　　　老吴妻子说起了一件事。去年9月湖南旅游节的晚上，城里人都跑到橘子洲头去看焰火了，很热闹。她和丈夫没有去看，拖着两个板车在湘江边上拆迁的房子里找木料，一前一后的，吸引了很多目光的注意。就在他们奋力而缓慢的拖着板车前行时，一个妇女走到老吴妻子身边，对她说：“别人都去看焰火了，你们怎么不去看呢，你们也去看看吧。”这名妇女塞给她20块钱，说就当干活挣的，今晚就别忙活了。“我怎能白要她的钱呢，她的心意我领了，但是钱我不能收。”老吴妻子没有要好心人的钱，还安抚她：“乡下人家，对焰火这玩意不感兴趣。”　　　　

老吴夫妇是拆迁现场拾荒者的一个缩影，这群“捡柴火的人”来自全国各地，有河南的、四川的、安徽的，也有湖南本地人。

葫芦岛百万日侨大遣返--中华民族的无奈之举

　　 特约瞭望杂志记者30日专稿，1946年5月7日，二战后最大的侨民遣返行动在中国东北拉开帷幕。从这一天到同年12月25日，在232天的时间里，经葫芦岛港遣返的日侨、日军俘虏共158批，总计1017549人(含日军俘虏16607人)。在全球遣返侨民的历史上，这是没有先例的。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14年，东北全境共有日侨145万人，分布于国民党控制区的有84万余人，共产党控制区的有33万余人，苏联控制的大连地区有27万余人。这些日侨一度占据了中国东北城市最好的地段和农村最肥沃的土地，并自视为“人上人”。

在日本即将战败时，在东北的日本高官家属和富有的侨民已先行撤离。而天皇投降诏书一下，东北的百万日侨瞬间便成了“难民”。更让这些日本侨民心寒的是，日本政府采取“弃民”政策，使他们陷入困境。许多日本侨民在向葫芦岛港口集中的途中自杀、病死和冻饿而死。一些人失踪于深山老林和荒郊旷野。数以万计的妇女和儿童，流落东北的城市和农村。

据日本编纂的《满洲国史》记载，当时在东北的160多万日本人(不包括军人、军中文职人员和军人家属)中，死亡了174022人，其中“开拓团民”死亡78500人，占死亡总数的45%。

《朝日新闻》资深记者安藤信一，兄弟姐妹7人都出生在中国。日本战败后，全家穷困潦倒，哥哥抑郁而死。遣返登船前夕，患病的弟弟突然病情加重，父母只好让5个孩子先走。一个月后父母回国，但小弟弟却病殁在葫芦岛。忧郁过度的父母回国不到一年也双双身亡。

当时在哈尔滨日本难民联络会工作的村井光雄先生回忆说：1945年10月以后，桃山小学难民收容所每天约有30人死于饥饿、寒冷和斑疹伤寒，男女老少的尸体都堆放在学校操场上，直到第二年5月，才用马车将这些尸体运送到公共墓地安葬。这些生命就这样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殉葬品。

东北地区日侨遣返是中国战区日侨俘遣返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上海、天津、青岛、连云港等地日侨俘遣返基本结束后，东北日侨遣返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由于日侨分布在不同的控制区内，东北日侨的遣返比关内更紧迫、更繁重、更复杂。

1945年9月29日，在中美联合参谋长会议致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的备忘录中，最早提到“东北(满洲)日人遣送计划”问题。10月25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召开第一次遣送日俘侨会议，制订了日侨遣送归国计划，原则规定：东北的日本侨民的遣送，当于关内地区日侨俘遣返后进行。 由于大连港在苏军控制之下，苏军又拒绝大连地区以外日本人的遣返，葫芦岛港就成为东北地区百万日侨遣返归国的惟一通道。

1946年，中国方面先后成立了以李修业为处长，刘佩伟、齐云阶、彭克复为副处长(均为少将级)的国民党东北行辕日侨俘管理处，以李敏然(李立三)为处长的东北民主联军遣送日人管理处。其他各市县均设立日侨俘管理所，所长由当地军政主官担任。为保证日侨俘得以顺利遣返，国共美三方共同商定遣侨相关问题，确定以葫芦岛为输送港口。

三方商定，从1946年5月初开始，先输送国民党控制区的日侨，由国民党东北行辕负责组织实施。凡散在东北的日本人，无论是侨民或是战俘，以全部遣送回日为原则。凡有重病未愈者，暂留锦西医院治疗，待最后一次轮船遣送。

共产党控制区的日侨，则由东北民主联军负责集中。从当年8月份开始，在陶赖昭、拉法两地移交国民党当局，再由葫芦岛港口输送。在安东(今丹东)的日侨由民主联军组织，经朝鲜陆路和鸭绿江海运输送。在大连地区的日侨则由苏联负责经大连港输送。

