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中国青年报记者7日专稿，从汶川到玉树，整个救援体系和细节都在被地震这个幽灵倒逼着全方位进化，而人类从智慧、行动力到心魂之间进化的速度能否追上地震神出鬼没的脚踪？去汶川时，光机场安检就花了4个多小时，而这次白云机场一路绿灯。快速背后是整个国家应急体系的提升时隔十天，王景超依然不忍回首4月14日上午看到的那一幕：玉树第三完全小学一处倒塌的废墟下，十几名孩子已经停止了呼吸，“他们大多趴在课桌上，背上压着一根重重的横梁。”王景超是玉树州消防支队参谋长，仅4小时前，他和战友们还能听到孩子微弱的呼救声，为了抢时间，他们徒手刨挖石块，有人手磨出了血。
如果再多一段时间，悲剧本可以避免。“地震中垮塌的10间平房已申报为危房，不久将被拆除。”第三完全小学校长尼玛江才说。让他更为懊恼的是，汶川地震后，他们每个月都给学生们讲地震安全知识，但“地震就那么几秒钟，孩子们根本来不及反应”。当日7时49分地震突发时，王景超和战友们正在出操。4分钟后，全体60名官兵集结完毕，队长康自福命令大家：“先去学校！”“职业敏感之外，也借鉴了汶川的教训。”康自福回忆说。8时10分，王景超率领一支20人的救人小分队出门时，结古镇的街头已是哭声一片。道路堵塞，消防车开不出去，王只好救完一个现场，拦一辆小面包再扑下一个，“人少工具少，只好一边救人，一边等外援。”最先向玉树进发的一支外援来自广东。地震当天下午2时20分，公安部给广东省公安消防总队打来电话：“集结300人，火速赶往玉树！”珠三角各支队接令时，还听到另一个要求——有汶川赈灾经验的士兵优先。仅1小时40分钟后，第一批157名官兵登机赴西宁。集结速度如此之快，广东省消防总队战训处处长邓梁至今都觉得不可思议。
“听说汶川地震后，我们第一批去的部队，光安检就花了4个多小时，而这次，白云机场应急办就开辟了绿色通道。”邓梁说，快速背后是整个国家应急体系的提升。汶川地震后，国防部与国务院二十多个部门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而国家地震局也与公安部、安监总局等专业部门建立了应急联动工作机制，与之配套的一项革新是督促地方政府加大对专业队伍的培训。以广东为例。仅2009年，广东跨区域的消防演练就有5次。“晚上接到命令一分钟出动，白天是五十秒。”广东消防总队参谋长何锦坤说。地震当晚11时，第二批官兵抵达西宁，300名官兵会师后第一要务就是“建立通讯保障组”——汶川地震时，通信交通不畅曾令许多地方成为营救的孤岛。六部海事卫星电话、几十部对讲机组成了一个总指挥和各个队长间的庞大通讯网络。接着，官兵们被切割成6个大队、10个分队、20个攻坚小组，而为避免6个大队各自为战，何锦坤要求，装备统一放在指挥部，“哪里需要，就调哪里。”入夜，玉树州军分区的一个帐篷内灯火通明，玉树原来的行政规划被19个片区取代，州级领导担任各片区组长。一切似乎都不如汶川地震时那样惊心动魄，广东消防处变不惊的作战布局或许是整个国家救援体系翻新的一个缩影。
晚上8时，率先吹响集结号的是中国国际救援队：110名专业队员、2台救援车、9条搜救犬、2吨医疗设备和药品。此时的结古镇一片漆黑，中国国际救援队医疗队队长侯世科顾不上休整，打着电筒，径直往废墟奔去。
