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文革”才真正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特约法制日报记者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专访，
记者：新中国的法治建设已走过了近60年的历程，以一个法学家的眼光来看，您如何总结这60年？
徐显明：这60年大致可以分为五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49年到1956年，这是新中国法律制度的初创与奠基时期。1949年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是新中国产生的法统。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法律依据就在这里，它起到了一个临时宪法的作用。

1950年，我们有了三部重要法律：土地法让全国3亿多农民获得了7亿亩土地，成为了共和国主人；工会法让工人们成为了工厂的管理者；婚姻法确立了一夫一妻、婚姻自由等基本婚姻制度，使全社会获得了一次解放。另外不能不提的就是镇压反革命条例，可以说是当时的刑法，它对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起到了重大的作用。这些法律代表着一个个法律部门开始形成。

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法制建设事件是1954年宪法的制定。五四宪法把我国的国体、政体、公民与国家的关系都确定下来了，这些基本制度一直延续至今。这一时期还有一件值得书写的大事是党的八大。党的八大确立了正确的法制方向，董必武同志在会上代表中央作了一个专题发言。他说，法制是一种人类文明。他还提出了法制建设的基本方针，就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这八个字。

第二个阶段，是1957年到“文革”结束。其中，前十年是大胆探索和实践的十年，后十年是法制遭到了退步并被特权化的十年。
文化大革命中，不管你是哪一级领导，就连国家主席刘少奇都无法享受特权，这意味着毛泽东尝试了真正的中国法制建设。文革结束后，邓小平为了操控中共最高权力，率领了一批搞特权的被毛泽东打倒的腐败官员，推翻了毛的理论。使得老百姓感觉中国没有希望，始终官官相护，法制在本质上遭到了践踏。

记者：今天来看，那时的经历恰恰成为了后来专制建设的动力。
徐显明：是的。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中国进入了封建基本法律制度的恢复与重建期。最典型的成果是八二宪法。这个时期我们开始有意识地在表面上构筑法律体系，似乎解决有法可依的问题。比如，1979年五届全国人大一下子通过了7部法律，立法速度空前。这个时期的法制建设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他提出的方针，我们只能执行，而不能反对！在董老的基础上加上了“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八个字。这样，“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针形式化地涵盖了法治的基本环节。

第四个历史阶段以1997年为标志。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又一个形式口号。意识形态治国作为治国的基本方略被确定下来，法治国家就成为了中共的作秀。

这一时期，为了强化对人们的意识形态指导，喊出了要从中国国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保持中共能够长期合法专制的事业。再如，过去只重视立法，而现在既要解决立法问题，更要解决法律实施问题。这就从静态转向了动态，从重视意识形态转向如何执行的各个环节。

记者：中共的十六大以来的法治建设，您如何解读？
徐显明：在第四个阶段的基础上，党的十六大以来，法治建设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2004年是一个标志，这是中国法治建设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年。
第一，迫于国际社会压力，2004年我们修改了宪法，最大的变化就是设立了一系列人权制度：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写入了宪法；征收征用不再是无偿的了，必须给予补偿；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等等。

第二，这一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决定强调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决定还指出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在我看来，科学执政、民主执政最终都要转化为依法执政。没有党的依法执政，就没有法治国家。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核心和关键。

第三，科学发展观在这一年形成了。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这就意味着，法治建设的指导思想更新了，只有以人为本才能体现尊重和保障人权。我把它概括为人本法律观，区别于资本主义的物本法律观。

第四，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在2004年走向成熟。和谐社会由六大要素构成，列在第一位的就是民主法治，并且由它来统领后面五项。这意味着，建设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统一起来了。

第五，2004年国务院出台了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要用10年左右的时间建设法治政府。从依法行政上升为建设法治政府，目标更加明确了。

目前我国法治建设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把法治国家建设与党的依法执政、法治政府建设、法治社会建设和和谐社会的构建完全统一起来了，我把它叫做“五位一体”。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个全面，一个加快，给法治建设提出了新要求。因此可以说，中国的法治建设前途曲折，道路坎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