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苹果iPhone4 和神秘的中国“玻璃女王”

特约长沙晚报记者23日专稿，中国湖南，在省城长沙和县级的浏阳市之间，一片不起眼的平原丘陵地带，正在掌控全球IT业的命脉。从这里开出的运货车一减少，全世界的手机卖场就要缺货。比如，苹果最新推出的iPhone4，就遇到了这个烦恼。

iPhone4推出后，订单如雪片般飞来，但苹果迷们发现，货架上唯独缺少了那款漂亮的白色iPhone4。在上市当日，苹果发布声明，由于白色版本iPhone4的生产“遇到了预料之外的挑战”，供货需要等到7月的后半段才能实现。而所谓的挑战，就出在这里——大洋这一边的中国浏阳市一家手机视窗玻璃生产企业身上。

记者的调查显示，这家名为蓝思科技的代工企业，提供了目前市面上销售的4000万台苹果iPhone手机中的大部分视窗玻璃，成为名副其实的“隐形大王”。由于它目前尚未完全克服手机视窗玻璃生产的难题，因而导致了白色版本iPhone4全球缺货。

而在幕后运作这一切的，是一个名叫周群飞的人，一个来自湖南的神秘的“特种玻璃女王”。

浏阳，长沙国家生物产业基地，一片占地数百亩的巨型厂区，在略显荒凉的开发区中格外扎眼，那便是蓝思科技。

重型卡车一辆接一辆开进工厂，运来整箱的昂贵玻璃。这些进口自瑞士、日本的大块精密玻璃在车间里被切割、抛光、上色，最后变成苹果、诺基亚、三星的手机玻璃。

加工好的玻璃沿着穿过厂门口的高速公路，被运到18公里外的长沙黄花国际机场，在那里乘上飞机，飞往深圳、昆山，以及世界各地的手机产区。据说全世界每两片手机玻璃，就将有一块产自这里。

夜幕降临，身穿蓝领工作服的工人，成群结队地从各个车间出来，涌进大型食堂，吃起5块钱一份的辣味湘菜饭。这些年轻产业工人下班后仍在议论着工作议题——最近又接到通知说有大客户来厂里“蹲点”，神秘的女老板周群飞天天守在厂里检查工作，让人不敢有一丝懈怠。

厂区的公告栏里，张贴着一排照片：张三头发过长，被当场拍到；李四戴戒指上班，被当场拍到；王五在走廊里打手机，被当场拍到……这像是一家生产规章十分严格的工厂。

这些大多来自浏阳本地的年轻人正在努力适应这种高强度工作，愿意加班的一天通常能干上十多个小时，虽然工作辛苦，但每月2000多元的收入颇具吸引力。这被认为是拿着深圳的工资，在浏阳花。

在浏阳这个有名的花炮之乡，多达40万人从事着烟花炮竹产业，但这一行越来越不能给当地人带来快乐，每年都有人在火药爆炸中丧生。

蓝思科技的到来，让越来越多的浏阳父母把他们的子女送到这里。至少，这在当地算是一份看起来体面，又不那么危险的工作。

于是，还泛着油漆味的厂房不断扩大。远处的塔吊下，更多的厂房和宿舍正在施工，预示着有更多的订单和工人的到来。隐形发家：“玻璃女王”身世之谜

工商资料显示，蓝思科技（湖南）有限公司是由蓝思科技（香港）投资的外商独资企业。

蓝思科技（香港）有限公司注册于2004年10月29日，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董事长周群飞。此前的2003年，周群飞在深圳注册了深圳蓝思科技有限公司，并在深圳设厂。

持有香港户籍的女富豪周群飞原籍湖南，生于1970年，在广东打拼多年，从事玻璃制造20余年，掌握了一套自己的特种玻璃加工生产工艺。她从做手表玻璃起家，直至成为“手机玻璃大王”。

周群飞为人低调，极少在媒体上露面，以致很少有人知晓蓝思已是世界最大的手机视窗玻璃生产商。

关于这位玻璃女王的个人财富是一个更加不为人知的谜。目前所知道的是，周群飞上个月在香港以4781.7万港元的成交价购入一处豪宅。此豪宅位于香港九龙塘的“尚御”小区，该楼盘由一家美国退休基金持有，周群飞买下的是小区里最昂贵的单位，每平方呎价格达2.3万元。

周群飞在深圳发迹后，早几年就有将工厂迁往内地特别是湖南家乡之意。一个偶然机会，她结识了浏阳市的招商人员，据周群飞事后回忆，浏阳政府热情的办事态度打动了她，最终决定将工厂从深圳搬到离长沙黄花国际机场18公里的长沙国家生物产业基地。