在遣返日侨过程中，当时的美国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美军葫芦岛海军基地司令部，在极短时间内，把凡能集中的日本海轮都调到葫芦岛来接送日侨，同时把他们在太平洋的一小部分运输舰也调了过来，约有30余艘来往运输。每船平均能装运2千人左右，每日平均有7只船只运载出口。在整个过程中，美国为日侨遣返紧急调拨船只120余艘，不仅有日本的轮船，而且还从第六舰队调来大型运输舰，在葫芦岛港与日本佐世保、博多、舞鹤等港之间往返达800余航次。美军还负责上船后日侨的给养。

葫芦岛百万日侨大遣返是中国人民的人道主义善举，表现了中华民族善待邻邦、热爱和平的美德。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是对中华民族的空前浩劫，数千万人死于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之下。但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人民没有以暴易暴，也不敢以怨报怨。而是以中华民族的懦弱和仁慈，极不情愿地向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迅速安排日本侨民回国，尽可能减轻中国的经济负担。这一点就连日本人编写的《满洲国史》也不得不予以承认：“战争后期，生活必需物资紧张，……中国人对日本人的反感情绪不断增长一事乃是事实。……但是，并没有因此发生对日本人进行民族报复的事情。倒是各地的中国人，同情日本人的悲惨处境，救济危难，庇护以安全，或者主动给以生活上的帮助的事例层出不穷。”

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财政紧张的中国政府仍拨出巨资作为遣返经费，并配备了大批粮食、燃料、药品和1.3万多节火车皮，以供遣返之需。葫芦岛这块曾被日本侵略者蹂躏过的土地，还没来得及医治自己的创伤，就向遣返的日本侨民伸出援助之手，接纳了105万敌国的侨民，让他们从这里踏上归国之路。

为尽快安排日侨归国，中国方面甚至出动了飞机。1948年6月4日至9日，中国政府从沈阳向锦州空运2501名日侨，共动用飞机50架次。有一次，葫芦岛日侨集中营发生霍乱，中方医生护士全力防治，控制了可怕的传染病。 在锦州和锦西两大待遣营地办有齐全的生活设施，临时的医院(产院)、幼儿园、学校、后勤商店一应俱全，据相关材料记载：“日侨俘管理处在此设置了重病号医院和能够同时接产30人以上的妇产科医院。据不完全统计，有120余人在此安全生产，只有两个难产的，母亲保全，胎儿死亡。在火车行进中因急病暴死的年老体弱的日侨，前后约50余人，都经侨俘管理处随车护送人员及时妥善地照日本的风俗习惯，在停站时留在各转运站，由日本人自己火化，并将骨灰送交其家属或亲友带回日本。”

中国人以德报怨的人道主义精神也为中日友好埋下种子，并开花结果。日本毕竟是一个优秀的国家，40年后，日本便以大量的低息贷款和技术来帮助弱后的中国进行经济建设。

1945年初，为了补充兵源的不足，日本关东军把许多中学生送到对苏作战前线，充当炮灰。当时尚在长春新京一中读三年级的国弘威雄就是其中一员。日本投降后，国弘威雄和同学们开始逃难。1945年10月11日下午，他们在饥渴交加中来到石头村(今黑龙江省宁安市石头村)。中国村民看到这些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孩子，及时对他们进行救助，救了他们的性命，使他们后来得以顺利从葫芦岛返回日本。

1994年，已是日本著名作家的国弘威雄回到葫芦岛，伫立在当年启航的码头，百感交集。考虑到日本7成人民是战后出生，国弘威雄决心将那段历史拍成纪录片，他表示：“一方面是警示不要重蹈覆辙，永不再战；另一方面是告慰被战争夺去生命的地下亡灵。”

此后，国弘威雄变卖家产，筹资到中国拍摄大型纪录片《葫芦岛大遣返》。1997年，该片在日本各地放映，引起了很大反响。当时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的桥本龙太郎还发出贺信。从葫芦岛遣返回国的穗刈子男，现在是日本林友株式会社董事长，并兼任松本市日中友好协会会长。他十分痛恨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那场侵华战争，认为它给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都造成了灾难。这些年来，穗刈子男多次到中国东北访问，并在他当年生活过的吉林省梨树县捐建了一座现代化小学。