4月18日，第一个“帐篷医院”在玉树州体育场上建立，而一条崭新的生命接力通道早在震后第二天就提前搭起。“在救援现场，医疗队紧急待命，一旦救出幸存者，就被送到广场上的医疗救治点，如果发现内脏破裂，就交给广场的120急救车。而在20公里外的玉树机场，空军也早在等候，随即，重伤员被运往西宁、成都接受更好的治疗。”侯说。“一线医生的救治速度比汶川及时。”曾采访过两次地震的军事记者王敏说，汶川时，虽然救援速度快，但有人却因送医不及时而丧生，“当时有位小学老师地震第二天就被救出来了，但一直被放在路边，等医生赶到时，她已经死了。”
和侯世科一样，同属中国国际救援队的曲国胜也是标准的“拼命三郎”——抵达后的36小时，这位总工程师只睡了4小时。地震当晚，他登上了玉树损毁严重的创古寺，搜集信息。之所以选择创古寺，源于他白天看到的一张玉树遥感影像。那是中国科学院制作的。震后一个半小时，航空遥感飞机就传回了第一批图像。相较之下，汶川地震时的速度要慢很多。
根据该中心主任郭华东的说法，汶川地震两天后，遥感飞机才进行第一次观测。除了实地探访，曲国胜这次也另辟蹊径——救援队的信息保障组在微博上随时更新救援动态，希望网友“为应急救援决策提供信息支持”。在曲国胜眼中，没有信息，就没有灵魂。救援行动与信息搜集几乎同时展开。地震当晚9时40分，玉树职业中学，周国兴和他的20名兄弟手拿专业破拆工具，忙上忙下，但这位四川什邡救援队队长没有料到的是，一直忙到第二天晚上八点，他们“救”出的却是十多具冰冷的学生遗体。周国兴相当沮丧。早上8点多，领导致电让他带上干粮马上出发，但鉴于汶川经验，周国兴硬是要求所有队员别带干粮衣物，而是戴上几套上百斤的破拆工具。果然，在民族宾馆的救援中，破拆工具成了惟一的救命稻草。
4月14日晚上11点半，指挥部给周国兴打电话，让他们从职业中学赶到民族宾馆救人。现场虽有几百名当地武警，但因没有装备，大家只能一直靠手刨。营救方案确定后，操作过程并不复杂：用大锤将水泥板打烂，用破拆工具把钢筋剪掉，修一条生命通道，通向被困人，凌晨一点半，人被救了出来。此情此景，让周国兴仿佛回到了两年前的汶川。汶川地震发生后，他也是被临时从另外一个地方叫到什邡莹华中学——当时四十多个武警由于没有专业设备和经验，无从下手。
武警部队当时独自营救的窘迫，新华社在后来的报道中这样描述道：武警救援队几乎动用了所有的力量，仍然无法把女孩拉出来。有人建议截肢，随即遭到否决……营救人员不得不采取最原始的方法：头朝下探进女孩被困空间，用榔头、电钻、千斤顶和一切救灾现场能找到的小型设备，一块块敲下压在她身上的混凝土块……尽管事后统计表明，汶川地震中总计有95支专业救援队参与其中，但士兵们徒手作业的镜头，几乎贯穿汶川地震救援的所有现场，而吊机挖掘也曾被使用，“如用吊机，一根柱子掉下来，可能容易把人砸伤。”广东省消防总队战训处处长邓梁说。
汶川地震后，军队加强了专业救援力量的建设。一个兵种部队非战争军事行动力量体系已经初步形成，而玉树地震后，这个体系将被扩大。在政府部门，汶川地震后一个明显的革新是装备。但一个矛盾的现实是，装备多寡并不依当地灾难危险系数而定，而是被当地财政富裕程度所左右。汶川地震时，广东消防只带了2台生命探测仪，玉树地震时，他们带了9部，声纳、雷达、视频三种都有，库存更高达50部。而地震带上的玉树消防部门因资金匮乏至今连一部都没有，但距离更近的王景超他们第一天就救出了186人。
地处4000米海拔的玉树，空气含氧量只有平原的65％，周国兴和队友们忍着头晕恶心把一名伤员从废墟上抬下来，八百米的路走了40分钟。为了让队员们节省体力，他被迫调整作战规律：原先两个小时一次的轮换缩短为半个小时。直到广东消防队里有人出现脑水肿，周国兴才第一次意识到高原的威力。