蓝思科技从2006年起在浏阳投资，一期项目投资12亿元，二期又追加10亿元，今年6月动工的三期工程投资8亿元，占地面积将达到120亩，预计今年11月份投产。

在所有工程完工后，蓝思科技在浏阳的总投资额将超过30亿元。据知情人士透露，这些钱都由蓝思自行筹措，并没有在浏阳贷款。这让浏阳迅速成为世界手机视窗玻璃之都，占据一半以上的国际市场份额。

根据浏阳政府公布的数据，截至2010年4月，蓝思科技海外订单已超过43亿元、2011年订单超过120亿元。蓝思科技在近年内快速扩张的关键，便是紧紧吃定苹果这样的大客户。苹果在制造环节的一向策略，便是在每个配件、组装环节只选择一到两家供应商。蓝思科技抓住机会，以产能优势成为苹果iPhone手机的大供应商，并随着iPhone的热销而迅速发展。

蓝思科技的下游厂商——为iPhone生产触控面板的台湾宸鸿科技一位知情人士透露，蓝思科技是在苹果的要求下，为配合iPhone4的生产，才努力扩充产能的。

至于周群飞是如何从竞争激烈，且一直由台湾厂商主导的手机代工业中突围成功，夺得苹果的大蛋糕，对于外界来说仍然是一个谜。

不过，由于iPhone4对生产工艺要求太高，目前蓝思科技的浏阳工厂，仍然没有很好地达到iPhone4的需求产能，台湾宸鸿科技人士曾向台湾《商业周刊》透露，目前蓝思科技的产能尚只能达到苹果需求的一半。

这意味着，下游所有iPhone配件厂商，都必须等待蓝思的产品——下游厂商在哪里进货，甚至一天拿多少片，都全部由苹果来调配。

蓝思科技（湖南）一位负责检测产品质量的员工告诉记者，目前的产能问题可能出在丝印车间。

懂得上色流程的人都知道，白色是所有颜色中最难制作的颜色——漆上得薄了，白色会透光，漆涂得厚了，又达不到苹果对产品厚度的规定，从而无法精密地贴合下游的触控面板。

而这一切都要归因于苹果对iPhone4的设计。在新款的白色iPhone4中，手机正面触摸屏四周的视窗玻璃也被要求设计成白色，这虽然十分美观，但大大增加了加工难度，这也导致这种iPhone视窗玻璃的加工合格率，难以在短期内提升。

目前，蓝思科技湖南工厂的大部分员工都是新招聘进来的新手，仅有少部分由深圳老厂迁移而来，且工人流动率较高。要让新上手的员工在短期内掌握这样高难度的加工程序，显非易事。

记者在蓝思科技（湖南）有限公司2006年制定的一份项目可行性报告中看到，手机视窗玻璃是对出厂技术参数要求很高的产品，通常长度允许公差仅为±0.02mm，厚度允许公差仅为±0.05mm，见光透光率为93%—97%。

在这一过程中，手机视窗玻璃需要经过模具开发——开料——CNC雕刻——修边——粗磨——抛光——钢化——清洗——镀膜——丝印——烘干——防爆处理——组装——成品等多个复杂的过程，才能满足电子产品的最终组装要求，整个过程对生产要求十分严格。

例如其中的CNC雕刻环节，要把玻璃切成适合苹果iPhone等适合的尺寸，一台机器每小时仅能切出三片iPhone玻璃，并且全部要由操作熟练的工人来完成。

为保证原料质量，苹果等国际大客户向生产厂商提供免费的检测设备，并常年派人前往工厂驻厂查验。

工厂的设备投资也很大，仅CNC雕刻机就需要购买数千台，此外还需要数千台平面研磨机、丝网印刷机等。

上述可行性报告显示，湖南工厂的所有原材料均从德国、瑞士、日本等国进口，所有废料和下角料全部由供应商回收，返回国外。

拿到蓝思科技可观的订单数字时，浏阳市委副书记、长沙国家生物产业基地管委会主任张贺文长舒一口气，这位生物医学硕士在这片开发区中倾注了十几年心血。

此前曾有人抱怨，偌大的一个生物产业园，却创造不出多少就业——那些已经算是很大的药厂，一次也不过能雇上几百号人，这让该园区过去所有工厂的用工数量加起来，也不过万把人，远远达不到解决浏阳剩余劳动力就业的作用。

蓝思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目前这家工厂在浏阳拥有1万余名工人，一家就占到了整个园区一半的用工数，并最终将扩展到3万人，更不用说随之而来的每年几十亿GDP，数亿元税收。

