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击孕妇李丽云死亡案庭审

特约中国青年报记者23日专稿，2009年7月17日，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李丽云的父母起诉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案。他们要求该院赔偿121余万元人民币。
　　李丽云死亡已经过去近一年八个月了，然而这个年仅22岁孕妇的死亡真相仍未廓清。
　　2007年11月21日下午两点左右，李丽云因感冒症状，在其同居者肖志军的陪同下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京西院区呼吸科门诊看病。呼吸科大夫初步诊断她为“重症肺炎、孕36周”将其转入妇产科住院治疗。
　　院方认为李丽云需进行剖腹产手术，因此要求当时自称是李丽云丈夫的肖志军签字同意手术。因肖志军一直强调他们是来看感冒，不是来生孩子的，拒绝签字。李丽云的病情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之内迅速恶化。至晚上7时25分，年仅22岁的李丽云死亡，她腹中的孩子早在5时左右就已经胎死腹中。
　　当时，人民日报记者在现场目睹事件后，以“妻子难产，丈夫拒不签字手术致死两条人命”为题作了报道。随着媒体报道的不断跟进，肖志军以愚昧、无知而广受人们谴责。甚至有法律专家认为应追究肖的刑事责任。
　　同时，社会上关于医疗机构在实施必要的手术之前是否一定要取得家属同意的争论，也非常激烈。
　　中国目前正在制定中的《侵权责任法》草案受此影响，特别规定一条：因抢救患者等紧急情况，难以取得患者或其近亲属同意的，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批准，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
　　然而事件并没有就此平息。李丽云的父母在2008年1月23日以人身损害赔偿为由，向法院起诉北京朝阳医院和肖志军。
　　随着事件的推进，李丽云的父母在2008年2月29日，撤销了对肖志军的起诉。
　　法庭上，李丽云的母亲泪流满面，称：肖志军不配合是对的，因为李丽云来医院不是生孩子，而是治感冒。
　　事情的争议点从肖志军的责任、没有家属的签字医院是否应当先予以手术，转换到了剖腹产是否有必要，以及医院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该过错是否与李丽云的死亡有因果关系等。

李丽云腹中胎儿是否足月，是这起事件的一个重大的事实。
　　
从北京市卫生局就孕妇李丽云死亡事件的调查通报看，李丽云首先就诊的呼吸科大夫诊断，李丽云患重症肺炎、心功能不全、肺拴塞以及孕36周。
　　
按照产科住院病史记录，李丽云到达产科的时间为下午3时40分。3时50分，妇产科的诊断是急性心功能衰竭、重症肺炎及孕足月、妊娠期高血压。医生的建议是，患者病情危重，在抗心衰、抗感染治疗的同时应立即剖宫产结束分娩，以减轻孕妇循环负担。但是在医院给与肖志军的《病重、病危通知单》上，写着“孕42周左右”。
　　由法院摇号产生的中天司法鉴定中心提供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上写明，法医学推断胎儿胎龄在36周左右。
　　李丽云父母的代理律师认为，朝阳医院京西分院在李丽云胎儿不足月、羊水未破、又无宫缩等产前征象的情况下，采取了不当挤压措施，试图促进宫缩，直接导致了李丽云的器官衰竭、呼吸困难。
　　被告朝阳区医院没有在法庭上就是否有必要进行剖腹产进行陈述，只是提出表示他们同意中天司法鉴定中心于2009年5月27日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的结论。这份意见书的结论第3点指出：患者李丽云在晚期妊娠基础上合并重症肺炎、急性左心衰竭、呼吸窘迫综合症等复杂情况，属于病理产科范围，在当时情况下将患者收住妇产科，无原则性错误。收住妇产科后，医方拟在合适的时机采取终止妊娠的决定并无不当。
　　原告律师则认为，被告在下午3时53分时就开始对李丽云做脱去全部衣服、备皮等手术准备，而一系列的辅助性检查包括胸X线检查、血液检查等相关检查都是在李丽云已经生命垂危、心脏骤停的情形下补做的。比如，X光的时间为6时53分，胸片的时间是5时52分。
　　律师认为被告还伪造了病历，把4时以后做的检查和治疗，写到4时前完成检查；病重通知单在病例记录中没有体现；心电图明显进行了涂改。

李丽云的病情是否十分严重，是这次庭审的一个主要的争议点。被告方朝阳法院仍然以中天司法鉴定中心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为依据，称李丽云病情严重，院方对李丽云尽到了抢救义务，没有任何过错。
　　《司法鉴定意见书》的结论为，李丽云为妊娠晚期合并重症肺炎、多脏器功能障碍及衰竭，属于死亡率极高的危重病人，因此她的死亡与其病情危重、复杂、疑难，病情进展迅速，临床处理难度极大等综合因素密切相关。
　　《司法鉴定意见书》还提出医方的诊疗存在一定不足，如动脉血气分析不够及时、气管插管机械通气相对较晚等。
　　但是，鉴定结论称，医院存在的不足对患者李丽云的最终死亡没有明确的因果关系。
　　原告的代理律师称，由于许多辅助性检查都是在病人已经生命垂危的情形下做的，院方缺乏患者患有重症肺炎的诊断依据。而李丽云的在下午3时49分所做的心电图结论部分遭到涂改，因此院方也缺乏李丽云患有心力衰竭的诊断依据。而李丽云的血压是高压119mmHg、低压59mmHg，妊娠高血压诊断也没有依据。
　　原告委托的另一名代理人是2007年度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节目评出的感动中国人物陈晓兰。
　　她认为，在呼吸科门诊时李丽云的口唇青紫，这是缺氧的表现。然而在整个治疗过程中没有进行有效供氧，缺氧导致李丽云多种器官衰竭。李丽云的尸检结果是肺水肿，而医院在肺水肿的情况下给病人输液，导致病人病情加重，且产科把李丽云强行压平产检、手术前备皮、两路同时输液以及加入青霉素治疗等行为都是错误的。她认为，医院的诊疗行为具有原则性错误。
　　在庭审结束后，陈晓兰对记者称，李丽云当时的情况根本没有必要进行剖腹产。她认为李丽云的悲剧在于这家医院虽有三等甲级医院之名，却无这样等级之实。
　　
朝阳医院的代理人在最后法庭陈述中表述，他们在确认医院不承担任何责任的前提下，可以给原告提供10万元的人道补助，但须扣除必要的治疗费用以及他们垫付的停尸费。原告没有答应这一调解要求，但表示同意庭后再行调解。
　　
目前，李丽云还躺在冷冰冰的冰柜中，她的同居者肖志军——这位重要的证人没有出庭。法官说他已经一年多下落不明了。

