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南方周末记者25日专稿，当凶猛的泥石流吞噬了半个舟曲，却少有人提及，舟曲本就是建在泥石流之上的城市。与自然如何共生，从来是舟曲人一道命题。半个世纪来，城外的大山遭受“剃刀”式砍伐，城内的膨胀扩张冲破了祖宗划定的边界。谁胜谁输，在舟曲人对大自然、对环境大肆掠夺与破坏之后，答应总是如此残酷。
8月10日过后，几场淅沥的秋雨带着凉意，恶作剧般撩拨着舟曲人的神经。雨声让惊魂未定的人们感到恐惧，市民相传，舟曲县政府约定泥石流警报将以锣为号，锣响立即疏散。
舟曲人终究没有听见锣声，却只见城北的三眼峪沟泥沙俱下，洪涛滚滚。就在这里，3天前的深夜，泥石流如猛兽般脱缰而下，从三眼峪沟直涌舟曲城，冲入城南的白龙江。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当泥石流覆没半个舟曲时，却少有人提及，舟曲本就是建在泥石流冲击而成的泥地上。换个说法，没有泥石流，便没有舟曲城。
从空中俯瞰舟曲，县城地势一览无余。这座深处高山峡谷中的城市，正好位于三眼峪沟与罗家峪沟的汇合处。据中科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教授马东涛介绍，千百年来，泥石流在汇合处淤积，形成了一个面积约0.87平方公里的空地。从三眼峪沟的沟口到白龙江边，这块地看起来就像一把扇子，从地理上说，这是泥石流在漫长岁月里形成的堆积扇。
由于泥石流堆积区地形相对开阔，人类自然在此聚居，舟曲县城和城郊的10个自然村，就坐落这把“扇子”之上。
城市占据了泥石流的堆积区，泥石流需要积聚更多的物质和更大的势能重新占领它的领地。于是，一场人与泥石流的拉锯战就此展开。
泥石流最近一次向舟曲人发威还是18年前的夏天，在45分钟内，三眼峪沟共冲出10.6万立方米泥沙，冲毁房屋344间，死伤87人。
三眼峪沟流域属白龙江左岸一级支流，是一条灾害性稀性泥石流沟。8月14日，距离“8·7”泥石流已是第七天，南都周刊记者溯流而上，徒步攀越数公里，沿途依旧可见泥浆冲刷峡谷留下的灰褐印迹。雨水带着山里的淤泥进入河道，在一些高落差的流段形成黄色瀑布。
海拔落差为泥石流预备了天然的发生条件。三眼峪沟流域最高点海拔3828米，最低点的海拔仅有1340米，落差高达2488米。两侧山坡坡度大都在50度以上。8月7日这场泥石流，让三眼峪沟内累积了2000万立方的堆积物。8月10日，中科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教授马东涛对媒体忧心地表示，在未来的一个未知时间，泥石流必将卷土重来。
早在1996年，舟曲县就开始治理三眼峪沟。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区域地质调查队高级工程师范晓，曾在白龙江沿线作深入考察。据他介绍，治理以1992年泥石流作为参照，按照50年一遇防洪标准进行设计。在大眼峪沟、小眼峪沟和龙庙沟中共修建拦洪坝13道、停淤场1个、排导沟1.2公里以及防冲槛24道。按照设计规划，工程使用年限为12年，可拦阻3到4次泥石流。
在今年7月，一个崭新的拦洪坝刚刚完工。参加施工的三眼村村民杨成，还在抱怨没拿到工钱，却不想与工友们4个月的辛劳瞬间土崩瓦解。当180万立方米的泥流挟带巨石，如一只失控的公牛，不由分说地撞开一切阻挡时，人类的苦心经营不幸成了车前螳臂的玩笑。杨成参与建造的4座拦洪坝，耗资794万元，耗时4个月。如今，在三眼峪的沟口，只能见到成为废墟的残体。