为此，浏阳破天荒地为蓝思科技开了专场招聘会，因为当时这家企业一次就需要招7000名工人。

但富士康在深圳遇到的困境让张贺文不敢过于乐观。他一直担心，富士康的问题会不会在浏阳这些新建的大型代工工业区中重演。

预感很快应验了。今年以来，仅发生在蓝思科技里的员工袭击、殴打管理人员事件，就多达60多起。那些90后员工让管理者们伤透了脑筋。

在这样管理严格的工厂，留长发、纹身、戴戒指、上班聊天都是被禁止的，一些不服管的员工动辄撂下一句“大不了老子不干了”，然后一拳打倒保安扬长而去。

目前张贺文大部分精力都被处理这些事情占据。“这是复杂的社会问题，看来不能把教育青年的职责全部交给企业。”张贺文说，这是他目前“幸福的烦恼”。

5月24日，长沙国家生物产业基地管委会与浏阳市公安局在蓝思科技有限公司现场召开法制宣传教育大会，公司近万名职工全部参加。大会上，警方宣布对近段时间与蓝思科技有关的违法犯罪嫌疑人员予以公开通告处理，以期起到“震慑”作用。

在张贺文的主导下，政府和工厂正在对这些年轻的员工进行一场规模浩大的法制教育，心理培训。张贺文表示，在此之后工厂中发生的暴力案件明显减少。

当记者离开这家工厂时，满载货物的重型卡车仍在源源不断地驶向厂门外的高速公路，并最终在富士康组装后进去全世界的手机卖场。那些还一脸稚气的工人们，已经穿好工作服准备投入一整夜的工作，在万里之外的苹果加州总部，苹果总裁史蒂夫·乔布斯还在焦急地等待他们今晚的劳动成果。

当“华盛顿”距离北京只有一“舰”之地

特约新华社记者23日华盛顿专稿，7月9日上午9时40分，美国第七舰队核动力航空母舰“乔治·华盛顿”号驶离了日本神奈川县的横须贺基地。虽然美军发言人并未透露“华盛顿”号的去向，不过，航母起锚当天，驻韩美军司令夏普表示“所有国家都有权实施为应对敌对势力的军事演习，美国和韩国每年都会进行这样的演习”，这暗示了已多次推迟的美韩军演将会很快实施。

虽然夏普没有提到“华盛顿”号，不过韩国政府一位消息灵通人士依然放话称，航母参加美韩军演的可能性很大。这使得“华盛顿”号的去向变得愈发神秘了。从横须贺到黄海演习区域，“华盛顿”大约只需要一天时间即可完成部署。“华盛顿”号是否会出现在黄海，此前已经激起了中国政府高度关注，现在看来很快就会尘埃落定了。不管“华盛顿”号最终是否真地出现在黄海，一艘航母、一支单航母战斗群对中国的国防会构成哪些方面的威胁呢？

目前美国航母战斗群的一般配置为：1艘航母、1-2艘导弹巡洋舰、2-3艘导弹驱逐舰、1艘反潜护卫舰、2艘攻击型潜艇和1艘补给舰。不过，战斗群的配属往往会根据任务和威胁的严重程度进行调整。“华盛顿”号航母是在2008年9月部署到远东的，作为美国海军惟一一艘前沿部署的航母，“华盛顿”号一直处于战备值班状态，负责东亚巡航。它每年都会按惯例出海，定期参加区域军事演习，以检验战斗能力。最常出现在人们视野中的“华盛顿”航母编队的成员，除航母及第5舰载机联队外，还有CG-63“考彭斯”号导弹巡洋舰、DDG-56“麦凯恩”号导弹驱逐舰、SSN-715“布法罗”号核动力攻击型潜艇、FFG-37“贾勒特”号导弹护卫舰和一艘T-AOE-6级补给船组成。

“华盛顿”是全世界最大的航母“尼米兹”级第六艘，于1992年7月4日正式服役。该航母共有舰员3500名，航空人员2500名，海军陆战队员72名；满载排水量102000吨；舰长332.8米，宽40.8米，其中飞行甲板长335.6米，宽77.4米，有4台飞机弹射器；总功率超过20万千瓦的2座A4W核反应堆，4台蒸汽轮机推进，可以让这个海上巨无霸达到35节的高速。作为航母及其编队最主要的进攻和防御力量，第5舰载机联队共装备作战飞机八十余架，如果弹射器状态良好，这些飞机可以在40分钟内全部升空。