谁为他们破碎的大学梦负责

特约西北信息报记者22日专稿，原本以为自己上的是响当当的军校，然而在支付了巨额中介费并经历了5年攻读后，86名陕西育才专修学院的毕业生才突然发现，自己的大学“本科”生涯竟遭遇了骗局，有可能是美梦一场。
当初，他们被学校以和第四军医大学联合办学的名义录取，时至今日，已毕业半年的他们仍然没能拿到招生方允诺的军医大学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更离奇的是，在他们的再三催促下，校方收取每人3800元费用后，竟发给他们一张糊弄人的假的专科毕业证。

2004年，时年19岁的江西考生吴江涛高考落榜。经熟人介绍，他认识了一个自称可保证他上军校的人。“这个人是教育界的，在当地很有些名气。”吴江涛说，此人之前曾成功介绍过不少落榜生上学，和很多学校都有联系。
此人自称手里有第四军医大学的入学指标。他告诉吴江涛：去读军校，穿的是军装，虽然没有军籍，但各种待遇和军校正规生没什么两样，最后发的毕业证、学位证也都是一样的，拿着证书去考研、考医师资格证都没问题。“只要交3万元，就能接到校方邮寄的预录通知书，到校报到时，可以换取正式的通知书。”
听说能上军校，吴江涛很快放弃了去南昌读书的机会。几天后，他收到“陕西育才专修学院”寄来的预录通知书—“你已被录为军医大学五年制本科临床医学专业学员……请持此通知书到陕西育才专修学院领取军医大学正式录取通知书并报到”。
为什么说好的是第四军医大学，却要到陕西育才专修学院报名？吴江涛得到的解释是，录取通知书要到育才去换，换完后就可以到第四军医大学报到。满怀希望的吴江涛和父亲踏上了北上的列车，到达位于陕西宝鸡的陕西育才专修学院。
“报到时，学校有好多接新生的人，全都穿着军装。”在学校给新生召开的会议上，吴江涛和一起来报到的同学们被告知，他们还需要和委培方——湖北省黄冈市、潜江市、孝感市人事局签订一份协议。
当时大家都很纳闷，事先约定的是第四军医大学，但“选送委培学生协议书”上却显示，毕业后发的是第二军医大学南京医学院的毕业证。对此，校方解答：你们要先在宝鸡待一年，然后改签第四军医大学的协议，再回四医大读书。
“当时，来育才报到的新生有200多人，一些人看到学校后不满意就走了。”最终，2009届“本科”毕业学员共计86人，其中临床专业70人，护理专业16人。这些学生来自全国各地，都是通过中间人介绍过来的，为了上心目中的军校，他们分别向中介机构或中间人交纳了3万~13万元不等的费用。

同学们认为，“现在回想起来，上学期间的一些事就有些蹊跷”。 “第一学期快放寒假时，别的学校的学生拿着学生证就能买回家的学生票，可我们却一直没有学生证。”和学校交涉几天后，学生们领到一张暗红色的“学员证”，上面标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学员证”字样，签发机关为“第四军医大学军务处”。但没过多长时间，学校又把这些证收回了，“说是要拿回去注册，之后再也没发下来。”
对学校的教学，学生们也心存疑虑。入学时，只有两间实验室，一间是标本室，另一间基本都被用来上课。“临床医学专业的学生，却没有动手的机会。”
2009年7月，作为陕西育才专修学院惟一的一批“本科生”，这86人从该校毕业，却未能如期拿到当初录取通知书和委培协议中所承诺的第四军医大学的毕业证书。在学生和家长的多次催要下，2009年10月，一部分学生在向学校交纳3800元后，拿到一张专科毕业证书，但发证单位却变成“湖南中医药大学”，证书上盖有学校公章和校长“尤昭玲”的人名章。
读了5年“本科”，拿到的却是一份专科毕业证，这让学生很难接受。然而，后面的事更加让他们“崩溃”。
广东籍学生陈姗姗好不容易找到份工作，“都上班了，可拿着这个证去时，人家却说是假的。”陈姗姗和同学们急忙登录毕业证上显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历证书查询网址”，发现他们领取的毕业证居然没有登记记录。
“不仅如此，毕业证编号也有问题。”吴江涛说，根据有关规定，毕业证的“证书编号”前5位为学校代码，第6位为办学类型代码。经过查询，他们拿到的“湖南中医药大学”的毕业证号码应该归长沙铁道学院所有，而第6位代码则属于“网络教育”。
和陈姗姗一样，她的许多同学都找到了愿意接收的用人单位，但由于没有毕业证而签不了合同。
“当初，介绍我们上学的中间人都曾打包票，说如果上学出了问题，不管什么时候，他们会一直管这个事。”吴江涛无奈地说，现在再找那些中介人，有的已经过世，有的电话号码换了，还有的干脆躲了起来。

和校方多次交涉无果后，学生们在网上发帖，讲述自己的遭遇。直到有媒体介入调查，校方才在1月13日发布一份通知：根据教学大纲及高校要求，所有学生毕业，必须有学院统一安排的实习医院实习报告册1份，范例病历6份，毕业论文1份，以下学生目前资料欠缺，导致你们毕业工作无法正常开展，请在2月6日前速将以上资料邮寄学院，逾期未办理者，责任自负……通知所附的名单显示，86名学生中资料交齐的有29人。“这显然又是学校的缓兵之计。”多次交涉仍看不到希望的学生，对校方已经失去了信任。