防洪坝也非一无是处。一块重约2000吨的巨石，被拦洪坝挡住脚步。杨成认得这块石头，年轻时他与伙伴上山玩耍，还在这块巨石顶上的凹槽里洗过澡。
这里的拦洪坝分为两种：1998年版和2010年版。两个版本的差别是，前者由舟曲县水土保持局主持修建，为坚固的浆砌石坝，即坝体内外均经泥浇筑，挡住巨石的就是这个版本；2010年版由舟曲县环保局主持，为砂浆抹面的堆石坝，坝体内部石头未经浇筑。在被洪流冲垮的断面，记者可轻而易举用手取出坝体石块。“这个工程确实做得很不好。”杨成说。
三眼村村民冯长义告诉记者，今年修建的四道拦洪坝，是由舟曲县环保局招标，经手多个承包商后，才开始动工。
“4道拦洪坝，花了近八百万元，才用了400吨水泥！”三眼村村民杨炳成这句话得到杨成的证实，拦洪坝工程6米宽的坝体，来自临潭县的包工方只在两头50厘米的石头上加了水泥浆，衬砌起来后，直接在里面填进去石料或者沙子。
“现在还不好判断到底是设计问题还是施工问题，”随行的中科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主任陈宁生告诉记者，“从794万修4个坝的成本来看，理论上推测本来可以修得更好。”
陈宁生认为，如此大规模的泥石流被人工堤坝阻挡的可能性很小，“但如果多一些浆砌石坝，则能多卡住一些大石块，它会减小泥石流对下游的冲击。”
实际上，这些已然崩塌的拦洪坝只是规划工程中的拦挡部分，泥石流的排导工程（在沟道两边修筑堤坝引导泥石流顺着堤坝间的沟道走）却始终没有实施。主持工程设计的马东涛承认“没做到位”，后续资金严重不足。
泥石流如一把迟钝的钢刀，将舟曲县城这把“扇子”划为两半。如此地势下的舟曲，似乎天然危险，祖辈们却有惊无险地繁衍了几千年。
已逾古稀之年的舟曲文史办公室委员张勤，对这座城市知根知底。宋代以前，舟曲是藏羌两族的地方。南宋末年，陕西汉族官员为避元军来到舟曲，自此有了常住汉人。清军入关后，汉族和其他民族大举进入。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舟曲的名字一直是“西固”，这意味着中央政权对此地战略位置的重视。汉人在几百年间完成了对这里的教化。城北一处古庙楹联写道：里有仁风温恭俭让民俗厚，人无虚气勤劳朴实志趣高。横批是，西风晚照。
舟曲在史上亦为灾难多发地。据《舟曲县志》记载，仅1950至1990年的40年间，舟曲境内有记载的较严重的雹灾、暴雨、山洪灾害就多达23次。舟曲人说，天空中飘过一片云，或许就是山洪的前兆。
那时的舟曲，是个交通不便、政令不畅的边陲小镇。人们习惯幽谷伐木刀耕火种，县城不过是喜好群体生活山民的聚居区。到1949年前，舟曲的人口仅为一万人。县城的规模，约为现在的三分之一。
曾负责过舟曲县城规划的吴宇文老人带着南都周刊记者，察看老城城墙遗迹。原本高达5米的北门，如今一半已埋入土中，此处距离三眼峪峪口约1公里。原东西城墙外各有一条宽十几米、五米深的排水渠道，水从城北山沟中来，经渠道流入白龙江。“8·7”泥石流冲击带的轨迹，即是原来东边的排水渠路线。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舟曲县城与源于城北山谷的泥石流相安无事。始建于宋代的古城墙，公平划出了人类生存与自然威胁的边界。但在1949年后的60多年间，舟曲县城扩张加速，城墙被当做城市发展的阻碍被拆除，城外的村庄与城内连为一体。排水沟渠也被星罗棋布的房屋挤压到原来的三分之一宽。