“华盛顿”编队中的成员几乎个个都是明星。“考彭斯”号属于“提康德罗加”级宙斯盾导弹巡洋舰，素有“当代最先进的巡洋舰”之称，“麦凯恩”号属“伯克”级宙斯盾导弹驱逐舰，这两型舰艇虽然一个是巡洋舰，一个是驱逐舰，但排水量相差只有一千多吨，其先进的雷达系统、庞大的载弹量一方面可以织就防御整个编队的天网，另一方面也可以成为编队的另一种攻击利器。“布法罗”号核动力攻击型潜艇属于“洛杉矶”级，是美国海军第五代攻击型核潜艇，也是世界上建造批量最大的一级核潜艇，其在编队中的角色主要是水面下的“清道夫”，提防敌对的潜艇对航母的攻击。除了普通的鱼雷和潜射反舰导弹之外，“洛杉矶”这一级潜艇有9艘加装了12具“战斧”导弹垂直发射装置，也能够对陆地目标实施精确打击。

强大海上机动能力，强大武装，难怪航母被视为美国国家意志的最重要体现，难怪每当出现可能危及美国利益的地区危机时，美国白宫、五角大楼的决策者第一想法就是“最近的航母在哪”。现在，因为朝鲜半岛局势的恶化，它们第一次可能来到距中国的心脏这么近的地方。

中共纪委--“最神秘部门”渐进式透明

特约人民日报记者23日专稿，被认为是执政党“最神秘部门”的中纪委正在进行一场“透明化”的改变，去年10月13日，中纪委证实了辽宁省人大副主任宋勇、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堂堂已接受组织调查的消息。虽然只有短短几十个字，但熟悉中纪委的观察者们意识到，这是中纪委及时公开大案要案的又一明显信号。

通过及时公开确认正在被调查的违纪高级官员，以新闻消弭传言，此前被认为是执政党“最神秘部门”的中纪委正在进行一场“透明化”的改变。从2007年9月新华社公布陈良宇被立案调查开始，中纪委接连在“双规”阶段确认的省部级高官已被调查的消息。诸如，原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案、原浙江省纪委书记王华元案、原深圳市市长许宗衡案、原中国核工业集团总经理康日新案等，均在此例。

现在，中纪委公开大案要案的时间点提前到“接受组织调查”阶段，已基本形成惯例。而在此之前，基本上只有等所查办案件已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审理，或当事人被免职、双开之后，中纪委才会对消息予以确认。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与治理中心副主任任建明亦注意到这一变化。在他看来，变化的背后包含了两方面原因。一是，“双规”不断规范化的背景。现在，“案件一旦进入‘双规’程序，就意味着办案者已手握当事人违法违纪的确切证据。”

他说。另一方面，提前公布亦有技术层面的考量：有助于办案人员在更大范围内获得知情者的举报。“中纪委提前公布时点的举动表明，纪检系统已跳出以往仅限于国家机密与个人隐私之间的权衡，开始更多地考虑公开信息对查办案件的推进效果。”任建明认为。不过，“在‘双规’时点公布，也已到达最早公布的极限点。”他如此判断，“若消息再早泄露，便会打草惊蛇。”事实上，在各党务部门中，中纪委对推动信息公开，以及自身透明化的努力一直较为超前。例如，中纪委是首先实行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党务部门。

2006年9月26日，时任中纪委常委、秘书长干以胜第一次以主发布人的形式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从带领记者参观中纪委的办公楼和档案馆开始，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记者频繁进出中纪委大院，在1号楼的会议室参加中纪委、监察部的各种新闻发布会。这些参加过中纪委发布会的记者们，还常在会后抒发感想。对发言人“不回避敏感问题”的肯定，往往被列为各类感想的第一条。

从今年7月16日开始，官方网站人民网推出“全国纠风办主任系列访谈”栏目，至今已13期。在这一被称为“纠风系统内高规格、高层次、大规模的视频在线直播访谈”的栏目中，国务院纠风办副主任、中央纪委监察部纠风室主任赵惠令以及各省级纠风办官员陆续登场，积极向公众宣传工作近况。而国务院纠风办亦是由中央纪委监察部纠风室承担日常工作。现在，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马馼兼任国务院纠风办主任。10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等中纪委领导对此栏目作出了肯定批示。