面对学生的质疑，1月20日，陕西育才专修学院院长阎东云告诉记者：“当时发放湖南中医药大学毕业证，是由于军医大学委培证还没有办下来。先发这个证，是为了方便学生就业使用，是学校为了学生着想。委培证还会办理，办好了再发。”
阎东云表示，当初这批本科生是如何招收的，学院完全不清楚，因为“招生是三地人事局负责的，完全与学校没有关系，学校只负责提供师资、完成培训”。至于是怎样的合作办学法，阎东云称，这些具体问题只有学校举办人清楚。她告诉记者，学校已经派人出差处理这个事情，现在外地还没回来，情况不得而知。
该校招生安置办主任白恒力则表示，目前没发毕业证是因为这批学生很难管理，直到现在办证所需的资料还没交上来，所以耽误了毕业证的办理。他同时向媒体承认，湖南中医药大学和陕西育才专修学院没有办学上的合作，毕业证是育才花钱买的。
目前，这批学生既无法找工作，也不能报考相关的职业资格证书。他们滞留在宝鸡，租住在一个招待所里焦急地等待学校的处理结果。“今年2月，国家职业医师资格考试就要报名，如果连毕业证都拿不到，至少又得耽误一年！”
他们并不知道，即使拿到委培证，也没法参加国家职业医师资格考试。因为只有国家统招生才能报考，委培生根本不在此列。记者看到，在这些学生与湖北潜江、黄冈人事局签订的“选送委培学生协议书”里，约定“可组织毕业生参加执业医师资格考试”。
发稿前，记者还获知一个重要信息：白恒力向媒体表示，育才学校实际上并不具备开设5年本科办学的资质。
打开育才学院网站上的“学校简介”，记者看到：“陕西育才专修学院于1995年诞生，是一所以医护专业为主干专业的职业院校，学校把‘诚信办学、质量立校’的办学宗旨始终放在首位……”

求新欢离弃前妻杀现妻--一位官员的杀妻之路

特约陕西三秦都市报记者21日专稿，约20年前，为了一名年轻漂亮的女子，西安一单位行政处处长辛某与前妻离婚。7年前，又因为女人，他和第二任妻子闹翻，并找来3名帮凶将其杀害。
　　一名从副营长岗位转业的军人，靠着努力，从科员成为一单位行政处处长，约20年前，在事业顺利之时，他有了外遇，妻子离他而去。7年前，又因为女人，他和第二任妻子产生矛盾，雇用3名帮凶将其杀死。

