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July 3, 2010

“万人迎毛主席像”出现 对现实的高度不满

特约新华社记者3日专稿,在今年七月一日中共的生日,陕西吴起县城3万多人沿街道两侧排开,夹道欢迎毛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铸像。为使此次活动盛大庄重,组织方要求所有公职人员必须着正装前往。数百名少年儿童打起腰鼓,扭起秧歌,数十中学生舞起国旗和红旗。一些单位还制作了彩车,长号手军乐队列队。万人迎毛像,虽是政府组织,但也有不少民众自发参与,有的群众甚至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可见官民双方,都是热火朝天敬主席……

东方红,太阳升,各地官员踊跃组织唱红歌,“红太阳”唱遍全国,除了家喻户晓的重庆唱红歌,百度一下,就可以搜索到大量政府组织唱红歌的页面…再有是热衷建毛像:2008年,一座高20.6米,重46吨的毛主席塑像矗立在重庆医科大学大学城校区;当时还号称全国最高毛像,但马上,就被长沙的打破,32米高青年毛泽东像矗立长沙橘子洲头,甚至还建造了主题公园,至于全国各地官员所建造的毛像,更是不可胜数…然后官方组织的纪念活动,比如电影,戏剧,观日出之类的等等,可谓层出不穷的,而关于毛泽东计谋、智谋甚至权谋的书籍,也成了官员们的钻研爱好。
民众亦不甘落后,各显神通2008年,北京零点研究咨询集团曾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式,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40个城镇进行居民宗教信仰调查。数据显示,中国人在家中供奉毛主席塑像的是21.5%…
另一个例证则是,在全国的汽车司机里面,很大一部分都是挂着毛主席像辟邪…再有就是诸如毛主席的领袖传记,英雄史诗,诗歌作品等之类的书籍,从90年代后,在民间长久畅销不衰,几乎家家都有一两本类似的书籍。还有就是诸如毛主席故居,革命根据地,毛家菜馆这些,老百姓也对此乐此不彼,当然,也包括对于政府组织的诸如迎“毛像”活动,也是积极地参与。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人的观念和行动,都是基于对自身的现实处境和对历史的认知而产生的。尊敬、怀念想要有坚实的基础,就必须是民众建立在对自身处境和社会现实、以及对历史的清醒认知上。官员百姓为何都敬毛:九十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社会分化加速,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现象日益突出,出现了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所说的“权贵资本主义”的现象。
国企工人下岗,毛时代城市人员的社会福利待遇大幅缩水,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民众医疗和教育费用激增;三农问题严重;干部腐败现象久禁不绝等等,上述种种情况致使广大中下层民众普遍有公平缺失的心理感觉,故而“合法的”,顺着主流叙述对毛的赞美,怀念起毛和毛时代,用崇毛来表达自己对现状的批评。而官员们的情形则是复杂一些,因为毛主席既是厌恶官僚者,但也是这个官僚体制的创造者,是其合法性的来源,尤其是在底层民意耸动的时候,敬毛、拜毛能为官员求得心安,稳固自身的合法性…
1979年后对毛的反思,为改革开放寻找到了合法性;而九十年代重新肯定和宣传毛,则为了加强官僚体制的合法性。所以,主流叙述对毛和毛时代进行全面肯定性的宣传。这种情况下,毛主席一些诸如打击贪污腐败,反对官僚主义,开展农村医疗工作,主张全面教育等之类的东西,被无限放大,被民众用来当作抨击现实的依据,也因此使得毛主席获得了更多的民间支持。而对于这股强大的底层民意,官员们也不敢等闲视之,将对这股民意的迎合视为自身政绩的一个来源,因此,毛主席的优点也不断的被美化。

毛主席在民间的形象经历了几次阶段性转变,从文革前独一无二的神,到80年代走下神坛,90年代又走上神坛,“红太阳“唱遍全国,汽车司机都挂毛主席像以辟邪,这中间的轮回到底有啥差别呢?
1:表征上的差别很容易看出来,远没那么狂热了,虽然还尊敬,还挂像,但很难出现因此彻夜难眠,激动若狂,歇斯底里的状况了。
2:就是毛时代的信仰,是无条件的崇拜,是真信,信奉,可以为了毛主席做任何事情,很多人哪怕是自己已经饿得皮包骨,但只要能为主席或主席思想做出牺牲,那一定会赴汤蹈火,真是“纯粹”的毫不顾惜自己,只为领袖和国家的“精神”…
3:伟人信仰堕入凡间,现在一般老百姓,他们信仰毛泽东,无非是祈福祈健康,求财求运保子孙,求得大人物保佑好人一生平安。在渗透了其他现实欲求的信仰方式之中,其毛泽东信仰现象,可能就会包涵了对政治、权力、地位的欲求,包涵了对理想的期待或对时代的批评。
用最简单的话表述,就是以前信仰毛主席是绝不能考虑自己,一心只考虑领袖和国家;而现在信仰伟人,则绕不开一己之私利,为个人的各种诉求而来。