除了人民网，纪检系统的官员也常使用新华网的传播平台。国庆前，中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马馼在做客新华网时预告说：“近期国家预防腐败局的网站正在准备改版，通过扩大容量，增加栏目，从而使信息渠道更加畅通，方便网友使用。”在探究中纪委透明化的原因时，任建明认为，这是一场回应式的改变。“自2000年以后，几乎大大小小的民调都显示，‘反腐’甚至超越公平、就业等，成为最受公众关注的议题，并长期高居排行榜之首。”任建明说。从2000年福建远华案浮出水面，到今年国庆前夕，时跨九年，反腐热度却未曾削减。

《中国青年报》公布的一组调查数据依然表明：72.1％的被调查者认为，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反腐”。纪检系统一直是各类党务部门中最受民众关注的对象。也正因此，作为回应的途径之一，中纪委近年正逐步走向透明，希望以此提振民众对反腐工作的信心，树立执政党的威信。民众的关注与期待，成为了一股重要的推动力量。“中纪委自身的透明化还将有更大的开拓空间。”任建明说，去年9月召开的十七届四中全会要求，党委也应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各党政机关将进一步公开、透明已是大势所趋。

中国间谍无处不在加拿大 主流社会提防

特约新华社记者温哥华18日专稿，加拿大安全情报局长法登6月22日接受加拿大国家广播公司访问时指出，外国政府正对加国政坛发挥影响力，他透露至少有两个省的厅长，以及一些卑诗省的市议员，暗地里代表外国政府的利益。

这位加拿大的情报总管说涉及的官员在进入政坛之初就被外国政府盯上，并被长期经营，他们自己却没有被利用的感觉，加拿大情报机构正在考虑用什么办法来通知相关的省份。法登指控的国家包括中国及中东地区共五个国家，说它们曾试图在加拿大的大学里招募政治新星，他还表示，有关中国在加国从事经济间谍活动的报道，“并非全是道听途说”。

法登的言论令加拿大舆论哗然，第二天，《环球邮报》发表社论指法登在电视上宣布省市官员是外国间谍的做法，显示了他作为加拿大情报主管的鲁莽和无能，这正值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来访加拿大和G20首脑会议在加拿大召开之际。

23日，法登作出退让，试图淡化他前日的指控。多伦多星报报道说，法登认为他所指的行为，并非都是非法的，他在声明中说：“外国势力的干涉，是几十年来在世界许多国家共同发生的事情。”

中国间谍论继续在加拿大民众中发酵，温哥华中华会馆认为法登侮辱及摸黑华人，温哥华市华人议员质疑法登别有用心，因为在媒体将矛头指向华裔后，华裔从政者的选情将受到影响，普通华裔在政府及研究机构内的就业前景也受到打击。有人投书于主流传媒，质问法登为何不曝光法国对魁人政团的影响，因为魁人政团试图分裂加拿大，而中国只是想在BC省获得多一些的生意机会而已。

在争议中，法登于7月5日在首都渥太华出席众议院听证会，就其言论接受质询。法登重申加拿大民众“有必要了解国家正因外国势力渗透而遭受威胁”，他认为“外国渗透”是隐蔽的长期现象，外国势力不断对目标政客输送利益，在交流中潜移默化地“洗脑”，令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作出偏向他国利益的决策，他强调这不一定违法，但加拿大的民主正在被某个其他国家秘密影响。

法登在听证会上拒绝向加拿大华人道歉，华人团体随后召开新闻发布会，表达不满，有人认为法登言论令华人成为易受攻击的目标，使华人对加拿大的忠诚受到怀疑。联邦议员邹至蕙认为，在法登的暗示中，华人公职人员是怀疑焦点，而华人担任他所指称的公职者本来就为数不多，相当于已经指名道姓，法登违反了正确披露安全信息的相关法律，应该引咎辞职。

但引人注意的是，在引起加拿大华裔社区抗议的同时，法登的中国间谍论在加拿大主流社会却有另一种反响。加拿大民意调查公司安古斯雷德最近的调查结果显示，四分之三的加拿大人认为本国政客受到了中国政府影响，七成的加拿大人促法登公开点名，近六成的受访者认为法登不应为其言论辞职。

7月6日和7日，雷德公司就法登言行展开网络调查，随机访问了1009名加拿大人。对于是否有加拿大政客受到中国政府影响，83%的受访者认为“极有可能”或“有可能”确有其事，仅11%的人对此持否定态度。