　　2009年最后的几天里，西安市公安局新城分局西一路派出所民警在走访中获悉:西安一单位前行政处处长辛××的妻子多年一直不知踪影。警方进一步调查得知，辛××今年66岁，退休多年，约20年前离婚，后找了一个小他20岁的妻子，和这个妻子生有一个女儿，这个女儿今年17岁。10年中，很多人都没见过辛的这个妻子。警方经走访，辛的一名朋友告诉民警，辛妻如果不是出走，就已遭遇不测。但警方几乎没有任何证据，而且“知情者”也是根据别人的传说猜测而已。
　　西一路派出所两名刑警继续调查。综合一些“知情者”的表述，这起雇凶杀妻案渐渐有了眉目。七八年前，辛××开了一个酒楼，一次和第二任妻子吵架后，雇用酒楼的3个男子将妻子杀害，随后这3人不知去向。人在什么地方杀的?3个凶手又去了哪里?警方一无所知。警方只知道，死者可能被埋在秦岭山中。
　
　　　很快，警方初步掌握辛的妻子叫王英。西一路派出所在公安网上搜索后，发现叫这个名字的女性太多，民警将这些女性的照片打印出来让一些“知情者”辨认，大家都说这其中没有或者因为时间长记不清了。而且有人怀疑，王英这个名字好像不对。
　　民警在公安网上对近年失踪的人口进行排查，也没有发现一个叫王英的失踪者，这意味着，如果王英真地失踪，也没有人给公安部门报过案。“寻找尸源，沿着秦岭山脉，走访附近公安部门，看近些年有没有发现无名女尸。在向长安、户县、蓝田等公安部门了解时，长安警方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在五台山附近两处地方发现一女尸的上半身和下半身，而且年龄也和王英接近。”西一路派出所一负责人说。
　　警方立即制定方案，欲将女尸的DNA和王英女儿琳琳的DNA对比。琳琳今年17岁，在西安一技校读书。警方决定派出女民警扮成护士，以体检为名，给琳琳抽血体检，以获取其DNA。但是，这个计划很快就破产了，因为琳琳已经放假在家，而长安女尸也被最终证实是2007年左右遇害的，这与 “知情者”提供的王英是在2003年左右失踪的不符。
　　
　　“此时派出所有两种声音，一种认为没有人报失踪案，没有发现王英的尸体，目前连王英真实的名字和生前具体住址以及家人等都不知道的情况下，这种案件成立与否值得商榷;另外一种声音认为目前掌握的外围线索来看，案件似乎成立。”西一路派出所一位领导说。最后经过向分局领导汇报，决定“继续寻找线索，不能放弃”。
　　经民警上网对辛的户籍查询发现，辛的户籍是单位集体户口，所在地是西一路派出所，他住在北关派出所辖区，而其女儿琳琳的户口在莲湖区桃园路派出所，是单户。而琳琳的户口有个特点，是2004年从商南县城关派出所迁到长安区韦曲派出所，然后又从韦曲派出所迁移到桃园路派出所。2009年12月25 日，西一路派出所民警前往商南县城关派出所，希望找到琳琳迁出的资料，借此了解其母亲的情况。但是，由于此处当年的户籍管理混乱，没有发现琳琳具体居住在哪里，两民警无功而返。此时，王英的情况仍然是个未知数。
　　
　　警方又到辛××当年的酒楼调查，却发现酒楼已被拆迁。但是，警方得到一个重大线索，当年酒楼虽然是辛开的，但酒楼的经理叫金某，他当时有两个弟弟在酒楼帮忙。于是，警方根据调查的一些线索大胆设想，金某很可能参与此事。
　　经查询，金某的家乡是山阳县中村镇。2010年1月7日，西安警方前往山阳县调查金某的情况。当地警方证实，金常年在一宾馆包房赌博，而且经常打架滋事。1月12日，民警第二次前往山阳县，准备抓捕金，此时公安机关在掌握了一定线索的情况下决定改变计划:先抓辛××，其容易突破。此时金的叔伯去世，定于14日下葬。在14日前抓捕辛，如果突破，14日后再抓金某，金的两个弟弟如果回来吊丧，可以一网打尽。
　　1月14日晚9时许，民警前往辛在自强西路一家属院的住处，敲门后，琳琳打开门上的小窗户说“我爸爸不在”就关上门。几名民警继续在门外守候，约30分钟后，一六旬男子走来，“老辛。”一民警喊道。“你好!”男子随声应道，并且伸出右手准备握手，民警将警官证递给了辛××。30分钟后，在西一路派出所，辛××深深叹了一口气后说:“我非常后悔，一时糊涂呀!每天都怕公安找我，怕杀手敲诈。”辛道出了雇凶杀妻的全过程。
　　1月15日，在山阳县，金某被西一路派出所和公安新城分局刑侦大队的民警抓获。金某的堂弟也被抓获，两兄弟对杀人之事供认不讳。已经入赘到武功县的金某表弟黄某闻讯后逃跑。目前辛某和两杀手已被刑事拘留。
　　
　　据介绍，今年66岁的辛××，初中文化程度，曾任陕西某部队无线电报务员、主任、电台台长、参谋、副营长。1984年5月转业到西安一单位，从科员干到处长。
　　据辛向专案组交代，1987年夏天，他认识了商南县来西安打工的王连英(上述的王英)。23岁的王连英年轻漂亮，刚经历过一次短暂的婚姻。他和她一见钟情随后同居，而此时的他已经是两个女儿的父亲，两个孩子都刚过10岁。
　　随后他和妻子离婚，两个女儿归前妻抚养。
　　1992年，他和王连英生下了女儿琳琳。由于两人年龄相差20岁，很快就出现了矛盾。他给王连英在商南县花4万元买了一套房后，王连英就生活在商南县，偶尔到西安小住。此时的他经常带一些年轻女孩回到位于小寨附近的一家属院过夜。2002年约7月份的一天，王连英和母亲突然回到家后，发现家里有一些女人的用品，随即和他大吵大闹，王扬言要告到他的单位去。而此时他在小北门里开了一个酒楼，他到酒楼将烦心事告诉了酒楼经理金某。“我帮你灭了她。” 金对辛如此说，辛也就答应了。
　　
　　经密谋后，金某开始踩点、跟踪，一个残忍的计划开始了。
　　2002年11月22日，辛给妻子说，纺织城附近自己家的仓库有人要租，晚上8时许，夫妻二人赶到了仓库。而要“租房”的“老板”正是金某，金当晚带着堂弟和表弟，在假装谈好价格后开始签合同，因为没有纸，辛谎称出去买纸，他随后下到一楼的院子里，“咣”的一声关上了铁门。随后，金将王连英摔倒在地，用手捂住王的口鼻，金的堂弟压住双臂，表弟按住双腿，致使王连英窒息死亡。“我从外面回来后，听到里面有王连英反抗的声音，犹豫的时候，手机突然响了，于是我等了一会儿，进去后发现王连英已经死亡。”辛交代说。
　　
　　2002年11月23日，金某称要买硫酸将尸体烧掉。24日下午，3人将买来的硫酸浇在王连英身上，辛在窗户外看到“黄烟从窗子冒了出来”。 “由于硫酸太少，尸体没有烧掉。”金某交代。25日，3人买来菜刀将王连英肢解后，装在两个编织袋里，堆积在一楼院子里。26日，3人租来一辆面包车，将王连英的尸体运到商洛市，又转移到了当地一辆租来的面包车里，拉到商洛和湖北交界处的深山里，将王连英埋葬了。
　　过了一段时间，金某3人感到心里胆怯，前往王连英埋葬之地烧了一炷香。此后，王连英的家人多次找辛询问王的去向，辛这样告诉王家人:“她和别人跑了。”
　　
　　辛在分3次付给金某5万元此前谈好的费用后，在此后一天，金某又打印了一张《寻人启事》，上面称“辛××的妻子王连英每年过生日都回家，今年不回家，有知道下落者请电话联系”等等。
　　金某将寻人启事送到辛所在家属院收发室后，给辛打去电话。心知肚明的辛又付给了金近5万元，辛前后一共付给金将近10万元。而金却告诉参与此案的堂弟和表弟，辛只付给3人每人5000元钱，除去买硫酸等花销外，金分给两个弟弟各4500元钱。
　　
　　在同事眼里，他是一个精明能干而且敬业的干部。而对于他的私生活，许多人都称感到“诡秘”。
　　1月18日，辛某原单位现任处长张某告诉记者，老辛脑子绝对够用，逻辑思维非常清晰。
　　和辛工作出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神秘的生活。“吃饭一碗面就够了，吃海鲜还过敏，一年中就那两件衣服换着穿，非常喜欢听秦腔，身体非常强壮，冬天从不穿棉鞋。”单位里和辛熟悉的人几乎都这样评价他。
　　说到辛工作以外的情况，几位辛的同事同时不出声，相互看着笑了。“都听说他离婚后在外面有女人，而且还有了孩子，但是我们都没见过。”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男子说。
　　曾经和辛共事10年的一名同事非常同情辛离婚后的生活:“一次我们春节期间慰问退休老领导，由于老辛居住的房子拆迁，他一个人居住在城中村一顶层民房内，自己包的饺子和包子一样大，他用铲子将饺子划成4块后，一块一块夹着吃。”
　　
记者通过警方了解到，辛离婚后经常出入歌厅等娱乐场所。金某曾经是一歌厅的服务生，辛曾和歌厅里的一个小姐发生性关系，因为这个小姐是金的女朋友，金就放出狠话，于是辛就给金开了一个酒楼让金来管理。这个酒楼开了3个月后，由于经营不善而关门。
　　
　　几经周折，记者找到了辛的前妻李某。“他出事了?到底出什么事了?”李某得知记者来采访时，显得非常吃惊。在知道事情后，李某说:“我经常为他担忧，就害怕他哪天出事。他脑子太好用了，我玩不过他。”
　　李某回忆起她和前夫从结合到离异的过程。她是外地人，上世纪70年代，她和家人来到西安，经人介绍认识了从部队探亲回家的辛，最后两人就结婚了，由于两地分居，夫妻关系不是很融洽。1984年，辛转业回到西安，单位也解决了她的工作。就在两人结束了分居生活后，感情却一再恶化。“他经常不回家，原因是在外面有了女人，有一年大年三十回家后满身酒气，就开始发脾气。”李某说。她提出离婚后，辛一口答应了，当晚两人写好了离婚协议，两个女儿一个 13岁，一个11岁。“大女儿归他抚养，小女儿归我抚养。但实际都是我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老辛每月给大女儿50元抚养费。”李某说。
　　让李某感到欣慰的是，老辛有5个弟弟1个姐姐，他们经常送一些米、面、油来救济她们母女。老辛的母亲在去世前，还不断让人捎话要见李某。最后老太太去世的时候，李某还前往奔丧。
　　采访中，许多人都认为老辛是被女人害的。他的第一任妻子非常好，是贤妻良母型的，不知为何离了婚。
　　熟知辛的人告诉记者:“老辛的母亲生前曾只愿意认儿媳，不愿意认这个儿子。老辛的弟弟宁愿认这个嫂子，也不愿意认这个当官的哥哥。”“我们离婚就是因为王连英这个女人，她年轻漂亮，也能说会道……老辛这辈子就是被女人害了。”李某接着说，这些都和她没有关系了，两个女儿都恨他。