“人不给水留出路，水就不给人留活路啊！”舟曲县教育局职工杨明义坐在自家庭院，朝着秋夜朦胧中的大山不住感慨。
吴宇文回忆，1987年舟曲开始了历史上的第一次城市规划，吴时任规划局要职。“我记得做规划时正好甘肃省副省长来这儿视察，也参加了会议。”他记得清楚的一点是，城南白龙江的北边那一片狭长地带，要规划成突发灾难疏散地带，防止意外。“这个地方是不能修房子的，但是到最后没有执行。”
彼时的舟曲县城已经显露出臃肿之势。公家私人都看中了这块开阔地。甲单位申请搞基建，乙单位申请盖宿舍楼，水电局、石油公司、防疫站、林场都来了。碍于规划方案，报批方案上一律写“临时性建筑”。这是一个在面子上让申审双方都过得去的说法，等到施工完成，“临时建筑”已是既成事实，疏散带的方案就“临时搁置”了。
1996年版舟曲县志上，记载了规划10年后此处的“发展成就”：昔日城南荒芜的广坝沙滩，已建成一条900多米长的繁华的商贸大街。“8·7”泥石流堵住白龙江形成的堰塞湖，将白龙江南北岸的商贸大街和滨河南路瞬间淹没。截至8月14日，商贸大街整条街道仍泡在泥水中。
原本东西两条留作排水的渠道两旁，多是农民在荒山上开出的农田。水大的年份里，淤泥将把庄稼冲掉，“但从没冲过房子”。吴宇文回忆说，进入1990年代后，农田上纷纷盖起了住宅楼。城区无房可住的职工挤到城北的月圆村，他们从农民手上买地建房，渠道两边失序的房屋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迷宫。
“如果现在那些地方还是农田，田地能承受一部分泥石流，下来的可能就是洪水了。”吴宇文有些无奈，“但这是不可避免的，都要进城，很多职工没房子住，农田就慢慢都建成房屋了。”
泥石流发生前，四方面壁的舟曲县城已接近扩张极限，吴宇文告诉记者，舟曲县政府已动手开发东部瓦厂村，一些楼盘距白龙江主河道仅数米之遥，人水对决已成剑拔弩张之势。但那是舟曲人最后的开发可能。
不少本地人都声称预测过舟曲将有大祸。生于大清朝的爷爷对张勤如是说，生于1966年的杨明义对儿子亦如此说。
舟曲人对泥石流并不陌生。舟曲县教育局杨明义在县城几公里外的山上长大，他记得村后有一条河沟，村民修房子时会远远避开，泥石流每年都会有规律地暴发。泥石流下来的“壮观”景象，杨明义至今印象深刻。“只有石块撞击的声音，轰隆轰隆，听着像闷雷打到地面上。流动的速度比水流慢很多，像蛇一样，但所经之处无坚不摧。”
从地图上看，舟曲位于青藏高原东缘与南秦岭交接处，山大沟深，四季分明，早在1949年，这里就是甘肃省重要的林业基地，植被覆盖率在80%以上，六成以上的舟曲地表为原始森林覆盖。
但是靠山吃山，舟曲人对木头的依赖有如无法断乳的孩童。县志记载，在1980年代，舟曲人烧柴每年要消耗近10万立方米。如今虽然早已封山禁止私人砍伐，但还会有人会偷偷上山砍木头回家生火取暖。这是世代舟曲人的生活方式，杨明义认为泥石流大祸是“落后”生活方式的恶果。
自然主义的生活如今在他看来充满罪恶，但燃烧的木头却是他最温暖的记忆。“一家人团团围住火堆，里面烧馍馍，烤洋芋，满屋子的香气。善于说故事的人往那一坐，大家都瞪大眼睛听他讲。每晚都是这样的。”