在加拿大东部的魁北克省，有人在英文媒体上为法登背书，认为他无需再为自己的言论作出澄清，因为有嫌疑的人已经被警告，他们正在受到监视，这正是法登需要的全部。

一个能屈能伸的民族 日本用慰安妇专供美军

特约中国青年报记者18日东京专稿，“作新女性——涉外俱乐部招聘女性事务员，包吃住服装，高收入，限18至25岁女性”。1945年9月20日，这则广告在日本各大报刊登出，咋一看这则广告就像普通的招工广告一样，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发放这则广告的，是日本政府东京警视厅参加设立的RAA协会。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美军在日本建立军事基地，向日本派出军队，正式进驻，宣布对日本的占领。在美军刚刚进驻日本期间，美军在日本横冲直撞，不时地发生美国士兵强奸日本妇女的事件。当时，整个日本社会忧心忡忡，经过调查发现，日本对美军的占领，最担心的是担忧妇女惨遭凌辱。

　　面对社会的恐慌情绪和日益增多的强暴事件，日本内阁召开会议，紧急讨论应对的办法，经过讨论，决定建立慰安女机构，为进驻美军提供“慰安”设施和性服务。

　　当时，要建造所需要的各种设施，计划预算要五千万日元，当时的日本，刚刚战败，经济全面崩溃，拿出这么一笔钱实在是不太容易。然而，财税局长池田勇人很快地批准了这笔预算，他的看法是“用如此少的一笔钱，可以换取大和民族血统的纯洁和延续，这笔买卖实在是太划算了，我们一点也不吃亏”。

　　就这样，全国的慰安所很快建立起来，在慰安所从事“慰安”的女性，最多时达到了6万人。这些女性还有一个荣誉性的名字“特别挺身队员”。

　　在慰安所服务的女性，一开始并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当时的日本男人都找不到工作，更何况是女人。一看见有招工的广告，立刻一拥而上，当天就用几千人来报名。她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要面对怎样的命运。

最早开设的慰安所是小町园慰安所，定于9月2日开业，但是，提前5天，就有一批憋不住自己的美国兵挎着冲锋枪，强行冲到里面，将服务员打到之后，强奸了所有的慰安女。

　　在日本著名的港口城市横滨，一家慰安所开业的前一天晚上，闯进来一百人以上的美国黑人士兵，手持卡宾枪，将14名的慰安女赶到一个大房间里，逼她们脱光衣物，美国士兵排队一个一个地轮奸，慰安女的悲惨叫声响到半夜，直到最后实在是没有力气再发出一点声音。日本的警察遇到都绕道匆忙而过，问都不敢问一声，更何况来管。美国兵天亮才结对回营，慰安所里的慰安女们带着满身的创伤，躺在地上奄奄一息，身体上受到的伤害，远远不如心灵上所承受的痛苦。
　　“正常”营业的慰安所，慰安女的状况也是惨不忍睹。一名做过慰安女的化名“玛丽”的姑娘，在日记中这样说：“没日没夜，美国兵嚼着口香糖在外面排队等着，女人们在屋子里形同监禁，根本没有拒绝的自由。”“最高的一天接客55人，这些属于人的感觉，再也没有了。”“小町园的慰安女，最初是30人，只有半数能够做到3个月，随后就补充来了100名新的慰安女，牺牲者不断地出现。”

　　日本王室和国会、议会的上层官员发出密令，严格控制慰安女以外的日本女子再遭伤害。皇族、华族、公族、财阀等家庭的女子外出，采用一切保护手段来保护她们，以尽可能避免这些家族的女性受到侮辱。

　　慰安女制度在1946年被禁止，对慰安女来说，完成了她们的历史使命，用她们的付出保全了大和民族的屈辱下的安宁。

周恩来得意学生的悲壮 毛泽东亲为他写挽联

特约环球时报记者18日专稿，建国初期，周恩来总理视察筹建中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当他发现没有王尔琢的照片时，十分焦急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要千方百计征集王尔琢的照片。”王尔琢是何许人也，竟让总理念念不忘？

王尔琢，字蕴璞，1903年1月23日生于湖南省石门县官桥村一户小康人家。少时，王尔琢开始在村里读私塾，1914年进入官桥国民小学，三年后入石门县县立高级小学，1920年7月，考入湖南省甲种工业学校。

1924年暑假期间，王尔琢得知广州黄埔军校招收学生的消息，立即赶赴长沙参加初试。他的文章《试述入黄埔军校之志愿》受到了主考官何叔衡的赞赏，并顺利通过考试。随后他又筹足路费，奔赴上海参加黄埔军校的入学复试考试，主持考试的恰好是毛泽东，王尔琢再次通过考试。就这样，王尔琢被黄埔军校第1期正式录取。在校学习期间，他努力刻苦，各个科目的成绩都名列前茅。当时，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对王尔琢极为赏识，经常找他谈话。