据日侨俘管理处处长李修业将军回忆，1946年11月底，最后一艘接运日本侨俘的轮船即将离岸时，他登船视察。那天他登上轮船时，船上所有日本人立即站起来，向他鞠躬行礼。日方负责人再三邀请他讲话，他只好即兴演讲：“中国人近几十年来，受尽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欺辱，千言万语也说不尽。现在日本虽然暂时战败投降了，但是我们没有采取冤冤相报的办法，而是以德报怨把你们妥善地遣返回国。……你们回去以后，要仔细地想一想比一比，你们是怎样对待中国人的，中国人又是怎样对待你们的。希望你们以后多带友谊来，带钱来，带你们的智慧来中国，不要再带刺刀来，再见吧！”很多日侨俘听他说完，痛哭失声表示忏悔，也有个别人神态冷漠表示不服气。李修业将军讲话结束，日方侨俘联络处代表赠送中方锦旗一面，上书“感谢中国政府”几个大字。

百万日侨遣返大事记

截至1944年9月，居住在东北各地的日本移民有1662234人。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

1945年9月29日，中美联合参谋长会议在致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的备忘录中，即提到“东北(满洲)日本人遣送计划”。

1946年，当时的“军调处三人小组”(美国的马歇尔、中共的周恩来、国民党政府的张群)协调决定遣返日本侨民的路线。

1946年5月7日，满载2489名日本侨民的两艘轮船驶离葫芦岛，“葫芦岛大遣返”拉开序幕。

1946年9月4日，第105批日侨回国，这一天共发4船计15908人，是单日遣返人数最多的一天。

1946年12月25日，当年最后一批3695名日本侨民离开葫芦岛。 1948年6月4日～9月20日，最后几批日侨共3871人从沈阳空运到锦州，后从葫芦岛乘船回国。至此，东北日侨全部遣返完毕，总数为1051047人。

加华裔省督传奇---只有不争功 手下才会尽力

特约中新社记者28日温哥华电，年近九秩的林博士晚年虽患癌症，但性格坚毅不屈，战胜挑战，并仍积极参与各项福音事工。他向来追求平淡生活，乐观达人，克服逆境。“外体虽然毁坏，內心却一天新似一天。”这就是林思齐所遵奉的人生信条。

　 当温哥华冬奥会正紧锣密鼓进行之际，尽管身体欠佳，前卑诗省省督林思齐（David See-Chai Lam）先生仍惦记着冬奥会准备工作，这毕竟在卑诗历史上是头一回，为列治文速滑馆基建他慨然捐助。 2009年10月5日，林思齐坐着轮椅，坚持亲自参加捐赠仪式。其中一部分捐助用来绿化速滑馆，包括播种樱花树。

在现场林思齐深情演唱了歌曲《树》，他认為樱花是上帝送给人们的礼物，无论温哥华气候如何变化，樱花每年一定会在这里开放，决不会让市民失望。他说：“因為樱花很討人喜欢，每年春天这个时候一定会开花，一开就全开了，十天八天后才凋谢。樱花这种性格就像做人一样，我承诺你的，我一定要做到。所以我希望无论是温哥华，还是列治文，都能够是一个樱花之都。” 当天列治文市长马宝定（Malcolm Brodie）等出席。马宝定介绍说，这些樱花树將沿著速滑馆前的Hollybridge街栽种，“我们非常期待樱花將改变列治文市中心的顏色，本次捐赠不仅將樱花树带到速滑馆，也將改变整个场馆东侧的绿化面貌。” 2006年初林思齐確诊患了前列腺癌，要长期服药控制病情。而服用抗前列腺癌的药物含类固醇，副作用是下身乏力，行动不便。但他仍秉持积极的人生態度，维持做些园艺工夫，也支持园艺团体的工作。 去年初林思齐感到气喘、原以為肺部呼吸系统问题。后来发现心瓣膜功能异常，要动手术切除，再移植人工心瓣膜。由於此项心臟手术只適合年龄不超过60岁的人，他已超出这个限制，因此动手术必须承担高风险。

权衡之下，林思齐决定做这项由加国心臟专家研发的尖端人工心瓣膜移植手术，成为接受同类手术者中最年长者。当年7月24日他86岁生日那天，进行了这项手术。经过一个月观察期，由负责手术的温哥华圣保禄医院（St. Paul's Hospital）心臟病专家韦布（John Webb）覆诊后，確定手术成功，开创了加国医疗新记录。

祖籍广东汕头揭阳县金坑的林思齐，1923年生於香港，1954年与陈坤仪结婚。祖父林绍勋是浸信会牧师，父亲林子丰是香港教育家和金融家，香港潮州商会第11届会长，也是香港培正中学、浸会学院和嘉华银行创办人。他于1922年2月2日在广州创办嘉华银号，后迁香港，注册为嘉华储蓄银行，1949年易名嘉华银行。 次子林思齐小学就读于香港培正，中学毕业于民生书院。1940年奉父亲之命到西贡公干，在当地遭法国军车辗过，腿部受伤溃烂几乎丧命。