1980年代，恰巧社会学家费孝通到甘南考察，在文章《甘南行》里有一节《白龙江话林业》提到舟曲林业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变迁：白龙江流域是我国重要的林区,盛产云杉、冷杉，面积二百二十万公顷, 木材蓄积量一亿五千六百万立方米，1958年实现公社化,森林全部收归国有。1966年建立了直属于林业部的白龙江林管局。1972年下放到省由川、甘分管。
藏族朋友告诉费孝通，林区里住着16万多居民中，九成是藏族。他们历代以林为生，这片森林同时也就受到居民的保护和栽培，因而能经久不衰，保持了山清水秀、熊猫出没的胜地美景。
1952年，白龙江林业局成立，在之后的20年里，林业局从东北和四川调入一万多名林业工人。现年75岁，籍贯河南上蔡的朱海彦于1966年从东北林业局调入舟曲，从此在此地扎根。
在白龙江林业局，朱海彦和工友们每天开着大型机械，来到大山深处进行采伐。朱海彦记得自己砍伐过最大的一棵树，直径有4米多，“我开拖拉机装的，树把解放车的钢板都压坏了。”那是老伐木工人骄傲的回忆，“树桩上可以好几个人躺着睡觉。”
“想一想，1万多名工人整天用现代化工具在这林区里砍伐木材，像是用剃刀刮胡子那样, 怎能不会很快地把白龙江两岸的山坡一片片地刮得精光？”费孝通不无感慨地写道：“听说林场和原来林区的藏民不同，对这个丰茂的林区除吸取经济收人外别无感情。砍伐很积极，栽培则无心。”
据统计，舟曲县林业局在成立后的35年间，累积采伐森林面积189.75万亩，生产木材276.74万立方米，平均每年采伐量为12.33万立方米。以15棵树为一立方米计，舟曲县每年要砍掉180万棵树，30余年中，4000余万棵成材树木倒在伐木机下。
县志对这30年采伐的定论是：乱砍滥伐，盲目生产，采伐量大大超过生产力，加之管理混乱，森林资源遭受严重灾难。
在费孝通考察白龙江的1980年代，森林面积已较1950年代缩小了三分之一，木材蓄积量少了四分之一。白龙江流量减少了约8%,含沙量却增加了60%, 白龙江变成了“黄龙江”。县志记载，全县森林资源每年以10万立方米的速度逐年减少，生态环境超限度破坏的连锁反应，已带来越来越多的泥石流、滑坡等一系列严重灾难。
1981年，一场特大泥石流灾害让舟曲人第一次尝到了掠夺资源的苦果。当时5000万立方米的泥石流倾泻而下堵塞了白龙江，主城区被淹，幸运的是，除了农田房屋被淹外，人员伤亡不多。
费孝通认为破坏森林的责任全算在林管局的账上是“不公道的”，而应归结为“那个时代过左的政策造成的恶果。”
1980年代以后，舟曲在以营林为基础的方针下，减少采伐量。“春天也造林，但确实不大认真,”朱海彦说，“年年都在一个地方栽，没有人维护，成活率当然不好了。”
1998年国家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白龙江林业局有四成工人下岗。山民亦在禁伐之列，山上的一亩三分地只能管温饱，年景不好时还会饿肚子。他们得找点新活法。2003年，杨明义被借调到县非典防控办公室，负责登记从外地回乡的打工者。在那里他吃惊地发现，只有10万人口的舟曲竟有两万人外出打工，“五分之一都跑出来了。”
越来越多的山里人希望去外面的世界碰运气，包括藏族人。狭小的县城在后林业时代承受舟曲人致富的梦想。人们从山里拥进县城，在这里开始与祖辈完全不同的生活。1990年，舟曲城关总人口为15000，到“8·7”泥石流发生前，常住人口已增加到5万。20年间，人口翻了三番。
25岁的尹飞跟表哥尹吉新在靠近一中的街边租了套两居室。他们是舟曲果耶乡前山村的藏族村民。在一年中的绝大多数时间，尹飞兄弟都在县城，只在春节时才回村子里呆上几天。