人们还在怀念毛泽东,伟人信仰几十年一个轮回,看似是时代的重复,其实时代是真的变了,不能回去了……希望人们还是寻求对现实社会的改变吧!

Friday, July 2, 2010

上海女子在日本向诱惑投降后的血泪

   特约日本中文导报记者2日专稿,看见记者走入病房,她显得有些吃力地坐起来。清秀憔悴的面庞上掩饰不住一场灾难后的恐惧感,右眼角周围的青紫和眼球上淤积的血块清晰可见,脖颈周围被扼被掐被拧的痕迹仍然斑斑点点地遗留着。这时,她已经住院治疗一个星期了。
  
  她已经走过的人生的经历并不复杂。也许是这种不复杂的经历,使得她的头脑也没有复杂起来。
  大学毕业以后,她在一家杂志社内做编辑工作。文字工作固然可以给人带来许多精神快乐,但物质的贫困却是很难改变的。5年后,她“改行”了,转到一家著名饭店的旅游公司内工作。没有想到,同样一个旅游公司内,她所在的亚太部冷冷清清,客源不足,奖金自然也就不多;比邻的日本部却宾客盈门,总是忙得不可开交,常常要向其它部门“借调”人手。多劳,自然多得。日本部工作人员的多得,让旁人羡慕得眼红。
  和许多知识女性一样,她也是不安于现状的。会说日语,就可以到日本部工作。专业是学俄语的她,在工作中有了这样的切身体会。要想学日语,自然是到日本学习最好。在那里,不仅可以学习语言,还可以在经济上宽松一下。正可谓日语中所说的“一石二鸟”,在中文中就叫做“一箭双雕”了。
  当然,学好日语,还可以和日本人搞贸易。丈夫在政府经济部门工作,应该是日本商人最想建立的“人脉”关系,她拥有他人没有的条件,也就拥有他人没有的自信。
  就这样,她辞别了丈夫,答应学习两年语言后回国;吻别了儿子,暂时每个月花1800元人民币,把他“全托”出去。在事业与亲情上,她首先选择了事业!
  30岁生日刚过,她就来到日本东京,在一家语言学校就读。古人讲:“三十而立”。而她,在30岁的时候,跨出国门,意欲像那冲向蔚蓝色天空的银翼一般展翅飞翔。

大多数踏上东瀛列岛的中国留学生,都是以在餐馆打工作为读书的前提。并不是他们喜欢一边打工一边学习,而是他们不得不一边打工一边学习!
  她也不例外。来到东京后,在银座附近一家中华料理店内刷碗,凭着微薄的工薪,维持生计和学习。
  半年。整整刷了半年的碗。她觉得自己已经像一台完美无缺的洗碗机了。把油腻腻的碗碟首先大小分类,分别放入不同的水槽内,手中拿着浸满洗洁净的海绵,一个一个地洗,一个一个地冲,一个一个地擦干,一个一个地摆好。任何一台洗碗机,都不可能有如此完备的功能!任何一台洗碗机,都不可能如此长久地运转!