潜逃贪官含泪讲述12年境外逃亡路

特约昆明日报记者20日专稿，十二年前，昆明市官渡区乡镇企业开发公司王如春伙同他人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公款600余万元后潜逃。
　　十二年后，王如春被瑞丽边防检查站以境外追逃的方式成功抓获。
　　十二年间，一直逃亡境外的王如春如何生活无人知晓。
　　近日，记者走进瑞丽市看守所，与这名巨贪进行零距离接触，听他含泪讲述十二年来境外逃亡生涯，了解了他在境外的“别样”生活。
　　
　　2009年8月17日19时左右，瑞丽边防检查站侦查员老刘接到一个境外朋友打来的电话称：在缅甸木姐，有一名自称王如春的中国籍男子，拿着一份中国驻缅甸大使馆曼德勒办事处出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回国证明》四处打听回国的方法，行迹非常可疑。
　　挂电话后，老刘迅速打开电脑，将“王如春”三个字输入计算机系统进行查询。
　　“滴滴滴……”随着计算机发出的报警声，一条在逃人员登记信息弹出：王如春，男，云南昆明人，伙同他人贪污公款600余万元于1997年11月10日潜逃至今。”
　　“正四处打听回国方式的王如春，是一名公安部督办追捕的外逃贪官。”老刘迅速将这个情况向正在口岸值班的站长何嘉林汇报。
　　“巨贪潜逃十二年后终于首次现身。”得知情况的瑞丽边防检查站站长何嘉林异常兴奋。
　　巨贪虽然近在咫尺，但他却在境外。如何才能将其成功抓获？何嘉林这名老侦查员陷入了沉思。
　　……
　　迅速成立境外追逃专案组、组织情报侦查人员进行紧急布控、布置大量警力在边境一线进行守点巡逻，防止巨贪从边境一线潜入、安排境外朋友与王如春进行周旋，稳住对方、与缅方警察局进行会谈，争取他们的支持……
　　十分钟后，在境外追逃专案组的统一指挥下，一张无形的抓捕大网迅速张开，一场境外追逃大战迅速打响。
　　半小时后，王如春在缅甸木姐被成功抓获，并被顺利遣送回国。
　　王如春被成功抓获后，瑞丽边防检查站迅速向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检察院核实并通报了情况。在证实其身份后，该站将王如春拘押在瑞丽市看守所。
　　
　　160公分高的个子，又黑又瘦，身穿一件印有“瑞丽市看守所”字样的囚服，戴着手铐的王如春大步走出看守所的大门。那一刻，从他那长满胡须的脸上，记者读出了他如释重负的心情。
　　与在逃人员登记信息表上的照片相比，王如春显得黑瘦了许多，往日的风采荡然无存，多出的却是眼角那几缕标志性皱纹。通过长满茧子的双手，可以看出王如春流亡境外的生活并不是想像中的那么好过。
　　“登记表上的照片是他工作时拍的。”从昆明赶来“接”王如春的一名检察官说，“我原来和王如春打过交道，在他逃亡的头一天我们还在街上碰到过他，想不到第二天他便消失了，他让我们苦苦找了近十二年……”
　　“那次在街上碰到他们时是我去为女儿买生日蛋糕，那天是女儿一周岁的生日。”为女儿过完生日后，第二天，王如春便彻底失踪。
　　王如春的失踪引起了当地公安机关的注意，在随后的调查中，公安机关发现他有重大贪污嫌疑。
　　随即，昆明市官渡区检察院也介入了调查。随着调查的深入，王如春贪污公款的事实渐渐露出了冰山一角。王如春所掌管的600多万元公款和大量有价证券，随着他的消失也不翼而飞。
　　“王如春伙同他人贪污600多万元公款后潜逃。”1997年11月10日，在王如春失踪半个月后，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检察院正式立案侦查，追捕王如春的工作全面展开。
　　
　　出逃后的王如春带着50多万元现金，来到德宏州潞西市。在这个边境小城，他出入境外赌场，出入高级娱乐场所，吃山珍海味，享美味佳肴，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便将50多万元公款挥霍得所剩无几。
　　享尽人间乐趣而余兴未尽的王如春，此时也嗅到了检察机关正四处寻找他的踪迹，他知道，国内已经不能久留。于是，自知罪责难逃的他开始策划自己的逃亡路。
　　
　　“11月初，我从边境小道非法出境到缅甸木姐，原想从缅甸再偷渡到泰国，但是中间发生了一点意外……”面对检察官，王如春说。
　　选定了逃亡路线的王如春，用所剩无几的赃款兑换了3万多盾缅币后，在境外朋友的帮助下从边境小道悄悄逃往缅甸木姐市。
　　在潜逃的过程中，他经历了人生第一次的绝望。那天，惊慌失措的王如春刚跨过边境线还没顾得上喘一口气，就被几名缅甸警察团团围住。
　　他被捕了，第一次戴上冰凉的手铐。
　　“缅甸警察搜走了我身上所有的钱物和证件，并把我带到当地的一个警察局，我被吓坏了，也彻底绝望了，我怕他们把我遣送回国。”说起当时的情景，王如春仍心有余悸。
　　两天后，王如春被他在境外的朋友保了出来，他得以侥幸逃脱。
　　“他们通知我到当地警察局领取我的钱物和证件，可我不敢去，我怕暴露身份，我只想早日离开那个地方。”当天，身无分文的王如春便化名张伟办理了一张马邦丁(缅甸居民的身份证)，并在朋友的安排下从木姐乘直升飞机逃往缅甸瓦城。
　　从此，王如春这个名字彻底在人们的视线里消失。
　　从此，缅甸瓦城多了一名自称来自果敢地区、名叫张伟的打工者。
　　在瓦城，化名张伟的王如春生活得并不开心，他起初在一个朋友开的公司里打工，主要是负责打扫卫生，有时也上山打柴，这与他在国内奢华的生活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我平时不敢出门，也不敢说话，在那里我怕别人认出我，最难熬的是夜晚，只要一听到有警车的声音我就会迅速躲藏起来。”没有弄到护照，王如春偷渡泰国的梦想彻底破灭。在那个陌生的城市每天都战战兢兢地生活着，精神上备受煎熬。