4月17日，玉树抗震救灾指挥部下令广东、山东两省的消防官兵撤回。公安部的数据显示，90％的救援人员出现了高原反应。除了高原省份，没有哪支外援省份曾接受过如此残酷的训练。汶川地震后，中国国际救援队曾考虑在昆明建立高原训练基地，“但还没等建立起来，高原就地震了。”曲国胜说。即便是已经经过高原长久历练的空中部队，这次亦面临新考验。
玉树没有火车，重伤员只能靠飞机空运至附近省市。一时间，比拉萨机场还高500米的玉树机场成为灾区惟一的生命通道，但并非所有的机型都具备飞行条件。高原地区空气的稀薄对飞机发动机功率要求很高，除了空客319，只剩空军伊尔－76运输机可以胜任。而加之飞机机龄等方面限制，广空政治部宣传处宣传办主任武艾丽说，大部分的空运任务都落在广空运输航空兵某师肩上。14日下午开始，8架伊尔－76如同织网一样往返于玉树和成都等地之间。
第一个考验来自玉树机场自身恶劣的条件——海拔3908米，是国内少有的高原机场，“从高处俯瞰，机场跑道就像掉在峡谷中的一根针，周边的山比飞机起降航线还高，稍不注意就有危险。”武艾丽说。
4月14日下午，广空一架伊尔－76飞机从北京南苑飞往玉树机场，本来2个多小时就能到，因为遇到大逆风，足足飞了3个多小时才到玉树机场。而为了节约时间，一些罕见的飞行手段被启用——超常规直飞、直接近进着陆，“这给每条航线节约了40分钟以上的时间。”武艾丽说。但一个新的难题接踵而至。由于玉树机场负荷有限，只能停放三架飞机，一些后来的飞机甚至不得不在空中盘旋等待降落。“24小时连轴转，有时为了加快卸货，飞行员经常吸几口氧气，转身就帮助搀扶伤员、装卸物资。”武艾丽说。要命的是，这座2009年8月才建好的机场，什么夜航设施都没有。
15日，一架运载应急助航灯光设备的飞机抵达玉树机场。平常的机场都是双跑道，一个车载灯光能保证2500米的跑道，而玉树机场只有一条跑道，但有3800米长，这就需要采取应急措施。“扩大灯的间隔。”参与夜航保障的成都空军夜航保障队李连长说，每天都是深夜两三点才收工。
就在夜航保障队布光之时，在北京南苑机场，广空丁毅机组正担负运送309医院救护队到玉树的任务。抵达玉树机场上空时，舱外漆黑得连山的轮廓都看不出来。丁毅一米一米地控制高度，飞机始终在平稳下降。“突然一股气流让飞机左右摇摆起来，丁毅迅速地压杆蹬舵，化解了偏离航向飞行的危机。”武艾丽说，机场仪表着陆系统虽然准确，但如果按它的指示保持，进场高度高，不利于伊尔－76飞机安全着陆。丁毅改用目视灯光，调整高度及姿态，按适合的航迹飞行。“6km……1km……高度50米……”马上就要进跑道了。“收内侧油门，收外侧油门。”丁毅下达一连串指令，机械师平稳地收光油门。飞机机轮虽平稳接地但危险仍在。高原机场飞行增速比内地大，如果着陆太靠前或减速不及时，就可能冲出跑道。丁毅再次下达口令：“反推，阻流板减速板！”并开始使用刹车。
地震发生下午，玉树县民政局局长马有福要求向灾民分发仅有的600顶帐篷。在一处空地上，玉树县民政局科员郭浩让灾民排好队挨个领帐篷，但根本没人听，大家一哄而上，一会就抢没了，没有领到的，就围攻郭浩和他的同事。最后没辙，有的悄悄走了，有的在部队护送下才离开。郭浩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他很能理解灾民的心情，“我们这儿早晚温差很大，晚上降到零下三度，但好多人被子都没挖出来，有的还失去了亲人，受灾群众多，物资少。”