  每天下班了,看看自己的手,肤色泛着碱白色,指纹犹如刀刻般清晰。拖着疲倦的身躯往“家”走,想着远方的儿子,不知多少次泪水扑簌……
  再看看班里的女同学,一个个从餐馆“转业”了,脸上的姿容变了,身上的服饰变了,经济条件变了,说话的内容也变了。她记不清楚多少次叮咛自己了:“一定要顶住诱惑。”但是,试图抗拒诱惑的人,往往是对现实不满的人。
  一个同学听说她没有去过“Snack”(酒吧),便友好地表示要带她去“玩玩”。据说,去玩的当天,店里的一位客人对“妈妈”说:“这个女孩子的气质和别人不一样,你把她留下来吧。”结果,她点头了,同意了,向诱惑投降了。
  她清清楚楚地记着,去年8月1日,她开始上班。8月2日的夜晚,这个给她人生带来灾难的日本人出现了。
  从送过来的名片上看,他是“公认会计士”,在霞关大楼内上班。从他的话语中得知,他已经离婚,有两个儿子,都“预存”在前妻家中。当然,最让她感到动心的,还是他说的那句话:“我喜欢你!”
  从那以后,他几乎天天都来坐她的“台”。不久,又送给她一块西铁城手表,告诉她:“这块手表两万多日元,是比较贵的。”回“家”以后,她打电话给朋友,说收到了这样一份礼物。朋友听后则劝她:“两万日元不算什么好表。不要和这样的穷光蛋交往。”可惜,她没有听进去。
  几天后的一个夜晚,这个日本人来店里的时候,她正陪着一个客人跳舞。他勃然大怒,粗暴地把她从店里拽了出去,粗暴地从她手腕上摘下了那块西铁城手表。本来,这应该成为两个人分手的契机,但她却错把这种粗暴当做了男人炽爱的一种表现形式。情感的进展是不受时间限制的,尽管这是畸形的情感。
  9月初,他兴致勃勃地带她到轻井泽旅游。傍晚,她提出开两个房间,他怎么肯呢?这一夜,他6次向她发起“进攻”,把她当作一个泄欲的工具……

9月23日,两个人同居了。男方只负责支付每月8万日元的房租。再就是到酒吧里来喝酒。一个星期后,男方说出实话,自己的妻子患有子宫癌,不肯离婚;另外自己有3个儿子,分别在读大学、高中、小学。根本就无法离婚!
  能说什么呢?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何况,他还答应生活上继续照顾她,答应把自己的一些“人脉”继续介绍给她呢!他的暴力行为越来越多了。在她的笔记本上记着他一次又一次的暴力行为。
  今年2月17日,他第一次把她打得脸上挂彩。但是,她仍然没有和他分手。

  3月31日夜晚。他到酒吧里来喝酒,看见她在陪客人,又光火起来,拽起她就往外走。店里的“妈妈”不干了,“妈妈”的姐姐更是勇往直前,脱下高跟鞋,用鞋跟狠狠地敲打他的脑袋,打得他满脸流血。他说自己要去报警,可是,她回到家中的时候,发现他已经先回来了。
  店里的“妈妈”告诉她:以前,他也是这样,喜欢上店里一位上海小姐,花了许多钱,却没有达到目的。他发火打了这位上海小姐,小姐反过来报警,在警方的干预下他支付了“赔偿金”。所以,“妈妈”的判断是:他不敢报警!
  为此,她不得不辞退这里的工作,转到另一家酒吧后时常干到早上4点钟。他呢,发脾气近乎“日常化”了。每每发脾气的时候,除了打人,还要砸东西,电视、传真机等等,砸起来毫不吝啬。当然,事后还要置买的。
  至于暴力的原因,说出来有点让人难以相信。比如说,4月13日,两个人到福岛、新潟等地去旅游,回来后这个男人说:“为你花钱太多了。”说完就打。再比如说,4月28日,两个人一起到银座买衣服,男方主动提出要给她花钱,她自己花了5万多日元,男方也花了1万2千日元,回去后又为花钱的事情暴打了她一顿。当然,也有早上4点钟,他到酒吧前去接她,回来后痛打她,说:“我再也忍受不了这种日子”的时候。
  不久前,她回国探亲。他心里醋缸翻倒,实在不是滋味,送她上飞机以前还在殷殷嘱咐:“你回去后一定要住在你妈妈家”“你回去不能和你老公在一起”等等。她呢,自然无法做到。
  5月22日深夜,他从东京给她的上海家里打电话,怒气冲天地大喊:“谁让你和你老公住在一起的?你在电话里听着,我现在要砸家具了!”就这样,她把电话挂上,他把电话打来,再挂上,再打过来。而话筒里传来的除了粗暴的叫骂声外,就是“乒乒乓乓”砸家具的声音了。
  无奈,她撇下疑心重重和满腹怨气的丈夫,她撇下久已想念她的儿子,24日又从上海返回日本。
  他呢,没有喝酒的时候,就疯狂地“爱”她,恐怕再次失去她;喝了酒以后,就借酒发“疯”,一边开车,一边拧她的大腿。一会儿开快车,一会儿猛煞车,声称“我们两个人一起死吧”。
  5月26日深夜1点半钟,他喝得醉醺醺地从外面回来,一边痛骂:“你的身体已经弄脏了,脏得没有办法要了”,一边出手痛打。他凶残地把她的衣服一件一件撕扯下来,把她塞到厕所内,用拳、用脚、用皮鞋、用水壶、用皮带,整整打到清晨3点钟。这个期问,她哭饶,他毫不理会;她哭喊,没有一个人来救援。周围的人都知道,这对年龄相差18岁的男女,是以“婚约者’的名义居住在一起的。她被打得小便失禁了,昏迷了……
  他打不动了,实在打不动了,倒头就睡。早晨7点钟,他醒来后,看见脸部青紫肿涨得失去人形的她,看见手指被骨折后滴滴淌血的她,看见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好肉的她,他腿软了,声颤了,扔过来一把菜刀,说:“你把我杀了吧!求求你,你把我杀了吧!我不算人,我没有勇气自杀,你杀我吧!”
  她艰难地张开淌着血的嘴,说:“我也没有勇气杀你。要死,你还是自杀吧!”接着,把菜刀扔了回去。
  次日上午9点钟,两个人来到住宅附近的一家国立医院。医生和护士都惊呆了……