　　为了麻痹自己，他开始吸食毒品。冰毒、鸦片、麻古……只要能在瞬间忘记所犯罪恶，他便来者不拒。
　　由于长时间吸食毒品，造成了王如春的精神紊乱。每次吸食毒品后，他总是见人就打，见东西就砸，还满大街乱跑，边跑边大呼有人要杀他。
　　这名自称来自果敢地区的打工者“疯”了，当地警方把他送进了精神病院。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渐渐恢复意识的王如春再次感到绝望。在戒备森严的精神病院，他担心自己因身份暴露而被遣送回国。为了早日离开精神病院，王如春尽力表现出自己很正常的样子。
　　最终，他在精神病院“康复”后被放了出来。
　　“康复”出院的王如春不敢再回朋友的公司工作，而是以打零工维持生计。
　　“我出来后不敢再在城市里呆了，只好去那些偏僻的地方打零工，我帮别人种过西瓜，种过甘蔗，我不求工钱，只要能有一碗饭吃就行。”王如春讲述着以往的生活。
　　2004年5月，过着乞讨般生活的王如春在瓦城一个赌场找到了第二份稳定的工作，但仍然是打扫卫生。
　　看着每日来赌博的人挥金如土，他感受到了从天堂跌落到地狱的滋味，精神极度空虚的王如春再次与毒品亲密接触。
　　2006年11月的一天，王如春正和几名毒友躺在床上享受毒品带来的那种飘飘欲仙感觉的时候，房门突然被几名缅甸警察撞开，他再次被捕了。
　　这一天，正好是他逃亡的第九个年头。然而，这一次他却没有前两次那么幸运。他因吸食毒品而被判刑入狱四年。
　　在缅甸曼德勒监狱服刑期间，他仍坚持称自己是果敢人，名叫张伟。由于他伪装得严密，直到今年8月中旬被提前释放也没暴露自己的身份。
　　
　　“终于回家了。”当瑞丽边防检查站官兵为王如春戴上冰冷的手铐那一刻，他长出了一口气，木然地说出了这句话。
　　出狱后的王如春感到缅甸已无他容身之地，长年浪迹异国他乡，他开始厌倦这种人不人鬼不鬼的流亡生活。在逃亡境外十二年后，他第一次产生了回国的念头。
　　他想回家，但是一想到回国后可能会再次面对铁窗的生活，王如春内心感到后怕和恐惧，可是不回国不回家，他也许将客死他乡。
　　他不知道当地公安机关和检察院从未放松过对他的追捕，更不知道家里的情况。“我出逃后就断了与家里的一切联系，惟一能了解家乡情况的途径，就是通过当地电视台对中国少得可怜的介绍。”说到“家”字，王如春泪如雨下。“我想家，想我的女儿，我出来时她刚满一周岁，这么多年我没有关于她的半点消息，我对不起家里人，更对不起组织对我的培养。”
　　与其客死他乡，不如回国看看，或许公安机关早就把他的事给忘了。抱着侥幸的心理，王如春走进了中国驻缅甸大使馆曼德勒办事处。在那里，王如春报出了自己早已不用十二年的真名，但他隐瞒了自己贪污公款一事，谎称自己是一名到缅甸打工的华人，由于弄丢了证件而不能回国。
　　办事处工作人员热情接待了他，对他的“遭遇”深表同情，并为他开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回国证明》。
　　在成功骗取回国证明后，王如春马不停蹄地来到缅甸木姐口岸。
　　“我真想一步跨进国门，回到祖国。”但是，当王如春看到瑞丽口岸出入境边防检查员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他犹豫了。“如果一脚跨过去，等待自己的可能是法律的审判，也可能逃脱法律的制裁，潜回家中感受已失去快十二年的家的温暖。 ”
　　王如春在境外观察、徘徊，并四处打听回国的最佳方法。他的举动引起当地一名热心华人的怀疑，他立即打电话向瑞丽边防检查站老刘报告了这名男子可疑的举动。
　　得知巨贪王如春就在缅甸木姐后，瑞丽边防检查站迅速展开境外追逃工作。这一次，王如春再也没能逃脱针对他而撒开的追逃大网。
　　
　　“如果不贪污公款，王如春真的前途无量，他头脑灵活，会经营。”这是昆明市官渡区检察院人员对他的评价。
　　王如春头脑灵活，这是大伙公认的优点，也正是他这个优点导致了他走上犯罪的道路，而且越走越远。
　　1996年，刚刚32岁的王如春因能吃苦会管理而当上了官渡区乡镇企业开发公司经理，在别人眼里他是一个年轻有为的人才。
　　但是这位经理上任后却开始变了，他并没有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而是一门心思打起了公款的主意。他采用借鸡生蛋的方式，将自己所掌管的公款拿出来，伙同公司会计王某(在逃)一起到广州倒卖外汇，将赚得的钱全部占为己有。
　　“刚开始是赚了一点，但后来还是亏了。”初次投资，便赚得大把钞票的王如春欣喜若狂，他开始将大把的公款投入到外汇市场，同时也大肆进行挥霍。
　　倒卖外汇赔了，他不在乎，因为那钱不是自己的。
　　高额消费开支，他不在意，因为那是公家的钱。
　　王如春彻底变了。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王如春和会计王某将600多万元公款和部分有价证券全部占为己有，并挥霍得所剩无几。
　　王如春慌了、急了。当他发现公司的账目上已经有一个他这一辈子也无法填补的黑洞时，开始乱了阵脚。
　　于是，他抛下妻儿老小，走上了自己近十二年的逃亡路。
　　在流亡境外近十二年后，尝尽人间辛酸的王如春最终还是落入了法网。
　　“尽管他逃亡近十二年，但他仍将面临法律的审判。”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这样说道。