震后第二天，青海省民政厅运来第一批物资，但秩序依然混乱，直到五六天后，物资不断从各地涌入，哄抢帐篷的状态才稍微平息。但截至4月25日，马有福说帐篷缺口仍有15000顶。帐篷不够，但矿泉水却过剩。“到哪都没人要。”郭浩说，我们这是三江源，虽然地震了，但水还是干净的。这种信息不对称的例子，在玉树州体育场俯拾皆是——墙上贴满了寻人启事；一位母亲为了给小孩找感冒药，找了好几拨人才找到一个外地的儿童医生。“混乱的根源和汶川一样：缺乏一个共享公共信息平台。”一位曾采访过两次地震的记者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民间机构反而在这方面先行一步。
4月16日，一个名为“友成灾后社会资源协调平台”的组织在西宁成立。发起人是友成扶贫基金会，其他NGO如救世军、山水机构、青海社工均积极响应。“每天，我们都会将信息汇总后制作成工作简报，发给政府部门和其他NGO。”友成一位相关负责人说，“大家可以各取所需。”这同样是汶川的遗产。汶川地震后，大量救灾物资来不及发放，而如潮的NGO和志愿者，却陷入混乱。
看在眼里的友成扶贫基金会理事长王平急中生智，临时创造出了一个“NGO与当地政府合作救灾的协调平台”，这次运用得更为娴熟。作为官方救援的补充，民间救援的身影也更加灵活。结古镇的一座危楼倾斜了20度，楼梯都震碎了，但地下很可能还有生还者，蓝天救援队的“一马青尘”和队友打算从电梯垂降，旁边的官兵说没法下去，但最终，民间救援队带有垂降设备就顺利下去了。一位母亲的母乳根本不够两个孩子喝，蓝天救援队在微博上发了消息，第二天就有奶瓶奶粉送过来了。
在玉树，看不到汶川地震时的哭天抢地，失去亲人的人们表情平静地念经，喇嘛和活佛取代心理医生，成为玉树灾民心中最大的精神支柱。99％的玉树人都信仰藏传佛教，这导致玉树藏民对生死更为超脱。“活着的人很少担心自己活不下去，反而担心死去的人不幸福。”加措活佛说。加措来自昌都，那是西藏离玉树最近的一个县。
玉树人大多把遗体交给喇嘛处理，周国兴“入乡随俗”，每挖出一具遗体，他不像在汶川抬到统一的地方，而是放在路边。很快，就有喇嘛过来包裹、诵经，然后一个一个背回寺院。“西山下的天葬台，结古寺的喇嘛手持火把，点燃了葬礼之火。殷红的火焰和漆黑的浓烟蒸腾而起，接着便扶摇直上”。
如果不是藏传佛教信徒，很少人有能真正理解《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柴春芽在日记中记录的这个宗教场面。玉树地震之后，从藏区各地纷纷赶来的近万名僧人，在结古镇各个停放或者火化尸体的地方，念完七天的度亡经后，返回各自的寺院，继续为此次地震中丧生的人们诵经直至四十九天结束。“一个人走的时候会出现灾难和诱惑，但他需要明白不要怕，念着《西藏度亡经》相当于死亡指南，而超度是要告诉他死亡与下一次出生之间该怎么走。”加措活佛说。
宗教、文化的差异，提醒专业救援队员们每一步都要小心翼翼，而语言的差异，也给救援带来意料之外的障碍。14日的扎西北路上，王景超正和废墟下的一位老婆婆对话，但由于语言不通，双方都糊涂了。王以为她的胯被压住了，但等她孩子回来翻译后，才知道是脚被压住了。“如果是胯被压住了，要搬动上边的横梁，但如果是脚，救援难度就要小得多。”
4月21日，地震发生一周后，五星红旗再次为遇难的普通人而降。是日，仅用了8天的玉树重建方案出台，青海省省长骆惠宁说，青海计划将用5年时间建设一个新玉树。太阳下山了，王景超的车往玉树机场的方向开去。“路边有卖杂货的，也有卖菜的，生活还要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