1947年毕业于广州岭南大学，次年到美国宾夕法尼州（费城）坦普尔大学攻读工商管理硕士。取得学位后，到纽约大学研究经济学，1950年返港。

50年代林思齐发起筹建医院，终于设立浸会医院。此时结交青年才俊，包括同属潮州同乡的李嘉诚。在香港生活到1967年，曾任嘉华银行经理。当时他想利用50万加元现款及同等价值的嘉华银行股票，收购一家濒临倒闭的信托公司，但遭家族成员反对，只好自行创业。

虽然林思齐出生在香港富有家庭，本可平稳做“富二代”，但他不愿过那种安逸生活，选择中年时放下家族事业，到海外单打独斗，通过自己的汗水，创造自己的事业。

1961年林思齐曾到卑诗省会维多利亚一游，留下至深美好印象。1967年当时他已44岁，只有4万加元，带着夫人和3个女儿移居温哥华。初始很久找不到工作，带来的钱很快花去大半，租的是只有一个睡房的套房，却不因身处逆境而气馁。在找工作同时，进卑诗大学夜校攻读房地产估值课程。 最初林思齐到一家地产公司当经纪人，每天周旋于房地产买主之间，工作十分劳累，薪金还很低薄，只能勉强维持一家人低水平生活。

尽管有生活压力，但林思齐坚持勤奋苦读，家里购买大量书籍报刊，每天都挤时间读书，使他逐步有了经验，从而为日后房地产经营奠定基础。正因为如此辛勤，加上广结良缘，遂在北美建立起地產王国，连西人也佩服得五体投地。

没有资本的林思齐，走一条通过合资发展地产生意的道路，从而化解了资金与创业的矛盾。游说香港人借钱给他，然后再合资做生意，所开合股公司达20 多家。每家公司都由他当总经理，合作伙伴当主席。

1968年与友人陈俊合组新利华地产发展公司，很快在地产业界打响名堂。1973年成立“加拿大国际房地产公司”，他瞄准旧金山市中心“保险交易大厦”，认为有升值的巨大潜力。但在筹措资金时，大厦被一名犹太人以425万美元买去。但林思齐锲而不舍，终于在9个月后，以540万美元购入，而且资金正由这名犹太人借贷，以借期7年年息7厘成交。不久地产生意趋旺，英国大地产商又以2250万美元买下，仅此一笔，林思齐就净赚1710万美元。

2009年4月4日，创业协进会於万锦市希尔顿酒店举办第13届加拿大杰出华裔创业家颁奖晚宴，林思齐成为终身成就奖得主，近800名政府官员、商界代表及华人出席。由於身体原因，林思齐未能来多伦多领奖。首位华裔参议员利德蕙上台致辞时表示，庆祝加国华裔创业家作出的贡献，使加国华人社区中的商业精英得到认可。

从商界激流勇退后，林思齐把时间投入回馈社会，成立加拿大香港侨商会，协助新移民商家在本地站稳阵脚。

1988年，林思齐被联邦总理马尔罗尼任命為卑诗省第25任省督。可以说与人为善使他如鱼得水，这是他获委任省督的一个主要原因。 加拿大立国以来，任命华人为省督还是头一回。林思齐成为在加拿大获得最高荣誉的华人，也是第二位非白种人省督。他的经历，印证了虽然身为第一代移民，但在加拿大只要肯努力坚持，最终也可获得极高的社会地位和荣誉。 林思齐在6年任期内，经历了3位省长，为华裔在加国历史写下重要篇章。他不单為华人爭光，同时為加拿大作出许多贡献，又与英女皇成為好友，多次受邀到伦敦作客。

1995年，林思齐获得加拿大勋章（the Order of Canada），还获得卑诗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一个人的成功，肯定是有获得成功的道理。尤其是像林思齐那样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用人艺术。

在天时、地利、人和三大要素中，林思齐一直认为“人和”是最重要的。在尽可能许可的条件下，做老板的他总是尽量满足下属的合理要求，以使他们能够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并视此为可行的用人之道。

分享成功是林思齐在人和管理上的一个原则，使大家都有同舟共济的向心力。他经常对下属挂在嘴边的是，公司失败由他一人承担责任，成功则功劳归于大家。

林思齐认为，只有不争功，下级才肯尽心尽力为公司效力，并提高了决策效率。 钱不能赚到尽，总要让别人也有甜头，这是林思齐的经营哲学。他摒弃拜金主义，视金钱为身外之物，往往将所得利润，除投入再生产外，捐出设立“林思齐夫妇基金”，用来作社会福利，林思齐也成为著名慈善家。中山公园、苏州花园、世界博览会加拿大国家会馆等，都留下他的懿行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