激励了一代人的“小鹿纯子”作客杭州

特约杭州电视台记者19日专稿，上世纪80年代，一部日本电视剧《排球女将》红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甚至制造了“万人空巷”的奇迹，片中女主角小鹿纯子也一度成为许多人心目中的偶像，梳纯子头、穿纯子式的运动衣，成了许多人童年的美好记忆。今天，小鹿纯子的扮演者荒木由美子来到杭州，接受了本台影视频道记者的专访。
　　 时隔近三十年，当初十几岁的少女如今已是一位25岁青年的母亲。然而在广大影迷的心目中，她却依旧、并且永远是那个青春而又倔强的“小鹿纯子”。无论由美子走到哪里，《排球女将》和“小鹿纯子”都成了永恒的话题。不过，无论被问多少遍，无论自己已经回答过多少遍，由美子还是愿意回答关于小鹿纯子的一切：“每次到这里来，会被这么多影迷问到小鹿纯子的状况，让我非但没有厌烦，反而很兴奋，所以我都会很热心地去回答。”
　　当年《排球女将》的热播，片中小鹿纯子积极向上、永不服输的精神和“晴空霹雳”、“流星赶月”等绝技都非常深入人心，甚至影响了一大批人从此走上运动员的道路。比如女排运动员刘亚男、乒乓球运动员张怡宁等，都是因为小时候受小鹿纯子的影响，而最终开始了“运动名将”之路。由美子告诉主持人，不但中国有这种情况，在日本也有运动员，因为小时候看了《排球女将》，喜欢上里面的角色，然后努力去训练，最后成了有名的体育选手。“我还碰到过一位影迷，小时候不幸遇到了一些事故，身体负伤后有些后遗症，无法行走，但他看了电视剧以后一直坚定努力地去做恢复训练，最后奇迹般地能行走了。”自己扮演的角色帮助、激励过这么多人，会不会觉得自豪？由美子很谦虚地表示，每次来到中国，见到中国的影迷朋友，反而觉得“小鹿纯子”在和他们共同成长，自己收获到、带回去的反而更多。
　　
由美子告诉主持人，演完小鹿纯子，带给自己最大的收获就是学到了自己要做的事情“一定要坚持做到底”的这种决心。“这个片子现在还在重播，我看了，也明白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喜欢我演的这个角色。”“你觉得是为什么？”由美子大笑起来，得意却又略显羞涩地说：“我很喜欢小鹿纯子那种无论碰到什么情况都不服输，努力做到最后，有很坚定信念的性格。我想在中国有那么多影迷喜欢这个角色，相信也是因为他们和我的性格一样。”
　　访谈最后，由美子告诉记者，今天是自己第二次来杭州，喜欢杭州自然美景的她表示，日后一定会再来。

广电总局禁播令遭遇游击队 视频网站依旧

特约北京青年报记者18日专稿，今年4月，国家广电总局下发《关于加强互联网视听节目内容管理的通知》，其中规定，对于未取得许可证的电影、电视剧、动画片、理论文献影视片，一律不得在互联网上传播。尽管通知刚出台时，许多视频网站对未获得许可证的电视剧等视频实行删除，然而，事隔近几个月时间，记者发现，一些视频网站上美剧、韩剧、日剧等“无证”的海外影片又再现身热播。
　　
　　记者登录中国一些知名的视频网站，发现一些目前正在美国、韩国、日本、中国香港等地区和国家热播的电视节目都能找到，有的更是每日或者每周更新一集。
　　作为网民个人，是无法取得这些国外剧集在国内的播放许可证，以及这些剧集的版权，因此，网友上传这些最新国外影片，实际上，就是广电局去年4月发布的《通知》中所指的“无证”影片。
　　网友阿华坦言，在国内一些美剧、日剧等论坛上，部分网友发帖调侃说，“现在是打游击，旧的视频网站不能在线看，就去另外的视频网站，总能看到的”。
　　曾在视频网站工作的阿辉告诉记者，在外人看来，国内视频网站上的绝大部分剧集和视频节目都是注册网友的个人行为，网友喜欢将手中的视频“公诸同好”，实际上，行内人都清楚，部分“热心”网友是视频网站专门招揽回来的。

近年，在网民当中出现了一些自发的影视制作组织，他们大部分称为某某字幕组。这些字幕组主要的工作就是传输、翻译国外的电视剧。
　　“美日韩以及台湾地区的电视剧在国内流行也是‘有赖于’他们，他们这个团体当中，有部分是海外留学生，将国外的最新电视剧通过互联网传送回国内，随后进行翻译，字幕加载，再上传到视频网站或是提供给国内网友下载。”业内人士解释道，现在互联网的技术十分发达，例如可以利用P2P(点对点)传播手段，因此在管制方面有很大的难度。
　　知情者透露，许多视频网站都会“钻这样的空子”，视频网站只是为网友提供内容发布的平台，而且网站有海量的信息需要处理。“只要不是网站自行制作并以此牟利，难免会遗漏对网友上传资源的监控。”
　　法律界人士则指出，视频网站是义务去监督和审查网友在当中发布的内容，因为它们是服务商，传播的平台。
　　有业内人士更一针见血地指出，既然广电总局通知刚出来的时候，大多视频网站能够迅速地删除“无证”剧集，为何现在又不能？
　　
　　据了解，广电总局在去年也曾颁布类似的规定，不过，从目前来看，连同今年4月共两次的规定出台，效果似乎不理想。一方面是大部分视频网站不想放弃这块大蛋糕，另一方面，网友也不想失去这份观影享受。
　　此外，“国内视频网站购买海外电视剧的版权，需要花一大笔的费用，光靠广告是根本无法盈利，要求网民付费在线观看，甚至付费下载，目前根本没可能”。
　　专家分析，相关部门要“无证”海外影片在国内互联网上绝迹，最重要是，广电总局加快国外影片的审批工作，多引进一些热门影片。等于盗版光碟和非法下载一样，除了立法监管以及提高用户的版权意识外，当中产品的价格和质量是关键的因素，只要价格更合理，相信大多数人都愿意选择正版影碟和软件。

从“抗日统一战线”到“反拆迁统一战线”

特约南方日报记者17日专稿，2009年10月13日，在广州市东川三街通往广东省人民医院的一个医疗垃圾出口，贴出了一张拆迁规划公示，业主们惊讶地发现，自己的住房面临被拆迁的危险。省医称由于教学科研任务重，需要进行扩建。扩建范围覆盖省医旁边二十多栋楼房、五百三十多户居民，其中包括东川一二三街、前鉴通津、长庚门后街。

消息在坊间传开，当即有激动的居民说要“把省人民医院的门堵起来”。2号楼居民余止水听闻拆迁消息，趿着拖鞋立即狂奔下楼，看到了传闻中的公示，第一反应就是“不得了了”。在银行上班的姜兵刚以120万的价钱买下了东川三街一套二手房，公示贴出后他就懵了，“要不要搬进去？搬进去又拆了怎么办？”胡永在东川三街居住了47年，见证了东川路的变迁。