她住院后,记者闻讯去看她。情形,与本文开篇时描述的一样。“你想怎么解决呢?”记者问她。
  她无力地说:“我想让他赔偿我一笔费用,至少要200万日元。”
  “他呢,他想怎么解决呢?”我接着问。

  “他一开始非常害怕,连送我上医院都想找一个警察不知道的医院。也答应赔我一笔钱。这几天,他看见我好一点了,口气就变了,说不能赔我钱,说这里是日本,日本的法律是保护日本人的。他还说,我如果报警,他就自杀。还说中国人就知道要钱,中国的民族是一个‘最低’的民族。”她回答说。
  记者劝她,问题的解决,恰恰要依靠日本的法律。东京入管局方面的说明,我们可以帮助去做;报案的事情,你自己要去,这样问题会解决的。另外,你不要担心他会自杀,应该相信“会咬的狗是不叫唤的”。
  后来,记者陪她到警察署报案。当晚,他慌慌张张地赶到医院,说警察已经打电话叫他了,央求她陪他一起去警察署。当然,她没有同意。
  几天后,记者把这个日本人“请”来,他又鞠躬,又谢罪,表示自己是因为爱,因为爱的嫉妒,才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同时,表示愿意支付200万日元,赔偿她的精神和身体的损失,并且写下了“示谈书”,保证先支付50万日元。等到以后贷款下来后,再支付150万日元。第二天,他到医院,在记者在场的情况下,交给了她50万日元。
  几天后的一个夜晚的两点钟,她给记者打电话,说那个男人又喝得醉醺醺地在门外大喊大叫,还按门铃要进来呢!记者拨通了那位男士的手提电话,劝他马上回家;又打电话告诉她,可以马上报警!
  事后,她没有再来过电话……
  行笔至此,记者还想告诉读者,许多女性听说此事后,不同意记者帮助这位中国女性,她们是按照女性的眼光做出判断的。
  记者的想法是,人,常常有失足的时候。如何使失足者不留下千古之恨,是社会工作者应该做的事情。况且,她孤立无援,日本人是不会帮助她的,我们作为同胞再不伸手的话,那些人不就真的以为“中国的民族是一个‘最低’的民族”了吗?
  当然,如果这个近似“荒唐”的故事,这个引人“辛酸”的经历,能够让人们有一番思考的话,将是记者意外的收获。

中国流行“租白人撑门面”

  特约华盛顿邮报记者2日北京专稿,邮报前记者Moxley不久前被美国一驻华企业聘用,前往山东担任公司的质检官员,周薪为1000美元。尽管他没有任何专业经验,但不要紧,企业只要求他着西装、打领带。用Moxley自己的话说,企业就是希望他成为“冒牌”商人,为企业迎来送往,主持仪式,甚至和市长等寒暄交流。
  而且,被聘请干这种活的洋人还不少,M oxley提到有六个人:清一色的白人,清一色的冒牌货。有一位从事电影工作的美国人,被请来去作为一加拿大公司的代表,并走上讲台发表有关低碳生活方式的演讲;他还有一位朋友,还专程飞赴上海,扮演异国的大买家。
  按照圈内人的行话,他们这群洋人从事的是“白人领带”活动(White Guyina T ie),“只要穿上西装,跟人握手,就能在中国赚钱”。至于为什么能有如此美差,Moxley引述他的一位汉语老师的话说,“让外国人穿上漂亮西装,可以让公司有面子。”