尹飞说，在频繁的接触碰撞中，汉藏两族彼此影响。汉族人已习惯大碗的青稞酒，藏人身着汉装，在集贸市场上操着流利的汉语砍价。在县城机关，汉藏结合的家庭也并不鲜见。
2008年，在甘肃民族师范学院完成学业后，尹飞回到舟曲。他现在的身份是商人，舟曲的水果拉到三百公里外的甘南合作市，一年下来能挣个一万八千的。这样的收入并不算多，在舟曲却也可以过得舒坦。每月200元的房租之外，他尽可以享受物质带来的欢愉。要知道，在前山村，每年收入最多只有现在的十分之一。
泥石流发生时，他和表哥正在前山村老家。第二天他们在大山里走了两个小时，才搭上去县城的车。他们报名做志愿者，给救灾的人送水。尹飞喜欢县城，“老祖宗住在山里没办法，肯定还是城里方便一点。”
蓄八字须的尹吉新来县城更早。他颇费了一番力气让一对儿女在县城上完中学，儿女们都考上了大学。在村里凭这一点，尹吉新倍感骄傲。
县城学校吸引了诸多山里的家庭。城关一小副校长杨延玉告诉记者，一小的生源里就有三分之一的是借住生。父亲打工，母亲进城陪读的模式在舟曲很常见，月圆村里就很多农房被陪读家庭租住。“8·7”泥石流彻底冲毁了一小和月圆村。“幸好是放暑假，否则后果真的不堪设想。”杨延玉唏嘘道。
泥石流冲垮了半座城，重建是舟曲人见面的热点话题。有人忐忑，隐患还在，住下去阴影难消；有人恋旧，不愿搬离，宁死不做他乡客；还有人说，走了就对不起死去的人。年轻人倒没那么多想法，尹飞说，无所谓，在哪都行，听政府的。
8月17日，政府终于有了个说法。舟曲县县委书记范武德表示，不可能整体迁移，舟曲县的重建肯定是原址原建。
这算是个定心丸，尹飞开始着手准备下半年的生意计划。他说过年会回山上，去庙里烧香求个平安。寺庙是村里老人们的寄托，年轻人却很少光顾。对于庙里的事情，尹飞说他信“百分之三十”。“法事不相信，我相信科学。”他说。
2010年8月14日，甘肃舟曲泥石流灾区，一对夫妇料理完亲人的后事从废墟前携手回家。
8月7日那晚，张红红一大家族只有8个孩子在家里留守，却不幸全都被埋在了泥石流下。8个侥幸生还的大人们，这一生却将生活在泥石流阴影之下。
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坐在半倒塌的楼房的废墟上。他抱着头，深埋在两腿的膝盖之间，雕塑般一动不动。旁边的门板上燃放着香烛，摆着碗筷、馍馍、白酒、沾满泥污的布娃娃，还有山上青涩的苹果。月圆村的村民说，他是祭奠在泥石流中遇难的妻子和儿子。
早上刚过八点半，在月圆村的废墟上，开始响起了阵阵鞭炮声，燃烧的纸钱灰飘散在空中。女人们跪在地上哭泣，男人们蹲在泥里默默地抽烟。
8月13日这一天，是舟曲特大泥石流发生的第七日，也是传统的遇难者的“头七”。许多失去亲人的舟曲人，前来墓地或者亲人的遇难地祭奠。
38岁的张家老二张武成，这一天起得特别早。他在忙着准备给孩子们祭奠的祭品。饼干、萨琪玛、火腿肠、娃哈哈，还有矿泉水，他们准备了大半背篓。这些都是孩子们最喜欢的零食，是他从附近的商店里买的。
顺着鳌山寺下的台阶走下去50米，就是张红红三兄弟曾经的家。但三米多高的泥石流中，只挖出房梁的一角。张武成和张红红把麦草点着，再引燃纸钱，然后把饼干、萨琪玛撕开，把火腿肠挨个用牙咬开皮儿，掰成几节，小心放进火里。
65岁的奶奶杨朝梅哭昏死过去，被两个儿媳架回了家。张武成说，这边7个孩子，所以把祭品全部用完。上山去墓地看小儿子之前，他不得不又买了份孩子喜欢的零食。