“我1岁就在电力局大院住了，住了这么久有感情了，我坚决反对拆迁。”他自费掏钱打印了五百多份反拆迁的资料，贴于小区楼道各处。他还对二十多栋、五百三十多户居民进行扫楼，挨家挨户上门收集意见书和签名。“当时居民不知道使用自己的权利”，在扫楼签名的时候，有人不敢签名，觉得签名是“搞事”，甚至有人觉得可以“拿一笔高额补偿”。同去“游说”的余止水反复强调：“现在的政府已经非常开明了。但如果自己都不去维权，老天爷也帮不了我们。”经多方打听，余止水发现作为公益性用地，该地块拆迁补偿最低可能只有5800元／平方米，而市场价该地块的二手楼价一般在10000元／平方米。他认为以前共产党搞统一战线对付日本侵略者，我们现在也可以用来对付政府，居民内部必须形成“统一战线”。动员居民团结反拆的过程中，余止水有三次差点被打的经历。

10月16日晚的大会，余止水说：“如果你们不团结一致，那就按5800元／平方米来补偿，那咱们就拆了！”一个正好从外面走进来的老街坊没听到上文，误以为余止水是拆迁办下来动员大家拆迁的，喊着“你想抢我们金子给我们铁啊”抡起拳头要打人。拳头差点落到余止水身上，被胡永一把拉住。10月17日晚，在筹集居民签名意见书时，余止水又说：“你们愿意拿5800元／平方米的拆迁费吗？”有人又跳出来要打他。他说：“如果大家不同意，那就团结起来反拆迁。”第三次“差点被打”是贴“反拆迁”标语，差点和省医巡逻的保安发生肢体冲突。事后余止水承认，“5800元／平方米可能在当时只是个噱头，但不这样大家调动不起来，很多人有想法，但都不愿意出头。”姜兵也被余止水说动，在公示贴出的第二天住进了12号楼，成了反拆“总参谋”。余止水说：“只要我们团结，他就拆不动你。”经历了几轮大会动员，反复扫楼的行动，业主的立场渐渐统一起来，一场捍卫家园的“反拆运动”开始酝酿。

“我们通过正常渠道表达意见”“现在是拆迁方案公示阶段，政府给了每位业主通过正常渠道表达意见的机会。”小区没有业委会，业主就自发成立了“司令”、“参谋”俱全的“反拆筹备组”。筹备组成了收集意见、组织活动的“后方阵地”，反拆活动都在筹备组的指挥下有条不紊地进行。10月20日，是他们的第一次上访。胡永一行5名业主代表带着厚厚的意见书和380户居民签名，一早来到广州市城市规划局。“省医为什么不用马路对面的自家物业，那是省医的职工楼和省医出租的商铺”，“如果省医要扩建，可以去医疗资源缺乏的近郊。而且他们建了很多商铺对外出租，收取租金，根本不缺地”。

座谈会上，业主代表接连抛出“反拆理由”，信访办工作人员表示会认真考虑这些问题，并将意见转达给市规划局。第二次上访是10月23日，这次一共去了6人。业主代表依然对扩建提出“尖锐意见”，余止水说：“我们周边已经很多三甲医院了，省医还要在这里扩建，要搞‘医疗一条街’吗？”代表之一赵女士是电力局总工程师，她也对省医扩建的“合理性”进行了质疑。谈话期间，一名五十多岁的规划局工作人员脱口而出：“你们说的是对的，医疗资源怎么合理配置是个问题。”“反拆筹备组”在“营造宣传效果”上十分成功。维权横幅挂到了墙上，长达20米。有人在东川三街张贴居民意见的公告栏上，公布了省医某负责人手机号码。

姜兵说：“图片是大家自己拍的，标语、条幅是大家一起想的。每个人都尽自己的一份力。”此外，筹备组还筹集了1.3万元的资金作为“反拆”活动费，居民胡大姐通过私人关系请来律师为居民提供法律咨询。“现在是拆迁方案公示阶段，政府给了每位业主通过正常渠道表达意见的机会。”其时筹备组“智囊团”成员余止水向业主们宣讲。业主洪先生去广州市规划局上访的那次，是人最多的一次。老老少少一百多号人，聚集在规划局信访办大门外。“反拆筹备组”给每个人买了一个口罩，走到规划局的时候统一戴上。“省医的医疗垃圾违规处理一直危害我们的健康，现在还要吞并我们的家园，我们坚决不同意。”上访时洪先生如是说。与紧锣密鼓的上访同步进行的，还有网上发帖“形成声势”。92岁的“延安老革命”让邻居代笔写了《一位老街坊的哭诉》的网文发到各大论坛，最多的跟贴达五百多页。在广州市规划局公布的网站上，居民发表的反馈意见超过1300条。

随后，规划局表态承认“省医扩建缺少与居民的沟通”。这让居民觉得“规划局的态度是积极的”。其间对居民震撼最大的是，因为广州番禺区的居民反对，番禺垃圾焚烧厂建设计划被叫停。消息传来，东川三街居民更受鼓舞。“这么大的一个项目都叫停了，我们觉得反拆有戏了。”洪先生回忆。回应民意的开明之举“我们在维护自身权利中，感受着公民社会的成长。”

2010年1月6日，东川三街居民终于等来了广州市城市规划局的《关于省医控规调整项目有关情况说明的函》。回函表示：“周边居民作为省医扩建项目的直接利益相关人，他们的意见是本项目可否继续向前推进的关键要素。因此，在相关反对意见未协调好之前，我局不会启动对该项目下一阶段的工作，不会将该项目规划调整方案呈报市规委会审议，也不会启动规划许可工作。”“从目前的情况看，卫生部门在提出项目意向之前并未与周边居民进行充分沟通”，因此要求省医“重新检讨目前的项目意向”，“充分听取居民意见”。

反拆成功的消息贴上了墙头，替代了原来的控规公示图。东川三街剥落的墙壁上贴着的红色标语特别显眼：“热烈庆祝省医征地被规划局叫停”。“这应该是规划局第一次对拆迁维权进行了积极的书面回复。”业主余止水认为。1月11日，广东省人民医院副院长何斌向南方日报记者透露，省医领导班子正在重新讨论扩建事宜，一周左右后会公布结果。何斌称具体内容要经过集体讨论以后再决定，目前不便公开，他无法回答记者“省医扩建是否易址”的提问。在居民眼中“态度积极公正”的广州市规划局，却显得非常低调。

该局宣教处副处长唐晓玲对记者表示，政府听取民意是很正常的，规划局只是按正常程序办事。而业主余止水则对广州市规划局与广州市政府不吝赞美：“这虽是政府听取民意的正常举动。但能如此中肯地作出公正决策，我们认为是政府工作的进步，我们为生活在开明的广州感到幸运。”余止水还认为，业主们这种积极、稳健、利用一切合法渠道理性维权的行为，也是能反拆成功的重要原因，“我们在维护自身权利中，感受着公民社会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