  Moxley的经历在网站登出来后,我看到相关评论不断,其中不乏讲述类似经历的外国人。比如一位网名为“dadanada”的外国人说,他在中国也曾被聘请扮演过冒牌商人,一次他前往哈尔滨担任一家医疗公司的副总裁;另一次他担任一美容产品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还在北京上过电视。
  要想在中国扮好冒牌商人,“dadanada”总结出几条经验:第一,要有魅力;第二,如果是男性,要穿西装,打领带;第三,要住在北京,海淀区尤佳;第四,要经常在北京语言大学外晃悠,他就是在那里被“发现”的。
  至于报酬,“dadanada”的说法和Moxley略有差别,“dadanada”说他经常一个月工作3到5天,大致是100美元一天,一个星期1000美元的美差不是特别多。
  姑且不论“dadanada”和Moxley的经验之谈是否都符合事实,但从中至少可以看出,“租个白人”的生意在中国还似乎颇为兴隆。
  其中原因,一是肯定有中国企业热衷此道。“dadanada”介绍他曾在中国上电视、推销医疗产品。如果我的理解没错的话,雇他的大致都是中国公司。另外,美国企业也“入乡随俗”。雇用M oxley的可确实是美国加州的公司,但不晓得是真外商还是“出口转内销”的华人公司,反正公司方底气不足,于是找了几个真洋人来撑一下门面。
  洋人吃香,钱钞滚滚来。这里面应该有我们中国人好面子的成分,但其中何尝就没有洋人和内鬼联合欺诈的嫌疑?按照“dadanada”的介绍,他参加的活动,大多是医疗产品的广告宣传,而且是南来北往,生意相当兴隆。他一个医疗产品的门外汉,却去推销医疗产品,难道其中没有猫腻吗?
  “租白人撑门面”,既是商业道德问题,反映的是中国一些商家诚信的缺失;更应该是法律问题,暴露的是一些商家明目张胆的欺诈。这种内鬼和外贼沆瀣一气的行为,最终损害的是中国老百姓的利益。对于这个问题,有关部门真应该好好查一查、管一管,还市场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至于我们普通人,在看到西装革履、头头是道的金发碧眼的外国人时,也不妨多一个心眼,他们中有真外商、真专家,但肯定也不乏假外商、伪君子!

Monday, June 28, 2010

“鲜血凝结的友谊”是中共口号 中朝是利用

特约人民日报记者28日专稿,刚刚过去的6月25日是朝鲜战争60周年纪念日,我们就此特别采访上海一名关心中国外交问题的知识分子朴抱一先生,请他谈谈对中朝关系、朝鲜战争等问题的看法。6月初中国一些知识分子联名发表了一封呼请中国政府修正对朝政策的公开信,朴抱一先生是这份公开信的主要起草和发起人。

记者:朝鲜战争60周年纪念日刚刚过去,在中国,60年为一甲子,在这个相当重要的纪念日期间,与这场战争有关的朝鲜、韩国和美国等国家都举行了不同形式的纪念活动,其中包括朝鲜十几万人的反美集会、韩国总统对釜山军人墓园的祭扫参拜、美国政府也在纪念日期前公布有关秘密文件、国会发表重视美韩同盟的声明等等,但是作为当年的参战国、并起到重要作用的中国对此的反应却似乎相对平淡,这反映了一个什么问题?

这反映出官方文宣说法和历史史实的冲突,而公众对此自有一个心知肚明的历史题认。这个问题没有办法拿出来公开讨论,因此在朝鲜战争60周年期间,除了军方或学术界有一些小的讨论以外,并没有官方公开的大型纪念活动,我想这是可以理解的。

记者:最近一个月以来,连续发生两起朝鲜军警打死中国公民的事件,引发广泛的关注,您怎样分析朝鲜的做法以及中国外交所作出的反应?