半山腰上被开辟出一块块玉米田和果园。山路上不时走过身背背篓祭奠亲人的人们，鞭炮声在山谷间回荡。去山上祭奠张武成的小儿子张国涛，张红红并没有跟着来。“自己的俩孩子没有找到一个，他心里很难受。”张武成说。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许多人至今未能找到他们亲人的遗体。一些人只能放弃寻找，先进行民间传统的“头七”祭祀。也有一些不肯放弃寻找亲人遗体的百姓，除了让部队官兵帮忙寻找外，他们也用自己的双手在地上不断地刨。
从8月12日起，部队动用滑翔机在空中向下洒干粉进行消毒。国家卫生部派出的防疫工作组和甘南州卫生防疫部门工作人员也在现场进行大规模消毒，兰州军区化工团的战士也在现场进行干粉消毒，以防止瘟疫发生和肆虐。
张家为继续挖掘孩子遗骨还是放弃挖掘产生分歧。张红红认为，“哪怕是想尽各种办法，也要找到他们，为他们穿上新衣服，让他们走得安心些”，他开始联系私人的挖掘机，每小时六七百的价格已经谈妥。张武成看到了小儿子被挖出来的惨状，认为继续挖，对死去的孩子太残忍，“孩子躺着的地方，也是他们真正的家。”
三个家庭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矛盾。为这事，张红红和张武成兄弟俩第一次吵了架，还差点动了手。
张武成提出想到三眼峪去看看。“一是太憋闷了散散心，二是要看看平常温顺的三眼峪为什么突然变得暴虐起来。”
8月7日晚10时许，张红红一家6口人去2公里外北山脚下的自留地里浇灌玉米。去早了，三眼峪渗下来的泉水不够用；去晚了，水就被别人家抢了先。父亲张全生去给过世的亲戚守夜，二哥张武成去临乡的迭布干建筑活儿，没有来得及赶回来。家里只剩下大到16岁、小到6岁的8个孩子留守。
夜里11时50分左右，三眼峪峡谷口突然传来巨大的轰鸣声，震得脚下的大地都在战栗。母亲杨朝梅最先发现，来不及一一通知，大喊一声：“快跑！”除了半山腰上看水管的大哥张庚成没有听见，其他5人四散逃开。
张红红用手电筒一照，只见一堵十余米高的黑墙向自己砸来，离自己仅十余米开外。他顿时乱了方寸，没有闪到旁边的高地，而是撒腿跑在了这堵黑墙的前面。
泥石流飞奔而下，阴森的冷气吹在张红红的后脊背上。眼看浪头就要压来，张红红连续跳了6个坎子才爬上了旁边的一棵大柳树。大树瞬即被第一波泥石流推倒，冲出了10多米远。他紧紧抱住树枝随着泥石流漂移。借着手电筒微弱的光，他又抓住了旁边一棵高大的柿子树。尚未来得及喘息，第二波泥石流打来，柿子树被冲走了6米多远。
四周漆黑一片，他打着手电筒四处找树。当他抓住被泥石流打断而垂下的树干，筋疲力尽地攀到第三棵核桃树时，第三波泥石流又一次袭来，他又顺着泥石流向月圆村滑行。不知什么时候，泥浆“脱掉”了他的雨衣，糊住了灯头。他一边挣扎不让泥浆把自己拽下去，一边用衣角的内侧擦了擦灯头。
此刻，张红红反而冷静下来，他四处探照，希冀找到下一棵可以救命的树。这一次，他再没有找到大树，倒是不时照见残缺不全的遇难者尸体在泥浆里滚动，一瞬间，又不见了踪影。
张红红滑行了几百米，泥石流在月圆村最高处的一处的民房后面一分为二，速度也渐渐变缓。张红红趁机爬上了这家的平房，又顺势爬上了二楼的房顶，顿时瘫软下来，没了一丝力气。
趴在平房上的张红红反倒没有了恐惧，脑子里一片空白。但他清楚地记得泥石流下来了六波。借着亮如白昼般的闪电，偶有两层楼高的巨石在泥浆里滚动。泥石流过后，就是奔涌的大水，把泥石滩冲开了一个巨大的口子。