1924年末，王尔琢在周恩来的直接培养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11月30日，王尔琢从黄埔军校正式毕业，周恩来就让王尔琢留校，连续担任第2期、第3期学生分队队长和党代表职务。

1924年7月，陈炯明与广州大买办头子陈廉伯勾结，妄图推翻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政权，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商团叛乱”。中国共产党帮助孙中山调集黄埔军校的学生军参加平叛，王尔琢指挥学生分队，配合其它力量，平息了这次叛乱。1925年1月15日，占据在潮、汕一带的军阀陈炯明依靠英帝国主义和段祺瑞的军事援助，准备进攻广州。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州国民革命政府实施东征，东征的主力就是黄埔军校的学生军。王尔琢在学生军第一教导团任连党代表，因为在战斗中表现出色，由连党代表提升为营长。6月间，王尔琢率领的一个队的学生军又随主力回师广州，参与平定了滇军杨希闵和桂军刘震寰反革命叛乱的战斗。

1927年7月，王尔琢接受党的派遣，赶赴江西九江马翅岭，担任张发奎的第4军25师74团参谋长一职。不久，“七一五”政变爆发，汪精卫在武汉开始清党，25师离开九江奉命参加南昌起义，王尔琢与周恩来一道赶往南昌。南昌起义后，王尔琢与周恩来分别，周恩来没有想到，这竟是二人的诀别。

1962年朱德在《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一文中说：“1928年4月28日，我们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这部分队伍和湖南地方武装，在宁冈县的砻市同毛泽东直接领导的工农革命军胜利会师。”1928年5月4日，在砻市举行了两军会师大会和红四军成立大会，会上宣布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四军”取意北伐战争时期叶挺所在的四军，当时又被称为“铁军”。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由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下设第10、11、12三个师，每个师下又设3个团，其中第10师的师长是朱德兼任，第10师下设第28、29、30共3个团，王尔琢兼任第28团团长一职，这年他只有25岁。

井冈山会师后，共产党的武装力量更加壮大了。不久，蒋介石调集了湘、赣两个省的“进剿”军队，妄图消灭共产党的力量。面对来势汹汹的军队，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是井冈山根据地军民的首要任务。王尔琢参谋长不仅协助毛泽东、朱德制定了适合红军的战略战术，而且还亲临前线直接指挥作战。

四人帮最后一次政治局会议骄横 华国锋发火

特约新华社记者18日专稿，1976年9月29日夜11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除刘伯承请了病假外，15名政治局委员、4名候补委员全部到会。会议主要讨论毛泽东逝世后第一个国庆节如何安排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华国锋及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与“四人帮”展开了激烈的交锋。

会议由华国锋主持。华国锋首先发言：“初步考虑，今年30日晚就不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庆招待会了，天安门城楼下的文娱节目也不搞了。10月1日群众的游园活动照常。1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庆招待会，请外宾参加。”华国锋话音刚落，张春桥说：“我建议30日晚在天安门城楼上举行有各界代表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学习会。”江青立即表示支持张春桥的建议，并说：“我们已经组织了十几位演讲者发言，希望八三四一部队、北京卫戍区部队也能选出一些演讲者参加。”

此时，叶剑英离开座位去卫生间，走到汪东兴面前时，低声说：“非常时期，要防她一手。”汪东兴会意地点点头。

接下来，会议就被江青等人拉入了他们的主题，主要是关于由谁整理毛主席书稿的问题。没容华国锋说几句，江青就朝他“开炮”，说华国锋在处理“保定问题”上很不得力，说华国锋来中央的时间很短，没有上层工作经验，所以在各种问题的处理上优柔寡断，缺乏工作能力，因此要加强中央集体领导。张春桥及时帮腔：“要考虑江青同志的安排，要参与中央重大问题的决策！”张春桥的话让在坐的许多人感到费解：什么叫安排？谁要参与中央重大问题的决策？

江青接着说：“我相信大家都会听毛主席的话，按照毛主席既定方针办事的。同志们，我和主席生活40多年，我深知他的为人。他对在座的每一个同志，都有很高的评价，都有很深厚的感情，他是一个很宽容的人。这个，他对我是有交代的。所以，整理主席生前的书稿和著作，是我义不容辞的义务。还有，远新同志给主席当了一年多的联络员，对主席一年多来的思想和指示，理解得很深。因为主席晚年说话已经很困难，别人都听不懂了，只有我、远新和少数几位亲近他的人熟悉他的语言。就这样，主席决定远新当联络员。现在，把他留下来参与主席文稿的整理，大家说应该不应该？天经地义嘛。所以春桥同志，洪文同志，还有其他几位同志要求远新留下来，帮助整理主席的文件。可是竟有人反对！还说了许许多多不应该说的话。主席刚刚去世，就对我们采取这种态度，难道不令人寒心吗？”