关于打死中国公民的事件,我询问过一些曾经在中朝边境采访、包括入朝采访的媒体同行,他们告诉我其实以前打死中国公民的事件经常发生,包括在五、六十年代也有发生,只是禁止被报道而已。而对于中国外交对此的反应,根据我与一些外交系统工作人员的沟通,他们对这个问题其实也有比较强烈的意见,但是由于意识形态的问题及历史延续性等问题,他们没办法,目前的外交表示我想应该是一个平衡。

朝鲜问题有两个重要的协议,一个是韩日美的军事同盟,这也是为什么在“天安舰”事件后他们有军事演习,有各种表态的原因。在中朝方面,中国和朝鲜有一个类似军事同盟的《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条约要求中国对朝鲜承担军事义务。只要有条约在,南北朝鲜的关系再紧张,最终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也很小。因为如果发生冲突的话,就会涉及所谓的G2的关系,即美国和中国的关系,而中美之间开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记者:您对目前中朝关系怎么看?
在中朝关系中,中国承担了不对等的义务,对中国的国际形象造成了非常大的损害。我们支持朝鲜,反而造成了朝鲜半岛的不稳定。另外,朝鲜本身的不稳定也限制了中国东北地区的发展,总体上说,这种不对等的义务对中国造成了极大的战略利益损失。

记者:朝鲜战争过去已经有60年了,中朝关系在这60年的发展是否体现了中国官方宣传所说的的“鲜血凝聚的兄弟友谊”呢?
我觉得中朝关系从最初就不是“血凝结的友谊”关系,它从来都是在权谋、阴谋基础上形成的相互利用的一种关系。而且在这种关系上,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利益受害方。我们在朝鲜战争中有重大的人员伤亡,为此承担了巨大的债务,也影响了整个亚洲的局势,包括我们和联合国军开战以后,造成了整个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围堵,以上这些都是朝鲜战争给我们带来的后果。尤其在金正日执政以后,朝鲜的国家形象极剧恶化,给我们国际形象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从单纯的中朝关系看,我们会觉得是在照顾一个“小兄弟”,可是,如果站在一个欧洲人、一个非洲人或者一个南美洲人的角度、360度地看中国和朝鲜的关系时,就会奇怪为什么中国这样一个朝气蓬勃的大国要袒护这样一个“小流氓”

记者:对朝鲜许多不确定、非理性的做法,中国一直采取容忍绥靖政策,您认为中国到底担心什么?
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所谓的“战略缓冲”思维。传统的军事理论认为朝鲜是中国对美国或者说中国对西方的一个战略缓冲地带,或者说,朝鲜是中国手中的一张牌,希望维持一个金家的政权,持续下去。

另外一个原因我认为中国的忧虑主要是担心朝鲜一旦发生政权的崩溃,会有大量的难民涌入中国境内,处于人道考虑中国无法拒绝难民。而且边境地区是中国的朝鲜自治州,有血缘和文化上的纽带联系,朝鲜政权的崩溃必然对中国的边境安全、东北局势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中国政府非常担心这一点。

记者:您和其他关系中国外交问题的人士一起联名发表了一份呼请政府修正对朝政策的公开信,你们为什么要发表这份公开信?
发表公开信想法最初产生与在上一次朝鲜进行核试验的时候。当时我与中国著名的一个互联网评论员“五岳散人”就讨论到这个话题,后来,因其他的事情亟需处理就错过了,但是关于朝鲜问题,在中国的知识界私下始终都有非常广泛的讨论。在这次朝鲜战争60周年、同时朝鲜又策动了“天安舰”事件和在中国边境枪杀中国边民的时候,我们觉得应该把我们的想法说出来。我们认为我们有这样的想法,相信有更多的人也会有这样的想法,我们说出来,希望能凝聚成一个社会共识,以不断去寻找机会推进它。

我们的核心诉求就是:我们不愿意为朝鲜承担军事义务,仅仅愿意承担人道主义的义务。

如果中国不调整对朝政策,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我们想一想,如果金氏政权崩溃以后,朝鲜会怎样看中国人?他们在金氏政权下已经遭受了60年的苦难,这些苦难很多是我们基于战略缓冲思维而将其作为牺牲品造成的。如果我们不基于人道主义的立场去帮助他们,而是继续目前的战略缓冲思维,继续目前对朝鲜的绥靖政策,最终朝鲜的后人会无比敌视我们。所以我觉得这个政策无论如何必须迅速改变。我们看朝鲜的时候要历史地看,能看到朝鲜的过去,更要看到朝鲜的未来。

记者:您认为官方能考虑你们提出来的建议吗?
我觉得不是是否会考虑我们建议的问题,而是他们内部也有更多的人也有这样的意见,人同此心,事同此理。当我们把这一派的意见说出来的时候就会发现,有更多的人持有这样的意见。并不是说我们与官方的意见就是截然相对的,官方内部也有不同的意见,我相信有更多的人是和我们意见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