8月8日凌晨3点多，大水渐渐变小，对面皇庙山上传来的哭泣声渐渐清晰，山上庙门前闪着点点微弱的光，惊慌失措的人们纷纷到高处避难。
天刚蒙蒙亮，张红红找来两块木板铺在泥浆上，以免自己陷进去。两块木板交替向着鳌山寺的方向铺去。他已分辨不出家在哪儿，那里已经被夷为平地。但他知道他们弟兄三人的房子就在月圆村最高的地段，就匍在鳌山寺的脚下。
直到傍晚，母亲和妻子以及大嫂、二嫂才平安归来。父亲被武警战士背回了家，大哥九死一生，被从泥石流里挖了出来后送往天水急救，二哥也从迭布辗转回到了家。弟兄3人,共16口人，此次灾害却夺走了他们家8个孩子的生命。
张红红躺在父亲磨坊里的空地上，上面铺着亲戚救济的床单。一家8口人将就挤在两间狭小的房间里。米黄色的便携式手电筒浑身泥巴卧在墙角，从那一晚起，张红红开始视它为有灵性的东西。
回到家的张红红，没有去找人。他借了邻居家的一把铁锨，走向覆盖他平房的泥石流，他认为8个孩子也许还有活着的。舟曲积累着几百万年来从新疆等地吹来的黄土，黏性强，又太软，使人无处下脚。他和邻居们抬来木头、木板铺成一条小路。
他先小心地走过一排木板，迈过一个泥里的沙发，再踏上一台液晶电视的壳儿，才走到原来家的位置。深达3米的泥石流，淹埋了他们兄弟三人的一栋平房和两排二层小楼，里面是他们的8个孩子。
不久，父亲和二哥也加入了挖泥的队伍。泥质太软，泥层太厚，刚挖出盆口大的空间，旁边的泥又陷了进去。中午，顶着毒辣的太阳，男人们坐在泥石流上的木板或者露出泥浆的沙发的一角抽烟、喝水；女人们送来了方便面和开水。一家人在废墟上吃了午餐。
晚上，有条件的人家运来了柴油发电机、发电照明，继续挖掘。张家没有，只好收了工。
随后的两天，张家的亲戚纷纷从外地赶来帮助挖掘，虽然五六位男劳力连续奋战，但收效甚微。只挖出了张武成家二楼一角的房梁，露出里面的家具、电线、被褥，还有孩子的课本，但布局已乱，始终找不到孩子睡觉的小床。没有重型机械，一根压在泥土里的房梁，让几个汉子一筹莫展。
8月11日上午，救援的武警官兵加入到张红红家的挖掘队伍中来。一天就要过去，还是没有发现一个孩子的遗骨，就在官兵要下撤的时候，他们发现了一个孩子的背部。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努力，6岁小男孩张国涛才被挖出。官兵本以为他的姐姐也在这里，12日那一天又挖了一天，但始终没有找到。两个人睡在一张床上，男娃娃挖出来了，但是姐姐就没有了，她睡的那个炕上面压着一个大石头。
挖出来的时候，孩子只剩下躯干和一条腿，担心家长难以承受，官兵没有让孩子的爸爸妈妈靠近。孩子的舅舅用床单紧紧裹住孩子，撒上白酒，志愿者喷上消毒水。舅舅和三叔张红红把孩子抬进了临时为他打造的单薄的棺椁里。
棺椁没有刷上油漆，也没有雕刻上花纹。但父亲认为张国涛比其他7个兄弟姐妹要幸运一些。按照娃娃的大小处理，空间太大的话，显得空荡荡的，空间太小的话，娃娃呆在里面就显得憋屈。
按照当地的风俗，爸爸和舅舅为孩子守夜。棺椁被放在月圆村往山上去的村口的松树下面。晚上怕野狐狸来捣乱，棺椁上被压了重重的石头。
据当地的老人介绍，以前小孩夭折，是不能进祖坟地的。并且，他们的棺椁也不会埋在地下，一般只把棺材放在地面以上，用石头围起来。但现在是特殊时期，既来不及给遇难者选择吉日，也没有时间考虑那么多老规矩了。
第二天早上6点，十来人的送葬的队伍就早早地往山上的墓地进发了。孩子的爷爷也去送了，但送到半路上确实走不动了，就哭着回来了。