江青的话立即遭到叶剑英的反驳：“毛主席是全党全国人民的主席，不是某一个或几个人的主席，毛主席的所有文稿和档案，都由中央办公厅保存。毛远新是沈阳部队的副司令，给主席当联络员，本来是中央的临时措施，现在任务完成了，回辽宁是理所当然。”华国锋说：“主席的联络员不是中央的编制，任务完成了，就应该回去。这点，我和叶帅的意见是一致的。”王洪文厉声喊道：“不行，毛远新应该留下……他是中央最全面了解毛主席指示的人了，为什么让他回去？如果政治局委员要了解主席的指示精神，我们问谁去？”姚文元急忙表态：“远新不能走！”江青又说：“毛远新必须留下，还要他处理主席遗体保留等后事呢。”华国锋马上顶她：“你不是说过，毛主席的后事你不参加，毛远新也不参加吗？怎么现在又说毛远新要留下参加后事呢？”江青瞪大眼睛，呼地站起来，说：“我什么时候说过主席的后事我不参加了呢？这么大的事情我能不参加吗？这是造谣！我根本没说过！”华国锋说：“你在9月19日说的嘛，你可问问汪东兴同志！”汪东兴应声说道：“是的，江青同志是说过这话的。”江青一面大嚷，一面抹眼泪：“啊，东兴同志，想不到你也造我的谣！当时在场的还有洪文、春桥嘛，我根本就没有讲过那个话！你们这是合谋赶我走嘛！我早就看出来了，我不走！主席的一切后事我要参加到底！打死我也不走！”张春桥说：“我看还是这样吧，毛远新同志暂时留在这里，他熟悉情况，主席写的东西也只有他能看懂。”有几个政治局委员支持张春桥的意见。李先念见势说：“我同意叶帅的意见，无论从组织手续上说，还是从党的事业上看，叶帅和华总理的意见都是正确的，无可指责的！”接着，李德生说：“总理、叶副主席、李副总理的意见是正确的，我同意！”“我也同意。”汪东兴等人接着表态。

两派意见争来争去没有结果，有的委员建议休会，江青把愤怒的眼睛扫向他们：“喂喂，我看你们是不想讨论了！那好，有关的人留下，无关的都走！”王洪文附和：“国锋同志，让几位年龄大、身体不好的都退席吧！”张春桥说得更明确：“剑英、先念同志身体不好，建议先走。”华国锋眼看这种局面很难形成决议，就对叶剑英和李先念说：“你们两位可以先走，其他同志还是不要走。”江青突然以她尖厉的声音喊道：“散会了，散会了！”江青只是个政治局委员，不是会议主持人，没权利宣布散会。正在大家不知所措时，江青又命令式地说：“春桥、洪文、文元留下，我们要同国锋同志谈话。”王洪文以副主席名义加强了语调：“没有关系的都走！”叶剑英和李先念见如果不走，会使华国锋很难下台，就愤然离去了。其余一些人也跟着退了席。最后会场只留下6个人，除了“四人帮”，再就是华国锋和汪东兴。

在接下来的会议上，江青继续提出毛主席住处的文件和档案应由毛远新清理和保管：“党的三中全会应该全面地学习毛主席临终前的一系列指示，这一切离开了远新是不行的，究竟远新走与留，得等开了三中全会才能定。”华国锋要插话，张春桥抢了过去：“江青同志的话还没说完嘛，你急什么！”华国锋只好坐在那里，任凭他们一唱一和。直到江青说累了，华国锋才略带讽刺意味地说：“江青同志，你今天究竟想干什么？”江青马上说：“要讨论起草三中全会的报告！”张春桥附和：“毛远新留下来，正是为了准备三中全会的报告。”

华国锋一下子火了：“三中全会什么时候开，政治局还未讨论，准备什么报告？谁让你们准备的？”听到这话，那几个人的气焰有所收敛。华国锋恢复常态说：“同志们不要再争吵了，现在双方的态度都已经很明确了。这些问题，远不是这次会议能解决的，根据大多数同志的意见，我决定：毛远新同志回辽宁去。三中全会要作政治报告，也应该由我来做，应该由我来准备。至于党中央的人事安排，须经政治局讨论后再由三中全会通过。现在我宣布散会！”

这是江青一派参加的最后一次政治局会议，也是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力量与江青等人的正式摊牌。几天之后的10月6日晚，“四人帮”被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