8月7日那天早上，张武成去舟曲县下面的丽结乡干建筑活儿，晚上9点多的时候还给老婆鲁朝菊打电话，一直打到夜里10点多钟，电话没有人接，欠费停机了。张武成说，就是那时开始，电闪雷鸣，闪电照亮了县城的整个山头，他感觉异常，才给家里打了电话，他后悔自己没有尽早赶回来。
“我大哥三个孩子，二哥三个孩子，我两个，加起来就8个孩子，一眨眼就不见了，最难过的是一对老人，他们与孩子朝夕相处。”张红红说，“我们出去做事情挣钱，孩子都给奶奶带大，有时候背一个抱一个。”
张琪琪是张红红大哥张庚成的二姑娘，15岁，成绩特别好，出事前的这段时间打算去兰州成功学校读高中，手续都办好了。大姑娘17岁，高挑秀气，在县城里面的超市打工。做奶奶的就是偏喜欢几个孙女，天天蹦蹦跳跳的。
鳌山寺孤立于月圆村旁的废墟之上，守望着这个满目疮痍的村庄。
村子中央有棵柏树，约有三四百年的树龄，三个人都抱不过来。8月7日深夜的那场泥石流，把那棵柏树冲到了白龙江的南岸上。鳌山寺的大堂里写着“佑我平安”的条幅，没有保住古柏树，也没有保佑几十米外张家的平安。
“我们家的位置在月圆村是地势最高的也是最好的，但这一次，我们家损失450平方米的房子，光财产就达近百万元。”张红红介绍说，“电器就是没办法说了，光是液晶电视就一台，彩电三台。”
张红红平常开拖拉机搞建筑材料运输，一个月能挣三四千元。34岁的妻子赵东娥是林场的工人。张红红说：“我们家电器基本上是置全的，就像个加工店。”
70岁的张全生介绍说，月圆村是舟曲县城里最好的一块地方，景色很美，很多人愿意到这里住。月圆村的村民勤劳能吃苦，在半山腰上开垦出土地种出粮食。一家每年要养了三头猪。过年时候杀了做成腌肉、腊肉。
但和张家一样，很多家庭辛苦了一辈子就在一夜之间给毁掉了。
8月7日夜里，总量约１８０万立方米的泥石流，从三眼峪夺“门”而出，顺着山势汹涌而下，将位于三眼村东面一侧的３０多户人家冲毁，迎面将月圆村吞没，接下来又从北街、东街村中间豁开，最终一头扎入白龙江。这四个村紧密相连，是县城的人口最密集的一部分。
这道长约５公里、宽约３００米的泥石流带，重创四个村，将县城撕裂成两半。据新华社披露，月圆村２００多户人家全部被泥石流吞没，除月圆村边侧可辨认位置的几户人家开始挖掘外，其余绝大多数仍静静淹没在3米深的泥浆之中。据舟曲县城关镇党委书记闫拥政介绍，月圆村除了在外打工的和上学的学生大概有５０至６０人，全村现场存活人员只有十几人。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达700多人。
舟曲地方狭窄，两山夹一江，整个盆地仅１２平方公里。数十年来舟曲人口增长，而在地域面积无法增加的前提下，所能挤占的地方只有河道了。三眼峪沟和罗家峪沟河道是舟曲县城惟一能够扩张的地方。一些在舟曲县城工作的干部职工在月圆村买地盖房，一些人在河道里建起了小洋楼。
有一栋已经建起被冲毁一半的楼房立在河道边，其对面河道５米以下，则是另一栋在建的楼房。村民说，半边楼旁边有一栋７层楼房，被洪水冲得已经什么都找不见了。
北山脚下的月圆村，村里流淌着一条小溪，这里是整个舟曲的水源地。这里是成片的庄稼地，长着绿油油的玉米地，地头种着核桃树、苹果树和柿子树。
现在，正是当地打核桃的季节。月圆村残存的几棵核桃树，累累的果实已挂满枝头，但如今再不会有人来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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